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范文10篇

我村以“为推动科学发展创先争优，为早日实现新合村新农村建设目标建功立业”为主题。严格执行基层党总支党建工作计划，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了我村党总支组织建设的整体水平，牢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带领全体党员积极创先争优，按上级要求，我村“创先争优”活动第一阶段工作已经结束，为了把此项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取得实绩成果，特将我村本阶段工作总结如下：

一、领导高度重视

为贯彻上级有关创先争优工作精神，我村给予这项工作高度重视。在接到上级文件指示精神以后，我村领导班子，及时召开班子成员会议，就我村开展此项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部署。经研究，我村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在此基础上，我村创先争优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一是要把好学习关，通过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达到领会精神、抓住实质、全面筹划的目的;二是把好方案关，在学习上级文件要求下，我村组织有全体党员、普通群众参加的座谈会，深入分析影响我村创先争优的不利因素，为制定实施方案打下坚实基础。三是把好活动关。创建先进党总支、争做优秀共产党员，关键在于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在活动中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作用，做出让我村全体群众摸得着、看得见、学得会的实际行动，为再创新合村辉煌业绩做出党员干部应有的贡献。四是把好借鉴关。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我村创先争优工作，还要积极向其他选派村、示范村学习，学习他们好的做法，体现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真正意义。

二、扎扎实实开展好第一阶段的各项工作

月日，我村按镇党委要求，组织村两委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学习市委区委的相关文件，确定我村工作思路，谋划我村工作方案。

月日，我村召开全体党员会议，传达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布置我村召开党员座谈会、普通群众座谈会的相关事宜，为剖析我村存在的影响创先争优的不利因素，为制定方案打下基础。

