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范文10篇

关键字：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性

我们所即将告别的20世纪文学，将会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留下什么？换言之，这个世纪的文学在浩浩中国文学史长河中将占据怎样的位置和作出怎样的贡献？这是近十多年来文坛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些学者于1985年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试图把一向从属于政治划分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统合起来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并不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趋于终结，而只是掀开了新的一页。因为从那时以来，人们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连绵不绝，形成杂语喧哗局面。我们在这里也只是想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这个特定角度，加入到这场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相关问题的世纪末喧哗之中，提出别一种观察，以就教于方家。

一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是在现代进行的一项长期而根本的“工程”。这种“现代性工程”（projectofmodernity）起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我们虽然认为它根源于中国文化内部的种种因素的长期复杂作用和演化，但在作具体划分时，还是不得不把目光沉落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变上。我们所谓现代性工程，大体以鸦片战争为明显的标志性开端，指从那时以来至今中国社会告别衰败的古典帝制而从事现代化、以便获得现代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学术、审美与艺术等几乎方方面面。当这个闭关自守的“老大帝国”在西方炮舰的猛烈轰击下急剧走向衰败时，按西方先进的现代化指标去从事现代化，“师夷长技以制夷”，似乎就成了它的唯一选择。确实，面对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古典“中心”地位和幻觉都遭到了致命一击，只能脱离传统旧轨而迈上充满诱惑而又艰难的现代化征程，以便使这“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中国”或“新中国”。李伯元在小说《文明小史》（1903—1905）楔子里，就把走向现代化的“新中国”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诸公试想：太阳未出，何以晓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晓得他就要下？其中却有一个缘故。这个缘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听那风声，便知太阳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这有甚么难猜的？做书的人，因此两番阅历，生出一个比方，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甚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这里可以说同时展示了中国眼前的衰败景致和即将到来而又朦胧的现代化美景。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这里就是指中国社会按照在西方首先制定而后波及全世界的现代性指标去从事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的过程。而相应地，现代性（modernity）则是指中国通过现代化进程所获得的或产生的属于现代的性质和特征。

要在这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老大帝国”实施空前宏大而艰巨的现代性工程，必然会牵涉到方方面面。对此，原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在这里，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选取一种特定角度。在我们看来，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可以从中国文化对于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挑战的应战行动角度去考虑。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意味着被迫纳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旧体制经受一系列尖锐、严酷而持久的挑战，如产生“道”与“器”、专制与民主、巫术与科学、科举与教育、王法与法律、传统思维与现代思维等等剧烈而持久的冲突。有挑战，就不得不有应战。应战就是面对挑战而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在现代性内部的种种冲突中尝试和寻找适合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性集中而明显地体现在面对现代化过程的种种挑战而显示的应战行动上。这就需要我们从挑战性课题与应战行动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性所牵涉的种种复杂问题。

大体说来，现代性涉及这样一些主要方面：其一为科技现代性，主要体现为如何师法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而建立中国的现代科学和技术体制，并且在这种现代科学和技术体制参照下重新激活中国古典科学和技术传统；其二为政体现代性，要求把奉行天下一体的古典帝制转变为现代世界格局中的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引发种种政体变革；其三为思维现代性，涉及古典宇宙观与现代宇宙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思维与西方思维等冲突及其解决上；其四为道德现代性，要确立中国人的现代道德规范，涉及人际交往、礼仪、感情、恋爱和婚姻等方面，如破除“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规定个人、恋爱和婚姻自由及社会义务等；其五为教育现代性，意味着借鉴西方教育制度而在中国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以取代衰落的中国古典教育制度（但后者作为传统仍有其生命力）；其六为法律现代性，要求把古典王法转变为现代法治；其七为学术现代性，即把古代学术体制翻转为以西方学术体制为样板的现代学术体制，涉及从学术观念、学术思维、治学方式到学术机构等一系列根本性转变，如从古典文史哲到现代文学、历史、哲学和美学等；其八为审美现代性，表现在从古典审美—艺术观到现代审美—艺术观的转变、面对新的现代生活的审美表现能力、及如何借鉴西方艺术样式如文学、绘画、电影、音乐、舞蹈和戏剧等方面；其九为语言现代性，主要指汉语现代性，体现在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变中，如现代白话文取代古代文言文和古代白话文。可以说，这仅仅是不完全列举；同时，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需要运用专业知识去作专门论述，而在这里由于个人能力和兴趣所限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讨论与我们的论题密切相关的后两方面——即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

一、引言

学科知识缺乏实用性，学习目的缺乏明确性，就业求职缺乏竞争性，面临这样的办学困境和挑战，中文专业应如何作出调整改革，已经成为时代性的课题。但治标不治本，不作根本之思的改革只能导致专业定位模糊、课程体系混乱，对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所起的功效也只能是小修小补。中文专业要因应时势变化和社会需要彻底改革，就必须正本清源，从反思中文专业的学科理念开始。

二、中文专业办学困境的症结

中文专业办学困境的根本症结在于它的学科理念：纯文学观念。纯文学观念从近代欧洲传入。所谓的纯文学指的是某类精神性和想象性的审美文本，与之相应的纯文学观念相信文学作为客体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对其内在属性及规律的研究遂构建为一门独立的“文学”学科。近代中国大学的设立，是接受西方学科理念与学术理念的结果。1910年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中国文学门”正式作为文科的一个教学建制，成为最早的中文系。一百年来，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时有衍变，但依据纯文学的观念开设文学课，编写文学史，将文学作为独立的学问进行研究乃是基本的倾向和趋势。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政治干预文学的抗拒和反拨，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对文学审美属性及内在规律的重视更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大学中文专业的纯文学性质进一步强化。概言之，百年中文专业教育已确立了以纯文学观念为根基的学科理念；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的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承认，这一学科理念的确立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有其学理的、历史的合理性。一方面，纯文学的理念固然偏离了传统文学经世致用的精神，学术研究的模式也背离了传统文学吟咏情性的传统，但是，作为它山之石，这两者都不失为我国文学传统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从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看，大学中文专业的设立，固然是基于西方学科观念、学术理念的引进，但彼时中国知识界仍绵延笼罩着“尚文”的文化传统，能够进入大学接受西式学术教育的，多是浸淫过四书五经、辞章帖括，旧学根基扎实的学人。有此文化传统作为根基，再加上西方观念和理念的冲击训练，故而大学中文教育所培养的这一代学人，得益于中西古今学问的汇通，无论是辞章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成绩斐然。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重新审视讨论中文专业的学科理念，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第一，中国文化传统经过百年簸荡摧残，已濒于学绝道衰，文脉中断，进入大学接受中文教育的学子，其文学文化根基之浮浅可想而知。缺乏扎实的基础而奢谈中国文学研究，未免不切实际而沦为空中楼阁。第二，原来立足于精英教育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已让位于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正趋向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由扩招造成的巨大就业压力，更强化了学生对实用技能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如死抱纯文学的学科理念，以研究型的课程体系、教材、教法培养人才，就难免胶柱鼓瑟了。纯文学观念下的中文专业，其局限和缺陷已经显而易见。下面不妨从就业的角度略为分析。

