当下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池莉新写实小说

论文摘要:短短20年，池莉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浪潮。几乎她的每部新作都能引起新的一轮“池莉热”。这科现象的出现，有着深深的社会根源，更是与池莉个人的写作态度息息相关。她深知自己写作的优势，追随着时代的发展，牢牢抓住都市平民关注的当下性问题，将它们写入小说中，为自己底得了读者，也底得了名誉。

自1987年发表中篇、说《烦恼人生》以来，池莉的名字红遍了中国文坛。自20世纪go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期，池莉的主要读者还是一般文学爱好者，而到现在，她的读者已辐射到广泛的识字阶层。她的每部新作的问世，几乎都能刮起一轮新的“池莉热”。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时代的发展以及池莉个人的写作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20世纪80年代的成名期:烦恼人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口号和目标在政治、经济层面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人们心中的现代化梦想被现实的生存状况冲击得七零八乱。随着改革开放的窗口越开越大，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越来越多，“一地鸡毛”似的现实出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惊醒了人们的美梦，也动摇了作家“宏大叙事”的根基。池莉的《烦恼人生》等新写实作品适应了社会的变化，从而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她挖掘了普通市民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琐碎烦恼与世俗情趣，并用一种“还原生活”的新写实创作手法，将现实的生活轨迹改编成故事，写人小说中，从而使她的小说显示出真实的活力与魅力。通过对当下个体生存状况真实、细腻的描写，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在文学创作初期，池莉不断尝试各种文学体裁。以1980年为界，在此之前，她的创作主要是诗歌，而此后主要为小说。因此，她初期的小说更多地溶人了诗歌的意象和境界，如《月儿好》、《少妇的沙滩》、《雨中的太阳》等。池莉曾说:“我的小说首先是为自己写的。为了获得那一种写作过程的愉快。为了在喧闹的城市悄然潜行。……为了某个感动过自己的画面。为了给自己积累自己的玩具。还为了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对于自己来说，这些因素永远与小说同在。永远与我的生命同在。这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态度。在这个阶段，池莉是个写作的模仿者，没有自己的题材，更没形成自己的风格。

摘要：对平衡与不平衡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平衡与不平衡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平衡与不平衡现象是有章可循的、可以被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平衡与不平衡现象是对立统一的、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解决“不平衡”问题提供思想武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解决“不平衡”问题提供力量源泉；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为解决“不平衡”问题提供智力支持；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解决“不平衡”问题提供制度支撑；坚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解决“不平衡”问题提供根本保证。

关键词：；平衡；哲学；社会主要矛盾

在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11）重温同志对平衡与不平衡现象的哲学思考，对于正确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更好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平衡与不平衡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平衡是指几个力同时作用在一个物体上，各个力互相抵消，物体保持相对静止状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绕轴匀速转动状态。平衡与不平衡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平衡与不平衡现象客观存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平衡与不平衡现象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1935年12月27日，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2]（P152）1959年12月，同志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应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3]（P282）2.平衡与不平衡现象循环不已。平衡与不平衡现象始终处于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之中。1958年1月，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文中深刻指出：“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4]（P352）1959年7月，同志在庐山修改相关材料（同志后来将该材料题目改为《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以及反思“”问题时指出：“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5]（P85），“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有贯彻到底……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6]（P97）。3.平衡与不平衡现象界限分明。平衡与不平衡现象是数量关系和质量变化过程的直接表现，数量关系和质量变化是导致平衡与不平衡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同志多次指出，领导干部要做到胸中有“数”：“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7]（P1442），“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8]（P352-353）。同志强调必须重视比例关系，“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9]（P85-86）

二、平衡与不平衡现象是有章可循的、可以被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的

【摘要】本文以国内大量涌现的艺术类线下展会现象为契点，分析艺术类线下展会在全球范围中掀起的浪潮，并解读当下艺术类线下展会的结构设置；收集、汇总国内外艺术类线下展会的资料，在文化语境下将其国内外发展状况进行横向对比，并重点分析国内艺术类线下展会向上的发展趋势。互联网时代下社交媒体的盛行，并没有像前几年那样大力蚕食着纸质出版物的一亩三分地，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和受众意识到电子阅读无法取代纸质的阅读体验，当下逐渐形成了电子媒体与纸媒和谐共生的格局。纸媒不断崛起，基于纸媒传播的艺术类线下展会逐渐展现其生机。

