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范围范文10篇

摘要划分我国犯罪未遂处罚范围切实可行的做法是，在总则中规定未遂犯的处罚以分则明文规定为限。在刑法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根据多方面的考虑，主要是成立犯罪未遂的可能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刑罚的目的等，来规定处罚，为司法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做法。

关键词限制模式非限制模式处罚范围

关于未遂犯的处罚范围，不同的刑法观对其理解也不同。绝对主观主义刑法观认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行为人受处罚的根据，行为人的行为虽然未造成犯罪结果，但犯罪行为已经体现了其主观恶性，所以对其要进行处罚，而且这种处罚的程度和既遂犯一样。而绝对客观主义刑法观认为犯罪人所引起的侵害法益的结果，是行为人受处罚的根据，未遂犯由于没有造成侵害法益的结果，所以对未遂犯不能处罚。从大多数国家的刑法规定来看，对未遂犯处罚的规定，既没有彻底坚持绝对的主观主义立场也没有彻底坚持绝对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是将二者进行了调和。

一、两种模式及评价

关于未遂犯处罚范围的规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非限制模式。二是限制模式。非限制模式在刑法总则中规定对未遂犯的处罚原则，而在刑法分则中，没有对哪些犯罪可以进行未遂处罚作出具体规定。典型的是《意大利刑法典》，其第56条对未遂犯的处罚是这样规定的“如果法定刑为无期徒刑，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其他情况下，处有关犯罪规定的刑罚并减轻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在刑法分则中却没有对未遂犯的处罚作出具体规定。在这种模式下，刑法典对未遂犯的处罚没有作出限制，其处罚范围是十分宽泛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哪些未遂犯进行处罚，只能由法官依照刑法理论及司法解释来判断。限制模式在刑法总则中规定了未遂犯的处罚原则，在刑法分则中对哪些犯罪的未遂进行处罚作出了具体规定。典型的如《韩国刑法典》、《日本刑法典》和《德国刑法典》。《韩国刑法典》总则规定“对未遂犯的处罚，可以比照既遂犯予以从轻；未遂犯之处罚，以有关条文特别规定者为限。”在分则中又对处罚未遂的犯罪作了具体的规定。《德国刑法典》首先区分重罪与轻罪。把分则中规定的最低刑为一年及一年以上的犯罪视为重罪，把最高刑为一年以下以及被科处罚金的犯罪视为轻罪。然后规定“重罪的未遂一律处罚，轻罪的未遂的处罚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在刑法分则中又规定对具体重罪的未遂应处罚。这种限制模式以处罚既遂为原则，以处罚未遂为例外，其对未遂犯的处罚范围是很明确的。综合比较三个国家的刑法典，韩国和日本对未遂犯处罚的规定是很类似的，没有在总则中区分重罪与轻罪，而是直接在刑法分则中对哪些犯罪处罚未遂作了具体规定。《德国刑法典》在总则中设置了重罪未遂处罚之规定，而在分则中对重罪未遂的处罚又作了具体规定。由此可见，德国刑法总则中的规定并没有起到指导司法实践的作用，因为其刑法分则对未遂犯的处罚作了具体限制，总则性的限制完全被分则所架空，所以看似总则的规定是多余的。笔者认为德国刑法典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起着表明立法的价值取向的作用，即刑法分则中对哪些犯罪未遂规定处罚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的“对重罪的未遂一律要处罚，对轻罪的未遂可以考虑处罚”。但笔者认为这种刑法理论意义上的区分没有必要在刑法典中赤裸裸的体现出来。

