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范文10篇

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标志着村民自治正在向深层次推进。如何认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如何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村委会直选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村民自治是党领导农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党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它的产生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与我们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实践密切相关，或者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党领导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

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提供了根本基础。在我国，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人民的委托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即间接民主；二是实行基层直接民主，由群众依法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扩大基层民主，使人民群众直接参政议政，管理自己的事务，已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趋势。但是，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创新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与政治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组织形式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虽然具备高效的动员机制，即可以迅速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但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又会造成农村基层民主的低制度化，使农民群众对民主权利的行使往往以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主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经济体制的变革，理顺了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使亿万农民获得了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真切地感受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存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经济利益的具体化必然带来自主意识、民主意识的增强。在生产队实已解体的情况下，农民群众如何参与村务管理，村干部如何产生，又如何监督村干部的行为，是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以后，对农村政治上层建筑提出的新课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群众创造了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依托、以村民自治为农村事务新的管理方式的基层民主制度。

我们党高度重视这一新生事物，认为这是农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创造，是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农村政治体制的创新。****年公布的宪法第111条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又对如何建立村民委员会、村委会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等，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正式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确定了村民自治的原则及其框架。村委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亿万农民从此走上了依法自治的道路，也标志着农村基层民主开始向法制化、制度化目标迈进。经过10年的实践，1998年11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在总结村民自治经验的基础上，对村委会组织法进行了修改，使村民自治逐步走向规范和完善。

一、**乡基本概况

**乡位于广西来宾市兴宾区东南面，政府所在地距城区48公里，全乡总面积176平方公里，共有10个村委38个自然村，总人口35000人，壮族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全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积是丘陵地，甘蔗、优质谷、林业、畜牧业是全乡的支柱产业，是个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乡镇，于**年被原柳州地区行署确认为解放战争时期游击区。在来宾市兴宾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乡**年人均收入为2406元，甘蔗种植面积达到近5万亩，进厂料蔗达到25万吨，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工作都能顺利展开。

二、**乡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乡村民自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下面的主要几个问题。

1、村委两委关系纠缠不清。跟全国一样，由于党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党政关系成为中国社会最基本、重要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必然极大地影响着村民自治机构的设置,以及职能的行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两委都是基层党政的执行机构,加之党政不分矛盾不大。但在村民自治中,两委的冲突就凸现出来了。一方面,村支书认为村民自治是在党领导下的自治,党领导一切,村上的其他组织,包括村委会在内,都要接受村支部的领导。村支书认为在村民自治机构里,支书是一把手,村委主任都得听他的。因而对村民代表会、村委会的决定、甚至日常事务的处理任意干涉。而村委会主任则认为,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合法的自治机构,因而村委会对职权内的事务有决定权。在我们**乡的部分村委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乡里面布置给村委的任务，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由于职权划分不明确，把工作一个推给一个，（有时乡里面通知开会，有些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都关机）致使工作很难完成，特别是涉及到利益方面的事情，个别村委还存在拉帮结派的问题，产生尖锐的矛盾。

2、利用存在不同，产生两级分化。村民自治是由原来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控制的模式转化而来的。在大队,支书不仅是支部的一把手,也是大队的一把手,长期控制着大队的政治、经济大权。特别是村的集体经济,包括村办企业、林场、养殖场等大都是在支部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经过本人的基层工作经验，目前我**乡十个村委由于集体经济发展不同，集体的经济利益也不同，加上部分村委干部思想上金钱主义的影响，出现部分村民自治向两级化发展。如我们**村委由于人多地少，又是本乡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员来往复杂，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比较多，导致了许多村委干部不愿意当的现象，他们在村民代表大会上以种种理由拒绝当上村委干部，实现“无官一身轻”的想法。而古辣村委、六五村委、读村村委等村委由于集体林场多，经济效益好，每次村民换届选举特别是支部书记换届选举时，就出现拉票或是暗箱操作的现象，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内容提要：村民自治进程中乡镇政权与村委会的关系（乡村关系）存在着“偏离”成文法律规范的现象，这种偏离严重制约着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和乡镇行政职能的有效履行。作者分析了乡村关系偏离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并提出了将村委会与乡镇人大衔接起来；改革乡镇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制定制度，规范乡镇政府行为；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各自的职责权限；进一步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素质等若干对策建议。