【关键词】艺术类线下展会；文化语境；传统纸媒；包容；文化自信

一、艺术类线下展会的结构

（一）艺术类线下展会的起源

最早出现的艺术类线下活动主要是以艺术家书和艺术自出版作品为主要对象而组织的艺术书展。对于“何为艺术展——展览（Exhibition）还是展会（Fair）”这个问题，在中文语境中：一是“艺术书的展览”（Exhibition），“展览”主要承担的是艺术品展示和供大众观赏的职能。另一种则是“作为展会的艺术书展”（Fair），是专门为艺术家、艺术书创作者、插画家、作家、出版社、发行商、专业印刷商及其读者进行展示、销售和建立联系而举办的一种细分艺术展会。我国近三年流行起来的艺术展大多属于展会这个类别，这也是在展览存在的前提下应艺术家与受众的需求而必然发生的形式。艺术展会通常由具备艺术自出版经验和创作热情的艺术家或相关从业者组织，具有自发、自愿、社群化等特征。区别于传统展览，艺术展会是开放的，体现为艺术专业的不受限制、参展商团体的不受限制、观众门槛的不受限制，不以各类条件限制对话机会。目前阶段的全球艺术展会与传统展览的根本性区别在于，这种“打破专业性”和带有“内部交流”实验性特征的艺术家出版物尚未形成健全的代理机制，无法像传统出版行业的书展一样以版权交易为主体功能，但也在不断完善中。就目前常见的艺术展会，如艺术书展的范围而言，主要包括艺术家书——狭义即以书本为创作媒介的艺术作品,小批量的自主印刷品出版物；内容主题也更广泛。除了参展方自主呈现的内容，主办方亦会策划丰富多样的展览、新书发布会，挖掘艺术书更多的外延（艺术装置、结合互动性的表演），并开展公共教育活动(工作坊、讲座、对谈)等交流活动。

（二）艺术类线下展会举办的常规流程

摘要：胡一川是新中国重要的艺术教育家，曾参与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的组建工作和长期担任主要领导，并在时代洪流中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他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强调艺术教育的特殊性，注重基础教学和综合人文素养，在学术上兼收并蓄，鼓励师生艺术创新，在深入生活中进行创作。其教育思想的形成是历史语境和个人学术背景及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当前的艺术教育有积极启示意义。

关键词：胡一川；教育思想；艺术专业

从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艺术与艺术教育始终维系着千丝万缕的互动互联的关系，但在越来越成为显学的艺术策展与艺术史研究中，艺术教育因处于艺术和教育的边缘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就中国近现代艺术与教育的胶着状态而言，是中外艺术史其他时段所不曾有过的，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艺术家都经历过现代美术学校教育的经历，并且在美术学校的教育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创作与学术链条。因此，对艺术院校及其负责人的教育思想研究，既是了解和研究艺术现象的重要因素，也是继往开来，推动艺术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前提，比如广州美术学院的主要创建者胡一川（1910-2000）。