教育的功效，无非落实为知识、技能、人格素养三方面。依照纯文学观念、研究型理念所培养的中文本科人才，其知识优势在于较为系统的文学知识和理论素养，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有学术价值，没有多少实用性。学生即使具备了从事文学研究或文学评论的基础，可以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但要在高校或文学研究机构获取职位，还必须通过考研的途径，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才具备入职条件，因而这一就业方向对绝大多数本科毕业生并不现实。至于要任职中小学语文教师，则涉及教学技能素质的问题，需要兼修师范课程。况且依目前的就业形势，中小学语文教师职位有限，竞争性也不小，许多师范专业的学生也未必能轻易入职。中文专业更广阔的就业天地，在公务员、文秘、媒体、出版社、企事业单位文员，包括企划、广告等职位领域。与其它专业相比，中文学生在这些职场上的竞争力应该表现为较强的写作能力和较为丰厚的人文素养两方面，主要适于从事文案和人事工作。但是，纯文学方面的技能和素养，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学非所用，不能满足职业的要求：技能方面，中文学生的写作技能倾向于文学写作而非实用写作，往往有文采而不切实，多数文案工作并不需要华丽的文采；素质方面，纯文学强调情感性精神性，它所滋养的人文素质未免偏狭，许多学生缺乏广阔的社会文化知识，缺乏阅读人生、介入社会、批判现实的能力，往往有情感无思想，讲精神不实际，在职场竞争中其专业优势实在有限。纯文学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审美性探索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但也不必讳言，纯文学因而也是“小众”的文学，适于少数人的研究。纯文学观念下的中文专业，在本质上是培养精神贵族的专业，实际上也就是小众专业。正是这一局限性，在大学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本科人才倾向于应用型的今天，缺乏实用性的狭隘的纯文学观念已经成为限制、束缚中文专业发展的瓶颈。

三、中文专业办学的出路

一、平民式游戏：

比如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和作品就是典型的代表。应该说，文学的这种传统使文学具有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价值，催生了一大批鸿篇巨制，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我们也发现，不恰当地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也给文学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这主要变现为对文学审美娱乐功能的极度忽视，不少文学作品远离生活远离大众，变为简单的政治工具和文人之间的文字游戏，一些专业作家变为不接地气的精神贵族。大量事实表明，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和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对文学发展的革命性影响，这种影响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打破了文学的神秘感、神圣感和深度感，使文学重回平民大众。网络时代，文学明显变得轻松起来。尽管网络也推敲语言、结构、情节、主题，但是与传统文学作家相比要马虎很多，们没有过多的艺术神圣感、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网络文学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轻松文学、游戏文学、新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时尚文学，也有人说网络文学是涂鸦文学、街头文学、个人文学、快餐文学。这对传统文学的深度模式是一种直接的解构。我们所见到的网络文学的主画面是：玄幻的场景、时空的穿越、畅快的武侠、甜蜜的言情、多彩的职场，语言大多鲜活、俏皮、幽默、搞怪，基调大多讥讽现实、反叛传统，内容大多远离现实，又大多映照现实。和阅读者是平等的，的视角是平视阅读者而非居高临下，谁也不是教师爷。毫无疑问，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教化作用的解构，使得一些作品写作和阅读均失去了严肃性、严谨性和一定的诗性价值，使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变成了集体娱乐、大众游戏的一种方式，并由此在网络文学作品欣赏中，消遣娱乐心态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轻松好玩的特性反而更为接近文学的自由、真切的品性。应该说，网络文学就是平民文学，就是当下的民间文学，它的审美功能、审美特色肯定有别于精英文学。如果我们一味要把下里巴人改造成阳春白雪，也许网络文学就不成其为网络文学了。所以，我们不应要求每一部文学作品、每一类文学样式都要承担庄严的历史使命和重大社会责任，都要追求高层次的艺术审美品格和深厚隽永的审美深度。对于网络文学的娱乐性、亚文化性，我们可以去引导提升规范，对其中那些反文化、庸俗恶俗的东西要批评遏制。因为，作为文学毕竟是一种审美创造，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品质和艺术质量。文学作品绝不是纯天然的产物，它加入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价值取向。审美态度随意化、游戏化可以，但过度随意化游戏化就不可以。原因有二：一是文学作品一旦进入社会传播阶段，就是社会产品，就承载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总要给人们一些审美价值，而不是纯个人自娱自乐的工具；二是网络文学大多也是文学爱好者，有着一定的文学梦想和艺术追求，这也决定了网络文学的创作要有一定的艺术品质和基本写作质量，给人们带来必要的审美愉悦，从而也证明自己的才华，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

