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范文10篇

县市作为一级政权机构，县市委书记起着关键性的核心作用。他们如何用人，对一个单位和部门的工作，对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极大。

找准“症结”：

问题在于对显性权力没有明确规范，存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权力

这是一项难度大、敏感度高的工作。难就难在怎样才能既有效监督，又不束缚县市委书记的手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叶志刚说，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必须找准县市委书记在用人方面的主要问题和症结所在。

为此，省委组织部在*年即开始试点，先后到县市进行了多次深入调研：在极少数县市委书记中，确实存在着程序走了、事也办了、官也卖了的问题。

经过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和对群众意见的梳理，大家认为问题的症结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县市委书记的显性权力没有明确的规范，弹性过大，缺乏可以控制的界限和衡量的尺度，从而无法监督，权力滥用就很难避免；二是事实上存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权力，发挥着比显性权力更为重要的作用，表现在选人用人上就是一种“主导”意识。如在提名推荐时划圈子、定框子；在听取考察情况时，对自己想要提拔的人选听的多、问的多、正面评价多；讨论决定时抢先表态发言等等，这些程序背后的模糊行为影响很大，甚至左右着整个局势。

为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依法清权确权，推进行政权力明晰化，根据《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把大余打造成为一流的“全国政务公开示范点”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余发[2007]20号）精神，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按照“四化、四平台、四结合”的要求，以权力清理审核为基础，以载体建设为依托，以制度创新为手段，以权力公开运行为核心，以监督制约为保障，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大余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服务。

二、工作原则

1、依法实施原则。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进行。

2、全面真实原则。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都予以公开，且内容必须真实。

【摘要】

基于人民主权原则的知情权是一项没有被宪法规范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能够通过宪法解释的途径获得，其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的性质，作为自由权性质的基本权利，主要表现为自由获取信息，排除国家妨碍的权能形态；随着社会发展，行政机关逐渐成为国家信息中心，公民已经无法仅仅从社会获取信息以满足自身的信息需要，请求权能形态获得较大发展，成为社会权性质知情权的基本特点。

据报道，某日，甲因被与其发生经济纠纷的人员追打，生命受到威胁，于是拨打当地的110报警求助，报警20多分钟后，管片派出所的民警才到事发现场。此时，对方早已离去。据查，派出所距事发现场步行时间为3－5分钟。事后，甲以公安分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过程中，甲无法向法院证明其曾于当日向当地的110报警，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一审判决后，甲向有关领导写信反映问题，在领导的干预下，甲看见了自己当时的报警记录，同时也被告知，报警记录不能给他。后甲因为无法证明110报警指挥中心是否是在接到自己的报警后出动警力而再次败诉。

问题开始出现，在110报警指挥中心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即使甲明知110报警指挥中心有自己的报案记录，也无法从110报警指挥中心取得该项记录，那么甲是否有权拿到报警记录作为诉讼的证据，从而获得救济呢？笔者认为，甲能否获得记录，必须解决一个关键性问题：甲是否有权向报警中心请求获得报警记录；如果有权获取信息，这种权利是什么样一种权利，基于什么样的身份关系而获得？报警中心是否有义务对甲的公开请求作出回答？如有，这种义务是基于何种关系产生？

围绕这些问题，笔者将按照如下逻辑加以论述。首先，笔者将从报警中心与甲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提出公民甲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享有知情权，从而能够以主权者的身份对基于行政机关身份的报警中心加以监督；其次，对“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从而公民不能享有知情权”的质疑作出回应，提出即使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能够运用宪法解释从多项权利的缝隙中解释出知情权；最后对知情权的权能形态问题作出阐述，提出社会权性质的知情权具备请求国家公开的权能，行政机关负有向公民履行说明责任的义务。

本文的写作意义在于，随着市民社会的缓慢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国家对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给予了高度重视，公开制度在各级国家机关中逐步建立起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在起草之中，地方规章也已经实行。但就总体而言，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仍被视为一种办事制度，而不是基于人民主权和知情权的一项法定义务，这将导致“公开只是政府自己的事情，是政府机关的一种社会承诺。如何公开、怎样公开、公开什么，都由政府机关决定，公众只是办事制度改革的被动受益者。如果政府机关不公开应该公开的制度或者文件，公众本身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加以改变。”的后果，而随着WTO透明度规则的要求以及立法的进展，有必要对这些争议作出有效回应，以便能更好的参与我国应如何建立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讨论。

【摘要】

基于人民主权原则的知情权是一项没有被宪法规范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能够通过宪法解释的途径获得，其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的性质，作为自由权性质的基本权利，主要表现为自由获取信息，排除国家妨碍的权能形态；随着社会发展，行政机关逐渐成为国家信息中心，公民已经无法仅仅从社会获取信息以满足自身的信息需要，请求权能形态获得较大发展，成为社会权性质知情权的基本特点。