[摘要]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视角。作者通过对中国农村的大量实地调查，分析了近几年来出现在村委会岗位上的大量“双强村干部”。在肯定这种做法对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积极意义后，作者指出了产生这种趋势是与村级财政状况的恶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新富人的财富也在村级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金钱控制一切的腐败的温床。[关键词]村级竞争性选举新富人村干部农村的腐败和反腐败自从1987年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颁布实施20年来，中国农村的选举制度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作为村民自治运动的一部分，村级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但对这种民主选举的涵义和如何实现这一民主目标，无论在中国，我可能要说甚至在美国，都还不太明确。而且，对于村级选举的许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侧重于选举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与法规，以及其他一些可测量的因素，比如选举的投票率。实际上，村级选举已经更多地遵循根据民主选举多种原则制定出来的各种条例和规定。而且许多选举制度的执行，特别是那些以前不被人们重视的方面，比如公布选民名单、候选人以及选举的时间、地点的公示、甚至候选人的演讲等，似乎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一些更有意义的领域，比如根据差额原则直接提名候选人、秘密划票的实践等，也越来越多，尽管这些实践仍旧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还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从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对于官方的竞争性选举，现实中的村级竞争性选举比率更高。这样的竞争性选举很可能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宽容或者支持的结果，并更有可能发生在村党支部书记能力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个乡镇里，村级选举的竞争程度也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如此，根据我的观察，一个更重要的潜在问题是：村级领导，包括在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选举中被选为村级领导的党员，以及越来越多当选为村级领导并且后来被吸收入党的非党员，都需要依赖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力和责任领导村民发展经济并且有新的致富观念的先富起来的人。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会经常性地导致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会公平，正因为如此，总书记最近要求制定政策，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一、支持这种发展的结构与政策一定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新的税收政策、对村级组织转移支付的减少、农村的相对贫困有助于说明新富人阶层的兴起和他们对村委会的渗透。其他的变化，如为减轻农民供养大量村干部的负担而减少村委会成员数量，也已经影响到村级选举的人员结构，因为新富人不需要农民的供养。由于取消了农业税，许多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职责，并减少了许多服务。我所访问的河南省的几个村庄，村干部的工资已经拖欠了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这经常意味着，只有那些有独立收入的富人能够出任村干部。村庄里富有的人经常用无偿提供服务来吸引选票。在我访问的河南省的一个村庄，一名村主任仅仅因为作为村干部不能及时领到工资而自动离职，去临近的大城市当了一名货车司机。在河南的另一个村庄，村支书和一名村委会委员通过借款付给村会计一年多时间的工资，这位村会计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拿到自己的工资了。这样的情况使得村会计不可能去监督借款给他的其他村干部的决策。同样，在温州的地方法规中规定，候选人如果导致了村集体经济的重大损失，他/她必须自己来弥补村民的相关损失，这项规定使得没有经济实力的人不敢竞争村委会的职位。赵树凯和戴慕珍(JeanC.Oi)也认为，许多乡镇政府及时支付村干部的工资有困难。这也不奇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的干部人数增加了近3倍。为了满足干部们的需求，乡镇政府经常变为只关注自己生存的掠夺性机构，而不是为农民提供服务。这些掠夺性行为的牺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税的村庄。这增加了村庄的债务，迫使村庄卖掉其公共财产来支付干部的工资，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农村的私有化。同时，许多村庄在发展自己的集体企业方面失败了，从而只能将这些企业私有化和努力(经常由乡镇一级来组织)吸收外来投资。毛丹、任强、余茹英从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国家不再对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担责任，所以村庄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团变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们的眼里以及在经济和政治的进程中，它们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实质上的破产是与企业家精英的财富和威望在各个方面的日益提高从而产生并且强化了新富人逐渐主导村委会的趋势相联系的。村庄破产的另一个后果是，村民们不得不日益依赖于富裕的村委会成员的捐赠和富裕的候选人的捐赠承诺，在我访问的河南的几个村庄中情况是这个样子。由于村民们的权力大小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这就削弱了公共决策的程序，使得在决定对哪些项目进行资助方面，村庄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权力。这也为富裕的候选人涉及“不正之风”和贿选拉票提供了基础。其次，作为减轻农民负担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国从2004年开始实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设工程。在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为村级道路建设和维修提供资金，这也是村委会的主要职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级公路的补助大约是人民币15万元。但是，得到这笔补助款需要通过一定的申请程序，得到批准才能立项，而且不能保证可以覆盖村级道路建设的全部成本。如果一个村通过申请得到批准可以获得资助，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败，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过了检查验收之后，才能得到这笔钱。这意味着只有富裕的村庄可以承担这笔必须预先垫付的资金，一般的村庄可能不得不依赖村委会成员个人来承担，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选人。虽然有潜在的缺点和不足，但它强化了上述选举富裕人士的结构性激励，有意识地提倡村委会中的“双强”干部，激励和强化了新富起来的人成为村领导。早在2001年，党和政府就不断努力吸收企业家入党和进入村委会。虽然在广东有大量的村委会中的能人干部腐败和任意专断的例子，但广东省一直在提倡村委会中的能人领导，许多对能人领导的分析大体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来，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策，鼓励“双强”候选人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选举有能力同时做好党务和商务的能人，公开强化了新富人在村委会中的代表性作用。总的来说，在许多省这一政策号召领导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领导农治理与善治谁赢得了村级选举和为什么会赢得这个选举民致富的候选人，并且要求根据有多少名“双强”干部当选来评估选举的结果。所以，当选的“双强”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对这样的政策所依据的几个设想大体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们认为新富人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和新技术。他们参与农村(或许是更高层次的)选举，成为这些单位的领导是经济发展的合适和必然的结果。而且，这样的发展会弱化“党-国”集权体制，对民主发展做出贡献。并且专家们还认为，新富人的动机是为了给家乡人民提供无差别的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而工作，不是为了积累个人的财富和权力，其中暗含着他们是作为个人而不是联合起来的阶级来行动的。河南省村委会中的新富人强烈地呈现出这种特点，并且似乎为许多村民所接受。中国农村具有村庄规模较小和家庭几代同堂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村庄里的新富人关心和帮助家乡(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声的说法，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与此同时，村里的新富人这样做也存在另外一种很明显的意图，可能这一意图与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并不矛盾。这就是，许多新富人对通过获选进入村委会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感兴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选人明确表示，竞选村主任将有利于他从城里为他的企业获得贷款，有利于增强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选人希望增强与乡镇、市政府以及党的官员的联系和信誉，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商业和从政的机会。在中国的一些富裕地区，赢得村级选举就意味着能够控制巨额的集体财产，使得贿选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将讨论)。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政府官员通过将他们的亲友安插在乡镇、县、市党和政府机构中的不同岗位，来建立他们与这些党和政府部门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这样相互锁定的关系不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还导致了村、乡镇和县的领导人之间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促使他们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总之，广泛的民主实践既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也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经济政策选择的无意识结果。不论这种民主实践的范围有多大或是选举的竞争性有多高，村级选举中村委会中新富人的数量增加的趋势加强了。[摘要]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视角。作者通过对中国农村的大量实地调查，分析了近几年来出现在村委会岗位上的大量“双强村干部”。在肯定这种做法对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积极意义后，作者指出了产生这种趋势是与村级财政状况的恶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新富人的财富也在村级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金钱控制一切的腐败的温床。[关键词]村级竞争性选举新富人村干部农村的腐败和反腐败自从1987年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颁布实施20年来，中国农村的选举制度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作为村民自治运动的一部分，村级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但对这种民主选举的涵义和如何实现这一民主目标，无论在中国，我可能要说甚至在美国，都还不太明确。而且，对于村级选举的许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侧重于选举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与法规，以及其他一些可测量的因素，比如选举的投票率。实际上，村级选举已经更多地遵循根据民主选举多种原则制定出来的各种条例和规定。而且许多选举制度的执行，特别是那些以前不被人们重视的方面，比如公布选民名单、候选人以及选举的时间、地点的公示、甚至候选人的演讲等，似乎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一些更有意义的领域，比如根据差额原则直接提名候选人、秘密划票的实践等，也越来越多，尽管这些实践仍旧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还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从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对于官方的竞争性选举，现实中的村级竞争性选举比率更高。