二、数字式传播：

对文学存在方式的解构一般说来，文学的存在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媒介形式和文本载体。早期的说唱文学的媒介形式表现为说书艺人的口头传达，属于口头文学，没有固定的文本载体。印刷术和造纸术发明和成熟之后，推动了纸质文学的兴起和繁荣。纸质文学的媒介形式为可以感性直观到的书写文字，其文本载体主要表现为成册的书籍。网络文学的兴起正如纸质文学对口头说唱文学的解构一样，对纸质文学也是一种历史性解构，它体现着新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表现为：写作方式由原子式写作发展为电子式写作。在0和1组成的数字世界里，键盘代替了笔，写作效率显著提高，一天可以上传数万字的大有人在；文字变得可以任意组合、随时传播、海量存储、人际互动。更重要的是，人的思维方式随之发生变化，由纸书思维转为电子书思维，即数字思维，思维速度更快、想象更丰富、精神领域更为宽广。文本载体由纸质文本变为电子文本。电子书可以自由下载，可以多媒体手段表达，可以超链接相关知识点，可以不需要繁琐的方法复印、剪贴而自由拆分、复制、粘贴。音频、视频、图片等多媒体表现方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此外，电子书可以即时传播、多向度传播，便于检索寻找，易于携带。网络文学的这些新特点，与现代人多向性多维度大信息量思维习惯阅读习惯极为吻合。由于网络信息载体的多媒体性，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还能看到生动、形象的画面或者听到MP3声音，如有声小说。网络文学通过多种途径诉诸读者多种感官，使读者得到了多重审美体验。阅读方式由纸质阅读变为数字阅读。这是文学存在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典型写照。读书变为读屏。无论手机屏还是电脑屏、IPAD屏，尽管在阅读方式上仍然尽力模仿纸质书的体验，但是读屏方式主要是一种浅阅读方式，更适用于玄幻、武侠、言情、穿越等一类偏重情节快速推进的叙述文本。最终产品由艺术属性为主变为商品属性为主。尽管传统文学现在也越来越追求发行量和尽可能高的版权收益，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把艺术性放在首位。而网络文学最初的纯游戏式爱好式自由书写在文学网站的诱导下，越来越多地异化为一种纯商业化的文字游戏。写作者除了享受满足面对公众自由码字的快感，还想以此赚取尽可能多的金钱。许多网络成了文学网站的码字机器，最初的文学创作快感丧失全无。网络文学动辄数百万字上千万的篇幅作品，文学网站也乐此不疲，其原因就在于拉长的篇幅能够获得更多的点击率，网站和作者能从中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传播方式由线性传播变为网格化即时传播。传统文学的生产传播模式，除少量作者自己打印或手抄本之外，一般都是作家构思写作、出版社编辑修改、印刷成书、书店发行、读者购买、评论家推介。这样一个线性的生产传播流程最大的好处在于，文学的质量在经过层层把关道道加工后可以得到一定保证。而网络文学的出现，对传统文学的这种传播方式进行了解构。网络文学运用新技术打破了纸质文学由其销售渠道建立的壁垒，实现了传播途径的网络化。梅罗维茨指出：“电子传播媒介打破了物质场所／自然场所／社会场所之间的联结，造成了彼此的分离。这正是电子传播与口语传播和印刷传播的区别。”①网格化的传播是一种超时空传播。在网上，不论何时何地何人，都可以非常便利地互相交流。一篇网络文学作品，可以瞬间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可以上网阅读的人所共享。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文学的传播真正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能够跨越地域、民族、国家和语言的藩篱，真正成为无国界无时限的艺术。这种文化、文学全球化、共时化的奇迹，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得以实现，它将极大地改变人类文化交流的格局。

三、全民式狂欢：

对作者中心地位的解构当文学还是作家们的产物时，作家是大众的时代的代言人。当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由于发表的自由、直接、即时和写作的无把关人、无规定性，使得平民大众在文学方面的表达权、话语权获得空前的发展，颠覆了传统文学的作者中心地位。许多人从未意识到的文学天赋和创作潜能被网络所激活，并得到了空前的展示和能量释放。网络文学再也不是专业作家的专利权，只要你愿意，你就能成为作家。这是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作家中心、作家权威的最大解构。许多文学爱好者的文学梦，只有在网络时代才得以实现。仅就我国而言，自1991年第一篇网络原创小说《鼠类文明》发表，到2011年的统计，文学网民人数达2．27亿，约占全国网民总人数的47％；以各种不同形式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人数高达2000万人，注册网络有200万人，通过网络写作获得经济收入的人数有10万人，职业或半职业写作人群超过3万人②。网络文学的作者越来越多，其作品越来越丰富多彩，其影响逐渐扩大。大量网络的登场打破了往日专业作家垄断文坛的中心话语模式，促成了个体话语、小众话语对主流文学话语权力的消解。网格连接、散点辐射、触角延伸成为网络文学消解文学中心话语的基本方式，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后现代社会中“主体的非中心化”。网络文学的底蕴乃大众消费文化，网络文学的大众身分决定网络常常会采用最日常的方式接近读者，通过最普通的形式走进读者的心灵。在点击率的高压下，网民的即时反馈下，网络彻底改变了“作者中心主义”的姿态，边写边改，有时结局也要根据网民的胃口来确定。互动式的写作方式将原本个人化的、封闭式的写作转变为一种“集体式”的创作。在这种写作模式下，出现了“交互小说”、“接龙小说”等新的小说样式。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形式更新，更重要的是在互动过程中，文学交流不再成为一种漫谈式的对话，而是转变为直观的数字符号直接参与到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这样的文学，就不再是个人沉思的结果，不再是个人的独舞，而是集体的“文学狂欢”。文学本身即是人的思想情感传达、交流的载体。长久以来，纸质文学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使得文学仅仅是个人对他者的倾诉，而不能正常实现交流的功能。而交互式写作模式则使文学从单向的倾诉转变为双向的对白。传统文学的宏大叙事被网络文学解构，作者的主体性在网络文学中沦陷，网络的自我叙事把作者的中心地位彻底解构。网络文学正是在实时互动和群体参与中实现了从“作者中心”范式与“文本中心”范式向“读者中心”范式的转型。任何解构本质上都是为了自由。正是网络文学“文本的自由度让作者和读者在网络小说中找到了写作和阅读的快感”①。网络写作进入化名作者与群体作者携手共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作者成为众人，网络写作成为群体写作。而成为化名作者或群体作者的前提，是他们必须同时是读者。因此，作为个体的“作者之死”，同时唤起了网络上成百上千的“作者之生”。作家就是这样消泯在集体之中。专业文学与大众文学、新民间文学在互联网时代并驾齐驱、共同发展，这是历史的进步、文化的进步。网络文学向民间的复归，对作者中心地位的结构，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大众化，而实际上是普通人向客观世界的进一步延伸。麦克卢汉说：“孤立去看数字，数字像文字一样神秘莫测。如果被看成是人体的延伸，数字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正如文字是我们最公允、最客观的感觉（即视觉）的延伸和分离一样，数字是我们最亲密的、相互关系最深的活动（即触觉）的延伸和分离。”②数字化的文学在互联网中的延伸不仅意味着文学性在民间的延伸，更为重要的是平民大众生命价值在客观世界中的不断延伸。总之，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教化作用、存在方式、生产传播模式和作者中心地位的解构，也是对其自身文学模式和审美体系的建构。在这个解构与建构的过程中，网络文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审美价值。

