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范文10篇

一、深入细致的调查冲突的原因

化解学生中的冲突，并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教师要及时性地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而不能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更不能用老眼光来看人，胡乱猜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委屈甚至伤害了一部分学生，增添学生的反感和厌恶情感。因此，班主任对于学生中发生的自己尚不知情的问题，要亲自进行全面系统、有计划地摸索底细。不能采用“我猜想……”、“我估计……”的方式去捕风捉影，而应该把事情调查清楚以后再做决定。

二、善待学生间冲突，体现班主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冲突并不全是坏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成功的基石。有人说：“爱迪生成功研究灯丝，失败了99次实验后，第100次实验终于成功了。”应该说100次实验都是成功的，没有前面的99次失败实验，谁知道这99种材料不能做灯丝，最后才得到结论，所以说都是成功的。同样学生因错误，发生冲突，班主任妥善处理，善待冲突，应该说也同样是成功的，因为以后该生会深刻地认识到此事做不得和该怎样做，对他来说是成功的，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作为班主任对于学生间发生的冲突，不应心烦意乱，动则训斥，讽刺挖苦，甚至歧视、体罚，要“多用情，少用气”，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亲切和蔼，心平气和，进行“冷”处理。正如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所说：“不能克制自己的人，就是一台被损坏的机器。”采取巧妙地引导，把冲突当成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强化对事物意义的认识，促成对事物意义的建构。应冷静下来反思自身的工作，不能草率地采取一些不正常的教育方法，甚至违背教育理念体罚学生。比如我们从小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劳动是光荣的，但学生犯错误了有的教师采取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让学生搞劳动，这样做反而玷污了劳动。

三、培养宽容心理，促进冲突化解，抚平隔阂

新物理课程要求教学活动贴近学生生活，符合学生认知特点．在物理教学中，教师通过创设物理情境，为学生提供观察、思考、实验、动手操作、实践探究的机会，不仅能起到明确教学目标、组织教学的作用，而且能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之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效提问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能引发学生的心理活动，促进学生物理思维能力的发展，实现教学目标，并通过师生互动动态生成新的问题的一种教学活动方式．新课程倡导以问题为纽带的课堂教学，要求教师在物理课堂教学中，通过提问，促使学生积极思考，参与学习过程，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在积极寻求答案的过程中逐渐地理解、领会和运用知识，或发现新的问题．因此，教师不仅要善于创设物理情境，还要将问题巧妙地设计在物理情境之中，做到有效设问，使学生学有兴趣，学有所得．

1为什么要在物理课堂中引入“冲突”设计的概念

冲突的词语解释中有一条：冲突指对立的、互不相容的力量或性质（如观念、利益、意志）的互相干扰．例如：革命与旧势力相冲突．心理学中的冲突，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对立的需要同时存在而又处于矛盾中的心理状态．物理教学中的冲突是指意识层面上的冲突，主要指新旧知识相遇时产生矛盾的心理状态．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在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教育心理学：一种认知观》的扉页上写道：“如果我不得不把全部的教育心理学归纳为一条原理的话，我将一言以蔽之：影响学习的惟一重要因素就是学习者的已知．要探明这一点，并据此进行教学．”新课程要求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教师在了解学生原有知识的情况下，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引入新旧认知的冲突，引发学生思考，以完成新旧知识的融合，建立新的知识体系，达到教学目的．从教学方式来看，引入冲突的概念更有其实际意义．人类的大脑似乎偏爱于故事，要将教案写得像故事一样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故事的结构有一个“4C原则”，第一个是因果关系（causality），第二个是冲突（conflict），第三个是多样性（complications），最后一个是角色（character）．要完成故事结构，冲突犹如承上启下的关节，是让内容胜利进行的关键．笔者认为教师也可以利用故事的“4C原则”，像导演一样设计冲突，利用冲突来串联课堂的环节，使物理课堂成为像故事一样精彩的有机的整体．

2在物理课堂中引入冲突设计的优势

笔者认为，物理课堂上利用冲突串联的课堂设计，至少有如下3点优势．

2．1冲突设计使教学过程更为流畅，使教学过程成为一个整体冲突设计可以作为课堂上知识点转换时的衔接内容，防止教学内容生硬转换，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内容更流畅．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让思维胜利过渡，消除思维惯性的影响．案例1：“重力，基本相互作用”一节课中由力的概念入手，首先回顾力的作用效果和力的三要素，以及它们间的关系．当要将内容转换到重力部分时，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设计：教师提问：“放在桌面的粉笔盒与谁发生了相互作用？”学生思考后回答：“粉笔盒与桌面发生了相互作用．”教师提问：“放在桌面的粉笔盒还受到什么力作用？”学生：“重力．”教师提问：“有重力说明粉笔盒与谁发生了相互作用？”学生明确：“地球与粉笔盒也有相互作用．地球吸引粉笔盒体现出重力，粉笔盒也在吸引地球．因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在回顾力的概念的同时，引入了重力的产生原理．在这里“力是物体间相互作用”与“地球与粉笔盒也有相互作用”两个概念所引发了认知冲突，成为引发学生下一步思考的关键．有时我们甚至还可以用几个冲突设计来串联整堂课，让课堂像讲故事一样起伏发展．