上述二种模式中，非限制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哪些犯罪行为可以成立犯罪未遂。按照其逻辑，在能成立犯罪未遂的犯罪中，对其一律要进行处罚。然而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通常不是这样做的。如《意大利刑法典》对未遂犯的处罚范围采用了非限制的模式，而其刑法理论却认为，轻罪没有未遂形态。因为，轻罪是违反预防性规范或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行为人对法律规定的预防性措施或行政要求漫不经心的罪过心态的体现，而行政机关只能处理人们已经实施的行为，无权干涉人们“意图”实施某种行为的行为。限制模式所面临的问题是刑法典中所规定的对未遂犯的处罚是未遂犯成立的依据还是未遂犯的处罚依据。有论者认为：“对于刑法分则中没有处罚其未遂行为的特别规定的犯罪而言，均不存在成立未遂犯的问题。”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刑法所规定的处罚，不能作为犯罪的成立要件。按照犯罪构成的性质，在能成立犯罪未遂的犯罪中，均存在着未遂犯的形态。刑法之所以对某些未遂犯规定处罚，而对某些未遂犯未作处罚规定是基于刑法谦抑主义与刑罚目的的考虑。刑法谦抑主义一方面体现在犯罪的成立上，一方面体现在对犯罪的处罚上。前者是刑法不完整性和补充性的要求，即刑法规定的犯罪并不涉及人们活动的所有领域；只有其它法律不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调整时，刑法才起作用。后者是指刑罚的宽和性，即禁止处罚不必要处罚的行为及禁止残酷的刑罚。刑罚的目的也认为对某些犯罪科处刑罚达不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对某些未遂犯没有规定处罚，正是考虑到了刑罚的宽和性和刑罚目的的实现，但这并不能认为对没有处罚的犯罪未遂是不构成犯罪的。

摘要划分我国犯罪未遂处罚范围切实可行的做法是，在总则中规定未遂犯的处罚以分则明文规定为限。在刑法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根据多方面的考虑，主要是成立犯罪未遂的可能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刑罚的目的等，来规定处罚，为司法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做法。

关键词限制模式非限制模式处罚范围

关于未遂犯的处罚范围，不同的刑法观对其理解也不同。绝对主观主义刑法观认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行为人受处罚的根据，行为人的行为虽然未造成犯罪结果，但犯罪行为已经体现了其主观恶性，所以对其要进行处罚，而且这种处罚的程度和既遂犯一样。而绝对客观主义刑法观认为犯罪人所引起的侵害法益的结果，是行为人受处罚的根据，未遂犯由于没有造成侵害法益的结果，所以对未遂犯不能处罚。从大多数国家的刑法规定来看，对未遂犯处罚的规定，既没有彻底坚持绝对的主观主义立场也没有彻底坚持绝对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是将二者进行了调和。

一、两种模式及评价

关于未遂犯处罚范围的规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非限制模式。二是限制模式。非限制模式在刑法总则中规定对未遂犯的处罚原则，而在刑法分则中，没有对哪些犯罪可以进行未遂处罚作出具体规定。典型的是《意大利刑法典》，其第56条对未遂犯的处罚是这样规定的“如果法定刑为无期徒刑，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其他情况下，处有关犯罪规定的刑罚并减轻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在刑法分则中却没有对未遂犯的处罚作出具体规定。在这种模式下，刑法典对未遂犯的处罚没有作出限制，其处罚范围是十分宽泛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哪些未遂犯进行处罚，只能由法官依照刑法理论及司法解释来判断。限制模式在刑法总则中规定了未遂犯的处罚原则，在刑法分则中对哪些犯罪的未遂进行处罚作出了具体规定。典型的如《韩国刑法典》、《日本刑法典》和《德国刑法典》。《韩国刑法典》总则规定“对未遂犯的处罚，可以比照既遂犯予以从轻；未遂犯之处罚，以有关条文特别规定者为限。”在分则中又对处罚未遂的犯罪作了具体的规定。《德国刑法典》首先区分重罪与轻罪。把分则中规定的最低刑为一年及一年以上的犯罪视为重罪，把最高刑为一年以下以及被科处罚金的犯罪视为轻罪。然后规定“重罪的未遂一律处罚，轻罪的未遂的处罚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在刑法分则中又规定对具体重罪的未遂应处罚。这种限制模式以处罚既遂为原则，以处罚未遂为例外，其对未遂犯的处罚范围是很明确的。综合比较三个国家的刑法典，韩国和日本对未遂犯处罚的规定是很类似的，没有在总则中区分重罪与轻罪，而是直接在刑法分则中对哪些犯罪处罚未遂作了具体规定。《德国刑法典》在总则中设置了重罪未遂处罚之规定，而在分则中对重罪未遂的处罚又作了具体规定。由此可见，德国刑法总则中的规定并没有起到指导司法实践的作用，因为其刑法分则对未遂犯的处罚作了具体限制，总则性的限制完全被分则所架空，所以看似总则的规定是多余的。笔者认为德国刑法典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起着表明立法的价值取向的作用，即刑法分则中对哪些犯罪未遂规定处罚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的“对重罪的未遂一律要处罚，对轻罪的未遂可以考虑处罚”。但笔者认为这种刑法理论意义上的区分没有必要在刑法典中赤裸裸的体现出来。

