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权利范文10篇

【摘要】

程序自由主义之局限要求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重新分配程序控制权。当事人自主与法官职权在程序控制中的动态均衡，决定了不同诉讼结构、模式及其功能的差异。本文以英国民事诉讼中法官的职权作为考察模型，通过分析英国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职权的强化、构成及特点，阐明了有关对抗制诉讼及程序控制权的普遍性误认，并就法官职权强化意味着对抗制终结之主张提出质疑，揭示了二大诉讼模式自我修正、不断靠近的融合趋势，并初步论及民事诉讼的本质。

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万千姿态，简单地说都可以追溯至当事人双方与法官的三角诉讼结构及所蕴含的信息。研究诉讼结构主要应考察两对矛盾，即当事人之间的冲突及衡平、当事人与法官的对立与统一，尤其是后者，因为前者主要属实体法的调整范畴。当事人自主与法官职权，是推动诉讼程序运行的动力。“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地位问题，是一切民事诉讼制度的中心问题。”因此，要对当事人和法官在程序运行中的相互关系和地位进行矛盾分析须解决一项重大课题，这就是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的分配及均衡问题，即程序控制权分配理论。本文拟将英国民事诉讼中法官的职权作为考察模型，通过分析英国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职权的强化、构成及特点，提出当事人自主与法官职权应保持动态的均衡，揭示二大诉讼模式自我修正、不断靠近的融合趋势，并初步论及民事诉讼的本质。

一、当事人自主与法官职权分配的动态均衡

（一）程序自由主义及其局限

17至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主张除保护性功能之外再无其它功能的“守夜人”式的国家，司法理念相应则为除中立性裁判功能之外再无其他功能的法院。自由成为程序的内在精神，程序进行遵循自由主义理念，以绝对的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自由心证主义为理想范式，当事人双方拥有完全自由之意志，作为对立和对抗的两造，运用各种竞技手段相互攻击、防卫和斗争。

【摘要】

程序自由主义之局限要求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重新分配程序控制权。当事人自主与法官职权在程序控制中的动态均衡，决定了不同诉讼结构、模式及其功能的差异。本文以英国民事诉讼中法官的职权作为考察模型，通过分析英国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职权的强化、构成及特点，阐明了有关对抗制诉讼及程序控制权的普遍性误认，并就法官职权强化意味着对抗制终结之主张提出质疑，揭示了二大诉讼模式自我修正、不断靠近的融合趋势，并初步论及民事诉讼的本质。

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万千姿态，简单地说都可以追溯至当事人双方与法官的三角诉讼结构及所蕴含的信息。研究诉讼结构主要应考察两对矛盾，即当事人之间的冲突及衡平、当事人与法官的对立与统一，尤其是后者，因为前者主要属实体法的调整范畴。当事人自主与法官职权，是推动诉讼程序运行的动力。“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地位问题，是一切民事诉讼制度的中心问题。”[1]因此，要对当事人和法官在程序运行中的相互关系和地位进行矛盾分析须解决一项重大课题，这就是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的分配及均衡问题，即程序控制权分配理论。本文拟将英国民事诉讼中法官的职权作为考察模型，通过分析英国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职权的强化、构成及特点，提出当事人自主与法官职权应保持动态的均衡，揭示二大诉讼模式自我修正、不断靠近的融合趋势，并初步论及民事诉讼的本质。

一、当事人自主与法官职权分配的动态均衡

（一）程序自由主义及其局限

17至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主张除保护性功能之外再无其它功能的“守夜人”式的国家，司法理念相应则为除中立性裁判功能之外再无其他功能的法院。自由成为程序的内在精神，程序进行遵循自由主义理念，以绝对的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自由心证主义为理想范式，当事人双方拥有完全自由之意志，作为对立和对抗的两造，运用各种竞技手段相互攻击、防卫和斗争。

【摘要】

程序自由主义之局限要求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重新分配程序控制权。当事人自主与法官职权在程序控制中的动态均衡，决定了不同诉讼结构、模式及其功能的差异。本文以英国民事诉讼中法官的职权作为考察模型，通过分析英国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职权的强化、构成及特点，阐明了有关对抗制诉讼及程序控制权的普遍性误认，并就法官职权强化意味着对抗制终结之主张提出质疑，揭示了二大诉讼模式自我修正、不断靠近的融合趋势，并初步论及民事诉讼的本质。