这样的竞争性选举很可能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宽容或者支持的结果，并更有可能发生在村党支部书记能力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个乡镇里，村级选举的竞争程度也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如此，根据我的观察，一个更重要的潜在问题是：村级领导，包括在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选举中被选为村级领导的党员，以及越来越多当选为村级领导并且后来被吸收入党的非党员，都需要依赖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力和责任领导村民发展经济并且有新的致富观念的先富起来的人。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会经常性地导致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会公平，正因为如此，总书记最近要求制定政策，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一、支持这种发展的结构与政策一定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新的税收政策、对村级组织转移支付的减少、农村的相对贫困有助于说明新富人阶层的兴起和他们对村委会的渗透。其他的变化，如为减轻农民供养大量村干部的负担而减少村委会成员数量，也已经影响到村级选举的人员结构，因为新富人不需要农民的供养。由于取消了农业税，许多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职责，并减少了许多服务。我所访问的河南省的几个村庄，村干部的工资已经拖欠了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这经常意味着，只有那些有独立收入的富人能够出任村干部。村庄里富有的人经常用无偿提供服务来吸引选票。在我访问的河南省的一个村庄，一名村主任仅仅因为作为村干部不能及时领到工资而自动离职，去临近的大城市当了一名货车司机。在河南的另一个村庄，村支书和一名村委会委员通过借款付给村会计一年多时间的工资，这位村会计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拿到自己的工资了。这样的情况使得村会计不可能去监督借款给他的其他村干部的决策。同样，在温州的地方法规中规定，候选人如果导致了村集体经济的重大损失，他/她必须自己来弥补村民的相关损失，这项规定使得没有经济实力的人不敢竞争村委会的职位。赵树凯和戴慕珍(JeanC.Oi)也认为，许多乡镇政府及时支付村干部的工资有困难。这也不奇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的干部人数增加了近3倍。为了满足干部们的需求，乡镇政府经常变为只关注自己生存的掠夺性机构，而不是为农民提供服务。这些掠夺性行为的牺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税的村庄。这增加了村庄的债务，迫使村庄卖掉其公共财产来支付干部的工资，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农村的私有化。同时，许多村庄在发展自己的集体企业方面失败了，从而只能将这些企业私有化和努力(经常由乡镇一级来组织)吸收外来投资。毛丹、任强、余茹英从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国家不再对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担责任，所以村庄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团变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们的眼里以及在经济和政治的进程中，它们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实质上的破产是与企业家精英的财富和威望在各个方面的日益提高从而产生并且强化了新富人逐渐主导村委会的趋势相联系的。村庄破产的另一个后果是，村民们不得不日益依赖于富裕的村委会成员的捐赠和富裕的候选人的捐赠承诺，在我访问的河南的几个村庄中情况是这个样子。由于村民们的权力大小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这就削弱了公共决策的程序，使得在决定对哪些项目进行资助方面，村庄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权力。这也为富裕的候选人涉及“不正之风”和贿选拉票提供了基础。其次，作为减轻农民负担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国从2004年开始实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设工程。在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为村级道路建设和维修提供资金，这也是村委会的主要职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级公路的补助大约是人民币15万元。但是，得到这笔补助款需要通过一定的申请程序，得到批准才能立项，而且不能保证可以覆盖村级道路建设的全部成本。如果一个村通过申请得到批准可以获得资助，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败，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过了检查验收之后，才能得到这笔钱。这意味着只有富裕的村庄可以承担这笔必须预先垫付的资金，一般的村庄可能不得不依赖村委会成员个人来承担，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选人。虽然有潜在的缺点和不足，但它强化了上述选举富裕人士的结构性激励，有意识地提倡村委会中的“双强”干部，激励和强化了新富起来的人成为村领导。早在2001年，党和政府就不断努力吸收企业家入党和进入村委会。虽然在广东有大量的村委会中的能人干部腐败和任意专断的例子，但广东省一直在提倡村委会中的能人领导，许多对能人领导的分析大体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来，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策，鼓励“双强”候选人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选举有能力同时做好党务和商务的能人，公开强化了新富人在村委会中的代表性作用。总的来说，在许多省这一政策号召领导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领导农治理与善治谁赢得了村级选举和为什么会赢得这个选举民致富的候选人，并且要求根据有多少名“双强”干部当选来评估选举的结果。所以，当选的“双强”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对这样的政策所依据的几个设想大体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们认为新富人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和新技术。他们参与农村(或许是更高层次的)选举，成为这些单位的领导是经济发展的合适和必然的结果。而且，这样的发展会弱化“党-国”集权体制，对民主发展做出贡献。并且专家们还认为，新富人的动机是为了给家乡人民提供无差别的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而工作，不是为了积累个人的财富和权力，其中暗含着他们是作为个人而不是联合起来的阶级来行动的。河南省村委会中的新富人强烈地呈现出这种特点，并且似乎为许多村民所接受。中国农村具有村庄规模较小和家庭几代同堂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村庄里的新富人关心和帮助家乡(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声的说法，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与此同时，村里的新富人这样做也存在另外一种很明显的意图，可能这一意图与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并不矛盾。这就是，许多新富人对通过获选进入村委会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感兴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选人明确表示，竞选村主任将有利于他从城里为他的企业获得贷款，有利于增强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选人希望增强与乡镇、市政府以及党的官员的联系和信誉，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商业和从政的机会。在中国的一些富裕地区，赢得村级选举就意味着能够控制巨额的集体财产，使得贿选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将讨论)。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政府官员通过将他们的亲友安插在乡镇、县、市党和政府机构中的不同岗位，来建立他们与这些党和政府部门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这样相互锁定的关系不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还导致了村、乡镇和县的领导人之间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促使他们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总之，广泛的民主实践既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也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经济政策选择的无意识结果。不论这种民主实践的范围有多大或是选举的竞争性有多高，村级选举中村委会中新富人的数量增加的趋势加强了。[摘要]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视角。作者通过对中国农村的大量实地调查，分析了近几年来出现在村委会岗位上的大量“双强村干部”。在肯定这种做法对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积极意义后，作者指出了产生这种趋势是与村级财政状况的恶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新富人的财富也在村级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金钱控制一切的腐败的温床。[关键词]村级竞争性选举新富人村干部农村的腐败和反腐败自从1987年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颁布实施20年来，中国农村的选举制度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作为村民自治运动的一部分，村级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但对这种民主选举的涵义和如何实现这一民主目标，无论在中国，我可能要说甚至在美国，都还不太明确。而且，对于村级选举的许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侧重于选举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与法规，以及其他一些可测量的因素，比如选举的投票率。实际上，村级选举已经更多地遵循根据民主选举多种原则制定出来的各种条例和规定。而且许多选举制度的执行，特别是那些以前不被人们重视的方面，比如公布选民名单、候选人以及选举的时间、地点的公示、甚至候选人的演讲等，似乎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一些更有意义的领域，比如根据差额原则直接提名候选人、秘密划票的实践等，也越来越多，尽管这些实践仍旧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还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从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对于官方的竞争性选举，现实中的村级竞争性选举比率更高。这样的竞争性选举很可能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宽容或者支持的结果，并更有可能发生在村党支部书记能力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个乡镇里，村级选举的竞争程度也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如此，根据我的观察，一个更重要的潜在问题是：村级领导，包括在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选举中被选为村级领导的党员，以及越来越多当选为村级领导并且后来被吸收入党的非党员，都需要依赖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力和责任领导村民发展经济并且有新的致富观念的先富起来的人。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会经常性地导致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会公平，正因为如此，总书记最近要求制定政策，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一、支持这种发展的结构与政策一定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新的税收政策、对村级组织转移支付的减少、农村的相对贫困有助于说明新富人阶层的兴起和他们对村委会的渗透。其他的变化，如为减轻农民供养大量村干部的负担而减少村委会成员数量，也已经影响到村级选举的人员结构，因为新富人不需要农民的供养。由于取消了农业税，许多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职责，并减少了许多服务。