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范文10篇

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该制度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确立了，而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就此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本文作者将从自然法基础方面对沉默权的产生和确立过程进行论述，并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必要的阐述。

第一部分沉默权的理论基础

一、自然法的基本法则

人是自然平等的，不分性别、种族、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或身体等任何区别。但就自然状态而言，所有人都有危害他人的意愿，这源于人天性上的贪恋，或是意见上的分歧。冲突，或是战争在这种情况下都是不可避免的。

人同时又是趋利避害的，而在各种自然的“害”中的“至害”就是死亡。一个人尽全力去保护他的身体和生命免遭死亡并不是荒诞不经的，也是不应受到指责的。可以看到，自然权利的首要基础就是：每个人都尽可能地保护他的生命。而各项自然权利中的核心权利就是生命权。

显而易见，永久的战争与人类的保存或是个人的保存是不相容的。由此，可以得出自然法的基础，就是：当和平可得的时候就寻求和平，当和平不可得时，就在战争中寻求救助。从这条基本的自然法中可以得出：所有的人必定无法维持他们对所有东西的权利，必须转让或者放弃某些权利。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坚持他们对所有东西的权利的话，那就必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些人去攻击另一些人，而后者又会对前者进行反抗。他们这样做都是为权利所驱使的，战争也由此而来。因此任何人如果不想放弃他们对所有东西的权利，那就是在做有违和平的事，换言之，他们的行为是有违自然法的。

一、我国现有刑事诉讼制度体现了主体性原则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采用了对抗式的诉讼模式。对抗式就是要求控辩双方通过激烈的对抗来揭露案件的事实真相，从而使法官做出公正的审判。这就需要国家尽量赋予控辩双方以平等的诉讼地位。本来控方的诉讼主体地位背后就有强大的国家司法强制力作后盾，如果再让被追诉方处于诉讼客体地位，不享有任何防御性权力，控辩双方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对抗，刑事诉讼对抗制的目的肯定会落空。而在传统的纠问式诉讼程序中，被告人处于几乎没有任何诉讼权利的客体地位，被告人无权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也难以进行有效的辩解，只是被作为一种发现事实真相的手段；在诉讼过程中侦审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的刑讯逼供等非人道的取证手段，强迫他做出非自愿的自白，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事情。所以，对抗制内在的要求控方承担更多的责任，赋予被追诉方以诉讼主体地位，以维护诉讼结构的控辩平衡，体现了对人的尊重。而沉默权、辩护等制度就是为赋予被追诉人诉讼主体地位、赋予其防御性权利而构建的刑事诉讼制度。

“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也是被告人最低限度的保证之一。《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多部国际人权公约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都对此作了相关规定。其内涵是：任何公民未经过法定程序而由有权机关确定有罪之前，均应被假定为无罪。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被告人有权拒绝陈述和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同时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而认定其有罪，不能将被告人沉默或者拒绝陈述，当作其默认有罪和作为认罪态度差而加重刑罚。因此，被告人运用沉默权，不但可以有效遏制执法人员滥用权力、使用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对被告人不利的口供，而且也有利于避免对无罪推定内容的曲解和将无罪证明责任转嫁给被告人。可以看出，沉默权在保障刑事被追诉人合法权益方面有着突出的作用。所以承认“无罪推定”原则，必然导致沉默权制度的建立。

二、我国现有刑事诉讼制度内含了程序正义的理念

现在大多数国家认同了程序正义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此的体现主要在：（1）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程序保障。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了区分；在开庭审判时，法律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加审判的全过程的权利，在法庭上有申请回避权、当庭陈述权、向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发问权、控诉权等等。（2）充实了辩护制度。如提前了律师介入的时间，犯罪嫌疑人从第一次被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公诉案件的辩护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即可参加诉讼。（3）在普通程序中，检察机关只移送起诉书、重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使法官开庭前对公诉案件的审查以程序审查为主。（4）采用抗辩式的庭审模式。增强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和控辩双方的对抗性，适度限制了法官在证据调查方面的职权行为。从此可以看出，我们已经有了对沉默权在观念上接受的基础。

