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范文10篇

一

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众多中外饱学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苏联同志”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中共的“农民革命”能否成功；集体化时，许多人又断言俄国农民有米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遇到强烈反抗，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有”，岂能轻易认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的一幕震惊了世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毕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俄国农民更顺从地接受了“归大堆”的命运。而当终于习惯了集体农庄的俄国农民成为反对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手印”式的决心冒死冲垮了，并以家庭农业、“乡镇企业”及“民工潮”连续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民自发冲击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认可。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视为“传统”小农的延续，那“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难解释于后的现象。而当一些事后诸葛亮宣称从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体主义”时，农民们又以拥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

显然，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当代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认识去把握。这个“社会深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来，人们对“农民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面对“农民”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客体”，人们不是自以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农民”为已任，就是自以为比它渺小，而以“向农民学习”为志。大至“救星”，他昨天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又号召城里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至我们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忆文学中总不离两个调子：或是诉苦怨旧型的，把农村说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怀旧型的，仿佛人间真情全在乡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横流。

城里人还有这么一种思维习惯：假如他们在不那么偏僻与闭塞的乡村中发现了某种被认为不同于“城里”的东西，就会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发掘出来的“传统”，并认定在更偏僻更封闭的“原生形态”乡村中这种“传统”会更浓厚。《被告山杠爷》这部颇为思想界重视的电影就反映了这种城里人的农村观：它把“杠爷”设计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处，越能产生那种不知“王法”、惟知宗法伦理秩序的道德权威与长老自治。

然而究其实，无论传统时代还是今天，农村中宗法伦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东南沿海的、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较活跃的、开放并受“西化”影响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区，而不是深山里、内地、贫困、封闭并属于古老中国文明发祥地的、自然经济的乃至远离城镇的地区。以宗族公产而论，旧中国农村宗族公产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广东各县旧时族田多占田地总量的30％～40％，其中广州府属各县更达50％～80％，浙江各县常在1/3左右。而两湖的长沙、汉阳等府辖县只有15％，边远各县更少。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陕西关中各县均不到1％，河北定县更只有万分之几，殆近于无。我国许多贫困不发达农村的社会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爷”自治，许多最“传统”的古文明地带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无宗族地区。而专制朝廷及其下延组织控制着一盘散沙般缺少自发社会组织的“编户齐民”，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景观。陶渊明设想过某位有德之“杠爷”“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形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道德自治体。但老百姓的民谣却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到底是这类民谣，还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记》更代表真实的“本土文化资源”？

一

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众多中外饱学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苏联同志”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中共的“农民革命”能否成功；集体化时，许多人又断言俄国农民有米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遇到强烈反抗，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有”，岂能轻易认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的一幕震惊了世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毕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俄国农民更顺从地接受了“归大堆”的命运。而当终于习惯了集体农庄的俄国农民成为反对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手印”式的决心冒死冲垮了，并以家庭农业、“乡镇企业”及“民工潮”连续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民自发冲击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认可。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视为“传统”小农的延续，那“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难解释于后的现象。而当一些事后诸葛亮宣称从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体主义”时，农民们又以拥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

显然，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当代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认识去把握。这个“社会深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来，人们对“农民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面对“农民”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客体”，人们不是自以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农民”为已任，就是自以为比它渺小，而以“向农民学习”为志。大至“救星”，他昨天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又号召城里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至我们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忆文学中总不离两个调子：或是诉苦怨旧型的，把农村说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怀旧型的，仿佛人间真情全在乡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横流。

城里人还有这么一种思维习惯：假如他们在不那么偏僻与闭塞的乡村中发现了某种被认为不同于“城里”的东西，就会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发掘出来的“传统”，并认定在更偏僻更封闭的“原生形态”乡村中这种“传统”会更浓厚。《被告山杠爷》这部颇为思想界重视的电影就反映了这种城里人的农村观：它把“杠爷”设计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处，越能产生那种不知“王法”、惟知宗法伦理秩序的道德权威与长老自治。