一、教育实践

胡一川的艺术教育实践，可追溯到1930年代，他结束在杭州国立艺专的学习后，曾在上海大厦大学附中教刻图章，曾在福建厦门讲授木刻技法并担任厦门歌咏团指导。1937年抵达延安后在儿童剧团和抗战剧团工作，1938年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木刻教员，随后带领鲁艺木刻工作团到敌后工作，曾一度担任鲁艺美术系支部书记。1945年之后随部队转至华北联合大学三部、华北大学三部等单位工作。1949年9月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师生进驻北平国立艺专并任党组书记，负责学校接收和改组工作，1950年8月中央美术学院党总支成立并任党总支书记。王博仁曾将胡一川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归纳为“调整管理机构”、“订立政治学习制度”、“教学体系改造”三个方面。1这基本上概括了胡一川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比如成立研究部、美术供应社，设立院务会议、党总支、团总支、学生会、学习委员会、校产委员会、工会、人事科、辅导科等，在教学中增加创作课、政治辅导课，制订创作计划、加强政治和文艺理论学习，参加、下乡下厂等。胡一川同时还亲自为本科生上创作课、构图课。从政治组织、管理机制、教学改革上为新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提供保障并初步奠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新的艺术教育方向。中央美术学院校史也认为：“美院在课堂教学上，将延安鲁艺和国立艺专两方面的长处兼收并蓄，除强调素描、速写教学之外，增加了创作课，并在每学年当中拿出一个多月的时间下乡、下厂，深入生活。过去艺专只有构图课而无创作课。现在中央美院从学生时期就练习创作，并将创作与下乡、下厂活动结合起来，发掘题材，收集形象，进行构思构图。”2当然，更系统体现胡一川意志的是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州美术学院前身）。1953年春，根据全国院系调整计划，胡一川受文化部委派到武汉组建成立了中南美术专科学校，该校由华南文艺学院、中南文艺学院、广西艺术专科学校的美术系科合并而成，胡一川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与中央美术学院组建略有不同的是，三校合并前已经过一定的思想与体制改造，合并工作相对比较顺利，他将解放区的作风和中央美术学院的经验带到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亲自拟定学校章程，设置行政和院系架构，制订教学计划和各项规章制度，使学校在短期内便进入规范运行轨道。胡一川在广州美术学院担任校长直至1983年（除外）。胡一川曾深度参与新中国的艺术教育体系建设，并留下了大批文稿，他的思想见解在教育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性，教育实践也影响了数代人的成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艺术教育家。

二、教育思想

正文】

美术史论教育要为提高国民素质服务

任道斌（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教授、中国美术史博士生导师）

作为美术史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不应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应当有着社会责任感。虽然我们不是救世主，但我们还是有许多事情可干的，尤其在关注社会上应花些力气。

美术史论教学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只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发展速度也较为缓慢。只是最近三、五年才有较大的变化。如除了率先设立美术史论系（或美术学系）的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外，南京艺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等也相继增设了美术学系，这无疑是件大好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发达国家为楷模，争取经过不懈地努力，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如在平均国民收入、产值、住房条件、小汽车拥有、教育水平等方方面面寻找差距，努力追赶。这表明中国人民的省悟与奋发。但是从美术史论教育来进行中西对比者，尚无人进行。其实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发展与精神文明是紧密相联的，二者互补，二者互利，相得益彰。运作好了，就进入良性循环；运作差了，就陷入恶性循环。

摘要：医院财务管理是医院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范了医院的经济行为和会计工作秩序，在提高医院经济效益和经营管理水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对当前医院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医院财务管理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深化和医疗市场的激烈竞争，财务管理在医院的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对财务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人、财、物的作用，降低医院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医院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当前医院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医院领导财务管理观念落后，财务人员素质较低，财务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目前，大多数医院的领导是医疗界专家教授，对财务管理不熟悉，只重视医疗业务的管理，忽视医院的财务价值管理。

一、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

1人员结构复杂，价值观多样化国有企业是吸收社会劳动力，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的重要平台。目前，有的国有企业的人员数量很庞大，同时因企业发展需要，陆续招收引进一些新员工，企业干部员工的人员构成、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社会阅历、劳动关系、收入水平都在发生很大变化。新员工如“80后、90后”青年员工群体，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大政策一起成长过来的，物质比较富足，接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知识文化素质都较高，对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发展机会等有更高的要求，与父辈们相比，思想、经验、阅历等有着天壤之别，新老员工在思想领域发生激烈碰撞，出现新的问题和局面，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2文化多元化发展产生不利思潮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经济不断壮大，多元的文化和思潮不断涌入，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国企发展的言论，如“国企垄断”、“国企低效”等，特别是近年来，像中国铁道部、中石化、中国移动等国企出现的腐败事件，更是把国有企业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引起全民对国有企业的质疑和猜测，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3企业政工人员机构少、沿袭传统的简单说教，方式落后，效果差有95%的走访企业都设置了负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机构并落实了一些人员，也有一些企业，是为了“迎检、迎评”而设立的“政工室”，人员则是兼职负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的企业政工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流于形式，疏于深化，开展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时就像“传声筒”，拿着稿子念一些“假、大、空”的文件或政策，照本宣科；一些普通的政工干部因为手中不掌握任何的“权、钱、人”等资源，对干部职工面临的实际困难、切身利益诉求无法给予解决，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被职工认为是“没用”的活，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热情期盼变为失望、消极不配合。4存在着不安定的因素随着国家和社会的深入改革发展，企业经历用工制度、医疗、失业保险、住房及其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有时出现利益分配不公平、职工权益损失、工作生活保障缺失等情况，特别是一些企业在征地、拆迁、安置工作不细致到位，与群众关系紧张，甚至出现冲突事件等。这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制约了企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

