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贳权制度范文10篇

[内容提要]传贳权是韩国特有的一项不动产物权制度，而典权则是中国特有的一项不动产物权制度。韩国立法者在规定传贳权时，除了尊重民间的传统习惯外，作为外国立法例还主要参考了1929年的中国民法典和1937年的伪满洲国民法典的典权制度。由于典权和传贳权均源于东方法律文化，不难看出两者在性质、内容以及功能上，颇有相似之处。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传贳权在韩国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典权在中国则日趋衰落，并逐渐退出现代社会生活。

[关键词]传贳权典权担保物权用益物权/习惯法

[正文]

一、引言

我国民法界普遍认为典权为中国特有的不动产物权制度。曾经有一段时间，民法界围绕正在制定中的民法典或物权法是否要规定典权而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后来学者建议稿（注：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306页。）及2004年10月的“第二次审议稿”（注：2002年12月，人大常委会对民法典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其中第二编为“物权法编”，本文称之为“第一次审议稿”。）均采纳了典权制度，但2005年3月审议并于同年6月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第三稿）却删除了典权，其理由及详情不得而知。（注：据2005年6月29日中国青年报电子版报道，草案二次审议稿对典权、让与担保作了规定。有些常委会委员提出，我国传统的典权制度已经消失，目前开办的典当行实际上办理的是“当”动产的业务，并未办理“典”不动产的业务。让与担保主要涉及动产担保，而我国对动产担保已经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因此，物权法对典权和让与担保可暂不规定，如果以后确有需要，可再行研究。）从目前立法态度的动摇及学界争论的内容来看，很难判断典权在中国的最终命运。然而，值得关注的是，韩国法学界则一致认为传贳权（注：“传贳权”用语为韩文汉字，以中文解释很难理解其含义。我国学者将韩国的传贳权译成典权，但毕竟二者非指一物，况且韩国学者一致认为传贳权为韩国特有的法律制度，故本文使用原用语。“传”与“典”的韩文发音相同（念zen），究竟为何使用“传”不得而知，有学者怀疑其渊源于“家舍典当”，有可能是“典”的音译。[韩]尹大成：《韩国传贳权研究》，三知院1988年版，第79页。）为韩国固有的物权制度，并且以此为由，韩国法学界及实务界极力主张承继和发展该传统法制。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典权制度在韩国法学界仍居于比较法上的重要地位。（注：这方面主要学术研究论文有：[韩]李银荣：《关于中华民国典权的研究——与我们的传贳权比较》，载《现代民法的诸问题》，博英社1981年版，第382～402页；[韩]金大圭：《关于中华民国典权的研究——与我国的传贳权比较》，博士学位论文，圆光大学研究生院，1984；[韩]尹大成：《传贳权的比较法考察——满洲国民法典的典权对传贳权的影响》，载《现代民法的诸问题》，博英社1987年版，第103～132页。）与之相反，如今在我国，典权制度却面临将要被遗弃的局面，更谈不上承继和发展。韩国民法在继受近代民法之前主要受中国法影响，因此除了传贳权的立法过程之外，旧韩国末期传贳习惯的形成究竟是否也受中国古老的典权习惯之影响，学界尚未有定论（此部分属于法制史研究范畴，而且也超出了笔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因而在此不予讨论）。但是，鉴于我国民法学界对传贳权的认识尚处于较陌生的阶段，深入研究者更是寥若晨星的状况，本文拟围绕近来国内法学界对典权问题的争论焦点，从实体法角度介绍在现代韩国社会仍具有生命力的传贳权制度，供国内立法界及学界参考。

二、韩国传贳权制度概述

[内容提要]传贳权是韩国特有的一项不动产物权制度，而典权则是中国特有的一项不动产物权制度。韩国立法者在规定传贳权时，除了尊重民间的传统习惯外，作为外国立法例还主要参考了1929年的中国民法典和1937年的伪满洲国民法典的典权制度。由于典权和传贳权均源于东方法律文化，不难看出两者在性质、内容以及功能上，颇有相似之处。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传贳权在韩国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典权在中国则日趋衰落，并逐渐退出现代社会生活。

