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范文10篇

中国引进外资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随着外资越来越多地涌入中国,有关外资对中国经济作用的争论也激烈了起来。有人说,从各行业的产出构成看,外资没有形成垄断威胁。但近日发表的《2005年非国有经济报告》对此提出了异议。

报告认为,这种说法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即在中国产业集中度普遍偏低的情况下,外资在进入各重要产业时率先占领其战略制高点,大面积控制了中国装备工业的龙头企业和其他产业的高端领域,国内的民企、国企纷纷沦落为“小妾”,这是不是一种另类的要命威胁呢?因此,报告建议,要谨防外资的产业“斩首计划”。

外资企业平均利润是内资企业的八倍

从2005年的情况来看,“非国有经济报告”的这一建议并非无的放矢。2005年在外商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时,外资却加快了向中国关键和主要产业的高端领域进入和扩张的步伐。在一些地方,外资控股中国装备工业的龙头企业一路高歌猛进,使这些行业中的内资企业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外资对实现技术转移,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一体化进程,以及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在用开放促改革方面,功莫大焉。目前,在国内80多个行业中,对外资开放的行业约为60个。在去年中国约10%的GDP增长中,外资贡献了3.67个百分点,整个经济增长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于外资的增量。很难想像,没有外资,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每年1000亿财富流向外国投资者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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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我约关天茶舍的王怡、朴素、一听，闲闲书话的季米、读书论坛的萧峰筹划《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纪念文集》征文活动。缘起是因“九十年来，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在意识形态的垄断下已被两岸的御用史学家和官方教科书定性，成了证明某种‘历史必然性’的教条。与此同时，大量的史料或被尘封在档案馆里，或被当事人带进了坟墓，许多缺乏见证的历史事件成了千古悬案。而被灌输了‘历史必然性’思想的一代青年，或以虚无主义对待历史，或以历史唯物主义解读历史，放弃了对辛亥革命这一偶然性事件的探索和对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追问，放弃了辛亥革命对中国宪政进程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沉溺在抚今追昔、缅怀先圣的廉价的感慨之中。历史研究的向度被有意和无意地扭曲，成了‘历史学家’和民众虚妄精神的根源。”（见《征文启事》）鉴于此，我们想通过征文，倾听网友和体制外学人对辛亥革命的新认识。征文原定期限是从九月十日至十一月十日，后因故推迟到十二月三十一日。这次征文共有28位作者发表文章35篇（一篇文章分数次发表的算一篇）。另有数位海外学人惠寄的文章因故未能发表；还有几篇约稿因过了征文截稿期，经作者同意，未收入纪念文集；在此，我向这些作者表示感谢和歉意。

元旦过后，我就着手整理征文的文稿，本想赶在春节前编目结集，制成下载文本，但因工作太忙，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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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一位网友来电话拜年，闲谈之中，提到了辛亥征文。他是一名教师，他对“辛亥征文”发表的文章，感触很深，对学校几十年来用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教材，对小学、中学、大学生灌输僵化的历史观念、掩盖和歪曲历史真相，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和不满。

民国以降，特别是在1919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受中国传统儒学观念支配的传统史学体系崩溃，在西方历史哲学和各种史学流派的影响下，中国历史研究呈现了多元化的局面。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选题和方法开始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完全按照官方意识形态和时事政治的需要进行解释和评价，以使其符合马克思主义与思想的“历史唯物论”史观。历史研究的重点只局限在很少几个所谓的关键问题上，如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华史、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斗争史……而许多本该研究的重要的历史问题却成了研究和教学领域的空白或薄弱环节，既缺乏民间史料和官方历史档案的整理、出版，又缺少客观的论辩和分析，对外国史学界、港台史学界敏感选题的论著概不出版，对其研究成果更是讳莫如深。“”结束后的二十多年来，历史研究虽然向着多元化迈进了一大步，但体制内学者的研究和著作出版依然囿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内，大、中、小学的历史教材依然沿袭“”前的历史观念，对历史事件的选择、阐释和教学指导思想上并无多大的改观。并且，通过应试教育的强制性，依然用错误的历史观念误导学生，帮助当局推行愚民政策。