二、新形势下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思路

1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制度和机制首先，企业负责人要高度重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以国企党委统一领导、一把手亲自抓、各分公司和各下属单位负责人具体落实，各单位领导“一岗双职”责任，既要管事更要管人、管思想，上下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建立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配备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工作人员，认真履行组织、协调、监督的职能，从组织上确保思想政治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其次，要建立健全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各项制度、规范、激励机制，制定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将年度工作细化、量化，层层分解，落实到科室和个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障机制，提高工作费用标准，以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必要的经费和设备。2加强理论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形势下，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以学习实践十八大精神为主题，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内容的学习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全体干部职工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企业决策部署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各项目标任务落实上来，自觉落实“严管严控、诚信履职、层级负责、高效执行”要求。3改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方法和形式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传统方式让人的感受是：高调，口号比行动多；虚浮，飘在空中，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生硬，生拉硬拽，强词夺理，不近人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企业不断更新观念，结合实际，改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方法和形式。主要有以下设想：（1）从以前“命令式”单纯说教向“互动式”交流沟通转变。政工干部要改变耳提面命的粗暴工作方式，与受教育者就事论事，互换角色，站在工作对象的角立场上思考，现身说法，循循善诱，引导工作对象回归到正确的思路上来，以理服人，启发心灵，让受教育者易于接受“。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从事不同工种的干部职工，采取不同的标准和要求，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力求有针对性、有效性，逐一攻破。（2）紧紧围绕时代精神和企业发展，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文体活动，注重寓教于乐，发挥群众性文体活动在教育干部职工中的潜移默化作用。利用有线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媒体，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把思想教育寓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使干部职工在活动中受到教育，思想受到启发，从而使枯燥、单纯、空洞的说教变得生动活泼，易于接受。（3）企业政工干部要从“消防队员”改当“家庭医生”，改变被动应付为主动防治。一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日常就是停留在“一杯茶、一张报纸、看一上午”的工作状态，无所事事。有了问题出了事才像“消防队员”做工作，应付了事，缺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企业政工干部自觉履行好职责，当好企业的“家庭医生”，日常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教育，经常性开展与干部职工的思想交流互动，查一查，摸一摸，对职工的思想稳定进行动态跟踪反馈，及时排查发现自身可能发生的“病变”隐患，对症下药，采取多手段多渠道多方式进行治疗。针对干部职工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确保干部职工思想稳定。4把关心企业员工利益、解决实际困难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切入点当前，一些企业出现了一些收入分配不公、少数领导干部贪污腐败行为；一些企业职工由于经济收入低、在住房、医疗、养老、子女上学、就业等方面确实困难，这些问题反映到政工部门又迟迟得不到解决，很容易让他们的信仰受到冲击、扭曲。因此，把关心企业员工利益、解决实际困难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切入点，积极为干部职工排忧解难，及时回应干部职工的新要求、新期盼。既讲道理、又办实事，办了实事，再讲道理，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黄聪单位：南宁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罗文管理区

美术史论教育要为提高国民素质服务

任道斌（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教授、中国美术史博士生导师）

作为美术史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不应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应当有着社会责任感。虽然我们不是救世主，但我们还是有许多事情可干的，尤其在关注社会上应花些力气。

美术史论教学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只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发展速度也较为缓慢。只是最近三、五年才有较大的变化。如除了率先设立美术史论系（或美术学系）的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外，南京艺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等也相继增设了美术学系，这无疑是件大好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发达国家为楷模，争取经过不懈地努力，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如在平均国民收入、产值、住房条件、小汽车拥有、教育水平等方方面面寻找差距，努力追赶。这表明中国人民的省悟与奋发。但是从美术史论教育来进行中西对比者，尚无人进行。其实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发展与精神文明是紧密相联的，二者互补，二者互利，相得益彰。运作好了，就进入良性循环；运作差了，就陷入恶性循环。