摘要：近年来，医患矛盾不断加剧，以恶性伤医为典型的医患冲突事件屡屡见报。本文以相关报道和研究为依据，从患者、医者以及社会3个角度进行探讨，旨在分析医患冲突频发的症结所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以期为今后化解医患矛盾、处理医患冲突提供参考。

关键词：医患冲突；患者；伤医事件

2013年中国医院协会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显示，2003—2012年的10年间共发生导致医生残疾、死亡的恶性暴力伤医事件40起，2013年仅被媒体报道的袭医案件就近30起[1]，造成较大影响的暴力伤医事件16起[2]，其中包括震惊全国的“温岭杀医案”。2014年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我国的医务工作者中有四分之三的认为现今的医患关系紧张，有两成的人称自己在过去一年里被患者辱骂过4次及以上，有两成的人表示自己在过去一年曾与患者发生过肢体冲突[3]。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不仅影响了医疗行业的正常运行，还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埋下隐患。因此，探讨造成医患冲突的根源，寻找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已迫在眉睫。

1原因分析

无论是患者还是医者，首先都是社会人。医患冲突虽发生在患者和医者之间，但也受政策制度、媒体宣传以及舆论导向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医患冲突的发生涉及3个主体：患者、医者和社会。因此，探讨造成医患冲突的根源有必要从这3个主体着手。1.1患者因素。1.1.1对诊疗结果期望过高。随着患者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医疗手术特殊性的不了解，导致患者对诊疗效果期望过高，当诊疗效果不如人意时，就容易产生医患纠纷[4]。而事实上，由于人体的复杂性和医学的局限性，在正常的医疗过程中效果不理想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病情恶化或死亡时，患方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将承受巨大压力，会因“人财两空”而迁怒于医方，这便容易引发暴力或极端事件[5]。1.1.2身为弱势群体的压力。中国医院协会2012年的调查显示，恶性伤医者大多文化程度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支付医疗费其困难，农民与无业、下岗及打工者占七成以上，近四成的人性格内向、孤僻、偏执，近三成的人有精神病史。较大的经济压力使患者在遭遇医疗事故时易产生过激行为。1.1.3部分患者法律意识淡薄。部分患者法律意识淡薄也是造成医患冲突的重要原因。部分患者在遭受医疗损害之后，对政府和有关部门缺乏信任，不是运用合法的诉讼或协商等手段维护权益，而是通过“医闹”等违法手段来胁迫医院，极力扩大事态，为自己增加与医院谈判的“筹码”。同时，部分医院花钱解决问题的做法，更让患方误认为是“大闹得大钱、小闹得小钱”[6]，助长了这种歪风邪气。“医闹”在给医院名声带来极大损害的同时激化了医患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医患冲突的重要原因。1.2医者因素。1.2.1医疗行业公益性降低。我国的公立医院虽然是公益事业单位，但实际上政府财政补助尚不足医院收入的10％[7]。由于医院得不到足够的投入，靠创收生存发展，给科室下任务，给医生下指标，过度医疗的问题普遍存在[5]。开大处方、重复收费、滥施不必要的手术等过度医疗行为，不仅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负担，还使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缺乏信任[8]。当医疗事故发生时，患者对医方的不信任极易转化为敌对情绪，加大医患双方解决矛盾、处理分歧的难度。1.2.2医疗服务质量不高。在我国，由于医疗资源紧张以及分配不均，大型医院经常人满为患。患者为看门诊需要排队等候几个小时，到诊室后医生从询问病情到给出诊断往往只花几分钟时间。部分医务人员服务意识淡薄，经常对患者冷言冷语，并且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对患者的痛苦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同情与关怀。更有一些医务人员技术不过硬，甚至缺乏责任心，造成医疗差错，从而引发医患冲突[5]。1.2.3与患者沟通不足。由于我国目前卫生资源总量不足，且配置不合理[5]，大型公立医院经常集聚着大量患者。由于超负荷的门诊量，医生根本没有时间详细询问患者的病史以及对病情给予耐心的解释与交代[9]。医疗事故发生时，患方往往将结果简单归结为医方的疏忽和不负责任，即使医方再次向患方解释事故原因也难以得到患方的理解。1.3社会因素。1.3.1医疗保障程度低。我国制定了全民医保制度，但由于实行低水平、广覆盖，保障水平和层次比较低，还有一部分贫困人群没有医疗保障，看不起病[5]。群众想要得到较高水平的医疗服务，需要支付相当一部分比例的医疗费用。在许多城市和地区，“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时有发生。“看病难、看病贵”所导致的社会压力，正是导致医患矛盾加剧的根本原因。1.3.2媒体的推波助澜。媒体精神的要求在于真实、全面和准确地报道社会事实，然而实际上媒体报道总是带有选择性[10]。部分媒体和记者在报道医疗纠纷和冲突时，带有明显的感情倾向，而不是以科学严谨的精神，只重结果，不重过程，一味地将责任推向医方，指责医生缺乏医德，造成了医生整个职业群体在社会上被“污名化”。患者总是以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审视医生及其医疗行为，将正常的医疗行为进行负面化理解，发动社会舆论打击医生和医院。患者对于医生来说成了需要防范的“对手”，而非需要拯救的弱者[10]。这种做法看似保护了患者，维护了社会的“正义”，实际上加剧了医患冲突，影响了医疗行业的正常运行。1.3.3患者维权成本过高。目前，医疗事故鉴定程序不适应实际需求，患者申诉和维护权益渠道不畅通[6]。由于医学的专业性较强，医疗事故鉴定需要依赖医学界人士。但由于许多鉴定人员与医疗机构联系密切，鉴定过程缺乏透明度，结果难以被患方信服。且事故鉴定费高（市级鉴定2500元，省级鉴定4500元），鉴定时间过长（从受理到鉴定书的签发等主要程序需要45个工作日），患者通过司法程序维护权益非常困难[6]。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成本高、耗时长的特点，致使许多患者转而通过“医闹”这种不合法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2医患冲突对医者、患者的危害