据报道，某日，甲因被与其发生经济纠纷的人员追打，生命受到威胁，于是拨打当地的110报警求助，报警20多分钟后，管片派出所的民警才到事发现场。此时，对方早已离去。据查，派出所距事发现场步行时间为3－5分钟。事后，甲以公安分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过程中，甲无法向法院证明其曾于当日向当地的110报警，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一审判决后，甲向有关领导写信反映问题，在领导的干预下，甲看见了自己当时的报警记录，同时也被告知，报警记录不能给他。后甲因为无法证明110报警指挥中心是否是在接到自己的报警后出动警力而再次败诉。

问题开始出现，在110报警指挥中心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即使甲明知110报警指挥中心有自己的报案记录，也无法从110报警指挥中心取得该项记录，那么甲是否有权拿到报警记录作为诉讼的证据，从而获得救济呢？笔者认为，甲能否获得记录，必须解决一个关键性问题：甲是否有权向报警中心请求获得报警记录；如果有权获取信息，这种权利是什么样一种权利，基于什么样的身份关系而获得？报警中心是否有义务对甲的公开请求作出回答？如有，这种义务是基于何种关系产生？

围绕这些问题，笔者将按照如下逻辑加以论述。首先，笔者将从报警中心与甲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提出公民甲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享有知情权，从而能够以主权者的身份对基于行政机关身份的报警中心加以监督；其次，对“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从而公民不能享有知情权”的质疑作出回应，提出即使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能够运用宪法解释从多项权利的缝隙中解释出知情权；最后对知情权的权能形态问题作出阐述，提出社会权性质的知情权具备请求国家公开的权能，行政机关负有向公民履行说明责任的义务。

本文的写作意义在于，随着市民社会的缓慢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国家对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给予了高度重视，公开制度在各级国家机关中逐步建立起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在起草之中，地方规章也已经实行。但就总体而言，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仍被视为一种办事制度，而不是基于人民主权和知情权的一项法定义务，这将导致“公开只是政府自己的事情，是政府机关的一种社会承诺。如何公开、怎样公开、公开什么，都由政府机关决定，公众只是办事制度改革的被动受益者。如果政府机关不公开应该公开的制度或者文件，公众本身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加以改变。”的后果，而随着WTO透明度规则的要求以及立法的进展，有必要对这些争议作出有效回应，以便能更好的参与我国应如何建立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讨论。

摘要：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信息交流方式的变革，带动了智力劳动成果物化形式的跨国界流通。根据一个民族国家法律取得的知识产权并不当然获得另一民族国家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特征源自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利。国家主权的过度强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知识产权的跨国保护。一国对知识产权客体的属地管辖权与另一国对知识产权持有人的属人管辖权，或者相反，彼此冲突，长期争斗，必然耗损有限的国际公共资源。让渡管辖权，协调管辖权的冲突必将实现知识产权跨国保护的宏大目标。

关键词：民族国家；主权权利；知识产权；跨国保护

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使得原本在民族藩篱隔阂下的主权国家紧密联系，使散居各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信息的瞬时传播便利创新思想的相互借鉴，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仿制”、“贴牌”、“冒牌”甚至“抄袭”现象的泛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若要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变化随处可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伴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呈现嬗变之势。国际社会虽然缺乏国内那样有组织的政府，缺乏对所有民族国家行使权威的超国家组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社会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律体系是一个松散的、碎片化的规则集合体，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知识产权国际统一法运动不断升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立法运动正深入到国内立法活动的传统领域。从知识产权的产生、效力到权利的期限，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到超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垄断性到公益性、社会化，从纯粹的私有财产权到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的关联关系，等等，凡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存在知识产权国际统一立法的痕迹。国际知识产权法软性约束的形象正在被改观。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无法化解的三对矛盾：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普遍保护的需要、各民族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歧异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形成的主权冲突，均仍困扰着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保护事业，其中以主权为最大桎梏。

一、属地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创设的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并不当然在其他主权者领土上被承认为权利。这是主权在知识产权领域最常见的注解。主权原本是一个国家政治学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主权的来源——公意——进行解说后，写道：“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由此，我们将主权的特性之一概括为“主权不可转让”。在卢梭的著作里主权是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诠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主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是对并列存在的国家人格的高度抽象。所以，在国际法学者眼里主权对内是最高的、对外则是独立的。在一国之内，主权所及之处，没有较之更高的权威。主权对内、对外的两个方面中，以对内的向度为我们考察的基础。对于他国的知识产权在内国是否应当给予保护，需要求助于属地管辖权。