沉默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遏制刑讯逼取口供。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对贯彻程序正义理念的积极尝试。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将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则》也认为以非法的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一、我国现有刑事诉讼制度体现了主体性原则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采用了对抗式的诉讼模式。对抗式就是要求控辩双方通过激烈的对抗来揭露案件的事实真相，从而使法官做出公正的审判。这就需要国家尽量赋予控辩双方以平等的诉讼地位。本来控方的诉讼主体地位背后就有强大的国家司法强制力作后盾，如果再让被追诉方处于诉讼客体地位，不享有任何防御性权力，控辩双方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对抗，刑事诉讼对抗制的目的肯定会落空。而在传统的纠问式诉讼程序中，被告人处于几乎没有任何诉讼权利的客体地位，被告人无权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也难以进行有效的辩解，只是被作为一种发现事实真相的手段；在诉讼过程中侦审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的刑讯逼供等非人道的取证手段，强迫他做出非自愿的自白，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事情。所以，对抗制内在的要求控方承担更多的责任，赋予被追诉方以诉讼主体地位，以维护诉讼结构的控辩平衡，体现了对人的尊重。而沉默权、辩护等制度就是为赋予被追诉人诉讼主体地位、赋予其防御性权利而构建的刑事诉讼制度。

“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也是被告人最低限度的保证之一。《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多部国际人权公约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都对此作了相关规定。其内涵是：任何公民未经过法定程序而由有权机关确定有罪之前，均应被假定为无罪。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被告人有权拒绝陈述和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同时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而认定其有罪，不能将被告人沉默或者拒绝陈述，当作其默认有罪和作为认罪态度差而加重刑罚。因此，被告人运用沉默权，不但可以有效遏制执法人员滥用权力、使用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对被告人不利的口供，而且也有利于避免对无罪推定内容的曲解和将无罪证明责任转嫁给被告人。可以看出，沉默权在保障刑事被追诉人合法权益方面有着突出的作用。所以承认“无罪推定”原则，必然导致沉默权制度的建立。

二、我国现有刑事诉讼制度内含了程序正义的理念

现在大多数国家认同了程序正义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此的体现主要在：（1）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程序保障。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了区分；在开庭审判时，法律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加审判的全过程的权利，在法庭上有申请回避权、当庭陈述权、向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发问权、控诉权等等。（2）充实了辩护制度。如提前了律师介入的时间，犯罪嫌疑人从第一次被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公诉案件的辩护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即可参加诉讼。（3）在普通程序中，检察机关只移送起诉书、重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使法官开庭前对公诉案件的审查以程序审查为主。（4）采用抗辩式的庭审模式。增强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和控辩双方的对抗性，适度限制了法官在证据调查方面的职权行为。从此可以看出，我们已经有了对沉默权在观念上接受的基础。

沉默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遏制刑讯逼取口供。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对贯彻程序正义理念的积极尝试。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将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则》也认为以非法的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三、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利弊

一、我国现有刑事诉讼制度体现了主体性原则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采用了对抗式的诉讼模式。对抗式就是要求控辩双方通过激烈的对抗来揭露案件的事实真相，从而使法官做出公正的审判。这就需要国家尽量赋予控辩双方以平等的诉讼地位。本来控方的诉讼主体地位背后就有强大的国家司法强制力作后盾，如果再让被追诉方处于诉讼客体地位，不享有任何防御性权力，控辩双方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对抗，刑事诉讼对抗制的目的肯定会落空。而在传统的纠问式诉讼程序中，被告人处于几乎没有任何诉讼权利的客体地位，被告人无权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也难以进行有效的辩解，只是被作为一种发现事实真相的手段；在诉讼过程中侦审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的刑讯逼供等非人道的取证手段，强迫他做出非自愿的自白，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事情。所以，对抗制内在的要求控方承担更多的责任，赋予被追诉方以诉讼主体地位，以维护诉讼结构的控辩平衡，体现了对人的尊重。而沉默权、辩护等制度就是为赋予被追诉人诉讼主体地位、赋予其防御性权利而构建的刑事诉讼制度。