本文作者：张可荣工作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民族复兴理念集中而完整地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理想与追求,涵盖了“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的时代任务用“复兴”表达“衰落后再度兴盛”之义,不是始于近代,而是古代中国人的创造。比如古代典籍中所谓的周朝“宗庙复兴”、殷商“甲微复兴”等,表达的就是恢复生机、重建秩序、积蓄力量、再度兴盛等意义。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将“复兴”与“民族”连用,组成“民族复兴”概念,以表达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和理想追求。中国人的“民族复兴”观念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到20世纪30-40年代普遍流行,再到新中国60多年的丰富发展,始终围绕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展开,逐步形成了集中反映中华民族文明特征与根本利益、完整表达中华民族历史任务与理想追求的主旨意蕴。对此,我们可以用这样四句话来概括,即继往开来的历史视野与文化情怀;团结统一的整体观念与价值诉求;后来居上的顽强意志与宏大抱负;再作贡献的民族自信与世界胸怀。[1]“继往开来”,就是要承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接续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命脉;就是要挖掘和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让传统资源在时代潮流的荡涤中闪耀出新的思想光辉;就是要在时代创新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精神,并与时代精神相合相融,再创中华文明新的辉煌。[1]“团结统一”,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和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有的物质家园。[1]“后来居上”,一是承认落后而不甘落后,立志走向富强,追赶世界先进。二是紧随时代潮流,完成现代化,实现中国崛起;三是重塑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尊严,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与世界强国“并驾齐驱”。[1]“再作贡献”,就是要秉持和平与和谐理念,追求社会和谐,建设和谐世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就是要秉持合作与互利理念,以自身的稳定发展与创新发展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就是要秉持责任与义务理念,“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致力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3]不断实现提出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宏大抱负。综上所述,民族复兴所具有的丰富的历史与时代意蕴,已经涵盖了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的时代任务。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民族复兴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起现代化和中国崛起,其内涵更为根本和丰富,更具历史感和时代感,更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现代化”和“崛起”是世界近代以来文明演进中长盛不衰的经典术语与理念。其中,现代化是后起民族国家的普遍要求,崛起则是西方大国与强国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表达民族复兴理想时,现代化就是一个重要任务和指标,“崛起”一词也偶尔为人们所使用。青少年时代的就曾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诉说自己的抱负。新世纪以来,我们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理念,“中国崛起”也成为海内外媒体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并时常在同一语境中出现“民族复兴”与“中国崛起”交替使用或“崛起复兴”连用的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崛起”,都是基于现时代而指向未来的普遍性与单一性的诉求,而“民族复兴”则是既基于历史又基于现实并指向未来的具有独特性和复合性的理念。就实现现代化而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比实现现代化更根本、更重要、更具特殊意义”;[4]就崛起而言,似乎它更为西方人青睐,也更能够表达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现代西方强国,不是在帝国的废墟上重新站起,就是发端于对新大陆的无尽开拓与西方列强的崛起非常不同的是,今天中国的成就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有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根基。正因为如此,从中国和东亚历史的视角看,今天中国的发展,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复兴’而不是‘崛起’。”[5]中国外交官兼学者的李肇星这样说,“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我个人从来没有用过‘崛起’一词。根据我上中学时语文老师的讲解,‘崛起’这个词,似乎含有点突然性和排他性的味道。而中国实力的明显增长是……一点一滴的辛勤汗水和心血逐步积累起来的,是一个和平发展的过程,属水到渠成……”。[6]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也看到这一点。英国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论及当代中国的发展时,一反西方国家和媒体惯用“崛起”概念的做法,使用了“东山再起”的概念。[7]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也看出了“崛起”一词用于当代中国身上有点不合适,他说:“‘中国崛起’的说法并不准确,‘再次崛起’的说法才确切些。因为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历史上看,中国一直都是东亚的主要强国”。[8]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定“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的表述与追求,只是表达这样一层意思:不能因为努力于中国现代化和渴望中国崛起而丢掉民族复兴的理想。