然而究其实，无论传统时代还是今天，农村中宗法伦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东南沿海的、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较活跃的、开放并受“西化”影响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区，而不是深山里、内地、贫困、封闭并属于古老中国文明发祥地的、自然经济的乃至远离城镇的地区。以宗族公产而论，旧中国农村宗族公产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广东各县旧时族田多占田地总量的30％～40％，其中广州府属各县更达50％～80％，浙江各县常在1/3左右。而两湖的长沙、汉阳等府辖县只有15％，边远各县更少。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陕西关中各县均不到1％，河北定县更只有万分之几，殆近于无。我国许多贫困不发达农村的社会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爷”自治，许多最“传统”的古文明地带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无宗族地区。而专制朝廷及其下延组织控制着一盘散沙般缺少自发社会组织的“编户齐民”，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景观。陶渊明设想过某位有德之“杠爷”“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形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道德自治体。但老百姓的民谣却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到底是这类民谣，还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记》更代表真实的“本土文化资源”？

**年10月，科左后旗进行了嘎查村撤并工作，为加强对村级的管理，旗委组织部、民政局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了以党小组为活动主体、村务管理联合会为决策机构、村民广泛参与的村屯分别自治的管理模式，于**年底印发到各苏木镇嘎查村，通过一年的落实和运行，村级组织活力增强，干群关系更加和谐稳定，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一、创新村级管理模式的内容及成效

按照新的管理模式，各苏木镇党委指导各嘎查村组建党小组，落实党员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建立村务管理联合会、党员议政会、村民代表议事会，为加强村级党建和强化村级管理夯实了组织基础。

（一）完善嘎查村党组织设置。本着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发挥党组织作用、有利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有利于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的原则，调整和改进党组织设置。

1.科学合理设置党小组

合并后组成的各嘎查村党支部，有两个特点，一是党员人数多了，党员人数由原来的10－30名扩大到现在的30－70名；二是居住更加分散了，合并后的嘎查村由几个自然屯组成，最远的相距30多华里。党员不便集中，不好集中的现实，要求改变以前以支部为单位召开会议，组织党员等组织生活的方式方法，创新组织活动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各嘎查村党支部以自然屯为单位设置党小组，由支部委员或村委会委员兼任党小组长，管理自然屯内的日常工作。全旗共设置党小组574个，党小组的组织生活成为党员组织生活的主体，增加了组织生活的活力，促进了基层组织建设。

关键词：生态问题；"三农"问题；解决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在近几年来成为了党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今年，更是成为整个社会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成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和农民大国，最重大的社会问题都是农民问题。中国的每一次社会进步，都是农民问题得到某些解决的结果。直到今天，我国的农民问题已经扩展到农业、农村、农民等三大相互连接的问题，其严重程度已经直接威胁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了。因此，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的热点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决策部门有他们的许多措施和政策，学者们有各个角度的探索和思考以及对策建议，这些有的为理论决策做出了贡献，有的产生了很大的实际成效，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提出良好的方法，有的甚至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低级处方。笔者欲换个说法，跳出"三农"的本身，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是生态问题引起的，其解决的根本方法也是生态方法。力求从生态的角度对"三农"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以求"三农"问题有一个战略性的解决。

一、农民问题是一个严重的人口生态问题

"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说到底就是"一农"问题，即农民的问题。因为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最终都是为了解决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的关键和出发点。我国的农民问题有许多，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农民人口太多，打破了农村生态系统中非生物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间的平衡，由此引发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农民人口太多引起耕地紧张、农村耕地资源人均拥有严重不足。我国农业人口现在还有八亿多，但是人均耕地仅一亩多点，而世界上有的国家的人均耕地是我国农民的几十倍，这样大的差距却要同样养活这么多人，谁都知道问题将是怎样的严重了，而这个人多地少的问题就是生态问题的典型表现，这是生态系统里的非生物环境与消费者和生产者失衡的问题（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是指绿色植物和某些细菌，它们是人类食物的最初来源）人口作为消费者的数量太多，非生物环境与生产者相对太少，因此，造成"三农"中农民和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使"三农"问题自身比例失调，因而引发"三农"问题。

其次，农民人口太多造成农民在农村就业压力加大。农民在农村有的就只有几分责任田和几分自留土，一年大部分时间都闲着，有力没有地方使，但是收入又不高，只能维持一般的温饱生活甚至不能维持温饱，造成农民的劳动力巨大的浪费，还引出很多社会问题，如赌博、盗窃、酗酒等等。