上述二种模式中，非限制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哪些犯罪行为可以成立犯罪未遂。按照其逻辑，在能成立犯罪未遂的犯罪中，对其一律要进行处罚。然而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通常不是这样做的。如《意大利刑法典》对未遂犯的处罚范围采用了非限制的模式，而其刑法理论却认为，轻罪没有未遂形态。因为，轻罪是违反预防性规范或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行为人对法律规定的预防性措施或行政要求漫不经心的罪过心态的体现，而行政机关只能处理人们已经实施的行为，无权干涉人们“意图”实施某种行为的行为。限制模式所面临的问题是刑法典中所规定的对未遂犯的处罚是未遂犯成立的依据还是未遂犯的处罚依据。有论者认为：“对于刑法分则中没有处罚其未遂行为的特别规定的犯罪而言，均不存在成立未遂犯的问题。”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刑法所规定的处罚，不能作为犯罪的成立要件。按照犯罪构成的性质，在能成立犯罪未遂的犯罪中，均存在着未遂犯的形态。刑法之所以对某些未遂犯规定处罚，而对某些未遂犯未作处罚规定是基于刑法谦抑主义与刑罚目的的考虑。刑法谦抑主义一方面体现在犯罪的成立上，一方面体现在对犯罪的处罚上。前者是刑法不完整性和补充性的要求，即刑法规定的犯罪并不涉及人们活动的所有领域；只有其它法律不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调整时，刑法才起作用。后者是指刑罚的宽和性，即禁止处罚不必要处罚的行为及禁止残酷的刑罚。刑罚的目的也认为对某些犯罪科处刑罚达不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对某些未遂犯没有规定处罚，正是考虑到了刑罚的宽和性和刑罚目的的实现，但这并不能认为对没有处罚的犯罪未遂是不构成犯罪的。

[摘要]本文通过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听证制度的阐释，论述了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对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提出条件及适用程序应作进一步的理论建构，从而对实际工作中依法执法以期有所帮助。

[关键词]听证；听证程序；听证制度；告知义务

2005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这部法律已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治安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依据，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比较好地把握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比较好地维护了包括社会治安秩序在内的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系统总结《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7年1月1日施行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与原来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这部法律在指导思想上更强调维护社会治安工作要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实施治安处罚要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要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在具体内容上，这部法律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细化了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程序，加强了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执法活动的监督，特别是原则规定了听证制度。

一、听证制度概说

行政处罚听证制度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是指行政机关为了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行政机关依法、正确、有效地适用法律，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举行的有案件当事人及其人、行政机关案件调查人员等参加的，听取上述人员的陈述、申辩、质证的行政程序。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听证程序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的一种特殊程序，并不是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且违法行为人要求听证的，才举行听证。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属于听证程序的法定适用范围但违法行为人未要求听证，或者违法行为人要求听证但不属于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案件，行政机关可以不举行听证。设立听证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得受行政处罚的一方有权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另一方面有利于对行政权的行使加以控制，规范行政权的使用，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应当通过听证程序听取当事人的意见。通过听证程序，行政机关和相对人、相关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协商的机制，听证各方在听证过程中加强了沟通，使根据听证作出的决定更有说服力。听证基于其自身的说服力和公正性，可以促使处罚决定的实施，缓解社会矛盾。治安管理处罚是行政处罚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

[摘要]本文通过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听证制度的阐释，论述了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对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提出条件及适用程序应作进一步的理论建构，从而对实际工作中依法执法以期有所帮助。

[关键词]听证；听证程序；听证制度；告知义务

2005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这部法律已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治安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依据，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比较好地把握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比较好地维护了包括社会治安秩序在内的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系统总结《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7年1月1日施行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与原来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这部法律在指导思想上更强调维护社会治安工作要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实施治安处罚要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要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在具体内容上，这部法律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细化了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程序，加强了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执法活动的监督，特别是原则规定了听证制度。