摘要：分析组织内发生的冲突，为研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激励机制提供了契机，但在管理实践中，如何在组织中维持一定水平的冲突，提升组织绩效往往比较困难。本文尝试借助博弈论观点，对给定理性局中人即组织成员在冲突中通过其最优选择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最终达到博弈均衡加以解释，并以Morgan解决模式为例，对组织冲突行为给出最优冲突解决方案，即强制下并给予民主行为。

关键词：组织冲突;博弈论;最优冲突管理;Morgan模式

一、前言

全球化和战略联盟使得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压力和资源重新配置问题剧增。技术压力在组织内外产生了诸如丧失隐私、信息泛滥、缺乏面对面沟通、技能窘迫或知识匮乏得不到晋升等等方面的问题。企业庞大的集中控制的组织随之与分散的、变幻莫测的市场之间的冲突愈加频繁。这些发生在组织结构内部和战略层面之间的冲突，极大地影响组织的决策。

（一）国内外理论进展

现代管理科学对冲突的研究源于20世纪60年代，巴纳德和西蒙都认为组织冲突长存企业内部。“在一个大型组织里要所有人为其自身的个人利益工作而采取合作的方式不大可能。”J•klly，H•Assael都认为，组织中存在冲突对促进目标显露有积极作用。之后对组织冲突产生原因及处理研究开始获得进展，学者们开始发现压制冲突的传统管理思维和方法的不合理性。LouisR•Pondy认为，压制冲突的组织剥夺了自我调节和稳定成长的功能。60年代后，在组织管理和行为理论的研究中，都把冲突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关注。如RossA•Mebber于70年代完成的《组织理论管理》、GaryJohns的《组织行为学》、Derslergary的《组织管理》和JohnM.Ivancevich和MechaelT.Martteson的《组织行为与管理》等著作，都对冲突的性质和形成原因、影响解决冲突问题的因素和解决冲突问题的途径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摘要：分析组织内发生的冲突，为研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激励机制提供了契机，但在管理实践中，如何在组织中维持一定水平的冲突，提升组织绩效往往比较困难。本文尝试借助博弈论观点，对给定理性局中人即组织成员在冲突中通过其最优选择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最终达到博弈均衡加以解释，并以Morgan解决模式为例，对组织冲突行为给出最优冲突解决方案，即强制下并给予民主行为。关键词：组织冲突;博弈论;最优冲突管理;Morgan模式一、前言全球化和战略联盟使得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压力和资源重新配置问题剧增。技术压力在组织内外产生了诸如丧失隐私、信息泛滥、缺乏面对面沟通、技能窘迫或知识匮乏得不到晋升等等方面的问题。企业庞大的集中控制的组织随之与分散的、变幻莫测的市场之间的冲突愈加频繁。这些发生在组织结构内部和战略层面之间的冲突，极大地影响组织的决策。（一）国内外理论进展现代管理科学对冲突的研究源于20世纪60年代，巴纳德和西蒙都认为组织冲突长存企业内部。“在一个大型组织里要所有人为其自身的个人利益工作而采取合作的方式不大可能。”J•klly，H•Assael都认为，组织中存在冲突对促进目标显露有积极作用。之后对组织冲突产生原因及处理研究开始获得进展，学者们开始发现压制冲突的传统管理思维和方法的不合理性。LouisR•Pondy认为，压制冲突的组织剥夺了自我调节和稳定成长的功能。60年代后，在组织管理和行为理论的研究中，都把冲突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关注。如RossA•Mebber于70年代完成的《组织理论管理》、GaryJohns的《组织行为学》、Derslergary的《组织管理》和JohnM.Ivancevich和MechaelT.Martteson的《组织行为与管理》等著作，都对冲突的性质和形成原因、影响解决冲突问题的因素和解决冲突问题的途径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相比西方管理学者的研究，国内管理学界对企业或其他组织冲突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80年代后期港台学者开始相关研究，从创新角度得出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观点。如“缺乏冲突的团体容易陷入群体思考模式的陷阱。”“企业领导应该刻意维持良性冲突的产生，利用冲突激励组织进步。”等等。赖明正对组织变革中利益冲突和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在追求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原先企业内利益均衡的态势也随着组织的变革而有所不同。胡文琦、范庆玉从分销渠道的角度对冲突关系进行了分析；张继征对企业转包过程中的冲突行为进行了评价并提出解决方法；张勇、张玉中分析了企业组织间冲突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李霄、徐中和则利用博弈论对冲突管理的策略方法进行了推演等等。（二）对冲突理论演进的简要评述冲突（conflict）是指两个或更多相关联的主体，因互动行为所导致不和谐的状态。是个体对外部环境做出的过激反应，体现了决策意愿的个人化。按照西方冲突理论，冲突过程一般分为五个阶段，即潜在的对立或不一致、认知和个性、行为意向、行为和结果。第一阶段也称为冲突的成因，一般概括为三类：沟通、结构和个人因素。认知和个性化阶段是指个体对冲突有知觉存在，并且个体有了情感上的投入。