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范文10篇

传记文学既是我国文学最早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当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样式之一。

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全6册教材中，文言文48篇，其中传记文学共有13篇。传记文学占整个文言文的四分之一强，足见编者对传记文学这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的重视程度。从1993年至1997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阅读大部分选自传记文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常识”和“我国文学史的常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对于文言文，高一语文中提出要求，“了解文言文阅读方法和行文的一些特点”，“懂得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这从知识掌握的范围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两方面对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联系传记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帮助学生掌握文体常识。

传记文学主要是指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作品。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边缘学科。在中国古代，它的主要形式有史传、杂传、散传、自传、专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等6篇就是史传；《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等为杂传；《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都是别传；《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是专传。另外，《史记》还创立了一个“列传”的概念，是指与“本纪”相区别的，记载人臣士庶的传记，如课文《屈原列传》。

在教学中，应结合课文的内容让学生了解传记文学文体的一些基本常识。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传记文学既是我国文学最早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当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样式之一。

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全6册教材中，文言文48篇，其中传记文学共有13篇。传记文学占整个文言文的四分之一强，足见编者对传记文学这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的重视程度。从1993年至1997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阅读大部分选自传记文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常识”和“我国文学史的常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对于文言文，高一语文中提出要求，“了解文言文阅读方法和行文的一些特点”，“懂得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这从知识掌握的范围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两方面对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联系传记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帮助学生掌握文体常识。

传记文学主要是指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作品。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边缘学科。在中国古代，它的主要形式有史传、杂传、散传、自传、专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等6篇就是史传；《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等为杂传；《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都是别传；《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是专传。另外，《史记》还创立了一个“列传”的概念，是指与“本纪”相区别的，记载人臣士庶的传记，如课文《屈原列传》。

在教学中，应结合课文的内容让学生了解传记文学文体的一些基本常识。

传记文学既是我国文学最早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当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样式之一。

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全6册教材中，文言文48篇，其中传记文学共有13篇。传记文学占整个文言文的四分之一强，足见编者对传记文学这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的重视程度。从1993年至1997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阅读大部分选自传记文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常识”和“我国文学史的常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对于文言文，高一语文中提出要求，“了解文言文阅读方法和行文的一些特点”，“懂得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这从知识掌握的范围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两方面对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联系传记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帮助学生掌握文体常识

传记文学主要是指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作品。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边缘学科。在中国古代，它的主要形式有史传、杂传、散传、自传、专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等6篇就是史传；《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等为杂传；《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都是别传；《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是专传。另外，《史记》还创立了一个“列传”的概念，是指与“本纪”相区别的，记载人臣士庶的传记，如课文《屈原列传》。

在教学中，应结合课文的内容让学生了解传记文学文体的一些基本常识。

[内容]

传记文学既是我国文学最早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当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样式之一。

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全6册教材中，文言文48篇，其中传记文学共有13篇。传记文学占整个文言文的四分之一强，足见编者对传记文学这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的重视程度。从1993年至1997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阅读大部分选自传记文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常识”和“我国文学史的常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对于文言文，高一语文中提出要求，“了解文言文阅读方法和行文的一些特点”，“懂得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这从知识掌握的范围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两方面对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联系传记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帮助学生掌握文体常识。

传记文学主要是指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作品。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边缘学科。在中国古代，它的主要形式有史传、杂传、散传、自传、专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等6篇就是史传；《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等为杂传；《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都是别传；《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是专传。另外，《史记》还创立了一个“列传”的概念，是指与“本纪”相区别的，记载人臣士庶的传记，如课文《屈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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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既是我国文学最早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当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样式之一。

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全6册教材中，文言文48篇，其中传记文学共有13篇。传记文学占整个文言文的四分之一强，足见编者对传记文学这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的重视程度。从1993年至1997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阅读大部分选自传记文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常识”和“我国文学史的常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对于文言文，高一语文中提出要求，“了解文言文阅读方法和行文的一些特点”，“懂得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这从知识掌握的范围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两方面对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联系传记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帮助学生掌握文体常识。