[关键词]传贳权典权担保物权用益物权/习惯法

[正文]

一、引言

我国民法界普遍认为典权为中国特有的不动产物权制度。曾经有一段时间，民法界围绕正在制定中的民法典或物权法是否要规定典权而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后来学者建议稿（注：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306页。）及2004年10月的“第二次审议稿”（注：2002年12月，人大常委会对民法典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其中第二编为“物权法编”，本文称之为“第一次审议稿”。）均采纳了典权制度，但2005年3月审议并于同年6月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第三稿）却删除了典权，其理由及详情不得而知。（注：据2005年6月29日中国青年报电子版报道，草案二次审议稿对典权、让与担保作了规定。有些常委会委员提出，我国传统的典权制度已经消失，目前开办的典当行实际上办理的是“当”动产的业务，并未办理“典”不动产的业务。让与担保主要涉及动产担保，而我国对动产担保已经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因此，物权法对典权和让与担保可暂不规定，如果以后确有需要，可再行研究。）从目前立法态度的动摇及学界争论的内容来看，很难判断典权在中国的最终命运。然而，值得关注的是，韩国法学界则一致认为传贳权（注：“传贳权”用语为韩文汉字，以中文解释很难理解其含义。我国学者将韩国的传贳权译成典权，但毕竟二者非指一物，况且韩国学者一致认为传贳权为韩国特有的法律制度，故本文使用原用语。“传”与“典”的韩文发音相同（念zen），究竟为何使用“传”不得而知，有学者怀疑其渊源于“家舍典当”，有可能是“典”的音译。[韩]尹大成：《韩国传贳权研究》，三知院1988年版，第79页。）为韩国固有的物权制度，并且以此为由，韩国法学界及实务界极力主张承继和发展该传统法制。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典权制度在韩国法学界仍居于比较法上的重要地位。（注：这方面主要学术研究论文有：[韩]李银荣：《关于中华民国典权的研究——与我们的传贳权比较》，载《现代民法的诸问题》，博英社1981年版，第382～402页；[韩]金大圭：《关于中华民国典权的研究——与我国的传贳权比较》，博士学位论文，圆光大学研究生院，1984；[韩]尹大成：《传贳权的比较法考察——满洲国民法典的典权对传贳权的影响》，载《现代民法的诸问题》，博英社1987年版，第103～132页。）与之相反，如今在我国，典权制度却面临将要被遗弃的局面，更谈不上承继和发展。韩国民法在继受近代民法之前主要受中国法影响，因此除了传贳权的立法过程之外，旧韩国末期传贳习惯的形成究竟是否也受中国古老的典权习惯之影响，学界尚未有定论（此部分属于法制史研究范畴，而且也超出了笔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因而在此不予讨论）。但是，鉴于我国民法学界对传贳权的认识尚处于较陌生的阶段，深入研究者更是寥若晨星的状况，本文拟围绕近来国内法学界对典权问题的争论焦点，从实体法角度介绍在现代韩国社会仍具有生命力的传贳权制度，供国内立法界及学界参考。

二、韩国传贳权制度概述

关于商品生产和商业的产生，及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发展的程度、性质和作用等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上的复杂问题之一。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些问题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只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这里需要事先说明的，就是汉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是封建社会的早期，有的认为已进入成熟期，还有人认为尚是奴隶社会。虽然对商品生产和商业的研究有助于对汉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和特点的了解，然而研究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先决条件却是要确定该社会经济的性质，因为商品生产和商业不可能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性质、特征是以周围经济条件为转移的。本文是以假定汉代是奴隶社会为研究的出发点的。