一、听证制度概说

行政处罚听证制度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是指行政机关为了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行政机关依法、正确、有效地适用法律，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举行的有案件当事人及其人、行政机关案件调查人员等参加的，听取上述人员的陈述、申辩、质证的行政程序。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听证程序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的一种特殊程序，并不是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且违法行为人要求听证的，才举行听证。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属于听证程序的法定适用范围但违法行为人未要求听证，或者违法行为人要求听证但不属于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案件，行政机关可以不举行听证。设立听证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得受行政处罚的一方有权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另一方面有利于对行政权的行使加以控制，规范行政权的使用，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应当通过听证程序听取当事人的意见。通过听证程序，行政机关和相对人、相关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协商的机制，听证各方在听证过程中加强了沟通，使根据听证作出的决定更有说服力。听证基于其自身的说服力和公正性，可以促使处罚决定的实施，缓解社会矛盾。治安管理处罚是行政处罚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

摘要：本文依据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和处罚法实施一年多来的实践,具体论述了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统一、分层次地设定了行政处罚权;二是规范了行政处罚主体;三是在程序的设计上注重处罚权力和救济权利的平衡和协调。在论述行政处罚的制度时,注意将行政处罚的立法规定与处罚实践中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为完善我国现行的行政处罚制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和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处罚法》)于1996年3月17日在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并于同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它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根据《处罚法》的立法规定以及实施一年多来的实践,具体论述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

一、统一、分层次地设定了行政处罚权

行政处罚权的设定意义重大,它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应当实行法定原则,具体来说,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应予处罚的,行政相对人才受处罚,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受处罚,即法无明文不得罚。第二,行政处罚的设定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第三,行政处罚的实施,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要真正实行法定原则,首先必须明确行政处罚的设定权。

行政处罚的种类较多,要确立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首先必须明确行政处罚的种类。根据行政处罚的性质,行政处罚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种类:一是人身处罚,如行政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二是财产罚,如罚款、没收非法财产等的行政处罚。三是行为罚,如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处罚。四是申诫罚,如警告等行政处罚。为此,《处罚法》规定了行政处罚6个基本的处罚种类:(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6)行政拘留。同时还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处罚立法中,除规定6个基本的处罚种类之外,还规定了其他的行政处罚,其目的主要有二:

一是为今后增设新的处罚种类提供法律依据,上述的6个处罚种类只是处罚的基本种类,随着社会的发展,如果需要增设新的处罚种类则可依据该弹性条款的规定。二是避免与现行立法的矛盾,在现行的关于处罚种类的立法中,只要是法律、法规中确认的并且符合《处罚法》立法规定的处罚种类仍然有效。

摘要：本文依据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和处罚法实施一年多来的实践,具体论述了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统一、分层次地设定了行政处罚权;二是规范了行政处罚主体;三是在程序的设计上注重处罚权力和救济权利的平衡和协调。在论述行政处罚的制度时,注意将行政处罚的立法规定与处罚实践中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为完善我国现行的行政处罚制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和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处罚法》)于1996年3月17日在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并于同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它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根据《处罚法》的立法规定以及实施一年多来的实践,具体论述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

一、统一、分层次地设定了行政处罚权

行政处罚权的设定意义重大,它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应当实行法定原则,具体来说,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应予处罚的,行政相对人才受处罚,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受处罚,即法无明文不得罚。第二,行政处罚的设定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第三,行政处罚的实施,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要真正实行法定原则,首先必须明确行政处罚的设定权。

行政处罚的种类较多,要确立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首先必须明确行政处罚的种类。根据行政处罚的性质,行政处罚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种类:一是人身处罚,如行政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二是财产罚,如罚款、没收非法财产等的行政处罚。三是行为罚,如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处罚。四是申诫罚,如警告等行政处罚。为此,《处罚法》规定了行政处罚6个基本的处罚种类:(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6)行政拘留。同时还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处罚立法中,除规定6个基本的处罚种类之外,还规定了其他的行政处罚,其目的主要有二:

一是为今后增设新的处罚种类提供法律依据,上述的6个处罚种类只是处罚的基本种类,随着社会的发展,如果需要增设新的处罚种类则可依据该弹性条款的规定。二是避免与现行立法的矛盾,在现行的关于处罚种类的立法中,只要是法律、法规中确认的并且符合《处罚法》立法规定的处罚种类仍然有效。

根据《**区开展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实施意见》，区政府法制办先后召集区建委、区市容局、区水务局、区环保局等与相对集中处罚权相关的各部门，开展了工作研究。现依据《**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处罚权暂行办法》，在市政府明确的相对集中处罚权范围基础上，结合本区实际，提出区城管大队与区各专业行政管理部门具体执法权限的界定意见如下：

一、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区城管大队依据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陆域和非市管河道范围内的违法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检查权。区市容局不再行使市容环境卫生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检查权。

二、市政工程管理

区城管大队依据市政工程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违反本区非市管城市道路（含城镇范围的公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管理的违法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检查权。区市政署、区公路署不再行使已由区城管大队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检查权。

区城管大队执法本区“非市管城市道路”的范围，包括区级市政道路共114条，总长146.737千米，面积3.412782平方千米；城镇道路187条，总长103.641千米，面积0.929898平方千米，人行道0.299067平方千米。“含城镇范围内的公路”共22条段，总长33.36千米，17座桥梁。

一、问题提出

从宏观上看，当前我国的刑法结构并不是完全科学的，行政处罚体系作为刑法与行政法的中间地带，存在着立法上的模糊性，致使违法和犯罪不分，促使刑法在一定时期走向了“厉而不严”的重刑偏向。从微观上看，我国刑法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方式使犯罪范围的“除外性”规定将诸多轻微犯罪和治安违法行为交由行政机关处置，虽在立法前期能够起到一定的补充性作用，但随着社会利益需求多样化，继续适用下去必定会造成公民权利维护难度增大，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遭受质疑。同时还会造成民众守法意识淡薄，刑法权威性受到冲击。当前，我国刑法立法呈现出“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趋向。“犯罪化”是指我国的犯罪范围不断扩张，刑事法网逐渐严密；“非刑罚化”是指我国的刑罚适用不断趋缓，刑罚总量下降，非刑罚手段增多。可见，刑法与行政处罚体系二元并用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受用广度逐渐缩小，缺陷越发明显，而刑法逐步吸收行政处罚体系的一元治理模式不断展现着自身的卓越优势。本文通过分析二元制裁模式的价值取向，论证刑法一元化社会治理的必要性，以期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概念界定

一元制裁模式指“刑法逐步吸收行政处罚体系的一元制裁模式”。“逐步吸收”指两种权力的并合必然存在理论上的争议和实际利益的摩擦；再者，长时间权力的不对等性使得吸收的过程变得十分缓慢，从而使一元模式处于“去行政处罚权”的动态平衡过程。因此，在功利主义的视角下，刑事司法权逐步蚕食行政处罚权之路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配套制度建设保驾护航。“行政处罚体系”与行政处罚内在相关。行政处罚指行政机关依法对实施了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外部相对人进行的法律制裁。我国的行政处罚体系的分类包括人身罚、行为罚、财产罚、申诫罚、能力罚。通常学界所称的“行政处罚”是指整个行政处罚体系，不单只《行政处罚法》一部法律，还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具有行政处罚性质的行政法律规范。“一元制裁”，是指吸收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刑法的独立制裁，将散在的行政处罚规定统一于刑法规范之中，使社会治理有序、公正、统一。“模式”，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经过积累的经验而抽象和升华所形成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确定的思维方式，以及在这种思维方式下针对外在物质确立的高度凝练之标准。刑法在动态平衡中逐步吸收行政处罚体系所囊括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而总结出利用刑法治理社会的各方面标准化操作程序，即一元制裁模式。二元制裁模式指刑法与行政处罚体系并存而非择一。轻微的社会危害行为受行政处罚，只有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受刑罚处罚。在理论界，二元制裁模式内部又存在二元限缩说和二元扩张说之争。二元限缩说指刑法应适当收缩犯罪圈，逐步实现某些犯罪的非罪化，并纳入行政处罚的规制范畴。二元扩张说指刑法吸收一定范围内的行政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体系在此范围内作出让步。针对“扩张说”可能存在的争论，应根据处罚严厉程度不同分为四种，即“人身罚吸收说”“人身罚＋行为罚吸收说”“人身罚＋财产罚吸收说”“人身罚＋行为罚＋财产罚吸收说”。在劳教制度废除后，二元制裁模式虽是我国现阶段主要的社会治理方式，但是我们不能放任其存在的固有缺陷而忽视一元制裁模式适用于我国未来社会治理的可能性。