“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也是被告人最低限度的保证之一。《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多部国际人权公约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都对此作了相关规定。其内涵是：任何公民未经过法定程序而由有权机关确定有罪之前，均应被假定为无罪。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被告人有权拒绝陈述和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同时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而认定其有罪，不能将被告人沉默或者拒绝陈述，当作其默认有罪和作为认罪态度差而加重刑罚。因此，被告人运用沉默权，不但可以有效遏制执法人员滥用权力、使用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对被告人不利的口供，而且也有利于避免对无罪推定内容的曲解和将无罪证明责任转嫁给被告人。可以看出，沉默权在保障刑事被追诉人合法权益方面有着突出的作用。所以承认“无罪推定”原则，必然导致沉默权制度的建立。

二、我国现有刑事诉讼制度内含了程序正义的理念

现在大多数国家认同了程序正义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此的体现主要在：（1）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程序保障。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了区分；在开庭审判时，法律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加审判的全过程的权利，在法庭上有申请回避权、当庭陈述权、向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发问权、控诉权等等。（2）充实了辩护制度。如提前了律师介入的时间，犯罪嫌疑人从第一次被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公诉案件的辩护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即可参加诉讼。（3）在普通程序中，检察机关只移送起诉书、重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使法官开庭前对公诉案件的审查以程序审查为主。（4）采用抗辩式的庭审模式。增强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和控辩双方的对抗性，适度限制了法官在证据调查方面的职权行为。从此可以看出，我们已经有了对沉默权在观念上接受的基础。

沉默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遏制刑讯逼取口供。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对贯彻程序正义理念的积极尝试。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将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则》也认为以非法的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内容提要]：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目前在许多国家得到普遍确立。而在我国法律上还未得到确认，随着我国对人权保护问题的进一步重视，同时也为了和国际接轨，沉默权制度最终将会在法律上得到确认。本文从沉默权制度的概念、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沉默权的行使及限制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力图通过本文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关键词]：沉默权，必要性，行使，限制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执行已近半个世纪，它对我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基于此原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人们头脑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要实行与其背道而驰的沉默权制度又谈何容易呢？因此，确立沉默权将是一个颇费周折的过程。

一、沉默权制度的概念

沉默权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作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的制度。

西方学者对沉默权的理解主要从四个方面出发的：

一、沉默权的发展及现状

沉默权在西方具有悠远的传统,从产生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揭露自己的犯罪”,古罗马法关于自然正义的司法原则就包含了沉默权的内容。在教会法中,12世纪的圣·保罗曾明确指出:“人们只须向上帝供认自己的罪孽,而无须向其他任何人招供自己的罪行”。人们普遍认为,沉默权的核心内容“不必自我归罪”原则可追溯至英国一句古老的格言“人民不自我控告。”13世纪,英国宗教法庭在刑事诉讼中强迫被告人进行“职权宣誓”,否则将被诉诸刑罚。教会法认为,人们只应当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过,而不应该向其他任何人坦白罪行。故教会法有一条原则:没有人可以被迫自证其罪,因为没有人必须揭露自己的耻辱。普通法支持者们正是通过此原则迫使宗教法庭遵守教会法中关于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1]17世纪之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逐步确立,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使英国社会开始重视个人的权利,人权意识开始觉醒。立法者们认识到,当个人受到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追究时,其地位明显处于弱势,若不对其权利进行特别的保护,就难以保证司法公正,而冤假错案将会严重影响民众对法律制度的信任,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危及统治秩序和统治利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发生了一起在人类法制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1639年约翰·李尔本案。这促使了164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沉默权”的法案。1898年英国的《刑事证据法》明确规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权。[2]从此,在人类法制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受刑事指控人在审讯中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权的确立,被认为是“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受英国法的影响,1789年9月25日通过的美国宪法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第五条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沉默权首次正式上升为一项宪法性权利。该修正案经过1963年的“米兰达案件”审判,其基本原则及操作程序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形成著名的“米兰达规则”。[3]今天,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几乎都在刑事诉讼法中将沉默权确立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项,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311条第1款,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6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10条等等。此外,加拿大、保加利亚、波兰、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刑事诉讼法律均有这方面的规定。沉默权的精神也被多部国际条约所确认。199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五编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2项规定:“保持沉默,而且这种沉默不作为判定有罪或无罪的考虑因素。”第六编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7项规定:“不被强迫作证或认罪,保持沉默,而且这种沉默不作为判定有罪或无罪的考虑因素。”此外,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条、世界刑法学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7条,都有关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或沉默权的规定。[4]这充分表明沉默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的一项基本人权,作为刑事司法公正的标准之一,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已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得到了普遍的强调和维护。

