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治理范文10篇

20世纪80年代之后,社会资本的功能逐步得到重视。它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而后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广泛采纳并用来诠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早期的文献主要致力于社会资本的内涵、形式、特征和作用等。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社会资本理论和应用研究不断拓展。社会资本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持肯定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解释能力以及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目前,社会资本理论被认为是解决集体行动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新尝试。在这一方面,它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它证实或力图证实信任、宽容和集体行动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重要性。

一、村级治理的困境:社区社会资本缺失

集体行动困境日益成为村级治理的普遍困境。由于干群之间、村民之间缺乏基于相互认同而形成的基本的信任、团结与合作,在村级治理活动中,更多的是猜测、质疑甚至暴力。集体的规模越大,信念、价值理念更为多元化,就难以达成合作,促成共同利益。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村级治理的困境中所体现出来的是社区社会资本缺失。本文中所讨论的社区社会资本可以这样界定:嵌入于社区治理网络并能提升社区治理绩效的资源,是社区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开展经常性活动的互动中所形成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信任和期望。我们调查小组在T村作深入访谈时,S书记讲起的有关T村村级治理遭遇困境的两个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案例1:村级企业转制与干群矛盾。1996年,村里的联营企业由于受宏观经济影响面临的形势也非常严峻。有一些行业不景气联营企业面临一年亏损50万元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村委会经过反复讨论后作出决定,将原有的一些低利亏损企业置换出去,盘活资产,以赢得日后的发展。企业转制使得当时有200多名(占全村劳动力的近三分之一)村民失去了工作。村民不理解企业为啥要卖给私人?企业为什么要转制?村民骂村干部是在“卖家当”,肥了干部,便宜了老板,而村民却丢掉了饭碗。因此对村干部意见很大,一度干群矛盾尖锐,群众上访不断。一些人天天到村里要求解决工作问题,情绪激动,和村干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出现了扯破衣服、掀翻桌子等过激行为。村干部的情绪也很激动,认为辛辛苦苦为村里企业找出路,村民不理解,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受到了很大的挫伤。

案例2:“箱子田”引发的筑路风波。“要致富,先修路”。这正是T村遭遇的难题。T村的土地是“箱子田”,随着经济的发展,“箱子田”制约T村经济发展。T村想引进外资,但好几个外商看了都摇头走了。村级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突破?村两委考虑设法利用312国道交通便捷的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村级经济发展。要利用312国道交通便捷的优势,就必须筑一条连接312国道和村工业园区的道路。而“箱子田”的T村从哪里获得这条路?通过村党总支的不懈努力,几经周折后终于同邻村达成协议,置换了20亩土地,规划了村里连接312国道的对外通道。由于当时村里财力有限,新路的建设只能分期实施,最初筑的是石子路。改道和筑石子路影响了村民的生活,村民意见很大。有的村民甚至认为村干部热衷筑路的目的是为自己捞好处。因此,曾连续三次把新建的围墙推翻。村干部感到委屈和苦闷,自己在辛辛苦苦为村里想办法谋利益,但为什么不能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二、沟通与信任:走出村级治理的困境

当前学术界在讨论村民自治或村级治理时，大都忽视了对村级治理类型的区分。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为面对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具备相当不同的效果和表现，不能理解村民自治所面对的特殊环境，也就难以理解村民自治这样一种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的实践后果。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一项制度，依据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场域的村庄状况的不同，这一制度安排的实践后果会有不同。本文试图依据村集体掌握经济资源的多少，将作为强制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后果的民主化村级治理区分为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这两种村级治理类型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多少的不同，而在具体表现中具有相当的不同。当然，将民主化村级治理分为动员型和分配型两种类型，还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分类方法，实践中两种村级治理类型交叉重合之处甚多，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不同。

一、治理视角的村民自治

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包含着两种十分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主要从民主的方面来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后果，这种视角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在当前村庄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其对村民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乃至民主技术的训练程度，这种视角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另一种视角是从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状况及后果，特别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实践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具体过程、运作基础及其主要特征，这种视角的研究近年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村民自治研究由政策性解释学术研究向政策基础性学术研究过渡的重要标志。从治理的视角来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变成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村庄自治，也不同于政权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用“村民自治”而不是“村自治”这一概念，表达了前一种治理的含义[1]，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民主而非政治民主，则表达了后一种治理的含义。

