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制范文10篇

摘要：正如陈玉琛先生在《聊斋俚曲》一书中说：“聊斋俚曲乃是融合了多种艺术形式的特点而又独树一帜，它不拘一格而又自成体，成就了用俗曲讲唱大型故事的崭新事业，成为集我国历代说唱、戏剧之大成者。”俚曲是曲与诗相结合的文体，又是曲与戏剧融合一体的结晶，也是集歌、舞、乐于一身的妙笔华章。它在我国文学史、戏剧曲艺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珍品，它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与不断研究。

关键词：聊斋俚曲蒲松龄风格

聊斋俚曲是文人思维与民间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是文人思维与地方特色集于一体的独特的艺术品种。在三百多年的流传、发展过程中，它吸取了各种音乐文体的因素，又经过许多民间艺人的加工、丰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书兼二体”，即兼说唱与戏剧的风格特点。

一、俚曲语言方面的风格特点

蒲松龄的15部俚曲作品全部都是运用白话及其家乡山东淄川的方言土语写成的，语言方面有着独特的风格特点。在那个年代，文艺创作都是以文言创作的，像聊斋俚曲用方言俚语写成的极其少见。聊斋俚曲音乐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其语言的大众化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使俚曲成为深受普通百姓喜爱的艺术文体。正如其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说的：“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说明俚曲为人民接受的普遍性。时至今日，在每年的春节等节日，蒲氏家乡淄川还有唱俚曲的传统节目。俚曲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1．通俗性

摘要：舒伯特艺术歌曲洋溢着温馨、甜美，同时又感伤、优郁，他的音乐赏心悦耳，旋律优美，精雕细琢，充满了纯粹的美感。他第一次把歌曲创作提升到可与交响乐相提并论的历史地位，奠定了浪漫主义音乐创作的基础。

关键词：艺术歌曲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抒情风格

十九世纪初，欧洲文学艺术普遍形成了一种新的潮流、新的风格，音乐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同的特点并产生了许多民族作曲家、音乐活动家，像罗西尼、柏辽兹、舒伯特等等。他们一方面汲取浪漫主义思潮中有益的部分，另一方面，在民间艺术中寻取创作素材，在作品中重视和反映民族的特点，用幻想的题材和形象来体现自己的愿望，并在创作手法上做了许多革新，在主题的音调上加强了抒情的因素，在器乐作品主题中贯穿了歌曲的音调，在声乐作品器乐伴奏里也增加了诗意的形象刻画，在音调中突出了民族民间因素的联系，加强和声和调性关系的色彩变化。如三度的调性关系、同主音大小调的转换等，特别是在创作手法和形式上做了大胆的革新，丰富和发展了古典的传统。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则是这个时期浪漫主义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六百三十四首艺术歌曲，八首交响曲，大量的弦乐四重奏，钢琴奏鸣曲和为数不多的室内乐，此外还有多首弥撒曲和价值影响均不大的歌剧。

一、主要作品

舒伯特对艺术歌曲的创作灵感像泉水一样，不停地喷涌。这和贝多芬有很大的不同，贝多芬的创作构思十分辛苦，不断琢磨和修饰且经常改动，甚至放弃原来的计划。舒伯特却从不做长时间的推敲，经常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传说他的那首著名的《听听!那云雀》就是在咖啡馆内的菜单上画上五线谱写出来的，他的谱曲十分神速，据创作年度统计，在1815年8月这一个月内，他一口气写出了二十九首艺术歌曲，两首交响曲，一首四重奏，四首奏鸣曲，两首弥撒曲和五部歌剧。有朋友问他是怎样作曲的，他只是说：“我写完一首乐曲，就开始写下一首。”然而，这决不是粗制滥造，每一首乐曲都是他心血的结晶，都产生自他的感时伤世的浪漫主义伟大胸怀。他说过：“我的音乐是我的才能和悲惨境地的产物，世人最喜爱的，正是我以最大的痛苦写成的音乐。”

以下是在我国流行广泛、烩炙人口的作品：

本文作者：尹奎杰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从法治的实践意义上说,法律创制是法治建设的起点和法律发展过程的第一个步骤。所谓权利创制,就是在立法过程中将权利作为法律规范产生的主要形式和基本内容,并以权利观念为指引,引领法律的创制活动。在法律发展中研究权利的创制问题,不但要求法律的创制活动要承认权利的制度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而且要求法律的发展与人们的权利要求相一致,实现法律发展的形与神统一、表与里统一、制度与精神统一。