传记文学主要是指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作品。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边缘学科。在中国古代，它的主要形式有史传、杂传、散传、自传、专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等6篇就是史传；《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等为杂传；《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都是别传；《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是专传。另外，《史记》还创立了一个“列传”的概念，是指与“本纪”相区别的，记载人臣士庶的传记，如课文《屈原列传》。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一个作家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必须建立起一定的智力结构(这里的智力结构并不只是几个方面或领域的知识的简单累加，而是由知识、经验、感受、能力、思维方式等基本构成)，或者说相应的智力结构是作家完成创作的必要条件。各类文体的作家不仅应该拥有共同的知识结构和基本能力，而且还应该根据有关文体写作的需要建立起相应的智力结构。作为传记文学作家，特别是给现当代文学家撰写传记的作家要顺利地创作完成写作，还应该建立起自己的智力结构。传记文学作家的智力结构是由传记文学的特性所决定的。同理，以文学家为传主的传记作家，所建立的智力结构应该与文学家传记的特性相适应。对于传记文学的基本特性，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传记文学是以文学的方式(叙述、描写和抒情等)叙述个人的历史，因而它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历史性。这样，就一般的传记文学而言，其作家的智力结构应该着力于文学方面、历史方面和学术方面的建构。要赋予传记以文学性，传记作家就应该具备审美创造能力。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传记作家既要善于捕捉传主的生活细节并展示出来，又要善于叙述传主的传奇式的起伏跌宕的人生，还要善于驾驭语言，赋予语言以浓郁的诗意。传记文学固然以叙述传主的人生为己任，但是它与学术论著和通常的历史著作的叙述不同。如果说学术论著和通常的历史著作对人的叙述着眼于宏观，那么传记文学则是从微观出发，以小见大，以微观见宏观。因而，当传记作品走向文学领域的时候，细节捕捉与描写必然受到极大的重视。《田汉传》作者董健先生就非常准确地捕捉了田汉做梦的细节。1916年8月的一天，田汉离开祖国前往日本访学。在直航神户的“八幡丸”上，他做了一个“美丽的噩梦”。

董健先生所写的这个细节在这本传记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梦竟然以隐喻的形式几乎分毫不差地应验着田汉后来几十年的人生。这个细节在书中多次出现，就像是田汉人生中挥之不去的符咒一直笼罩着他的命运。一般的传记文学作家都非常注重细节的描写，以吸引读者，但是真正像董健先生这样善于抓住与传主命运相连的细节描写却不多见。传记文学的细节描写不仅在于令传主形象丰满，赋予作品以强大的艺术魅力，而且在于有力地表现传主的性格和精神世界，与传主的命运联系紧密。因此，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应该具备善于捕捉这样细节的能力。传记文学固然需要以细节表现传主的性格、精神世界和一生命运，但是这只是微观上的，而从传记文学的性质来看，它所表现的是传主的几十年人生(有些传记文学所写的可能不是传主的一生，而是一个人生片断)宏观历史，必须对传主的人生(或所选定的人生片断)作整体上的把握，这就需要作家善于结构作品，根据传主的人生起伏与命运周折来精心设计叙事。在大部分传记作家那里，对于传主的叙述往往按照时间的顺序从传主的出生叙述到他去世，后面至多再叙述人们对传主的悼念、缅怀以及追忆。但是也有作家打破这样模式化的叙述结构，以自己对传主人生的理解和认识来结构叙事，从而表现出他的叙述创新努力。韩石山的《徐志摩传》对现代诗人徐志摩的叙述打破了从生到死的叙述常规，以“家庭”、“本传”和“交游”三个方面展开叙述，从而让读者从不同的侧面去认识传主，领悟传主的人生。周良沛在写作《丁玲传》［3］时同样显示出他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丁玲传》由“辩诬书”和“安魂曲”两部分构成。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传记前一部分的“辩诬书”所叙述的不是传主的人生开端，而是传主人生由辉煌转向苦难的转捩点。周良沛在该传的《后记》中没有谈他如此结构作品的理由，但是我们可以从阅读中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他以“辩诬书”开头突出的是传主人生大转折。进入50年代，传主丁玲与陈企霞被打成“集团”，意味着她“政治生命完了”［3］(P566)，由此传记作家在50年代的现实与30年代的历史之间穿行，寻求传主精神历程与命运起伏的内在逻辑。《丁玲传》的后一部分《安魂曲》承接《辩诬书》叙述丁玲政治生命“死了”进而跳到29年后传主物质生命的终结，继而叙述传主政治死刑后精神上的迷惘、困惑和痛苦。周良沛在《丁玲传》的结构构思上确实从宏观上准确地把握了传主的精神演变与命运波折，显示出他在传记结构上高超的技能。传记文学的文学特性决定了其语言必须文学化，那么传记文学作家应该具备驾驭语言的能力，特别是语言文学化的能力。所谓语言文学化，是指倾注着作家激情并且赋予语言以形象化从而使语言洋溢着浓郁的诗意。传记文学语言虽然并不完全必须文学化，但是在描写和叙事时还是需要文学化。有才华的作家总是让其传记作品的语言诗意盎然。《李敖评传》［4］的作者陈才生虽然不是专业作家，但是他的传记语言显示出他的语言天赋:60年来，在这方曾被梁任公称之为“伤心之地”的小岛，他(指传主李敖———引者注)从惨绿少年到玩世青年，从文坛慧星到“人民公敌”，从论战英雄到黑狱重囚，从“笑傲江湖”到竞选“总统”，从颠覆“议会”到风靡神州，从银屏“有话”到归隐书房，他与之同生、与之同恨，他在这里跋涉、驰骋、呼啸、叫战，口诛笔伐，纵横捭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髦不能动。这位文化思想界的孤星，在偏安一隅的孤岛之上，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残山剩水之内，在民进党夜郎自大媚美殃民荒腔走板的“独”梦丑剧之中，在举世滔滔、众神默默的时代，生根、滋叶、开花、结果，度过了驭风而行的青春岁月，迎来了如火如荼的人生的秋天。