从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村民自治，正好与村民自治制度的缘起相关。村民自治制度在广西一些山区自发产生的时候，就是为了应对解体之后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2]，自发产生的村委会引起国家的重视，既与当时民主化的语境有关，也与当时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有关。而在实践中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村民自治在村庄（行政村）秩序保持中可以起到的作用，应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要义。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即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四种民主办法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达到的。从治理角度研究村民自治，实质上就是研究以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内生秩序，这些秩序包括经济的合作（如公共工程建设），抵御上级过度的提取，抗御地痞对村庄的骚扰，以及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等等，这样，治理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就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内生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及特征。而正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的不同，造成了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特征及其侧重点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我们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分配型和动员型类型。我们将以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过程及村民代表能力来展开讨论。二、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理论过程

若理想化，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划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个部分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决策村务，其内容包括选举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会议表决，以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村务决策和监督；一个部分是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即由村干部这些具体的村民推选出来的人将村民决策的村务办理下去。

展开以上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实质就是形成村务决策和推选出执行这些村务决策的人员，从理想状态来讲，村民可以随时罢免自己选出来的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实际上则因为罢免需要成本，就为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的行为相对脱离村民意愿提供了可能。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这种相对脱离村民的状态，必然带来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第二个部分即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的后果。相对的脱离既为村干部创造了发挥个人才干的空间，也为村干部提供了谋求私利的机会。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治村者的品性和能力，区分出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能人型的四中理想类型村治型态。讨论了村庄性质、民主制度和治村者的互动关系，认为在当前村庄舆论大多解体、村集体经济资源普遍匮乏的背景下，治村者个人品性和能力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又成为推动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变动的制度力量。本文试图初步描画村治理型态循环的一般图景。

关键词：村民自治村治型态村治的循环乡土政治

中国人特别关心由谁来治理村庄，因此有“能人治村”和“恶人治村”之说。的确，不同能力和品性的人治理村庄，会有相当不同的结果。自1987《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试行，特别是1998年正式颁布实施以来，按法律规定，村干部应由村民选举产生，村民选举什么样的人上来当村干部，就产生了什么样的村级治理型态。因为村庄社会面对的问题及村庄社会内在性质的差异，在选举和治村型态上，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本文试图讨论这种关系。

一、村级治理的四种型态

我们习惯说“能人治村”或“恶人治村”，是以村干部个人的品性和治村能力来评论村级治理的型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区分出四种相当不同的村级治理型态，即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和能人型村治。好人是从治村干部的品性上讲的，一般具有良好人品和人缘，不愿随意用粗暴的手段去惩治村中任何一个村民，也缺乏让一般村民畏惧的个人力量。正因为好人不愿惩治村民，对于村中一些不良倾向与行为不闻不问，害怕得罪村民，而被村民称为“老好人”。好人治村的优点在于，他一般不会化公为私，谋求私利，他也不会在村中为非作歹，他因为缺乏足够的个人魄力而不会给村庄造成个人决断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好人治村也有不足，其中最糟糕之处是好人往往迁就村中恶行，缺乏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也没有抵制村中不良势力的个人魄力。总体来讲，好人治村，因为个人能力和性格上的特点，他很难为村民创造额外的公共收益，一般也不会损害村民已有的公益。好人治村，无所作为，无为而治。

与好人相对应的是强人。强人也是从品性上讲的，性格强悍之人，这样的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与村中不良倾向作斗争，他往往具有令一般村民畏惧的健壮身体、社会关系或暴烈个性。强人治村的好处是他敢于碰硬，在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下，他敢于惩罚那些有损全村公益的行为和村民，他通过减少村中少数人的收益，而创造于全体村民更多的收益。

村治即村级治理。村级治理是指村庄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调控。因为村庄公共权力的产生方式及其性质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村治研究事实上也就是对村庄社区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其运作（组织、管理与调控的方式及过程）的研究。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随着的解体，重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被提上议事日程。实践中，以《八二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实施为主导的村民自治制度，构建起了"乡政村治"的框架[1]，但是，当前村级治理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理论界对村治的研究远未形成共识。对村治研究进行研究，可以深化村治研究，并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本文试图通过对村治研究进行分层评估来为理论界深化对村治的研究提供说明。

一、村治研究的三个层面

对村级治理的研究可以分列为三个层面，即：对村治功能（规范功能）的研究，对村治具体处境的分析，对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其中第一个层面是最基础的层面，它所要解决的是研究村治的取向与目的。它要回答进入村治研究的原因和方位。也是研究者对村治研究的自我定位；第二个层面是村治研究的核心层面，它所要解决的是村治基础与村治资源问题。具体如当前村级治理所面对的问题和所处的环境，为达成目的所可以借用的手段及需要克服的困难等；第三个层面是村治研究的应用（政策）层面，它所要解决的是用何种具体方案来达成村治功能，如何借用村治资源来建构村治实践模型等。当前理论界对以上三个层面的研究大都杂乱地混在一起，缺乏分层研究的自觉和相互对话的基础，从而构成深化村治研究的主要障碍。