一、权利创制是法律发展取得精神性进步的重要标志

从精神进步视角思考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不难发现,权利创制或者说在法律中扩大权利的内容与形式是人类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但在制度层面上以规范的形式不断宣告着人类在自由方面的节节胜利,同时在精神层面上不断书写着人类免于迫害与强制的自我解放的重大成功。在这两个方面,权利都以其特有的道德评判能力和价值规训能力一次次重塑着法律的形象。人们不但在法律中找到了自主自立和自决的自由定在,同时,法律也在其规范形式与规范内容上由传统的限制与强迫向着自由与独立迈进。权利在法律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和革命性胜利,实际上都是人类精神的伟大胜利。这种胜利一方面昭示了人类自我意识和自我精神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浓缩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在这样宏大的、波澜壮阔的法律发展历史中,我们看到了权利作为一个川流不息的价值体系[1](P277)对法律发展和进步所起到的重大的精神作用。这种精神性进步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它不断促使法律扩大对于主体的保障范围和保障形式,不断扩大人们自由的领域以及权利的救济途径和救济方式,进而回应人们客观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和精神利益追求的多样化。从法律发展的历史上,权利在法律精神上取代义务的重大胜利,同样也是人类肯定自身价值和地位的重要表现。权利的法律进步说明,只要人类更多地追求自身的自由,或者说人类只要认为自身存在着更大的不自由,就需要更多地从法律上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从实践的观点看,权利制度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进步与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特质。黑斯蒂指出:权利在时间和空间中获得发展。由于它是在实践中予以实现的,所以,它有自己的历史。它的本质在变化中仍保留自己的特征。这一本质有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2](P21)权利本质在法律创制过程中不断自我实现的过程,表现出了如下的内在逻辑。

(一)法律对权利的创制是主体自我价值不断被确认和肯定的过程从心理学上说,法律发展对于自我价值的弘扬与肯定,或者说在法律上不断扩大权利主体的范围,体现了人类心智的不断成熟与自我超越。回顾法律发展的历史,在西方,从宗派到教会的运动,再到寡头政治的严酷的法律[3](P41),从对行为主体的强制性规范与限制到不断实现主体的自我解放与行为自由,法律发展在个体的意义上实现了从道德强制向道德承认的转变。对主体自我价值的这种肯定,宛如弗洛伊德解释人的成长的心理发展成熟的五阶段,因为在人类自我规训的历史中,法律总是将人类的成长与教育置于强制与权力意志之下。法律对于大多数人的自由往往更多地习惯于采取强迫与规制的方式,其与成年家长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传统社会中,家长式文化不承认或者不愿承认民众的独立价值和独立人格,立法者更看重的是服从和秩序。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把这样的法律秩序描述为压制型法,这是法律发展的低级阶段[4](P28),因为压制型法对被统治者的利益漠不关心,国民的地位既不安稳,又很脆弱[4](P31),虽然并非每种权利要求都能在法律中获得完全的维护,也非每种利益都能被法律予以充分、平等的承认与保护。但是,压制型法并不能对国民的权利产生足够的尊重,而是把所有的利益置于危险之中,特别是对那些不为现行的特权和权力体系所保护的利益来说,更是如此[4](P32)。在传统法律秩序框架下,这种压制还常常被冠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从而强化社会的整体服从,使少数统治者的阶级制度正义化。在这样的制度创制过程中,法律总是将无特权者的奴役与限制制度化,具体方式是,不但在法律上强化奴隶的非人格化、强迫奴仆的劳作、强化债务人和佃户的义务履行,而且法律还不断地强化人身依附性立法的规范创制,普通人的权利完全被蔑视或者剥夺。在前者,传统法律以财产控制达到对人控制的目的。伦纳说:法律上的财产控制成了事实上的人对人的控制。,,我们看到,所有权因此承担了某种新的社会功能。在没有规范上的变化和没有集体意识出现的情况下,一种事实上的权利被加置于个人对有形物的绝对支配上。这种权利不是建立在特定法律条款的基础上。它是一种控制权,是发出各种命令并实施它们的权力。,,我们还看到,这种对权力和劳工关系的调整,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法律学说来讲仍然是隐蔽的,因为他们的法律学说只是意识到其最形式、最一般、也是最外在的局限,即,它的基础是雇佣契约。[5](P16-114)而在后者,法律则是通过把人身依附制度化与正当化。普通民众成为国家的被监护人,他们既没有法律上的主体地位,也不享有任何规定给权利主体的任何权利,他们事实上成为了无价值的主体。就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来说,传统社会压制型法律创制并没有把绝大多数主体当做真正的权利主体,而是作为压制的对象,这一点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主体自我价值承认的成长历程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与矛盾。由现代大工业生产和复杂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形成的自我觉醒与自主意识的提升,以及互相承认、互相尊重的平等观念与民主法治观念,动摇了压制型法律创制的现实基础和精神基础。人的价值需要在法律上获得承认、尊重和肯定,人的自由与权利需要法律的确认、维护和保障,约束与限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次要考虑的事情,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启蒙进路说明了这种法律创制现代型转变的价值取向,那就是要肯定人的权利在立法中的核心位置。当然,现代法律强调肯定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并不是要无限放大权利对于法律创制的精神作用和价值引导功能,而是表明了人们观念的进步类型。它同时意味着也应当意味着人的权利并不是无限的,人的权利总是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一致,与人类的精神进步的水平相一致。没有任何超价值观存在,当然也没有任何超历史的权利观念。权利的发展对于法律来说并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制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制约。权利在法律发展历史中的张扬仅仅表明了人类价值在法律制度上的胜利。