民族复兴理念既照应历史又指向未来,具有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道夺目的独特景致。然而,自15世纪郑和远航终止、大航海时代开辟以来,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趋于缓慢,具有开放进取和包容性格的中华文明逐渐走向保守封闭与自我欣赏的境地,丧失了一次次转型发展、顺应潮流的历史机遇,进而演变到政治体制僵化腐朽,思想意识陈旧落后,武备废弛,一盘散沙,于19世纪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成为西方列强凌辱的对象。面对如此悲惨境遇,中华文明如何接续发展?中华民族走向何方?先进的中国人发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呼唤与呐喊,并在20世纪汇聚成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潮流。就这样,“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历史与时代的最强音,展现出了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这种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首先表现在,“民族复兴”适时肯定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坚定回应了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明确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肯定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承认文化传统的正当性,正是民族复兴的物质前提与文化动因,也是我们始终保持民族自信与民族自尊的力量源泉。但是“现代化”和“崛起”概念就缺乏这一层思想内涵。实际上,“人类文明的任何过往都在指向着未来”。[9]中华民族只有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河流”中走来,才有希望和未来。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继往开来”时所说的那样:“属于五千年,承认170年(1840年至今———笔者注),中国本位,容纳万流。五千年是一笔丰富宝贵的资产,不能随便仍了。至于170年,你爱也好恨也好,它也没白过,中华民族因为它倒下,也因为它新生”。[10]这种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也蕴藏在“民族复兴”观念演进与实践探索的全部历史过程中。“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国人探索民族国家出路的结晶,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未来。百余年来,其演进和发展的历史与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抗争相始终,与现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融为一体;其历史内涵与时代意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而日益丰富,经过历史与时代的不断淘洗而日益清晰,成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愈挫愈奋、立志站立起来的精神支撑,成为志向高远的中华民族不断创造历史、走向辉煌的思想旗帜,成为历史与时代的核心话语和最强音符。考察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曾经存在着的复古倾向和盲目排外的声音,但那至多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史中的支流,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今天,有人把民族复兴所表达的“继往开来”、“返本开新”等简单理解为“保守”与复古,把民族复兴所秉持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价值观念片面理解为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都是对其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的误解。这种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还内含在“民族复兴”所表达的民族观念及其思想价值中。在中华民族苦难与抗争的岁月里,民族复兴首先反映的是民族危机与忧患意识,是试图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呐喊,所以,它掷地有声,一呼百应;民族复兴持续表达的是民族自卫与自救意识,是民族觉醒的生命亮色,是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所以,它在催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同时,也最具感染力和生命力;民族复兴所不懈追求的是民族平等,祖国统一,国家昌盛,是中华民族的新作为与新贡献,而不是复古也不能复古,不是排外也不能排外,所以,它历经百余年演变而能够持续得到认同与支持,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

民族复兴理念既立足中国又胸怀世界,达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民族复兴理念的关键词汇与核心范畴,也是其重要的价值基础。民族复兴所秉持的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民族主义,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民族命运和人类前途的共同关切,深刻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格与“天下主义”情怀,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旨,并凝聚成民族复兴合理性与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尽管世界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表现具有极端复杂性,人们的理解也是一片混乱,甚至出现两极化的对垒:“在分裂谱系的一端,民族主义被写在信念的旗帜上,发出悲壮的召唤;而在另一端,民族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象征着蒙昧与灾难。”[11]尽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受到西方扩张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直接刺激与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存在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它的主流“是防御性的、或‘解放的’民族主义,不是扩张的民族主义,它是唤起民众、免遭亡国灭种厄运的民族主义,它是用来对付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12]根本目的是反抗民族压迫与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振兴。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追求并不存在走向排外与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文化基因。这在中国古代史上、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辉煌实践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都得到充分证明,不带偏见的人们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也是继承了“天下主义”传统的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民族主义,是包含了平等与和谐、责任与贡献、天下大同等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元素的民族主义。20世纪以来,所有民族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都自觉表达和突出强调了这一宽广视野与胸怀。孙中山先生曾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实现,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13]把创造“第三新文明”,“尽于吾民族对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贡献”,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14]梁启超认为:“我们做中国公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我们既要发挥“天赋能力”,改造中国,同时也要“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15]张君劢反复指出:中华民族“居今之世之最大责任,厥在对于今后世界新文化之贡献”。[16]50多年前,的一句“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强烈的国际主义情怀,早已成为现代中国人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经典语言,沉淀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里,以至于不少学者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含义,就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7]

民族复兴理念得到了炎黄子孙的高度认同,表达了世界华人华侨的家园意识,是中华民族凝聚海内外力量、实现完全统一的精神旗帜民族复兴理念产生于近代中华民族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悲惨时代,自然地,民族复兴始终信守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正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民族分裂势力、维护民族团结统一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凝聚民族力量与智慧、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精神旗帜。近代以来民族复兴观念形成与演进的历史表明,“民族复兴”不只是中国某一政党的政治主张,而是神州大地上的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也是海外华人华侨的热切期盼。早在民族复兴观念产生之初,海外华人华侨就有倡导之功,是包括海外华人华侨在内的不甘沉沦的中国人,在中华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点燃了民族复兴的火炬,掀起了民族复兴的思想潮流与伟大实践。1894年,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首先就是在以华侨为主体的兴中会会员中得到认可和传播的。此后,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等,海外华人华侨都怀抱振兴中华与复兴民族的志向,亲身参与和大力支持,推动着中华民族独立、团结与统一的历史潮流。新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展现出光明前景,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布满荆棘和陷阱,充满困难与挑战,特别是海峡两岸彼此分离,统一之期仍存在诸多未知数,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性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台湾统一之日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解决这一问题,最终还得靠我们自己,还得靠包括海外华人华侨在内的所有炎黄子孙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凝聚中华民族的力量与智慧。一句话,要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寄托与理想追求在中华大地上成为时代最强音。在这一幕宏大的交响曲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人质疑“民族复兴”的提法,更有人甚至对“中华民族”的称谓也发出挑战,主张废弃“中华民族”,把民族定义为56个民族。[18]这就不能不让人惊愕了。“中华民族”概念作为中国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民族理念,开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理论构建的新局面,是近代中国从四分五裂走向团结统一的价值起点,是连接海内外华人华侨、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是民族复兴观念形成的客观前提。“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称谓,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改变不了的历史结论。离开了“中华民族”,民族团结就没有了纽带,民族复兴就失去了依归和寄托。