全文包括四部分：①两汉商品生产的发展；②两汉商业的性质与历史；③两汉的对外贸易；④两汉城市的特点。

第一节两汉商品生产的发展

商品生产的产生是以社会分工、各个生产者生产不同的产品以及私有制的确立为前提的。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格更老。它在奴隶制下就存在，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它也存在于封建制度内，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问题在于：“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①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不同的生产关系的体现，有着不同的社会性质和作用。而且，即使在同一社会形态里，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及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地位与作用。

一、农业

我们能够发现政治信息的载体，首先便是政治制度，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譬如官制，春秋时期楚国有观氏世掌占卜，钟氏世掌乐官，晋国有籍氏世掌典籍，那时存在世官制，沈文倬曾谓:“爵可世袭，官是否随之世爵?史书虽无明确记载，而西周鼎彝铭文中，授官时常有‘更乃祖(或考)司某事’，更读为庚，训‘续也’。据此而知，宗周存在过世官制度。”世官制度就承载着大量的政治信息。公共权力的分配与血缘紧密相连，有何种血缘关系，就会获得某种权力，它们是对应的。权力的分配也是割裂而封闭的，一旦权力被对应的家族世袭，格局就很难变更，各种权力成为绵延数百年的家族领地，外族不可能轻易渗透进来。从更广的范围看，世官制还体现着古代家国同构的特点。所有的制度，包括类似于世官制的官制在内，有其天生的因素去承载政治信息。它具有稳定性、共识性、显现性，当需要对权力的自私性、隐蔽性、随意性作出对抗的时候，制度是个很好的选择，人类社会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在五、六千年前的陕西临潼姜寨村的母系氏族，他们的遗址由5群大、中、小房屋组成，其分布格局反映出当时的女性权力和地位。其中，小型房屋是最多的，面积一般为10平方米左右，有基本的生活设置，可住2至5人;中型房屋为方形半地穴式，面积为20至40平方米，可供10余人居住;大型房屋面积为50至90平方米，总共有5座，里面没有生活设施，应该是氏族成员议事或宗教活动的场所。中型房屋在遗址居住区的东、南、西、北都有分布，它们和周围的小型房屋构成一个个单元，这样的若干群中、小型房屋，又分布在5座大型房屋周围。房屋的分布格局体现出氏族成员的亲疏远近，受到特定习俗的制约，在某个中心大型房屋居住的长者，其权力所及范围估计限于住在该组房屋的氏族成员;小型房屋和中型房屋的成员，估计处于服从的地位。随着中国政治的纵深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制度对权力的规范作用。春秋时期，无论革新派抑或保守派，都强调以礼治国。《左传》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归根结底，政治制度能够成为权力的载体并非偶然的，它在权力的若干性质支配下，以人文的、非自然的形式把是权力运行的轨迹外化出来。当然，不是在所有场合的权力运行都是有迹可循的，很多历史事件都表明这一点。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外巡途中，宦官赵高隐瞒皇帝病逝的消息，矫诏杀死了太子扶苏和将军蒙恬，扶持公子胡亥登基。赵高的所作所为有违常制，而整个的夺嫡过程处处皆有权力参与，此种情况下的政治信息又被承载于哪里呢?通观胡亥夺嫡，存在权力的发出，如秦始皇命令赵高拟写诏书，也存在权力的承受，如扶苏奉旨自杀，由于假诏书的作用而受到影响的，还有秦帝国的皇位、丞相职位，原本应属于扶苏的、蒙恬的，所以夺嫡事件中权力的发出者、受用者都是其存在和运行的载体，离开了它们权力便无法被感知。在古代中国，类似的权力存在和运行，是具有普遍性的。举凡发生的政治事件，王位继承、祭祀、私法判决、册封、战争、兴建土木、任免官员等等，都隐藏着权力的支配。历史事件之所以能成为政治信息的载体，在于如上分析所展示的那样，事件的参与因素都与权力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权力的来源、传递、受用，需要借助事件因素的承载才能实现。与政治制度相比，它表现的权力运行属于实际层面，也就是现实的情况，不像前者只是一种设想的状态。世官世爵制度之下，各人皆有名分，不得逾越，这是对权力运行作出的理想规范，政治生活却是另一番情形。《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季氏无视礼制规定，妄自尊大，孔子非常生气，却没有办法，三桓势力太大，鲁国君主已经无力控制，这种局面与周初设想的封建制和世官制的初衷相去甚远了。