(二)权利创制在法律上的进步也意味着国家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日渐衰退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法律权威的维护主要是依赖国家权力的话,那么现代法治强调的有限政府、权力制衡、程序正义等等观念则体现了对于传统国家专制权力的高度不信任和理论反抗,因此法治在现代的理论话语中总是意味着依法治国或者依法行政,因为权力如果没有法律的规制,就极容易导致滥用。在现代法治观念中,用法律约束权力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任何权力都来源于法律才能获得合法性或正当性,或者说权利产生于法律的授权;二是权力只有用于维护和保障权利的目的才能是合法有效的,或者说权力存在和行使的目的是权利。从这一点说,将权力置于法律的监督下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因此,在考虑法律创制时,现代立法者与传统立法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权力在法律上进行了与以往不同的制度性安排,那就是对于权力总是采取一种规制和防范的态度,即使是用以维护主体权利和自由的目的创制或者规范权力,也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不能僭越。这样的法律创制,一方面造成了权力在法律上规制性条款的不断增多、权利的条款和内容不断扩大的局面,另一方面造成了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减少、权利的诉求在现实中日渐增多的趋势。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又是内在统一的,因为任何强化权力的做法都有可能直接导致权利和自由的减少和义务的增加,相反,如果以法律规制的方式设定权力或者以服务于权利、保障权利的目的和方式进行权力的创制,则对于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实现乃至对于权力的良好社会影响的形成都有着至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舒伯特是“艺术歌曲之王”，浪漫主义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艺术歌曲在其创作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在诗乐合壁、词曲交融中体现着自身的艺术价值，给人以淳美的感受。其六百余首艺术歌曲作品的诗歌、曲调及钢琴伴奏水乳交融相辅相成，共同担负起艺术表现的重任，而三者同时又有各自的独立性。

关键词：舒伯特艺术歌曲诗词钢琴伴奏

“艺术歌曲(德文Lied)是十九世纪初由诗歌与音乐结合而产生的浪漫主义抒情音乐形式。是以抒情诗为基础为独唱而写。主用钢琴伴奏、专业创作的歌曲。”弗朗茨．彼得．舒伯特是“艺术歌曲之王”，浪漫主义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艺术歌曲在其创作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在诗乐合壁、词曲交融中体现着自身的艺术价值，给人以淳美的感受。其六百余首艺术歌曲作品的诗歌、曲调及钢琴伴奏水乳交融相辅相成，共同担负起艺术表现的重任，而三者同时又有各自的独立性。

一、舒伯特艺术歌曲之诗词

歌词一般由诗人、词作家或剧作家写成。歌词的美即它的结构形成、形象意境的美。“它的作用在于以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并且适于歌唱的语音，把歌曲中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它的形象、意境和思想具体地揭示出来。它是歌曲综合美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歌词，主要以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歌德、席勒和海涅等人的抒情诗为主。这些抒情诗内容简短精悍、寓意深刻优美典雅，有很强的浪漫情调与抒情风格。舒伯特这位天才的旋律作曲家，善于把诗歌变成音乐，旋律像永不枯竭的泉水不断涌现出来，赋予歌词以诗的品质与内涵，把歌曲的艺术表现提至更高的水平。在聚集着画家、诗人、文学家在内的艺术沙龙圈子里，彼此影响，激发灵感，促使艺术歌曲走向直观诗化，呈现出文学化的倾向，舒伯特深受浪漫主义影响并使音乐诗化，诗音乐化。

处于奥地利封建专制复辟时代，理想与现实、艺术与生活矛盾中的复杂心境和感受，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潮应运而生。以文艺作品抨击封建制度，预示人类美好的未来。将艺术家们个人的理想禁锢在梦幻的王国里，常以抒发个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纯洁爱情的向往的情感为创作手段，以消极态度回避理想与现实矛盾的表现。如由列露斯塔普作词的《小夜曲》：就是把青年恋人向心爱的姑娘倾诉爱情的美妙意境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歌词充满浪漫主义抒情风格，迷人的夜色充满恬静、幸福的浪漫情趣。又如，舒伯特l8岁创作了由歌德叙事诗的浪漫主义奇妙意境的艺术歌曲《魔王》，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语言与音乐完美结合，生动刻画艺术形象的典范作品。一如莎士比亚的《听听云雀》等等。舒伯特的文学观由于对自然的热爱而充满活力，他以音乐衬托语言，即使是平庸之作，在其笔下亦斐然成章，用音乐将诗人无力表达的意境和情感表现出来，提升其艺术境界。例如名不见经传的诗人舒巴尔特得以流传不朽的作品《鳟鱼》激发舒伯特的创作灵感。20岁的他将这一引人深思的政治题材以抒情的笔调道出诗人真实的思想情感一渴望自由。“《鳟鱼》现象”是舒伯特所处时代的真实写照。

