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分配范文10篇

收入分配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而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开放后历次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上述这些针对分配领域的新提法，不仅表明了党中央对分配制度的深入思考和探索，更反映了党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关注，特别是，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理念变革，说明党和政府已充分意识到现阶段国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间的不平衡，意在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以便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同时也是对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国家统计指标与核算体系的逐步完善，初次分配的涵义和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计划经济时期的初次分配，仅限于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生产部门对社会净产值的直接分配，主要涉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而目前的初次分配，则是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内的所有单位的直接分配，不仅分配的总量扩大了，而且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也日益多元和复杂，既存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存在不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的资本所有者、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以及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说，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直接关系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能否正常运行。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必要的。*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首次强调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从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表明了目前我国存在着初次分配不公的矛盾。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曾就收入分配差别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联，提出一个“倒U型”假说。该假说认为，各国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收入分配差别不大。随着经济发展进入中期阶段，收入分配差别开始拉开，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严重起来。到经济发展进入后期高水平阶段，收入差距又逐渐缩小，不平等程度得到改善。尽管经济学界对这一假说见仁见智，看法不一，但就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经验来看，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确实存在着促使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不少国家收入差距的变动正是遵循着“倒U型”轨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情况也是如此。在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开。这对调动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不可否认，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需要指出的是，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促进竞争、提高效率，过大的差距，则会带来诸如贫困、社会冲突、低收入者得不到发展与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等一系列后果。更有甚者，还会引发社会动荡，妨碍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地厅级官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为首选；在回答“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虽然各方专家测算的数据有差异，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已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之上并无争议，属于较为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这对我国社会和谐构成严重潜在威胁。

当前初次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在：第一，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受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和长期以来工资收入水平偏低因素的影响，初次分配仍然存在着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劳动收益的流失，是初次分配不公的最突出表现，也是造成社会矛盾加大的重要因素。第二，由于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所造成的劳动力流动受阻和就业不充分而引起的分配不公；第三，由于不合理的行业垄断所形成的企业之间市场竞争环境失衡所导致的分配不公；第四，由于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条件的差别而产生的分配不公；企业内部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公平；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地区发展失衡、利益分配格局失衡、公共财政资源配置失衡等等。

一、初次分配个人收入差距是否过大

基尼系数通常是衡量再分配结果的一个指标。因此，它说明不了初次分配的差距，也说明不了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努力。

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之所以比较小，是与它们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分不开的。

英国2004年基尼系数由初次分配时的0.52，下降为最终分配时的0.38，下降14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达26.9%，其中，各种直接的社会保障措施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最大，使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减少了15个百分点，各种直接税措施使基尼系数减少了3个百分点（间接税则使基尼系数扩大了4个百分点）。日本由于社会保障的调节，1992年基尼系数从0.435下降到0.365，下降了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为16.1%。

根据这两个例子可以合理地推测，大部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大体在0.45-0.55之间。作为一批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在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后，市场规则在法治社会的框架内应该说得到相当程度的完善，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这些国家在初次分配上反映的差距，显示的是各要素所有者的竞争实力，显示的是市场提供的机遇。

而发展中国家分配的特点是，初次分配时差距有多大，再分配时差距仍然有多大。增长越是迅速的国家，收入差距也就越大。这显然与这些国家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滞后有关。我国个人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达到0.47，但这基本上既是再分配的基尼系数，又是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因为目前我国再分配系统的着力点仅限于解决城市居民的养老，对缩小个人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不过，就初次分配而言，我国的这一差距还不算很大。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发达国家尽管经济结构已经一元化了，但初次分配差距却并不小，似乎就更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了。问题的实质是，我国初次分配的差距反映的并不完全是市场的力量，恰恰是非市场的因素太大。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认真领会和准确把握这些精神，对于明确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效率与公平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活力和社会稳定，是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实践证明，效率和公平不是对立的，是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实践层面都在认真探索。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就确立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既要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都既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又增强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的针对性，是从实际出发对效率和公平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两个环节。初次分配是指在生产活动中，企业作为分配主体，将国民生产总值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生产要素的提供与报酬支付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关系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税收进行调节和规范，不直接干预。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主要通过税收、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进行，重点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职与退休人员之间的收入关系，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价格机制、利益驱动机制下，初次分配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如果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过多，再分配很难纠正过来。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十分重要。除了初次分配的规则和秩序要规范，也就是分配过程要公平以外，还要高度重视机会公平，这涉及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础条件，一是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一般来讲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收入也高；二是劳动机会的公平，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市场机制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保障公平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必要条件。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就是要加大税收等经济杠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促进社会公平。当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进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调节力度搞得过大，出现奖懒罚勤效应，就会既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也会损害效率，反过来影响再分配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国民收入合理分配，最终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一、初次分配不公：我国再分配制度乏力的根源

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城乡、地区、行业以及个人之间出现的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2001年，中国10％最贫困人口消费份额只有1.8％，而10％最富裕人口消费份额高达33．1％，后者是前者的18.4倍。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再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数以亿计。

