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范文10篇

全球化已经是一个逃不掉躲不开的趋势了，全世界讨论的，已经不再是全球化的可能性和为什么的问题，全球化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已经逼迫我们去面对，面对新的世界，同时面对我们自己，到底处在这个所谓“地球村”中的我们，有个什么样的昨天。

李慎之先生生前一篇文章里分析得很透彻，全球化，实质就是美国化。在我看来，美国化，不是西化，西方文明与美国文明不是同一的概念，西方文明是一种根源于基督教文明，伴随工业化一同发展的现代文明，而美国文明应该是西方文明在美国这个独特土壤上新发展的产物，这个提法在主流思想界还没有出现，但我看来，将成为全球化主流思想形态的，应该是美国式西方文明，这不是我对强势西方文明的吹捧，而是对现实的承认,所谓的多元化，将只能在他的允许范围之内存在。

美国化的西方文明不像传统基督教文明一样强调界限和差别，不鼓吹优越感和殉道精神这些新教伦理的标志性内容，它吸收了传统自由主义对自由和民主的主张，同时沾染了移民国家多元和宽容的精神氛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种文明自身也将发生改变，将会有不同的东西融入，当然，前提是融入的文化不能对他的固有体系造成威胁，并能为之顺利地吸收和消化。

在全球化的实现过程中，这种文化将强迫各民族在它的体系内部和他的话语系统内反思自己的历史，这将对各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所以，未雨绸缪，为这种转变做好准备，防止民族历史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消解和解构，是一个前瞻性的必要工作。

按照“文明冲突论”的分析，这个世界在文明内核的角度上，可以分成基督教文明区、伊斯兰文明区和儒家文明区三部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三个文明区都将接受文明的冲击，其中的基督教文明区，虽然与将实现全球化的文化同源，但异质的成分还是很多的，更何况基督教文化区内部也有多种的文化差别，这也是为什么法国知识界反全球化势力强大的原因之一，保存法国的传统文化，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主张，但同样反全球化的左派和右派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同的，左派对传统文化也同样进行抨击和解构，而右派，则倾向于保护，右派对固有文化的保护和坚持主张更易走向极端，新法西斯势力在欧洲的产生就是一个走向极端的结果，与老法西斯不同，新法西斯针锋相对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全球化和外国移民。在中国的情况似乎是相反的：左派分子和为民族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和历史又毫无保留地捍卫的倾向，而自由主义则致力于反思和批判。

中国新左派中人对“封建”一词已经不予承认，因为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坚持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四阶段论实际是苏联史学的产物，而非马克思的史学观点。在中国历史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封建”社会应该截止在周，其后两千多年中国就并不是所谓“封建社会”，由此，封建社会都没了，封建文化残余还“毛之焉附”，反封建也就更失去了理论基础，这其中对语义的偷梁换柱是明显的，左派和为民族主义分子致力于这样一项工作：努力通过解释的手段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扭曲，使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和吸收西方文明，已造成这样一种结论----西方的东西，中国早就有，“我们那时，比你阔多了”。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传播、传递、改变和发展的过程，借助学校、家庭、大众传媒等方式完成。传统社会亦有一套传播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准则的机制，它由家庭、学校、政治、录用、宣讲、表彰、祭祀等环节构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表彰这一形式极富特色，且至今尤有生命力，故以汉、唐、宋、明、清的褒赠史实为契入点，进行理论分析。

一、表彰的内涵及对象

现代意义的表彰即表扬之意，但起初是“表”和“彰”分别表示：《荀子·大略》载：“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闾”，商容是殷代贤臣，不受重用，周武王刚取代殷王统治就表扬他；《周书·毕命》曰：“彰善瘅恶”，彰是彰显、褒扬。“表”与“彰”都是为了显贤扬善，二者连用最早见《汉书·武帝纪赞》：“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意为突出，延伸为表扬之意，如《晋书·王导传》载：王导“德重勋高”，“诚宜表彰殊礼”。后世使用表彰时多延用引伸意。历史文献用来表示表扬意义的还有“旌（表）”、“扬”、“嘉”、“褒”、“显”、“励”、“劝”等诸多词语，其意与表彰相近。

