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范文10篇

一在财经工作上对陈云的信赖和支持

陈云在主管全国财经工作期间,受到充分信任。对于陈云提出的统一财政、调整工商业、粮油棉统购统销等政策、主张,予以全力支持。凡陈云确定了的方案,反对轻易变动。如1956年9月初,在阅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到1962年粮食生产5200亿斤,棉花5200万担”,更正为“到1962年要求粮食生产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并写下旁注:“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凡陈云不在场而又需要作出重大经济决策时,总要派人或致电、或致函去征求陈云的意见。如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需要对粮食管理问题作出决策时,打电报给浙江省委谭启龙即转在莫干山养病的陈云,征询陈云意见后再作出决定。又如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主持起草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在派专人把草案送给在杭州养病的陈云征求意见后,才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对陈云提出的一些重要经济观点,或予以支持和扩大宣传,或予以阐释和发挥,或予以归纳和延伸。建国伊始,鉴于物价猛涨的局面,陈云认为稳定物价是稳定人心的关键。1950年3月采取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等项措施后,物价开始回落,但陈云仍然担心金融物价的波动。写道:“关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的基础尚不巩固,陈云所顾虑的再次波动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①1955年冬,陈云根据当时的形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6点意见。说:“陈云同志提出的6点意见,就是要有步骤有秩序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陈云同志提出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规划是一个很大的计划。我们要全党动员,特别是省、市党委和各有关部门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做。”②在领导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最高决策层中,陈云是最早也是最系统地论述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问题的理论家。1954年6月30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时提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各生产部门之间“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③1956年在反冒进时,陈云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思想,得到的大力支持和称赞。4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6年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时,陈云说:“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听了陈云的发言之后,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已经把结论做了。”他赞成陈云的观点并发挥道:“生产是中心”,“生产是主要环节”,在生产与基建的关系上“首先就要进行很多平衡工作”。“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④3年“”之后,国民经济严重失衡。1962年3月7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讨论1962年经济调整问题,在陈云作长篇发言时,多次插话。当陈云说:“我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4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插话:“可以写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⑤

、陈云经济思想的共同点

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和陈云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正确认识三大改造与发展生产、实现国家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冷静地分析三大改造的高潮,大胆地纠正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急躁冒进的错误认识;“”、化运动之后,果断地纠正“共产风”,调整所有制关系与分配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求尽快恢复农业。1955年下半年由于激烈地批评“小脚女人”、反对右倾保守倾向,掀起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接着,全国手工业的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跟着进到了高潮。和陈云经过冷静分析和缜密思考,对三大改造的过急过热提出了批评。在支持下,陈云主持起草的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采取了适当限制的措施。1956年2月8日,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在讨论这个决定(草案)时,说:“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社会主义不仅表现在生产关系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生产力上。“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①6月18日,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高度评价了2月8日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及其决定。9月20日,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与陈云这一富有创见的构想相呼应,在国务院第44次、46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太死了不行。”②60年代初针对“共产风”的问题,提出要调整关系,明确所有制。他说:“农村有‘共产风’”,“主要表现为:大集体共小集体,集体共个人”,“把所有制搞乱了”。③对此,必须进行检查