我有幸到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地区进行访问与讲学，西方先进的技术、发达的经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我更注意到这些发达国家的全民美术素质也是相当高的。如美国，几乎大学都有美术史的选修课，而且都有自己的博物馆与美术馆；如日本，东京博物馆、京都博物馆长年与短期的展览非常活跃，青少年学子、老年人已成为稳定的观众队伍，而且许多事务丛集的“上班族”也常常在休息日参观博物馆和美术展，对展品评头论足。而象箱根的雕塑博物馆、奈良的正仓院，甚至比当地的枫叶、樱花还吸引游客。在法国巴黎的罗浮宫内，常常可见中学生们在教师的带领下，席地而坐于名画前，听着老师的讲解，展开热烈的讨论（当然，是轻声细语的）。相对而言，国内的大学开设美术史选修课者，几乎寥寥。至于博物馆、美术馆的参观者，也远不及风景名胜；有些美术馆往往开幕式就是闭幕式；有的博物馆门可罗雀，经费捉襟见肘，或挪作他用，与所处风景点或茶吧、游戏房相比，十分寒酸。然而中国的文明史却有数千年，中国的人口却是世界第一。

摘要：舆论壁垒是一种新型的贸易壁垒形式，其通过一国媒体有意的负面宣传报道，贬低他国的产品质量，使他国产品声誉受损或消费者对其产品误解，从而达到限制他国产品流入和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舆论壁垒的产生有其深刻原因，具有区别于其他非关税壁垒的特征，对出口贸易危害性极大，需要认真加以应对。

关键词：贸易保护/舆论壁垒/应对措施

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往往采取各种贸易政策措施如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等，以保护本国利益。从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状况看，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贸易纷争此起彼伏，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并已成为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交流中的重大障碍。特别是在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形势严峻、产业发展萧条，在一系列压力之下，不少国家纷纷构筑起许多新型的贸易壁垒，这些形形色色的新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最主要障碍，这其中就包括本文要探讨的舆论壁垒。

舆论壁垒也称为传媒壁垒，是近年兴起的一种“软贸易壁垒”，指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或一国媒体有意的负面宣传报道，贬低他国的产品质量，使他国产品声誉受损或消费者对其产品误解，从而达到限制他国产品流入和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舆论壁垒通过媒体宣传影响舆论，进而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以达到贸易保护的实际效果，实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隐性手段。

一、舆论壁垒的成因分析

1.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工业化水平的快速提升，现代工业发展的负效应也开始进一步显现，资源匮竭、环境恶化等生态失衡形势日趋严峻，成为危及区域乃至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此情况下，西方社会掀起了一场旨在化解生态困境的绿色保护运动，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生态学问题研究中。由此诞生了以生态保护为主要关切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涌现出了大批见解独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品。其中，奥康纳所著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以下简称《自然的理由》）被视为代表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高水平的著作之一。在《自然的理由》中，他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生产条件矛盾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与生态危机新形态及其本质进行了全方位剖析。他对东西方生态危机的论述进一步激发了当代生态批判思潮的活力，从而使得“‘全球环境危机’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大多数文化人的心目中”[1](p214)。他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变化的新特征及其本质，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命运，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对其观点，我们要进行实事求是地辩证考量，做到所强调的，“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同时，我们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