古人云：“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注：《唐会要》卷45《功臣》。），“崇贤旌善，王教所先”（注：《南史·刘穆之传》。），认为表彰之制自古有之，是教化的首要任务，因此才有那么多的褒赠故事见诸史书野话。那么传统社会是以什么为标准衡量人们当否受表彰的呢？

《左传·僖公十四年》：“以志吾过，且旌善人”；《风俗通·正失》曰：“世俗褒扬，言其德比成王。”显然，“善”与“德”是表彰的依据。在传统文化里，“善”、“德”属伦理范畴，与忠孝节义等同。《周书·毕命》曰：“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孔（安国）传：“表异其居里”；孔颖达疏证：“表异其居里，若今孝子顺孙节妇义夫，表其门闾也”。后世的注点出了表彰对象，即忠臣义士、孝子顺孙、节妇义夫”。地方官说要将“孝子、义夫、节妇为乡里所称者”，“条析以闻”，上报朝廷（注：《宋史·礼志》。）；明代叶伯臣认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末而不暇举，所谓宣异德化安在哉？”（注：《明史·叶伯巨传》。）清雍正帝也多次“命举忠孝节义”（注：《清史稿·孝义传》。）。把察举旌表忠孝节义做为政治事务强调，促使人们争做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传统社会的表彰不论怎么强化发展，到清末也没有突破忠孝节义组成的衡量框架。

二、表彰在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即便是在今天，城乡边际虽已模糊，但13亿人口中，农民人数依然占了多数。更为重要的是，广大的农村人口大多数生活于农耕文明传袭下来的传统中，即养儿防老，缺乏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保障。新农保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型养老观念，配置出一种新型的、普适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普惠性的制度体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生态，是社会进步。

按照这一农保制度的要求，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一个都不能少，实现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以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

按照指导意见，新农保的试点将于今年启动，试点覆盖面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在全国普遍实施，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至于养老金待遇，则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支付终身。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这意味着，这一制度将使农村中的每个老人都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制度性老有所养。

这一制度和先行一步的城市社保制度对接，将形成一个完美的社保覆盖网，惠及全体国民。

从文化传统而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传统养老观念的升华。大同社会是中国儒家宣扬的最高理想社会，体现在社会保障上就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但是，这样的理想一直都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因为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明清时代，统治者根本匮乏执政为民的思想，更没有公共财政的概念。因此，对于小民，统治者只有“皇粮国税”的榨取，哪有国家财政去反哺民众？2006年，中央取消农业税，中国农民背负数千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这是传统的消解；而新农保制度的筹划成行，则是农民权利的确认和解放，使中国社会从城乡二元结构的权利不对等蝶变为平权普惠的公民社会。

就现实意义而言，新农保不仅实现了社会公平，而且有助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难题。据统计，中国社会60岁以上的老人人数早在2005年就达到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相比西方国家的“先富后老”，中国老年化社会是尴尬的“未富先老”。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施行，靠子女养老已经是不可能的社会现实。在此情势下，必须有可靠的社保制度支撑，实行“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才能破解这一难题。相较于城市，农村养老的问题更为严峻。新农保制度，为破解农村老龄社会的挑战提供了有效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大力拓展农村市场，激活内需消费能力层面，农村市场是现在和未来的主战场。按照经济学常识，只有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居民才敢于消费。就此而言，新农保制度也是提振农村市场消费能力的催化剂。

