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疑案件范文10篇

摘要：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为从法律价值上判断国家对刑事司法侵权造成损害应否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和标准，对于确定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及免责条件、举证责任的负担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具有重大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赔偿，无论从立法背景看，还是从有关规定看；无论从国家赔偿法总则的规定看，还是从刑事赔偿的具体规定看；无论从立法技术，还是从立法原意看；其所确立的惟一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

关键词：刑事赔偿；归责原则；违法原则

一、存疑案件赔偿问题及其争议的产生

所谓存疑案件是指检察机关依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而作出的不起诉案件和人民法院依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而作出的无罪判决案件以及实践中因证据不足而撤案的案件，也即所谓的存疑撤案、存疑不起诉和存疑判无罪三类案件。

存疑案件赔偿问题的出现，是由于《国家赔偿法》施行后，全国人大对1979年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的修订。修订前，由于存在类推制度，没有实行更加严格的无罪推定原则，对于司法实践中的一些证据不够充分的案件，一般采用存疑从挂或存疑从有处理，司法实践中没有所谓的存疑案件，相应地也就不存在存疑案件的赔偿问题及其争议。修订后的《刑法》实行罪行法定主义，取消了类推制度；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行更加严格的无罪推定原则，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实行疑罪从无，同时放宽了逮捕条件。因此，司法实践中便出现了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而作出的存疑而终结刑事追诉的案件即存疑案件。

对于因存疑而终结刑事追诉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曾经被羁押，释放后提出赔偿申请的，是否应给予赔偿？对此，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争议都非常大。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对此所作的司法解释也很不一致，使得存疑案件的赔偿问题成为学术界、实务界的热点和难点问题。2003年1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关于黄友谊申请石台县人民检察院错误逮捕赔偿一案的批复》中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是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对该刑事案件审查程序的终结，是对犯罪嫌疑人不能认定有罪作出的决定。从法律意义上讲，对犯罪嫌疑人不能认定有罪的，该犯罪嫌疑人即是无罪。人民检察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应视为是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的认定无罪的决定，同时该不起诉决定即是人民检察院对错误逮捕行为的确认，无需再行确认。”故认定“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赔偿请求人黄友谊申请石台县人民检察院错误逮捕赔偿一案程序合法，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池法委赔字第01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年4月15日，最高检察院在《关于黄友谊刑事赔偿案的批复》中指出：“黄友谊因证据不足被不起诉而申请国家赔偿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八条之规定，石台县人民检察院对黄友谊的申请事项依法不予确认，池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予以维持，符合《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于赔偿义务机关不予确认的案件不应当进入赔偿程序，作出的赔偿决定，不发生法律效力。”

存疑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而作撤案、存疑不诉或宣告无罪的案件。由于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和实施早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存疑案件是否应当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为《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了司法界和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存疑案件的当事人具有犯罪嫌疑，有证据证明其有罪，只是因已有的证据尚达不到定罪的要求而推定当事人无罪，因此不存在刑事赔偿问题。[1]第二种观点是“折衷说”。该观点认为，对于存疑案件，应视案件具体情况来决定赔与不赔，不能一概都赔，也不能一概都有不赔。对于事实不清，证据比较薄弱的案件，应予赔偿，而对于犯罪事实存在，证据比较充足，但达不到起诉和判决有罪程度的案件，则应不予赔偿。[2]第三种观点是“肯定说”。该观点认为，对存疑案件应当给予赔偿。[3]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首先，对存疑案件给予国家赔偿，符合当今世界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和宪法精神。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司法人员虽然收集到了一些证实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存在的证据，但证据的质和量还不足以指控、认定犯罪，因此，存疑案件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刑事诉讼存在，难免会发生证据不足案件。在对存疑案件的处理上，历来有“疑案从有”和“疑案从无”之争，疑案“从无”、“从有”之争集中体现了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与社会保护机能之间的价值冲突。[4]二战以后，受人民主权学说、人权保障论和危险责任论与公共负担论等理论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世界上许多国家大幅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将人权保护列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并相继制订了国家赔偿制度。如：1946年美国颁布联邦侵权赔偿法；1947年英国颁布王权诉讼法；1947年日本颁布国家赔偿法；1959年我国台湾地区颁布冤狱赔偿法；1967年韩国颁布国家赔偿法以及1981年德国颁布国家赔偿法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建国初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日趋稳定，1954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宪法第97条规定了“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从而明确了我国国家的赔偿责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体系逐渐形成，社会公民个体的权利及其保障得到了更加应有的重视。1982年《宪法》重新规定了国家赔偿责任，《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对此也都作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1994年颁布了《国家赔偿法》，标志着我国建立了国家赔偿制度。1996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法典，确立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等司法原则，更突出了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可见，保障人权、建立国家赔偿制度不仅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且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发展主流。[5]