但是近年来,新加坡、爱尔兰、英国、美国等国权衡沉默权利弊后,纷纷通过立法对沉默权作出了限制。

1972年,英国允许法庭根据警察进行的讯问对受讯问人拒绝提供有关事实的情况作出必要的推断。1987年,英国刑事审判法第二条规定,在反严重欺诈办公室的官员调查欺诈案件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如果在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回答提问或说谎,该行为即构成犯罪。1994年在《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适用进行了限制,即被告人在某些情况下行使沉默权,将可能获得对其不利的法律推论。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各种“例外”判例,也对沉默权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进行了限制。如“善意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因果联系削弱的例外”、“公共安全的例外”,等等。[5]可以说,对沉默权加以限制代表着沉默权发展的新方向。但是英国于1998年通过了《人权法》,把《欧洲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引入英国国内法,可以由法院在判决中直接适用,并于2000年全面实施,《人权法》的实施将对前述限制沉默权的法律构成新的挑战。[3]

二、我国确立有限制的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一、沉默权的产生和发展

所谓“沉默权”是指:论文在刑事诉讼中,被指控犯有罪行或有犯罪嫌疑的人针对司法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讯问而享有的拒绝回答的权利[1]。在世界范围内沉默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产生

这一权利从观念上来源于英国法院“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理论上一般认为这一制度起源的标志性案件可溯及英国17世纪的利尔伯恩案件。因为英国在17世纪,宣誓与沉默权之争已演化为议会和普通法院与王室之间的政治斗争,发生在1639年的利尔伯恩案件被认为是这场斗争的转折点。(宣誓是指强迫被告人做“无罪宣誓”,即在法庭上,让你宣誓;如果你不宣誓,就证明你有罪。)1639年星座法庭指控其贩运煽动性书籍,利尔伯恩否认犯罪并拒绝回答可能导致其自我归罪的讯问,他声称:我完全理解,这一誓言与高等委员会的誓言完全一致,我知道这一誓言既违反神法又违反英格兰本地法;所以,尽管我也许会因为拒绝宣誓而判处死刑,但是我仍然敢于拒绝进行这样的宣誓。星座法庭以拒绝宣誓为由判处利尔伯恩藐视法庭罪,将其监禁并施以肉刑。在执行鞭笞的过程中,利尔伯恩向周围人群痛斥审判的不公,赢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使舆论倒向议会一方。不到两年的时间,议会掌握了政权。1641年,议会宣布利尔伯恩一案的判决不合法,废除了星座法庭和高等委员会,并且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依职权宣誓”。又一年后,在一起由议会审理的十二主教案中,沉默权被引用并得到确认。至1688年,沉默权在英国已完全站稳了脚跟。由于英国是一个不成文宪法的国家,它的宪法性规定体现于《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和《权利法案》等宪法性文件、法院判例或宪法惯例中,沉默权也在其中被确定下来[2]。这一案件所引出来的一个规则就是: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沉默而做出对其不利的推论。这一阶段有学者称之为“消极沉默权阶段”。