自唐宋以来，清明节是整合了寒食节和上巳节的一个大节日，其习俗活动之丰富在中国传统节日中足以和春节一比高下。这里我们把其传统习俗分为三大部分：祭祀、春游、饮食。

（一）、清明节的祭祀活动

清明节是中国三大鬼节之一（另外两个鬼节是七月十五、十月一）。“鬼节”即是悼念亡人之节，是和祭祀天神、地神的节日相对而言的。

清明祭祀的参与者是全体国民，上至君王大臣，下至平头百姓，都要在这一节日祭拜先人亡魂。从唐朝开始，朝廷就给官员放假以便于归乡扫墓。据宋《梦粱录》记载：每到清明节，“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墓，以尽思时之敬。”参加扫墓者也不限男女和人数，往往倾家出动。这样清明前后的扫墓活动常成为社会全体亲身参与的事，数日内郊野间人群往来不绝，规模极盛。

祭祀的对象。作为鬼节，清明之祭主要祭祀祖先和去世的亲人，表达祭祀者的孝道和对死者的思念之情。清明节属于鬼节而通常不被冠以鬼节之名，就在于它所祭祀的主要是善鬼、家鬼，或亲近者的亡魂，重在表达孝思亲情。另外两个鬼节则连恶鬼、野鬼也一并祭祀，重在安抚鬼魂，不让它们作祟。[4]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地方也有清明节祭祀其他鬼神的做法。上海旧俗就有在清明节举行的专祭厉鬼的祭台会仪式，祭祀那些饿鬼、幽鬼孤魂，防止它们成为恶鬼作乱。这种祭台叫祭厉台。旧上海还有清明节的前一天迎请城隍神的做法。在清明节这天，城隍神要坐大轿出巡祭厉台，以赈济安抚孤魂野鬼，其场面十分盛大热闹。[5]

祭祀的时间。清明祭祀在清明前后，各地有所差异。旧时，北京人祭扫坟墓不在清明当天，而在临近清明的“单日”进行。只有僧人才在清明当天祭扫坟墓。[6]浙江丽水一带则在清明节的前三天和后四天的范围内扫墓，称为“前三后四”。[7]在山东，旧时，多数地区在清明当天扫墓，少数地区如诸城，在寒食这天扫墓，有些地方在清明前四天内扫墓；现在，一般都在清明这天去扫墓。[8]晋南人则将扫墓的时间分为两次。一次在清明前几天，是各家分头去扫墓。第二次是在清明当天，一个村里同姓的各家派出代表，同去墓地祭祀共同的祖先。上海人扫墓时间，新坟旧坟有别。凡是新近过世的，过了七七四十九天而没做过超度法事的，要在清明节这天请僧道诵经做法事或道场。如果是老坟并已做过法事或道场，扫墓不一定在清明当天，可以前后放宽些，但不能超出前七天后八天的范围，俗谓：“前七后八，阴司放假。”意思是过早或过迟都会失灵。[9]

[摘要]由于马恩重物质生产轻人自身生产，误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作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误导了传统社会主义,加之传统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误读”，所以失败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避免了“误读”和“误导”，获得了成功。堪称正宗的社会主义。

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哪一个更正宗？

[摘要]由于马恩重物质生产轻人自身生产，误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作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误导了传统社会主义,加之传统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误读”，所以失败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避免了“误读”和“误导”，获得了成功。堪称正宗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按父亲血统下传的继承制

谢韬先生的大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1)发表以后，在理论界引起大讨论。笔者也谈点自己的看法：对于谢韬先生的一些观点，——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否定武装夺取政权等，表示坚决反对；而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却是举双手赞成。

一、关于社会主义概念

[摘要]由于马恩重物质生产轻人自身生产，误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作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误导了传统社会主义,加之传统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误读”，所以失败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避免了“误读”和“误导”，获得了成功。堪称正宗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按父亲血统下传的继承制

谢韬先生的大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1)发表以后，在理论界引起大讨论。笔者也谈点自己的看法：对于谢韬先生的一些观点，——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否定武装夺取政权等，表示坚决反对；而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却是举双手赞成。

