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立法范文10篇

1加入WTO后档案立法的基本原则与任务。

加入WTO后的档案立法，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满足社会需求，注重效益，协调发展等基本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应更多的体现公平、公开、透明、开放与便利。

经济主体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档案产权的多样化，档案产权的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档案工作的根本性转变。修改完善原有《档案法》及相关法规同多元化的服务需求的不适应，是加入WTO后档案立法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

加快完善同档案母法相适应的诸如：公共档案法、私人档案法、法人档案法、档案馆法等法规体系的建设。以适应“入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了一个好头。《条例》中的许多条款充分体现了我们目前对“入世”对档案工作影响的认识及在管理上的应对措施。

2加入WTO后档案立法的内容与重点。

2.1领导体制。

1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馆立法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各地历史档案逐步集中，各级机关档案室普遍建立和档案工作者队伍的成长，建立档案馆的条件日趋成熟。1956年4月16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指出：“国家档案局应该全面规划，逐步地在首都和各省区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档案馆。”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各省、地(市)、县档案馆也迅速建立起来。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档案馆的建设和管理不断发展，档案馆立法也在逐步推进。1960年3月，为贯彻中央统一管理党、政档案的方针政策，在总结全国县档案馆“广东兴宁现场会”和省档案馆“上海现场会”经验的基础上，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印发了《省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和《县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明确了省、县档案馆的性质、任务和工作方向，这是新中国档案馆立法的开端。由此，我国档案馆工作走上了有规可循的轨道。1983年4月，国家档案局根据档案馆工作情况的变化和多年的实践经验，将《省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和《县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修订为《档案馆工作通则》，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档案馆部门规章。1986年，国家档案局又印发了《档案馆开放档案暂行办法》（已废止，被1991年国家档案局2号令《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办法》所代替）和《各级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已废止，被2011年国家档案局9号令《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所代替）。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档案馆的性质和职能，1990年10月颁布了《档案法实施办法》，1991年国家档案局印发了《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1992年3月，国家档案局根据《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的授权，制定了《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2014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中，又对档案馆立法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其间，国家档案局也印发了其他一些档案馆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标准规范。据笔者统计，截至2017年底，现行有效的国家层面出台的重要的档案馆法律法规有8件，其中法律1件、行政法规2件、党内法规1件、部门规章4件（见表1）。

2我国档案馆法律法规特点

通过对我国档案馆立法情况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国档案馆立法的三个特点：2.1我国档案馆立法形成了多层次立法模式。从表1可以看出，从制定主体上看，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有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也有国家档案局颁布的部门规章以及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从内容上看，档案法律法规涵盖了档案馆性质、职能、收集、提供利用等档案馆管理的各个方面。表现为位阶较高的法律法规规定档案馆综合性的、原则性的要求，主要是在其中通过一些条款进行规范，如《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而位阶较低的部门规章则规定档案馆单项的、具体某个方面制度，专门规定档案收集、解密划控和开放利用等具体管理环节，如《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2.2我国档案法律法规对档案馆的分类是在不断变化的。我国档案法律法规对档案馆的分类与时展同步，一开始统称“档案馆”，后来称“各级国家档案馆”，再到“各级各类档案馆”。这与我国各个时期档案馆发展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档案馆门类比较单一，主要是国家综合档案馆，其他档案馆屈指可数（主要是地名资料馆、城建档案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其他各类档案馆得到较快发展。比较典型的有：1984年成立了中国照片档案馆，1985年成立了外交部档案馆，1986年成立了南京大学档案馆，1988年成立了首钢档案馆等。所以，在档案法律法规立改废时，开始对不同类别档案馆进行分类管理。对档案馆的分类管理说明了我们对档案馆工作的认识在不断深化。2.3我国档案馆法律法规规范的重点是国家综合档案馆。我国国家综合档案馆集中接收保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各类档案，并向社会提供利用，承担着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发挥着档案保管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利用中心、政府公开信息查阅中心、电子文件备份中心“五位一体”功能，是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主体。因此，将国家综合档案馆作为法律保护和规范的重点内容符合我国档案馆工作的实际。