行为意向介于一个人的认知、情感和外显行为之间，它指的是从事某种特定行为的决策。行为阶段则是冲突双方公开地试图实现各自的愿望。结果阶段就是冲突对组织绩效影响的最后结果，即是功能正常还是功能失调的结果。激发功能正常的冲突是冲突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冲突出现的时候谈判是解决冲突比较好的办法。组织内部成员之间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依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成果的过程构成了博弈论决策个体的特征。发生在组织内部的冲突则是由对立的目标、态度、行动所导致的组织内部或组织间的非合作博弈行为。本文试图引入博弈论观点，对给定理性局中人即组织成员在冲突中通过其最优选择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最终达到博弈均衡的现象加以文本解释，寻找冲突管理各方合理策略下博弈的解，从而建立最优冲突管理方案。二、织内冲突的博弈特征使用严谨的数学模型研究冲突对抗条件下最优决策问题的理论称博弈论。如果一个博弈存在一个战略组合，任何参与人要改变这一战略组合都可能导致降低自身的效用水平（或只能保持原有的效用水平），因而任何参与人都没有积极去改变这一战略组合，这一战略组合称为该博弈的纳什均衡。冲突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对若干议题的认知、看法不同，需要、利益不同，或是基本道德观、宗教信仰不同等因素所致。冲突发生在复杂的组织内部，存在组织战略行为中的冲突加剧了博弈频次。Libby认为，组织是成员之间存在心理上相互依存关系的非简单个人集聚。组织具有相互依存、协作、分工和权威阶层的特征。［1，2］博弈论中的决策个体与微观经济学中的个体决策相比，博弈中的决策是相互依存的，即考虑了各个决策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基于事物矛盾性的认识，组织冲突假设辨证表现在：（1）冲突是不可避免的；（2）冲突对变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要素；（3）只要对冲突进行很好的管理，其对全局效用的促进是正相关的；（4）充分利用冲突为对于集团组织结构和战略目标实现是有利的。冲突使组织内部产生了问题，但也为组织兴奋提供了必要的激励条件。在组织冲突中，决策个体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其他决策个体的选择，各个决策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博弈决策中被充分考虑，个体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其他决策个体的选择，个体最优决策μi(S)，是他人效用函数的函数μ3i(S)=μ(μ1(S)，μ2(S)，…，μi-1(S)μ，μi1(S)μ，…，μn(S))(设i为博弈中的局中人，i=1，2，…，n；si表示局中人i的策略，S=(s1，s2,…,sn)表示n个局中人的决策向量，μi(S)记为局中人i的效用函数。从一定意义上讲，博弈论研究的是存在相互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体决策问题，组织冲突同样是一次或多次相同外部条件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组织与外部环境间博弈的最优策略选择。［3］三、一般性组织内冲突的原因及影响Creighton,Moore,Amy,Bisno分别探讨冲突的根本原因，并归纳为：（1）程序冲突(proceduralconflict)。流程上发生问题，在责任权限模糊时可能发生角色冲突。［4］（2）资料或资讯冲突(dataorinformationconflict)。争夺稀缺资源引发冲突。（3）价值判断冲突(valueconflict)。随着组织不断扩大，交流机会和次数减少，成员对所在组织的归属意识得以增强，组织内竞争和文化相斥成为冲突的原因。（4）利益冲突(interestconflict)。报酬体系公平性导致的冲突。感觉到报酬体系中存在着不公平或发生偏离的情况，小集团间或人际关系上可能出现冲突。（5）关系冲突(relationshipconflict)。工作中的依赖关系导致的冲突。（6）情绪冲突(emotionconflict)。源于心理承受力、能力差异导致的冲突。研究和掌握容易导致冲突的原因的考虑方法，比防止非生产性冲突发生或者把非生产性冲突限制在最小化范围内更重要。[1][2][][]冲突结果是长程的，回避冲突和掩盖冲突同样能导致消极和懈怠的状态产生。Kast和Rosenzweig即强调不应忽视冲突在促进改革的积极的角色与功能。而冲突管理则是以系统、科学的方式来消除认知与价值差异等障碍，以达成协议的过程。其目的在冲突过程中减少可能的或是不必要的伤害，以促进有利冲突双方的结果。［5］冲突管理的目的也是在均衡博弈不利于解决冲突困局情况下，采取合作态度寻求最优解。四、组织内冲突管理——对Morgan模式的一个博弈理解运用博弈观点阐释组织冲突管理的难点就在于局中人所参与的每次博弈或多次博弈的得益。理性行为人往往从自身最优策略选择出发以实现自身利益为目标参与博弈。（一）Morgan的五种选择GarethMorgan在其《组织印象》(ImagesofOrganization)中，说明在组织管理者在面临冲突时，可进行的五种模式选择（见图1）。冲突的消除从自我主张与协调性两维度考虑。自我主张性是指当事人使自身利益关系得到满足的意图；而协调性则是使他人的利害关系得到满足。据此可以把解决冲突的方法分为五类：（1）强制型：为利益坚持竞争，并以自身最优策略完全实现为目的，显示威力和强制力；（2）和解型：放弃自身利益做出让步，重视双方关系维持而不是竞争，也许不得已唯命是从；（3）回避型：双方都不轻易将其真实意愿外露的对策，没有信息交换；（4）姑息型：相互妥协处理冲突，即与其唯命是从，不如择机达成共识；（5）合作型：完全理性行动，基于充分合作双方共同决定寻找最优策略并采取行动。