当今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正在加剧加速,势不可挡,广大发展中国家似乎别无选择。但是,也并非无所作为,更非不能作为。我们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品格,认清全球化的本质,确立自己的全球化理念,顺应时势而不盲目跟从。西方强势国家与集团构筑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消解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是人类发展大势,不要民族国家主权的“全球化”只能是陷阱。就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揭露的那样:全球化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长期人为宣传出来的口号,代表的是跨国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利益;全球化的潜在之意是削弱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权,以使西方跨国金融资本和经济势力畅行无阻于全球各地,最大限度地攫取各国的资源和财富。[19]总之,不论“全球化”浪潮多么激烈和势不可挡,也不论世界是“平”的“弯”的还是“挤”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与发展之基,必须得到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意识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必须得到认同与发展;中华民族精神仍然需要振奋,民族力量仍然需要凝聚。只有这样,才能认清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价值与意义,从而自觉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一、思想的历史地位

思想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在当今仍然具有普遍和长久的指导意义。思想中包含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等，依然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提供不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将长期激励和指导我们前进。

二、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

（一）群众路线。坚持运用并发展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今，“中国共产党要做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都是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十八大以后，中央开始实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在广大干部中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际上就是继承思想里面关于群众观、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这些继承和发展，要求弘扬我们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实质就是加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更牢固。

（二）矛盾分析方法。特别强调辩证法，并熟练运用在他的日常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在总结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时用中国的语言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使干部群众容于接受。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等的深刻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矛盾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即矛盾的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矛盾分析方法的最佳运用。新时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谐社会”、“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施，均衡发展、统筹发展、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对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本文作者：揭家新工作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把社会主义道德对“三德”的要求作为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核心内容

一个人的品行和道德修养，总会在他的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中体现出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与其个人品德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核心任务是把社会主义道德对“三德”的具体要求落实到个人品德修养之中。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也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最坚实的基础和支柱。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社会公德“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每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守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对于高校而言，就需要引导大学生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公德做起，从小节改起，文明修身，知行合一，养成良好的公德习惯。如做文明的大学生、合格的公民，言谈举止礼貌得体，讲究仪容仪表和个人形象，生活中与人为善，作风正派，遵纪守法，不因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于细微处实践个人文明行为，在举手投足间慢慢升华自己的社会公德境界。同时，大学生要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和社会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争做践行社会公德和遵守公共生活秩序的模范，努力推动我国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也是一切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有20个字的基本要求，即“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从目前社会尤其是用人单位的反映看，对大学生入职后诟病最多的问题:一是敬业精神欠缺，服务奉献意识不足，功利思想严重。二是在职业生活中合作意识淡薄，缺少大局观念，组织纪律性不强。三是背信违约，诚信精神缺失。少数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上抄袭舞弊，求职时伪造各种证书欺骗用人单位，随意签约毁约，缺乏起码的诚信意识，等等［3］。这些说明对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刻不容缓，一定要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进行正确的引导。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可以从择业观念、职业精神、职业态度、职业行为等方面入手，帮助他们掌握正确处理职业内部、职业之间、职业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职业道德准则，并把奉献社会、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观念奉为自己的职业操守。这其中要抓好两个重点:一是通过教育，使大学生明确自己将要担任的职业角色，自觉认识自己将来所从事职业的社会价值，深刻领悟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择业取向。二是抓住大学生将要从事的职业行为，通过教育使他们形成专业道德素质，锻炼好专业能力。当他们热爱所学专业并学有专长之后，一定能够激发出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乐于合作，形成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奉献意识，践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家庭美德，是调节家庭内部成员以及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对大学生家庭美德的教育和引导，重点应该放在感恩观和婚恋观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直讲究尊老爱幼，父辈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又为抚养和教育下一代付出了心血和大量财力，大学生要尊敬、关心、体贴父母及长辈，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主义道德在大学生的恋爱和婚姻观上必须得到体现，忠贞专一、志同道合和责任仍是构成爱情的三个基本要素。那种公共场合“晒亲密”、随便玩玩、朝婚夕离、甚至以肉体换金钱的婚恋观，是与社会主义婚恋道德格格不入的，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社会主导的价值观要贯穿到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内化途径之中