在古今中外文学的大格局中，中国古代文学有其自身独特的思想，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我认为，与其讨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是否存在，不如讨论这一思想在现代世界和现代视域中的价值与意义。历经数千年的文明积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传统，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我认为，与其讨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是否具有自身的体系，不如思考这一传统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境域之中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我们将西方文学思想（传统的与现代的）视为一整套体系，并以之作为参照系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在传承与变异中原本就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存在，是一种历史传统，只是当我们借用西方文学思想的话语（如本体论、发表论、形式论、鉴赏论等等）时，往往无法恰当地解说它的内涵，甚至无法满意地勾勒它的轮廓。因此，面对几千年的文学传统，我们时时感到惶恐和困惑：我们能感性地感觉到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存在，却无法理性地把握它、描述它；一旦我们想要理性地把握它、描述它，它要么就像水银一样从我们的手指间无声无息地悄悄溜走，要么就如橡皮块一样被我们随心所欲地拿捏成各种各样的形状。这也许正如苏东坡所感叹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中国学人生于斯，长于斯，反而对中国文学传统难以言说，或者信口胡说。

这是中国传统文明步入20世纪以来所面临的最为深刻的文化困境。更准确地说，这并不是传统文明的困境，而是传统文明的承继者或阐释者的文化困境。例如中医药，在几千年历史中一直大行其道，成为疾病的克星，病人的福音，《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中藏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千金要方》等等，数千年来屡试不爽，不知治愈了多少病人，解决了多少病症。可是，20世纪以来，当人们将中医药纳入西方医学体系中之后，中医药就似乎不那么灵光了，至少是不能“独立行医”了。在一般的医院里，如果不采用“中西医兼治”之术，医生们几乎束手无策。

于是，“画眉深浅入时无”，成为中国传统文明扣击现代文明之门时经常发出的疑问。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前一阵所谓“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所谓“中国文学的失语症”，不是被炒得沸沸扬扬吗？在我看来，“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应对现代社会的严峻挑战，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外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适应现代社会，发掘文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实用性”：一种选择是坚守传统立场，发扬文学传统在文化传承中的“自足性”。章太炎在谈到传统学术研究时说：“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与王鸣鹤书》）也许有感于20世纪初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的严重困境，章太炎更强调传统学术研究的“自足性”，而我则宁可强调传统学术研究的双重选择。我同意魏源所说的：“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默觚·治篇五》）我认为，只有积极地适应现代社会，才能有效地改善古代文学研究的外部生态环境，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寻找更多、更好的契机；而只有积极地坚守传统立场，才能有效地激发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生存能力，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更强、更盛的活力。换句话说，古代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凭借一整套生生不息的传统学术资源和传统学术规范，去应对现代社会挑战，确立自身精神价值，传播潜在文化意义的。

一方面，“传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生命之本，是古代文学研究自立于学术之林、自立于社会之中的根基。就其极端的意义而言，“传统”是拒斥现代化的，是不可能实现所谓“现代转换”的；如果谋求“传统”的“现代转换”，只会伤筋动骨，不能脱胎换骨。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正表现出对传统的尊重和珍视。今年年初我曾到意大利讲学，在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亲眼目睹了意大利人民对每一处古希腊或古罗马遗址的珍爱，对每一尊历史悠久的石雕，甚至每一块年代久远的石头的保护，这既激起我崇高的敬意，也引起我深切的慨叹。中国作为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损毁而现在仍在继续损毁的文化遗产是难以计数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淡化了对“传统”的珍视。50年前北京皇城城墙的拆毁，5年前北京平安大道的扩建，还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而对眼下二环路沿线建筑的大规模拆建，人们已显得“心平气和”了。损毁了的文化遗产是永远不可能重新修复的，哪怕是一部古籍，毁了一本，天地间就将少了一本。新修的北京大观园、武汉黄鹤楼等所谓“古迹”，固然精雕细刻，古色古香，但充其量只能是“假古董”。因此，古代文学研究不能斩断“传统”，必须永葆“传统”，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生命所在。当然，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古代文学也不能置身世外，漠然处之。在“技”的层面，古代文学研究无疑需要接受现代化科技手段的洗礼。例如汉字信息的计算机处理等研究的深入发展，的确大大改变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手段、研究工具，为古代文学研究开拓出一片大有可为的崭新天地。而我更为看重的是在“道”的层面，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传统维系着中国人的精神，积淀着中国人的智慧，昭示着中国人的心灵，它应该也完全可以为重塑中国人的形象贡献宝贵的文化资源。荀子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荀子·性恶》）陆贾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新语·术事》）古今对话，是传统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有自身独立精神文化传统。“传统”的意义，不仅指向过去，也指向现在，还指向将来，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挣不断的红丝”，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真理与方法》）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走向，不是简单地汲取古代文学思想的精华，也不是简单地继承古代文学思想或宏扬古代文学思想，而是能动地选择和激活古代文学思想，从而积极地参与现代文学理念的建构，并且不断地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传统。

随着电影、电视、网络的发展，我们的生活由传统的文字时代向数字时代、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和E时代过渡，在此过程中，新媒介的图像化、迅捷化、市场化让人们了解了更多不同方面的知识和资讯，形成了现今社会获得信息不可缺少的传播途径，文学也在新媒介的影响下由传统文学向新媒介文学迈进，如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于是新媒介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补充、置换甚至颠覆了传统文学。

1.新媒介的视觉冲击消解了传统文学。视觉文化是看的文化，它追求的是视觉的冲击，而不是隐含意义的解读。人们在看小说、漫画的时候，文字过于呆板，阻碍了人们想象力和文字语言的创造，而现在电视、电影呈现出来的动画和改编小说后的流动视觉效应，使传统文字更显得呆板化、局限化，两者相比其最终结果就是文学生产了萎缩。以电视为例，观众特别是普通的观众更愿意看四大名著的电视剧版本，因为画面的冲击消解了观众群体的思考，补白了观众的想象空间，而且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快餐式获取知识的方式缓解了人的心理压力，把影视对经典的思考强植于思想深处，让受众群体坐享其成，成为了解经典、解读经典的最有效方式，而文本类的四大名著大都束之高阁，成为个人学识和涵养炫耀的现象性资本。

