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凌河之战范文10篇

天聪五年（崇祯四年）七月，后金汗皇太极亲率大军，对明发动了大凌河之战，虽然此战在清朝开国史上不算是著名战例，但是它不仅从战略、战术多侧面反映了皇太极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才能，而且也是日后与明进行松锦决战的一次演习，因此深入研究颇有意义。

一、宁锦防线

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袁崇焕取得了宁远（辽宁兴城）大捷。翌年，又获得宁锦大捷，朝野同声相庆。明熹宗说：“朕廑念东事，从前皆因守之不固，更何言战？昨闻设奇应变，贼且退避，此足明固守之验矣，”[1]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关门既已无虞，”[2]认为“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3]此议得到许多臣工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明廷改变了过去王在晋、高第等人推行毁弃关外诸城，退守关门的错误御敌方针，而易为调兵遣将，增拨粮饷，修筑城堡，操练军士。使关外诸城互为犄角，既能坚壁清野，独自抗敌，又可首尾相应，协同作战；进则直趋辽沈，收复全辽，守能拱卫关门，保护京师的一道坚实的宁锦防线。宁远、宁锦接连遭到重创，皇太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针对明朝宁锦防线采取以下措施：

——避实击虚。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长于野战，不善攻坚，所谓“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4]因此，他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5]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八旗大军，避开明的宁锦防线，以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为向导，取道内蒙，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进入关内，明廷大惊，京师戒严。后金兵进逼北京，蹂躏京畿各州县，随之占领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皇太极企图在永平等地建立关内据点，东可进攻山海关，西可威胁京师，由于遭到明军猛烈进攻，未能如愿。此后，皇太极多次兴兵从内蒙进关骚扰，使明京师重地不得安宁，从而削弱了宁锦防线的作用；

——乘疑用间。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大捷后，遭到一些同僚的嫉妒，被阉党诬陷去职。崇祯帝即位后，诛魏忠贤，袁崇焕复出，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赴关外御敌。崇祯二年（天聪三年）十一月中旬，袁崇焕得报后金兵入关，进逼京师的消息，未奉圣旨，擅自率军离开汛地，兵至河西务，明廷命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而他却认为“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驻营京师广渠门外。“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6]故在崇祯帝召见袁崇焕时，“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域中，不许，”[7]对他已有猜疑。此时，皇太极采用范文程的“进密策，纵反间”[8]计。十一月二十日，后金兵在广渠门外击败袁崇焕等援军。二十七日，皇太极闻袁崇焕等“复聚败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于是令后金兵“列阵，逼之而营”。随后，他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指出：“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9]遂返回大营。是日，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递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10]

一、宁锦防线

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袁崇焕取得了宁远（辽宁兴城）大捷。翌年，又获得宁锦大捷，朝野同声相庆。明熹宗说：“朕廑念东事，从前皆因守之不固，更何言战？昨闻设奇应变，贼且退避，此足明固守之验矣，”[1]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关门既已无虞，”[2]认为“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3]此议得到许多臣工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明廷改变了过去王在晋、高第等人推行毁弃关外诸城，退守关门的错误御敌方针，而易为调兵遣将，增拨粮饷，修筑城堡，操练军士。使关外诸城互为犄角，既能坚壁清野，独自抗敌，又可首尾相应，协同作战；进则直趋辽沈，收复全辽，守能拱卫关门，保护京师的一道坚实的宁锦防线。宁远、宁锦接连遭到重创，皇太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针对明朝宁锦防线采取以下措施：

——避实击虚。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长于野战，不善攻坚，所谓“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4]因此，他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5]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八旗大军，避开明的宁锦防线，以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为向导，取道内蒙，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进入关内，明廷大惊，京师戒严。后金兵进逼北京，蹂躏京畿各州县，随之占领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皇太极企图在永平等地建立关内据点，东可进攻山海关，西可威胁京师，由于遭到明军猛烈进攻，未能如愿。此后，皇太极多次兴兵从内蒙进关骚扰，使明京师重地不得安宁，从而削弱了宁锦防线的作用；