不同的历史事件，所承载的政治信息量存在差异，可以对其作相对的比较。有些事件直接围绕权力的运行展开，就像胡亥夺嫡之类，几乎每个参与因素皆与权力紧密关联，政治信息非常集中地呈现出来。在有些历史事件里，情况恰恰相反。《文献通考》记曰:“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踊腾趋，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引文记秦汉货币变更之事，秦、汉、钱、民诸因素与权力直接关联，或发出命令，或者接受命令，市、物、米、马等因素则非铸钱令效力的直接承受者，如果不知道铸钱令，单就市场的物价变化，很难确定它们是西汉政府更改货币政策的结果。因此，该事件所直接承载的政治信息密度小于胡亥夺嫡之类，非直接承载的政治信息占了些许的比重。在古代中国，与政府或王室相关的事件承载的政治信息密度较大。他们本身就是权力的中心所在，所为之事与权力运行直接相关也是自然的。譬如王位继承、祭祀、私法判决、册封、战争、兴建土木、任免官员之事，皆无不与起自政府、王室。可能正因为如此，王室与政府之事往往备受关注。例如，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时局牵动国人之心，及《马关条约》签订，举国激奋。《申报》载:“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电传至京，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疏争。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则莫如各省公车联名同上之一疏。是书系粤东康长素先生主稿，洋洋洒洒，万八千字，皆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近闻美国公使已将书翻译至美。前《新闻报》曾按日排登，然未得全豹，不及十分之一，凡迁都、练兵、变通新法诸说，皆缺如焉。”又如，元朝仁宗延祐二年重开科举，士人获闻便奔走相告，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参加科举者颇多，有些士人年事已高，也抱着“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的信念，赴京考试。相反，政治信息密度小的历史事件是不会被关注权力运行的人重视的。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陈述编撰初衷:“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他关注的只是与国家相关的大事，生活细节不能入其视野，那里面没有多少直接政治信息，不能达到“资治”的目的。作为政治信息载体的制度和事件，人们不会任凭它们消失，总会通过各种途径予以保存。最普遍的情况是把它们文本化，即以转化为文字表达的文本。中国古代有浩若烟海的典籍，记录了大量的制度和事件。阎步克曾提出:“专制官僚政治在战国秦汉呱呱坠地，文书和法规的运用成为帝国行政的日常事务，这不是一个突变而是其来有自。在此之前，典章图籍的使用已有相当的规模，并为此后的飞跃提供了‘百尺竿头’。……战国以来的官僚政治，正是在严格依照成文法典和充分运用文书档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典章图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阎氏的考察恰好也说明了政治信息传递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形成过程的作用。在清代乾隆年间，曾组织大批学者整理可见的文献，汇编成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其中，史部收录的文献分为15个大类，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含有的政治信息密度最大。例如，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案牍、奏议、百官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又如，唐杜佑《通典》“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四库全书》的史部文献远非只有上面两种富含政治信息，事实上，几乎每种文献都是这样的。其他类型的文献，经部、子部、集部包含的政治信息相对少一些，却也不是没有。例如，《尚书》收编的典谟诏令也有反映当时的政治情况的，《汤誓》是商汤伐纣之前发表演说，号召众人全力投入战斗，这段文字被保存在最古老的传世文献《尚书》里，夏商之际新旧权力核心的终极搏斗，商族对其他部族的控制，清楚地呈现出来。又如，《周礼》记周代官制，“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以九两系邦国之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置其辅。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乃施则于都鄙，而建其长，立其两，设其伍，陈其殷。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贰，设其考，陈其殷，置其辅。凡治，以典待邦巩之治，以则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万民之治，以礼待宾侩其疚。”《周礼》所载的周代官制多般与此段文字类似，描述了各种官职的职掌和治理要领，它们都对政府公权的运行作出了规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作为信息载体，不仅只保存在文献里。它像活化石一样，留下昔日政治权力运行的轨迹，至今仍能看到其片断踪影。制度有别于历史事件，不是转瞬即逝的。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经历数百年时间而不消亡。封建制度自从西周施行，在整个古代中国便没有真正废除过;由宰相领衔的内阁制，自秦朝确立至清末，一直是核心的制度。就像前面所论述的，政治制度超越具体事件的层面，为公共权力的运行提供了稳定的框架，确保其不失范、不零散;某个朝代或政权崩溃了，接下来的朝代或政权选择了原来的权力框架，于是制度又复活了，这就是它作为政治信息载体的强大生命力。也由于这个特点，政治制度所提供的信息较之历史事件承载的信息而言，时效跨度大。黄宗羲曾言:“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其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兴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三代之时，天下之权由各诸侯或方国共享;封建时代，天下之权由君主一人掌控，又不得不防止下属滥用所分之权。黄氏所言的权力结构情况，跨越古代中国的数千年，都是有效的，因为制度架构在那里，政治人物的变化对权力的总体运行机制没有多大影响。历史事件所反映的政治信息，往往是很短暂的。汉高祖刘邦战胜项羽之后，承认自己取得天下，萧何居功至伟，不过取得天下之后，情形就有变化了。汉高祖十二年秋，亲自带兵攻打叛将黥布，经常派使者问萧何朝廷之事。萧何仍旧素日一样，拊循勉力百姓，支援前线的高祖。有门客劝说萧何:“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萧何听从门客的建议，借钱购置田产，汉高祖方才心悦。这两件事表明，汉高祖和萧何之间同样存在权力的矛盾，是西汉初年很重要的政治信息;不过，随着刘、萧二人的去世，该则信息的效力也就消弱了很多，根本无法与君主专制、相阁首辅制确定的政治框架所承载的信息相比。