与纠正。1962年1月20日,建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陈云同的思路完全一致。他认为要渡过困难就要放宽政策,包括对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调整。“放宽一些,东西反而会多起来。”④他通过在青浦的调查研究,提出农民的自留地应该多留一些;私养母猪养得好,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遗憾的是,1962年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前,陈云向进言,要求进一步放宽政策,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冷遇。在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方面,和陈云都以“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作为处理二者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遵守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法则,高度重视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纠正国家建设中不顾人民生活、不按比例、不求平衡、急躁冒进的错误认识。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⑤一年之后,他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又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⑥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期间,一再要求财经工作者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建国初期,他认为“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⑦在党的八大上,陈云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提出把我国经济改造成为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他兼任商业部长后对商业干部说:“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①在“”之后的经济调整中,陈云再次强调人民的生活问题,“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②在人民的利益中,存在着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矛盾;在人民的需要中,也存在着多种需要之间的矛盾。对此,、陈云都重视统筹兼顾、按比例发展。他们反对只顾当前生活、吃光用光的高消费,也反对不顾人民当前需要束紧裤带搞建设。说:“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③陈云认为国家建设规模应该有所根据,不能想多少就多少。他提出:“应该是在照顾必须的最低限度的民生的条件下来搞建设。在物资的分配上,首先应该照顾到必须的民生的生产,保证必须民生(当然不是大吃大喝),有余再搞建设。”④针对“”造成的农轻重之间的不平衡、重工业内部的不平衡、基本建设与工农业生产的不平衡,和陈云进一步分析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是客观规律,阐明了怎样搞综合平衡的问题。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指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怎样搞综合平衡?他提出要弄清楚两点:“一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一点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他认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⑤第二天讲话,赞成陈云的看法。说:“从现在起就要搞综合平衡。国家计委要搞综合平衡,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都要搞综合平衡。”“工业要按短线安排生产,使生产的东西配套,再不容许出半成品。”⑥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认识方面,、陈云对工业、农业、商业、水利、地质、交通等部门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建国之初,指出:“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⑦陈云从投资的角度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⑧他们的上述观点是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思想的雏型。对于商业,说:“商业作为联系生产和消费、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纽带,不仅担负着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和一部分生产需要的任务,担负着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而且也担负着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任务。”⑨陈云认为商业“担负着调节生产和需要、组织供需平衡的责任”。“搞好商业,稳定人民经济生活,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①对于水利,和陈云认为它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基础,特别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是起带头作用的。说:水利部的工作和各方面都有关系,必须要搞好。水利是大事,是中华民族的大事。“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陈云说:“水在农业里头非常重要”,“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对于地质工作,、陈云都强调其先行地位。1950年8月,说:“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1951年4月,陈云提出:“要有地质勘察的组织,必须大体上知道金、银、铜、铁、锡在什么地方。”对于交通运输,1949年8月,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几次强调它的先行地位。他说:“运输是一件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上海煤、粮、棉的供应都会很困难。”又说:“运输是全国经济的杠杆。我们要重视水路运输,支援铁路运输的恢复和发展。”在经济恢复时期表明了同样的看法。在“一五”计划建设时期,说:“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②除上述所列之外,还可以举出一些、陈云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基本相同的看法。在经济效益方面,和陈云都强调节省原则,重视以尽可能小的耗费取得尽可能大的效益。多次从效益的角度,从投入与产出的比较上使用“经济”这个概念。1955年2月3日,指出:我们现在讲建设,第一是适用,第二是经济,第三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照顾美观。1970年12月,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1962年12月24日,说:“这几年贪多、贪大,不算经济效果。这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他多次强调要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重视算账。他总理国务,心里总是有一本大账。陈云主管财经工作,心里不仅有一本大账,而且还有逐条逐项的明细账。他说:“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同时,也要算小账。”③大的方面要合理,小的方面也要合理。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的“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的弊端,陈云强调“必