3加快我国档案馆专门立法的紧迫性

由于制定主体不同、制定时间的差异，现行档案法律法规关于档案馆的分类和定位相互之间不一致，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也不够，特别是新形势下档案馆工作面临的新问题，迫切要求加快档案馆专门立法，确保档案馆法律法规的统一性。3.1档案法律法规对档案馆性质定位的不一致。《档案法》第八条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实施办法》规定各级国家档案馆是文化事业机构，《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中又将部门档案馆明确为事业机构（见表2）。显然，将档案馆定位为文化（科学技术）事业机构的范围是在逐步缩小的。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档案馆工作的现状，但存在着相下位法与上位法的不一致的问题，这既给实际工作带来困惑，也影响档案法律法规的有效贯彻落实。3.2档案法律法规关于档案馆分类存在不一致。在1984年之前，我国档案法律法规对档案馆没有进行分类，统称档案馆。在1983年颁布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和《档案馆工作通则》中都只有档案馆一种表述。直到1986年的《档案馆开放档案暂行办法》（已废止）有了各级各类国家档案馆的表述。《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中分别出现了国家档案馆、各级各类档案馆和档案馆三种表述，但没有进行定义。1992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在《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中对各级各类档案馆进行了定义和分类。近年来，一些文件中对档案馆的分类又有了新的表述（详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1）《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是对《档案法》和《实施办法》中关于档案馆分类的专门解释。（2）《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中的“综合档案馆”没有了“国家”这一限制词。（3）《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中只有专业档案馆，不再有部门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从时间上来看，《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和《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都是2000年前颁布的，《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是2011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则是2014年颁布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档案局可能对档案馆有新分类的打算，但由于没有以更高层级的法律法规进行明确，但不符合法制的统一性原则。虽然《立法法》有“新法优于旧法”[3]原则，但由于制定主体不一样，本文情况不适用该原则。3.3档案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近年来，我国档案馆事业发展迅速，新挑战、新问题也接踵而至。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科技创新正在深刻影响着各个行业的发展，如具有接收立档单位电子档案、覆盖馆藏重要档案数字复制件等功能完善的数字档案馆在加快建设；新的专业档案不断形成和建立，专业档案和所属机构档案成为档案馆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9月，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在全国档案馆工作会上指出，档案馆作为档案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目前提供的服务对社会需求而言，仅能维持较低水平的供需平衡，与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档案和档案馆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档案馆工作的供给侧，即档案在收、管、用中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如电子档案管理上的“真空期”，馆藏档案的“休眠期”。要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十三五”时期档案馆事业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向。

一、推进福建省侨批档案立法保护的意义

（一）研究福建省侨批档案立法保护，有助于推进与东南亚侨居国之间文化交流。档案属第一手原始资料中最具征信的史料。福建省侨批档案翔实记录了福建侨批业的发展历程，可与典籍文献互为补充、互为印证，极具文献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是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与国际移民的历史证物，是人类的共同记忆财富。其已为研究人类学、华侨史、国际移民史、经济史、金融汇兑史、国际贸易史、海外交通史、邮政史等等提供了鲜活的珍贵文献，并将越来越显现出其多元化的价值。对侨批多元学科的构建，对福建省侨批档案实施立法保护,有利于拓展对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立法的方式对福建省侨批档案加以保护,在保护中提升开发利用的品质，既体现福建省对珍贵遗产保护的一贯做法，也是尊重人类文明的体现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有助于丰富与繁荣我国文化，更能营造与南太平洋侨居国之间文化交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和谐发展创造良好氛围。（二）研究福建省侨批档案立法保护，有助于促进我国世界记忆遗产保护立法制度的建设。在诸多保护方法中，法律保护是最根本、最稳定和最高效的方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研究福建省世界记忆遗产法律保护，学习他省先进的立法经验，制定与完善福建省侨批档案保护的法律法规，形成福建省独具特色的地方世界记忆遗产保护条例，并广而推之势在必行，为我国制定世界记忆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提供地方实践，积累区域经验，从而对我国现有的《世界记忆名录》形成一个系统性、多层次、全方位的保护模式。目前，侨批档案酸化、灭失和流失问题较为严重，侨批从业遗址被损坏的现象时有发生，这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建立侨批档案法律保护迫在眉睫。

