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范文10篇

内容摘要：文章阐述了蒙德里安追求纯粹与抽象的新造型主义，以及这种新的艺术观念和风格影响现代设计各个领域的具体表现，并进一步探究了蒙德里安新造型主义对现代设计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蒙德里安新造型主义风格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以野兽派和立体派为代表的法国现代艺术在欧洲的垄断地位。战争使一些被隔绝的地区得以有机会发展本地的现代主义风格，俄国“构成主义”与荷兰“风格派”的产生都是典型的例子。风格派形成于1917年，其重要成员之一皮特·蒙德里安（PietMondrian，1872-1944年）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和探索，形成了典型的“蒙德里安风格”，并把这种风格和理论命名为“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ism）”。

新造型主义不仅是蒙德里安独特的艺术观念和风格，也代表了荷兰“风格派”的艺术思想。它使荷兰真正步入前卫艺术的轨道，为西方前卫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正如H·H·阿纳森所说，“他对20世纪艺术进程的影响，甚至可以超过毕加索、波拉克和马蒂斯。”①并且，这种影响进一步广泛波及插图、绘画、版式设计、家具、室内装潢及建筑领域，甚至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席卷世界各大都市的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Style）的形式。本文主要阐述了这些影响的具体表现，并进一步分析了新造型主义对于现代设计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成因。

一、蒙德里安新造型主义：抽象·纯粹

20世纪，几何抽象艺术大师蒙德里安对于抽象的形式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在熟练掌握荷兰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接受前卫的立体主义观念之后，蒙德里安进一步尝试着走自己的路，最终建立起独树一帜的新造型主义艺术观念和风格。

摘要：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当然，应该认真考虑，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摘要：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当然，应该认真考虑，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一、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

毫无疑问，“纯粹”(rein)一词，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占据中心位置，而且是在多重的意义上。胡塞尔的代表作之一便是《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他也许在某个时期会反对将他的哲学称作“超越论的”(transzendental)，但始终不会反对将他的现象学称作纯粹哲学，无论是他的早期还是后期。

“纯粹”是相对于“不纯粹”而言，这对概念会让人联想起佛教中的对应概念：“净”和“染”，但这两对概念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当然，从含义上说，“纯粹”在现象学中也与一个净化的过程有关，即从某个东西或某个状态中脱身出来。胡塞尔将此称作“纯化”(Reinigung)或“还原”(Reduktion)。

因此，“纯粹”和“纯化”这两个概念彼此相关，一同标识出现象学的两个核心要点：内容上的(或实事上的)和方法上的。笔者曾在拙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中对这两个概念做过如下的解释：

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所要达到的“纯粹性”，不仅仅是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①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因此，这种纯粹性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这种“纯粹性”是指一种摆脱了经验事实的“纯粹”。另一方面，这种纯粹也是指一种独立于外部实在的“纯粹”。胡塞尔认为，达到这个两方面的“纯粹性”之通道方法是“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和“先验现象学的还原”。②如果将胡塞尔的“纯粹”概念的这两个含义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先验”概念相同义。③

“纯化”概念被胡塞尔用来标识达到“纯粹性”的方法或过程。由于“纯粹性”是两方面的“纯粹性”，因而“纯化”也应当在两个方面进行：④“现象学－心理学的纯化”和“先验现象学的纯化”，它们意味着“在双重的方向上进行对存在设定、对存在之物之意指的‘排斥’和‘判为无效’”；⑤这两种还原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种普遍的悬搁，它们都意味着排斥世界和关于世界的信仰，还原到纯粹意识体验上去；而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对前者的彻底化。⑥

摘要：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当然，应该认真考虑，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余欣喜

