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范文10篇

一、我国逮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规定不合理

逮捕是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于特定对象的预防性措施，其目的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自杀、逃跑、串供、隐匿或毁灭罪证、阻碍证人作证等方法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防止其继续实施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逮捕的这一基本功能，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行为，就应当采取逮捕措施，而不应考虑其是否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2.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受到了重重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该条规定是人权保护理念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体现，然而在实践中，会见律师的规定普遍执行得不够好。

3.超期羁押屡禁不止

摘要:与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刑诉制度相比，我国的逮捕制度存在两个根本缺陷:没有司法审查，缺乏科学的操作标准.设立司法审查制度与制定科学的操作标准是完善我国逮捕制度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逮捕制度司法审奋操作标准

“逮捕存在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然而却是以剥夺具体人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为条件的。逮捕既可以成为保障大多数人生存权、自由、财产所有权的手段，同时也可能成为侵犯人权的凶手。鉴于逮捕制度的双刃，有必要对我国的逮捕制度加以探讨。笔者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逮捕制度进行了剖析，指出了主要缺陷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求教于前辈同仁。

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刑事诉讼国际化趋势也日趋明显，形成了一系列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刑事诉讼国际准则指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所建立的基本权利保障标准，作为一种最低限度意义上的正义要求，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标准，也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

对照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与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我国逮捕制度具有两个根本的缺陷:没有确立司法审查原则，缺乏科学的操作标准。

一、司法审查原则的缺乏与对策

摘要:与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刑诉制度相比，我国的逮捕制度存在两个根本缺陷:没有司法审查，缺乏科学的操作标准.设立司法审查制度与制定科学的操作标准是完善我国逮捕制度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逮捕制度司法审奋操作标准

“逮捕存在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然而却是以剥夺具体人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为条件的。逮捕既可以成为保障大多数人生存权、自由、财产所有权的手段，同时也可能成为侵犯人权的凶手。鉴于逮捕制度的双刃，有必要对我国的逮捕制度加以探讨。笔者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逮捕制度进行了剖析，指出了主要缺陷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求教于前辈同仁。

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刑事诉讼国际化趋势也日趋明显，形成了一系列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刑事诉讼国际准则指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所建立的基本权利保障标准，作为一种最低限度意义上的正义要求，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标准，也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

对照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与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我国逮捕制度具有两个根本的缺陷:没有确立司法审查原则，缺乏科学的操作标准。

一、司法审查原则的缺乏与对策

“逮捕存在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然而却是以剥夺具体人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为条件的。逮捕既可以成为保障大多数人生存权、自由、财产所有权的手段，同时也可能成为侵犯人权的凶手。鉴于逮捕制度的双刃，有必要对我国的逮捕制度加以探讨。笔者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逮捕制度进行了剖析，指出了主要缺陷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求教于前辈同仁。

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刑事诉讼国际化趋势也日趋明显，形成了一系列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刑事诉讼国际准则指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所建立的基本权利保障标准，作为一种最低限度意义上的正义要求，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标准，也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

对照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与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我国逮捕制度具有两个根本的缺陷:没有确立司法审查原则，缺乏科学的操作标准。

一、司法审查原则的缺乏与对策

在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原则的基本涵义指为了防止控机关滥用强制权、非法侵犯公民的权利，必须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法院要求审查的权利，由法院来对刑事追诉权力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刑事追诉机关对公民的重大权益进行强制处分，必须由法院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加以审查才能作出;未经法院的审查，不得对任何人剥夺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他刑罚;未经法院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以及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从而以这种方式使公民在国家的强制权面前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司法审查原则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文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对司法审查原则也做了明确的规定。