二、推进福建省侨批档案立法保护存在的困境

（一）我国世界记忆遗产保护的龙头大法尚缺位。目前我国已有13个项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但由于数量较少分散较广，牵涉部门较多，国家级世界记忆遗产保护基本法尚未出台。福建省唯一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侨批档案，其立法保护条例亦尚未出台，保护工作仍处在政策层面上的保管，亟需提上议程。（二）不法商贩的仿制牟利。随着国家和政府对世界记忆遗产的关注重视以及研究者研究的深入，官方和民间收藏界对侨批的征集与典藏越来越青睐。一些商贩恶意炒作，公然抬高侨批价格买卖；更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高利，利用人们追逐“名批”的心理，将普通的民间流通的批封加盖著名侨批局的戳记，或者伪造一些特殊时期如抗战时期的戳印买卖。这些伪批、伪封不仅损害了官藏及私藏者的利益，还对学术研究产生难以估量的伤害，更严重的是亵渎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亟需加快对福建省侨批实物档案立法保护，严厉打击不法分子。（三）侨批从业遗址的立法保护尚不够到位。目前尚存福建省漳州“天一信局”遗址、泉州“王顺兴信局”遗址等若干处侨批从业遗址，由于年代久远，似有旧损之象，亟需政府立法及早修缮与保护，政府的出手维护还有待提高。（四）侨批档案的公藏多元而分散。目前，福建省侨批档案的公藏多元化，馆藏分散，既有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藏部门，亦有民间藏馆，对于公藏部门来说，数量繁富而酸化、碎片化的侨批的收集、回购、甄别、保存、数字化上网，需要有一定的法规、条例予以规范。

三、加快推进福建省侨批档案立法保护实施的建议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加快推进福建省侨批档案立法保护工作，是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最有效实践，为此提出四点建议。（一）加快推进地方性保护法规出台。党的“”报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例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建立法治政府，推行依法行政”，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地方立法是国家立法的基础，建议加速推进福建省侨批档案立法保护工作。建议福建省人大、福建省人民政府着手此项工程，尽早制定出《福建省侨批档案保护管理办法》或条例，从立法层面开展对福建省侨批档案的保护管理工作，遵守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让福建省世界记忆遗产保护工作与国际保护接轨，为留住中国故事做出积极尝试。地方区域内的世界记忆遗产的立法实践，将为国家层面的世界记忆遗产立法保护积累宝贵经验。（二）加快推进部门配套保护细则出台。2014年4月，国家档案局印发《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档发[2016]4号）中已提到《侨批档案》等有关《世界记忆名录》的保护事宜，如在“有效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中提出重视“国家记忆和城市（乡村）记忆工程”建设、在“交流合作”中提出“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促进中国文献遗产的保护和提供利用”等，国家部委从宏观上已重视世界记忆项目的保护工作了。建议福建省档案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福建省侨批档案保护的实践情况，制定具体可行的《福建省档案局关于侨批档案保护管理实施细则》等，将有关侨批档案保护管理条文落到实处，侨批档案保护工作才能有力地实施与开展起来，推动侨批档案管理工作在法制化轨道上运行。（三）加快推进福建省侨批从业遗址专项保护。建议加快建立侨批从业遗址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听取保护工作专家的意见。专家委员会由省、市、县规划、房屋土地、建筑、文物、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人士组成,按照保护办法的规定，坚持固态保护、活态传承和业态提升并重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侨批从业遗址，修复历史文脉，融历史文化于城市发展之中。认真负起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侨批从业遗址建筑认定、保护规划的制定，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意见之责，保证政府在规划管理、修缮管理等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通过专家委员会的依法保护，努力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展现这些历史记忆遗产风采,延续凝结在这些历史建筑上的历史信息,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在侨乡城市活动中珍视这些侨批从业遗址建筑物外延意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搭建海外桥梁。提高福建省侨乡城市的“品味”，留住华侨记忆痕迹。着力保护仅存的福建省漳州“天一信局”遗址、泉州“王顺兴信局”遗址等若干遗址，留住侨乡的侨物，留住侨乡的乡愁、乡情，凝侨心、汇侨智、展侨力，用好侨物，对推进福建省世界记忆遗产工作和侨务工作的发展，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交流、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四）加大推进侨批档案立法宣传和执法监督。福建省侨批档案立法保护条例一旦出台，建议各级各部门应积极参与，通力合作，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全民保护意识，依法保护传统优秀文化。建议档案主管部门还应定期对侨批多元公藏部门进行督导检查，依法指导，从宏观上予以规范。福建省的世界记忆遗产立法工作尚处在初级阶段,还需不懈努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下，福建省侨批档案的立法保护工作尽早实现。以“新作为”持续提升福建省文化软实力，营造“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良好氛围，谱写福建发展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自1988年实施以来，对加强档案的收集、管理和利用，维护国家档案资源安全，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全面依法治国方式的推进，档案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已不相适应，迫切需要修订。2019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受国务院委托，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对档案法修订草案作了说明。