“创制性”立法，顾名思义，系指在国家尚未立法的情况下，地方又有需要和条件，采取先行一步，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予以规范某种社会关系的立法活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国家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后，上海在“创制性”立法方面，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了大量富有创建的探索性工作，为促进本市的经济和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同时也为国家相关立法提供经验，发挥了“试验田”的作用。

1991年8月16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清算条例》，就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尤其是涉外经济立法中，在国家尚未立法而由地方“创制性”立法的一次有益尝试。该条例的制定和出台，为保护债权人和国内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使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公正有序地进行，促进积极合理利用外资工作向纵深领域拓展，起到了显著的作用。适逢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当时立法的情形，因之以为纪念，倘若从中得到些许启示，则善莫大焉。

背景：创新机制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

从全国来看，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城市。据统计，2003年底，上海合同利用外资110.64亿美元，批准了4321个项目，累计有108个国家和地区来沪投资，涉及投资领域已由工业、农业扩展到商业和服务方面。而在立法当初的1990年，上海合同利用外资仅2.14亿美元，批准了203个项目。13年间的喜人变化，预示着外商来沪投资的势头迅猛，突显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我国还没有制定一部独立的清算法律，使很多外商在同我方合资合作过程中，经常性会碰到一个问题：担心合同期满或濒临破产时，因无法可依而不能进行公正合理有序的清算，致使有些外商来沪投资举棋不定，或持观望态度，或望而却步，一度影响了上海招商引资工作的进展。

为打消外商的疑虑，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有必要创新机制，率先立法。从当时情况看，上海在全国先行制定这个地方性法规的条件应当是具备的，然而经验阙如。全国人大积极地鼓励上海能率先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先试先行，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再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兄弟省市也希望上海能先行一步，搞一个地方性法规，总结经验以资借鉴。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促使上海先行立法的，那就是当时上海已有不少的三资企业合同期行将届满，等待清算，而法院又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不能介入裁决。基于此，市人大财经委和市政府有关部门于1989年3月开始起草制定这一条例。

过程：深入调研提高法规审议质量

摘要：营销全球化趋势和非母语广告传播的日益顿繁，对广告创作提出了更大挑战。如何使跨国广告更有效，笔者探究出理解文化差异、尊重习俗、规避民族情绪、迎合本土价值观、标准化定应与本土化表现、融合优势文化、引领全球观念等十点基本策略。

关键词：非母语；广告传播；策略

前言

营销全球化的趋势，要求广告传播与其相适应，实现全球化。这对广告创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及政治经济背景，不同文化群体有不同的语言文字、价值观念及消费形态。传统广告文案研究的着眼于单一文化背景下进行，其原则和规律无疑难以适应全球化广告创作。尤其是广告文案创作。海尔集团1997年由广东华视广告公司制作出“海尔：中国造”(Halr；madeinchina)核心广告语，来塑造海尔全球化品牌形象，成效甚微，而不得不重新回到“海尔，真诚到永远”这一广告口号上。随着我国企业营销活动全球化发展，类似问题一定也会越来越多，跨文化广告传播这一研究课题也会日益被关注。跨文化广告用语标准化好，还是应民族化?或者是应本土化?人们很难得到一个统一答案，但笔者以为可通过分析，探究出跨文化广告创作的一些基本策略。

一、文化差异对传播的影响

理解文化差异包括认识实质性知识和解释性知识两个层次，前者可以从报章杂志获取，后者唯有通过文化参与才能感觉到。如了解当地人的处事态度、生活观念及个人愿意在社会扮演的角色等，只有通过深人的人际交往才能了解到。北美与西欧文化同亚洲文化相比，更现世化(secularization)，个性化，属低背景文化。因此适合中国、日本广告特点的间接隐晦、强调象征意义、突出社会地位、富有人情味和幽默性广告，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则会让消费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的广告语，在中国备受赞赏，但如在德国，受众马上的反应肯定是：“怎么好?”因为德国人处事严谨而认真，广告人创作广告语所采用的编码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偏好，都打上了其文化背景的烙印。在广告人本土文化中，往往不存在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理解冲突或偏差，但在不同文化区域，这经常出现。熊猫在世界多数国家受到欢迎，因此“熊猫”这一品牌名意译成各种语言，都引起美好的联想，但在奉行伊斯兰教国家的品牌广告，却遭到攻击和抵制，因熊猫外形象肥猪，也被认为是忌物。跨文化广告创作必须充分了解并尊重与受众国的文化差异，谨慎用语。

【摘要】

行政公诉是一种检察官针对侵犯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诉讼类型，从国外行政公诉的发展过程看，这种诉讼之所以由检察官提起，是基于其公益代表人角色的定位；行政公诉能够弥补传统行政诉讼仅仅由利害关系人发动的局限，从而更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同时，这一制度也填补了审判权监督行政权时“不告不理”的空白，有利于检察权配合审判权以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