关键词：村民自治乡村关系偏离

随着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政社合一的体制的解体和村民自治的兴起，传统的行政命令─服从型的乡村关系为新型的“乡政村治”格局所取代，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这样，在基层农村管理体制中并存在着两个处于不同层面且相对独立的权力载体：一是代表国家自上而下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乡镇政权，二是代表村民行使基层社区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①。

诚然，包括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在内的一系列成文法律都已确认了村委会的自治性质，并规定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认和维持无疑是村民自治正常、规范运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但现实中的乡镇政权与村委会的关系（简称乡村关系）又常常与成文法律所规范的存在着种种“偏离”，严重制约着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和乡镇行政职能的有效履行。本文拟在对若干乡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关系偏离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并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一、乡村关系偏离的主要表现

乡村关系的偏离，最经常、也最突出地表现在许多乡镇仍然把村委会当作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命令指挥式的管理方式，对村委会从产生到日常工作进行行政干预。

村民自治章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依法实行村民自治，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促进本村两个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村委会在村党总支领导下，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范围内实施村务管理，并充分体现“四个民主”的原则，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第三条本章程在广泛征集本村村民意见的基础上由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由村委会组织实施，村民代表会议监督执行。

第二章村级重大事项听证会制度

一是穷人治村好、还是富人治村有利的争论是滑稽的

人有贫富之分、男女之分、老少之分、善恶之分、利他利己之分……；一个人也许在一定的场合和时间表现出善，在另外的场合和时间表现出恶；此时此地可能表现出利己，而在彼时彼地可能表现出利他。那种动不动将一个复杂而多性的人简单地抽象成“富人与穷人”进行对立的比较是“非此即彼”的“极端思想”的反应，这样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其实是滑稽的，就像讨论是男人治村好还是女人治村有利一样的滑稽。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自己家里很穷，但把村子的公共服务搞得很好、百姓也很富的典型；我们也可以找到自己家里很富，但把村子的公共服务搞得很差、百姓也很穷的典型；村长个人家庭的贫富和村子整体的好坏有多种组合。中国村子很多，情况各不相同；中国人很多，什么样的人都要；没有哪种“理想模式”适合于千差万别的村情和人性。重要的是村子里的人能够根据具体的村情和人情，充分参与并自主、自由的行使他们的选择权利（包括罢免权）、管理权、决策权、监督权。村子里的人选择谁做村长、赋予村长多大的权利是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做主就好。只有主权在村民，富人和穷人都可能当好公仆；如果主权不在村民，谁能保证富人和穷人都不成为恶人呢？

有人说：“富人治村”是农村的一种典型的精英型治村现象。我对此观点实在不敢认同！富人就是典型的精英？穷人就是典型的“平庸”？德国总理也相对贫穷，他是不是精英呢？中国90％以上的人都不富裕，难道90％的人都是典型的平庸吗？财富不应该是“精英”的代名词，富人更不能天然具有“治村”的优势，治家和治村（村民自治）不是一回事，认为治家行就可以治好村的观念其实就是专制思想的延续，而村民自治的头号死敌就是所谓的精英进行的“精英专制”。

二在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民自治环境条件中，村长不出问题就是不正常

现在村民自治制度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如：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土地村社集体所有是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吗？现在的土地是真正的村社集体所有吗？村社集体是维护农民土地产权的组织吗？在村社内部，村民的土地产权是如何实现的？如何才能保护农户的土地产权？这些很根本性的问题，在农村，特别是义乌、温州这样发达的农村基本没有与时俱进的制度规定。出现纠纷，法院和政府往往是久拖不决。再如，村主任有多大的权利？村主任应该怎么合法行使权利？村民怎么约束和罢免村主任？村主任与村内集体经济主体是什么关系？村主任与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大会、党支部、团支部、妇联会、老人协会等是什么关系？除了民主选举之外，什么叫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决策、监督的运作机制和实现形式是怎么的？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不是十分明确，最糟糕的是即使明确在纸上了，实际情况往往绝大部分村主任和村民都不清楚如何运行和实施。再如：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民主自治是以村民高度组织化为基础的，我们现在的村社内部，党支部、团支部、妇联会、老人会等等社区组织都民存实亡，没有充分组织化的民主自治，一般会容易贿选，也容易演变成少数人的专制或大家族对小家族的专制。专制一般是与腐败相连的。