摘要：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信息交流方式的变革，带动了智力劳动成果物化形式的跨国界流通。根据一个民族国家法律取得的知识产权并不当然获得另一民族国家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特征源自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利。国家主权的过度强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知识产权的跨国保护。一国对知识产权客体的属地管辖权与另一国对知识产权持有人的属人管辖权，或者相反，彼此冲突，长期争斗，必然耗损有限的国际公共资源。让渡管辖权，协调管辖权的冲突必将实现知识产权跨国保护的宏大目标。

关键词：民族国家；主权权利；知识产权；跨国保护

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使得原本在民族藩篱隔阂下的主权国家紧密联系，使散居各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信息的瞬时传播便利创新思想的相互借鉴，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仿制”、“贴牌”、“冒牌”甚至“抄袭”现象的泛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若要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变化随处可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伴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呈现嬗变之势。国际社会虽然缺乏国内那样有组织的政府，缺乏对所有民族国家行使权威的超国家组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社会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律体系是一个松散的、碎片化的规则集合体，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知识产权国际统一法运动不断升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立法运动正深入到国内立法活动的传统领域。从知识产权的产生、效力到权利的期限，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到超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垄断性到公益性、社会化，从纯粹的私有财产权到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的关联关系，等等，凡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存在知识产权国际统一立法的痕迹。国际知识产权法软性约束的形象正在被改观。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无法化解的三对矛盾：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普遍保护的需要、各民族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歧异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形成的主权冲突，均仍困扰着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保护事业，其中以主权为最大桎梏。

一、属地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创设的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并不当然在其他主权者领土上被承认为权利。这是主权在知识产权领域最常见的注解。主权原本是一个国家政治学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主权的来源——公意——进行解说后，写道：“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由此，我们将主权的特性之一概括为“主权不可转让”。在卢梭的著作里主权是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诠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主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是对并列存在的国家人格的高度抽象。所以，在国际法学者眼里主权对内是最高的、对外则是独立的。在一国之内，主权所及之处，没有较之更高的权威。主权对内、对外的两个方面中，以对内的向度为我们考察的基础。对于他国的知识产权在内国是否应当给予保护，需要求助于属地管辖权。

当前的科索沃危机，是前南斯拉夫解体危机的延续和最新表现。因此，分析科索沃问题及其对今后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不能不深入研究南斯拉夫解体过程。本文将着重探讨“民族自决权”问题，因为前南斯拉夫内外政治势力均以“民族自决权”为南斯拉夫解体的依据。同时，“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的理论演变(即从强调“对外自决”转到强调“对内自决”)，为北约国家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论奠定了基础。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先回应一种可能的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认真对待民族自决权，人权和主权等理论问题，未免过于学究气。但在我看来，由于世界各核大国都具有“第二次打击能力”，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不会完全恢复到19世纪的“强权即公理”，因那样无异于人类的集体自杀。18世纪英国哲人休谟的如下名言依然适用，甚至更加适用于21世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之迷，不在前者的暴力，而在后者接受了前者创造的公共舆论。换言之，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不仅是“武器的批判”，而且更是“批判的武器”-----即以“人权高于主权”理论来构建“世界新秩序”。

然而，有效的“批判的武器”非能一蹴而就，在人权和主权两个概念之间架起桥梁，经历了长期的理论与实力的较量。其间，“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发挥了关键的链接作用。

最先在国际社会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的是列宁。1916年3月，列宁发表“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应享有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中解放出来。列宁虽未明确说“民族自决权”要求“民族”与“国家”一一对应，但从日后苏联宪法赋予各加盟共和国“退出权”来看，列宁的确认为每个民族均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相反，美国宪法则未给予各州“退出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也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称民族自决应是重新划分“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奥突曼帝国和保加利亚)领土的依据。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概念并未得到实施，其部分原因是战败国指责战胜国国内亦不尊重民族自决权，英国的爱尔兰问题与美国的黑人问题即是明证。威尔逊的国务卿承认，如真正贯彻“民族自决权”，美国和加拿大均将不复存在。

列宁也坦然承认，苏联与德国于1918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和平条约，没有尊重波兰的民族自决权。但是，列宁认为这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维持生存的需要，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仍是反帝反殖的有力武器。

对于一名领导干部来说，保持先进性的一条重要标准和基本要求，就是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做到慎于“用权”；善于“管权”；甘于“放权”。

领导干部首先要慎于“用权”。权力是一柄双刃剑，用得好，能造福社会、造福群众；用得不好，就会祸及人民、殃及自己。因此，无论是决策、管理，还是指挥、协调，都要慎之又慎、三思而行。慎于用权，最重要的是要慎于决策。决策正确，是人民群众之福；决策错误，是人民群众之祸。有些领导干部为了个人的升迁、名利，一味追求政绩，大搞那些劳命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以致民怨沸腾、影响恶劣。慎于用权，最好的办法是要加强调查研究。同志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要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帮助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要把人民群众的要求当作“用权”的根本出发点。