我所访问的河南省的几个村庄，村干部的工资已经拖欠了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这经常意味着，只有那些有独立收入的富人能够出任村干部。村庄里富有的人经常用无偿提供服务来吸引选票。在我访问的河南省的一个村庄，一名村主任仅仅因为作为村干部不能及时领到工资而自动离职，去临近的大城市当了一名货车司机。在河南的另一个村庄，村支书和一名村委会委员通过借款付给村会计一年多时间的工资，这位村会计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拿到自己的工资了。这样的情况使得村会计不可能去监督借款给他的其他村干部的决策。同样，在温州的地方法规中规定，候选人如果导致了村集体经济的重大损失，他/她必须自己来弥补村民的相关损失，这项规定使得没有经济实力的人不敢竞争村委会的职位。赵树凯和戴慕珍(JeanC.Oi)也认为，许多乡镇政府及时支付村干部的工资有困难。这也不奇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的干部人数增加了近3倍。为了满足干部们的需求，乡镇政府经常变为只关注自己生存的掠夺性机构，而不是为农民提供服务。这些掠夺性行为的牺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税的村庄。这增加了村庄的债务，迫使村庄卖掉其公共财产来支付干部的工资，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农村的私有化。同时，许多村庄在发展自己的集体企业方面失败了，从而只能将这些企业私有化和努力(经常由乡镇一级来组织)吸收外来投资。毛丹、任强、余茹英从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国家不再对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担责任，所以村庄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团变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们的眼里以及在经济和政治的进程中，它们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实质上的破产是与企业家精英的财富和威望在各个方面的日益提高从而产生并且强化了新富人逐渐主导村委会的趋势相联系的。村庄破产的另一个后果是，村民们不得不日益依赖于富裕的村委会成员的捐赠和富裕的候选人的捐赠承诺，在我访问的河南的几个村庄中情况是这个样子。由于村民们的权力大小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这就削弱了公共决策的程序，使得在决定对哪些项目进行资助方面，村庄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权力。这也为富裕的候选人涉及“不正之风”和贿选拉票提供了基础。其次，作为减轻农民负担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国从2004年开始实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设工程。在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为村级道路建设和维修提供资金，这也是村委会的主要职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级公路的补助大约是人民币15万元。但是，得到这笔补助款需要通过一定的申请程序，得到批准才能立项，而且不能保证可以覆盖村级道路建设的全部成本。如果一个村通过申请得到批准可以获得资助，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败，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过了检查验收之后，才能得到这笔钱。这意味着只有富裕的村庄可以承担这笔必须预先垫付的资金，一般的村庄可能不得不依赖村委会成员个人来承担，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选人。虽然有潜在的缺点和不足，但它强化了上述选举富裕人士的结构性激励，有意识地提倡村委会中的“双强”干部，激励和强化了新富起来的人成为村领导。早在2001年，党和政府就不断努力吸收企业家入党和进入村委会。虽然在广东有大量的村委会中的能人干部腐败和任意专断的例子，但广东省一直在提倡村委会中的能人领导，许多对能人领导的分析大体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来，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策，鼓励“双强”候选人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选举有能力同时做好党务和商务的能人，公开强化了新富人在村委会中的代表性作用。总的来说，在许多省这一政策号召领导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领导农治理与善治谁赢得了村级选举和为什么会赢得这个选举民致富的候选人，并且要求根据有多少名“双强”干部当选来评估选举的结果。所以，当选的“双强”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对这样的政策所依据的几个设想大体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们认为新富人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和新技术。他们参与农村(或许是更高层次的)选举，成为这些单位的领导是经济发展的合适和必然的结果。而且，这样的发展会弱化“党-国”集权体制，对民主发展做出贡献。并且专家们还认为，新富人的动机是为了给家乡人民提供无差别的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而工作，不是为了积累个人的财富和权力，其中暗含着他们是作为个人而不是联合起来的阶级来行动的。河南省村委会中的新富人强烈地呈现出这种特点，并且似乎为许多村民所接受。中国农村具有村庄规模较小和家庭几代同堂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村庄里的新富人关心和帮助家乡(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声的说法，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与此同时，村里的新富人这样做也存在另外一种很明显的意图，可能这一意图与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并不矛盾。这就是，许多新富人对通过获选进入村委会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感兴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选人明确表示，竞选村主任将有利于他从城里为他的企业获得贷款，有利于增强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选人希望增强与乡镇、市政府以及党的官员的联系和信誉，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商业和从政的机会。在中国的一些富裕地区，赢得村级选举就意味着能够控制巨额的集体财产，使得贿选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将讨论)。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政府官员通过将他们的亲友安插在乡镇、县、市党和政府机构中的不同岗位，来建立他们与这些党和政府部门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这样相互锁定的关系不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还导致了村、乡镇和县的领导人之间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促使他们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总之，广泛的民主实践既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也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经济政策选择的无意识结果。不论这种民主实践的范围有多大或是选举的竞争性有多高，村级选举中村委会中新富人的数量增加的趋势加强了。[摘要]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视角。作者通过对中国农村的大量实地调查，分析了近几年来出现在村委会岗位上的大量“双强村干部”。在肯定这种做法对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积极意义后，作者指出了产生这种趋势是与村级财政状况的恶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新富人的财富也在村级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金钱控制一切的腐败的温床。[关键词]村级竞争性选举新富人村干部农村的腐败和反腐败自从1987年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颁布实施20年来，中国农村的选举制度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作为村民自治运动的一部分，村级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但对这种民主选举的涵义和如何实现这一民主目标，无论在中国，我可能要说甚至在美国，都还不太明确。而且，对于村级选举的许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侧重于选举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与法规，以及其他一些可测量的因素，比如选举的投票率。实际上，村级选举已经更多地遵循根据民主选举多种原则制定出来的各种条例和规定。而且许多选举制度的执行，特别是那些以前不被人们重视的方面，比如公布选民名单、候选人以及选举的时间、地点的公示、甚至候选人的演讲等，似乎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一些更有意义的领域，比如根据差额原则直接提名候选人、秘密划票的实践等，也越来越多，尽管这些实践仍旧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还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从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对于官方的竞争性选举，现实中的村级竞争性选举比率更高。这样的竞争性选举很可能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宽容或者支持的结果，并更有可能发生在村党支部书记能力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个乡镇里，村级选举的竞争程度也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如此，根据我的观察，一个更重要的潜在问题是：村级领导，包括在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选举中被选为村级领导的党员，以及越来越多当选为村级领导并且后来被吸收入党的非党员，都需要依赖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力和责任领导村民发展经济并且有新的致富观念的先富起来的人。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会经常性地导致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会公平，正因为如此，总书记最近要求制定政策，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一、支持这种发展的结构与政策一定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新的税收政策、对村级组织转移支付的减少、农村的相对贫困有助于说明新富人阶层的兴起和他们对村委会的渗透。其他的变化，如为减轻农民供养大量村干部的负担而减少村委会成员数量，也已经影响到村级选举的人员结构，因为新富人不需要农民的供养。由于取消了农业税，许多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职责，并减少了许多服务。我所访问的河南省的几个村庄，村干部的工资已经拖欠了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这经常意味着，只有那些有独立收入的富人能够出任村干部。村庄里富有的人经常用无偿提供服务来吸引选票。在我访问的河南省的一个村庄，一名村主任仅仅因为作为村干部不能及时领到工资而自动离职，去临近的大城市当了一名货车司机。在河南的另一个村庄，村支书和一名村委会委员通过借款付给村会计一年多时间的工资，这位村会计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拿到自己的工资了。这样的情况使得村会计不可能去监督借款给他的其他村干部的决策。同样，在温州的地方法规中规定，候选人如果导致了村集体经济的重大损失，他/她必须自己来弥补村民的相关损失，这项规定使得没有经济实力的人不敢竞争村委会的职位。赵树凯和戴慕珍(JeanC.Oi)也认为，许多乡镇政府及时支付村干部的工资有困难。这也不奇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的干部人数增加了近3倍。为了满足干部们的需求，乡镇政府经常变为只关注自己生存的掠夺性机构，而不是为农民提供服务。这些掠夺性行为的牺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税的村庄。这增加了村庄的债务，迫使村庄卖掉其公共财产来支付干部的工资，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农村的私有化。同时，许多村庄在发展自己的集体企业方面失败了，从而只能将这些企业私有化和努力(经常由乡镇一级来组织)吸收外来投资。毛丹、任强、余茹英从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国家不再对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担责任，所以村庄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团变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们的眼里以及在经济和政治的进程中，它们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实质上的破产是与企业家精英的财富和威望在各个方面的日益提高从而产生并且强化了新富人逐渐主导村委会的趋势相联系的。