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账,力求省一点。要计算成本,出一个成品要多少工,市场上是什么价格,等等,都要计算好。”他指出:基本建设也要按经济原则办事,不能浪费。“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④在经济思想方法方面,、陈云也常常不谋而合。他们思考经济问题、指导经济工作的根本方法是实事求是。多次指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陈云把实事求是具体化为15字原则,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围绕着实事求是,、陈云经济思想方法还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整体论。说:“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没有整体观念,“业务的进行就会是孤立的、迷失方向的,成为盲目的工作”。⑤陈云认为财经工作者“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来看”,“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⑥二是基础论。、陈云认为经济与政治、军事、文化之间的关系中,经济是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中,生产力是基础;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中,农业是基础。在各产业部门中,除农业之外,他们还把水利、交通、地质工作放在基础的位置上,强调其先行作用。他们认为国家建设必须从基础做起。三是稳当论。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常强调要稳步前进,反对急躁冒进,主张按一定步骤扎扎实实地前进。他说:“工作中,失去了步骤,失去了联系和配合,是不易做好的。”①为什么要求稳?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②陈云在建国初期就指出:“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③在“”之后的经济调整中,陈云再次指出:“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④三、陈云经济思想的区别由于和陈云工作分工和个人经历的不同,思考问题的着眼点和侧重点也就不同,两人的经济思想当然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是国家总理、政府首脑,经济、外交、统战、国防、文化……他总管一切。他在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时,自然而然地要注意处理好经济与政治、经济与国防、经济与文化、经济与外交等方面的关系。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是,他反对空头政治,不赞成把政治运动放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之上。1953年9月,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我们今天要搞建设,光是政治觉悟高就不够了,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用机器来发展工业生产。”⑤对于经济与国防,认为国防是保障。但是,国防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他说:“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⑥对于经济与文化,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⑦对于经济与外交,在万隆会议上说:“正像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就是为新中国的建设争取国际的和平环境。由出席并发挥突出作用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外交另一重要内容是促进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建国前夜,他说:“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⑧70年代初,他根据我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外交关系的发展,提出“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陈云是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经工作,是财经管理的专门家。陈云也常常涉及处理和论及经济与政治、国防、文化、外交等关系问题。比如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陈云认为政治局势不稳,经济工作就做不好。他指出:“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建议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口号。”⑨但是,与相比,陈云集中处理和集中论述的是经济工作内部的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当前目标上,与陈云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着重点有着明显的不同。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着重点是经济社会中、长期战略目标的制定,特别是如何将战略目标步骤化、原则具体化的问题。50年代中期以前,、等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开国之初,面对战争创伤和财政经济的困难,把恢复工业和农业作为第一步骤,以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作为几年之内的具体目标,将水利、纺织、铁路交通作为经济恢复的三大重点部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后,论述了为什么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问题。他说:“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①党的八大前后,又将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具体化为“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②60年代初,、等鉴于苏联和中国自己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验教训,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确定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四个现代化。陈云十分关心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较少论述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和中期的战略目标。他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着重点是处理当前财政经济中最紧迫的问题。1949年至1950年初,由于军费开支浩大、财政赤字严重、纸币发行过多,再加上投机资本家的兴风作浪,以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为先导和中心,全国几次出现物价暴涨、人心浮动的严重局面。这时陈云思考和处理问题的中心是如何稳定物价。他通过抓住粮食、棉花、煤炭适时抛售,通过征收公粮、发行公债、增加税收,通过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等标本兼治的办法,稳定了物价,并由此阐述了财政、信贷、物资平衡和反对走通货膨胀道路的思想。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之后,出现了商品滞销和部分私人工商业倒闭的问题。陈云又运用收购土产、加工订货的办法调整工商业,搞活经济,并由此阐述了城乡交流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钥匙的思想。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陈云领导制定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解决了最急需的军费问题;当战局稍有缓和,他又及时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保证了经济建设准备工作的正常进行。他主持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论述了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思想。当大规模建设开始后,生活消费品不足、粮食紧张时,他领导制定了粮、油、棉统购统销的政策。此后,针对急躁冒进的倾向,他分析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建设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陈云被称为“危难经济家”,他善于在危难中找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在“”之后的严重困难中,他提出的先恢复后发展、减少城市人口、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按照短线进行综合平衡等办法,对全国人民渡过困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就国民经济各部门相比较而言,关注得最多的是水利和尖端科技

摘要:陈云同志长期指导经济工作，是较早重视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国家领导人。陈云主张在发展经济之初就要重视环境保护工作，“防害于先”，不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重视和推动下，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逐渐成为基本国策，并在党的十八大后被确立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美丽中国”建设取得突出成绩。

关键词:环境保护;防害于先;可持续发展;美丽中国

一、引言

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20世纪震惊全球的十大环境公害事件大多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改革开放后，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生存造成较大影响。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272事实上，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深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长期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陈云同志，较早注意到了生态环境问题。陈云提出的“防害于先”“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观点，揭示出经济发展必须兼顾生态环境的基本理念，对促进中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较早觉醒者