个人品德是一个综合性范畴，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构成的统一体;它们内部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特定的道德品质［4］。根据品德形成的内化规律，结合大学生自身的特点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个人品德修养，把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观的要求纳入这一过程并进行教育引导，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提高道德认知，形成道德认同。所谓道德认同，是指个人的道德认识要与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趋同或一致;它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从个人品德形成的外部环境看，能否达到道德要求的认同，取决于社会道德环境对个人道德认识的影响;就其内在因素而言，道德要求的认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认识能力，取决于对社会道德要求的认识、理解和接受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学生的个人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一方面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认知，通过各种途径加深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意义、地位、作用、要求的理解和掌握，并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与宣传，营造道德教育和引导的良好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更要在大学生道德要求的认同上下功夫，做好教育和引导工作。大学生正处于智力发展的高峰期，思维能力有了明显发展，已逐渐从经验性抽象思维向理论型抽象逻辑思维转化，表现出思维的敏锐性、独立性、深刻性、全面性等品质。大学生思维品质的优化为他们的道德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要顺势引导他们完成对社会道德现象、行为准则及其意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2.升华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必要条件。道德情感是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认识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的心理体验和态度倾向，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内部动力。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5］没有道德情感的升华，就没有良好道德品质的生成。“道德情感的发展，是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变到比较稳定。”［6］我们在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过程中，一定要引导他们把个人道德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结合在一起，按照社会主导道德观去衡量、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言行，进而产生一种对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和意义有较深刻的认识的自觉的道德情感体验。同时，要引导大学生把个人品德修养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积极进行道德实践体验，升华自己的道德情感，形成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稳固信念，并最终外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道德意志是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和进行道德行为的过程中，克服内部障碍和外部困难时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缺乏道德意志，道德动机就无法转化为道德行为。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进行道德抉择和行动时总会碰到各种矛盾和困难，这就要教育和引导他们学会运用道德意志的力量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动，专注于完成所确定的道德行为。大学生锻炼道德意志，一方面要激发自己锻炼道德意志的愿望，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来的具有坚强意志力的道德榜样和先进人物学习，增强自己进行道德品质修养的信心。另一方面，在个人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树立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高远的道德理想追求，抗拒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使道德动机战胜其他非道德动机，专注于自己的道德行为。3.强化道德行为，养成道德习惯。道德行为是人们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有利于或有害于他人及社会的行为;它是个人品德的外在结果。如果说道德的知情意属于道德“知”的范畴，那么道德行为习惯则是属于道德“行”的范畴，它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没有道德行为也就不存在道德品质。目前社会对大学生道德问题的研究，较多地指出他们知行脱节或只知不行，这说明他们在道德践行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亚里士多德说:“德性是用了才有”，“品质正是以现实活动的性质来决定的”［7］。在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过程中，要在实践中引导他们通过自律强化道德行为:一是注意培养社会主义道德需要，让道德行为变成自己内心的道德需要，那么道德行为就会随时随地贯穿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二是面对道德选择的困境时，能根据社会主义道德准则选择道德行为，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三是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长期坚持，必有所获。相信经过坚持和强化训练，大学生的道德行为会由一种不经常、不稳定、有条件的初级水平，逐渐过渡到一种经常的、无条件的、比较固定的高级水平，也就是养成了良好的道德习惯。根据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具备了良好道德习惯的大学生，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石建军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以及高职院校毕业生在人才市场的大量涌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日益明显。突出的表现在毕业生缺乏服务基层的社会意识、实践能力不强以及与农业所需人才不吻合等方面，这集中体现了我国高等农业职业教育服务“三农”的思想意识还缺乏广度和深度。因此，我们研究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对于今天大力发展高等农业职业教育，提高高等农业职业教育质量仍然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为了使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三方面紧密结合，国务院将高等农业学校交由农业部领导，刘瑞龙作为当时主管农业的副部长，他的“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突出地体现了农业教育的职业性，具有农业职业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培养目标彰显“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的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农业生产一线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任务。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瑞龙在高等农业学校转移领导关系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迫切要求把培养干部的工作同生产指导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便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提高农业教育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加速农业生产发展。”在当时，我国培养农业干部的工作主要在于农业院校，而农业干部的培养最终是为了服务农村经济的发展。随后，刘瑞龙又进一步指出：“今后从高等农业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应首先分配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农场等基层生产单位参加生产劳动，使他们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劳动观念”。在这里，刘瑞龙对于农业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培养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合格的农业人才，这充分凸显了农业教育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彰显了人才培养目标“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摘要]作为邓小平价值观核心的集体主义，主要包括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内容：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集体主义，重视个人利益。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内在一致、本质契合，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