像这样气势恢弘的语言在陈才生的《李敖评传》中还可以列出许多。我们虽然未必完全同意陈才生给予李敖这样高的评价，但是不能不承认这种恣肆的语言所产生的非凡的美学效果，也不能不佩服陈才生的语言才气。传记文学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历史性和学术性，这就决定了传记文学作家既要具有史学家的才干，又要具有学者深厚的学术造诣。传记文学所叙述的是个人的历史，不是简单地罗列传主的人生中重大的事件，不是单纯地写出传主命运的坎坷和惊险的人生经历，也不是纯粹地展览传主的巨大成就和重要贡献，而是要写出历史中的人，写出文化中的人，写出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人，还需要对传主人生中的重大谜团进行诠释和解答，尽力给读者提供比较完满的答案。因此，传记文学作家就要善于广泛地搜集传主的有关材料，需要到实地去做细致的调查，需要采访与传主关系密切的各种人，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严格的考证，以去伪存真。因此，对于传记文学作家来说，历史考证应该是其最基本的功夫。程中原在撰写《传》时就搜集第一手材料下了很大功夫，为了写好这本传记，他查阅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大量的电报、书信、日记、笔记、文稿、讲话记录，主持的和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委会议等会议记录;黑龙江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在东北期间的历史文献、资料;在外交战线十年的重要文电、讲话;各个时期(包括1925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期间)填写的各种履历表、登记表和写的自传;在庐山会议以后和在‘’中的日记、书信、卡片、各种笔记、大量文稿和他写的各种材料的底稿;从1919年到1959年在各种各样报刊上发表的数量非常可观的文字，以及出版的许多著作;已经搜集到的珍贵的历史照片等等。”同时，程中原还“访问了的亲属、同学和他的许多战友、部下、学生”。