2.新媒介的传播速度消解了传统文学。传统文学传播从创作到作品付梓，中间要经过艰辛的创作历程，以《红楼梦》为例，即使创作完成，曹雪芹于悼红轩中仍“披阅十载，增删十次”，而且从排版印刷到与读者见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新媒介的传播速度相对要迅捷方便得多，因为发表的门槛降低，每个都可以成为创作者，从终端文字创作到另一个终端网民阅读，前后不到一分钟，只要创作者和消费者同时在线，几乎创作者的创作与阅读者的阅读具有同步性，而且可以根据创作者的时间安排、创作能力等随时进行网上更新，比如网络文学《鬼吹灯》，从文字量来看相当于《红楼梦》的三倍到四倍，创作到完成仅两年多时间就推呈给了读者，当然其含金量另说。

3.新媒介的信息容量消解了传统文学。如果形象地去形容，把中国所有古典文学的文本装裱成精装书籍，这些书籍堆成的体积不是一两牛车就能运载的，可谓汗牛充栋，但把所有的信息都复录到现代媒介之后，也许仅指甲大的一块芯片。再如，一座丰富的图书馆，包罗万象，图书应有尽有，但是将所有的知识都录成电子类的讯信，其实可能就是一台容量不太大的计算机。

4.新媒介的任意复制消解了传统文学。大众传媒为大众文化的广泛快速传播提供了极为快捷的工具和载体，与此同时也使大众文化产品大批量、产业化、规模化的复制、拷贝与流通成为可能。我们知道，经典文学之所以具有经典性就在于其很强的个性和先锋风格，在于其创作过程和结果，但是电子媒介可任意复制这一特性使其土崩瓦解。

5.新媒介的开放特征消解了传统文学。网络媒体的普及运用引起世界传播方式的革命，它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以光电的速度、海的储量，将文本、数码图像与视频结合在一起，以其直接性、平等性、开放性、及时性为各民族作家的相互学习、交流与对话提供了现代化的平台，网络技术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学传播在台前幕后的绝对权威，使文学传播成了一种物质层面上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渠道，传播者很难因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而对文学活动进行过滤，文学活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此时作家与读者互为主体成为现实。网络小说与手机短信书写的便利性与无限制性使得文学日益大众化，并且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作品还得以出版、发行、流通，文坛不再是精英论坛,它恍然变成了向任何普通写家都可以开放的休闲空间,文学已经从精英写作变为大众写作。综上所述，新媒介文学以更大的优势越来越多地主宰着消息传递方式和传播速度，文字在创作、编辑、阅读、转载的过程中越来越让位于新媒介，这是否意味着文字传播下的传统文学将要退去传媒的舞台？对此，米勒等提出了“文学终结论”。

尽管儒、道、佛各有不同的观念准则，但在参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这一点上存在着共识。那些约定俗成的伦理、世俗准则，也在事实上具备这种务实的品格。这种参与精神，其实是一种文化热情。这种文化热情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其核心是民族大义，也就是正气、骨气与义气等。下面就传统文化在抗战文学中的表现作些粗浅论述。

正气，即民族正气在抗战文学中表现为本民族责任感和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这种精神在形而下层面表现为顽强的同侵略者拼杀、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等。与此相悖的心理和行为都是渺小的、可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是必败的;中国人民的保家卫国斗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因而是必胜的。正义的事业蕴含着凛然的正气。而正义的发掘，提倡对于民众抗日积极性的发挥，有不言而喻的意义。这些是作家进行形象反映的原因。抗战时期，大量街头诗及一系列富有鼓动性的诗歌着重于激发民众的战斗热情，艺术表现上多与流血与流汗的战场有关，“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老舍的《四世同堂》表现了北平沦陷后市民的悲惨生活，颂扬了以钱默吟为代表的良心未泯的中国人的凛然的民族气节。作品没有描写战斗中的硝烟烽火，也没有刻画出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民族正气大都表现在市民日常的普通的生活里。大后方作家端木蕻良写了相同的主题，但表现方式是比较有特色的乡村生活。民族正气对于民族生存固然重要，而战胜侵略者更需要大智大勇。沙汀在报告文学《随军散记》中以富有才情的笔致勾勒出贺老总的儒将风采。作家们之所以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传奇英雄，就在于他们看重智慧斗争的力量，斗争中激发出的智慧火花照亮了同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艰难历程。正气与献身精神是紧密相联的，正气的维护和发扬没有献身精神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正与邪、美与丑的斗争中。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中黄阿大、吕典一等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将故事推向了高潮。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仅包括了敢于为正义献身的崇高品格，还包括了战友之间纯真的、为他人着想的美德。

骨气，即常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和永不屈服的精神。正如《周易•象传》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抗战文学在这方面写得最多的是生与死的选择。舒群的小说《蒙古之夜》中，主人公蒙古族姑娘，冒着死亡的危险，把受伤的抗日战士救护在自己的身边;当敌人的刺刀逼近时，她掩护战士化妆脱逃，而自己却迎向了死神。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通过理发匠孙七与冠晓荷的对比描写，使硬骨头精神更加耀眼夺目。艾芜的小说《我的幼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中塑造的典型形象“我”是一个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追求者。战争是试金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少患软骨症的人，尤其是当貌似强大的侵略者穷凶极恶之时。进步作家们直面现实，描写了这类人的种种伎俩和劣迹，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卑污的灵魂。《开麦拉之前的》中的，《残雾》中的洗局长、杨茂臣，《新水浒》中的六师爷，都是这类卑劣的人物。不少汉奸都是因为害怕侵略者的屠杀或者为了一己私利而成了民族的罪人。也有一些人，并没有出卖民族利益，而是畏惧权贵，社会邪恶势力，从而任其主宰自己。作家们对此作了批评性描写。