[关键词]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邓小平深刻体会到价值观的重要性，始终强调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是集体主义。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本身具有丰富内容，而且与我们当下正在大力培育、弘扬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努力推进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价值内涵、价值主客体、价值取向、价值目标等各方面内在一致、本质契合，并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实践之中。

一、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观思想，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主要包括作为邓小平价值观精髓的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作为其价值观基础的爱国主义，作为其价值观主题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其价值观取向的人民利益，作为其价值观标准的“三个有利于”等。在这些价值观体系中，集体主义是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1](P173)集体主义之所以能成为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主要是因为它既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逻辑要求，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其他价值观思想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逐层向外如波纹般展开、推演和延伸的。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主要内容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集体是指拥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思想观念、政治目的和社会利益，并且指向共同任务和活动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中，成员个体之间相互结合、彼此协作。这种结合与协作，对个人有意义、对社会有价值。集体有不同的层次，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社会宏观体系处在互动与交流之中。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集体具有高度的组织、团结能力和高水平的整合能力。只有在集体目标和社会目标同向一致的情况下，集体的行动才能获得成功。对于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不同思想认识与行为选择，则区分出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是人们关于在集体和个人关系中，集体和个人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一种态度、倾向和信念。集体主义作为对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一种看法和处理，其核心是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思想，把发展、巩固和扩大集体利益作为人们活动的重要目标。[1](P293)邓小平说：“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2](P337)这一论述，表征着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其一，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根本一致性。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实基础，是其科学性的根本依据。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人民群众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自此以后，一方面，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人民个体，坚持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为了民族和社会发展，不懈付出与奉献，同时也为实现自己的梦想、需求与愿望不断奋斗和努力；另一方面，国家和集体利益代表了人民群众根本的、长远的和现实的利益，人民个体在为国家和集体利益做贡献时，其自身也从国家和社会不断的整体建设、改革与发展中，得到物质与精神等各方面相应的回馈与满足。其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根本要求。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2](P175)为什么邓小平如此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2](P175-176)这样一来，不仅集体利益不能维持，个人利益也不可能得到保障和实现。其三，尊重个人的价值，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促进个人才能的发展，这是集体主义的应有之义。集体主义并不是“目中无人”，并非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在主张集体与个人利益一致、集体优先的同时，集体主义也充分关注并且保障个人利益与价值的实现。而个人主义则奉行以个人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主张在个人和集体关系中，个人是中心，个人利益是人的活动的唯一目的，把集体和社会作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实践中，个人主义只能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和激烈，邓小平曾对此明确指出，“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2](P362)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2](P369)第二，坚持集体主义，重视个人利益。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始终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前者服从后者。同时，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主张，在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个人的正当利益理应得到尊重，集体必须尽力保障个人正当利益，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并力求使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并非只讲集体不讲个人，只承认集体利益不承认个人利益。“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2](P175)现实中，每个社会成员必然都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抱负和追求，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认识到片面强调精神引导的弊端，强调物质激励的合理性与正当性。[3]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其中指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P146)邓小平把个人收入多一些（即对物质利益的重视）看作广大群众长期存在的行为目标，客观上是对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个人正当利益的肯定和激励。邓小平的这段话包含着一种意蕴，就是在一个正常、健康而有序的社会里，只有不断满足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集体才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生存并发展；一旦集体不再考虑并不能实际地满足个人的正当需求时，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个人自己关心自己，脱离集体去谋取私利，从而诱发个人主义。因此，历史地看，如果不能认识到传统的绝对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的缺陷而片面强调对传统的恢复，我们在现实中就会面临宏大理想在“世俗生活”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只要人们自觉地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中或之后、之下，在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中获得个人利益就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由以上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可知，作为邓小平价值观核心的集体主义，强调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要求把为集体服务作为一切活动的目的；个人利益来自为集体服务，个人获取利益是为了更好地为集体服务，并进一步地给予集体利益。正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那样“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4](P378)这里，放在“首位”很重要，最终“目的”也很重要。同时，基于集体对个人正当利益与价值的满足与支持，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强调和突出个人利益，关心群众需求，主张一切工作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要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准绳，不能脱离群众。因此，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与其群众观密不可分。作为对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群众观与时俱进的继承与发扬，我们党在新时期突出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以人为本，要以人民为中心、凸显人民主体地位，要“为民”“务实”，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具体利益，要从小处着手把握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关切人民群众利益的现实性、层次性、多维性和丰富性，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国家和社会改革发展的新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二、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一致