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万千姿态，简单地说都可以追溯至当事人双方与法官的三角诉讼结构及所蕴含的信息。研究诉讼结构主要应考察两对矛盾，即当事人之间的冲突及衡平、当事人与法官的对立与统一，尤其是后者，因为前者主要属实体法的调整范畴。当事人自主与法官职权，是推动诉讼程序运行的动力。“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地位问题，是一切民事诉讼制度的中心问题。”[1]因此，要对当事人和法官在程序运行中的相互关系和地位进行矛盾分析须解决一项重大课题，这就是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的分配及均衡问题，即程序控制权分配理论。本文拟将英国民事诉讼中法官的职权作为考察模型，通过分析英国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职权的强化、构成及特点，提出当事人自主与法官职权应保持动态的均衡，揭示二大诉讼模式自我修正、不断靠近的融合趋势，并初步论及民事诉讼的本质。

一、当事人自主与法官职权分配的动态均衡

（一）程序自由主义及其局限

17至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主张除保护性功能之外再无其它功能的“守夜人”式的国家，司法理念相应则为除中立性裁判功能之外再无其他功能的法院。自由成为程序的内在精神，程序进行遵循自由主义理念，以绝对的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自由心证主义为理想范式，当事人双方拥有完全自由之意志，作为对立和对抗的两造，运用各种竞技手段相互攻击、防卫和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这是我们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当事人交通事故责任的原则。该原则强调两点：

（1）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也就是“因果关系”。

（2）过错的严重程度。这个原则赋予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依法认定交通事故时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近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激增，交通事故发案率居高不下，交通事故认定成为现代社会关注的焦点。2000年3月8日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该规定为交通事故认定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扫除了障碍。从此，对交通事故认定不服，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如今，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案件因当事人对认定结论不服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寻求司法救济。如何依法使用自由裁量权，作好交通事故认定工作，公正、公平地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同时在可能引起的交通事故认定行政诉讼中立于不败之地呢？笔者认为：首先，必须依法确认事故中各方当事人的法定义务；其次，依法确认各方当事人法定义务的优先原则；第三，确认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第四，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确认不同的交通事故责任。

案例：2004年9月，凌晨，晴，某高速公路上直线路段，一驾驶人在过度疲劳的状态下驾驶东风中型货车遇到占用部分行车道正在左侧后轮处修理因故障骑压硬路肩与行车道分界线停放的解放中型货车，东风中型货车驾驶人在车头与解放中型货车左侧车门扶手几乎平齐时，才发现解放中型货车，导致二修车人与东风中型货车右侧后轮碰撞后当场死亡。

内容摘要：被称为民事诉讼理论上的“歌德巴赫猜想”的诉权理论一直是学者们力求探明的

重要基础理论问题，古往今来众说纷纭，学说林立。本文着重阐述诉权理论对指导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和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设立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诉权与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法的价值(人权、民主、正义、平等)之间的天然联系，并力图结合当前不断扩大的人权保护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趋势，探求现代诉权理论的新特征、新发展。

关键词：诉权人权人民主权

宪法在赋予人民主权的同时也赋予以自由权，财产权及生存权等项基本权利，为保障和实现上述基本权利，宪法又赋予人民以诉讼权，并设立司法机关尤其是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使其依法确保人民以权利主体的资格获取精神性和物质性利益的愿望得以实现。为发挥此项司法作用，依照宪法规定精神，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并授权人民法院负责实施和运作。①因此，诉权可视为公民基本权利在现代法治国家诉讼制度中的体现。

一、诉权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理论基石

诉权作为民事诉讼法学中重要的理论基石，指导整个诉讼程序的启动、设置、运作，体现在一审，二审乃至再审的整个诉讼过程的始终。它具有极其重大理论意义，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上：