针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制度改革。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加大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力度，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社会养老基金历史上形成的空账运转等原因，我国养老保险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同时，由于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处于极低收人群体的广大农民得不到基本保障。有学者认为，自1997年中国城镇开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由于中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使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得到一定改善，而对农村居民基本没有起到作用，拉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这样，中国的再分配机制不但没有缓解初次分配造成的差距，反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政府的再分配制度之所以难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一定条件下的初次分配是企业行为或私人行为，是无数个市场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博弈实现的，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初次分配格局已经基本体现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初次分配领域一旦出现重大社会不公，政府再分配是很难加以扭转的。

当代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运行良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以分配率(分配率是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为例，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1999年，日本分配率为54.18％；公务员之家/为您整理2000年，美国、德国、英国的分配率分别为58.31％、53.84％和55.27％。在我国，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属性，雇佣劳动制度仍然存在，但我国分配率明显偏低，如2001年全国各地区加总分配率为51.45％，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分配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分配率分别为34.90％、45.75％和46.47％。在雇佣劳动者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其劳动力价值。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按照形成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合理合法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它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具有激励效应，应该加以肯定，因为让市场决定工资会创造出高效率的激励因素，而这种激励因素对于成功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种情况造成的收入差距只能依靠政府再分配手段调节。第二种情况是由不合法收人造成的收入差距，即通常所说的“地下经济”或者“非法经济”；它一般从事政府禁止的生产项目或交易，如制毒贩毒、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非法经济的存在严重扰乱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从事非法经济的厂商和个人则取得了高额的非法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收入差距。根据陈宗胜和周云波的估算，各类非法非正常收入在全国范围内使居民收入差距上升了13％～23％，使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上升到0.4以上。第三种情况是合法不合理收人造成的差距。它是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不公的另外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基于发展战略决策进行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却造成了事实上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的不公平，导致了日益严重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问题。其中行业差距是指垄断行业和部门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和支配优势资源、获得超额利润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依靠无偿占有和低偿占有全社会公共资源，用行政性的垄断手段获取垄断利润，再实行市场的分配原则，行业利润高，员工的收入就高，使中国各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2004年全国职工收入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中的证券业，人均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6718元，两者相差7.52倍。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不但普遍高于其他行业，而且职工均可享受高水平的福利待遇，这就形成所谓的“福利腐败”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提高”是针对当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的，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大举措。认真学习和领会这项举措的重要意义，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途径和措施，对于建立健全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涉及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关系。国民收入是由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三部分构成的，合理调整这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分配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居民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发生了较大变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据有关方面测算，从2002年到2006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2．1％，2006年为57．1％，下降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上升了1．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上升了3．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使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也相应发生了较大变化。据统计，在同期三大需求对国民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中，消费的贡献率从43．6％下降到38．9％。这种变化趋势，影响了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合理结构以及内需与外需的合理结构。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根本举措之一。主要措施是：一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二要调整鼓励出口的政策，控制净出口的规模；三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标准；四要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多渠道扩大农村居民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五要鼓励依法创业和投资，保护各类合法收入；六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密切相关的。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政府一般是不干预的。但是从我国目前情况看，我们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一些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没有市场化。例如，在资本要素方面，反映资本价格的利率尚未真正市场化；在土地要素方面，在获得土地的机会上不均等，还有相当部分靠行政审批和政府定价，没有按市场化运作；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未形成，等等。除此之外，垄断经营、分配秩序混乱都会使初次分配关系出现扭曲。总体看，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还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一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二要随经济增长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三要加强国家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四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深化改革和宏观调节，规范初次分配秩序，使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益增长相适应；五要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一、初次分配不公：我国再分配制度乏力的根源

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城乡、地区、行业以及个人之间出现的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2001年，中国10％最贫困人口消费份额只有1.8％，而10％最富裕人口消费份额高达33．1％，后者是前者的18.4倍。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再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数以亿计。

针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制度改革。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加大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力度，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社会养老基金历史上形成的空账运转等原因，我国养老保险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同时，由于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处于极低收人群体的广大农民得不到基本保障。有学者认为，自1997年中国城镇开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由于中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使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得到一定改善，而对农村居民基本没有起到作用，拉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这样，中国的再分配机制不但没有缓解初次分配造成的差距，反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政府的再分配制度之所以难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一定条件下的初次分配是企业行为或私人行为，是无数个市场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博弈实现的，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初次分配格局已经基本体现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初次分配领域一旦出现重大社会不公，政府再分配是很难加以扭转的。