【关键词】行政公诉；公共利益（公益）；检察官；监督

当公共利益受到侵犯时，由公民个人以其弱小的势力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与强大的政府公力相对抗而寻求救济，这在公力救济不发达的背景下还情有可原，但当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的势力发展到足够强大时，其就应当作为维护公益、控制约束政府行为的主导力量。当然，检察官提起行政公诉无须以剥夺公民的诉权为前提。深入考察国外的行政公诉制度不难发现，这一制度基于检察官的公益代表人身份而产生，它弥补了传统行政诉讼对公共利益保护不力的缺陷，并强化了检察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

一、检察官定位公益代表人催生行政公诉检察制度从诞生发展至今，不同国家的检察制度都有其自身特质，但其社会公益代表、法律守护人的身份和客观超然的地位却是一致的，这一点在大陆法系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检察官一般站在客观立场，追求案件事实真相，审查案件并进行诉讼，同时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处于利益衡量的中枢地位。检察官负有客观、中立、全面维护公共利益的义务，是社会正义的探求者、追寻者和实现者，也是公共利益的最终弘扬者。客观、公正是检察官活动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检察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1．检察官产生伊始是国王利益的代言人，但随其发展，逐渐演变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法国是现代意义上检察制度的发源地，13世纪以后，法国国王设立人职位，国王办理私人事务，并可以代表国王在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随着刑罚观念的发展和王权的扩张，国王官开始参与追诉并逐渐扩大其追诉权的范围。到法国大革命初期，上述国王官已经演变为公益代表人即检察官，成为国家官员的一种，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独占了公诉权，以国家公诉人身份对罪犯提起诉讼，并且有指挥监督预审法官和执行判决的权限，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利益。[1]“法语中检察官一词的‘procureur’，其法源就出自前述的国王官（procureurderoi）。正如这一法源所表示的那样，procureur不仅指追诉官而且也指公益代表人。[2]”英国检察制度也是从国王的法律人演化而来的。从公元13世纪开始，英王开始派律师代替他起诉。1461年，国王律师更名为总检察长，同时设置“国王的辩护人”，1515年，国王的辩护人更名为副总检察长。之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检察制度，但在内在品质上，都具有了国家公诉人和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定位。在德国，检察官居于“法之看守人”的地位，具有实现并维持法治国家之历史性、社会性的意义。[3]沙皇俄国检察官甚至被称为“沙皇的眼睛”，是国家的诉讼代表，也是法律的守护神。从检察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上看，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把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检察官的核心价值理念。正如美国辛普森一案的辩护律师德肖维茨所说：“他们（指检察官）代表的是法律与秩序、他们代表受害者与人民或者州政府、他们抗诉罪人——至少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他们是公仆；他们站在真理与天使的那一边。[4]2．检察官公益代表人的角色突出体现在刑事领域。我们注意到，尽管检察官最早是国王（后来演变为国家）的民事利益人，但是其得到迅速发展并最终确立国家权力结构中国家和公共利益代言人的地位，还是得益于检察官在刑事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刑事诉讼领域，检察官是公益的代表，是以社会公益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但由于检察机关不是这种公诉权的所有人，因此不能像民事诉讼中的原告那样任意处分它，而是得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进行行使。检察官发现被告人不应当起诉的，就不应提起控诉；已经提起的控诉有错误的，检察官就应当通过撤回、追加或变更起诉等方式予以更正。检察官客观公正的维护公共利益在大陆法国家自不待言，即使在英美法国家也有很好的实现。如在英国，普通法判例和律师行为守则均规定检察官不能不惜代价地谋求胜诉。控方律师对被告人负有公正义务并应当公正行事。英国法官阿沃瑞先生指出，检察官不应当追求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决，他们应该进入协助实现正义的执法者的角色。英国现行的《律师行为守则》规定，控方律师不应当千方百计地试图获得定罪，他不应当把自己视为一方当事人出庭。他应当公正无偏地向法庭展现构成控诉案件的全部事实，并应当在本案可能出现的所有法律问题上协助法庭。在加拿大，检察官不是一个律师而是一个“司法官员”，他负有客观公正行事的义务。[5]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兰德法官指出：“刑事诉讼的目的不是获得定罪，而是在陪审团面前提出检察官考虑的与被控为罪犯的内容相关的可信证据。检察官有责任保证所有因素的可获得性法律证据被提出：它应被施加其合法力量而被坚定地执行，但它也必须被公平地执行。检察官的角色排除了任何赢和输的观点，其功能不是像民事诉讼带有较大的个人责任性色彩，其所肩负的而是一种公众责任。他们应怀着一种对司法程序正直、严肃、公正的坚固信念而有效执行。”[6]3．检察官公益代表人角色贯穿于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成为构建行政公诉的源动力。尽管国外的检察官主要在刑事领域发挥作用，但其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民事、行政领域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民事公诉、行政公诉就是检察官维护被侵害公益的法定形式。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的纠纷案件空前地增多，在此背景下，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位的思潮开始超越个人本位主义的传统思想，体现到民事和行政诉讼环节，个人权利自治的思想开始和公序良俗原则相结合，相应地检察官在维护公益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加强。检察官作为“最高法律秩序和道德的代表者”，在一些国家的民事、行政诉讼领域过去已经发挥作用的，将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去保护公共利益，而过去尚未介入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国家，也开始逐步建立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制度。截止目前，世界上很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有检察机关提起或者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条款。例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蒙古、越南、朝鲜、秘鲁、比利时、希腊、瑞典、瑞士、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芬兰、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斯里兰卡、布隆迪、乌干达、突尼斯等国，都在法律或判例中规定有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内容。[7]