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不受侵犯。”据此，人身自由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固有的、基本的权利，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得对其加以非法剥夺和侵害。但由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危险性，国家在行使司法权力时，难免会使少数无辜公民的权利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受到损害的无辜公民的权利得到恢复、精神上得到抚慰，国家就应该勇于承担责任并给予赔偿。从宪法角度上讲，这种赔偿实际是一种恢复和弥补。因为，根据宪法的规定，即使是有罪的人，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他还是享有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所拥有的人身自由权利，只不过为了保护全社会的利益，司法机关不得已而通过法定程序暂时剥夺或限制其自由。那么，给予最终在法律上被认为无罪的存疑不起诉或宣告无罪者以赔偿，其实质并不是国家施舍或赋予他某项额外的利益，而是把本来就属于他的利益归还给他而已。“否定说”认为，对于当时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但最终认为是无罪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是合法的羁押，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6]这种理论实际上是“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司法专横的表现，是对法治和人权的践踏，在民主与法治的社会里是不允许存在的。对存疑案件给予赔偿会影响司法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有损司法权威，这是“否定说”所持的另一理由。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承担着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在两者之间要作出合理的选择的确有一定难度，但两者之间并无实质矛盾。在刑事侦查环节要充分发挥打击犯罪的功能，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法》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该拘留的要拘留，该逮捕的要逮捕，但不得滥用强制措施，而在刑事赔偿环节则要把观念调整到保护人权角度上来，对最终被确定为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要尽量给予国家赔偿，不能以牺牲人权为代价去追求打击犯罪的功效，更不能因司法机关的部门利益而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再说，对存疑案件予以赔偿的确会给司法人员带来一定的压力，但这有助于提高司法人员办案质量意识，增强责任心，促使侦查人员依法积极收集证据，提高侦查水平，减少存疑案件发生。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确定国家赔偿制度的基石。因此，对存疑案件是否给予赔偿，虽然国家赔偿法对此规定不很明确，但对公民权利的立法规定，不能作限制解释，而是应当根据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国家赔偿立法的本意，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不仅能平衡无辜者的受害心理，消除其对社会的对立情绪，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也符合当今世界刑事赔偿立法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权保障水平。

其次，给予存疑案件以国家赔偿，符合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最终法律评价只有两种：有罪与无罪。如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能推定其无罪。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对其所作出的撤销案件、存疑不诉或宣告无罪，实际上就是对“没有犯罪事实”的法律确认。所谓犯罪事实，是指有证据证明的构成犯罪的事实，是按照刑法规定构成某一具体罪名的事实，而不是证据不足，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和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有罪，它是靠充分证据来支撑的，而不是司法人员凭借部分有罪证据作出的主观判断。因此，“否定说”认为证据不足不等于没有犯罪事实的观点，实质上是变相的“有罪推定”、“疑罪从有”，与修改后刑诉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相违背的，应予以抛弃。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都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是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追究犯罪，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法律赋予司法机关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面对的只是最终的处理决定，如果最终处理决定是无罪的，那么，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采取了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就是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国家就应当给予赔偿。

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作结案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出现的现象。此类案件的处理结果能否作为刑事赔偿的法律依据，众说不一。“否定说”认为，存疑不诉其实质是对案件所作暂时不起诉处分，并非对案件的实体处分，不能作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无罪的最终结论。[7]这种看法也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立法精神相违背的。从诉讼流程上看，不起诉（包括存疑不诉）是人民检察院确认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诉讼处分，具有在起诉阶段终结诉讼的法律效力，[8]并不是对案件的暂挂。当然，证据不足案件不能排除其存在犯罪事实的可能，但这不能作为对此类案件不予赔偿的理由。从实践来看，存疑案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嫌疑人的确实施了犯罪行为，只是证据尚不充分无法认定其构成犯罪；另一种可能是嫌疑人根本没有实施犯罪。如果以存疑案件有可能被重新起诉的理由来否定赔偿，这对后一种情形的嫌疑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司法机关不可能再会发现他新的有罪证据。至于对第一种情形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如果发现原来因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案件有了新的证据，能证明原案犯罪嫌疑人有罪，可以重新起诉，由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证据不足判无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按照审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由法院撤销原判，作出有罪判决。但在法院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必须对已认定的无罪结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法院改判有罪，这时如果原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得到了国家赔偿，可以由司法机关追回赔偿的款项，这也并不会有损司法权威。