村庄破产的另一个后果是，村民们不得不日益依赖于富裕的村委会成员的捐赠和富裕的候选人的捐赠承诺，在我访问的河南的几个村庄中情况是这个样子。由于村民们的权力大小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这就削弱了公共决策的程序，使得在决定对哪些项目进行资助方面，村庄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权力。这也为富裕的候选人涉及“不正之风”和贿选拉票提供了基础。其次，作为减轻农民负担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国从2004年开始实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设工程。在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为村级道路建设和维修提供资金，这也是村委会的主要职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级公路的补助大约是人民币15万元。但是，得到这笔补助款需要通过一定的申请程序，得到批准才能立项，而且不能保证可以覆盖村级道路建设的全部成本。如果一个村通过申请得到批准可以获得资助，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败，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过了检查验收之后，才能得到这笔钱。这意味着只有富裕的村庄可以承担这笔必须预先垫付的资金，一般的村庄可能不得不依赖村委会成员个人来承担，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选人。虽然有潜在的缺点和不足，但它强化了上述选举富裕人士的结构性激励，有意识地提倡村委会中的“双强”干部，激励和强化了新富起来的人成为村领导。早在2001年，党和政府就不断努力吸收企业家入党和进入村委会。虽然在广东有大量的村委会中的能人干部腐败和任意专断的例子，但广东省一直在提倡村委会中的能人领导，许多对能人领导的分析大体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来，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策，鼓励“双强”候选人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选举有能力同时做好党务和商务的能人，公开强化了新富人在村委会中的代表性作用。总的来说，在许多省这一政策号召领导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领导农治理与善治谁赢得了村级选举和为什么会赢得这个选举民致富的候选人，并且要求根据有多少名“双强”干部当选来评估选举的结果。所以，当选的“双强”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对这样的政策所依据的几个设想大体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们认为新富人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和新技术。他们参与农村(或许是更高层次的)选举，成为这些单位的领导是经济发展的合适和必然的结果。而且，这样的发展会弱化“党-国”集权体制，对民主发展做出贡献。并且专家们还认为，新富人的动机是为了给家乡人民提供无差别的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而工作，不是为了积累个人的财富和权力，其中暗含着他们是作为个人而不是联合起来的阶级来行动的。河南省村委会中的新富人强烈地呈现出这种特点，并且似乎为许多村民所接受。中国农村具有村庄规模较小和家庭几代同堂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村庄里的新富人关心和帮助家乡(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声的说法，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与此同时，村里的新富人这样做也存在另外一种很明显的意图，可能这一意图与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并不矛盾。这就是，许多新富人对通过获选进入村委会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感兴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选人明确表示，竞选村主任将有利于他从城里为他的企业获得贷款，有利于增强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选人希望增强与乡镇、市政府以及党的官员的联系和信誉，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商业和从政的机会。在中国的一些富裕地区，赢得村级选举就意味着能够控制巨额的集体财产，使得贿选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将讨论)。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政府官员通过将他们的亲友安插在乡镇、县、市党和政府机构中的不同岗位，来建立他们与这些党和政府部门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这样相互锁定的关系不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还导致了村、乡镇和县的领导人之间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促使他们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总之，广泛的民主实践既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也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经济政策选择的无意识结果。不论这种民主实践的范围有多大或是选举的竞争性有多高，村级选举中村委会中新富人的数量增加的趋势加强了。二、腐败在这一发展趋势中所扮演的角色贿选迅速上升。虽然腐败的危险众所周知，但是中国关于腐败的法律定义是从限制公务员的权力的角度制定的，而且这个定义处在变动之中，在相当大程度上仍旧是一个政治争论的主题。没有明确的定义，反腐败措施执行起来是困难的，至少对一些特定形式的腐败是如此。比如说，农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的腐败，尽管现在通过缴纳社会抚养费(新富人有能力支付超生的社会抚养费)不会直接对财富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其他形式的腐败，比如运用权力和金钱进行贿选和压制对贿选的揭露以及对这种腐败的有限惩罚，则会直接地影响这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在中国，贿选是相对较新但迅速蔓延的现象。近期贿选现象上升有许多原因。首先，贿选意味着它在两个方面是有效的：一是它可以控制村庄日益增长的资源；二是它能够获得社会资本，从而以合法的形式进入更高一层官方机构。其次，日益增长的新富人群体已经拥有了合法或不合法的足够资源来进行对其职业生涯十分重要的贿选。很明显的是，这些有潜力去领导他们的村庄致富的新富人，正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认可的有资格作为村干部的“双强”候选人。反腐败措施失效。尽管在国家级层面和理论界对于村级选举中贿选是积极还是消极的现象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是2004年，民政部还是试图控制贿选的蔓延，规定所有通过候选人或者候选人的人支付的涉及选举行为的金钱、商品或其他形式的财物都是贿赂，宣布通过贿选手段当选无效。然而，对于什么是拉票、贿选或者买选票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而且，中国的选举法和许多省的实施条例在涉及选举违法的内容方面并不包括村级选举(由于这是村民自治的一部分)，所以造成了村级选举的贿选现象难以控制。最后，中国并没有一套明确的制止贿选的措施。事实上，很可能存在导致贿选的确实是非故意的结构性诱因。至于农村层面其他方面的腐败，情况是相似的。作为广泛的村民自治运动的一部分，村级选举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用民主监督(特别是村务公开)来减少腐败，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为村民提供村级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信息。这一措施将使村民们更好地选出诚实的干部，摒弃或罢免那些腐败的干部。村干部职责缺乏明确性，对腐败的惩罚也缺乏明确性，这削弱了反腐败的进程。例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许多条款的陈述都是“应该”，而不是“必须”，对破坏选举法的人进行惩罚的权力有限，并且不明确。也没有明确设立特别的组织或部门从事调查或起诉这样的案子。mv而那些(反腐败)部门通常处在许多应该受到调查的官员之下。调查还时常和地方党政的保护伞相冲突。最后，正如戴慕珍和罗思高(ScottRozelle)所指出的，在许多经济发达的乡村，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成功的企业手中，而不是在村委会，这些企业是不受《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约束的。而且，还存在许多妨碍村务有效公开的障碍，其中大多数是有利于潜在的腐败村干部的。首先，很多行政村即使有能力保存各种数据资料，也没有财力去公布那些需要公开的大量数据。其次，那些防止腐败甚至是调查腐败案件的必要细节，经常是远没有被要求予以公布，甚至那些有能力查清楚的细节也是如此。第三，在存在腐败的地方，村民们都希望知道卷入腐败的人的相关信息，但是，很可能腐败的人也正是那些可能使腐败者的违法行为曝光的村民理财小组的组织者。如果腐败或者经济问题已经发生，或者察觉到已经发生，村民们处理这种问题的手段也很有限。缺少职责明确的独立机构来查处(上面提到的)地方的腐败是一个重要因素。至于普遍的原因，启动罢免程序相当困难，因此也很少发生。并且，许多乡镇和农村干部不愿意承认腐败，因为这会使他们自己的名声上有污点，正如我在河南省的一个村庄调查时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不愿意撤换有腐败行为的干部，因为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在其他方面他们会由此丧失在外面生意上的联系。我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会让一般的村民得出结论：他们很少有机会通过选举的途径罢免腐败的干部，因而降低了在村一级抑制腐败的努力，也让它成为新富人形成和加强自己权力的温床。三、结论总之，大量的证据显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有利于新富人担任村级领导的因素可以给许多村庄带来实质性的利益。但同时，由于村民大会很少召开，除了关注制度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村民们对于地方治理的机制既缺乏了解，也缺乏兴趣。这些因素的结合，导致了许多村民的公民权利被剥夺，也潜在地削弱了农村中的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对党员身份要求的少许变化、全国范围内的村级选举以及村干部人员结构的改变，并没有对党领导村委会构成挑战。但是，即使不是村委会的领导，企业家参与村民自治和吸收他们入党，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反映了新的更多以经济取向为基础的精英和旧的更多以政治取向为基础的精英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结合，还因为它揭示了随着新富人试图通过党和政府的组织来建立社会关系网时，什么样的阶级或阶层将控制这些和更高层的组织。但在对这些问题下结论之前，还有必要考虑经常出现在我们讨论的村民自治模式之外的许多因素，即：除了民营化过程是在大体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视角的“党-国”机构的指导下进行，而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强调在将中国整合到全球经济之中时对农村产生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重要影响之外，还要注意不断增加的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以及缺少全国性的、特别是横向非党派组织等缺陷。特别是最后这个因素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矛盾，即乡村自主授权/村民自治这个概念和全球化影响下的市场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因为全球化已导致农村中最有活力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其后果尚属未知。同时，旧的更多以政治取向为基础的精英和新的更多以经济取向为基础的精英，正在不断地增强世界范围内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成长为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精英，并同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复杂的相互间的支配或拉拢的博弈。这反过来意味着这些团体之间正在进行的斗争和矛盾的局面在其他方面正在影响村民自治，并且潜在地导致精英们以牺牲普通村民为代价的进一步整合。换句话说，要充分理解农村政治结构难以置信的重要变化的原因和这些变化的潜在后果，有必要超出农村之外，不仅仅是在全国范围内，而且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里来探究他们之间的联系。这一点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第三届村民委员会和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及要求，严格按照“一法两条例”的规定，通过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严格程序，发扬民主，严肃纪律，顺利完成了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任务。