李明华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载体档案的数字化数量越来越大，各项工作形成的电子文件越来越多，档案工作从传统实体管理逐渐转向数字管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法律予以明确。档案工作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在法律中明确归档范围和管理责任。长期以来档案封闭期较长和开放鉴定职责不明晰，影响了档案“为民服务”作用的充分发挥。此次档案法修订的总体思路是立足实际完善相关制度，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明确电子档案法律效力，完善监督检查措施，充分发挥档案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基础性作用。在对档案法修订草案进行分组审议时，与会人员普遍表示，修订草案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了档案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责任，强化了档案的服务功能，有利于更好发挥档案“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基础性作用。

全国档案事业统计年报表明，2017—2018年度，全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接待到馆利用者1384.3万人次，提供利用档案3897.1万卷、件次；接待现行文件利用者90.5万人次，提供现行文件查阅104.7万件次；接待资料利用者45.6万人次，提供利用资料102.7万册次；举办档案展览6362个，接待参观者1033.7万人次；公开出版档案资料汇编774种、约3.7266亿字。据了解，为扩大档案开放与利用，提高档案开放的效率，档案法修订草案将档案开放的期限由30年缩短为25年，并明确档案开放鉴定制度，提出做好档案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衔接。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档案信息化的进程也不断加快。据相关报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数字化工作成效显著，各级档案馆数字档案资源的比例均有大幅提高，全国数字化档案资源达2243万GB。值得注意的是，档案法修订草案新增了“档案信息化建设”一章，其中第二十八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档案信息化纳入信息化发展规划，保障电子档案、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成果等档案数字资源的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另外，修订草案第三十条还明确，电子档案应当符合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的要求，不得仅因为电子档案采用电子形式而否认其法律效力，具有法律效力的电子档案可以以电子形式作为凭证使用。这些规定将助力档案信息化建设走上“快车道”。同时，档案安全是档案工作的底线，而守住底线，事关国家安全、政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此次档案法修订草案专门增设“监督检查”一章，明确监督检查事项，并规定监督检查措施。修订草案还完善了档案管理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责任。例如，修订草案规定，非国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严禁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

2019年11月底，档案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同年12月中旬，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在北京开展了立法调研，并召开立法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意见，档案法修改工作持续推进。档案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项基础性、支撑性工作。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快速发展，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价值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领域迫切需要健全档案工作制度，获得档案工作支持，社会各界查阅利用档案的需求也持续增长，这些都为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相信新修改的档案法出台后，将用法制力量助推我国档案事业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作者:侯朝宣

王刚同志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强调：“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档案工作面临新的挑战。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清理和修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也应对有关的档案法规、规章进行清理，以保证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一致性。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在深入有关部门和行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清理和修改档案法规、规章，使之更好地适应”入世“后的新形势。”

现行的《档案法》及其与之相关的法规体系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在改革开放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是在几十年档案工作的实践中产生的，为推动我国档案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过，并且仍然发挥着十分积极、富有成效的作用，功不可没。没有现行的档案法规体系，就没有档案工作今天的局面。

但是，由于档案工作自身的特点，种种与社会进步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往往显现的比其他行业迟，影响也较为缓慢。因此，加入WTO后对现行档案法规体系产生的影响还没有立即凸现出来，但这种影响与不适应是客观存在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外部讲：入世将使我们的档案工作面临巨大的冲击，档案作为一种历史凭证、史料信息资源和综合性信息性载体，应当接受WTO法律规则中的市场开放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性原则，在不涉及国家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开放与公开。但是我国目前的档案管理工作政府性、部门性、保守性、收藏性太强，显然不能和国际接轨，不适应“入世”的要求。

从内部看，目前我国档案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执法主体不明、管辖范围不清、“条”“块”分割、服务质量不高、馆藏档案利用率低、征集难、经费困难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档案立法不尽完备有关。

笔者认为：档案立法问题是加入WTO后档案工作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之一，甚至关系到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档案事业兴衰。加入WTO后档案立法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和进展；社会转型与加入WTO导致现行档案工作体制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对现行的档案法规进行完善与补充；依法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档案馆的职能、编制、经费等重新进行确定；根据各级政府机构的差异，企业性质的多样化，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特性，依法构建大统一，小差异的多样化的档案管理模式；依法增强档案的透明度、公开性和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度，保障法人与公民充分享有利用档案权利、改善服务方式。

摘要：本文介绍了我国城建档案法制建设的历程、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城建档案法制建设的前景，并通过国家层面的法制建设对城建档案立法工作给出了建议，力图能够在机构改革过程中通过城建档案立法促进城建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城建档案；法制；立法