一、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奥康纳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理解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概括而言，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主要体现在其“理论空场”命题、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资本主义双重矛盾危机理论和生态学社会主义设想中。（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感受性”的缺失。提出“理论空场”命题在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可信度”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洞察力”之前提下，奥康纳提出，“马克思的观点中的确不包含把自然界不仅指认为生产力，而且指认为终极目的的所谓生态社会的思想”[1](p4)。在奥康纳的眼里，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论证过自然过程对生产活动的影响，但是他们却遗忘或疏略了本该高度重视的生态伦理和对人类活动影响巨大的自然界的“自主运作性”等问题。而且他认为，这种“丰富的生态感受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缺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1](p6-7)。因此，奥康纳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理论空场”（Silenc⁃es）。奥康纳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场”，即他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两个重大方面是有缺陷的”[1](p436)。一方面，奥康纳认为，受理性主义自然观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经济系统的传统观念过多地重视其物质性和技术性，而忽略了隐藏于其社会性背后的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因为生产关系不仅受经济规律等客观性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文化价值理念等主观性因素的影响，生产关系在其社会本质上是具有文化内涵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却“没有充分关注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奥康纳提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还轻视或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1](p436)。在奥康纳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焦点主要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物质生活，它强调更多的是自然界的人化问题，而忽略了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发展等自然生态系统问题；强调的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能动的改造性，即人化甚至是异化了的自然，而忽略了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客观的制约性；强调的是“劳动力供应的条件，而不是一般性的、外在的自然生态的生产条件”[1](p235)，使得本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自然生态生产条件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关切或被置于边缘位置。因此，奥康纳认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具备一些生态学理论的潜质，但其理论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生态学空场”。通过对“理论空场”进行分析论证，奥康纳提出，“生态科学的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性斗争的事实，已经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革新与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1](p8)，奥康纳由此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进行修订是很有必要的”，从而为其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奠定了一种认识论基础。（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场”命题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奥康纳认为，“虽然当今世界经济正凸显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那种模式”[1](p1)，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生态经济学问题的“朴素遗产”已不再适应社会转型时期资本和生态冲突日趋严重的新局势。因此，要想提升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下生态问题的理论阐释力，就必须要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某些观念进行“修订”，将自然和文化范畴更全面地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中去以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其应有的生态和文化维度，进而实现他所设想的那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具体来说，一是在考察生产实践活动时，不能仅关注其经济价值实现程度，还要关注其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程度，即是说要将其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分析；二是在考察人类社会劳动时，不能仅关注其技术能动性，还要关注其文化价值性，即是说要将其置于历史文化系统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分析。奥康纳还强调，在将自然和文化范畴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劳动对自然和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在奥康纳的理论体系中，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之间内含着对立统一的逻辑关系。其一，自然和社会劳动是对立统一的。自然是社会劳动的基础和对象，劳动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纽带，劳动价值的实现要以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前提，自然界反过来也会受到社会劳动的影响，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范围的扩大和劳动者技能的提升等，自然界的面貌和形式会被不断改造。其二，文化和社会劳动是对立统一的。社会劳动既是改造外在世界的物质生产实践，又是受制于价值规范的社会文化实践。因此它不仅要遵循价值规律等客观经济规律，还要遵循一定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规范；反之，劳动的形式对文化规范的形式和文化实践的内容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三，自然和文化是对立统一的。自人类出现以来，自然的发展就从未摆脱过人类文明的影响，反之，每一时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也都带有同时代自然环境的印记，两者借由社会劳动这一中介而产生源源不断的联系。在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域中，正是因为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互作用，历史才得以不断变迁和发展。沿着这样的分析路径，奥康纳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理论家们提出的方法论范式，也成为他全部理论体系的批判根基，即以社会劳动为核心，同时突出社会劳动的自然性和文化性，以此建构起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三位一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逐步达到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基于这一全新的方法论范式，奥康纳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并在批判中逐步澄明了自己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三）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变化和生态危机的加重提出双重矛盾危机理论。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始终没有发展出如下的观念：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在危机及社会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理论”[1](p275)。同样，马克思本人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也“没有发展出一种解释由危机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的理论，这一理论维度的缺失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无法充分解释此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及其导致的划时代生态危机。为此，奥康纳着重以生产条件（ProductionConditions）为核心范畴，以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为理论出发点，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矛盾与危机理论进行“时代化”发展，从而得出“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1](p275)。奥康纳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就是马克思曾着重论述过的内在于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奥康纳认为，资本的扩张必然会导致生产的扩大和更多劳动价值的产出，然而在社会需求疲软甚至是减少的情况下，资本真正获得的利润会随之下降，其预期的剩余价值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实现程度上的不平衡、不对称终会导致“资本总体的再生产与积累的中断和停止”[1](p285)，即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和滞涨危机。