一般来说，只有当研究者对村治的功能即要解决什么问题达成共识之后，村治研究者才可以进入第二和第三层面的对话。在开始的时候，达成何种共识也许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达成共识，即不同的村治研究者如何首先在对村治功能的设定上形成对话的基础。每一个村治研究者事实上都对村治功能进行了设定，这种设定是由研究者的进入定位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是村治研究者个体赋予的。因为大多数村治研究者对村治功能的这种个体赋予性质缺乏自觉，不同的村治研究者就很难就村治功能的设定进行对话，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达成村治功能设定的共识了。村治研究进入定位与村治功能设定的关系如，政治学界的村治研究往往是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化的方位进入的，他们倾向于将扩大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作为村级治理的功能目标。政策研究部门的村治研究往往是从完成国家任务的方位进入的，他们倾向于将推行国家意志的能力作为村级治理的功能目标。但是，村治研究也可以在不同的进入者之间达成共同的村治功能目标设定。例如，实践部门（政策研究者们）可能会发现，推进村民自治对于完成国家任务大有好处，因此，将推进与扩大村民参与作为村级治理的功能目标，典型如《村组法》的颁布实施[2]和"村务公开"的广泛推行[3]。村治研究进入定位与对村治功能设定的以上关系，就为不同的村治研究者达成对村治功能设定的共识提供了可能。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不同的研究者应建立起对村治功能的共同关怀，这就使得对村治功能进行独立研究的要求迫切起来。或者说，只有对村治功能进行独立的研究，并以此形成每一个村治研究者对村治功能设定的自觉，不同的村治研究进入者才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对话。

与村治功能研究密切相关的是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抽象地讲，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必须反映出村治的功能要求。功能要求决定结构构建，结构构建必须满足功能要求。

当前学术界在讨论村民自治或村级治理时，大都忽视了对村级治理类型的区分。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为面对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具备相当不同的效果和表现，不能理解村民自治所面对的特殊环境，也就难以理解村民自治这样一种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的实践后果。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一项制度，依据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场域的村庄状况的不同，这一制度安排的实践后果会有不同。本文试图依据村集体掌握经济资源的多少，将作为强制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后果的民主化村级治理区分为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这两种村级治理类型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多少的不同，而在具体表现中具有相当的不同。当然，将民主化村级治理分为动员型和分配型两种类型，还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分类方法，实践中两种村级治理类型交叉重合之处甚多，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不同。

一、治理视角的村民自治

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包含着两种十分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主要从民主的方面来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后果，这种视角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在当前村庄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其对村民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乃至民主技术的训练程度，这种视角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另一种视角是从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状况及后果，特别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实践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具体过程、运作基础及其主要特征，这种视角的研究近年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村民自治研究由政策性解释学术研究向政策基础性学术研究过渡的重要标志。从治理的视角来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变成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村庄自治，也不同于政权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用“村民自治”而不是“村自治”这一概念，表达了前一种治理的含义[1]，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民主而非政治民主，则表达了后一种治理的含义。

从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村民自治，正好与村民自治制度的缘起相关。村民自治制度在广西一些山区自发产生的时候，就是为了应对解体之后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2]，自发产生的村委会引起国家的重视，既与当时民主化的语境有关，也与当时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有关。而在实践中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村民自治在村庄（行政村）秩序保持中可以起到的作用，应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要义。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即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四种民主办法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达到的。从治理角度研究村民自治，实质上就是研究以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内生秩序，这些秩序包括经济的合作（如公共工程建设），抵御上级过度的提取，抗御地痞对村庄的骚扰，以及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等等，这样，治理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就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内生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及特征。而正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的不同，造成了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特征及其侧重点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我们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分配型和动员型类型。我们将以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过程及村民代表能力来展开讨论。

二、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理论过程

若理想化，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划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个部分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决策村务，其内容包括选举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会议表决，以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村务决策和监督；一个部分是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即由村干部这些具体的村民推选出来的人将村民决策的村务办理下去。

摘要：村庄精英在村落场域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对村庄精英的分析是村庄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村庄精英分为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传统资源等其它资源的体制外精英。

关键词：村庄精英；体制内精英；体制外精英；村级治理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与近20年村落社区自治权的迅速成长，造成了空前复杂的权力互动呈现于村庄场域，构成了中国底层农村政治的动态的和主要的层面。