合作通常被视为解决冲突的最佳方案。Morgan解决模式构成了非合作博弈的条件。博弈的过程就是各个理性的博弈方（当事人）选择自己决策的过程，当各博弈方都不愿或不会单独改变自己策略的策略组合存在时，或者说为了极大化自己的盈利（或效用），每一个局中人所采取的策略一定应该是关于其他局中人所取策略的最佳反应。［6］纳什均衡说明冲突管理也必须符合这样的规律：按照你愿意别人对待你的方式来对待别人，但只有基于他们也必须按同样方式行事。（二）冲突博弈的困境解释现实组织内冲突发生时由于缺乏互释的沟通，当事人双方处于对立面时必然表现为一种“囚徒的两难选择”。困境中每一方在选择策略时都没有“共谋”，他们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组织福利或任何其他对手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佳策略组合构成。没有人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获得更大利益。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7］双方在合作与抵制策略上首先想到自己，这样他们必然要陷入回避。只有当他们都首先替对方着想，或者相互合谋时，才可以得到最完美的和解。组织内集团利益冲突中，局中人心态构成博弈困境。前者希望冲突解决以部门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后者想打破这样的均势，博弈的结果可能出现Morgan模式，诸如强制推行，单方和解，双方逃避或相互妥协几种解决方案。那么通过怎样的渠道才能在冲突人之间建立合作的基础，使局中人一定程度上能够站在对方的视角考虑问题，从而走出囚徒困境，最大化实现双方利益。而客观上，正当的逐利心态构成了人们正常与主要的行为动机。当冲突管理试图通过法律或者道德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时，必须正视这种心态在各种博弈过程的深刻影响与具体作用。（三）最优冲突管理——强制下民主配合制度创新组织冲突多是个人目标实现与组织强调经济决策者的个人理性,强调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经济分析，强调决策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等外部性,强调通过规则、机制和制度的设计和优化在个人理性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达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致。根据有关冲突的研究，无论是业绩优异的公司管理者，还是业绩差的公司管理者，解决冲突的考虑首先均为合作型。然而次优方案的选择就差异很大，前者多采取强制姿态，而后者多采取姑息对策，由此可以导出最为有效地解决冲突的方法是强制的并以合作型为支持。由于合作型是采取基于民主解决问题的开放交流形式，可以说强制力下并给予民主的行动是解决冲突的最为有效的方法。［8］这也说明经济的博弈均衡并不一定是帕雷托最优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可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对于这种矛盾和冲突，不在于否定个人理性，关键是通过设计一种制度的创新，建立起一种新的使得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基础上能够达到集体理性的机制。Rummel认为冲突过程从平衡与不平衡中间移动，达成一种平衡。同时冲突关联利益人的关系也未必是全然相互竞争的，在运用冲突管理的原则与方法时，反而通常存在竞争与合作的混合关系，贯穿如：（1）对事（或问题）不对人；（2）重视利益而非坚守立场；（3）寻求互利的方案；（4）兼顾主、客观评估标准等态度，追求整合协商谈判（integrativebargaining），所谓的双赢（win-win）才有机会。［4］但纳什均衡博弈论由于仅关注个体行为的合理性。不可避免的是它在解决组织冲突中的局限性，博弈论描绘出困境，却难以解决困境。纳什均衡博弈论也不能从根本上保护博弈各方的利益，博弈不能带来共赢，却可能造成共输（simultaneity-loss）。［9］参考文献：［1］DEBORAHM.KOLB，JUDITHWILLIAMS.Breakthroughbargaining［M］.HarvardBussinessReview,2001：89~97.［2］STEPENIEOVERMAN.Makefamily-friendlyinitiativesfly［M］.HRFocus,1999：14.［3］莫燕，周建中.基于博弈论的企业技术创新对策研究［J］.技术经济2002（7）:10-12.［4］弗雷德•鲁森斯.组织行为学［M］.王垒,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5］汪明生,朱斌妤.冲突管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6］刘仁军.组织冲突的结构因素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1（4）:30-33.［7］张维迎.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武田耕一.人与组织［M］.王艳萍,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9］LEIGHTHOMPSON,ERIKAPETERSON,SUSANE.BRODT.Teamnegotiation:anExaminationofintegrativeanddistributivebargaining［J］.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96,70（1）:66-78.