【摘要】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存货管理模式在新制造环境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和不适应。基于现代价值链成本观的存货管理系统和方法体系迅速兴起，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企业只有树立现代价值链成本观，选择现代企业存货管理策略和方法，才能达到成本先进的目的，进而实现价值最大化。

【关键词】价值链成本观存货管理适时制系统

随着新经济环境的出现，波特最初的价值链概念，在吸收各类现代化管理思想和方法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的价值链管理理论。在现代价值链管理理论的影响下，成本的概念及成本管理理念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并形成了基于现代价值链理论的成本观。由此，企业的存货成本管理也应建立在现代价值链成本观之上，以期形成适应新经济环境的现代存货管理模式。

一、现代价值链成本观的内涵

价值链概念最先是由波特在1985年提出的，被认为是确立企业竞争优势和寻找竞争方法以增加企业竞争实力的基本工具。随着时代的变化，波特偏重于单个企业的价值链观点在吸收知识经济、信息技术、各种现代化管理思想和方法后，形成了以追求顾客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现代价值链理论。同时，作为经济学和管理学重要范畴之一的成本的概念及成本管理理念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传统会计认为，成本是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所发生的各种耗费。而在现代价值链理论下企业的价值链有着两重性：既会产生价值，同时也要消耗资源。因此，基于现代价值链的成本观认为“成本是一种价值创造的需要和提供价值的资源耗费。对于企业，一方面为创造价值而发生的价值活动需要投入资源，才能创造顾客价值。另一方面，创造顾客价值也必须消耗资源才能提供顾客价值。”（韩沚清，《中国农业会计》）

现代价值链成本观在不同的视角下表述着不同内涵：从构建价值链角度看，成本是由最初产品的市场调研和设计而决定其所要创造的顾客价值（产品或服务）后，企业为达到生产状态前所投入的一系列资源。如企业为一条新的生产线而引进的专用固定资产。这个过程是企业为创造生产顾客价值的条件而预先投入的资源，可称之为投入观。从已经构建价值链的角度看，成本是企业为向社会提供一定的价值（产品或服务）而耗用的一定资源，如企业在正常的生产经营中为了提供价值―产品而耗费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等。这个过程是企业为向社会提供价值而耗费的资源，可称之为耗费观。从整条价值链看，成本是企业为使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尽早的销售而尽量减少企业浪费在原材料采购、产品返修、包装运输上的时间资源。即从产品生产到交付顾客的整个过程而节约的时间资源。这个过程是企业为使所提供的价值尽早且最大实现而减少的时间资源，可称之为时间资源观。

【摘要】在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以文化活动为主的精神追求开始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本文从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中华文明的传承几方面入手，阐述了新时期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并提出文化活动管理创新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文化活动；时代价值；管理创新

近些年来，群众文化活动成为我国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活动也应在创新管理的基础上，体现出新时期的时代价值，使得文化活动的内容与资源得到丰富，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