在村庄权力互动结构中，村庄精英居于承上(国家)启下(村民)的中介地位，对村庄精英的分析是村庄权力结构分析的切人点，因而成为理解村庄政治拼图的关键，也就自然成为近年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实际上，近百年来，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精英的地位、作用一直是海内外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他们的研究卓有成效，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和概括力、解释力的理论、概念。如早期的“双轨政治”[1]、“士绅操纵”[2]、“士绅支配”[3]、“经纪体制”[4]；近期的“主人一人”理论[5]、“边际人”理论[6]、“庇护关系”理论等[7]。本文无意讨论精英概念的具体内涵，而只是把精英限定为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庄精英。由于“治理精英”概念本身包括了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精英和掌握传统资源等其它资源的精英两类，因此本文把村庄精英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

一、体制内精英

(一)村庄性质与体制内精英。对村庄体制内精英的分析，不能脱离对村庄性质的研究。

摘要：现如今农村经济能人治村的现象已趋于普遍，其不仅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推动的必然结果，更是广大村民理性选择、经济能人自身发展的根本要求。文章通过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客观描述农村经济能人对村级治理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指出优化经济能人治村的路径，使得村级治理趋于良性运转，更好地造福于三农。

关键词：经济能人治村;积极影响;消极影响;村级治理

在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背景下，以农村私营企业主、农业种植大户和集体企业管理者等为代表的农村经济能人迅速崛起，并随着农村民主政治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而逐渐进入村级治理，转变为村政精英，成为农村事务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从而在中国农村形成了经济能人治村的独特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在研究经济能人对村级治理的影响时，呈现出观点极端、规范研究为主的特征。本文以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对前人学术研究的整理与思考，运用精英理论、理性选择主义和博弈论等多方面理论分析，试图客观分析经济能人对村级治理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针对消极影响提出对策，以期探索出一条经济能人带领全村先富带后富的出路，这对于当下经济能人治理农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能人治村产生的原因

如今农村经济能人治村的现象已趋于普遍，其不仅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推动的必然结果，更是广大村民理性选择、经济能人自身发展的根本要求。随着农村经济能人不断增多，以及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追求小康社会的要求下，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对经济能人的执政参政有着迫切的需求，对经济能人的“经营一个产业，发展一村经济”的带动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且政府为经济能人参与村级治理提供了大量政策优惠，如资金扶植与教育培训等措施。在村民有需求，村两委、上级党组织、上级政府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条件下，经济能人治村的产生具有必然性。

（一）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治理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效能的村庄基础十分重要。从理论上讲，在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效能较低，而在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传统制度也可能具有较高的效能。村民自治制度是一种能够创造出村庄秩序巨大可能性的良好制度，但若不注意到村民自治制度对村庄基础的依赖，将难以理解村民自治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实践后果。

关键词：村民自治治理社会关联乡村关系

Exploringonthevillage’sconfigurationofvillager’sdemocraticgovernance

HeXuefeng

Abstract

Itisveryimportanttoexplorethevillagestructureofinstitutionofvillager’sself-governancewhenwestudytheefficacyofitscapabilities.Wefindthattheefficacyofvillager’sself-governanceislimitedifvillage’ssocialintegrationislower,whilethecapabilitiesofthedemocraticgovernanceisgreatifvillage’ssocialintegrationishigher.Thevillager’sself-governanceisagoodinstitutionthatmaybringoutvillageorder,anyway,ifweignoreitsdependenceonthevillageconfiguration,wecanhardlyunderstandthepracticaleffectofthisinstitutionindifferentregions.

内容提要：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村级治理中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的核心。本文通过对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一般图景及例外情况的考察，认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能否发挥效能，不仅与制度建设有关，而且与特定的村庄基础有关。正是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构成了特定的村庄基础。只有通过制度建设而使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提供给村民和村干部的收益，大于建设所需要的成本，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才有良性发展的希望，其效能也才会因此增强。

关键词：村民代表会议村级治理制度

Abstract:Thesystemof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isthecoreofthedemocraticdecision-making、supervisionandmanagementinvillage’sgovernance.Bythestudyofthegeneralandexceptionalrelationshipsbetweenthevillager’srepresentativeandthevillagerandthevillagecadre,thispaperarguesthat,theefficiencyofthesystemof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bearsnotonlyontheinstitutionofsystem,butalsoontheparticularelementsofvillage,whicharejustformedbytheabilityoftherepresentative;Onlybytheinstitutionofsystem,whichprovideswithahigherprofitthanthecostforthevillagerandthevillagecadre,canthesystemof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gainahealthfuldevelopmentandahighefficiency.