一、审查逮捕程序司法化模式的必要性分析

(一)司法化审查模式是遏制冤假错案的重要举措。审查逮捕程序是刑事案件进入检察程序的首要环节，在检察机关内部，侦查监督部门接触同一刑事案件的时间点优于公诉部门，严格规范的审查是规避冤假错案的有效手段，对案件的公正性判决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从舆论热点关注多起冤假错案的频繁发生，不难看出审查逮捕程序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其涤除证据杂质，谨慎认定犯罪的职能作用。究其原因，一是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中不能保持独立是根本原因:处于侦查阶段的审查逮捕环节，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现实情形赋予了逮捕措施安抚被害人情绪、防止涉法、涉访扩大化，缓解社会舆论压力的功能，必然会出现在案件证据状况较差，尚不足以认定犯罪的情形下，有的上级机关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对案件进行不恰当的协调，直接决定案件的定性处理;亦或有的政法机关为了推卸自身责任，将本应自己依法作出处理的案件提请领导机关协调。①当逮捕措施成为侦查机关变相争取案件办理时间的工具，或者成为其他部门化解涉案社会矛盾的手段时，检察机关不能在案件中保持独立，便难以控制逮捕后案件的发展走向，也无力阻止案件质量风险和社会风险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恶性传导，不可避免地提升了出现冤假错案的几率。第二，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逮捕环节中不能保持自身中立，这也是出现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在刑事诉讼的追诉过程中，逮捕条件的审查起着关键作用，这使得办案检察官的司法理念受到深刻的影响。“有罪推定”下的“隧道视野”将认定犯罪中的逻辑关系倒置，提升了错案风险。另一方面，迫于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压力，缘于检察机关内部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同处于一名主管检察长领导的客观现实，本院侦查监督部门作出逮捕决定的犯罪嫌疑人在公诉阶段必然会受到极为审慎的对待，公诉部门即便在认定事实证据过程中与侦查监督部门存在分歧，也往往在处理意见中很少提出相悖的意见，使得后程序放弃了对前程序的监督。(二)司法化审查模式是降低审前不当羁押的有效途径。作为一种“伪司法现象”长期存在的“构罪即捕”将逮捕条件之一的刑罚条件做出扩大化理解，“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即只要触犯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中唯一法定刑不含有期徒刑的罪名)以外的罪名，均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一些办案检察官在这种思维的长期影响下，主动放弃了对羁押必要性的裁量性定夺，形成了以逮捕为原则，以不捕为例外的审查惯性，导致大量被最终判处轻缓刑的被告人审前被不当羁押。当前，轻缓刑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包括:一是逮捕便利主义，从现行审查逮捕批准程序来看，作出逮捕决定的程序较为简易，故而在定罪已不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即便宣告刑最终为缓刑，承办检察官也不需要承担任何司法责任，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往往不被重视;二是诉讼便利主义，这主要体现在对犯罪嫌疑人是“外地人”的案件审查中，由于我国行政区划复杂，跨区域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相互协同配合机制较差，对“外地人”采取非羁押的强制措施存在失去监管的风险，也对及时迅速打击犯罪造成极大不利影响;三是刑事和解的无力与失控，积极的赔偿被害人损失是法定的从轻、减轻刑罚的情节，特别是一些邻里纠纷，亲属矛盾导致的轻微刑事案件，从量刑标准上看，合理的赔偿达成和解是可以判处缓刑以下刑罚的，在审查逮捕阶段当然可以考虑采取非羁押措施，但问题是一些被害人看准犯罪嫌疑人一方恐惧被逮捕的心态而漫天要价，或者嫌疑人一方感到在被害人勒索的情况下情愿被逮捕，而到了案件的审判阶段，法院往往不会支持被害方的过分主张，调解能够使其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便在审判阶段达成了刑事和解，实践中基于此造成捕后判处轻缓刑的情形也比较多，审查逮捕部门可以预见这种情况的出现但无法控制，更无力解决。(三)司法化审查模式是提高侦查质量的必然要求。建立司法化的审查逮捕模式，实现“控”、“辩”、“审”三方均衡，才能有效推动司法机构和侦查部门不断提升和健全自身的办案水平。如今，执法机构办案压力过大，除了案多人少的客观现实，案件承办检察官不仅要在较短的办案时间内完成阅卷、提讯以及制作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还要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基于本身的追诉倾向，繁琐的不捕程序，审查逮捕过程中对全部侦查行为从程序到实体上的指引都非常细密。这种协同办案机制的弊端在于，一方面审查逮捕部门本身程序裁决权的功能属性使其必须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决，但在“控”、“辩”力量不均衡的诉讼架构下，对侦查力量过度支持，无疑变相削弱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另一方面审查逮捕部门面对将犯罪嫌疑人“入罪”并逮捕的压力本身巨大，对侦查取证严重不到位，重大证据缺失的案件，也要抽丝剥茧、重组证据，引导继续侦查，侦查机关在明了审查逮捕部门的这一职能特点后，必然会将一些不完备的案件提请审查批准逮捕，以缓解自身压力，这种现象在2015年全国公安系统取消批捕率考核后更加明显，极易引发侦查不作为的消极状况，侦查机关必须提高自身侦查取证的能力，关键证据的获取往往在案件发生后的较短时间内，在审查逮捕阶段的证据补充，虽可以成为一种侦查补救的方式，但不足以保障每一起犯罪都被追诉。