陈云是较早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国家领导人。由于长期指导经济工作，陈云对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切的体会，逐渐形成了“防害于先”的环保观点，对中国生态环保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面对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逐渐形成“防害于先”的生态环保观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走的是粗放式发展道路。如，“”时期，大量资源被破坏，森林被大面积砍伐。又如，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很多工业项目投产，即便是城市中心、居民稠密区、水源地、风景游览区，也建设了一批污染严重的工厂，我国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已相当严重。森林资源锐减，草原大面积退化，动植物大量减少甚至部分灭绝，土壤、水域、大气层都受到严重污染。面对日益紧迫的环境污染问题，陈云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后，逐渐形成了“防害于先”的生态环保观点。(二)“防害于先”生态环保观点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前后，陈云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多次强调要在发展经济之初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并明确提出了环境治理的“百年计划”。1972年6月5日至16日，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为我国第一次全国环保大会的顺利召开作了重要的铺垫。在、陈云的提议和推动下，1973年8月5日至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公开承认社会主义也有环境污染问题，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等多项环境保护政策和决议，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指明了方向。可以说，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拉开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序幕。1975年7月19日，陈云在江苏高邮视察时指出:“要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在生产设计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设计，不要等到事后再解决。”［2］198在他看来，环境污染问题必须在生产设计初期就给予相当的重视。中国后来形成的“三同时”制度，就是在陈云上述思想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所谓“三同时”制度，即“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区域性开发建设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制度”。“三同时”制度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之一，也是我国环境保护的第一项制度，对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1979年6月17日，陈云致信李先念、姚依林，指出:“现已办了的工厂，哪些还未处理污染问题的，我们应该心中有数，逐步加以改变。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3］263“防害于先”的观点，是陈云总结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提出的很有价值的生态环保观点，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到了奠基作用。作为中央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陈云同志长期主抓经济工作，对经济发展、资源保护、资源的开发和合理利用有很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中国决不能再走西方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道路，必须提前做好生态环境规划。在中央领导集体和陈云的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于1979年9月13日出台，开启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法治化道路。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都对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保大会确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环境政策，正是陈云“防害于先”环境保护观点的具体体现。1981年3月29日，陈云同志给陆定一同志通信，从植树造林、治理江河、开发水力资源、治理污染、控制人口这五个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方面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有“百年计划”，具有很强的科学预见性。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和生态文明建设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重视下不断发展壮大，逐渐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形成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成熟理论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生态文明建设更是在十八大后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在建国后许多时期都对国内的经济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指导作用，至今仍然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谓经济发展思想，“指涉及国民经济增长(growth)和发展(development)问题的原理、学说以及由此而作出的政策推论”①。经济发展思想与经济思想是不同的概念范畴，“经济思想是一个包括经济发展思想在内的、内涵更为宽泛的范畴，而经济发展思想则仅仅是经济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个层面。”②现就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状况综述如下。