一、关于社会主义概念

在很多批驳谢韬先生的文章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称谓的社会主义不加以区分，以为它们是一回事。其实在马恩著作中如果社会主义前面不加定语（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用的。而我们今天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是和共产主义相区别的概念。被认为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2)，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其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1908年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一用法）。而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别称（本文凡是没有定语的社会主义指称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二、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本意的社会主义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而当代高校大学生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发展相结合，并在社会实践视域下展开相应的传播与发展路径研究。社会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本文在“5W”传播模式的理论基础上，围绕高校大学生在社会实践视域下的理论宣讲、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和预就业实习四个方面展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发展的路径研究，为坚定高校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以及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

关键词：社会实践；传统文化；“5W”传播模式；路径

一、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概述

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而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如今，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继承和传播是当代社会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大学生社会实践从狭义上来讲，主要是指高校学生走出校园，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走入社会、认识社会、服务社会，使学生在接触社会环境过程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一系列物质和精神活动的总称。当代的大学生社会实践主要形式包括理论宣讲、社会调查、学习参观、生产劳动、社会服务、预就业实习等。传统文化的发扬和传播离不开社会实践，通过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方式来传播和发展传统文化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同时传统文化在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可推动社会实践内容及形式的发展。两者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应遵循于传播学的基础上进行方式或路径的创新。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曾提出“5W”传播模式，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传者和反馈。可在此理论模式的指导下，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路径研究。

二、高校成立工作室助力传统文化传播与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当下我们要去做好的一件事情。隶属于广东培正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下的传统文化工作室以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从设立以来开展了超过50场关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中，大学生为“5W”传播模式中的传播者，受传者则是接受文化教育、参与文化知识普及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社区居民以及广大青少年，传播的讯息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这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播与发展，坚定大学生文化自信，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以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结合当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和传播发展的意义，以及社会实践可推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加深宣传和传播力度的作用来看，本文结合广东培正学院传统文化工作室举办过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展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路径研究，主要围绕理论宣讲、生产劳动、社会调查和预就业实习这四个路径展开阐述，而这四个路径亦为“5W”传播模式中的传播媒介与渠道，以此为进一步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路径思考与借鉴。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传因素，深深融入到中国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双重作用。系统考察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积极作用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现实考察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从文化哲学视角对传统文化的生活价值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和探讨。

关键字：传统文化现代社会价值

一、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

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E·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1]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发生“错位”，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二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因而现代生活中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尽管现代生活仍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但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拷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发展；四是现代生活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这或许可以用错位——继承——发展——丰富来表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摘要：消费社会的出现，使人们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转化，从而对习武之人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试图厘清消费社会与传统武术之间的潜在内涵和外延，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同时，传统武术的消费价值亦随之提高，受众者消费观念发生变化时，文章通过对“自我孕育”的传统武术本质和内涵、自我调节的传统武术消费价值以及自我拓展的传统武术表演特性，明确传统武术在消费社会下应合大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关键词：消费社会;传统武术;使用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的逐渐提高，受西方消费文化影响，在人们物欲膨胀的态势下，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过度，与原始社会的消费相比，现代化社会的消费文化由物质消费发展为精神消遣，在生产社会时期，似乎对某些物质的消费没有一点保留，人们在懵懂中顿悟对物质的需求。消费社会的形成对武术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在消费社会中彰显武术的技击价值，例如镖局的产生，是通过其技击价值对武术进行消费。通过镖局价值的技击方法来达到消费的目的，方法向目的的过渡，不过是对方法的层次建构彰显出来的圭臬，传统武术消费价值向消费符号的转变，在一定层面上可以说是传统武术统合动作质量、动作演练的彰显和构筑而形成的文化链条。启迪传统武术在时空中的外在器物形式，流露着传统武术的初生本色，浮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并且传统武术套路在完成的过程中，需要剖析身体行为对时空的耕筑和缔造，进而静悟其文化生存状态，辨析传统武术套路所营造的消费职能。