在奥康纳看来，第一重矛盾的根本问题是出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而不是生产环节，因此奥康纳将第一重矛盾引发的危机定义为一种“实现性危机”。奥康纳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也就是他本人着重论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在奥康纳看来，第二重矛盾的根本问题是出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而非实现环节，因此奥康纳将第二重矛盾引发的危机定义为一种“流动性危机”。奥康纳认为，“出现第二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1](p284)。其一，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资本必然地呈现出无限的扩张性，然而生产条件（水、能源、土壤等维持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无法随资本的扩张而扩张相反会一直不断减少。资本无限扩张逻辑下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对自然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能力”①具有巨大的损害性，就像奥康纳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以非常复杂的自然或生态系统为基础，对整个生态系统都会产生破坏性的作用”[1](p196)。其二，随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新全球经济”这一统一体中被结合起来，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资本的驱使下往往会将生态破坏性强和生产条件需求高的产业转移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随之也会将生态问题一并转移过去。奥康纳将其概括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积累中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的区域化甚至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最终结果不仅会导致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对生产条件的重组，而且还会引发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等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因此奥康纳说，“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调整时期，它潜在地也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契机”[1](p331)。总而言之，奥康纳认为，资本的扩张势必会伴随着对自然生产条件的破坏，这是由资本主义的体制性特色决定的。经济问题与生态问题通常都不是单独出现的，它们互为因果又相伴相生。经济危机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某种类型的生态问题，而由生态危机所引发的环境、劳工运动等社会运动又会使经济问题进一步恶化。奥康纳将其称为一种“在生产、市场关系、社会运动及政治的维度上——存在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趋势和倾向性之间的相互决定的关系”[1](p294)。此外，奥康纳还提出，“有许多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生态危机’既是一种科学的阐释，在更大的程度上又是一个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性的范畴”[1](p218)。因此，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往往又会引起民众政治上的反抗，由此引发政治方面的危机。危机背后或明或暗的利益冲突、经济与政治的斗争冲突又会成为下一轮连锁危机的助推器，如此循环往复，使得资本主义在结构性危机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且无法自拔。图1：奥康纳双重危机结构图（四）基于“生产性正义”的理想诉求提出生态学社会主义设想。奥康纳认为，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生产的非正义性和对生态的破坏性，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从源头上解决其内生的双重矛盾，而双重危机的交叉显现又会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内部盘根错节的矛盾，最终引发更多的连锁危机问题，因此奥康纳提出“资本主义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1](p378)。同样，奥康纳在考察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后也提出，虽然传统社会主义不具有资本主义那样严重的生态危害性，但由于其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全面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加上“他们早已把自己融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去了”[1](p409)，因此，他们的生产同样具有非正义性。在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非正义性生产进行思考后，奥康纳提出了他理想中的正义社会诉求——“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1](p538)。因此，要建立以生产性正义为旨归、以对生产条件的强调和重建为核心内容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从而使其与自然的可持续性相适应。在奥康纳看来，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互相需要的。一方面，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在场，因为生态学能“使社会生产力变得清晰起来，并终止对地球的毁坏和解构”[3]；另一方面，生态学也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在场，因为社会主义能“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的统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1](p439)，而如果“仅凭他们本身是不可能同时有效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生态维度上的破坏性特征的”[1](p434-435)。因此，生态学社会主义要扬弃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矛盾，进而实现一种社会主义和生态学联姻条件下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关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建构途径，奥康纳提出了以下主张：其一，经济方面，构建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积极外化物最大化、需求最小化、内外贸易民主化的生产性正义，摒弃“在高度社会化生产的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实现”[1](p538)的分配性正义。要突出劳动和货币自身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要按照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生产导向而不是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还要对生产条件进行理性保护，对资源消耗进行合理控制。最重要的是确立“保护第一”（PreservationFirst）的生态理念，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产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其二，政治方面，对非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权力关系进行批判变革，克服地方主义和中心论，“将民主的内涵置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的民主形式或程序之中去”[1](p491)，将国家置于社会的民主化组织之下进而实现更高程度的民主化、大众化和“国际主义”。在奥康纳看来，“唯一也许可以很好地协调好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这两个方面之间关系的政治形式，应是这样一种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的”[1](p439)。其三，突破绿色运动以往的地方性、宗派性和“路线主义”，发展一种国际性视角、批判性和革命性战略战术，将全世界的各种地方性团体和社会运动人士联合并强化起来，建立起“第五国际”，最终组织起一种“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进而实现“一种新的民主的、生态合理的、并且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公平的生活方式”[1](p476)。奥康纳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愿景看似是美好的，而且他关于“生产性正义”的构想也并非全无可取性。但究其实质，他理论蓝图中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目的也并非是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而是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这一制度下的某些明显“不正义”的体制进行改良性革新。这样充满折中主义的革新举措注定无法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劳资矛盾，注定无法彻底改变资本的无限扩张、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注定无法彻底改变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更不会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其设想具有理论上的空想性、行动上的不彻底性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附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历史解释观可以判断，奥康纳所设想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注定无法成为现实。