二、审查逮捕程序司法化模式路径探究

现行审查逮捕程序改革不仅需要在立法上改变审查逮捕权力异化导致职能混同造成的程序弊端，更为重要的是在审查逮捕程序中增加“司法”元素。(一)审查逮捕程序中的律师介入。审查逮捕听取律师意见有利于提高案件的审查质量，畅通侦查监督渠道，使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从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律师介入在审查逮捕程序司法化审查模式中尤为重要，新律师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相继出台，也体现了律师介入侦查程序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必然趋势。侦查监督部门在收到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案件后及时进行初步审查，审查过程中如若发现案件中存在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相关材料，应当及时与律师取得联系，在告知案件的程序进程外，及时听取律师意见;律师主动联系承办人时，承办人应当对律师的职业资格证书等有效证件进行审查，确认委托情况后，书面提出的意见及时附卷，口头提出的则制作笔录后附入。②案件的承办人应将律师提出的意见或者提供的证据补充到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中，结合案件整体的证据材料作出相应的分析，是否采纳都应当阐明理由，并将案件审查结果及时反馈。(二)被害人权利赋予。审查逮捕程序司法化更多的关注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同时，检察机关所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与被害人的自身权利也是息息相关的。不论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还是以无逮捕必要为由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都会对被害人的权益造成影响，故而在案件审查的过程中，应该考虑让被害人基于自愿的前提下，有参与逮捕审查的权利，并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我国，被害人可以委托律师诉讼的时间节点是审查起诉阶段，如若将该项权利的赋予提前到侦查阶段，会对案件的进展更加有效的推进。检察机关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时，也应该将不捕理由向被害人作出详尽的说明。(三)由合格的检察官独立行使审查逮捕权。审查批准逮捕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审查权，其证据审核、法律适用应当是一种司法审查过程，依照司法程序进行。审查逮捕程序司法化无疑顺应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在检察一体化原则下充分发挥检察官作为司法官的作用，严格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将检察官应承担的办案权力进一步合规合法化，这样可以有效缩减不必要的办案程序和环节，打破原来很有可能被行政干预的办案模式，将办案程序逐渐趋于科学性和合理性，这样也可以有效提高检察官的工作激情和责任意识。另外检察官对案件的终身责任制度的形成，可以进一步提升检察官对案件的重视程度，同时还赋予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一定的监督权，检察官的不当决定可以被及时纠正，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必要时也可以提请检察长决定或者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也同时要求建立完善的检察官培养制度，将检察官定位为高素质人才，实现检察官职业化、精英化，重塑检察官品格，强化检察官自律意识，强化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现阶段全面推行检察官员额制正是这方面的重要体现，全面推进检察官的专业化、职业化，这也是实现审查逮捕程序司法化模式的关键性因素。

［注释］

①朱孝清．冤假错案的原因和对策［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2):24．

【关键词】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构建设想

【摘要】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三种速捕程序(即检察院批准逮捕程序、检察院决定速捕程序和法院决定速捕三种)均是实行书面审查且带有浓厚行政化色彩的审查速捕程序，这种审壹逮捕程序不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模式与人权的保护要求，应进行改革和完善，特别是司法实践中使用较多的批准逮捕程序。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应是我国逮捕程序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中确立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是大势所趋。现阶段我们应确立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在批准逮捕程序中形成以检察机关为顶端，侦查机关、犯罪壕疑人抗辩双方的模拟三角结构。

一、现阶段我国逮捕程序现状

审查批准逮捕程序。是指规范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活动的法定程序。对于我国的审查批准逮捕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是实行书面审查且带有浓厚行政化色彩的审查逮捕程序。具体而言，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的，由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检察机关经审查后在法定期限内分别作出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和补充侦查的决定。公安机，于于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时可以要求检察机关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