一、非纯粹职务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非纯粹职务犯罪是相对于纯粹职务犯罪而言的。纯粹职务犯罪是指只能由有特定的职务身分者才能构成的犯罪,即读职犯罪。在我国刑法中,除分则第八章的读职罪属于纯粹职务犯罪之外,还包括刑法第一百三十六的刑讯逼供罪,第一百四十六条报复陷害罪,第一百四十七条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第一百四十八条伪证罪,第一百五十五条贪污罪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所增设的挪用公款罪,非法所得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中的一些军人读职罪等。所谓非纯粹职务犯罪,是指有特定职务身分者利用其职务所实施的一般主体即可构成的普通犯罪。在我国刑法中,非纯粹职务犯罪主要是指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走私罪,第一百一十七条的投机倒把罪,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诬告陷害罪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所增列的第一百七十一条贩毒罪,第一百七十三条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等。我国刑法中的非纯粹职务犯罪具有如下特点:1、主体的双重性。即它们既可以由一般主休实施,也可以由具有特定职务和身份的特殊主体实施。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非纯粹职务犯罪中的特殊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主体的双重性是非纯粹职务犯罪区别于纯粹职务犯罪的一个显著特点。在纯粹职务犯罪中,其主体只能由具有特定身份和职务的人才能构成。而非纯粹职务犯罪的主休范围要广得多。它不仅包括具有特定身份和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其他任何实施该类犯罪的行为人。2、客体的复杂性。与纯粹职务犯罪一样,非纯粹职务犯罪所侵犯的犯罪客体也是双重或多重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具有特定身份及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实施非纯粹职务犯罪时,总是会毫无例外地侵犯国家机关的威信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另一方面,每个非纯粹职务犯罪的本身也都有其特定的犯罪客体,如走私罪的犯罪客体是我国的对外贸易管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投机倒把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的金融、金银、工商管理活动和市场管理秩序;诬告陷害罪的犯罪客体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等。因而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这些犯罪时,其行为便同时侵犯了双重或多重犯罪客体。3、罪过的单一性。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非纯粹职务犯罪来看,在罪过形式上都表现为直接故意。除诬告陷害罪是出于意图使他人受刑事处分的犯罪动机之外,其他非纯粹职务犯罪,如走私罪、投机倒把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等都是出于营利或非法占有的犯罪动机。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非纯粹职务犯罪的罪过形式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将过失犯罪排除在外,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制裁过失犯罪为例外”的立法精神。4、职务的相关性。我国刑法中的非纯粹职务犯罪,在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时,通常都与其身份和职务紧密相关,一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所以,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走私、投机倒把罪的,从重处罚。”5、处罚的严厉性。我国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非纯粹职务犯罪,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应当“从重处罚”。主体的特殊性乃至职务的相关性,决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实施非纯粹职务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根据我国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规定比普通主体实施的犯罪更为严厉的刑罚.以休现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从严要求。