一、研究概况

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就目前的材料来看，成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专门研究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研究对象包括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发展观等;另一类则包涵在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之中。第一类，专门研究成果。这一类成果出现时间较晚，大部分都在2000年以后，且数量不多。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学术论文，还没有相关专著出版。截止2011年10月，CNKI检索主题“陈云”并含“经济发展思想”的学术论文只有4篇;“陈云”并含“发展思想”的22篇;“陈云”并含“发展观”的95篇。另外，武汉大学王元璋教授的专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史》中，有专门一章研究刘少奇、、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陈云部分有将近8000字的论述。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意义和启示以及比较研究等方面。如，张凤翱《陈云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四次重大思考》③，刘明松《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④，房维中《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陈云的经济指导思想》⑤，蒋永青《、陈云“一五”末期若干发展思路比较》⑥等。第二类，包涵于陈云经济思想研究之中的成果。由于经济发展思想本身内涵于经济思想之中，所以很多学者，尤其是较早期的学者，没有明确区分陈云的经济思想和发展思想。但是，从研究对象和结论来看，很多学者在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同时，已经研究了陈云的发展思想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只是在研究过程中并用或者混用了陈云经济思想和发展思想的概念。这一类研究实际开展时间较早，起步时间可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且成果颇丰。大约有超过一半的关于陈云经济思想的专著和学术论文，都涉及到了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在已出版的近50部关于陈云研究的论著中，包括论文集和传记，涉及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有30多部。截止2011年10月，CNKI检索主题“陈云”并含“经济”的学术论文有1650多篇，继续“在结果中检索”并含“发展”的学术论文，结果有710多篇。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具体方面，大致包括陈云关于经济发展的国情论思想研究、国力论思想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研究、对外经济关系思想研究、战略思想研究等。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专著和传记: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①;金冲及、陈群《陈云传》②;李成瑞、朱佳木《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③等;优秀的学术论文:多收集在纪念陈云诞辰周年的论文集中，主要有《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④;《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⑤;《缅怀陈云》⑥;《陈云百周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⑦;《陈云与当代中国(第一辑)》⑧;《上海陈云研究》⑨两部等。此外，在一些党史和经济史方面的论著中，也有涉及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方面的论述，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瑏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瑏瑡;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瑏瑢;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瑏瑣等。从纵向角度来看，对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1980年11月、1982年4月，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卷和(1949－1956年)卷，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党内发行。“陈云研究的帷幕即从全党学习和宣传这两卷文稿开始。”瑏瑤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关梦觉《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初探———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札记》瑏瑥;王琢、黄菊波《国力论》瑏瑦等。1984年1月、7月和1986年6月，《陈云文选(1926－1949)》、《陈云文选(1949－1956)》、《陈云文选(1956－1985)》相继出版，陈云研究的材料得到大大丰富。

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也得到大大推进。代表性著作有，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次决策和实施》瑏瑧;王梦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嚆矢———读〈陈云文选〉(1949－1956)》瑏瑨;陈光林、刘凤歧同名著作《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瑏瑩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由专题研究逐渐向总体研究过渡，由单纯经济理论层面研究向史论结合深入研究过渡。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头两年。1995年4月，陈云同志逝世，6月，《陈云文选》第二版1～3卷出版。2000年，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三卷出版。这部《年谱》除公布了许多新史料以外，还使研究者能够全面连续地把握陈云一生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脉络，而之前研究者只能通过《文选》掌握陈云的主要思想观点。因此《年谱》的出版把陈云研究，包括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杨波《新中国经济战线的奠基人———缅怀陈云同志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贡献》①;朱佳木:《陈云与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②;汪海波《对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考察》③;李沛贤《学习陈云“国力论”的发展思想》④;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⑤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在资料越来越丰富的基础上，研究越来越全面深入，在专题研究和总体研究方面都有高质量的成果，并且更注重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中的一般规律及其现实意义。第三阶段，2003年以来至今。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在理论界和社会上掀起了一个持续至今的研究发展观和发展思想的热潮，对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更多的关注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始自这个契机。有学者开始把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从他的经济思想中剥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如舒毅彪《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新论》⑥;刘明松《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⑦等。但是，更多的学者还是习惯于在陈云经济思想原有的体系中研究陈云的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如程恩富、程言君《蕴含丰富科学发展观的陈云经济思想研究》⑧;王玉福、孟轲《试论陈云经济理论中的科学发展观》⑨等。2005年适逢陈云百周年诞辰纪念，《陈云文集》1～3卷和《陈云传》上、下卷同时出版。《陈云文集》收录的是《陈云文选》以外的重要文稿，多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陈云传》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编写出的翔实的信史。乘这几股东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仅2005年一年出版的论著就有近20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1000多篇，其中涉及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论著近10部，论文100多篇，如曹应旺《开国财头陈云》瑏瑠;熊亮华《红色掌柜陈云》瑏瑡;周太和《陈云与新中国基本建设》瑏瑢;有林《陈云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瑏瑣;吴易风《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瑏瑤等。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还有，学术论文:张卓元《陈云综合平衡思想的重大意义》瑏瑥;靳辉明《陈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瑏瑦;智效和《陈云计划与市场关系思想研究》瑏瑧;景天魁、何健《论陈云的社会发展观》瑏瑨等;专著:金邦秋《陈云经济哲学思想研究》瑏瑩;王杰《欠发达板块的经济学大纲———陈云经济思想纵论》①;姜辉《陈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一方面对包涵发展思想的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质量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开始出现专门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成果，但是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没有在实质上从经济思想中提炼出陈云的发展思想。