本文作者：边涛工作单位：湖北省黄石市电视台

腐败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时代的恶瘤，但腐败绝不是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而是历史的沉疴。因此，腐败也是一个传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将它称为“腐败文化”。从历史的纵向来看，腐败文化的主体几乎都是朝廷命官，他们无人不读圣贤之书，无官不讲修齐治平，却又几乎是无官不招权纳贿，无官不贪赃枉法；从横向方面考察，除官吏阶层的腐败外，富人有富人的“腐败”，穷人也有穷人的“腐败”；对于腐败几乎是无人不恨，然而腐败却又是那么“深入人心”。回顾历史，涛声依旧，尽管腐败之恶罄竹难书，而作为一种行为文化，它又是一种“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文化，这是其它文化所不具备的一个显著特征。腐败文化的这种相悖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传统的“灰色文化”，是一种事实上难判是非、至今仍有很强生命力的文化.

灰色文化的“经典”：“你腐败，我放心”

“你腐败，我放心”虽是个不恭的话题，但它确实是个无奈的客观存在。

作为封建帝王无不有猜忌之心，臣下阴蓄异志、非分僭越常常是他们的心病。精明的大臣尤其是洞悉帝王心理的权臣们知道，欲释君臣之嫌，要么“渔隐”于江湖之远而忧乐天下，或者“朝隐”于庙堂之高而避祸司马门；要么玩权丧志专事声色犬马，享尽人欲，努力做到“我腐败，你放心”。由于专制主义之网愈编愈密，渔隐或者朝隐在历史上已属鲜见，而后者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载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钱亻叔，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皇恐，……上笑曰：“但取之，无疑。”