由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互相连接构成一个经济系统，任何一项农业政策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所有产业部门；反之其它产业部门的变化又会反作用到农业部门的产出、就业和收入分配等。因此，目前国内学者基本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分析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并具体分析了粮食价格、产量和农民收入变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程度。但是，投入-产出模型是一个线形体系的模型，而在现实社会中非线形却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同时投入-产出模型还是一个价格固定和需求驱动的模型，这就暗示投入-产出模型忽略了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制。因此，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分析，其结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克服投入-产出模型的上述弊端，需要寻求一个更加全面、优化的分析框架。为此，本文在采用最新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合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CGE模型具有如下主要优点：①经济范围内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CGE模型能够按照协调方式同时考虑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相互作用机制，且定量解释所有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相互作用的综合效果。②替代可能和非线形关系。CGE模型使国内产品和进出口产品之间的不完全替代、国内销售和出口之间的不完全转换等替代成为可能。③价格内生和混合经济体制。CGE模型包含了通过价格激励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可以刻划生产、消费和国际贸易的相互依赖性。

这样当经济受到冲击时，运用CGE模型就可以全面考察该冲击对经济总量、结构、相对价格等方面的影响，而不局限于局部。

2.建立一个适用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CGE模型

2.1粮食CGE模型具有的新特色：粮食CGE模型是在新古典CGE模型（Dervisetal.1982）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的需要进一步扩展形成的。本文模型具有如下新的特色：首先在政府预算账户中引入一个外生变量-政府补贴，主要用于分析生产补贴是如何影响粮食成本、产出和农民收入。

其次，本模型的数据库是笔者依据最新GATP相关数据编制而成，包含六个农业产业及六个非农业产业③，一方面可以用于分析农业产业内部及非农业产业对农业部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非常重要，但常常被一些农业政策的局部分析所忽略；另一方面主要用于分析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产业间贸易条件的变化对农民福利的影响。

再次，劳动力被进一步细分为技术型和非技术型，主要用于分析外部冲击对非技术劳动者在农业产业内、农业和非农业产业间的流动效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产业产出和收入的影响。

改革攻坚，力争进一步突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的难度在增加。有些改革进展缓慢；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处浅层；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缺乏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缺乏改革的协调机制。

“十一五”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各方面，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改革既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另外，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民生类制度的创新。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加入WTO后，我国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出口大幅增加，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成为稳定国际经济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外资在出口中所占比例过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利用外资过程中在产业素质、资源、环境、劳工权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较多问题。鉴于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要引导各地由追求引资数量与速度转到更加注重引资质量与效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和谐社会，关键在落实。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建立和谐社会，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调节分配以及文化体制、医疗卫生、安全生产等。

问题不少

（改编：冯海滨时间；）

（乙出场，甲在观众席上坐着）

乙：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说段相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与我和说这段相声的呢咳！这老冯，跟我一起上来的。怎么见不着人了呢？这相声呀讲究的是说、学、斗、唱

甲：咳！……你什么眼神啊你。这么一大活人在下面坐着，你愣没看见。（甲从观众席上走上台）同学们好！同学们辛苦了！

乙：吆！实在对不住您了。您这不是海拔太低了吗？（用手比划）

[关键词]数量与结构；“资源经济”；“人口红利”；环境倒“U”型曲线；“常量人口”；“零和游戏”；层级和尺度；优先性

一、人口与经济

(一)人口问题的本质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共识”。这一“共识”内涵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一是人口问题多源于发展不足——经典的说法是，人口过剩是经济失败的标志；二是人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得到解决。

事实上，人口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既与发展／经济有关，也与社会／制度、资源／环境和人口自身(数量、结构、质量)及其运动状况(年轻化、老化)有关。人口问题既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生产性贫困、需求不足型失业、老年赡养等；但又不完全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社会性贫困、资源性贫困、人口性贫困，供给过剩型失业、适应一摩擦型失业，老龄化等；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与发展／经济无关的问题，如性别比、人口一资源比、吸毒等。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数量问题而非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为人口数量所左右。对发展来说，财富、资源、空间的人均拥有量是最为根本的，而人口数量的多少则规定着这个人均量。粥少(人均生活资料)缘于僧(人口)多，地少(人均生存资源)因于人多；地瘠不一定民穷(如果人少的话)，民穷也不一定因为地瘠(人多可导致富饶的贫困)。由是，人口数量便像“魔术师”那样左右着发展(以经济密度，即单位国土面积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与环境、资源、经济相关的富饶或贫瘠程度)：少量人口可使贫瘠变为富饶，如澳大利亚经济密度4.9×104美元／km2(瘠矣!)，人口密度2.5人／km2(少矣!)，人均GDP20050美元(富矣!)；大量人口则会使富饶变为贫瘠，如孟加拉国经济密度32.6×104美元／km2(为澳大利亚的6.65倍，富矣!)，人口密度981人／km2(为澳大利亚的392倍，庶矣!)，人均GDP370美元(只有澳大利亚的1.85％，贫矣!)