一、刑法中的义务冲突的概念

刑法中的义务冲突是排除犯罪的一种事由。刑法中的义务冲突具体是指行为人在面对同时履行两个以上不相容的义务时，因履行时间或履行能力的有限性，只能履行其中的某些义务，而不得已放弃其他义务的履行，并由此产生刑事法律后果，但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现象。

对于刑法中的义务冲突的概念的把握要注意将其与刑事义务冲突分开。刑事义务冲突是指数个由刑法赋予的义务，不能同时履行却须得同时履行的矛盾状态。而刑法中的义务冲突指的是一种排除犯罪性的事由，分清两者的区别对于界定刑法中的义务冲突的范畴，特别是研究道德义务冲突是否归属刑法中的义务冲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刑法中的义务冲突使行为人免责的依据

刑法中的义务冲突之所以有其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对行为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的阻却效力。那么，它对刑事责任产生阻却效力的依据是什么？对此，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紧急避险说。该说认为，义务冲突行为是行为人在紧急事态下不得已实施的一种侵害行为，它是紧急避险的一种特殊形式。该学说采取此种理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刑法中的义务冲突和紧急避险二者出现的情况相同，都是发生在紧急情况下；二是行为人为了避免较大利益的损失，采取牺牲较小利益的行为，强调行为人对造成的损害都是出于不愿其发生，但是无力阻止起发生的主客观情形。

内容提要:冲突规则的作用在于决定哪些国际法规范应优先适用。但是，《WTO协定》本身没有包含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一般冲突条款，但又不能机械地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且难以有国际公法的冲突规则适用的空间。DSU第3．2和19．2条根本不构成一条冲突规则，而是作为对WTO涵盖协定的过于宽泛的解释的一种制约或限制。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冲突规则隐含在DSU第7．1、7．2、11和19．1条的规定之中。从上述冲突规则可推断，WTO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争端解决法律适用系统，从而排除了实体的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适用。

《WTO协定》对WTO法与其他国际法的关系很少涉及，它没有包含明确规定其与已经存在的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一般冲突条款。由此产生了一些相应的问题，其中有，如果遇到WTO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存在冲突，能否适用国际公法中的冲突规则，比如后法规则和特别法规则解决可能的冲突；WTO法，尤其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中有没有隐含一些处理这类可能的冲突的规则；如果有，哪些DSU条款隐含这类冲突规则，以及这些冲突规则是否排除了其他国际法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适用，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在WTO法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WTO法中明确规定的冲突规则为数不多

冲突规则的作用在于决定哪些国际法规范（除了反映强行法的规范）应优先适用。如果规则的冲突缺乏明确的规则指导，将减少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如果一项条约的规定与另一条约的规定之间存在冲突，关于哪项规定应优先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维也纳公约”）第30条规定了一些指导。该条规定涉及同一事项和相同当事国的条约之间冲突的一个主要的规则是：条约中专门调整与其他条约冲突的具体规定（即冲突条款）必须得到尊重；[1]也就说，如果WTO法中对其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已经作出明确的规定，就必须按照此类冲突规则处理。

但是，《WTO协定》本身对其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很少涉及。[2]它没有明确规定它优先于或者不减损先前存在的其他公约或国际协定。[3]WTO法中明确规定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冲突条款或包含冲突规则的规定大致有：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宪章》的GATT1994第21．3条[4]和关于其他保护知识产权公约的《TRIPS协定》第2．2条，[5]某些有关争端解决的规定，[6]区域贸易安排，[7]以及《WTO与IMF关系的宣言》等。[8]