二、研究主要问题综述

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从笔者搜集到的材料来看，大致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陈云忧患意识主题的转换

在陈云的一生中，充满着对祖国前途和命运、人民幸福、党的事业的强烈忧患意识。1976年10月，粉碎“”，结束了“”的十年浩劫。10月16日，陈云就给在中央一线工作的李先念写信，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破坏干扰了”。由此可见，陈云忧患意识主题的转换，是缘于中国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可以说，陈云的忧患意识是历史的、具体的。

第一，无论是进行革命还是从事建设，其目的都是为了要使人民群众彻底摆脱被剥削受压迫的境地，建设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而革命胜利后，人民生活虽然得到了改善，但还没有根本改善，有的地方甚至还相当贫困，对此，陈云早就指出：“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

第二，从全球背景看，这是陈云对国际局势新变化深刻认识的结果。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利用先进科技成果，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掀起科技革命的浪潮，资本主义经济由此获得了大发展。不仅美国、欧洲、日本发展很快，亚洲还出现了“四小龙”。此外，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用颠覆、渗透、遏止等方式阻止新中国的发展，并把“和平演变”作为其重要战略。这就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未雨绸缪，从战略高度认识发展问题，并不断增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从而增强反对和平演变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第三，从领导力量看，在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党的领导正确与否，归根结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中国革命胜利后，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党的领导干部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满等作风和情绪。作为执政党只有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克服自身在前进中的困难，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四，从物质基础看，实现远大理想的基本条件是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中国的工农业基础薄弱，要在这样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可忧之处实在很多。所有这些，构成了陈云忧患意识主题转换的重要依据。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担任中纪委书记多年中，他积极探索党风建设的特点规律，深入总结党风建设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整套重要的党风建设的思想和观点，是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陈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党风建设思想，对于我们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重大意义。作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学习陈云同志党风建设思想，就是要把党风建设视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不断强化“党风党纪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忧患意识，牢固树立“好的党风是促进改革的保障，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的观念。

最近，党中央颁布实施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简称《实施纲要》）。《实施纲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对加强党风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贯彻落实好《实施纲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结合学习陈云同志的党风建设思想，笔者认为，全面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应坚持“五变五不变”。

一、坚持注重预防的主线不变，预防的重点要变

有效防止腐败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注重预防既是《实施纲要》的主线，又是《实施纲要》的灵魂，既是工作的方向，又是工作的手段。一方面要坚持注重预防不动摇。我们无论是抓党风廉政建设，还是开展反腐败工作，都要把“标本兼治、注重预防”这根主线，贯彻工作的全过程，落实到每一环节。既不能偏移，更不能脱离，始终坚持主线不动摇，贯彻主线不走样，体现主线不变形。特别要在思想上要树立注重预防的观念，工作中要坚持注重预防的方针，行动上要增强注重预防的本领，努力在提高预防能力、水平及质量上下功夫、见实效。另一方面，注重预防的重点要变。就是要积极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实、做细、做好预防工作。特别是对预防领域、部位、时机、对象、重点等要根据变化着的现实情况及时调整方向，重新锁定目标，科学配置力量，关口随机前移。尤其要杜绝和防止事前不知道，事发吓一跳，后事发牢骚的现象发生。真正做到万事防为先，凡事预为主，要防得住、防得严、防得全、防得好。当前预防的重心要实现“四个转变”：即由事中、事后预防向事前预防转变，由教育预防向制度预防转变，由思想预防向行为预防转变，由个别预防向集体预防转变。