一是统一思想，切实加强领导。市、县、乡都成立了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配齐配强工作人员，负责有关具体工作；全市先后召开了各层次的动员大会，对换届选举作出部署，提出要求；市委、市政府制定下发了专门文件。各县（市、区）建立并实行县级领导和县直单位分别挂钩联系乡（镇）、村委会制度，深入第一线指导督促。各县（市、区）、各乡（镇）党政领导建立了换届选举分片包干责任制，实行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据统计，全市共安排选举专项经费****万元。

二是摸底调查，充分掌握情况。在换届选举准备阶段，各县（市、区）、各乡（镇）党委、政府专门组织人员对上届班子的工作情况摸底调查，总结经验，找出存在问题，深入各村调查“两委”干部现状，把握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做到心中有数。针对群众最关心的村级财务问题，各地在换届选举前就组织力量对各村委会的财务问题进行认真的审计，对审计出来的问题及时处理和反馈，扫清选举工作障碍。

三是广泛宣传，搞好舆论引导。全市各级采取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办法广泛发动宣传教育。据统计，自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共播放电视新闻****条、广播宣传****次、报刊宣传490篇、张贴标语****条、印发宣传材料****份、出板报墙报****期。通过宣传发动，村民的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参与选举的热情高涨。据统计，在这次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共登记选民****名，参加投票****名，参选率达****％。