在WTO争端解决判例中，阿根廷－纺织品和服装案是一个可以用来说明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明确的冲突规则的例子。在该案中，上诉机构审查了专家组认定的违反了GATT1994第8条的一项百分之三的统计税，是否可以借助于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对阿根廷实行的据称冲突的义务予以免除。上诉机构评估了IMF备忘录是否与GATT规则冲突，以及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哪个应优先。上诉机构认为，阿根廷并没有证明其与IMF的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与GATT1994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9]即使有冲突，上诉机构认为，“《IMF与WTO之间的协定》，《WTO与IMF关系的宣言》或者《关于一致性的宣言》中都没有规定……可证明一个成员方对IMF的义务应优先于GATT1994第8条下的义务的结论。[10]上诉机构还认为，仅《WTO与IMF关系的宣言》——构成了《WTO最后文件》一部分的一个部长级会议的决定，而不构成WTO涵盖协定的一部分——规定了WTO与IMF之间的法律关系。该宣言包含一个以GATT规则为准的明确的冲突规则：关于货物贸易，WTO与IMF规则之间的关系应继续由GATT1947的规定管辖，这意味着，只有在这些与IMF有关的措施条款中规定的例外可用于为违反GATT辩解。以这个冲突规则为根据，上诉机构认为，由于在GATT1994本身中，GATT1994第8条下找不到与IMF有关的例外，独立的IMF规则如争论中的备忘录，不能证明阿根廷违反GATT1994第8条是合理的。[11]

1公务员角色冲突的概念简析

角色冲突是公务员在行政组织中因扮演的角色不同而涉及的责任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公务员承担着许多角色，公务员个人既是上级又是下级、既是父母又是儿女等等。由公务员承担的角色和多种角色集于公务员一身，不同的角色赋予不同的义务和要求。但是，在角色之间会发生矛盾和抵触，妨碍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于是形成角色冲突。最典型的角色冲突形式有两种：一是上级角色与下级角色的冲突。这会使他处于对下服务与对上负责的两难境地，从而形成角色冲突。二是行政人角色与社会人角色的冲突。公务员是行政人，在行政组织中，充当由其职位所决定的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角色。公务员还是社会人，要充当作为一般社会成员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角色。

在角色冲突的时候，公务员的判断和选择同时也是道德和伦理的判断和选择。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公务员面临着两难困境。公务员公职上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所具有的私人利益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公务员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公共领域不仅要具有公共利益至上的精神，而且要以是否符合公众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其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是负责的行为。但是，公务员作为个体的社会人，他有私人权利和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属于两个不同领域并且性质不同，有时维护公共利益可能会损害私人利益，追求私人利益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两者有时甚至可能导致对立。

2公务员角色冲突的根源分析：双重属性

2.1“公共人”及其公共性

公务员受政府的委托，公平地履行社会让渡出来的公共权力，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务员首先是“公共人”。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公务员的公共角色的定位。公务员作为“公共人”，他们通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从而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务员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公共利益，这都带有公共性，其对象是全体社会公民。作为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务员，必须按照公共价值要求行使职能。公务员在行使职能时必须以人民的公共意志为导向，将公共利益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原则，充分体现公务员的公共属性。为了保证公务员能够公正地行使公共权力，为公众谋取公共利益，必须要求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能够“大公无私”，价值中立，不掺加任何个人的感情色彩。这也是社会对公务员的角色期待。

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各国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涉外商务谈判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避免和化解冲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文化差异、语言运用等多个层面分析了谈判中冲突的应对技巧，以期给谈判者提出一点建议。

关键词：谈判冲突对技巧

一、引言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各国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作为外贸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涉外商务谈判也逐渐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功的谈判的作用毋庸置疑，它是参与谈判的双方都期待的结果。但由于种种原因，谈判中出现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巧妙地应对冲突，化干戈为玉帛，是每个谈判人员应有的素质。

二、了解文化差异，提前做好准备

谈判是由人完成的，这就决定了谈判受很多人为因素的影响。不同的谈判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些性格迥异的人在谈判风格上大相径庭，如果对彼此的文化背景没有足够的了解，有些谈判便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局，此时，如果不能正确适当地使用应对策略，那么后果将不尽人意，甚至导致谈判破裂。

一、引言

姜文作为导演创作的电影，从第一部《阳光灿烂的日子》（1993），到《鬼子来了》（2000），到《太阳照常升起》（2007），直到去年年末的《让子弹飞》（2010），17年4部影片的产量固然不能算高产，但不得不说的是，姜文的每一次出手，总会给人惊喜，然后必然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纵观姜文导演的四部影片，至少从文本层面上，几乎找不到显而易见的共通点：四个不同的故事、四个迥异的年代，人物设置上，大院少年马小军、中年农夫马大三、归国华侨老唐，以及绿林英雄张麻子，同样是四个不一样的模型。四部影片的独立性不仅体现在文本层面，在更深层次的探究上，也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意义、两种手法：《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是采用多线叙述的方式，探究在大背景下作为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而《鬼子来了》和《让子弹飞》则是采用经典的二元对立手法，用故事性极强的嬉笑怒骂的方式对民族性进行尖深的拷问。所以，很难把姜文电影划种归类。可以说，姜文电影是“无类型”的——各个层面上，四部影片均相互独立地存在着。但如果把审视的眼光从整体移至局部，仔细研究和品味其精神内涵，会发现在四部影片中存在着诸多共同的元素，如“欲望”、“征服”、“现实与梦境”等。而在影像表达方式上面，在每部影片需要点明内涵或深化主题的节点，总会有一段“狂欢式”的影像表达。这样的带有典型的标志性个人色彩的表达方式，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