当代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运行良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以分配率(分配率是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为例，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1999年，日本分配率为54.18％；2000年，美国、德国、英国的分配率分别为58.31％、53.84％和55.27％。在我国，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属性，雇佣劳动制度仍然存在，但我国分配率明显偏低，如2001年全国各地区加总分配率为51.45％，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分配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分配率分别为34.90％、45.75％和46.47％。在雇佣劳动者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其劳动力价值。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按照形成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合理合法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它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具有激励效应，应该加以肯定，因为让市场决定工资会创造出高效率的激励因素，而这种激励因素对于成功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种情况造成的收入差距只能依靠政府再分配手段调节。第二种情况是由不合法收人造成的收入差距，即通常所说的“地下经济”或者“非法经济”；它一般从事政府禁止的生产项目或交易，如制毒贩毒、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非法经济的存在严重扰乱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从事非法经济的厂商和个人则取得了高额的非法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收入差距。根据陈宗胜和周云波的估算，各类非法非正常收入在全国范围内使居民收入差距上升了13％～23％，使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上升到0.4以上。第三种情况是合法不合理收人造成的差距。它是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不公的另外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基于发展战略决策进行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却造成了事实上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的不公平，导致了日益严重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问题。其中行业差距是指垄断行业和部门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和支配优势资源、获得超额利润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依靠无偿占有和低偿占有全社会公共资源，用行政性的垄断手段获取垄断利润，再实行市场的分配原则，行业利润高，员工的收入就高，使中国各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2004年全国职工收入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中的证券业，人均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6718元，两者相差7.52倍。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不但普遍高于其他行业，而且职工均可享受高水平的福利待遇，这就形成所谓的“福利腐败”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认真领会和准确把握这些精神，对于明确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效率与公平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活力和社会稳定，是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实践证明，效率和公平不是对立的，是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实践层面都在认真探索。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就确立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既要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都既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又增强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的针对性，是从实际出发对效率和公平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两个环节。初次分配是指在生产活动中，企业作为分配主体，将国民生产总值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生产要素的提供与报酬支付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关系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税收进行调节和规范，不直接干预。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主要通过税收、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进行，重点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职与退休人员之间的收入关系，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价格机制、利益驱动机制下，初次分配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如果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过多，再分配很难纠正过来。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十分重要。除了初次分配的规则和秩序要规范，也就是分配过程要公平以外，还要高度重视机会公平，这涉及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础条件，一是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一般来讲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收入也高；二是劳动机会的公平，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市场机制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保障公平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必要条件。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就是要加大税收等经济杠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促进社会公平。当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进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调节力度搞得过大，出现奖懒罚勤效应，就会既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也会损害效率，反过来影响再分配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国民收入合理分配，最终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摘要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事实上是社会财富分配中效率与公平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结果。公平与效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两者要兼顾，不可偏废。初次分配注重效率是通过生产要素创造更多效益实现的；而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打破经营垄断等措施可以逐步实现初次分配的公平。

关键词初次分配公平效率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科学发展观时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是“我国发展中出现的新阶段性特征之一”。[1]追述到十六大报告，我们发现它是这样表述的：“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但是并没有把它提到阶段性特征的高度。这表明，现在党中央越来越重视这个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大局和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其实“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事实渉及倒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即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公平与效率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两者之间的矛盾，它们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市场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效率是市场公平的结果；效率是实现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社会公平是实现效率的保证。”[2]公平与效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两者能够兼顾，不可偏废。我们发现，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指导思想在此次报告中也发生了变化。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关于这个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表述如下：“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3]这里关键的变化在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初次分配只注重效率。其中，初次分配是指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高效率获得高回报，其依据主要是效率原则；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现金或实物的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通过对概念的分析，我们知道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是针对效率而言的，即收益的多少，高效率，高回报，也就是说公平在初次分配中是式微的。

在改革开放到十七大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坚持的一直是效率优先的指导原则。可是随之带来的矛盾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特别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执政党所困扰的问题。甚至一度让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性。“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4]这个作法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可行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渐渐的成为人们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市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其中有资本、懂管理、精技术的那部分人可能先富起来了。但是广大的老百姓却仍然被锁在祖祖辈辈经营的广袤土地上，“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很突出。”[1]中国八亿多农民，当然还有其它收入低的阶层的人，他们在生产要素的占有上就不公平，也就是说他们在致富的起点上就客观的存在不公平。当然，也就很难谈得上再次分配的公平。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重新调整处理效率和公平的思路：即初次分配就要注重公平，而不仅仅是注重效率。

如何解决初次分配公平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有两条路径：其一，公平分配生产要素。通过对生产要素的公平分配，从而达到对生产要素所带来的收益的公平分配；因为生产要素的占有是关键，通过生产要素产生生产效率和效益，没有生产要素的占有，就很难取得生产效益的占有，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没有生产资料的占有，“无产者的劳动不会给自己创造出财产”[5]；其二，在生产要素分配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生产要素的生产收益。通过政策的倾斜或经济杠杆，使这部分人群掌握的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创造更高的效益和更多的收益，以达到初次收入分配公平。其实，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现有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益，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提高这部分生产效益在整个生产效益中的比例。

新华网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顾钱江白旭）正在举行的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党内外专家指出，中共这一理念变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开放后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此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党代会报告将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提上日程，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有利于缩小令人不安的贫富差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

他说，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有者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只有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林毅夫说。

新华网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顾钱江白旭）正在举行的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党内外专家指出，中共这一理念变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开放后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此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党代会报告将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提上日程，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有利于缩小令人不安的贫富差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

他说，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有者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只有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林毅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