摘要: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需要对儿童的各种行为表现做出合理的评估判断，以帮助教育计划的实施，在此过程当中将涉及“问题行为”这一概念的界定问题。本文就儿童问题行为的概念、分类，以及判定问题行为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操作方法一一作了评述，以期此文有助于广大中小学教师正确合理地判断儿童的行为表现。

关键词:儿童问题行为界定

一、儿童问题行为概念界定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与区分

问题行为(behaviorproblem)又叫做行为问题，它的界定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各个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提出了众多概念，在实际应用中，问题行为与不良行为、行为异常、偏差行为、行为障碍、犯罪行为、变态行为等诸多概念存在混用或是等同的情况。

笔者认为:首先，从程度上区分，“问题行为、不良行为、行为异常、偏差行为”多指虽然偏离常态但偏离程度较轻的行为，而“行为障碍、犯罪行为和变态行为”则是偏离常态程度相当严重的行为。其次，从行为矫正者的角度区分，“问题行为、不良行为、行为异常、偏差行为”等多为教师和家长的教育纠正，而“行为障碍、变态行为”多为专业心理或医疗工作者的工作对象，而“犯罪行为”则由司法人员负责。最后，从发生频率上区分，“问题行为、不良行为、行为异常、偏差行为”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是较为常见的，而“行为障碍、犯罪行为和变态行为”这三类行为在儿童身上发生的频率上要小得多。鉴于以上三点理由，问题行为和不良行为、行为异常、偏差行为等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可以互通使用，而行为障碍、犯罪行为和变态行为则不能与问题行为混用。

歧义是指语句有两歧或多歧意义，可同时形成两种或多种可能解释的一种语言现象。比如，“我们要学习文件”这句话，就有三种理解：一是我们打算学习一下文件；一是我们索要供学习的文件；一是我们应当学习一下文件。

对于自然语言而言，歧义本是一种正常现象，难以简单地说好与不好，更不能一概视为语病，全面禁绝。在一些文体中歧义甚至被作者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如在相声作品中，歧义就常被用来制造包袱。一些日常口语交际、书面交际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修辞格，如“双关”之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在积极地应用“歧义”。但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歧义现象确实有害。这在主要用于事务处理的应用文体中，特别是公文中，其危害的程度尤深。

公文的语言是一种非常讲究精确性的语言，因为公文的使用目的就是要使对方接受作者的影响，而且是对对方行为的强制性影响。要使这种影响有效，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使意思的表达高度精确，每一个词，特别是每一个句子必须保持意思的唯一性，以避免对方“见仁见智”，按各自的理解而不是作者的意图去行事。从这样的意义上，歧义对公文当然就是百分百地有害。能对这一点提供证明的实际例证举不胜举。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战败局面早定的日本之所以挨了两颗原子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之一，就与日本政府针对“波茨坦公告”发表的声明中存在歧义有一定关联。日本政府称自己对“公告”的态度是“默殺”。“默殺”这个词在日语中是多解的，可以理解为“不予理睬”，也可以理解为“暂不作评论”，声明没有对此作出限定。如此，美国自然可以作第一种理解，也当然可以用“任何战争手段”，包括用原子弹了结战争。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公文中的歧义，同样不断给人们带来麻烦，诸如在保险合同中将保险范围写作：“包括家用电器、床具、卧具等各种生活资料”；在政策规范中将惩戒规定写作：“我们要严厉打击少数犯罪分子”等带歧义的表述，就经常把公文作者“等”到被动局面中，甚至“等”到自己的利益白白遭受损失的境地；经常使公文作者的真实意图令人费解，甚至使作者尴尬地被认作“只打击少数，对多数则……”。

歧义对公文是有害的，是撰写者所不需要但又往往在无意之中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公文中的歧义呢？笔者认为，克服歧义的方法并不复杂，有针对性地对句子成份予以调整，创造必要的语言环境等做法都十分有效，困难的和起关键作用的是要能发现歧义的存在。为此，我们必须了解歧义的发生规律，对歧义保持警惕。

一般情况下，当公文中出现选词不当，词序失当，滥用省略，错用数量词，语句中有词性不明的成份，语句成份间的语法关系不明，语调附加的语义不能被准确读出，忽略对含义不确定的词、词组的有效限定修饰，错用标点符号，滥用修辞格等现象时，都会形成歧义。

（一）选词不当，造成对概念的歧解，引起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