党的报告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因此，研究并做好城建档案法制建设，理顺权利与责任是前提和保障。

一、城建档案法制建设历程

（一）国家层面1957年，国务院《关于改进档案资料工作的方案》。1960年，国家档案局通过《关于加强管理城市基本建设档案的意见》和《关于如何加强城市基本建设档案的报告》并由国务院批转。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经委、原国家建委、原国家科委、国家档案局共同《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1997年原建设部颁布《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并于2001年对该规定进行修订。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也有部分条文涉及城建档案管理。

（二）地方层面上世纪80年代至1999年。随着《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的实施，在全国范围内使得城建档案工作得以迅速发展，各地纷纷建立健全城建档案管理体制、成立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在城建档案管理工作推进进程中，形成实行以向工程建设单位收取城建档案保证金制度等手段，确保了工程档案的归档。而今看来，这无疑是有利于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举措。在1999年国家取消了档案保证金制度之后，各地逐步通过建立建设工程档案预登记制度和建设工程竣工备案查验、建设工程档案认可文件制度，作为档案移交归档的有效手段。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开始施行，该法促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控制行政许可设定权及行政许可事项范围，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的法律。城建档案立法工作在此基础上，顺应时代法治精神的要求，结合时代实际需要，在总结之前立法成果的基础上，集思广益，使得城建档案立法进一步转型升级，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框架范围内，设立行政许可事项，服务社会，城建档案的接收、保管和利用工作更为顺畅。

一、信息技术带来新的伦理问题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加快了信息社会前进的步伐，也给社会道德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社会道德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然而网络技术在促进人与社会全面自由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传统的伦理观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一系列的伦理难题应运而生，成为当今社会潜藏的危机。

1.信息安全

信息系统自身存在的漏洞，给黑客的非法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使网络信息的安全性极端脆弱，严重的安全失范行为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目前采取的各种防范措施，还无法从根本上保证信息的安全，正如美国计算机软件专家科思所说：“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绝对可靠的防范措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1]如何保证信息安全，成为我们面临的新的信息伦理难题，也是我们在构建数字档案馆过程中，至今仍无法完全克服的一个“瓶颈”。

2.信息侵权

提供文化信息资源为社会服务是网络的一个主要功能，然而由于网络传播的不可控性，信息侵权现象时有发生。所谓信息侵权指的是未经版权所有者允许擅自转载、复制其信息内容。可以说网络上的版权纠纷成为时下纠缠最多的问题之一。据国家版权局的消息：近两年来国家各级版权机关共受理版权案件2824件，有关著作权、技术专利权和软件盗版等所涉及的金额已达到数亿元人民币。[2]另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个人隐私被采集和公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互联网为某些居心不良的人获取和传播他人隐私提供了便利，使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受到潜在的威胁。

一、档案利用权利的内涵及其限度要求

学术界有专家认为,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对我国有关主体的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了法律确认,档案利用权利已经是一项法定权利。但是,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中不仅看不到有关档案利用权利的明确表述,而且从相关规定中也无法自然推导出档案利用权利就是一种法律权利。《档案法》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在规定档案利用行为时表示有关组织或公民“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或未开放的档案(对后者又做了特别限制性规定)。事实上,“可以利用”通常会出现在两种情况之下:一是公民或组织具有法定的档案利用权利;二是公民或组织可以从档案馆开放档案的行为中获益。虽然上述两者在目标指向上均表现为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过程或结果的实际发生,但它们显然有着明显区别。如果公民或组织是在履行档案利用权利,则其档案利用行为理应受到各种保障或救济,一旦其档案利用权利受到损害就应得到来自行政或司法渠道的救济;如果公民或组织是从档案开放过程中受益,那么自然不会对档案开放主体(主要是指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行为提出任何非议。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文本解读上看,它们在涉及公民或组织对开放档案的利用行为时,似乎都有意或无意省略了“权利”一词,而且通篇法律文本也未设计对公民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保障或救济的任何措施。因此,笔者认为,迄今为止在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中档案利用权利并未被确认,它尚未成为一种法律权利,仍然只是一种应有或事实上的权利。

由于不同的权利主体基于同一档案客体对象会因利益目标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权利类型并伴有普遍的信息权利冲突现象,因此,从权利协调与平衡的原则和要求看,公民或组织基于某一档案客体对象所产生的档案利用权利始终都是有限度的,它必然会受到档案开放或公布权、档案秘密权、档案作品著作权等相关权利的制约。因此,设计合理与合法的档案利用权利控制机制就成为我国档案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现有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利的过度限制