二、非纯粹职务犯罪酌立法完善

非纯粹职务犯罪不仅是刑法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必将大大有助于刑事司法实践。遗憾的是,刑法理论界对这一问题,匆•鲜有论及,理行刑法关于这方而的规定也尚欠成熟。下面就关于完善我国非纯粹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问题谈点认识。(一)扩大范围。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非纯粹职务犯罪仅限于走私罪、投机倒把罪、诬告陷害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等几种犯罪。实际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非纯粹职务犯罪远不止上述所列。如在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犯窝藏l、包庇罪,敲诈勒索罪,非法管制罪,非法搜查罪等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而刑法对此却无明文规定,对犯上述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只能科以与普通犯罪主休同样的刑罚,这在理论上是难以立足的,在司法实践中也卫极其有害的。如前所述,主体的特殊性、职务的相关性以及犯罪客休的双重性决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犯罪具有比普通犯罪主体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时,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具有比普通犯罪主体更高的道德水准和法律意识,因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在刑罚处罚上对犯罪的特殊主体和一般主休不加区别都是难以成立的。据此,笔者认为应当扩大非纯粹职务犯罪的刑罚处罚。当今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刑事立法例中关于非纯粹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如1975年的法国开l法典第198条规定“除另有特别规定之外,公务员对于其监督或禁止之事务,参与犯罪者,依下列情况处罚之:一、犯违警轻罪者,处该罪木刑之两倍。二、犯重罪者,其一般军刑为流放或裤夺公权者,处5至1叮砰有期徒刑;其一般罪刑为5至10年或10年至2。年监禁者处10年至沁年有期徒刑;其一般罪者终身监禁或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者,处无期徒刑。除前项之规定外,处一般之刑”。1974年的奥地利刑法第313条(滥用职务地位之犯罪行为)规定:“公务员利用其职务上所赋与之机会为其他犯罪行为者,得将所科处之自由刑或罚金之最高额加重至1/2。但自由刑之期间,不得逾20年”。1954年的台湾刑法第134条(公务员犯罪加重处罚之规定)规定:“公务员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机会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指读职罪一一笔者注)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至1/2。但因公务员之身份已特别规定其刑者,不在此限”。从上可知,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刑法所规定的非纯粹职务犯罪的范围比我国刑法要广泛得多,几乎涉及到除过失犯罪和纯粹职务犯罪之外的所有故意犯罪。这种规定,对于严惩国家工作人员的读职犯罪行为,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都是十分有益的。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在今后修改刑法时,可参照国外有关国家的刑事立法例,扩大非纯粹职务犯罪的范围。可以考虑在刑法中增设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犯除读职罪以外的各罪,从重或加重处罚的条款,以适应当今世界刑法的发展潮流,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2、完善处罚。从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非纯粹职务犯罪的规定来看,在刑罚处罚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急待改进.这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缺少剥夺资格刑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是利用国家和人民交给他们的权力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这种权力去实施犯罪,或以权谋私,询私舞弊,危害囚家和人民的利益,这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和国家机关威信的严重裂读和破坏,这样已不配再继续享有执掌权力的机会和资格,理应剥夺其政治权利。而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非纯粹职务犯罪的条文缺少这方面门规定,i立不利几才职分犯罪的有效惩治,也仃{、乍一上我}_日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非纯粹职务犯罪的条文中,根据不同的犯罪情节,增设单处或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以适应职务犯罪的性质和特点,录J夺其再行犯罪的机会和资格。(2)缺少关于罚金刑的规定。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已成为刑罚发展的一种世界性趋势,它反映的商品经济时代的客观要求。因而当今世界各国刑法典都把罚金刑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日木刑罚中的罚金刑条款占分则条款的60%,法国刑法典中有95个条款规定了罚金刑;美国联邦刑法典规定:无论是重罪或轻罪,都可以适用罚金刑。罚金刑在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仅有20个条款规定罚金刑,并且没有一个关于非纯粹职务犯罪的条款适用罚金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疏漏和缺陷。笔者建议今后立法机关在修改刑法时,可参照外国的刑事立法例,在有关非纯粹职务犯罪,尤其是一些贪利性犯罪的条款中适当增加单处或并处罚金的内容。(3)缺少量刑幅度或如重处罚的规定。从国外关于非纯粹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例来看,关于非纯粹职务犯罪的刑罚处罚都有加重处罚的量刑幅度的规定。我国刑法在相应的条文中却没有这种规定,仅规定了从重处罚且无量刑幅度。同一种犯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去实施和普通人去实施,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相去甚远。鉴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法律理应对他们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一月.他们以身试法,也应让他们承担更为严厉的法律后果。因而与普通主体在同一幅度内裁量刑罚,即便是从重处罚,也难免有轻纵之嫌,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立法机关在修改刑法时,可考虑讲设加重处罚的条款,并规定加重处罚的幅度,以适应i陇确_显刑,产惩职寿犯罪的需火

Title:TheChinesethoughtandsyntheticaljudgmentsapriori-deconstructiontowest1。

Abstract:Thesyntheticaljudgmentsaprioricantaccomplishwithlogicmethodthetransformfromempiricalsynthesistopureunderstanding，Kantdiditwiththeapperceptionnamelyconsciousnessofself(Ithink)，infact，thereistheswitchoverofcomprehensionandunderstanding，orspeakingthetransformformaprioritotranscendentalbythought，sothetranscendentallogicisthethoughtprocessinitsownhistory，thatistheblindspotofthewesttraditionalphilosophy。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关于认识论的哲学，更精确地说，是关于知识的认识论，即知识的形式和它的形成问题，当然形而上学是它们最终的古老归宿，但康德的立足的基础是关于知识的形式的问题，康德哲学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在现代，知识几乎与科学同义，知识的存在是不成问题的，在康德看来，纯粹数学、纯粹自然科学不是指知识的内容，而是知识的形式即范畴，但始终困扰着哲学家的不是无法解答知识的形式及这种形式的起源，而是答案太多，其中有两种主要对立的解释——分析与综合或者演绎与归纳，但它们即不能独立成立也无法相互支持，它们几乎是西方哲学中的永远公案。从既定的前提出发达到结果就是分析，分析过程就是演绎，而综合基于经验的积累，并成为知识，这二者都是关于认识的常识，但当哲学家企图追寻到最终原理时，就发现这两者的自身存在的困难和相互的背反是无法调和的。经验综合的知识总是来自于个别的，局部的，部份的事实，如果将它应用于尚未发生的情况是否总是有保障？演绎分析方法似乎是确定自明的，但它的前提不能由演绎自己产生，它们来自何方？经验的综合不能保证知识的最终正确，演绎分析不能告知正确性的来源，而且分析与综合这两者即不能自证也不能相互支持。经验的综合如果是普遍有效的，它当然就可以成为分析的前提，但这个前提不能由经验的综合自身保证，或者说综合的普遍有效性如果作为一个原理它不能由综合法自身得到（“休谟问题”或”归纳合理性问题”），它当然也不能由分析得到，因为普遍有效性就是分析自身的本质，它体现在分析前提的普遍有效性上，当然不能由这个分析自身提供，即分析不能自证其来源，比如几何公理不能来自自身的演绎，当然也无法宣称来自需要被支持的经验的综合。这种困境几乎是无法作为的，但康德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了他称之为“先天的综合判断”的过渡，提出了知识的形式——“范畴”和它的形成过程的解释，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复杂而全面的批判哲学的迷宫，他没有最终解决问题，但他为近代哲学开辟了广阔的领域。