义气，是传统文化中的组成要素之一。它指的是对他人的拔刀相助、讲究信义、无私助人等。古人对义气是颇为看重的，这从许多民间传说和不少的文艺作品中不难看到，到20世纪30、40年代这样一个民族大解放的非常时期，人们还是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这一文化传统。抗战文学基于对抗战生活的真实描写，在客观上提供了一批颇有义气色彩的文学形象。“东北作家群”中的骆宾基、白朗等，就创作了一些这类的作品，他们笔下的一批具有关东性格的人物，都有这种品格。骆宾甚的小说《一个倔强的人》里的主人公高占峰就是这样的人。高氏，人称“秦(琼)二爷脱生的”。他南下从军后不久，就投入江南浩浩荡荡的难民之流。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后，他终日沉溺于家庭人伦与农田桑事，似乎消蚀了生命的锋芒，对故乡的凋敝与窘迫无动于衷。然而日军进攻县城引发了他固有的反抗冲动。他招徕乡民，与日本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端木蕻良的《风陵渡》中的马老汉也是一位因看不惯日军的暴行而义务充当了民族斗士的英雄人物。其他一些作家，诸如刘白羽、老舍等也在创作中涉及了一些讲义气的人物。作家们对义气的描写多放在社会下层人物身上，因为义气作为一种民间的不成文的处事原则在下层人物身上表现得最充分。其实，义气在某些具备良好文化修养的人身上同样存在。《四世同堂》中的诗人钱默吟，既有山林隐士的遗风，又有慷慨悲歌的侠肝义胆。目睹敌人的暴行，他放弃了隐士的生活，以传奇的侠义式的反抗行为与日寇进行着不屈的斗争。从传统观念上看，义气往往是作为应予肯定的处事原则，甚至有高于一切的倾向。但对义气应该作深一层的分析。当它有益于正气的张扬、历史的进步时，应予肯定;当它走向相反的方向时，则应该否定。在国人的生活里，“缘”是一个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观念，它已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缘”一词最初来源于佛学，本来有很精深的哲理;长期以来的辗转相传，已赋予它丰富的民间意义，与原来的佛理大相径庭。对于一般人来说，“缘”是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由一些外在的，不可预见的力量所预先决定或安排的。这样“缘”的观念就很简便地为人们用来作事后解释或合理化的工具。抗战时期的作家对于“缘”的描写多体现在写婚恋的故事中。婚恋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出人意料的聚散离合，而这正是“缘”在背后起作用的结果，因而在作家们看来，婚恋题材本身与“缘”最有缘分。我们注意到，写这类题材的作家大都有丰富的婚恋情感体验(如萧红)，作品常常把抗战的背景推得很远，然而却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吸引着读者。这里“缘”是一只无法捉摸的神秘的大手，它直接导演、操纵着人间的喜怒悲欢，抓人心绪。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冯二成子、翠姨都是失去缘的典型形象。无“缘”是痛苦的，事实上，有“缘”的人们，在过于阴暗的现实天幕下，也常常会走向情感的荒原。汪文宣和曾树生(巴金《寒夜》)本是多么有“缘”、多么美满的一对;然而，大后方“寒夜”般的阴冷与萧杀，加之个人性情的原因，最终拆散了一对有“缘”人。抗战文学中涉及“缘”的作品，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抨击着现实。作家们对于“缘”的描写，较多地联系着政治，体现出否定现实的思维指向。忍是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具有复杂的价值内容，既有消极被动的一面，又有主动性、积极性的一面。从负面内涵上考察，它强调个人在逆境中既然无能为力，就要暂时忍耐、忍受，显然蕴含着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的消极价值观。从正面内涵考察，它又表现出一种乐观、充满希望的心态。许多流行于民间的谚语即表达了这种意向。忍，这种处事原则对国民的影响不容忽视。考察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就会发现忍的负面影响明显强于它的正面影响。这种结果应当归结于儒家思想对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大辐射作用。儒家构想的社会模式强调等级的森严、秩序的井然。所谓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建立在等级低者对等级高者的无条件服从之上的。儒家思想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精神之柱，其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忍的负面效应。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争，呼唤奋起与抗争精神。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的忍，迫在眉捷。作家们无暇对忍的丰厚内涵作出全面的评判。他们从抗战的实际出发，认识到了忍的消极作用，因而在创作中给予了否定(当然问题并非如作家们想的那么简单)。

《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蔚祖虽则聪明漂亮，但却儒弱、忍让。他既想孝敬父亲，又迷恋妻子，陷于无法自拔的矛盾中，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忍受妻子(金素痕)的放荡，结果导致了他的发疯。《寒夜》中，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悲剧固然直接源于黑暗的大后方现实。但与二人性格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忍耐性不无关系。汪文宣明知家庭行将瓦解，却仍然勉为其难地忍受着妻子和母亲的不睦。他情愿接受一切打击与不幸，忍受着一切，这就使他走向了绝望。曾树生起初尚能容忍丈夫的儒弱和汪母的刻薄，后来便不能忍了，奋而出走。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打上了现代生活烙印的忍作了充分的描绘。祁家四代人，除了瑞全参加了抗日斗争外，其余的都留在城内，这些人中除了瑞丰外都还有良心。祁家的邻居，除个别人是民族败类外(如冠晓荷夫妇)，尚有民族情感，对日本侵略者表示痛恨。但传统文化中忍的熏陶使他们未能振奋起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他们在萎靡中期冀着“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到来，在苟且偷生中同受难的祖国母亲一起经历着心灵的“炼狱”。然而，到底是忍下来了。大部分的中国人是用他们的血肉打到胜利的，而这些沦陷区中的人们却是忍到胜利的。对此人们不能横加指责，因为他们也有可理解、可原谅之处。但其表现出来的历史的非主动性应该引起充分的警觉。在这方面作家们比较多的是从自己熟悉的较为狭窄的角度去表现。王西彦那些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短篇就是如此。《刀俎上》写了荣林爷这个忍者的典型被当权者捐税相逼而上吊的悲剧。以写农村生活见长的艾芜也有许多相似的反映。对恶霸的凶残、地主的刻薄没有反抗的表示，只有默默的忍受，其结果就像《乌鸦之歌》所描写的:要强占的，被强占;精神上还遭到难于忍受的打击，“我的表弟”疯了。