任何权利的构成都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等基本要素,对档案利用权利限度的分析也可从这些角度分别进行。

1、档案利用权利主体上的限制

一、档案利用权利的内涵及其限度要求

学术界有专家认为,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对我国有关主体的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了法律确认,档案利用权利已经是一项法定权利。但是,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中不仅看不到有关档案利用权利的明确表述,而且从相关规定中也无法自然推导出档案利用权利就是一种法律权利。《档案法》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在规定档案利用行为时表示有关组织或公民“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或未开放的档案(对后者又做了特别限制性规定)。事实上,“可以利用”通常会出现在两种情况之下:一是公民或组织具有法定的档案利用权利;二是公民或组织可以从档案馆开放档案的行为中获益。虽然上述两者在目标指向上均表现为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过程或结果的实际发生,但它们显然有着明显区别。如果公民或组织是在履行档案利用权利,则其档案利用行为理应受到各种保障或救济,一旦其档案利用权利受到损害就应得到来自行政或司法渠道的救济;如果公民或组织是从档案开放过程中受益,那么自然不会对档案开放主体(主要是指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行为提出任何非议。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文本解读上看,它们在涉及公民或组织对开放档案的利用行为时,似乎都有意或无意省略了“权利”一词,而且通篇法律文本也未设计对公民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保障或救济的任何措施。因此,笔者认为,迄今为止在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中档案利用权利并未被确认,它尚未成为一种法律权利,仍然只是一种应有或事实上的权利。

由于不同的权利主体基于同一档案客体对象会因利益目标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权利类型并伴有普遍的信息权利冲突现象,因此,从权利协调与平衡的原则和要求看,公民或组织基于某一档案客体对象所产生的档案利用权利始终都是有限度的,它必然会受到档案开放或公布权、档案秘密权、档案作品著作权等相关权利的制约。因此,设计合理与合法的档案利用权利控制机制就成为我国档案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现有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利的过度限制

任何权利的构成都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等基本要素,对档案利用权利限度的分析也可从这些角度分别进行。

1、档案利用权利主体上的限制

摘要：对档案合理利用行为进行合法化确认是在对档案利用行为进行合理化程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法律法规对这些合理利用行为进行认可的过程,它影响和决定着档案利用权利本身的内容及其可能实现的广度和深度。由于档案利用过程中不同信息权利之间矛盾冲突的普遍存在(例如档案控制权与获取权的冲突、档案开放权与保密权的冲突等),这就决定了档案利用应是合理和合法的利用,并且合理的档案利用行为也应得到有关法律法规的确认,例如档案利用行为必须遵守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一、档案利用权利的内涵及其限度要求

学术界有专家认为,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对我国有关主体的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了法律确认,档案利用权利已经是一项法定权利。但是,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中不仅看不到有关档案利用权利的明确表述,而且从相关规定中也无法自然推导出档案利用权利就是一种法律权利。《档案法》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在规定档案利用行为时表示有关组织或公民“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或未开放的档案(对后者又做了特别限制性规定)。事实上,“可以利用”通常会出现在两种情况之下:一是公民或组织具有法定的档案利用权利;二是公民或组织可以从档案馆开放档案的行为中获益。虽然上述两者在目标指向上均表现为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过程或结果的实际发生,但它们显然有着明显区别。如果公民或组织是在履行档案利用权利,则其档案利用行为理应受到各种保障或救济,一旦其档案利用权利受到损害就应得到来自行政或司法渠道的救济;如果公民或组织是从档案开放过程中受益,那么自然不会对档案开放主体(主要是指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行为提出任何非议。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文本解读上看,它们在涉及公民或组织对开放档案的利用行为时,似乎都有意或无意省略了“权利”一词,而且通篇法律文本也未设计对公民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保障或救济的任何措施。因此,笔者认为,迄今为止在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中档案利用权利并未被确认,它尚未成为一种法律权利,仍然只是一种应有或事实上的权利。

由于不同的权利主体基于同一档案客体对象会因利益目标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权利类型并伴有普遍的信息权利冲突现象,因此,从权利协调与平衡的原则和要求看,公民或组织基于某一档案客体对象所产生的档案利用权利始终都是有限度的,它必然会受到档案开放或公布权、档案秘密权、档案作品著作权等相关权利的制约。因此,设计合理与合法的档案利用权利控制机制就成为我国档案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现有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利的过度限制

任何权利的构成都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等基本要素,对档案利用权利限度的分析也可从这些角度分别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