二、行政公诉弥补行政诉讼的制度缺陷行政诉讼的产生在于给民众一个救济渠道，一旦受人民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的政府反过来侵犯公民合法权利，人民就可以诉诸法院，要求司法对行政违法行为予以审判。这里面存在一个利益的权衡，也是一场力量的博弈。民众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行政行为告上法庭，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救济，同时又不影响政府高效有序地履行政府职能。这就产生了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这一范围的大小体现行政权与司法权利益均衡的结果。如英国行政法最初认为：法院可以驳回“在最早阶段就能看出司法复审申请人根本没有利害关系，或没有足够利害关系的案件”，以便“防止好管闲事者、狂热者和其他恶作剧者的滥用”。[8]法院还认为不对救济进行限制，法院将会被诉讼所淹没，并且“没有个人权利争议的各方当事人也不能把案件的辩论进行的美好”。[9]早期的立法者认为，不对原告资格进行限制的话，那么就会妨碍行政机关的工作，削弱行政效率。[10]这一阶段行政诉讼在原告资格上规定比较严格，“法律上利害关系”理论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学说，此学说以“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作为判断个人是否享有排除违法行政请求权的根据。法国行政法通说认为“可以肯定，起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是原告资格的真正内容”。[11]明治时期的日本行政诉讼法将原告资格限定为“由于行政厅的违法处分，其权利受到损毁者”。将“权利直接损害”与否作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其缺陷是十分明显的，尤其不适应民权张扬和公共利益增加的当今社会发展趋势，也忽略了检察官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具有公共利益代表人的重要作用。随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公法的行政法“倘若限制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起诉，不仅混淆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的性质，而且过分束缚法院对公共机构违法行为的监督，不符合现代行政法之发展趋势”。[12]英国法官也认识到“法律必须设法给没有利害关系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居民找到一个位置，以便防止政府内部的不法行为，否则没有人能有资格反对这种不法行为”。[13]于是，1977年英国最高法院规则在修改后的第53号命令第3条规则第5款中规定申请司法审查的起诉资格如下：“申请司法审查必须根据法院的规则得到高等法院的同意。高等法院不能同意，除非法院认为申请人对于申诉事项具有足够的利益。”[14]这个规定代表着“利益受到影响”标准开始在行政诉讼中萌芽并逐渐站稳脚跟。美国、日本等国家也相继做出调整，美国“行政法上的任何方面都没有有关原告资格方面的法律变化迅速。在最近几年，原告资格的栏杆大大降低了。在过去的十年中，过去通行的严格限制原告资格的观念让位了，代之而起的是正在发展中的观念日益频繁地打开了司法复审行政行为的大门”，[15]根据国会法律，原告资格标准为原告须受到侵害或不利影响，即原告须为利害关系当事人。美国法院通过解释宪法和法律，通过裁决争端，形成自己的原告资格规则。原告资格的标准是受不利之影响，即以“利益范围”为标准。根据该标准，“当事人的利益，不需要是法律特别规定或特别保护的利益，只要有可能主张处于法律规定的或调整的利益范围之内，在这种利益受到侵害时，就可请求司法保护。[16]这种调整使得过去和违法行政行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非政府组织、检察官开始有权提起诉讼，原来的那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于狭隘、原告资格限制过严的局面得到改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的公共利益开始走入行政诉讼救济的视野。行政公诉制度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从个别到普及，这一发展历程显示出来公民对公共利益保护的觉醒，弥补了传统行政诉讼中对公共利益受损漠不关心的制度缺陷，使公共利益开始得到公力的有效保护。在西方国家，行政公诉制度十分重要，有的国家甚至是一种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的唯一渠道，有的是一种前置程序，有的则是检察官、公民、非政府组织均可启动行政公益诉讼。在英国，检察总长垄断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民众只有通过向检察总长申请，经过检察总长的同意，才能对侵害公益的违法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英国检察总长提起的行政公诉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十分宽泛，虽然在1978年的《法院规则》中有这样的规定:“起诉权的验证方法是申请人必须是在与申请有关的问题上有充分利益”，这一看似与以往对原告资格限制并无差异的规定，却由法官对一则案例所作的说明与解释，使得该条款对于英国行政公诉的范围规定大大拓宽了。丹宁法官通过英国国会议员布莱克本先生的案例加以说明：布莱克本先生跑到英国上诉法院说某街区的许多商店都在出售色情读物，而警察局在处理案件中有拖延，出于对其孩子的关心，他欲起诉警察局，要求他们采取行动，而警察局长以其没有充分利益为由反对起诉。但是，丹宁法官认为:“如果公共权力机构犯了误用权力罪，谁可以来法院起诉?布莱克本先生是伦敦市民，他的妻子是纳税人，他的儿子可能因看色情读物而受不良影响，如果他没有充分利益，那么，伦敦的任何其他公民也就没有这种利益，每个有责任感的公民都有权利确保法律得到实施，这本身就是他为确保法律得到实施而要求法院颁发调卷令、训令时的充分利益”。[17]即使是在“私人检察长”制度盛行而导致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极为发达的美国，检察官提起行政公诉仍然是极其重要乃至于某些法律规定的首要选择。2007年4月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结果对“马萨诸塞等州诉国家环保署案”作出裁决，裁决原告资格成立。此案原告是马萨诸塞州、加州等十余个州政府的检察官，连同“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等十来个环保组织，起诉国家环保署在汽车尾气排放的管制上不作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四位保守派法官的反对意见，也集中在原告的起诉资格上：原告不是直接受伤害者，不具备起诉资格。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定，马萨诸塞州的清洁空气立法和管制，由于联邦环保署的不作为而受到伤害，因此马萨诸塞州是具备起诉资格的。而在20多个原告组织中，只要有一个被认定具备起诉资格，此案就能成立。于是，此案不存在起诉资格的障碍，最高法院作出了对原告有利的裁定，此案的胜诉被称为美国近年重要的对环保问题影响最大的案件。