[摘要]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农村和谐秩序的一种尝试，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之一，它将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引入佳境。因此，笔者试对村民自治的必然性及如何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的进程进行分析和探讨，以飨读者。

[关键词]村民自治必然性

全面推进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农村和谐秩序的一种尝试，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之一，它将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引入佳境。

一、实行村民自治的必然性

1998年11月4日，《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该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符合我国的国情，得到了亿万农民群众的拥护。它对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对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乃至于中国整个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开宗明义，针对当前出现的对村民自治的疑虑[1]，笔者试图在本文中指出，在国家已经过十年试行而正式颁布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现在，最为重要的争论不再应该集中于是否实行村民自治这一政策判断上（当然，这并非是说不能再就此一政策发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应集中注意在村民自治的框架下，针对中国农村的特殊实际，设计出富于政治技巧的村治装置。以下笔者来说明以上立论。

一、村民自治的缘起与功能

可以认为，村民自治源自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不仅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发展了农业生产，而且根本性地改变了时期形成的农民与国家关系。国家从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很容易推论出政治改革的经验，即：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对于办任何事情都十分关键，国家在政治上的“无为”可能也如经济上一样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此种思潮与国家层面的民主化倾向相结合，就为村民自治的产生提供了政治基础。第二，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不相协调的是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和公共建设事业大幅滑坡，以“政社合一”为基础的逐步空壳化，如何在政治上重组农民成为八十年代初十分紧迫的问题。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和农村社会矛盾非国家指向的特征，就使民主化的选择具有了合理性[2]。从以上意义上讲，我国选择村民自治的确具有很大的偶然性[3]。

但是，一旦村民自治作为政策选择被强制实施后，其自身被构建的合理化因素即日渐增长，正是这些因素的增长，使得当前村民自治在外部经济社会背景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择要言之，第一，转型时期，因为意识形态控制能力的弱化，乡村组织普遍出现了不良行为，并进而降低了行政效果。从村民方面讲，他们具有内在监督约束乡村组织的愿望，从国家方面来说，他们具有提高乡村组织行政效率的要求，最终，村民的愿望与国家的要求在民主化方向上不谋而合[4]；第二，乡村民主化有利于形成社区公共权威，提高社区资源动员能力[5]，降低国家与分散农户的谈判成本（如收取税费的成本）[6]。

判断当前乡村民主好坏的根本标准并非其价值取向而是其实际功用。在村民自治产生之初，因为相对较为宽松的经济社会环境，价值取向的因素容易取得主导地位。自八十年代末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形势一直较为紧张，过去孕育在乡村民主制度中的一些并不显眼的功能合理因素开始替代曾经最为引起外界（包括理论界）关注的价值合理因素。换句话说，今天的村民自治与八十年代初的村民自治之间其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静悄悄的转换，“偶然”实行的村民自治正逐步被构建为必然性的合理存在。因此，当前判断村民自治合理性本身的依据，即是村民自治能否通过构建而形成适应当前中国转型时期和农村特殊背景的系列功能以及这些功能的实际效用。

仅就前列两大方面的功能来讲，理论上是不成问题的。真正的乡村民主必然将乡村组织置于村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乡村组织诸如暴力行政、吃喝贪占、不负责任行为等等都会受到自下而上、无所不在的约束而不至发生。相关地，乡村组织行为的合理化，可以减少村民群众的不满，密切干群关系，在此基础上，乡村干部从事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建设，也较容易赢得村民的信任。不仅如此，仅仅是通过乡村民主，特别是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即可形成一个公共权威，这种公共权威可以较为理性地认识共同利益，约束少数不顾共同利益者的违规行为，从而使得举办公共事业乃至收取税费都有可能变得容易。而就实践来说，在农村基层民主发展较好的地区，乡村组织不良行为的减少和村民自己积极举办公共事业的例子不胜枚举[7]。当然，民主功能的显现有赖于特定的民主条件和实施措施。问题并不在于当前的村民自治实践是否已经普遍具备了以上两大功能，而是村民自治可能有重大潜力来实现以上两大功能。但是，乡村民主并非没有负功能。以村民自治为例，即使村民自治可以真正表达村民群众的意愿，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认为村民群众不会以集体意愿的形式来表达出对乡镇行政的反抗呢？其实更为关键的是，当前国家总体经济形势不佳，农村社会发展乏力，农村宗族、宗教势力乃至于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势力都有可能利用村民意愿来抗拒国家的合理要求。因此，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村民有否自我组织起来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而是村民可能组织起来消极对待甚至积极抗拒国家的行政要求。这样一来，尽管单个农村社区内的抗拒力量很难相互串联起来构建成为反对国家政权的整体力量，但是，仅仅单个村庄的消极抗拒即足以使国家在农村推进现代化的努力非常困难。简言之，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失去了村级组织对国家行政要求的积极响应，国家还有何种办法来解决非办理不可的政务问题。正是村民自治本身可能具有的此种负功能，令诸多学界人士和政界官员产生了疑虑与担忧。