第三，给予存疑案件以国家赔偿，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归责原则。归责原则是解决刑事赔偿的一项主要原则。目前比较典型的有三种：一是以公务过错为主，危害责任（严格责任）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二是以过错为归责原则体系；三是违法原则体系。[9]《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司法界和学术界部分同志认为我国《国家赔偿法》采用的是违法归责原则。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偏面的，违法责任原则作为国家赔偿法的主要归责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归责原则。首先，违法责任原则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缺陷，不能解释程序违法而被告人确有罪的刑事赔偿问题。对有些案件，如果只从程序或形式上判断刑事司法行为或司法决定是否违法，并不能决定刑事赔偿责任就一定成立，反之，刑事司法行为或刑事司法决定没有违法并不见得就构成刑事赔偿责任。例如：某市检察院未按规定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就将涉嫌犯罪的嫌疑人逮捕，后经查实该人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并被判处了有期徒刑，若按违法归责原则，检察机关实施了违法逮捕，应构成刑事赔偿，但司法界和理论界普遍认为此类案件不应赔偿。反之，某县检察院按法定程序逮捕了某甲，后经证实该人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逮捕为错误逮捕，若按违法责任原则，司法机关逮捕时并没有违法，刑事赔偿不能成立，显然与刑事赔偿的有关立法和初衷相违背。其次，我国国家赔偿法采用的并不是违法归责原则，而是采用混合归责原则。《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确规定了“违法归责原则”，即只有当司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时，才负赔偿责任。但是，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二）、（三）项及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国家应负赔偿责任。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刑事赔偿责任，并不仅仅是从职权行为的合法性上来判断，有的还要根据行为结果来确定。即我国刑事赔偿中对无罪羁押、无罪判刑的规定体现的是严格责任原则，有的称之为无过错责任原则。[10]由此可见，我国国家赔偿法采纳的是违法归责原则为主兼采严格责任的二元归责原则。[11]我国赔偿法不同于外国赔偿法，它既包括行政赔偿，也包括刑事赔偿。第二条在总则中所确定的“违法责任原则”，应当认为是赔偿法的基本原则，既适用于行政赔偿，也适用于刑事赔偿。但是，第十五条第（二）、（三）项和第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是专门针对刑事赔偿的，是特别条款。一般说，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应当适用特别规定。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赔偿应采用违法归责原则，而刑事赔偿则应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也就是说不管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主观上、心理状态上是怎么样，有没有故意、过失或不慎等等，只要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损害后果，就要承担赔偿责任，除非有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所列的六种免责情形。《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对这一规定，笔者理解为，不论原审判机关在作出判决时有无违反程序，也不深究原审判机关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符合被再审改判无罪、刑罚已经执行这两个条件，国家就应当给予赔偿，这一条款并没有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改判无罪的案件加以限制。因此，对存疑案件予以赔偿，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摘要】在构建和谐社会，讲究司法的社会效能的今天，在侦查工作中也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宽严相济中的“严”，学者长期在研究刑事政策时对此已有相当成熟的论述和共识，而对于其中的“宽”，即“宽缓”的刑事政策探讨很少，而“宽缓”恰恰是时下倡导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强调的“内涵”，基于这样的考虑，文章把讨论的视角放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如何把握“宽缓刑事政策”之上。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侦查

近来学界提出了极富“与时俱进”特色的刑事政策新思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检更是为落实这一政策出台了专门文件。简言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非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简单的名词置换，而是根据当前社会治安环境的变化，面对刑事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现实，为适应新时期刑事侦查工作的特点应运而生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承袭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合理成分，祛除了其中不科学、甚至于错误的因素，突出了有益于增进和谐“因子”的内涵。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成为检察和审判工作指导方针的背景下，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工作中“何去何从”呢?学术界和侦查实务界对这一问题鲜有探讨。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讲究司法的社会效能的今天，在侦查工作中也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宽严相济中的“严”，学者长期在研究刑事政策时对此已有相当成熟的论述和共识，而对于其中的“宽”，即“宽缓”的刑事政策探讨很少，而“宽缓”恰恰是时下倡导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强调的“内涵”，基于这样的考虑，文章把讨论的视角放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如何把握“宽缓刑事政策”之上。