一、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

（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上。近些年，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其对于精神层面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而“文化软实力”则充分发挥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为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文化活动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尤其是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到关键时刻，若想有效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必然要进行文化活动事业的创新工作。除此以外，当前我国的生活节奏以及工作节奏正逐渐加快，致使人们在工作与生活中的流动性增强，该状况的出现增添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压力。一旦压力未得到及时有效的释放，则会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阻碍企业的正常生产。而通过开展文化活动能够尽量帮助人们释放工作与生活中的各方面压力，让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可以在文化活动之中疏解心情、缓解压力，进而调整好状态，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当中。俗语云：“磨刀不误砍柴工”，持续利用文化活动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可逐渐使其提升工作质量与效率，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平稳持续发展。（二）有利于开展社会管理。人民群众是文化活动开展的核心与主题，人民群众也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拥有良好的精神面貌以及身心状态，可真正投入社会管理工作当中去。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管理与文化活动是相通的，开展以及推广文化活动能为社会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在逐渐发展和改善的过程中，与全新的时代要求相符合，对管理形式以及管理效率进行优化与提升。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得到了提高，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开始增加，不再拥有以往和谐亲密的邻里关系，该现象给社会管理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阻碍，致使在原有基础上对社会管理方法进行改进迫在眉睫。不论是社会管理还是文化活动，其本质都是“以人为本”，尽管内容有所差异，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通过文化活动与社会管理工作的有机融合，能够有效拉近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实现二者之间的良好沟通，让群众在参与文化活动的同时，协助相关人员完成社会管理工作，并在事件中积累经验。此举有助于提高人们在社会管理中的参与感，提升其社会责任感，还能在帮助人民群众实现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同时，促进社会管理工作更加深入进行。（三）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广大人民群众是文化活动的参与主体，开展文化活动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寓教于乐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通过参与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能够在感受到趣味性的同时得到心灵的净化以及思想上的升华。与此同时，人民群众还可以通过文化活动的开展对国家的各项政策以及倡议进行深入的学习与了解，切实起到弘扬主旋律、崇尚文明、传递正能量、提升人们素质以及促进核心的作用。（四）有利于传承中华文明。人们可以通过参与文化活动，扩展视野，深入了解我国历史，提升自身知识素养。与此同时，开展文化活动应将社会文明作为背景，人民群众在参与时，便自然而然传承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而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除此以外，不同地域还有着不同的文化活动，尽管各地区文化活动的形式与内容都有差距，但却能够展现出各地的风土人情。因此，可以将文化活动看作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人们在参加活动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同时还能让各地的风俗习惯广为流传。由此可见，我国应充分认识到文化活动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时代价值，加强对其管理和创新。

二、文化活动管理创新的具体措施

【摘要】在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以文化活动为主的精神追求开始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本文从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中华文明的传承几方面入手，阐述了新时期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并提出文化活动管理创新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文化活动；时代价值；管理创新

近些年来，群众文化活动成为我国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活动也应在创新管理的基础上，体现出新时期的时代价值，使得文化活动的内容与资源得到丰富，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

一、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

（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上。近些年，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其对于精神层面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而“文化软实力”则充分发挥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为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文化活动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尤其是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到关键时刻，若想有效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必然要进行文化活动事业的创新工作。除此以外，当前我国的生活节奏以及工作节奏正逐渐加快，致使人们在工作与生活中的流动性增强，该状况的出现增添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压力。一旦压力未得到及时有效的释放，则会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阻碍企业的正常生产。而通过开展文化活动能够尽量帮助人们释放工作与生活中的各方面压力，让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可以在文化活动之中疏解心情、缓解压力，进而调整好状态，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当中。俗语云：“磨刀不误砍柴工”，持续利用文化活动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可逐渐使其提升工作质量与效率，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平稳持续发展。（二）有利于开展社会管理。人民群众是文化活动开展的核心与主题，人民群众也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拥有良好的精神面貌以及身心状态，可真正投入社会管理工作当中去。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管理与文化活动是相通的，开展以及推广文化活动能为社会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在逐渐发展和改善的过程中，与全新的时代要求相符合，对管理形式以及管理效率进行优化与提升。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得到了提高，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开始增加，不再拥有以往和谐亲密的邻里关系，该现象给社会管理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阻碍，致使在原有基础上对社会管理方法进行改进迫在眉睫。不论是社会管理还是文化活动，其本质都是“以人为本”，尽管内容有所差异，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通过文化活动与社会管理工作的有机融合，能够有效拉近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实现二者之间的良好沟通，让群众在参与文化活动的同时，协助相关人员完成社会管理工作，并在事件中积累经验。此举有助于提高人们在社会管理中的参与感，提升其社会责任感，还能在帮助人民群众实现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同时，促进社会管理工作更加深入进行。（三）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广大人民群众是文化活动的参与主体，开展文化活动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寓教于乐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通过参与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能够在感受到趣味性的同时得到心灵的净化以及思想上的升华。与此同时，人民群众还可以通过文化活动的开展对国家的各项政策以及倡议进行深入的学习与了解，切实起到弘扬主旋律、崇尚文明、传递正能量、提升人们素质以及促进核心的作用。（四）有利于传承中华文明。人们可以通过参与文化活动，扩展视野，深入了解我国历史，提升自身知识素养。与此同时，开展文化活动应将社会文明作为背景，人民群众在参与时，便自然而然传承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而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除此以外，不同地域还有着不同的文化活动，尽管各地区文化活动的形式与内容都有差距，但却能够展现出各地的风土人情。因此，可以将文化活动看作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人们在参加活动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同时还能让各地的风俗习惯广为流传。由此可见，我国应充分认识到文化活动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时代价值，加强对其管理和创新。

二、文化活动管理创新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