忍与麻木是联结在一起的。要在屈辱中萎靡度日，只可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如果觉醒了，倒生发了一种无路之苦、无论如何是忍不下去的。鲁迅为揭露国人的麻木开了先河。抗战时期不少作家走上了这条道路。萧红的《呼兰河传》对民众的麻木心态，以及由这种心态导演出来的愚钝行为，描写得生动而又令人心悸。女作家以审视的目光叙述了东北民间习俗，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人战栗的故事:小团圆媳妇因受了婆婆的虐待，日思夜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可她婆母说她病了。说病了又不去求医，去请人跳大神。跳大神的要这位“本来是十二岁，却长得十五六岁那么高”的小团圆媳妇当众一丝不挂地在缸里滚沸的热水中“洗澡”。他们把小团圆媳妇硬按在里面，仅挣扎了一会儿就昏厥了。这样的“澡”接连洗了三次。折磨与恐惧带走了小姑娘的生命。萧红的笔下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由麻木而愚昧而悲剧。麻木直接导致了悲剧的诞生。仔细考察抗战文学中所写的麻木，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揭示的范围较五四文学有所扩展，不仅有无知民众的麻木，而且更有知识分子的麻木。骆宾基在他描写战前社会生活的乡土小说中写了麻木的无知民众，在以抗战时期社会生活为背景的一些小说里又写了麻木的无知者。知识者的麻木不是以缺乏文化、愚昧无知为基础，而是令人窒息的现实加上进取心的消退造成的。他们明知这样不对，可又不得不这样。《四世同堂》中的种种忍耐，其实也可以看成是麻木的一种表现，不少人有民族感，有爱国心，可又离不开这座日本人占领了的城。老舍明确指出这种忍让、麻木是历史形成的。古老的北平，经历了无数帝王的更替，每个帝王都以为劳力者是治于人的。儒家学说在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抗战文学中表现得也较多，“孝”又是其表现之一。

怨愤：屈原以来的迁谪文学传统

迁谪（或谓贬谪）文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注：或以为源于《周易》、《春秋》，或以为起于《诗经·小雅·四月》，又或谓当从屈原始，严格意义上的迁谪文学当以后说为是。），但以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迁谪诗人，则是众所公认的。屈原遭谗被逐，而始终抱穷守志，伏节死直，忠君爱国，尽心竭智，为后来的迁谪诗人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他那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惧和极度的愤忿，为后世的迁谪文学奠定了传统的基调。从现存的二十余篇赋看，篇篇充满着恐、悲、伤、哀、怨、愤、忿，郁邑、愁苦、伤怀、永哀、忧心、轸怀、郁结、烦冤、怛伤、惨郁等字眼，可以说忧思与怨愤是屈原迁谪之作围绕的核心与主题。他忧，忧楚国之倾危，“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忧年岁渐老，功业无成；“恐美人迟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忧小人占先，闭塞言路，“恐导言之不固”（《离骚》）；忧国势削弱，哀“民生多艰”（《离骚》）。他怨，怨怀王听信馋言，不辨忠奸，“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信馋而齑怒”（《离骚》）、背信弃义任性多变，“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不察实情亲奸远贤“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惜往日》），“与余言而不信兮，益为余而造怒”（《抽思》）；怨世道不公，世风浇薄，善恶不分，嫉贤妒能，“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离骚》）。他愤，愤斥党人苟安偷乐，祸害国家，“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离骚》）；贪得无厌，嫉妒成性“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结党营私，残害忠良，“邑犬之群吠兮”（《怀沙》）、“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颠倒黑白，悖理枉法，“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谄谀献媚，伪装作态，“外承欢之＠①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哀郢》）。他甚至激愤地表示心底的绝望，要弃国而去，离都出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忧、怨、愤，既是屈原流放生活中的情感特征，也构成了屈原迁谪文学的核心内容。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相倚相生的辩证关系和逻辑联系。忧而生怨，怨而生愤，怨愤之发便形成了《离骚》，形成了屈赋，形成了迁谪文学。这正如屈原在《惜诵》开篇中所说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怨愤精神是屈赋的灵魂，是迁谪文学共同的普遍特征。尔后千年中，迁谪诗文多不出此范围。

西汉贾谊，贬为长沙太傅。长沙乃卑湿鄙俚之地，湘水乃屈原投江之所，谪住于此，自以为寿不得长，故引屈原自喻，追怀伤悼，写成了《吊屈原赋》、《fú＠②鸟赋》、《惜誓》、《旱云赋》诸篇，宣泄他深沉的忧惧与怨愤：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③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以上《吊屈原赋》）

“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所贼”。“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以上《惜誓》）。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fú＠②鸟赋》）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文学发展迅猛。在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文学新现象面前，传统的文学批评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适应新形势，面对新变化，传统文学批评一方面要坚守文学批评的使命，引导文学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一方面须调整自身的不合理因素，适应时代的变化，必要从大众文学批评中提取可借鉴的因素。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学批评；网络文学；大众文学批评

2009年4月，全民参与的选秀运动——“快乐女声”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一路被评委看好的实力唱将郁可唯最终杀进4强。但在这之后4进3的比赛中，输给李霄云，位列第4。“快乐女声”评委之一巫启贤于8月25日在其博客中发表文章“快女四强，是强”中谈到郁可唯的失利时说，她“虽然把《玫瑰人生》唱得如痴如醉，却让一个把《斗牛》唱得普普通通的李霄云P了下去，虽然我们很痛心，好音乐又一次败在热闹激情的手下，但是因为这比赛不只是有专业评委，还有大众评委的投票左右大局，他们可能是因为选手的一句话，一滴泪，或一个故事就会把票投过去，而跟选手的演唱表现毫无关系，时常令我们有一种挫败感。”在“快乐女声”这样一个商业化色彩浓重的选秀节目中，我们不排除大众被商业利益操控的嫌疑，但巫启贤谈到的“专业评委”和“大众评委”的差别却是指出了精英与大众在面对艺术对象时的关键不同。大众常常因主观感情的偏好等因素而在对艺术对象进行审美判断时加人更多个人化的因素，而专业精英则更注重理论、技巧的运用，更具学理化色彩。艺术如此，文学亦如此，这最明显地体现在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关系上。

90年代以来，《第一次亲密接触》、《告别薇安》、《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涌现出来。2008年11月，中国作协指导、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与中文在线联合举办了“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这次活动集中了《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长篇小说选刊》等20余家文学名刊的资深编辑参与审读和评点，最终推出十部网络文学佳作。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网络文学，正如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网络文学研究专家欧阳友权所说：“这个一度连‘正名’都困难的‘野路子’文学，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进了社会的文化视野，步人了时代文学的殿堂。”在福州参加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作协主席铁凝、副主席陈建功也认为，网络文学的兴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铁凝说，网络文学的兴起，颠覆了纸质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它是一个完全平民、自由的平台，给每一个喜欢写字的人以相对平等的机会。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文学现象。相对于掌控在少数统治者或精英人士手里的传统文学，网络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及文学批评像现在这样繁荣这样无拘无束。