一、先天综合判断

知识一般都以主宾式的命题的形式出现或可以转换成主宾式的命题，如果宾词的内容包含在主词概念中，这样的知识就是分析的，康德举例说“一切物体皆有广延”，是分析的判断，因为广延是物体的本身属性，它包含在“物体”概念中；而“一切物体皆有重量”，则是综合的，因为物体的重量需要另外的物理实验确定，它能增加“物体”这一概念的知识。此外存在综合的但是普遍有效的判断即先天综合判断，康德特别地以数学知识为例子，数学的先天性似乎不成问题，但数学的演绎性似乎说明数学是分析的知识，但康德认为数学是综合判断，他举了一个例子：5+7作为一个概念并不包含有12的概念，因此不能从5+7中分析地得到12，12是从加7于5的经验过程中得到的，即12是对5+7在概念上的扩展。但很不幸，这个例子一是不能完全使人信服的，从现代数学观点看，它属于算法，而且数学起源于逻辑的逻辑主义同样不能使人使人信服，算法的本质迄今未能取得一致看法。康德另外所举的一个常识例子是“一切变化皆有原因”，这是一个综合经验知识，因为原因不包含在变化中，而且”变化”也是经验的，如果除去了这个经验内容，它就能成为纯粹的知识：“一切皆有原因”，这就是先天的综合判断——因果律，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范畴。”

论文关键词:行政法纯粹法学方法论

论文摘要:在回顾以凯尔森为首创的纯粹法学的基础上,主要论及其成为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从五个方面延伸:一、经验的实质的方法;二、准立法者;三、法位阶说;四、法化;五、法律关系等,进而提出纯粹法学在方法论上对未来行政法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范扬曾言:“行政法学为法学之一分科,当以就法律的现象及以法学的方法组织而成立者,较为合于理想。著者于方法论一端,不敢谓有深造,但平时亦颇注意,尤其近时发达之纯粹法学学说,觉其颇有可采之处。”[1]笔者素来知道纯粹法学在法理学尤其是德国法哲学中的意义、在宪法裁判权领域、法与国家关系、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作用,而对其于行政法的方法论的作用,略知一二,于是进行探究,形成此文。

一、纯粹法学概述

纯粹法学是现代西方法哲学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它以“科学”的方法对法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作为基本任务。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法学理论界影响极大,凯尔森是这一理论的首倡者,其代表人物还有奥地利法哲学家维德罗斯、德国法学家孔兹。纯粹法学在方法论原则和研究目的等方面与奥斯丁的分析法学一致,但是比奥斯丁的著述更严格、更彻底地贯彻了分析法学的方法。同时纯粹法学以新康德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把一切‘非法律因素’从法学理论中排除出去,建立一个纯粹的法学理论。”[2]纯粹法学严格区分实然与应然,纯粹法学只涉及后者,但作为实证主义的理论,纯粹法学仅能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的(逻辑)结构为对象,而不是其内容。

其主要特征有:一是方法论是描述法(说明的)观察方式,与规章的(规范的)观察方法划分开来。其绝对目的是认识和描述对象,试图回答法是什么和怎么样的,而不是回答法应当如何。二是法律规范的运用,即法学是关于法律规范的科学,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使某种行为合法或非法的规范为对象的科学。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单位的法律规范不再是个别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什么是法律规范?纯粹法学认为,“法律规范就是意志的客观意义。”[3]法学必须严格区别“应当”和“是”这两个不同领域。