三、二元制裁模式批判性思考

二元制裁模式在现阶段存在积极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一方面，二元模式旨在发挥行政处罚积极主动的高效能作用，程序简易，效率较高，利于打击轻微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利于发挥刑法与行政处罚相结合的经济性优势。通过刑法总则的“但书”规定、刑法分则中罪量因素的规定与行政处罚体系规定相对照，实现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分流，从而提高司法机关惩罚犯罪、行政机关惩治违法的效率，更益于节省司法资源，集中力量打击和预防严重的社会危害行为。然而，二元模式在现阶段所显示的优势已经逐渐淡化，在刑法向良法善治转变的过程中将会呈现出更多的弊端。（一）公正与效率易失衡。一方面，缺少第三方程序的监督。司法关注内的刑罚处罚受公检法三机关制约和律师的“变相”监督，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依法受到保障。治安性与行政性的处罚主体是行政机关，重点指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没有其它机关制约也没有赋予被处罚者以全面的实质性、程序性申辩权利的情况下独自决定适用的行政处罚，虽注重提高效率但有悖法治的基本要求。由此可知，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公安机关行使治安处罚权不会产生自我约束，权力恣意性极高。另一方面，缺少同力监督。行政处罚引进了听证程序，旨在建立一种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向行政主体表达意志的机制，通过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来实现对行政处罚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首先，从听证程序本身来看，其适用范围仅限定在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这三类行政处罚，而与公民人身权利密切相关的行政拘留却不在听证范围内。再者，听证程序是否同时适用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也未明确。最后，主动性的处罚方式使行政处罚主体恒处于中心位置，单向的强制主导地位没有实效的、同力的监督机制抗衡，极易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在强大的国家机关面前，单靠公众的听证监督改变行政相对人的弱势地位十分困难。因此，在二元模式下，缺少第三方程序介入使得行政机关既充当管理者、裁判者，不仅掌握司法权中的侦查权，还掌握行政权中的行政处罚权，有权判断行为性质和危害程度，侵蚀了部分司法权后掌握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易借用行政处罚名义实施比刑罚更为严重的处罚，不仅违背罚责均衡原则，还对法治、公正造成了侵害。（二）体系内部损耗严重。行政处罚后的复议和诉讼环节虽在形式上充当了“中立者”角色，但其自身不能完善的弊端却无法为反对外部环境制约提供充分说理。质言之，行政处罚后复议、诉讼制度存在固有的内部流弊。第一，案件移送由主观裁量。《行政处罚法》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在现阶段我国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查处行政违法活动的监督检查制度、主动介入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形之下，由于行政机关的主观认识错误，或行政机关故意不移交司法机关立案，种种状况均源于案件移送是由行政机关的主观裁量，缺乏外部的监督、介入制度。第二，行政相对人在复议程序中处于不利地位，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周旋导致了公众惧复、惧讼的心理。在一级复议制度下，上级主管部门、同级人民政府是有权机关，对执法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其目的在于提高行政效率，避免因多级复议可能产生行政机关内部护短、先入为主等问题。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即使公众的恐惧感减弱或者不复存在，若出现行政机关内部包庇行为，反而又会弱化民众的安全感。即便复议机关能够公正审查，行政机关又会以完成指标、追求效率的方式使相对人达到满意的程度，此时的公正性必然低于拥有程序第三方介入的司法程序。第三，前置资源浪费使后续制度缺信。复议再诉讼、处罚后再诉讼导致前置法律资源浪费，处罚后再诉讼导致复议制度的自我否定和外部怀疑。复议制度原本是为了提高效率、实现公正，当相对人对复议决定不服时能够提起行政诉讼，此时复议程序何尝不是一种法律资源的浪费，反而又会使整个案件处理的时序延长，工作效率下降。（三）整体法序明确性受损。立法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之一。二元制裁模式使原本具有社会危害同质性的违法和犯罪在行为性质认定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模糊的刑法规范，不能网罗违法向犯罪转化的各种形式，极易造成刑法的不周延性，不仅可能使严重反社会的行为人被遗漏，还可能使本不应受刑的人受到刑罚，贴上犯罪的标签，与同质的一般违法者存在着自身行为、公众观念的本质差异，严重制约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机能，削弱刑法的威严。譬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可对其处以罚款、拘留。相对应的《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款：“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不同的行为人实施了危害程度相同的行为，单由公安机关判断“情节严重”，无论基于何种原因，一旦判断错误，将会使行为人陷入不同的受罚境域，损害法律威严和民众的自由、安全。在二元制裁模式下，主要包括罪量因素规定不明和关联法条难以厘清两个方面。罪量因素规定不明指我国刑法在定罪上采用定性又定量的混合犯罪形式，二元制裁模式下对“罪量”因素的掌握是区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重要方式，但是这种量化的标准在实践中极难统一，立法明确性极易受到损害。关联法条难以厘清刑法与行政处罚体系中关联法条的重叠关系、交叉关系、包含关系使刑法法条和行政处罚法条在适用时存在差异，刑法明确性被进一步损害。