[摘要]村民自治的主体应是村民个人，而非村或村委会，基于此，村才是村民自治的组织，村民与村委会之间才能形成授权的关系；同时，村民自治组织应该被赋予法人的地位，这样才能明确村委会作为法人的执行机关的定位，并使法人代表合理存在，使法人之独立意思表示成为村民利益的保护；再者，村民选举村委会的行为是选举权的行使，而与之相对应的被选举权理应在资格要求上较选举权更为严格，尤其是被选举人的兼职和回避问题必须得到重视。本体问题的明确是构建村民自我治理的权力体系的基础，也是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和以自治实现村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前提。

[关键词]村民自治本体问题自治主体

村民自治是村民的自我治理的方式和组织以及规范的总和。西方国家制度中，农村的自治传统是其地方自治的基石和历史传承，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固有的价值追求，目前西方的村民自治已经或开始转化为乡镇、自治市、特别区、准政府组织等不同形式。今日中国，“村民”与“自治”的结合，既是一种地域的表明，1也是自治主体的宣示。前者，反应了“无区域即无自治”，2后者，则需要我们对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村民选举行为的性质和被选举权等关乎其本体的问题加以探讨。

一、村民自治的主体

村民自治的主体，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自治主体是村民个人，村民自治就是一个或几个自然村的村民自己组织起来，在基层人民政府的指导下，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即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群众自己的事情。第二，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主体。第三，实行自治的“村”应当是“村民自治的主体”。大多数学者赞成第三种观点，原因在于只有如此才能解决自治主体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第二、第三两种观点有所偏差，在于将村委会的准行政管理权力视为自治权的内向，并先验地将它视为集合的村民权利的外向代表。首先，现代法律必须依托于承认、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理念核心，法以自由为目的，秩序也须以自由的实现和正义之光的闪耀为依归。自治必须体现权力控制和制衡的原则，而不能将自治权置于国家权力延伸和控制之下。其次，现代民主的三块基石——“代议制、选举制和政党制”。村民委员会到底应该是一个议政组织还是执行机构，或者两者合二为一，目前我们很难界定，但是代议和选举放置于普通村落，仍有其重要意义。通过选举昭示出村委会和普通村民之间存在一个权力来源问题，根据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原则，一切权力皆应有来自于权利拥有者通过选举权的运用来表达的明确授权，《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个体之间极为重要的一条组织原则。第三，《村委会组织法》立法目的欲以体现“草根”民主，意味着任何政府或负有执行政府委托的公共组织或团体应该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自治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让我们用美国《独立宣言》的几段话来诠释，“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因此，村民有权改变村委会的组织架构，而不是村委会可以凌驾于村民之上，这是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谨记的原则。如果不将村民自治的主体定位于村民个人，再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就无此必要，势必造成“仆人”高于“主人”、“仆人”决定“主人”之局面，人为地将村委会或村这样拟制的组织的意志取代了村民个人意志，打破了村民与村委会组织的平衡关系，势必会造成掌握权力之人借“公共利益”而权力滥用、侵害村民个人合法利益的情况。如村民陷入此境地，其抗争将首先在道德上遭到“不义”之指责，继而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权利救济。村民如非自治主体，则不具备资格动议罢免，参加自治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而仅凭民事的侵权之诉的权利保护是远远不够的。第四，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悖论，“个人是不能单独行使自治权，村民自治是一种集体的自治权。”1村民自治权的行使的确具有集体性特点，但权利只有落实到个人才有意义。如果村民个人利益遭受村组织以外的力量的侵害时，可以指望村委会代为出面以伸张正义，如果侵害者是村或村委会时，不具备自治主体资格的人尚称其为“人”乎？谁又来保护这些不是自治主体的人？村或村委会自行解决则违背了程序正义的理念，其结果难求公平；如果引入乡镇政府介入则损害自治之精神。再者村委会的组成来源于村民选举权的行使，其权力来源于村民个人意愿的外在表示，即授权。选举权是村民自治的基础，自治却不是村民个人权利的简单集合，不能因为村民自治的集体性特点而将村民的自治主体地位混淆。