二、我国现行逮捕程序设计存在问题分析

我国现行的审查批准逮捕程序在立法上及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

一、刑法谦抑性概念

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补充性、必要性、最后性，该理论首先由日本刑法学者宫本英修提出，其在《刑法纲要》有初步论述。刑法谦抑性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一种刑法价值理念，现在逐步得到众多宪法学者和刑法学者学者认可，并逐步在各国刑法典中得到体现。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刑法谦抑性的观念也逐步传入我国。我国刑法学者张明楷认为刑法谦抑性指刑法应根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作为现代刑法的基本价值之一，刑法谦抑性不仅体现在立法上，同时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刑法谦抑性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制度改革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逐步增加，这既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需要，也为刑法谦抑性价值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条件。因此，司法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既要充分遵循刑法典确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进行定罪处罚，又要按照宽严相济形势政策，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依照刑法谦抑性价值要求进行处罪和轻罚，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纠错能力。

二、刑法谦抑性价值与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契合

刑法谦抑性作为刑法的一个非法定原则，刑法条文上没有做出规定，但是刑法谦抑性作为一种刑法理念，贯穿于刑事法律全部，绝非仅仅适用于刑法的某一部分。(一)刑法谦抑性价值与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基本原则契合。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刑，即公民、法人的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对该种犯罪判什么刑罚，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且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另一方面，刑法没有将公民、法人的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则该行为既不能定罪也不能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极大地保护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罪刑法定原则既排斥习惯法，又不溯及既往，也不允许类推，更不允许法外定罪，法外施刑，这也正是刑法谦抑性的要求所在。(二)刑法谦抑性价值与我国刑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原则契合。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是刑法对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该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对任何人犯罪，不论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如何，都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依法定罪、量刑，不允许任何人享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刑法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包括形式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包括实质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在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应该最大限度地实现实质平等，要求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牢固树立依法办案的思想，真正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克服重政策、轻法律，重长官意志、轻法律的观念和做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刑法的权威，才能充分发挥刑法的打击犯罪、保护公民功能，确保刑法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任务的实现。(三)刑法谦抑性价值与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契合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对犯罪人判处的刑罚必须与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犯罪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做到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罚当其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包含犯罪预防与刑罚惩罚并举主旨，这与刑法谦抑性所包含的注重人权保障、反对刑法恣意相契合。

三、我国检察权谦抑性的体现

检察权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检察机关要适应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对法治建设的新要求，及时转变自身定位，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一)我国检察权谦抑性解读。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不但承担着打击犯罪、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职能，还承担着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诉讼权利、防范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职责。因此，我国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刑法谦抑性的法律价值对检察机关职责的发挥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定位决定了我们不用去讨论检察权是不是具有谦抑性，而是应该深入研究检察权具有怎样的一种谦抑性。(二)我国检察权谦抑性的标准。作为具有国家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实行怎样的法律监督，才算是一种合格的法律监督?我们认为，现代法律监督中，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内容:1．对诉讼参与人司法主体性地位的尊重。我国确立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诉讼参与人的司法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合法的权利和自由，让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避免沦为诉讼的客体。2．坚持作为司法工作者的同情心。严格依法办案是依法治国理念对检察机关的明确要求，但是并不否认检察人员在诉讼过程中保持一颗同情心，根据法律的规定去办理案件。如果办案人员以一颗冷漠的心去执行法律，这不但不利于案件的办理，而且容易导致执法人员思想僵硬化，工作机械，最终导致教条主义适用法律。其实，执法过程中并不是所有情感因素都是有害于司法的。执法过程中，检察人员应该坚决杜绝不正当的私人情感因素，但是对于检察人员朴素的同情心则大可不必过虑。这种与生俱来的内心良知，通过对法律合理的解释和修正，可以避免司法活动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的弊病。同时，司法者的同情心还有助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和帮助。可以说，检察人员朴素的同情心恰恰是法律监督工作中人性化的情感基础。3．检察机关依法办案要参考社会公序良俗的要求。作为司法人员，检察人员的法律监督过程所依据的应当是国家的法律。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个国家的法律不可能尽善尽美，对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予以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公序良俗作为社会大众的一种朴素的道德标准，体现了广大群众的民意。在很大程度上，公序良俗作为习惯法的一种，也应成为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依据。4．检察人员工作中应当保持对犯罪人的宽容和自省。在现代社会，已经摆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始法律状态，执法更多的体现以人为本。宽容和自省正是法律监督机关所独有的品质特征，检察机关只对涉及到社会稳定、和谐的最基本的法律问题进行监督。它不可能对国家所有法律、法规的执行都进行监督，刑事法律关系是对一个国家公民最严厉的法律关系，也是对一个国家公民保护最强大的法律关系，因此也就成为检察机关监督的重点。检察机关对刑事法律监督所体现出的宽容、自省品格，正是刑事法律关系所具备的谦抑性价值在司法上的折射，而这也和刑法的犯罪预防终极目的相匹配。