——乘疑用间。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大捷后，遭到一些同僚的嫉妒，被阉党诬陷去职。崇祯帝即位后，诛魏忠贤，袁崇焕复出，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赴关外御敌。崇祯二年（天聪三年）十一月中旬，袁崇焕得报后金兵入关，进逼京师的消息，未奉圣旨，擅自率军离开汛地，兵至河西务，明廷命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而他却认为“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驻营京师广渠门外。“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6]故在崇祯帝召见袁崇焕时，“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域中，不许，”[7]对他已有猜疑。此时，皇太极采用范文程的“进密策，纵反间”[8]计。十一月二十日，后金兵在广渠门外击败袁崇焕等援军。二十七日，皇太极闻袁崇焕等“复聚败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于是令后金兵“列阵，逼之而营”。随后，他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指出：“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9]遂返回大营。是日，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递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10]

二十九日，皇太极纵明太监归，其中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11]崇祯帝“信之不疑，……遂缚下诏狱。”[12]袁崇焕蒙冤，被凌迟于北京西市，明朝宁锦防线失去一位杰出的统帅；

在现存清代历史文献中，除大量的文字史料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以图像形式出现的史料，如舆图、纪事图、记实图等；19世纪中叶照相技术出现后，又留下不少关于事件、人物和事物的照片。本文统称为“画图”。

画图在历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郑樵在《通志》中就已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在今年春天召开的南北两次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炎会上，专家学者对“图”在新修清史中的地位，普遍给予了重视，并提出了不少颇有启发的建议。就笔者所闻所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国立档案馆、大英图书馆、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法国吉美东亚艺术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某些私人收藏的清代画图，就达万余件。本文旨在有限了解基础上，就其现状、成因以及在新修清史中的使用体例，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一清代画图的类别

清代画图所反映的内容极为丰富，从社会到自然，从朝中到边塞，小至一砖一木，大至天下要事，无所不绘。为了解这数以千万计的画图概貌，笔者从所知画图中择部分有代表性者，依历史研究中的一般分类，大致将其归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建筑、人物和天文、地域和水道10类，其中前7类属社会范畴，后3类属自然范畴。为便于说明和使用，每类又可依据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合计分为40个小类。下面借助这个框架，对清代画图所放映的内容做一简单说明。

（一）有关政治方面画图，可分为礼制与民族2小类。

礼制类如《康熙南巡图》、《康熙万寿庆典图》、《孔尚任引驾图》、《雍正祭先农图》、《雍正临雍讲学图》、《乾隆八旗阅阵图》、《乾隆皇朝礼器图》、《乾隆皇后祭先蚕图》、《乾隆南巡图》、《嘉庆谒西陵后巡五台山路程图》、《慈禧五旬庆寿点景图》；民族类如《顺治会唔五世达赖图》、《万法归一图》、《皇清职贡图》、《乾隆万树园赐宴图》、《丛薄围猎图》、《西域图册》、《慈禧太后会唔十三世达赖图》。

清帝东巡即清代四位帝王(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出于拜谒祖宗陵寝、考察吏治、视察军事防务等目的，先后出巡清朝发祥地———兴京（今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盛京（沈阳）、吉林等地。兴京为满清发祥之地，盛京为满清开国之都，永、福、昭三陵分别座落在兴京、盛京两地。清朝一代，四位帝王曾九次东巡兴京，十次东巡盛京，又据《清通典》《清圣祖实录》，康熙六十年，曾派第四子胤禛（雍正）等人代谒祖陵。清帝东巡文学即指清帝东巡期间所产生的文学作品，是研究清帝东巡活动的重要文献。这里不仅有帝王即兴题咏的巡游墨迹，还有扈从臣僚恭和御制的诗文以及他们的观感性游记。东巡路上，皇帝及扈从们欣赏沿途的秀美风光，考察当地的风俗民情，理政观风，参加各种展谒祖陵的祭祀活动，在此期间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东巡途中，壮美秀丽的山川风貌、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以及曾经硝烟弥漫的萨尔浒战场，激发了皇帝及扈从们的灵感，点燃了他们的创作激情。此外，东巡的皇帝在展谒祖陵、缅怀先祖丰功伟绩的同时也不忘即兴挥毫抒发他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勃勃雄心。东巡文学作品中，清帝主要有御制诗、文、赋等，此外，还包括一部分扈从臣僚的奉和之作。撰写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清帝东巡文学的构成进行描述和说明，从中归纳和揭示出清帝东巡文学的思想倾向，并从文化资源利用的角度探讨其价值。以下将从文学构成、思想倾向、实践价值等三个方面对清帝东巡文学进行描述与说明。首先我们来看清帝东巡文学（以下简称东巡文学）的文学构成，这里主要从文体、作者二个角度来剖析东巡文学并对其进行归纳。