由于做了这些扎实的工作，程中原所写的《传》中的叙述才真实可靠。不仅如此，他在传记文本中对于某些历史疑点提供各种不同来源的材料，通过鉴别以确定某个结论。1935年，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当时博古如何向交接的呢?程中原通过注释列出了本人、、邓小平、陈云、、杨尚昆和等人的欢迎材料，互相参证［5］(P140)，从而让博古向移交权力的具体过程的叙述更接近历史事实。这充分显示了程中原精于考证的功力。林语堂写作《苏东坡传》时对传主的事迹作了深入的考证［6］(P490)，澄清了民间关于苏小妹的传闻，从而确保他的《苏东坡传》历史叙述的真实可靠。一个传记作家如果缺乏考证的功夫，那么其作品所叙述的历史真实性就非常可疑。他或许认为自己可以以想象来取代考证。传记作品一旦让想象代替考证，那么作品所叙述的东西就可能是天马行空，任意编造。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虽然可以冠以传记文学的名号，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传记文学而是历史小说，那么它也就不再具有学术研究的参考价值，就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样，只能当小说来读，而不能当史料来研究。因此，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传记文学作家必须具备考证的基本功，唯其如此，才能在写作中做到对历史负责。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人文环境之中，因而，我们每个人思想观念、人格精神、心理性格、思维方式、生活行为乃至命运和成就都是时代、社会、文化、环境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传记文学作家要准确、全面、深刻地把握传主，刻画其灵魂，展现其命运，概括其精神，叙述其经历，就必须对传主生活的社会现实、传主所处的时代、与自然和人文环境作充分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传记作家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对于涉及传主的政治风云、经济走向、民风民俗、人文思潮、社会时尚等十分精通。季红真在写《萧红传》［7］之前对传主家乡的自然地理、近代地理和民俗风情都有非常细致地考察和研究，因而她在这部作品中作了充分展示。比如，我们阅读了她的《萧红传》的第一章《富饶北疆的边陲小城》，对传主家乡黑龙江的民族分布、清王朝到近现代百十年当地的历史变迁、当地富饶的物产、近现代呼兰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都有了比较细致的了解。在后来的章节中，季红真具体描述了传主自清嘉庆年以来家族的繁衍和变故。季红真的这些描述，目的在于厘清传主人格、性格形成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根源。同样，在宋益乔的《梁实秋传》［8］中，传主的出生地北京内务部街20号与童年生活的场所内务街(勾栏胡同)都得到了细致地描写，让我们看到的是非常精细的当年北京的世俗图景。不仅如此，读者还可以通过这部传记了解北京的各种小吃、儿童玩具、老式家庭的起居生活形态以及各种官方和民间艺术，正是这些东西滋润着，培育着，塑造着传主，从而令传主养成了雅致的性情和贵族式的趣味，也让我们认识到为什么只有梁实秋才会写出妙趣横生的《雅舍小品》这样的散文精品。

虽然近年来传记文学的传主可以是普通民众，但是就总体而言，绝大多数的传记文学的传主还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社会名流、各界的成功人士，其中不乏现当代的文学大家。因此，对于传记文学作家来说，要将传主的人生与精神写得非常传神，那么他就必须是传主的研究专家，不仅需要对传主的人生有着细致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而且对传主的思想和精神世界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在这方面有所建树。这样，才能够把握传主的思想精髓，才能对传主的精神世界作入骨地描绘，才能与传主作精神上的对话。《周作人传》［9］的作者钱理群不仅是一位非常卓越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而且对鲁迅和周作人都作过非常深入的研究，并且出版过学术论著《周作人论》［10］，就传主的思想和创作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有了对于传主的研究，钱理群才能在他的这本传记中全面而准确地展现不同时期周作人的思想精神，才能梳理出周作人的思想理论的基本来源，才能厘清周作人思想演变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动因。这样，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就不再是简单地描述传主的颇为曲折的人生，也不再是按照已有结论简单地对人物作出评价，而是向读者展现出一个血肉十分丰满，思想非常丰富而错杂的周作人，一个既伟大又渺小的周作人。《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11］的作者王文彬本来就是戴望舒研究专家，到写作这本传记的时候已经从事戴望舒研究20年。此前，他出版过《戴望舒评传》［12］、《戴望舒穆丽娟》［13］、《中西诗学交汇中的戴望舒》［14］等，还主编了《戴望舒全集》［15］。王文彬不仅长期研究了传主的人生及其创作，而且在研究中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走进传主精神世界的根本途径:“我在长期努力与诗人心灵沟通中，视角有了转移，思路也有了变化，以为对于诗人的研究，应是一种平等而亲切的对话，是理解和阐释，不能用某种意图理论、成见和定见，作为价值取向，去衡量诗人。诗人的作品本身，即是理解和阐释的标识，并且也在研究者的理解与阐释中成为有生命的实存。”［11］(P383)王文彬的研究经验为他采取与传主灵魂对话的姿态进行传记写作提供了可能，从而使他的传记写作有别于他人的崇拜或批判传主的写作方式。如果要为作家立传，那就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鉴赏水平。作家的人生固然是丰富复杂的，但是其最主要的成就体现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的思想、观念、性格、操守、理想、信仰都会在作品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因此，通过对其创作的解读、研究和评论，可以走进传主的心灵世界，可以触摸到传主的灵魂，可以实现与传主的精神对话。对于作品的解读和评析，既需要深厚的文学修养、审美眼光，又需要对作品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特别是对作品细微之处的艺术感知。张耀杰的《戏剧艺术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16］对于传主作品作了独到而深刻的解读。曹禺的代表作《雷雨》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解读、阐释、研究和评论的对象，但是张耀杰对这部作品的剖析仍然让人耳目一新，眼睛为之一亮。在张耀杰看来，“《雷雨》中的周冲就是曹禺自己，四凤就是曹禺所爱过的那个伺候他的小丫头。换个角度来看，出现在曹禺笔下的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或正面或负面、或浅显或深致、或理想或写实的自传色彩。《雷雨》中那个与曹禺一样经常要去外国教堂的周萍，对于四凤的盲目追求和对于繁漪的又爱又恨又怯又怜的复杂情感，似乎也透露着曹禺与郑秀之间的某些蛛丝马迹……”［16］(P36)张耀杰的这种“索隐”式的读解，把准了曹禺的精神之脉，触及到曹禺那青春跳动之魂。