四是强化培训，严格依法办事。各地结合实际分阶段、分层次、分重点进行了各种业务培训，培训形式多样，普遍采取集中办班、现场观摩、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层层培训选举骨干。据统计，乡镇以上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次，乡镇以上培训骨干****期（次）；培训骨干41204人次；市、县、乡共抽调工作人员****名。通过积极开展业务培训工作，大大提高了业务人员的法律、政策水平和操作能力，为换届选举工作依法、依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是做好信访，及时化解矛盾。各地根据实际，专门成立了村选维稳组，制定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抽调业务水平高、办事公道、会做思想工作的人员负责信访工作。市换届办接待群众来访****人次，处理来信****件，解答电话咨询****次；全市共接待群众来访****人次，处理来信****件，解答电话咨询****次，及时解答了群众的疑问并及时纠正了一些反映强烈的问题。

村级组织换届后，把加强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制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建立健全村级后备干部选拔、培养、管理、任用机制。目前，全市已建立起一支****名的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52%；**周岁以下者占**%；党员占**%；女性占29%。

一、采用“三推二考三访”方式，开展公开选拔活动。从8月份开始，在全市组织开展了公开选拔村级后备干部活动，扩大选用范围，加大工作力度，确保每村可用后备干部达到3名。在选人实践中，重点把好三关。一是通过“三推”把好举荐关。采用组织推荐、群众举荐、个人自荐相结合的“三推”方式，广泛开展村级后备干部推荐工作，扩展选择范围，有效避免了因举荐人数不足导致村级后备干部“选不出”的问题。二是通过“二考”把好素质关。规定列为村级后备干部必须通过“二考”，即必须在所在村的村民代表、党员代表会议上进行竞职演讲，由与会代表投票决定是否将其列入村级向上推荐的后备干部名单；必须通过镇党委组织的举荐人选集中笔试和面试。根据“二考”综合情况，确定考察对象。三是通过“三访”把好考察关。镇村派出考察组，开展民主测评、座谈了解、个别谈话为主要内容的“三访”活动，广泛听取村三套班子、退职村干部、村民代表、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的意见，再分析确定后备干部人选，并公示三天接受群众监督。

二、坚持“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并重,加大综合培养力度。一是综合素质培训。以镇党校和各村远程教育网络为平台，采用集中学习和网上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对村级后备干部全面开展政治理论、农业政策法规、农村工作方法和农村事务等方面的教育培训。规定村级后备干部每年参加镇党委的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一周，进行网上学习的时间不少于**学时。二是实岗挂职锻炼。聘任村级后备干部为村群团组织负责人、暂口管理员或村主任助理、社长助理等，因人设岗定责。如庵东镇已有**名后备干部担任暂口管理员、社长助理等职务，占该镇村级后备干部的1/3。三是师徒结对帮带。指定一名工作经验丰富的镇村干部与后备干部进行“一对一”帮带，定期走访了解其思想动态，指导村级后备干部参与处理一些村中心工作，在实践中提高他们管理村级事务的能力。

三、坚持“优胜劣汰、备用结合”，加强动态考核管理。一是强化监督考核。实行村级后备干部思想、工作和学习情况汇报制度。要求每位村级后备干部定期或不定期以书面形式向所在单位党组织和镇村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情况。实行跟踪考察制度，对村级后备干部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民主评议。建立年度考核制度，每年年底对村级后备干部进行一次综合考评。二是实施动态管理。健全村级后备干部台帐，以镇（街道）为单位建立村级后备干部名册和档案。根据村级后备干部日常学习培养、年终考核以及各村班子建设实际需求情况，综合确定备用动向。对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成绩突出、群众公认度高的后备干部，直接提拔任用，进入村党组织、村委会班子；对部分工作突出、各方面表现优秀的后备干部，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接触群众的机会，着力在群众中树立威信，如在村委会、经济合作社班子调整时，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奠定群众基础；对部分不适合继续作为后备干部培养的，及时进行调整，并适时补充优秀人才进入后备干部队伍，确保村级后备干部队伍数量稳定、素质优良、活力明显。

仲兴乡探研问题创新做法构筑村级治安防线

仲兴乡党委政府积极探索治安防范的新路子，认真落实新时期治安防范措施，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自取消农业税费后，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空白，原来依靠村补助的办法，发动群众站岗巡逻已经没有经济支撑；随着农民市场经济观念不断增强，大量青壮年劳力农闲外出务工，留守人员大都是“389961”部队，原来的义务联防也日见脆弱，失去了持久性；再加上并村并乡之后，村（居）大了，干部少了，仅靠村（居）几位干部抓防范，短期迎接检查还可以，长期坚持根本就不现实。针对以上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乡党委、政府集思广益，认真研究对策，提出了从选优留守人员，建立二支向下延伸的队伍，补充治安防范力量；同时采取有偿与义务相结合的办法，通过一事一议、社会救助、乡村办公经费补贴等渠道解决队伍报酬问题。

一是从优配强治安联防户长组织开展自防、自卫，发挥他们发现及时，协防迅速，处理得快的前沿作用；提供社情动态、治安信息和案件线索；启发引导联防区居民积极参与，遇到行迹可疑人员跟踪、盘查，当好义务“警察”，实现户户联防。

二是组建村专职巡防队。从各村（居）的应参加五保的对象中，挑选了4---8名身体健康、责任心强、热爱此项工作的中老年男同志，组成了村（居）专职巡防队伍，报酬除五保补助金外，另从乡财政和村经费中按每月每人补助50元标准解决。全乡共有129名专职巡逻队员,143个两委干部组成了25个村（居）街道小喇叭警示巡逻队。使我乡治安防范网络延伸到了每一个角落，实现了村村专防。

一、村级供销社（兴农公司）的组建情况

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在推进，为了承接村级集体经济资产经营管理和发展的功能。区委、区政府要求区供销社主动承接发挥作用，并作了顶层设计。

一是层级设计。在区级层面组建兴农供销服务集团公司。由区国资委、区农投、区供销社共同出资发起设立。注册资金5000万元，其中区供销社占40%的股份。在村级层面出资4440万元，按照“1+N”的模式，成立兴农供销服务子公司（简称村供销社），由集团公司相对控股。村级供销社可以吸纳村集体的“三变”资金、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资金、贫困户的资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资金共同入股。二是管理设计。集团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以管资产运营为主。党建工作由村级党支部进行管理。三是机制设计。村级供销社的重大决策报集团公司备案，由股东会决定，村级供销社的日常运营要按照公司法执行并接受村支部和村委会的监督。四是经营设计。根据村级集体经济经营和发展需要，围绕农村基础设施管护、公共事业运营、资产经营管理、现代农业生产全程化服务、城乡居民生活服务、农副产品种养加工等板块进行布局经营。