1消费社会中传统武术内涵和本质的消费价值

“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的不仅是某个商品，更是对想象中的文本情景比如说生活品质，社会阶层的消费”。[1]透视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人们快节奏生活的界定以及精神满足的缺失，在一定层面上不得不探寻满足精神耕筑的文化内质，例如两年一届的“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的举办，不仅是对传统武术的文化传承和扩布，亦是对人们生活品质的肯定，更是对传统武术成为消费符号的层次构建，使人们在竞赛中感受传统武术的文化魅力，并且在竞赛规则中，透露着武术作为商品的思想内涵，辑录武术商品的消费价值。“对武术商品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物质层面，一定要从中国武术的外显层和核心层来探究武术商品的本真。”[2]在传统武术竞赛规则中所体现出来的消费价值，主要是对传统武术愉悦身心、修身养性的遵例。在动作质量方面，保留传统武术的技击性，满足消费主体的主导地位。“武术套路竞赛规则是衡量动作质量的标准”[3]在竞赛规则中融入对动作质量的衡量，综合各种身体行为构筑标准，通过技艺传承的积建，对套路生产进行社会分工，使其逐步地朝公用化发展，增强其消费的符号意义，有效地对武术套路体系进行规约。并且对于动作质量的评定体系的构建，是对其技艺完成规范的比较，是在受众者的内隐记忆中所进行的主体实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套路规范化形成的必然结果，更是对其作为商品展现的符号价值。随着现实社会对历史记忆的沿袭，越来越多武术文化的扩布，身体符号显现愈加明显，实际上，以套路竞赛为中心的武术统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在战争减少后武术发展朝向的关键问题，促进武术在社会大众的发展，彰显其养身健身的内在动力机制，保留传统武术的行为内涵。“行为是生命的特征,是躯体与灵魂的表征。我们看到,武术作为灌注生气与活力的东方特有传统体育项目,其无时无刻不在演绎着生命的乐章。”[4]鉴于动作质量与身体行为的体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习武者对身体行为的规约和贯习，因此在对动作质量进行评价承担着武术竞赛的整体理念，占竞赛总分的一半。身体行为作为人们潜在的肢体语言，通过身体行为向外界传达习武意图、识别动作情绪，在竞赛中通过对动作主导地位完成规范的非语言线索进行价值判断，寻觅武术传统文化内质，通过竞赛规则保留传统武术的本根。同时武术竞赛应合消费者对武术技击的精神需求，使消费者在观看竞赛的同时感受审美体验，并且传统武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是受众者的精神消费产品，其发展与传播离不开消费主体的支持。在跌宕激烈的竞赛中，构成竞赛体系的不仅有运动员和评定者，还蕴含着为完成动作所需要的硬件建构，在科学的训练体制下，对于训练场地（环境）的质量遴选亦需要进一步讨论，动作完成需要时空的建构。构成这种时空价值体系，不仅需要竞赛参与本体对其进行划分，而且还通过对空间建构的透视，寻觅竞赛时空的严谨，以对武术套路的时空分析方法对武术动作质量体系进行分析，来发现武术动作时空构建的基本规律、基本价值以及消费热点，进而在对动作时空规范的否定之否定中对动作质量进行规约，从而解决武术动作质量体系的真理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淡化传统武术文化体系的本体价值，而且在精神层面缺乏本体价值填充的传统武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失去原本的攻防技击而变得单一化，也可能会因为缺少传统的动作规格而异化，最主要是失去消费群体的支持会禁锢武术的消费体认，从而导致武术发展受到禁囿。

2消费社会下传统武术演练的消费价值

我们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既要有人类社会理想的共性，也应该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才不至于使和谐社会失去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

首先，要从认识上高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不管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涵义和标准做怎样的理解，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和谐社会概念既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又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在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应该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使和谐社会构建有历史的和文化的根基，才能彰显和谐社会的中国特色。