本文所谈的姜文电影中的“狂欢”，主要是指苏联文论家巴赫金所界定的关于“狂欢节”、“狂欢式”以及“狂欢化”的概念范畴。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是指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并流行于欧洲中世纪的传统节日，市民相聚欢庆、彩车游行、化妆舞会、盛大宴会等是其主要特征。狂欢式，是巴赫金基于狂欢节现象首创的概念，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说道：“狂欢式是指所有狂欢节式的庆贺活动的总和，这是仪式性的混合的游艺形式。这个形式非常复杂多样，却随着时代、民族和庆典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变形和色彩”。从定义看，因不同时代不同民族而呈现不同色彩的节日，如中国的元宵节，庙会、泼水节也大致可属于此列。狂欢式是狂欢节内涵的扩大，就性质而言，它与狂欢节是同一层次的概念。“狂欢化”，也是巴赫金文论的专门术语，按他本人的定义，“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狂欢化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在文学中的表现，是从民俗学研究的对象狂欢节和狂欢式向文学领域的转化，这是巴赫金文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在阐述了“狂欢”在其三个层面上的含义之后，巴赫金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狂欢的作用，即“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而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向来主要就是某个统一的和唯一的独白意识所拥有的领域，是某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自身内向发展的精神所拥有的领域（如在浪漫主义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理解为“通过暂时性肉体上的放纵和欢愉，能得到精神上短时间的自我满足与释放”。

二、狂欢化的透视

姜文的电影，在结构上如同一部曲折的推理小说，突显中心主题的高潮部分，往往是在影片的末尾。把情绪推向高潮的方法多种多样，不同的导演有不同的特点。张艺谋会利用宏大唯美的构图和色彩，王家卫则会在镜头上下功夫：停顿、慢放、组接、闪回……情绪伴随着悠扬的音乐步入高峰。姜文则偏爱“狂欢式表达”，并使之成为其电影的标志性符号、横贯所有的作品。姜文的偏好，从其第一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即可见一斑。《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狂欢式表达，是马小军一众人在莫斯科餐厅里把酒言欢的片段：富丽堂皇的餐厅、花季雨季的少年、觥筹交错的酒席，展现在观众眼前的影像与那样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这正是印证了巴赫金所说的“第二种生活”：“我们不妨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这么说，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这两种生活都得到了认可，但相互间有严格的界限。如果不考虑这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常规的体系和狂欢的体系）的相互更替和相互排斥，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世纪人们文化意识的特点，也不可能弄清中世纪文学的许多现象……狂欢节，就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

以马小军为代表的时代青少年，个性与欲望常年被畸形的社会扭曲着，也就是说，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长期只能处于“第一种”生活的现实中。自然的，马小军们内心丰富的诉求与单调简陋的客观世界激烈冲突着，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狂欢——哪怕是白驹过隙的、甚至是半梦半醒的。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尔所论述：“当稳定的社会结构功能失去平衡的时候，冲突便会充当起一个平衡机制”。马小军等人当然无力与社会冲突，于是小范围内的、个体性的“自我冲突”便成为了当时唯一可行的途径。这就不难理解影片中醋意十足的马小军用半截酒瓶猛刺刘忆苦的画面，在那两分多钟的慢镜头中，马小军积压许久的情感肆无忌惮的宣泄着、释放着，即使那只是凭空想象的梦。因而，随后姜文的独白：“千万别相信这是真的，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勇敢过、壮烈过……”事实的真假已不是重要，关键的是正是在这样忽明忽暗、半真半假的叙述中，主人公的压抑得到了暂时性的缓解，“安全阀门”被打开，起到了应有的效用。之后，镜头再次切回那次宴会，一众人照常嬉戏笑骂、乐成一团。此时旁白澄清：我的记忆产生了错乱，事实是当时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不快……应该看到的是，狂欢、冲突作为一种影像表达方式，在姜文电影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但狂欢画面本身，仅仅是一种手段、渠道，并不是归宿。影片呈现给观众的画面，是尽情宣泄的马小军，但姜文更想表达、或者说是更愿意让人关注的，是画面的背后、是暂时性释放之后的马小军们。疯狂过后（即使那次疯狂是真的），马小军压抑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实质是否得到了真正缓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狂欢过后，依然是冰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