腐败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时代的恶瘤，但腐败绝不是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而是历史的沉疴。因此，腐败也是一个传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将它称为“腐败文化”。从历史的纵向来看，腐败文化的主体几乎都是朝廷命官，他们无人不读圣贤之书，无官不讲修齐治平，却又几乎是无官不招权纳贿，无官不贪赃枉法；从横向方面考察，除官吏阶层的腐败外，富人有富人的“腐败”，穷人也有穷人的“腐败”；对于腐败几乎是无人不恨，然而腐败却又是那么“深入人心”。回顾历史，涛声依旧，尽管腐败之恶罄竹难书，而作为一种行为文化，它又是一种“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文化，这是其它文化所不具备的一个显著特征。腐败文化的这种相悖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传统的“灰色文化”，是一种事实上难判是非、至今仍有很强生命力的文化.

灰色文化的“经典”：“你腐败，我放心”

“你腐败，我放心”虽是个不恭的话题，但它确实是个无奈的客观存在。

作为封建帝王无不有猜忌之心，臣下阴蓄异志、非分僭越常常是他们的心病。精明的大臣尤其是洞悉帝王心理的权臣们知道，欲释君臣之嫌，要么“渔隐”于江湖之远而忧乐天下，或者“朝隐”于庙堂之高而避祸司马门；要么玩权丧志专事声色犬马，享尽人欲，努力做到“我腐败，你放心”。由于专制主义之网愈编愈密，渔隐或者朝隐在历史上已属鲜见，而后者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载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钱亻叔，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皇恐，……上笑曰：“但取之，无疑。”

贩运贸易是汉代商业活动的重要形态之一，但以往对此缺乏必要的系统研究。考诸史册，汉代贩运贸易的类型，既有私营，也有官营。为便于集中探讨，这里仅就私营贩运贸易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做些历史考察。失当之处，有望大家赐教。

一、贩运贸易的兴起和发展趋势

贩运贸易，亦称贩运商业。马克思谓之为“转运贸易”[①]。在秦汉的简牍、文献中，有“行贾”、“中贩”、“商贩”、“贾贩”、“市贩”、“贩贾”及“私贩卖”等用语[②]，审其精意，一般都是指从事买货出卖的贩运贸易。这种商业行为，不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或必经阶段，而是商人将生产物从有余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区差价，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易而牟取利润的一种商业活动。

贩运贸易的渊源甚早。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地区间的交往增多，贩运贸易便逐渐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形式。如郑国商人弦高，就曾在贩运途中机智地救了他的国家[③]。越国大夫范蠡，“乘遍舟浮于江湖”，从事贩运贸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④]。阳翟大贾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⑤]。当时，各地方物、土特产日渐进入流通领域。荀子说：“今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中国得而财使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中国得而用之……故天下之复，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至其用”[⑥]。不仅地区间的商业联系加强，土特产的商品化成份增多，而且某些手工业品如铜器、布帛等，也越来越成为贩运贸易的商品内容。其时的贩运商人，能“料多少，知贵贱”，了解各地物价行情。为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贸贱鬻贵”，他们“负任担荷，服牛骆马，以周四方”[⑦]。甚至不顾疲劳，不畏艰难，远出千里之外行商。这正如文献所说：“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⑧]。“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⑨]。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长途贩运商人的活跃和“求利”之急的情景。秦汉时期的贩运贸易，正是在战国基础上得到兴起和发展的。