其次是善于“管权”。领导干部既是权力的人，也是权力的“守护者”，既要用好权，也要管好权。管好权，重点是要管好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管好自己的兴趣爱好。一些领导干部正是为了给子女、家庭、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才一步步身陷囹圄，不能自拔。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乡村医生》中说：“世界上所有的手法里面，奉承是最巧妙、最狡猾的一种”。领导干部对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一定要注意影响，防止被人利用、做文章。管好权，关键是要管好“小节”。要在大是大非面前经得起考验，首先就要在小节上保持清醒头脑。老百姓常说“小时候偷针，长大后偷金”，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祸患多蕴藏在隐微的地方，多发生在人们疏忽的时候”，三国时期的刘备在临终前也告诫他的子孙“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讲的都是这个道理。许多事实表明，一些领导干部都是因为在小节上律己不严，最终酿成大祸。

第三要甘于“放权”。甘于“放权”，就是要对权力拿得起、放得下，在权力面前不伸手，在名利面前不动心。甘于放权，首先要加强学习，提高修养。甘于放权，其次要胸襟开阔，淡泊名利。名利心太重，必然会权力膨胀，功利心太强，必然会权力泛滥。有些领导干部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看到自己快要退了，便抓紧时间在工作中“越权”，向组织“要权”，甚至对同事“抢权”，为自己退下来之后铺路搭桥；有的领导到处拉关系、走后门、找靠山，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甚至造假骗官、杀人谋官。作为领导干部，就要有“进亦乐，退亦乐”的宽阔胸襟，就要有“江湖浪迹一沙鸥”的平和心态。甘于放权，还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手中权力是用来工作、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一定要志在推进工作、志在造福群众，少一分做官的念头，多一分做事的责任。“做到生命一分钟，敬业六十秒！”

实践证明，只有树立了正确的志向，领导干部在用权、管权与放权方面才能做好，才会像同志说的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问题的提出

在传统民法中，债是特定当事人间得请求一定给付或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债的法律关系中有两个特定：一是当事人特定，特定的债权人与特定的债务人；二是债的内容特定，即特定的给付。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只能依赖于债务人的行为。债权人既不能向债的关系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给付，第三人也不对债权人负担给付义务。基于此，债权被称为相对权，其只能向特定人请求的特性被称为相对性，这是债权的基本特性。

然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债的关系的封闭性只是相对的，债的当事人作为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的个体，莫不与社会其他成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民法的发展，债的相对性不断地被突破，而这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债权侵权问题，即由于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债权不能实现。如，第三人侵害债务人人身或标的物致使债务人无法履约；第三人采取劝说、利诱等手段使债务人违约从而侵害债权人的债权等。按传统民法，由于债的相对性，债权人只能追究债务人的违约责任，再由债务人根据侵权法的规定向第三人追偿(上述例子中债务人是否会追偿是一个问题)。

二、债权是否可以成为侵权的客体

学理上一般认为，侵权行为是以绝对权作为侵害客体的，它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针对一般人的义务，而不是违反了由当事人自行协议所约定的、针对特定人的合同义务。而作为相对权的债权，除特定的债权债务人以外，其他第三人没有法定的义务，又何以成为侵权行为的客体呢？《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债权作为一种基本的民事权利，法律应给予保护，赋予其不可侵性，以对抗债之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正是债权的这种不可侵性，使得债权可以构成侵权行为的客体来源。

债权可成为侵权行为客体，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债权的财产性质。与所有权不同的是，它反映的是动态的财产关系，一方面最终要确定财产由谁所有，另一方面要决定财产利益归谁所有，归根到底债权的基本性质仍然是财产和财产利益的权利，侵害债权仍然会造成财产的损失与财产利益的损失。二是债权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所负的义务的不作为性质。尽管这与财产所有权的义务人所负的绝对义务有所不同，但它仍然是不得侵犯债权的不作为义务，违反就构成侵权行为。由此得出，债权侵权行为的性质是侵害财产权的行为，该侵权行为的实施方式主要是作为方式。

理论学术百题综述

——关于“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诸多热点问题的研讨综述

当前我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推动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地方政府创新蓬勃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这些问题在近日召开的“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和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上都得到了深入探讨。现将有关内容综述如下。

当前我国政治发展仍处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的艰难过程中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国家与社会由原来的一体化到二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主要不是建立在强力基础上的人治，而是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法治；公共权力从私人理性向公共理性迈出初步步伐；政治体系内部的结构功能在逐步调整，部分实际权力在由党内向政府转移；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度在提升，政治体系的规则化水平在提升；在利益分化、利益冲突加剧，社会多元化情况下，公民的自主程度在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数量扩张，但质量还较低。

与会者认为，虽然我国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以上诸多方面的可喜变化，但总的来说，当前我国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攻坚阶段。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举世瞩目，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腐败现象蔓延，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明显，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