其次，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方面去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关于什么是和谐社会，人们多从现代的角度进行阐释。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既然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那么从传统文化方面认识和谐社会的内涵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内涵。作为传统哲学范畴的中庸，其完整意义包括中、和两个方面。“中”表示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反映达到理想的目的。《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执中致和”，就是通过正确方法，实现美好理想，达到事物发展的最佳境界。故此，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的各种要素相互协调，社会结构合理，社会运行有序，社会中的各种事物具有良好的生长和发展环境的社会。“和”的本义是风调雨顺。《说文解字》中“和”也写作“咊”，从口禾声，从口表示入口的食物或发自口中的声音。禾声，则反映它来源于农作物之禾。只有风调雨顺，禾苗才能茁壮成长并喜获丰收，所以殷周时期有大量向天帝卜禾的记录。从此来看，“和”也就是顺。和谐社会应该是人各得其所，地各得其用，物各得其流的社会。《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又说，因为“和”字流行，从而使得“盉”、“龢”二字皆废，这说明在上古时期，“和”也写作“盉”、“龢”。五味调和曰“盉”，五音调和曰“龢”。“和”用调味器“盉”与乐器“龢”作为象征，说明“和”的状态不仅要让人感受口味好生理上的快乐，还要悦耳精神上的愉悦。因此，和谐社会不仅仅在于它的物质意义，更在于它的精神意义，不仅要物质丰富，更要让每个社会成员之间互相认同和接纳，身心愉快。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从有若的话来看，以“和”为原则的人际关系在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的前提下，融入了亲亲意识，在身份和等级不能完全消除的情况下，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人之间，用亲情、友情、温情连接着。所以从伦理的角度看，和谐社会又应该是一种充满仁爱，到处洋溢着温情、善良和互相帮助的社会。虽然古代的“和”没有反对等级和差别，也没有指望消灭不平等，反而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等级和差别的合理性。但孔子又说“君子和而不同”，用“和”与“同”相对立，否定了单一排他所造成的发展机能萎缩。所以“和”又有反对绝对同一，反对简单服从，主张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化的意义。因此，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思想活跃，包容万芳，多种文化共存的社会。

其三，要重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建立理想社会提出的许多精辟的论述和设想。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多种社会和谐的设想，如儒家的“天下为公”理论、“大同之世”理论，道家的“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理论等等。他们从不同侧面，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社会和谐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人际关系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着力要解决的，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这部分内容的现代价值值得深入发掘。在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念里，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儒家讲人伦的和谐是依靠礼乐制度来保障的。重视道德教化、纲常名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强调道德自觉与追求理想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而孔子的仁礼学说，孟子的性善主张，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起点。“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些修身立德的金玉良言显然具有其普遍长久的价值和意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道家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空间。老子把“小国寡民”作为他的和谐社会理想，庄子所构想的和谐社会里，有“至德之世”、“建德之国”、“至治之世”等等。在老、庄这些理想的和谐社会之中，人的文化本性同样被充分地解构，剩下的只有人的自然本性。人生以回归自然为主要目的，人摆脱了一切文化的羁绊，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万物融为一体。这样，在道家看来，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对自然的顺从，并把自我意识看作是不和谐的根源，是自我意识造就了自身与自然的对立。这种取消自我意识与物融为一体的和谐，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但道家的和谐观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借鉴。

其四，我们还应看到，在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虽不乏其例，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农民起义也屡见不鲜。社会不和谐及社会动荡的原因何在？我们既要从正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还要认真地从反面探讨中国历史上社会出现不和谐的原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代思想家的许多“盛世危言”及他们对社会不和谐状况及其原因的指陈和披露，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参照和历史教训。在这个意义上讲，要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对此进行总结和研究也很有必要。总之，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探索中国历史上社会不和谐的原因，对我们今天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工程成功与否，还有待于诸如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社会的建立。正如总书记在阐述“和谐社会”的特征时所强调的，我们今天着力构建的和谐社会首先是要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显然极具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