一、东巡文学的构成

东巡文学是清帝东巡期间所产生的文学作品。从现存文献来看，东巡文学主要有诗、文、赋、游记等，创作主体多为东巡帝王及随行扈从，其内容多样，主要有叙史、怀古、咏景、抒情、记事等。经过整理归纳，首先将东巡文学的文体构成概括如下：（一）东巡文学的文体构成东巡文学的文体大致可分为诗、文与赋以及东巡游记三大类。其中诗作为东巡文学的主体是诗文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东巡诗作中，又以帝王所作之诗居多。以下我们分类描述：

1.诗自古文人骚客喜好借诗言情，清王朝东巡帝王亦是如此。据统计，东巡期间帝王所作之诗大约五百余首，主要涉及咏史、咏物、借景抒怀等方面，内容多样，风格各异。其中歌功颂德、赞颂大清创世伟业的诗在这些御制诗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如《萨尔浒》、《三关》诗、谒《永陵》等。康熙于第一次东巡时作《萨尔浒》，诗云：“城成龙跃竦重霄，黄钺挥时早定辽，铁背山前酣战罢，横行万里迅狂飙。”[1]3既抒发了对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崇敬之情，于字里行间中又可看出作者本人继往开来、再创伟业的雄心壮志。此外，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也都曾以《萨尔浒》为题赋诗缅怀先祖的丰功伟绩。《三关》乃乾隆十九年第二次东巡途中所作，此“三关”为建州三关，是当时后金防御的重点，乾隆作这首诗引用了建州三关的满语名称，即雅尔哈、代岷、扎喀，是对三关名称最早以及最权威的解释。乾隆于诗中阐述了大清创业之艰辛及其对大清未来美好前景的殷切期望。此外，嘉庆皇帝因循旧制作有《过三关得句》《过三关纪胜》二首；道光皇帝亦有一首《三关》。永陵为清王朝爱新觉罗氏先祖之陵寝，是清帝东巡祭祖的第一站，除康熙帝首次东巡未到此地外，历代东巡帝王每次东巡祭祖必先祭拜永陵，拜谒之后或由感而发，或遵循惯例，必有所作。如康熙作《告祭永陵》诗，借景抒情，不仅抒发了诗人心中的宏愿，也表达了一代帝王对江山的挚爱之情。帝王之作，用词考究之余不免过于偏深，文章歌功颂德之外又不免夸大，但诗中流露出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以及对人民深切眷恋之情感却是真挚、热切的。扈从所作之诗，大多为应制奉和之作，却又不乏妙笔佳句，因为是奉和之作，所以大都沿用原韵，且诗作内容亦须沿袭帝王之作，但由于个人观感不同，所作之诗在风格特征上也有所差异。如高士奇所作《恭和御制告祭永陵》与康熙原作相比，则从不同的视角写出了自己的切身感受。其中，“五丁凿后山容舞，千顷奔来水势腾。”[1]14写出了陵园周边的壮丽景色，而“雪色远迎仙仗过，松枝低拂玉舆升。”[1]14则用拟人的手法再现了隆重的祭典仪式，用语更为生动。

2.文与赋文与赋是东巡文学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体。东巡文学中文与赋的数量不多，据现有资料统计，东巡文学中共有文、赋五篇。乾隆所作三篇《盛京赋》《文渊阁记》《神树赋》；嘉庆作二篇，分别是《盛京颂》以及《再举东巡展谒三陵大礼庆成记》。其中，乾隆的《盛京赋》和嘉庆的《盛京颂》旨在追忆满清发祥史、歌颂先祖丰功伟绩、记录盛京的山川风貌，尤其是乾隆所作《盛京赋》堪称长篇巨制，在当时名扬海外；《文渊阁记》则阐释了《四库全书》四个馆藏地名称之来历，是研究四大藏书阁的珍贵史料；《神树赋》借永陵所传神树之传说，借古喻今，阐明作者对人生的态度。这五篇文、赋皆出自帝王之手，从内容上看，帝王之文、赋主要为歌功颂德、托物言志；就整体风格而言，多为气势磅礴、铺张扬厉之作。