二、合理性与局限性：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双重考量

奥康纳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向全球蔓延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生态理论的阐释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以及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对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全球热点生态问题的产生和应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对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评价，应该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既要承认其思想的合理性，又要充分认识到其思想的局限性。（一）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理性。首先，奥康纳在其著作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可信度”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洞察力”，其历史唯物主义重构设想也并非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下提出的。相反，他在著作中多次对那些攻击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家们的欠公平的指控予以拒斥，这一点应给予充分肯定。奥康纳在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语境的前提下，结合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新的发展形势，将文化维度、自然维度引入到社会劳动维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思想，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领域的研究空间，顺应了时展对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的和谐要求。他所提出的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三位一体的全新方法论范式从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内涵。其次，奥康纳在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年代不曾分析过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之外的第二重矛盾及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丰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关于矛盾和危机的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的思想。同时，他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精神，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从政治经济领域延伸至生态文化领域，他以双重矛盾思想为理论武器，基于双重矛盾所形成的双重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的危害性对资本主义展开了全方位的理论批判。就今天的全球化发展形势来看，他提出的双重矛盾危机理论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理论前瞻性，他所探讨的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生态失衡给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问题及其对策思考，为我们更好把握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最后，奥康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他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自然观的双重维度，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结盟，构建一个以生产性正义为导向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以降低对生态的破坏性，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他的设想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建设的思想。他所设想的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方式为人们从社会制度层面探究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他提出的“保护第一”的生态理念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推动社会生产条件与社会形式的重组重构，他提出的生产性正义概念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克服资本的无限扩张及由此带来的生态破坏，他提出的“既全球性又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区域性和国际性生态保护合作，从而更好地应对解决当前越来越全球化的生态问题。（二）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确实有其闪光点，但同时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具体体现在：其一，奥康纳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理论空场”及以此为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设想具有形而上学的非历史性和非客观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对生产条件、生态文明和生态危机等概念没有较多的理论说明，但他们对自然生态问题一直都有符合他们自身时代背景的理论关切，对资本的逐利本性可能引发的生态破坏性也有过相关思考和展望，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存在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空场”；另一方面，每一时代都有各自时代不同的焦点问题和理论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尚未面临当今时代这种类型和程度的生态危机问题。因此当今时代的理论家们绝不应该把当前社会新发展变化导致的新危机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某些方面的理论缺失或阐释力不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立场、观点、方法及建构于之上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非面面俱到的教义、教条。正如恩格斯曾强调的，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p284)。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无论社会怎样变化，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与方法是完全正确且永远不会过时，更不会失效的。其二，奥康纳对双重危机理论的论述具有避重就轻的不彻底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相较其经济危机具有更严重的破坏性，因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矛盾，这一判断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所在，颠倒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放大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过分凸显了生产条件在社会关系变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可以发现，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更多的是经济危机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新的或附加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的体制性问题和矛盾依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奥康纳将其理论重心和批判矛头主要对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及生态问题，因而也就无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矛盾危机进行有效的批判，其结果甚至会转移无产阶级的斗争视线，不利于核心问题的根本性改善。其三，奥康纳虽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寄希望于建构一个生态学社会主义进而从根本上克服当前的生态危机，但是他的思想具有乌托邦式的空想性。他的理论一方面更多的是停留在思维层面，缺乏转向现实行动的具体方案，因而可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他提出以“生产性正义”取代“分配性正义”的设想，但他的理论并未充分论述如何彻底改变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实现这一正义视域的转变，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得不到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其生态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不会真正变为现实。此外，他后期在分析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时，多次提出要通过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推动实现一种政治上民主、生态上合理、经济和社会上公平的生产生活方式[1](p476)。这说明他开始转向于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并力图通过绿色环保等社会运动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解决。奥康纳过高地估计了社会组织在解决经济与生态危机中的作用，这种寄希望于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内部的社会活动来根本性改善全球生态问题的设想注定是行不通的。

三、《自然的理由》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