一、贯彻宽缓刑事政策的前提——科学侦查理念的确立

在以人为本，创建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过程中，必须树立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价值理念。在刑事侦查工作中，保护人权，充分展示人的主体价值，理应成为我国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

[内容提要]疑罪从无原则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原则，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刑事诉讼原则之一。在我国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对此问题的理解与应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通过对疑罪从无原则理论上的探讨，以及如何在司法实践应用该原则的论述，揭示疑罪从无原则的理念，重点探讨疑罪从无原则的应用，提高司法人员运用该原则的能力，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引言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证据主义是支撑刑事诉讼的主要支柱，对于被告人定罪量刑，必须依据确定、充分的证据作为基础，否则，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施以刑罚。在刑事侦查、起诉和审判中，对于缺乏充分证据的案件，应当及时作出处理，不能久拖不决以致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我国从法律上规定了存疑案件的处理原则，在当今的学术界对于如何运用疑罪从无原则存在较大的分歧，在司法实践上的作法也千差万别，确有探讨之必要。

一、疑罪从无原则的由来与内涵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有时由于主、客观原因，往往对有些案件的事实未能查得水落石出，出现了疑难案件。对于这类案件应当如何处理，不同的诉讼制度做法不一。在封建专制的刑事诉讼中，实行有罪推定，对疑难案件采取“疑罪从有”的处理原则，即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能确定被告人有罪，仍然问罪并处以刑罚。这是封建专制社会野蛮、落后、践踏人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反映。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现在无罪推定原则已经被载入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当中，或被国际性文件所采用，1998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刑事诉讼中法中首次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以前，应当视为无罪。因此，当被告人有罪疑而不能证明时，以无罪处理；当被告人罪重罪轻难以确定时，只认定证据充足的轻罪。所谓的疑罪从无原则是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既无法证实其有罪也无法证实其无罪的情况下，不认定被告人犯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处理结果。

二、对于疑罪如何处理的二种观点的分析

近几年来，我国法学界曾就无罪推定原则能否在我国适用的问题，展开过引人注目的讨论。本文拟就这一原则的合理性及重要性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诸位同志。

一

无罪推定与逻辑推理——论无罪推定原则的独特作用

无罪推定是否应该被确立为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有的同志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这些同志所提出的一条基本理由是：无罪推定虽然在历史上曾有过进步作用，但它同时也具有主观片面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实事求是原则不但包括了无罪推定所具有的某些积极内容，而且比无罪推定更合理、更科学，因此，无罪推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诚然，实事求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对于刑事诉讼活动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如果把无罪推定和实事求是放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作为法学特有原则的无罪推定是无法用实事求是这一哲学原则取代的。

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在审判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整个审判过程可分为审查和判决两个阶段。审查是审判机关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判决则是根据审查结果作出相应的法律结论。当审查结束时，审判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共有三种可能的结果：其一，确定的结果：查明被告有罪；其二，确定的结果：查明被告无罪；其三，不确定的结果：案件事实难以认清，定罪证据不足，同时又不能排除被告犯罪的可能性。

近几年来，我国法学界曾就无罪推定原则能否在我国适用的问题，展开过引人注目的讨论。本文拟就这一原则的合理性及重要性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诸位同志。

一

无罪推定与逻辑推理——论无罪推定原则的独特作用

无罪推定是否应该被确立为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有的同志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这些同志所提出的一条基本理由是：无罪推定虽然在历史上曾有过进步作用，但它同时也具有主观片面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实事求是原则不但包括了无罪推定所具有的某些积极内容，而且比无罪推定更合理、更科学，因此，无罪推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诚然，实事求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对于刑事诉讼活动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如果把无罪推定和实事求是放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作为法学特有原则的无罪推定是无法用实事求是这一哲学原则取代的。

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在审判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整个审判过程可分为审查和判决两个阶段。审查是审判机关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判决则是根据审查结果作出相应的法律结论。当审查结束时，审判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共有三种可能的结果：其一，确定的结果：查明被告有罪；其二，确定的结果：查明被告无罪；其三，不确定的结果：案件事实难以认清，定罪证据不足，同时又不能排除被告犯罪的可能性。

【摘要】刑事推定制度是时下刑诉法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理论纷争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并没有很好厘清，为此有必要提出并论证如下几个重要命题：推定不是诉讼证明，而是诉讼证明的替代方法；刑事推定与无罪推定、有利被告原则并不矛盾，而是这两项原则的例外；刑事推定不是首选规则，而是末位规则；刑事推定不会导致证明责任倒置，但会引起证明责任转移；刑事推定的目标是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