摘要：作为浪漫主义一位伟大而又并不为人所熟知的作曲家、钢琴家和钢琴教育家，阿尔肯的创作富于激情和挑战，并对后世的音乐家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他和同时代伟大的音乐家们共同把钢琴音乐推向浪漫主义之巅．在钢琴音乐得到充分普及的今天，重新审视并分析阿尔肯钢琴音乐的创作及特征，对于丰富钢琴音乐文献和演奏技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巴黎浪漫主义钢琴创作特征

查尔斯·亨利·瓦伦提阿尔肯(1813-1888)，法国作曲家、钢琴家、钢琴教育家。阿尔肯从小即显露音乐天份，为天才型儿童。“他六岁进入巴黎音乐院，八岁获得视唱第一名；九岁时，凯鲁比尼曾经赞誉其为同龄孩子中最闪亮的一位；十岁获得钢琴比赛第一名；十二岁获得和声比赛第一名；二十岁获得管风琴比赛第名；十六岁至二十三岁即在音乐学院教授视唱课程”。阿尔肯终生任教于巴黎音乐学院。“阿尔肯在孩童时期即享有声誉，时常受邀在莫丝科瓦公主的宫中演奏”。他的老师钦莫曼对阿尔肯爱护备至，细心教导，并引领阿尔肯进入巴黎文化社交圈。在那里他认识了雨果、乔治桑、李斯特、肖邦、大仲马、小仲马等社会名流。生性孤僻不喜欢与人打交道的肖邦与阿尔肯相处融洽，两人相知相惜。阿尔肯也极为欣赏崇拜肖邦，二人后来成为密友和邻居。时常互换学生并同台演出。1838年，阿尔肯和肖邦合开了一场音乐会，使得阿尔肯名声鹊起。在1844年，阿尔肯举行了两场音乐会，肖邦和李斯特出席，并评论他的演奏“坚实有力，华丽且简洁严谨”。音乐界把他作为当时主流的顶尖钢琴家。他晚年经常在艾拉音乐厅或普雷耶尔音乐厅举行音乐会，曲目广泛，把各时期的作曲家以年代排列，做系列性演奏，并向听众广为传播贝多芬后期及舒伯特的钢琴音乐，“在当时的音乐家疯狂热衷于浪漫乐派渲染夸张的音乐表达的十九世纪后期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

一、创作分期

1．早期(1828—1840)。浪漫主义较之古典主义，更多的强调个人情感抒发和自我个性的张扬。阿尔肯出生于古典主义尾声，成长于浪漫主义风行的年代。巴黎，浪漫之都，音乐史上的浪漫主义在巴黎的生根发芽有其必然性。良好的氛围使得当时的巴黎成为欧洲艺术和音乐的中心，浪漫主义的根据地，是当时浪漫主义作曲家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其与生俱来的艺术气息抚育着一代又一代大师。肖邦、李斯特、柏辽兹、雨果、罗丹、德拉克罗瓦等都在这里实现着他们的艺术理想，而浪漫主义音乐伟大之处就在于这一时期将钢琴音乐又推向自贝多芬之后的另一个高峰。19世纪的钢琴和莫扎特时代的钢琴与音乐已大不相同了，钢琴制造工艺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已经重新获得新的生命．它被扩大并改进了机械装置．使得它能在任何力度水平发出结实而丰满的声音。能在各方面满足对表情和技巧的要求，到这一时期，钢琴已成为浪漫主义乐器之王。阿尔肯得益于这个伟大的时代，顺理成章地成长为重要的作曲家、钢琴演奏家、钢琴教育家。