古今中外作家中不乏全才，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辉煌的成就，而且还可能在其兴趣范围内的其他领域取得骄人的业绩，有些作家虽然在文学之外不一定取得突出的成就，但是他的某项爱好还是值得注意的。或许他的这些文学外的爱好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许他的创作中融入了他的某项兴趣爱好。因此，传记作家虽然不一定拥有同样的爱好，但是必须对传主的爱好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至少在这方面应该是内行，这样才能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传主的情趣爱好。香港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青年时代是一个中国象棋和围棋爱好者。《梁羽生传》［17］的作者刘维群不仅深通中国象棋的基本棋理、套路乃至棋谱，而且对于当时中国象棋史还有一定的了解。这样，他在叙述传主的棋艺以及与棋友的交往时才如鱼得水，从容而又到位。同样，在叙述传主与国内外围棋大师及具有同样爱好的金庸等人对弈切磋时，刘维群由于懂行而使他的叙述潇洒自如。每个传记文学作家在传记文学创作过程中都会根据创作实际建立起自己的智力结构，都可能摸索到建立自己智力结构的根本途径。但是，传记文学作家要成功地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要让自己的作品成为精品乃至经典之作，就必须在文学、历史和学术几个方面下功夫，建立起适应创作需要的智力结构，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智力结构。

胡辛（1945-），原名胡清，江西南昌人。1967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景德镇第四中学、第一中学教师，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第八届政协委员，江西省妇联执委，江西省文联委员。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篇小说集《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里有泉水》、《地上有个黑太阳》，长篇传记文学《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彭友善传》、《网络妈妈》，长篇小说《惊艳陶瓷》，长篇报告文学《姹紫嫣红总是春》、《天排山放歌》，散文集《女人的眼睛》，电视连续剧剧本《蔷薇雨》（28集），论著《论女性》，胡辛自选集（4卷）、胡辛自选集（6卷）等。长篇论胡辛的女性传记文学创作郭久麟（西南大学育才学院，重庆合川401572）小说《蔷薇雨》获1991年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江西省政府首届文学艺术大奖一等奖，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获中国电视专题片二等奖、江西省政府一等奖、江西省优秀专题片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十位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荣誉称号。