2003年10月，我们《农村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研究》课题组对安徽省的五河、泗县、繁昌、铜陵四个县的村民自治情况进行了调研，另外还对肥东、肥西、长丰、太湖、界首、天长等县（市）的数十个自然村的100个农户进行了随机抽样的入户调查。现根据调查结果进行一些分析，看看村民自治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其在安徽省农村的实际成效究竟如何；普通农民是如何看待村民自治的；村民自治还有哪些需要发展完善的地方。

一、村民自治的成效

（一）、农民对村民自治及其成效趋于肯定

目前我国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是以"三个自我"、"四个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既是政治文明建设，又是法治建设。"三个自我"是在农村建立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四个民主"是村民对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自治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新生事物，是当代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全新概念，自治权既是权力，又是职权，更是权利。村民自治，既是自治理念，又是基层制度；既是治理模式，又是活动方式。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是民主、自治、法制和党的领导。农民对村民自治的态度是趋于肯定的。之所以说"趋于肯定"而不是"绝对肯定"，是因为这种"肯定"体现了一种方向和趋势，是大部分人的肯定。肯定者对"肯定"本身也是包含着某种期待和希望。

自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村民自治在安徽省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全省绝大多数的行政村按照法律的要求选举出了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治的初衷，是把解散以后处于分散状态下的农民重新纳入国家力量的范畴，通过村民自治重建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村民自治的首要条件是民主选举。民主选举使权力的来源由上授转为下授。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把这种民主选举规定为直接选举。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由村民会议或各村民小组推选产生选举委员会，主持选举；二是由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村会成员候选人，也可选民自荐、村民小组提名、党组织提名、村民代表会议提名；三是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先选出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再从中选出主任，更不是由村委员会成员选出主任、副主任。直接选举意味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撤换村委员会组成人员。四是双过半当选，即必须有过半数有选举权的村民的过半数投票，获得参加投票的村民的过半数选票始得当选。四是选举方式法律也做了规定，即差额选举、秘密写票、无计名投票、公开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以这种方式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基本上是得到群众的拥护的。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有79%的农民认为"当选村干部的首要条件"是"群众拥护"。有82%的农民对"村干部选举"表示了"非常关心"、"关心"和"比较关心"的态度。一件事情能否受到人们的关心和关注，取决于这件事情对人们的切身利益的影响。占82%的农民关心"村干选举"，这件事本身说明了民主选举村干部对农民利益的关联程度，说服"三个自我"、"四个民主"是符合农民利益的事情。

（二）、农民的民主、权利、程序意识趋于确定

村民自治的实质是在村民中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我们主要从这四个方面进行抽样调查。通过对问卷的归纳分析，发现我省村民自治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村民自治现状与问题

(一)村民选举普遍性低，公正性较差

调查表明，对选举持积极态度的样本仅占合格样本(指1299份村民样本，下同)的53％，参加过最近一次选举的村民也只占被调查对象的70.7％。更突出的问题是：投票方式是逐户收选票，使得这种低普遍性的村民选举带有“暗箱操作”的可能；认为选举前上级打招呼和村党支部指定候选人的样本占31.4％；认为私下做工作和贿选的样本占23.4％；认为宗族势力干扰村民选举的样本占5.1％。这些因素显然会影响村民选举的公正性，影响村民对选举的态度，从而导致村民选举的普遍性降低。

(二)村民民主监督意识不高，对村务公开的信任度低

民主监督是实行村民自治的保障，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村务公开是民主监督的唯一平台。调查显示，完全知道村务公开的样本仅占35．3％，知道一点的占39．3％，令人遗憾的是竟然还有25．4％的人不知道村务公开，这个比率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经常去看村务公开栏的被调查村民有362人，占27．9％；有34．6％的人根本不去看或根本不知道有村务公开栏。同时，被调查村民对村务公开的理解比较狭隘，虽有65.6％的村民对村务公开感兴趣，但其中的70.3％仅对“村务账目”感兴趣。对村务公开内容完全相信的样本仅22.3％，有一点相信的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