二、坚持三者并重的体系不变，治理腐败的手段要变

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教育、制度、监督是一个有机整体，三者相互配套，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比较严峻，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惩治不到位，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单一的措施和手段难于奏效。《实施纲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充分吸收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基本经验，同时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抓住了教育、制度、监督三个关键环节，牵住了能够真正发挥整体作用的“牛鼻子”。一方面要坚持三者并重。事实证明，教育要取得经常性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还需要制度、监督作保障，而制度有效实施，不仅要求制度本身具有合理性、科学性，还需要经常性的监督和有效的思想教育来推动。同样，监督工作要取得实效，不仅取决于监督的权威性，还需要加强教育，健全制度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接受监督和自我监督的自觉性。因此，在实践中要把教育、制度、监督三者融为一体，切实做到教育倡廉、制度保廉、监督管廉三管齐下。教育倡廉，即要将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基础性措施常抓不懈。首先要在领导干部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认真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两个务必”，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进一步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其次，要开展党纪、政纪、法纪教育，当前要重点学好“三部条例两部纲要”，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能力，筑牢法制防线；第三，要开展正反典型教育，用先进典型来激励人，用反面典型来警醒人。同时，要把廉政教育走进家庭，走进社会，筑牢家庭廉政防线，形成全社会“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良好氛围。制度保廉，即要将制度建设作为反腐倡廉的根本性措施常抓不懈，以制度建设来规范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围绕反腐倡廉工作建章立制，不断完善管理制度，筑牢制度防线，真正形成以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机制。监督管廉，即要将监督作为反腐倡廉的关键性措施常抓不懈。陈云同志认为：为了维护党的铁的纪律，每个共产党员、每个组织都应该自觉自愿接受其他党员和上下组织的监督，同时诚恳地接受群众的监督。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加强自我监督，搞好自律，更要自觉接受监督，抓好“他律”。特别是要突出对“一把手”的监督，加强对各级班子监督，加强对权力行使部门的监督，加强对财政支配权、人事调配权、工程发包权、项目审批权等的监督，进一步筑牢监督防线，切实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决策失误。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陈云同志思想方法的精髓。

不唯上。“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陈云同志强调，在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全党的利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一个共产党员，他的责任在于坚决执行党的决议，而且必须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工作，是绝对不允许的。”做到“不唯上”，一要讲真理，不讲面子。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应该怎样就怎样。怎样对老百姓有利，怎样对革命有利，就怎样办。“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二要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讨论和解决问题，如果大家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扯皮就少了，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不唯书。“不唯书”，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陈云同志指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不读书，不学习理论，“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要随时随地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同时，他认为，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看不见理论和实际统一，或者看不见理论和实际有别，都不对。只停留于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眼光；只停留于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何将书本上的东西与实际相结合？他强调，首先是要读懂，读懂就是消化。如果书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弄得牛头不对马嘴。革命工作，不仅需要书本知识，还需要社会知识和革命实践知识。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才会把所学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将具体经验上升为一般理论，并用以指导实际工作。

只唯实。“只唯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问题。陈云同志认为，犯错误的人，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误把局部当成全面。“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做到“只唯实”，一要深入调查研究，把实际看全，把情况看清。“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二要密切联系群众，尤其是对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最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三要注意特殊性，区别不同地方，区别任务缓急，区别主要工作和次要工作。四要通过一些敢讲真话的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常了解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这也是调查研究的一种方法。

交换。陈云同志认为，事物是复杂的，一个人看问题总有局限性，也容易产生片面性。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了解，就需要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多和别人交换意见。交换是一种全面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通过交换，“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遇到提不同意见的人，决不要生气。他们的意见，对的或者错的，都有益处。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通过批驳，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