胡辛的三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都是以中国现代三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的跌宕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丰富复杂的感情经历为对象，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她们高度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作者写出了章亚若与蒋经国在抗战烽火中的生死恋，写出了章亚若的温柔与倔强，美丽与悲怆，幸福与哀伤。她写出了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坎坷遭遇和才华，也写出了她生命的繁华和灵魂的寂寞；而张爱玲传出版之时，恰是张爱玲辞世之日，由此，作者深深感叹：“想当年张爱玲肉摘要:本文论述了南昌大学教授胡辛女士的女性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身处于繁华之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她写出了陈香梅同陈纳德的轰动一时的跨国婚姻，突出了陈香梅对陈纳德的生死不渝的爱，更写出了在失去丈夫之后，以独立不羁的人格和公正、热情的品质，进入美国政界，为美国、中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交流及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传奇女性为传主，表现其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这可以看作是胡辛传记文学创作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作者最能、也最善于和敢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揭示和展示人物的婚姻、爱情。《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本身就是专写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婚外之恋，婚外之情。即便写陈香梅，作者也写了陈香梅与毕尔的初恋，甚至还写了陈纳德去世后，陈香梅与几位朋友美国的感情经历。作者大胆地写出这些，不仅没有贬低和丑化陈香梅的人格和形象，反而写出了陈香梅丰富的性格，写活了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奇女子形象。

第三，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学者型作家，胡辛在创作这三位女性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时，始终以她独立的女性意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富于激情的艺术顿悟，从大量材料中提炼出最精萃的成分，经过自己思想感情的熔炼，经过想象、联想和生发、升华，再用优美的语言，刻画出传主的形象、心灵和情感来。

作者写《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着力描绘了章亚若的性格：作为一个南昌女子，她有着南昌女子的性格和气质的共性：“这方地理封闭严实，却也受兵家必争的撞击和南北东西的交融，这方女子的身与心似乎也融汇着北国的豪放与南方的婉丽，矛盾着温柔妩媚与倔强耿直。”作者在时代的风云雷电中，生动细腻地描写了这位南昌女子同蒋经国的短暂的、刻骨铭心的爱恋，写出了她为蒋经国生了一双儿子却因得不到认可而突然暴病死亡的人生悲剧。作者也写出了蒋经国对章亚若的深情和无奈：得知他与章亚若的婚外恋后，坚决地说：“感情，你的身份不容许存在这两个字。婚姻得服从政治，况且这婚外的拈花惹草之事，更得服从政治，要抛却，要埋葬什么虚无缥缈的感情！”虽说在宋美龄干预下，也认可了章亚若生的孩子，可是坚决不承认章亚若的身份，这就直接导致了章亚若的暴死。在蒋经国得知章亚若的死讯时：“他的双手颤抖不已，他的脸膛充血，他的目光空空洞洞，他的声音像是呻吟：‘快快备车我要去桂林’他抓起公文包，冲动地就要出门。门却已关紧，黄中美冷冷地守候在门前，冷冷地拦住他：‘你不能去’。”他骂黄中美，他打黄中美，他甚至想掐死黄中美，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他最终只能选择沉默，把一腔的悲愤藏在了心底。他咀嚼出了长恨歌的苦涩断肠味“:他还能小瞧唐玄宗吗？他同样不能主宰自己的爱情，不能护卫心爱的情人！”、“她却不是杨玉环！她没有过杨贵妃的骄奢淫逸，却有着杨玉环的悲惨结局。这是怎么样的千古不变的残酷？”

在创作《陈香梅传奇》时，作者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在丰富的再造想象之中，以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了陈香梅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她在香港战乱中的初恋；她边读书边照料重病的母亲；她与陈纳德的爱情；陈纳德去世后她在美国政界的奋斗；她为中国与美国、为大陆与台湾的交流而往来奔走；她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她对祖国教育事业的支持和奉献在这些描写中，作者突出了陈香梅的性格：独立、坚强、智慧、博爱；一个由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西方当代文化观念哺育出的美籍华人，一个有着永恒魅力的，爱美国更爱中国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

胡辛（1945-），原名胡清，江西南昌人。1967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景德镇第四中学、第一中学教师，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第八届政协委员，江西省妇联执委，江西省文联委员。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篇小说集《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里有泉水》、《地上有个黑太阳》，长篇传记文学《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彭友善传》、《网络妈妈》，长篇小说《惊艳陶瓷》，长篇报告文学《姹紫嫣红总是春》、《天排山放歌》，散文集《女人的眼睛》，电视连续剧剧本《蔷薇雨》（28集），论著《论女性》，胡辛自选集（4卷）、胡辛自选集（6卷）等。长篇论胡辛的女性传记文学创作郭久麟（西南大学育才学院，重庆合川401572）小说《蔷薇雨》获1991年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江西省政府首届文学艺术大奖一等奖，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获中国电视专题片二等奖、江西省政府一等奖、江西省优秀专题片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十位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荣誉称号。