摘要：与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刑诉制度相比，我国的逮捕制度存在两个根本缺陷：没有司法审查，缺乏科学的操作标准。设立司法审查制度与制定科学的操作标准是完善我国逮捕制度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逮捕制度司法审奋操作标准

“逮捕存在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然而却是以剥夺具体人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为条件的。逮捕既可以成为保障大多数人生存权、自由、财产所有权的手段，同时也可能成为侵犯人权的凶手。鉴于逮捕制度的双刃，有必要对我国的逮捕制度加以探讨。笔者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逮捕制度进行了剖析，指出了主要缺陷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求教于前辈同仁。

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刑事诉讼国际化趋势也日趋明显，形成了一系列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刑事诉讼国际准则指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所建立的基本权利保障标准，作为一种最低限度意义上的正义要求，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标准，也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

对照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与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我国逮捕制度具有两个根本的缺陷：没有确立司法审查原则，缺乏科学的操作标准。

一、司法审查原则的缺乏与对策

2009年11月27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决议》在充分肯定全省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重申了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强调了检察机关开展诉讼监督工作的重点和努力方向,明确了司法、执法机关应当接受并配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责任。检察机关适用“因无逮捕必要”而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是监督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是否得当的重要法律手段。在当前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大背景下,“因无逮捕必要而不捕”的适用理应受到重视。笔者以“无逮捕必要”的适用条件和适用现状为基础,就强化这一措施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无逮捕必要”的含义和适用条件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无逮捕必要”的含义并无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与该条规定相对应,“无逮捕必要”可被确定为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中,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时,可认定对犯罪嫌疑人无采取逮捕措施的必要,并据此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适用“无逮捕必要不捕”需要符合以下条件:一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二是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三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上述三个条件应当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二、“无逮捕必要”的适用现状

近年来,随着刑事案件数量的逐年递增,“无逮捕必要”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经统计,本院侦查监督科2007年1月至2009年12月共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犯罪嫌疑人1049人,其中批准逮捕916人,因“无逮捕必要”作相对不捕的共38人,仅占审结总人数的3.62%。在批准逮捕的人员中,提起公诉后被判轻缓刑罚的有133人(包括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有期徒刑和拘役宣告缓刑、免于刑事处分),被处轻缓刑罚人数占批捕总人数的12.34%。

关键词：刑法,逮捕措施,谨慎适用

合理、谨慎地适用逮捕，在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同时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是我们研究逮捕问题的宗旨所在。逮捕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其适用无论从时间长度上还是实施强度上都是其他强制措施（如拘留）所不能比拟的。从时间上讲，其羁押期限可能持续至判决生效；从强度上讲，其对于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与徒刑没有太大区别。

逮捕，指司法当局拘留或羁押某人使其回答法律上的指控或接受讯问。在中国古汉语中则为捉拿之意。[1]

应该说，自从人类社会产生法律以来，逮捕这种在国家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所必备的强制措施便一直存在，其沿革则是一个由野蛮残忍、等级特权性明显到渐趋文明、逐步体现近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和后封建时代刑法谦抑性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逮捕制度，是“以具有法定程序所取得的逮捕证为条件的;以构成犯罪,需要受到法律追究为前提的；从目的上来看，是以追诉犯罪、保障刑事诉讼实现与有效保证人权结合的。”[2]是指由法律制定的执法机构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针对可能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有时限羁押，是剥夺人身自由最为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3]

正因为逮捕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一旦予以适用，将以被逮捕人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为代价，而且被逮捕人将一直被羁押至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时止（捕后发现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及符合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形除外），因而对于逮捕的适用必须更为谨慎，做到既能够有效打击犯罪，又不至于因为错捕而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因而我国在刑事诉讼法律的初始制定和后来的历次修订中均对于逮捕的条件和适用进行了严格的界定。

（一）、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现行逮捕制度的横向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