汉代继秦之后，国家统一，疆域辽阔，生产发展，交通便利，市场扩大，较之战国之时，为商品流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但在这四百多年中，随着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变化，当时的商业和贩运贸易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西汉前期，国家经过一度恢复之后，由于对工商业实行宽惠政策，弛商贾之律，解山泽之禁，通关去塞，开放关市等，使封建社会商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⑩]，从事商业、贩运贸易的人甚为普遍。据载：关中的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栎邑“亦多大贾”[①①]。周地“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①②]。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阳“俗杂好事，业多贾”[①③]“宛、周、齐、鲁，商遍天下”[①④]，确乎经商成为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许多地域性的贩运商人。如鲁人曹邴氏，“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齐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相守”，“起富数千万”。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①⑤]。这些贩运商，往往“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①⑥]。他们随着商贩经验的积累，不仅能区别不同商品组织地区流通对经营盈亏的关系；而且懂得“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①⑦]的道理。即商品太贵，往往是跌价的征兆，太贱则是涨价的苗头，还值得注意的是，据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文景之时，已出现了所谓“中舨共侍约”[①⑧]，即合伙做商贩所共同订立的契约。诸多事例表明，西汉前期的贩运贸易是比较发达的。在那时有不少贩运商发了大财。他们“富至巨万”，或“能致七千万”[①⑨]，形成了强大的商业资本，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说：“富商大贾，或嵽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但汉前期这种商品经济繁荣的表象，也隐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腐败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时代的恶瘤，但腐败绝不是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而是历史的沉疴。因此，腐败也是一个传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将它称为“腐败文化”。从历史的纵向来看，腐败文化的主体几乎都是朝廷命官，他们无人不读圣贤之书，无官不讲修齐治平，却又几乎是无官不招权纳贿，无官不贪赃枉法；从横向方面考察，除官吏阶层的腐败外，富人有富人的“腐败”，穷人也有穷人的“腐败”；对于腐败几乎是无人不恨，然而腐败却又是那么“深入人心”。回顾历史，涛声依旧，尽管腐败之恶罄竹难书，而作为一种行为文化，它又是一种“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文化，这是其它文化所不具备的一个显著特征。腐败文化的这种相悖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传统的“灰色文化”，是一种事实上难判是非、至今仍有很强生命力的文化.

灰色文化的“经典”：“你腐败，我放心”

“你腐败，我放心”虽是个不恭的话题，但它确实是个无奈的客观存在。

作为封建帝王无不有猜忌之心，臣下阴蓄异志、非分僭越常常是他们的心病。精明的大臣尤其是洞悉帝王心理的权臣们知道，欲释君臣之嫌，要么“渔隐”于江湖之远而忧乐天下，或者“朝隐”于庙堂之高而避祸司马门；要么玩权丧志专事声色犬马，享尽人欲，努力做到“我腐败，你放心”。由于专制主义之网愈编愈密，渔隐或者朝隐在历史上已属鲜见，而后者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载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钱亻叔，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皇恐，……上笑曰：“但取之，无疑。”

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商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是远程贩运、囤积居奇、亦工亦商。其利润流向，分为生息性流向与消费性流向。商人资本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变革，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加速了贵族等级制度松解，也使文学趋利、弃本逐末、法制与教化恶化。

关键词春秋战国商人资本历史作用

作为前资本主义的商人资本，是一个非常广袤而幽邃的历史领域。它“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从广义上说，商人资本不仅仅指商品经营资本，也包括商业利润在内。它在流通领域的运动公式与简单商品运动公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是商品——货币——商品，而是货币——商品——货币（货币增殖）。在这里交换价值的独立形态——货币是商人资本的出发点，交换价值的增殖即获取商业利润是它的全部活动的动机和决定的目的。这种商人资本在我国商周时代已有其端绪，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则有长足发展，第一次在历史长河中卷起洪波巨澜，猛烈地冲击着各个社会领域，成为推进社会急剧变革的杠杆之一。本文仅就这个时期商人资本的来源、流向及社会影响略作探索，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春秋战国时期以富商大贾作为典型化身的商人资本，通过在流通领域的中介作用，积聚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家累千金”，“赀拟王公”者比比皆是。这些富商大贾通过中介商品流通不仅使各个生产部门互相结合起来，把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且通过攫取生产的余额，使货币发展为资本。贱买贵卖，是其商业活动的规律。这种不等价交换正是商人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具体说来，它一般表现为下面三种营利方式。

1.辗转异域，远程贩运

前言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第一、人类的本能与经济自由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