胡辛的三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都是以中国现代三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的跌宕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丰富复杂的感情经历为对象，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她们高度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作者写出了章亚若与蒋经国在抗战烽火中的生死恋，写出了章亚若的温柔与倔强，美丽与悲怆，幸福与哀伤。她写出了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坎坷遭遇和才华，也写出了她生命的繁华和灵魂的寂寞；而张爱玲传出版之时，恰是张爱玲辞世之日，由此，作者深深感叹：“想当年张爱玲肉摘要:本文论述了南昌大学教授胡辛女士的女性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身处于繁华之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她写出了陈香梅同陈纳德的轰动一时的跨国婚姻，突出了陈香梅对陈纳德的生死不渝的爱，更写出了在失去丈夫之后，以独立不羁的人格和公正、热情的品质，进入美国政界，为美国、中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交流及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传奇女性为传主，表现其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这可以看作是胡辛传记文学创作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作者最能、也最善于和敢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揭示和展示人物的婚姻、爱情。《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本身就是专写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婚外之恋，婚外之情。即便写陈香梅，作者也写了陈香梅与毕尔的初恋，甚至还写了陈纳德去世后，陈香梅与几位朋友美国的感情经历。作者大胆地写出这些，不仅没有贬低和丑化陈香梅的人格和形象，反而写出了陈香梅丰富的性格，写活了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奇女子形象。

第三，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学者型作家，胡辛在创作这三位女性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时，始终以她独立的女性意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富于激情的艺术顿悟，从大量材料中提炼出最精萃的成分，经过自己思想感情的熔炼，经过想象、联想和生发、升华，再用优美的语言，刻画出传主的形象、心灵和情感来。

作者写《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着力描绘了章亚若的性格：作为一个南昌女子，她有着南昌女子的性格和气质的共性：“这方地理封闭严实，却也受兵家必争的撞击和南北东西的交融，这方女子的身与心似乎也融汇着北国的豪放与南方的婉丽，矛盾着温柔妩媚与倔强耿直。”作者在时代的风云雷电中，生动细腻地描写了这位南昌女子同蒋经国的短暂的、刻骨铭心的爱恋，写出了她为蒋经国生了一双儿子却因得不到认可而突然暴病死亡的人生悲剧。作者也写出了蒋经国对章亚若的深情和无奈：得知他与章亚若的婚外恋后，坚决地说：“感情，你的身份不容许存在这两个字。婚姻得服从政治，况且这婚外的拈花惹草之事，更得服从政治，要抛却，要埋葬什么虚无缥缈的感情！”虽说在宋美龄干预下，也认可了章亚若生的孩子，可是坚决不承认章亚若的身份，这就直接导致了章亚若的暴死。在蒋经国得知章亚若的死讯时：“他的双手颤抖不已，他的脸膛充血，他的目光空空洞洞，他的声音像是呻吟：‘快快备车我要去桂林’他抓起公文包，冲动地就要出门。门却已关紧，黄中美冷冷地守候在门前，冷冷地拦住他：‘你不能去’。”他骂黄中美，他打黄中美，他甚至想掐死黄中美，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他最终只能选择沉默，把一腔的悲愤藏在了心底。他咀嚼出了长恨歌的苦涩断肠味“:他还能小瞧唐玄宗吗？他同样不能主宰自己的爱情，不能护卫心爱的情人！”、“她却不是杨玉环！她没有过杨贵妃的骄奢淫逸，却有着杨玉环的悲惨结局。这是怎么样的千古不变的残酷？”

在创作《陈香梅传奇》时，作者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在丰富的再造想象之中，以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了陈香梅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她在香港战乱中的初恋；她边读书边照料重病的母亲；她与陈纳德的爱情；陈纳德去世后她在美国政界的奋斗；她为中国与美国、为大陆与台湾的交流而往来奔走；她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她对祖国教育事业的支持和奉献在这些描写中，作者突出了陈香梅的性格：独立、坚强、智慧、博爱；一个由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西方当代文化观念哺育出的美籍华人，一个有着永恒魅力的，爱美国更爱中国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