比较。陈云同志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的发展程度，看不清事物的要害和本质。比较，是为了更深刻地判断事物的性质，弄清事物的本质。这是认识事物的过程。“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如何作比较？陈云同志强调，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比较时要上下、左右进行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缅怀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坚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领导的伟大事业。陈云同志的一生，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投身工人运动，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为工人运动领导人。他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同志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抗日战争期间，陈云同志担任了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领导制定了“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的十二字干部政策，提出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同志参加领导东北解放。辽沈战役胜利后，他领导接收沈阳，创造了接管大城市的经验，并领导东北根据地率先开始恢复经济，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为我们党提供了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宝贵经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陈云同志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受命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他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陈云同志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为补充等重要思想。他较早发现“”带来的问题，积极建言，尽量减轻损失。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同志支持下，他参与部署和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在其思想理论宝库中蕴含着丰富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陈云群众观点的主要内容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陈云同志认为，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他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了他具有鲜明特色的群众观点。这些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陈云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主体力量，只有获得他们的积极支持和拥护，革命和建设才能成功。否则，一切工作都“鲜有希望。”1934年9月，他针对当时游击战争开展不利的情况指出：游击战争开展不起来，“甚至找不到饭吃，归于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去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帮助。”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始终认为：“群众的发动，是党、政、军一切工作发展的基础”，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群众是英雄、群众出智慧

【正文】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作了大量的理论阐述。他的领导工作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与他高度重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深入研究和把握他的哲学思维方法，对于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陈云不是职业哲学家，但是，他对学习哲学理论十分重视。他曾多次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并强调学习哲学理论的重点在于掌握哲学的思维方法。可以说，在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都在高度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在他大量的论著中，闪炼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的光辉。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极其艰难而复杂，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重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研究和运用。陈云早在延安时期，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就认识到“实事求是”是贯穿在著作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因此，他一再召号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牢牢把握和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1939年5月，他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提出，做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他还讲：“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教条”。（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77—78页。）1939年12月，他又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他希望党的高级干部要思索一下，看看下列两种情形，哪一种对党更有利？一种是，一天到晚地埋头工作，不去找时间读书；另外一种，就是一天抽两小时来读书。他说：“我认为，后一种无疑对党更有利。”因为，你是老干部，有斗争经验，再加上“学习理论更容易把书本上的东西消化成为自己的”，（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122页。）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领导工作水平。在时期，他对党的干部又提出：“努力学习，加强自己。学习什么呢？学理论，学正确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领导干部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决不是不要读书。现在我们的毛病，是马列主义不够，“所以有些同志就上了人家的当，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193页。）在此基础上，陈云用实事求是思想原则为指导，明确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的思维方法。（注：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78页。）到1947年2月，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干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问题时，他指出，就思想方法而言，有三条：一是交换，二是比较，三是反复。（注：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10页。）

建国后，面对复杂而艰难的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陈云继续大力倡导全党学哲学，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法。1957年1月，在中共商业部党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8页。）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针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教训，明确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三句话，并指出，只有坚持“全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178页。）

党建培训心得

陈云同志的党建思想深刻而丰富，是建党思想和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云同志强调组织工作要适合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深刻揭示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规律。延安时期，中组部无论是抓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监督，抓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和思想政治建设、作风建设，还是抓党员发展和管理教育，抓各级党组织的组建、调整，都贯穿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在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中，他强调，既要正确了解党的政治路线，又要切实了解具体情况，避免“空谈”和“盲目”。

陈云同志强调选拔干部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坚持了党的干部路线，丰富了党的干部政策。陈云同志强调，选拔任用干部要以德才兼备为标准，更要注重于德，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要注意五湖四海。他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干部。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较早地提出了培养选拔接班人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参与制定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他还强调，要“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教育和培养干部，强调领导干部要学好哲学，为提高领导水平奠定思想理论基础。陈云同志多次以自己学习哲学的切身体会教育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同志的哲学著作，努力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总是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党的领导干部学习哲学，运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

陈云同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对增进领导班子团结、提高战斗力起了重要指导作用。陈云同志一贯重视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多次强调，要恢复和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制度；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