3.游记东巡文学中的游记皆出自扈从之手。据现有资料统计，现存东巡游记四篇，分别为高士奇所撰《扈从东巡日录》、南怀仁所作《鞑靼旅行记》、杨钟义作《嘉庆东巡记事》以及何汝霖的《沈阳纪程》。这些游记详尽描述了东巡帝王的衣、食、住、行，大到东巡大事记、行走路线，小到皇帝每餐的用膳情况，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其中，高士奇所撰《扈从东巡日录》记载最为详尽，正文之前附有五篇小序，除高士奇自撰一篇外，其余四篇分别为高都陈廷敬、京江张玉书、扬州汪懋麟、秀水朱彝尊所撰。这部游记从康熙二十九年东巡之始记录，按照时间顺序，载录了康熙此次东巡的全过程，这不仅是一部游记还是一部颇具史料价值的风土人情考，记行之余也记录了所到之处的山川风物、历史古迹、名人佚事甚至对一些奇特的生产生活工具的名称及用途亦作了详细的考证，如“萨喇，木板鞋也。长尺许，以皮靸之。历雪碛峻岭，逐兽如驰。……法喇，扒犁也。车而无轮，犁而有箱，载不以盈，险不以倾，冰雪时利用焉。”[2]639-640此外，其中还录有康熙于东巡期间即兴吟咏的诗作以及高士奇的奉和之作。东巡游记为我们今天从事清帝东巡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持。

一

皇太极在位近二十年期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这不仅解决了大量内附的蒙古人和汉人的组织形式问题，而且也使八旗制的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论述这点之前，先对蒙、汉八旗的建立过程作一简略叙述。

元朝灭亡后，蒙古族北返故土，形成瓦刺、鞑靼两部。到明后期，更分为漠西、漠北、漠南三部。漠西蒙古即原瓦刺部，又称卫拉特四部。漠北蒙古又称外喀尔喀三部。漠南蒙古则以元朝嫡裔察哈尔蒙古最强盛，其余鄂尔多斯、土默特、阿索忒、雍谢布、喀喇沁、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诸部皆受其控制。科尔沁、喀尔喀等部蒙古自1593年古勒山战役失败之后，开始与努尔哈齐建立联系，而察哈尔林丹汗则绐终坚持与明朝的结盟。经过努尔哈齐、皇太极两代的努力，终于击溃察哈尔蒙古，将投归后金国的一部分漠南蒙古改编成八旗蒙古，同时对已经臣服但仍留蒙古草原上的漠南、漠北蒙古，也采取了编旗方式，称为外番蒙古各旗。本文涉及的只是统属于满洲八和硕贝勒之下、与八旗满洲并列的八旗蒙古。

努尔哈齐建国之前，已有蒙古人投入其下，吴讷格即是其中最著名者。但八旗刚建立时，来归的蒙古人数并不多，所以直至天命六年（1621）才出现了蒙古牛录的记载。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内古尔布什台吉，莽果尔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户并牲畜业归”，努尔哈齐授二人总兵官之职，赐以“满洲一牛录三百人，并蒙古一牛录，共二牛录。”〔1〕此时蒙古牛录尚不多，未有另立八旗蒙古之必要，故古尔布什虽领蒙古牛录，但仍隶八旗满洲之下。

到天命七年初，情况有了变化。原臣属于察哈尔的科尔沁、兀鲁特诸部贝勒明安等十七人举部来投，带来人口凡三千余户。同时，又有喀尔喀部分台吉亦来投。如此大量蒙古人众的拥入，实为后金国与蒙古诸部关系中前所未有。为给尚未来归的蒙古各部树立榜样，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齐致书来归之蒙古诸贝勒云：“我思自喀尔喀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自察哈尔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我念尔等来归，故编尔等为二旗。尔等若以为分旗难以度日，愿与（满洲）诸贝勒结亲通婚，彼此相与，则任尔自便。……我之八家，如同一家。我亲生之诸子与贝勒等携来之诸子，同其爱养，不有歧视。尔等循我国贝勒之例以度日。”〔2〕二旗旗主当是明安贝勒与恩格德尔台吉，其地位与满洲八旗旗主相埒。这反映在天命九年（1624）元旦的朝仪中，恩格德尔所率蒙古诸贝勒仅次于大贝勒代善列于第二班，而排在阿敏等人之前。到天聪元年（1627）十二月外藩蒙古来朝时，明安等人亦是与大贝勒同列，而居阿巴泰等诸小贝勒之前。

蒙古二旗的建立，改变了原来单一的八旗满洲的格局。但是后金统治者一方面以蒙古单立二旗显示优容，另一方面又不让蒙古诸贝勒参预最高决策。从天命七年实行八王共治制，到次年八都堂之设置，甚至皇太极的继位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皆不见蒙古诸贝勒的活动。故实际上蒙古二旗只是属于后金国的附庸，还未能真正同八旗满洲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