摘要：民事诉权作为民事诉讼法学中重要的理论基石，指导整个诉讼程序的启动、设置、运作，体现在一审、二审乃至再审的整个诉讼过程的始终。诉权是当事人向法院请求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民事纠纷和保护民事权益的基本权利，因非诉权是连接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之间桥梁的一种基本权利。针对民事诉权的性质展开论证，提出民事诉权属于宪法性权利、程序上的请求权、类似债的请求权等性质。

关键词：民事诉权；请求权；民事诉讼

民事诉权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中的actio，而现代意义上的诉权则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才出现，学者们对诉权深入研究也只有100多年历史。虽然说诉权源于罗马法，但在古罗马时代，它只不过是根据不同性质的案件采取的不同诉讼形式，只具有开始诉讼的机能的含义，并没有实质上的赋予权利人有何种诉讼地位。

一、民事诉权是宪法性权利

自然法观念孕育阶段，民众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中便包含着一个重要原则：当事人具有提起诉讼的权利（nemojudexsineactore）。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和西方法治的发展，诉权被许多国家确立为公民基本宪法权利之一。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案，其第5条和第6条规定民众享有接受裁判、第7条规定民众在民事诉讼中享有接受陪审裁判的诉讼权保障。第174条关于正当程序、平等保护的条款蕴涵着当事人司法救济的的内容。基于二战期间人权被漠视与任意践踏的残酷现实，现代国家，尤其是德、日、意等国特别注重对人基本权利的保护，诉权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日本新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中包含了对民众诉权的保障，日本国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日本国宪法非常明确地对一般的接近法院的权利予以补充规定（第76条）：一切审判权归于依法设立的法院，任何组织或行政机构皆不享有终审权。美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国民的司法救济权。但是美国宪法第3条，规定了可由联邦法院进行判决的案件或争议的三个条件。只要某个案件或争议具备这三个条件，就可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以此间接地规定了国民的司法救济权。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为保护其权利和合法利益，皆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对此，意大利宪法也作出了一些补充性规定，如“任何人皆有权获得由法律预先设立的自然（natural）法官的审判”（第25条第1款）。德国宪法对诉权未作出一般的明确规定，但其第19条第4款规定，“如权利遭受公共机构侵犯，任何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诉权是一种程序上的请求权

[内容摘要]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是人民法院为保证生效裁决得以实现，运用国家强制力量督促债务人履行义务的程序。我国的各级法院在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这一难题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及时、全面的保障当事人的基本人权是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孜孜追求的目标。人权保障已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趋势，在强制执行中，不仅仅关乎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债务，同时还应平衡和保障被执行人及其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人权强制执行保障对策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所谓人权，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或者说，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我国宪法标志着我国已将“人权”转化为正式的法律概念，意味着国家对人权共同标准的确认。

“人权”思想最早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到现在对其理解的纷争一直未曾停息。有学者从人权的实现和存在形态这个角度将人权分为三种：1、应有权利，2、法定权利，3、实有权利。有学者则将人权划分为四种存在状态：1、应有权利，2、法规权利，3、习惯权利，4、现实权利。就人权的应然状态来讲，它是一种应有权利；而就人权的实现形式而言，它又是一种法定权利，主要是指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其内容包括人身人格权、政治权利与自由等基本权利。人的应有权利只有经过法律确认为“法定权利”后才有实现的可能，没有法律的确认，人权就没有保障。全面加强保障人权无疑已成为司法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立法者孜孜以求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下尽可能的彰显保障人权的理念，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理所当然的应严格遵从法律，使得人权保障的理念能得到实现。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是人民法院为了确保债权人的民事权利实现，利用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的程序。强制执行程序是债权人实现其实体权利的救济性权利，我们并不期望频繁的启动强制执行程序，但当前社会诚信的灭失使得强制执行程序成为债权人实现其民事实体权利的最终救济手段，对于保护债权人的权利意义重大，因此，强制执行程序可谓司法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之一。“执行难”一直都是困扰我国各级法院执行工作的难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沉积下来的历史难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执行难”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得到不实现，极大的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导致整个社会诚信的缺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遭到了破坏，严重干扰了社会的稳定，人民法院作为司法裁判机构的威信受到动摇……笔者认为，我们关注“执行难”不应局限于其负面影响，更重要的应该是当事人双方及其他相关人员在民事强制执行中的人权保障。