摘要：本文依据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和处罚法实施一年多来的实践,具体论述了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统一、分层次地设定了行政处罚权;二是规范了行政处罚主体;三是在程序的设计上注重处罚权力和救济权利的平衡和协调。在论述行政处罚的制度时,注意将行政处罚的立法规定与处罚实践中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为完善我国现行的行政处罚制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和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处罚法》)于1996年3月17日在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并于同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它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根据《处罚法》的立法规定以及实施一年多来的实践,具体论述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

一、统一、分层次地设定了行政处罚权

行政处罚权的设定意义重大,它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应当实行法定原则,具体来说,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应予处罚的,行政相对人才受处罚,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受处罚,即法无明文不得罚。第二,行政处罚的设定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第三,行政处罚的实施,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要真正实行法定原则,首先必须明确行政处罚的设定权。

行政处罚的种类较多,要确立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首先必须明确行政处罚的种类。根据行政处罚的性质,行政处罚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种类:一是人身处罚,如行政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二是财产罚,如罚款、没收非法财产等的行政处罚。三是行为罚,如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处罚。四是申诫罚,如警告等行政处罚。为此,《处罚法》规定了行政处罚6个基本的处罚种类:(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6)行政拘留。同时还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处罚立法中,除规定6个基本的处罚种类之外,还规定了其他的行政处罚,其目的主要有二:

一是为今后增设新的处罚种类提供法律依据,上述的6个处罚种类只是处罚的基本种类,随着社会的发展,如果需要增设新的处罚种类则可依据该弹性条款的规定。二是避免与现行立法的矛盾,在现行的关于处罚种类的立法中,只要是法律、法规中确认的并且符合《处罚法》立法规定的处罚种类仍然有效。

内容提要：

听证一般是指在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听证制度，《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试行）》结合税务实际对《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制度作了详细规定。本文在阐述行政听证程序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税务实践对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主持人人选、听证笔录和申请人等几个问题进行了简要思考并提出了有关建议。

关键词：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简要思考

听证一般是指在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听证的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是英美普通法律追求自然公正原则的重要体现，自然公正原则要求给当事人充分的辩护权。听证制度和回避制度是构成自然公正原则的两个基本要件[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听证制度是法治国家遵循正当程序，力行程序法治的产物。较早确立行政听证制度的是1946年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这个法律的制定，改变了传统行政法上确立的“行政效率优先”原则，而代之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对行政权的行使加以控制的行政法原则。以后，很多国家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同时，都规定了听证制度。

为了适应世界的发展趋势，完备我国的行政法体系，《行政处罚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行政处罚的听证制度。听证制度的确立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税务行政处罚作为行政处罚的一种，听证程序在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中有利于税务机关客观、公正、全面地弄清案件事实，有利于减少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强化税务机关内部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有利于税法宣传和税收法制教育，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税。当然，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还存在很多不可忽视的问题，下面，笔者对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简要思考。

一、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