Keywords: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Village’sGovernance;System

一、引论

1998年修定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较试行法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增补了第21条：“人数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据民政部参与修定《村组法》的有关人员讲，增补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内容是新《村组法》重要改进之一，可见实践部门认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是十分重要的。在学术界，徐勇认为，“相对村民而言，村民代表一般素质较高或社会影响较大。在农民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通较低的背景下，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自治中的实际影响和作用较大。”[1]张静将村民自治划分为代表性自治和权威性自治两种类型。她认为在当前农村存在行政“吸纳”政治的情况下，形成了乡村干部事实上的利益网络，而“如果选出来的乡村权威仍然依据原有的方式治理乡村，选举就只是增加了新权威的合法性，但并没有促进选举之后基层政权和村民权利关系的制度性改变，它产生的是权威性‘自治’”。权威性自治和乡村干部网络互为联系，阻挡了来自村民及国家两方面对基层干部配置的参与。它排斥了社会力量的制衡权利，使选举后的乡村治理问题仍然局限在少数人参与并控制的范围内。张静因此认为，村民自治仅仅选举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由权威性自治向代表性自治转化，不仅在村委会选举阶段，而且在整个村民自治的过程中，赋予村民代表会议足够的权利并将这种权利制度化[2]。郎友兴和何包钢也认为，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村民代表会议的实际影响力与作用比村民会议大，这不仅是因为村民代表在村中具有高的威望和素质，而且他们更易具有荣誉感、成就感和责任感[3]。

【摘要】二十年前，我国在广大农村发启了农村治理改革的伟大实践，试图探寻农村治理的新路子、新形式，并最终走出了“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治理的发展模式，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但问题亦不容忽视，甚至是更值得注意。通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调研和查阅文献，我认为，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建设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和发展。村民参与冷漠是其瓶颈障碍，但根本问题则在于整体制度安排上的不合理。

【关键词】官民心态半截子民主体制力量失衡大治理

【引言】今年暑假，根据学校的教学安排，我们获得了一次农村调研的实习机会。此次调研的主题虽只集中在农村，但调研的内容却包含农村的政治经济、民风民俗、精神风尚等多个方面，结合自身的所学，我选择了一个专业性较强但也敏感复杂、调查难度较大的课题，即“村民参与和农村治理”。我们小组的调研地点选在了郫县安靖镇喜安村。这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子，地处成都市郊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村民参与下的基层民主建设似乎也透射着强劲的活力，这令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走进她，解析她。但是对于自己有限的专业水平和有限的调研时间，我觉得要准确地把握一个村子并通过之透析国家范围上的村民参与和农村治理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面对并不详实精确的调查资料，我甚至相信自己无权妄加评述这一村子、这一课题，但是我依然愿意一试。我想把一周来在村子走访调查的所见、所闻、所感客观的描述出来，想通过对个村个案的分析去探求当今我国农村治理的清晰面貌，关注她二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亦关注她现在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不足。为了更好的发现这一课题中的普遍性问题，在结束了喜安村的调研之后，我又乘车三千余里回到了家乡徐州，在我生活的村子里作了相关课题的走访调查，试图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下的农村治理状况的比较来更好的评述这一课题。

【正文】在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基础上，1999年我国又新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为我国在新时期推行村民自治和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提供了规范的法律性指导。这部关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法律，其条文规定相对全面合理，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而且村级管理组织也是在基层党委和乡镇政府的督促指导下按照这一法律规范构建自身组织和开展工作的。所以，谈及“村民参与和农村治理”我们有必要从这部《村组法》切入。《村组法》第二条凝练地概括出了当今我国村民自治的四大方式，即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联系到本次调研的题目，我认为，无论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还是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可归为“民主参与”的范畴，村级组织和村民在此基础上的互动即构成了简单意义上的“村民参与和农村治理”。所以，无论是先前的资料收集还是现在的报告撰写，我们都是围绕这一思想主线展开的。

一、行政村扩大化后的民主决策形式

近些年基于方便基层管理、精简乡镇管理人员和减轻乡镇财政负担等考虑，国家进行了村组撤并和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村组撤并的结果就是出现了由若干自然村组成的大行政村，大行政村的生成一方面便于了基层的综合管理，另一方面却冲击了农村治理和村民参与中的直接民主制形式，直接表现就是村民大会制的衰微。我家所在村子由原有的11个自然村组成，共分15个组，人口3000多，据我的观察和了解，除了三年一次的村委换届选举外，平日若无特别重大的事件基本不会召开村民大会。我们调研的喜安村算是一个规模较小的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