【关键词】刑事；刑事推定；证明责任；法律真实

【正文】

近年来学术界对推定这一确认案件事实的特殊方法展开了初步研究。司法实践部门也因为其所具有的减轻证明负担的功能而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然而，推定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欲使其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以推动刑事推定制度的立法进程，有必要澄清其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1．推定不是诉讼证明，而是诉讼证明的替代方法

有不少学者将推定视为司法证明的一种方法，认为推定是证明的重要方法之一：“推定是认定事实的特殊方法，所谓认定事实的特殊方法也就是司法证明的特殊方法。”[1]我们不赞成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推定不是证明，也不是证明的特殊方法，而是司法证明的替代方法，是司法证明的例外。

论文关键词：疑难案件间接证据总结思考

论文内容摘要：马某某故意杀人、盗窃一案由于行为人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前期侦查工作失误，以及犯罪嫌疑人翻供，导致案件证据困难。案件承办人通过正确指导侦查、精心讯问，取得了确实充分并形成证据链的间接证据，从而获得了本案的成功公诉。

一、案情

2005年12月7日晚18时19分，京东某高档住宅小区一栋9层公寓的地下停车库内，一个着黑色棉服、背深色挎包、戴近视眼镜的清瘦男子在57号车位附近不停地来回走动着，似乎在等着什么人。有谁会在地下车库等人呢？车库保安员的眼睛注视着他。20分钟后，男子拿出手机放在耳边，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直到近19时，一辆银灰色福特牌越野吉普停进57号车位，一个年轻女子走出车外准备离开。……紧接着，女子返回，两人面对，三言两语之后，两人一前一后消失在车库单元门内的黑暗之中。

这一幕被隐藏在车库顶棚的摄像头静静地记录了下来……

半小时之后（鉴定推定），这名女子被杀害在这栋公寓楼房8层的一套豪华寓所中，……23时许，这名女子的尸体被其好友发现……次日18时许，侦查人员利用技侦手段，在北京新侨饭店大堂将持有该女子的手机等10万余元物品及银行卡的那名男子及其情妇卓某某抓获。

摘要:死缓的确立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司法适用中也凸显出适用标准不一致,适用范围不当扩张等问题,甚至成为瑕疵案件的折衷刑和维护审判效果的手段。应当结合司法实践,对死缓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从立法上进一步规范死刑适用条件,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确实抵制外界不当干扰。

关键词:死缓;适用标准;刑事司法理念;宽严相济

死缓制度是我国独创的一种死刑执行制度,它既具有死刑特有的威慑力,又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教育功能和改造功能,对贯彻执行“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缩小死刑立即执行的范围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中,死缓的适用①还存在着司法适用标准不一,随意性大,不当扩张等问题。笔者作为一名与死刑案件零距离接触的刑事法官,得以直观地研究死缓的适用,在此试就死缓适用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探讨。

一、死缓适用中存在问题和缺陷

近年来,随着司法实践中对死刑适用的严格控制,死缓适用的范围逐步扩大,死缓的适用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缓刑的适用标准不尽一致。死缓刑的适用标准不统一,是司法实践中反映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随着宽严相济和“少杀慎杀”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法官在死刑裁量时会更加慎重,但哪些情况下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各级法院,各地法院,各个法官,甚至同一法官不同时期的观点都不一致。三级法院所掌握的死缓刑标准有一定差异,其中,高级法院与最高法院掌握的标准较一致,而与中级法院分歧较大。由于死缓适用条件的不明确性,在实际执行中也容易异化为司法人员操弄的司法工具,为司法腐败创造可乘之机。

摘要:死缓的确立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司法适用中也凸显出适用标准不一致,适用范围不当扩张等问题,甚至成为瑕疵案件的折衷刑和维护审判效果的手段。应当结合司法实践,对死缓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从立法上进一步规范死刑适用条件,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确实抵制外界不当干扰。

关键词:死缓;适用标准;刑事司法理念;宽严相济

死缓制度是我国独创的一种死刑执行制度,它既具有死刑特有的威慑力,又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教育功能和改造功能,对贯彻执行“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缩小死刑立即执行的范围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中,死缓的适用①还存在着司法适用标准不一,随意性大,不当扩张等问题。笔者作为一名与死刑案件零距离接触的刑事法官,得以直观地研究死缓的适用,在此试就死缓适用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探讨。

一、死缓适用中存在问题和缺陷

近年来,随着司法实践中对死刑适用的严格控制,死缓适用的范围逐步扩大,死缓的适用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缓刑的适用标准不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