一

“孔颜之乐”是儒家幸福观的典范，是一种所谓安贫乐道的幸福。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有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幸福并不是生活的清贫所带来的，贫困本身并不幸福，这里的幸福乃是“以道为乐”、“与道合一”的幸福。尤其是在宋明理学中，“孔颜之乐”被理解为与天地同体、与理合一、顺心任性、性情合一等高妙的境界，这在无形中突出了“乐道”的一面而弱化了“安贫”的意义。而在孔子这里，“安贫”和“乐道”是德性幸福所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孔颜之乐”是纯粹之德性幸福，主要地就是依据“箪食”、“瓢饮”、“陋巷”、“饭疏食”、“饮水”、“曲肱枕”的生活而言的。此种生活立场鲜明地摒弃世俗功利幸福而追求纯粹的德性幸福，“孔颜的这种境界将精神的升华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强调幸福不仅仅取决于感性欲望的实现程度，从而进一步凸现了人不同于一般生物的本质特征。在理性对感性的超越中，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在价值，也得到了更为具体的展示”。实现纯粹之德性幸福，感性欲望的满足必须尽可能地降低，“安贫”不仅是达到纯粹德性幸福的途径，而且也是纯粹德性幸福本身，“乐亦在其中”。摒弃世俗功利幸福、降低感性欲望要求，对常人来说无疑是痛苦的，在世人看来，孔颜境界固然高洁，但其实与苦行并没有多少分别。所以纯粹之德性幸福即使是儒家精英也少能企及，只是极少数圣人才能达到的理想境界，但也就是这样一种纯粹的理想境界清楚地展现着儒家幸福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

排斥和摒弃功利幸福后，孔子的德性幸福纯粹地体现为“乐道”，以及由“乐道”派生出来的“乐学”，换言之，是“道之乐”和“学之乐”。

一、纯粹法学概述

纯粹法学是现代西方法哲学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它以“科学”的方法对法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作为基本任务。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法学理论界影响极大,凯尔森是这一理论的首倡者,其代表人物还有奥地利法哲学家维德罗斯、德国法学家孔兹。纯粹法学在方法论原则和研究目的等方面与奥斯丁的分析法学一致,但是比奥斯丁的著述更严格、更彻底地贯彻了分析法学的方法。同时纯粹法学以新康德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把一切‘非法律因素’从法学理论中排除出去,建立一个纯粹的法学理论。”[2]纯粹法学严格区分实然与应然,纯粹法学只涉及后者,但作为实证主义的理论,纯粹法学仅能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的(逻辑)结构为对象,而不是其内容。

其主要特征有:一是方法论是描述法(说明的)观察方式,与规章的(规范的)观察方法划分开来。其绝对目的是认识和描述对象,试图回答法是什么和怎么样的,而不是回答法应当如何。二是法律规范的运用,即法学是关于法律规范的科学,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使某种行为合法或非法的规范为对象的科学。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单位的法律规范不再是个别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什么是法律规范?纯粹法学认为,“法律规范就是意志的客观意义。”[3]法学必须严格区别“应当”和“是”这两个不同领域。

规范是“应当”这样的行为,而意志行为是“是”这样的行为,意志行为的意义总是意在针对一定的人类行为,可以是命令、授权或许可他人以一定方式行为,其意义才能成为具有客观效力的法律规范。法律的这种“应当性”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这不仅使法律区别于自然界的定律和社会现实,而且使法学区别于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学。三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静态秩序和动态秩序体系相结合。静态的法律秩序就是指由基本规范组成的法律体系,动态的规范体系是由基本规范权威的委托授权而形成的规范体系。因此,所谓的法律秩序就是法律的等级体系。四是国家和法律一元论主张。“国家只是作为一个法律现象,作为一个法人即一个社团来加以考虑。”[4]国家并不是一种现实实体,而是法学上的辅助结构。国家是由国内的法律之创造的共同体。国家作为法人是这一共同体或构成这一共同体的国内的法律秩序的人格化。传统法律理论在处理法律与国家关系上的基本错误在于坚持法律与国家的二元论,从而使法律理论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二元论理论的目的在于让法律为国家辩护,使国家从一种纯粹的权力事实变成一种受到法律统治的合法制度。二元论的目的不在于理解国家的本质,而在于强化国家的权威。纯粹法学直接反对传统国家理论把国家作为权力和义务的主体,并把它从属于法律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专断导致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其理论主张,所谓的国家的权力和义务只不过是某些特定的个人的权力和义务。国家的义务只有在对某种可归于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规定了制裁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二、纯粹法学是行政法学发展的方法论渊源

关于法律的研究方法,有些许种,也有如法学史家的任务,是为了现存的情况而理解法律的意义。加达默尔提出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谁想对某个法律作正确的意义调整,他就必须首先知道该法律的原本意义内容,所以他必须自身作法学历史性的思考”[5]。即布罗代尔言“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和模式回到事件”。以下,我们具体从几个方面考察纯粹法学如何是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