2.发展

其标志性的事件是美国的“米兰达”案件。1963年3月3日,一个名叫恩纳斯托·米兰达(Evnesto.Mivanda)的美国无业青年,因涉嫌强奸和绑架一个18岁的女孩在亚利桑州被捕。警官在没有告诉米兰达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证其罪的情况下随即对其进行了审问,米兰达写了供述书,承认其劫持该女孩并将其强暴,后法院根据该供述书认定其犯劫持罪,判处监禁20年;犯强奸罪,判监禁20年。米兰达对此判决结果不服,提出上诉,理由是警官没有告诉他,供述书将来可能作为对他不利的证据。1966年美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米兰达上诉案中认为,审讯时的气氛和审讯者所用的心理战术使得被告米兰达受到心理上的压迫,并因此规定,在审讯之前,警察必须明确告诉被审讯者下面四项权利:其一,被审讯者有权保持沉默;其二,如果他选择回答,他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法庭的证据;其三,有权在审讯时有律师陪同;其四,如果无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他指定律师。自此以后,沉默权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部分,后推广到世界许多国家[3]。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把此案件所引申出的“米兰达规则”或者“米兰达忠告规则”,将英国刑事基本法上的沉默权规定写进了其宪法修正案第六条,从而将其上升到宪法地位,认为既然将其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国家应负有告知该项权利的义务。有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为“积极沉默权阶段”。

一、沉默权的定义和内容

沉默权被称之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对追诉方强迫性提问有权保持沉默或拒绝口答，且不因此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项权利。它是一种以沉默的外观表现出来的特权，其实质在于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特定情况下证人的作证义务，否定警察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证言的合法性。根据美国学者的解释，沉默权限特定含义包括以下三项基本内容：一是被告人没有义务向追诉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他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做出供述或提供证据。二是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应对及时告知被告享有这一权利，并不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这一权利而做出对其不利的推论。三是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做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是这种陈述必须是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的情况下做出的出于其真实意愿的陈述，法庭不得将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做出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

沉默权的实质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其一是面对侦查追诉人员或审判人员的讯问，被追诉人有权自愿选择是坚持沉默还是放弃沉默（包括供述和抗辩），侦查人员或审判人员不得对其施以肉体或精神上的强制。其二是如果被追诉人在侦查人员或审判人员的讯问是保持沉默，其保持沉默这一事实不得作不利于追诉人的推论，更不得因被追诉人保持沉默而对其施以肉体或精神上的惩罚。其目的在于保障追诉人对开口陈述供述或坚持沉默的选择的自主性和自愿性。从历史上看，主张沉默权一开始就是与反对纠问程序，反对自我归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对纠问程序和如实陈述义务这种违背人的主体性原则，侵犯人的基本尊严的野蛮的司法程序的一种反抗，是正义向不正义的宣战，是理性对反理性的抵制，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对立，的确体现了文明的成功和人类的进步。

二、沉默权制度的确立

沉默权制度，最早开始于英国，后又在美国推行并波及欧洲各国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1912年，英国1912年法官规程对沉默权作出了明文规定。受英国法的影响，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明确规定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有罪。”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是通过刑事诉讼法最终确定的，在立法中直接规定沉默权的规则。

沉默权的实行对保障司法公正具有两个最显著的作用：一是有效地防止了各国执法者滥用暴力刑讯逼供这一人类社会所创设的所有邪恶制度中最邪恶的制度的现象，有效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健康和人格尊严；二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诉讼双方的地位平等、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宁可放走千人，不可错杀一人。”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应适当引进沉默权制度的法律思考

摘要：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询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问题的权利。对于我国是否应引进该制度，学术界有三种看法：（1）引进说：认为沉默权是一种非常民主、优越的制度，并且我国也已经具备引进该制度的条件，因此，应尽快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2）否定说：认为沉默权制度具有两重性，确立该制度后带来的负面效应亦会很多，在我国当前刑事犯罪猛增、治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不宜规定沉默权制度；（3）限制引进说：认为原则上来说，应引进沉默权制度，但在某些犯罪领域则不宜适用沉默权制度。提倡部分领域引进。