一、我国民事强制执行中人权现状

摘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的争异不少。我们应当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与现实的矛盾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请求后5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请求人。———在司法实践的问题不少，本条规定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权利，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平衡；本条对人权的保护置于不平等状况；申诉和越级上访现象与本条之规定；关于被害人死亡之后的权利人。

关键词：可能性权利平衡权益人权保护被害人死亡

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请求后5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请求人。本条之规定与现实的差异应当得到注意，并且应当使之符合社会的需要。

提请权——可能性权利，应平衡当事人权能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是对被害人的抗诉权的一条规定，该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提出抗诉，然后由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深究可知，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只是被害人的抗诉权仅仅是一个请求而已，是否启动抗诉程序，得由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由此可见，被害人的抗诉权仅仅是一个可能性的权利而已。可能性的权利是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可能性的权利与实现权是完全不对等的。不对的权利无法平等地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这造成的则是权益的不平衡，明显与法律面向人人平等是违背的，也是有违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的。

「摘要」

在宪法增加规定人权保障条款和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现实语境中，为强化民事诉讼法视野中的罪犯权利保护，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以利益保障为目的，须以当事人本位主义为指导思想，须在巡回审理制度和转交送达制度方面予以完善。

「关键词」罪犯权利保护；民事诉讼法；修改

民事诉讼法视野中的罪犯权利保护是指国家在以法律形式确定纠纷解决机制时，要尽可能全面的确认罪犯的正当诉讼权利，要尽可能有力的促使国家权力行使主体积极的保障罪犯正当诉讼权利的自由且充分的行使，要尽可能严格的保证国家权利行使主体不妨碍罪犯行使正当诉讼权利。伴随着2003年以来最高司法机关清理“两超”案件活动的深入和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条款的增加规定，包括罪犯在内的少数人的权利保护被明确的纳入了关注的视野。但由于根深蒂固的“重刑轻民”和“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罪犯权利的民事诉讼法保护问题却逐渐走向边缘化。

现行宪法2004年修正案的显著亮点是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写进宪法文本，在法律人的视野中，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宪法的效力最高性原则使得文本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条款成为除宪法以外的其他一切立法文件制定、修改和废止的依据，除宪法以外的其他一切立法文件也将担负使文本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条款由抽象状态转化为具体状态、由必要状态转化为可能状态和由理想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任务。由此，在司法改革和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现实语境中，罪犯权利的民事诉讼法保护必须以人权保障为基本指导思想进行相应的调适。所以，已经被纳入修改议程的民事诉讼法至少须从立法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制度三个方面来强化对罪犯权利的保护。

一、修改民事诉讼法应以利益保障为目的

现代社会中对人权最大威胁来自公权力，其中行政权由于具有扩张性、主动性等特征，尤其容易造成对行政相对人人权的侵犯。行政诉讼作为一种对人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囿于其制定时政治、经济的大环境，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特别是从落实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角度审视，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在保障人权方面的缺陷更加明显。

一、我国行政诉讼中人权保障现状及评价

人权也是一个源自西方世界的概念，从其诞生至今，从早先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到后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利，无不透露出对个人价值的关怀。与西方历史不同，中国经历了两千年君主和官僚集权制度，形成了民众受欺压不是诉诸制度外革命就是依赖明君、清官的习惯。解放以后，计划经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和法律虚无主义又持续了三、四十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行，公民个体权利意识才日益增强，政府也在国内与国际各种力量推动之下努力履行对法治的承诺。然而，传统文化与旧制度的“遗产”依然存在。中国的人权保障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制度沿袭和变迁的情境之中蹒跚前行。

二、行政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困境和障碍

（一）体制障碍

首先，司法难以独立。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行政权。就人民法院来讲，人事任免权、装备设置权、经费划拔权等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就审判员个人而言，由于资格认定，身份保障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尚不健全，无法抵御庞大的社会关系网，无法与掌握各种资源支配权的行政机关相抗衡。“法院或行政机关的执行部门，司法权和行政权又形成一股合力来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实际上否定了行政诉讼制度存在的基础。”［1］司法独立是行政争讼的公正解决的前提和保障。没有司法独立，便没有对行政权的行使的有效制约，便没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权的真正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