2．中期(1844—1861)。经过了早期的学习与融合后，阿尔肯的钢琴音乐创作逐渐加入了即兴曲、诙谐曲、幻想曲、舞曲、练习曲、奏呜曲、赋格、前奏曲、触技曲、协奏曲等各类音乐体裁与形式。除了钢琴作品．他还创作了少量的歌曲，管弦乐作品和室内乐。他的交响曲，管弦乐作品和室内乐几乎都与钢琴有关。

摘要：电视新闻编辑每天都要面对从不同渠道涌来的大量不同的稿件。这些稿件对于记者来说，基本上都是成稿，是已经完成的作品。但是，对于编辑而言，它们只是编辑合成新闻节目的一些素材。编辑的“成品”应是一组完整的、高质量的、符合编辑意图和宣传思想的新闻组合。这就要求编辑对稿件进行选择和加工．要按照当前的宣传中心工作。按照新闻的价值进行组合和编排。这就是编辑的“再创作”。

关键词：电视；编辑记者；再创作

电视编辑是电视创作的重要环节，是一项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创作活动，它包括了创作层次和技巧层次这两方面内容。在电视创作中，编辑思维应该贯穿于节目创作始终。电视新闻是利用电视传播工具对新近发生的事实所进行的报道。而电视新闻编辑，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协调编采人员、整合新闻资源，同时基于专业知识和相关政策进行新闻判断，并根据所作的判断去取舍新闻、整理原稿、制作标题、编辑画面，以求再现新闻真实、落实编辑政策、吸引读者阅读、承担社会责任的人。这就是电视编辑对素材的“再创作”。

一、电视新闻编辑的含义

电视新闻编辑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从事电视新闻编辑工作的人．其二是指电视新闻编辑工作：而关于电视新闻编辑工作，又存住广义与狄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电视新闻编辑概念是从编辑学中的大编辑概念出发，立足于一个完整、固定的新闻节目：狭义的电视新闻编辑概念则绕过了编辑对于采访的策划与指导作用，只着眼于在采访素材基础上进行的加工与合成工作。

电视新闻编辑工作既是对前期采访素材的程序化整理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材料的筛选与各种形式表达要素的运用，都是包含了自我观点与思想的创造：根据前文的定义，可以将其工作内容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关键词：手风琴；乐曲；创作手法

摘要：手风琴这种和声乐器，有右手宏亮的键盘音响，左手浑厚的低音和丰富的和弦按钮，被人们称其为“小乐队”，手风琴凭借这些天然优势，能演奏出各种民族风格、各种民族调式的乐曲。

一首优秀的手风琴乐曲，能感染观众，使人振奋、激昂、愉悦和快乐，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其中包含着创作者辛勤的创作过程。手风琴这种和声乐器，有右手宏亮的键盘音响，左手浑厚的低音和丰富的和弦按钮，被人们称其为“小乐队”，手风琴凭借这些天然优势，能演奏出各种民族风格、各种民族调式的乐曲。目前，在民众中广为流传的乐曲，大部分是根据原创作品改编而成，是在深刻理解原创作品的前提下而进行的再创作，其中包括作品的调性、时代背景、民族特色、人物形象、自然风光等，然后考虑如何把手风琴的各种演奏技巧揉入到乐曲中，包括快指、轮指、和弦烘托、转调、复调、抖风箱等，这些演奏技巧，并非在乐曲中全部用上，而是根据乐曲的需要，巧妙地运用各种手法。

一、表现动态的手法

为塑造物体运动的音乐形象，首要考虑物体运动的特点，节奏型是灵魂。如乐曲《牧民歌唱》，为表现马群奔跑的音乐形象，作者始终抓住马蹄点的节奏，采用四句主题音乐，利用快指的技巧在曲中多次出现。这段快指旋律节奏明快、线条流畅，颗粒感强，塑造出草原牧民豪爽粗犷，奔驰在千里草原的人物形象；为表现零散的马群汇集在一起，最后形成万马齐奔的宏大场面，作者采用左手走低音的主题旋律，右手利用主、属、下属的三个和弦转换，强有力地打出右手键盘的反伴奏，依然采用节奏明快的马蹄音型，成功地表现出万马奔腾的艺术场景，使人置身在蓝天白云之下，融入于万马奔腾的行列之中，获得圆满的艺术效果。同样表现动态效果，乐曲《我为祖国守大桥》运用另一种手法表现火车飞跑的形象，作者采用抖风箱和四个减七和弦按钮，只用八个小节，便出现了风驰电掣的火车呼啸而来，音乐形象鲜明逼真，表现力极强，为更好地表现作品主题，作了很好的背景烘托。又如作品《野蜂飞舞》，全曲从头至尾全部运用十六分音符半音激进方法，采用强弱对比，渐强渐弱的手法，表现大自然中野蜂飞舞的动态。一群野蜂由远而进，汹涌飞来，它们飘在空中交织在一起，纷乱地飞舞着，发出嗡嗡的响声，忽而飘上、忽而飘下，在指尖快速流淌的音符中，使人仿佛听到山涧的溪水潺潺，花丛中昆虫的窃窃私语，给听众以极大的想象空间。

二、表现人物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