二、村级供销社运营情况

当前，我区正在强力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暨“三变”改革试点工作。为承接村级集体经济资产经营管理和发展的功能，做到村级供销社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有效联结。村级供销社吸纳村集体的“三变”资金、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资金、贫困户的资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资金共同入股。村级供销社在兴农供销集团的指导下，一方面充分发掘本村的资源禀赋，建立特色产业；另一方面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吸纳贫困群户就业。根据村级集体经济经营和发展需要，围绕农村基础设施管护、公共事业运营、资产经营管理、现代农业生产全程化服务、城乡居民生活服务、农副产品种养加工等板块进行布局经营，74村级兴农服务公司按照“供销社+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政权建设+脱贫攻坚+美丽乡村”的“1+4”模式开始运转。村民作为村级供销社社员享受种养殖培训、平价农资、粮食代储代销、土地托管、生活所需等服务；村民作为供销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还享受分红，截止2018年12月底，村级供销社为村集体提供收益合计510万元，村均收益6.9万元，有力地助推了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目前，74家（村级供销社中从事特色种植的22家，特色养殖的13家，贸易加工的46家，乡村旅游的3家）村级供销社扶贫基地吸纳贫困户1072户，户均增收955元；今年3月份53家非贫困村兴农公司也已经注册成立，进一步增强了村级供销社的服务能力。

当前的乡村治理中，村级债务已成为最大难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造成村级债务这一难题的原因，正是为了解决乡村治理中的难题。村级债务是1990年代以来的新现象。1990年代初期，针对乡村组织普遍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自上而下期待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经济实力，从而增加乡村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个时候，以兴办村办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为名，乡村两级大量借贷，形成了当前村级债务的第一个“基础”；自1992年以来，在“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声中，“普九”达标不分地区不切实际地在全国铺开，特别是1996年前后“普九”验收的强大压力，迫使乡村两级大规模向农民集资和向社会借贷，买了很多不该买的设备，建了许多不该建的房子，从而让乡村债务雪上加霜。第三次对乡村特别是村级构成重大影响的债务增加，是在农民负担太高，向农民征收税费越来越难的情况下，村级组织高息借贷上缴，利息越来越高，债务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现在严重的村级债务。

我们在2001年向J市近50名乡镇党委书记发放问卷，让他们回答“你认为当前农村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几乎所有乡镇党委书记都回答最大的问题是村级债务或乡村债务。

一、现状与过程

1、村级债务的数量与构成

那么，J市农村村级债务究竟如何？我们从J市下属三县各乡镇获得的村级债务不完全统计数字汇总如下： 表一：村级债务的数量（不完全统计）单位：万元、元、个

债务总额

第一章服务工作的组织管理形式及主要内容

第一条服务必须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会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村民自治、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加强监督的原则，在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和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各服务机构依法与各村（居）民委员会签订会计委托服务协议。实施服务后，维持村（居）委会各项资金的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和收益权不变。

第二条服务主要采取自愿委托管理的形式，实行村级财务与村级资金的“双委托”管理，即各服务机构在接受委托后，各村集体不再设会计和出纳，只配备专职或兼职的报账员，其资金和账户由机构根据自愿签订的委托协议，以及《会计法》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有关要求进行统一管理，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实现“五个统一”，即统一资金账户、统一报账时间、统一报账程序、统一会计核算、统一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可对村级财务的管理与决策提供相关意见和建议。

第三条服务机构应加强内控管理，科学设置工作流程和工作岗位，明确各环节、各岗位的分工和职责，实现权责一致、相互监督。

1.负责人。村级集体组织法定代表人是村级财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对本村（居）委会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2.报账员。由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居）委会干部兼任或由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村民担任，主要负责村级收入、支出原始凭证的收集整理，村级备用金的领取、保管和定期向服务机构报账。报账员产生后应及时向服务机构备案，并积极参与相关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的前提下，不宜随意更换。

1主要问题

1.1账面模糊。通过检查，大多数乡镇村级运转经费支出大额发票比较多，而且只注明办公费，没有明细清单，资金用途不明确。

1.2监督不够。大部分乡镇村级财务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透明度不高，比如村级部分设施维修等大额支出，不经过民主议事程序，没有资金预算申请报告及批复，无协议和合同，整个过程随意性强。同时，部分村委主任实行“一言堂”，对大额资金的开支，不协商、不研究，私自签字报账。

1.3使用不合理。部分乡镇对村级资金使用存在不合理的问题，比如大庄、巴州、古鄯等乡镇，召开村干部会议时，用村级运转经费发放会议补助。

1.4票据不规范。部分乡镇支出原始票据基本为收据或白条，没有正式发票。同时，部分乡镇村级运转经费支出发票无村干部签字盖章，无村民理财小组签字或由一人代签。

1.5管理混乱。各乡镇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一肩挑”、兼职、交叉任职比较多，并且领取双方报酬，有些乡镇村干部报酬超额发放或未按标准发放（主要为其他组织人员），领取报酬时由一人带领。同时，大多数乡镇村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由村干部指定，形同虚设，民主理财活动走过场，起不到监督作用，使村级财务公开流于形式或搞半公开甚至不公开。

**“两欠”，我县尤甚，欠发达与欠开发，主要就分布在农村。

目前，我县村级领导干部有相当一部份仍属于半文盲或准文盲，他们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难以吸收科学技术知识更是无法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在今天突飞猛进的科技时代里，他们更是科技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这根杠杆，尤其是欠发达、欠开发的边远落后地区。要使城乡经济和谐、协调发展，要改变欠发达、欠开发的面貌，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为基础，不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不运用科学技术这根杠杆是不行的，尤其是村级领导干部。要使我县农村经济出现质的飞跃，促进城乡和谐、协调发展，提高村级领导干部素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且势在必行。

首先，选准一个好的村级干部领导班子是前提。

村级领导干部应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排头兵”；应是村民群众可以信赖的有能力、有信心、有决心带领村民发展农村经济的强人与能手。因此，在村级领导干部的选取问题上首先要行成良好的选人用人机制和导向，不能凭领导个人好恶或一己之见去决定村级领导干部的选取。要上下左右联动，多方位考察，发扬民主，尊重民意，从认真、细致、负责的高度把那些德才兼备、作风过硬、思想超前、思维活跃、进取心强、责任心重、有文化、有能力、敢抓敢管敢带头、办事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干脆利落的人选进村级领导干部队伍中来。俗话说，把住茅厕不拉屎，不能让那些平庸的人老是把住位子，一事无成，而那些有文化、有能力、想干事又能干事的人却远离施展抱负和才华的平台。

同志说过：“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惑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孰优孰劣，谁最有资格、最有能力作为他们的带头人，群众心里有杆秤，他们心里最有数。绝不能流于形式，徇私情、拉关系、走过场、搞不正之风，应把村级领导干部——村民群众的带头人的主要决策权力真正交到人民群众手中。

要使我县农村改变欠发达而落后的面貌，选准村级领导干部尤为关键。李瑞环同志说过：“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永远也打不过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