关键词：沉默权制度限制引进刑事诉讼

Establishmentthesystemofprivilegeofsilenceinchina

Summary:theprivilegeofsilencemeansthesuspect,defendantarewhileacceptingthepolicetointerrogateorappearincourtontrail,havetherighttokeepsilentbutrefusetoanswer.Shouldourcountryintroducethissystemonearthatthepresentstage?Differentscholarshaveputforwarddifferentviews,roughlyhavethreekindsofviewstosumup:first,theythinkthatchinahasalreadytheconditionofintroducingourcountryinreticentrightpossessed,proposepassingthelegislativeprocedureassoonaspossible,establishtherightsystemofsilence;second,theythinktherightsystemofsilencehasdualities,inasituationthatpresentcrimes,publicsecuritysituationaresevere,itisunsuitabletostipulateprivilegeofsilence,takeattitudeofrepellingtoit;third,Itthinknotcomingfromprinciplesayshouldintroducebyprivilegeofsilence,butforsomecrimefieldshouldprivilegeofsilencenotsuitable.

Keyword:Privilegeofsilencecriminallprosecuteonsystemdefendent

在现代法治国家里，沉默权是刑事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刑事司法正当程序的一项重要保障。各国刑事诉讼法普遍对沉默权作了规定，有些国家甚至直接规定在宪法中，使其上升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或者说对公民权利的一项宪法性保障。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确立和推行的国际准则也将沉默权作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人权、作为刑事司法公正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加以强调和维护。

一、我国现有刑事诉讼制度体现了主体性原则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采用了对抗式的诉讼模式。对抗式就是要求控辩双方通过激烈的对抗来揭露案件的事实真相，从而使法官做出公正的审判。这就需要国家尽量赋予控辩双方以平等的诉讼地位。本来控方的诉讼主体地位背后就有强大的国家司法强制力作后盾，如果再让被追诉方处于诉讼客体地位，不享有任何防御性权力，控辩双方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对抗，刑事诉讼对抗制的目的肯定会落空。而在传统的纠问式诉讼程序中，被告人处于几乎没有任何诉讼权利的客体地位，被告人无权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也难以进行有效的辩解，只是被作为一种发现事实真相的手段；在诉讼过程中侦审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的刑讯逼供等非人道的取证手段，强迫他做出非自愿的自白，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事情。所以，对抗制内在的要求控方承担更多的责任，赋予被追诉方以诉讼主体地位，以维护诉讼结构的控辩平衡，体现了对人的尊重。而沉默权、辩护等制度就是为赋予被追诉人诉讼主体地位、赋予其防御性权利而构建的刑事诉讼制度。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

“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也是被告人最低限度的保证之一。《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多部国际人权公约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都对此作了相关规定。其内涵是：任何公民未经过法定程序而由有权机关确定有罪之前，均应被假定为无罪。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被告人有权拒绝陈述和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同时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而认定其有罪，不能将被告人沉默或者拒绝陈述，当作其默认有罪和作为认罪态度差而加重刑罚。因此，被告人运用沉默权，不但可以有效遏制执法人员滥用权力、使用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对被告人不利的口供，而且也有利于避免对无罪推定内容的曲解和将无罪证明责任转嫁给被告人。可以看出，沉默权在保障刑事被追诉人合法权益方面有着突出的作用。所以承认“无罪推定”原则，必然导致沉默权制度的建立。

二、我国现有刑事诉讼制度内含了程序正义的理念

现在大多数国家认同了程序正义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此的体现主要在：（1）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程序保障。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了区分；在开庭审判时，法律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加审判的全过程的权利，在法庭上有申请回避权、当庭陈述权、向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发问权、控诉权等等。（2）充实了辩护制度。如提前了律师介入的时间，犯罪嫌疑人从第一次被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公诉案件的辩护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即可参加诉讼。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3）在普通程序中，检察机关只移送起诉书、重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使法官开庭前对公诉案件的审查以程序审查为主。（4）采用抗辩式的庭审模式。增强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和控辩双方的对抗性，适度限制了法官在证据调查方面的职权行为。从此可以看出，我们已经有了对沉默权在观念上接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