但是，一些学者在众生喧哗中提出质疑。白烨在《文学批评的声音太弱了——有关文坛现状的问题与建言》中明确指出：我国当代的网络文学实际上处于“无监管、无批评、无引导”的“三无状态”。网络文学这样一个新生的事物，由于其充分的自由：参与主体身份的自由、“说什么”的自由、“怎么说”的自由，以及网络技术造成的文学环境的极端宽容，促成了这样一个喧嚣与热闹的文学景象。在网络上常见有高水平的作品出现，但一些文学水平低、思想道德水平低的作品也混杂其中，甚至由于商业化、社会化等原因引起了媒体和大众的热捧。在网络文学的鉴赏和评判中，大众由于充分地参与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而他们，如同巫启贤所说，“可能是因为选手的一句话，一滴泪，或一个故事就会把票投过去”，他们更关注选手或作品的“切身相关性”，而忽视一部文学作品应具有的文学价值。因此，本文认为，网络文学迫切需要文学批评，尤其是传统文学批评、专业文学批评的引导，使其及时准确地调适自己前行的路标，以便用业绩和品质历史地证明自己。

[摘要]近年来教育教学方面的新变化导致高校对线上课堂的需求不断加大，这也是未来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传统教学要适应新的课堂模式而发生改变，特别是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必须调整心态和教学方式，尝试课堂翻转；将知识输出与自学讨论相结合，强化能力训练；做到有效互动，延伸课堂时空，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内在动力；重视体验，采取多种手段将虚拟想象与真实融会贯通。

[关键词]线上课堂；教学方法；互动；体验

2019年9月教育部的《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指出了本科课堂教学发展的新方向：“着力打造一大批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线下、线上、线上线下混合、虚拟仿真和社会实践‘金课’。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探索智能教育新形态，推动课堂教学革命。”在传统的师生面对面的线下课堂和近十年开始发展的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逐渐合流共存、互促发展的当下，教师需要在实践中边学边研究，总结出适应网络教学、提高课堂质量和智能教育新形态发展需要的经验和方法。网络与软件等问题通过不断改善、试验和筛选都可以很快从技术层面得到解决，而对于离开了面对面交流的师生来说，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如何提高线上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并且为以后的混合模式教学做出有益探索，打下良好基础。在教学方法上，以下几个新变化是需要重视的。

一、选择合适网课平台，调整教学心态与教学方式

教师们对于网课软件的基本和最核心要求有两个，一个是平台稳定，网络通畅；一个是最大限度还原线下课堂状态，特别是互动性和仪式感。在隔空对话的课堂上，保持及时有效的互动沟通与对知识和学习的敬畏及尊重是非常必要的。需要选择既能提供即时交流和资料共享的功能，又能保证学生们完全参与到课堂中来的平台。教学心态及方式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在不能及时通过眼神和表情甚至肢体动作来确认教学效果的情形下，教师如何完成独角戏式的演讲教学，并且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导他们通过讨论和自学达到好的学习效果。首先要做到的是营造出课堂仪式感氛围。比如按时上下课即一个信号：虽然没有教室，没有铃声，但是教师和学生都要遵循课堂基本规矩。其次需要在讲课过程中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并调整自己的授课结构、语速等，以多种方式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帮助他们尽快融入课堂学习氛围。线下课堂中教师可以随时调动学生，甚至可以通过“表演式”教学取得一定效果。而线上课堂中，网络带来的时间滞后性以及彼此所处的“虚拟”状态对师生交流产生很大影响，因此，需要了解和挖掘网络授课的优势，尽可能扬长避短。教师需要充分备课，所有内容都要规范精熟，表达要精准简练。网课的优势之一就是方便学生回看复习全部内容。教师讲课过程中的口误在线下课堂也许不会引起注意，但在网课上哪怕只有一个字错了，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时，课件的制作也可以更多利用互联网优势，有效拓展学习范围。此外，教师还应充分利用大数据来统计学生学习情况，及时把握学生学习状态的差异，及时了解学生学习动态，收集学习反馈，以便调整教学方法和提升教学质量。

二、课堂部分翻转，知识输出辅以自学讨论，强化能力培养

［摘要］随着全球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汉语言文学学科具有特殊的人文性，承担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在教学过程中，重点要从教学内容的内涵上修炼内功，培养学生文化内涵和文化自信，从而提升高校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教育质量。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传统文化；文化自信

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任务迫切

围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这为新时代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总的方向。中华传统文化5000年的积淀令世界瞩目。仓颉造字开始，从甲骨文到楷书、行书，将中华文化代代传承。从《周易》《山海经》，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涉及教育学、自然科学、文学、美学、医疗、体育等各个方面，涵盖了文学、史学、哲学、经学、医学各个学科，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2]。随着全球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一方面，极少数民众“哈韩”“哈日”崇洋媚外，对中华传统文化不感兴趣，正在丢失人文素养，丢失文化自信，在高校大学生中有所表现。一些传媒平台内容庸俗，拜金、享受将道德、仁义替代；代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优良品质的节日在青年学生中变得陌生。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突出优势让世界各国掀起了一股追求和学习的热潮，单就孔子学院而言，有12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76所孔子学院[3]，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正当其时。

二、高校汉语言文学教学承担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

说：“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4]这是总书记对汉语言文学教学提出的要求，即“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教育引导学生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汉语言文学学科承担着对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进行研究和传承，培养具备良好人文素养，初步掌握语言文学研究工具、方法的能力，能更好地宣传优秀文化的人才的重任。汉语言文学学科所授课程几乎都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直接联系。例如《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充分发挥了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作用，将文化的传承、演变汇聚其中[5]；而语法、词汇等基础知识就是理解吸收传统文化的重要工具。例如《写作》就是培养学生利用语言文学工具投身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投身到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工作。高校汉语言文学学科应发挥其特有的人文性，担当起宣传、传承传统文化，树立全民族文化自信的职责和使命。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者，要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目标，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在教学过程中传承和渗透，提升学生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让中华文化瑰宝实现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