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宦幕僚范文10篇

春秋战国以来，幕僚问题一直是中国的一种典型而有特殊意义的政治现象，尤其是天下大乱、军阀割据之时。太平天国之后的近代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军阀或者军政集团，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幕僚群体，目前学术界着重研究近代四大幕僚群体——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人的幕僚以及其他著名人物的幕僚，如刘建强的《曾国藩幕府》，梁勤的《曾国藩幕府》，朱安东的《曾国藩幕府研究》，欧阳跃峰的《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牛秋实的《李鸿章幕府》，黎仁凯的《张之洞幕府》，张学继的《袁世凯幕府》，阎团结的《试论冯玉祥幕僚的特点》。这些著述为研究陈宦的幕府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借鉴思路，也成为本文的写作起点和基础。本文针对陈宦主政四川期间的幕僚群体的两个特点及其影响进行一些探讨，以推进对陈宦和近代幕僚群体的研究。而值得指出的是，陈宦1915年2月20日被袁世凯内定为四川军政负责人后，他就开始组织自己的幕僚团队——建立会办行营的五大处：参谋处、军务处、秘书处、军需处、副官处，其聚集的有名字记载的幕僚就有50人之多，到1916年7月他被各方政治势力赶出四川之后，其近百人的幕僚团队解体了，所以本文选取1915年2月－1916年7月这段时间来研究陈宦幕僚团队的特点及其影响。

首先，陈宦幕僚的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并存，具有异质性。

从职业与出身看，陈宦的幕僚中既有从各种新式学堂毕业的人员，甚至留学归国人员，又有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人员。从各种新式学堂毕业的人员有：张联菜(1880—1966)，字馥卿，山东淄博人，先后就读于北洋武备学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陆军大学第一期炮兵科(1906—1908)。胡鄂公(1884—1951)，字新三，湖北江陵人，先后就读于郝穴预备中学堂(1906—1908)、北京江汉学堂(湖北旅京中学堂)(1908—1909)、保定高等农林学堂林业科(1909—1911)。邓汉祥(1888—1979)，字鸣阶，贵州盘县人，先后就读于昆明高等师范学堂(1905—1906)、贵州陆军武备学堂(1906—1909)、湖北陆军中学(1909—1911)。季自求(1887—1944)，字天复，江苏南通人，曾经先后就读于南通中学堂(1902—1903)、江南将备学堂(1903—1906)。李炳之(1882—1968)，字彪臣，河北正定人，先后就读于北洋保定武备学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陆军大学第一期(1906—1908)。雷飙(1873－?)，字时若，湖南邵阳人，曾经就读于湖北武备学堂(1903—1905.8)。刘郁芬(1880—1943)，字兰江，河北清苑人，先后就读于直隶省陆军小学、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孔繁锦(1881—1951)，安徽合肥人，毕业于清末陆军讲武堂。其他如王彭年、张庆云、刘延杰、赵锡龄等人均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留学归国人员有：刘一清(?一?)。字杏村，湖北武昌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1906.7—1908.5)。熊祥生(1880—1942)，字吉安，湖北孝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炮兵科(1906.7—1908.5)。王炳坤(1876—1926)，字寿乾，安徽肥东人，曾经在日本留学了五年(1904—1909)。刘虎臣，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6—1908)。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人有：骆成骧(1865—1926)，字公辅，四川资中人，1893年中举、1895年中第一名进士(状元)，陈宦的老师——他曾经担任过陈宦母校京师大学堂第一提调。他还是陈宦在四川期间的幕后高级政治参谋，曾经在日本考察过两年宪政(1906—1908)。何积祜，湖南道县人，清末举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何凌汉为探花，其祖父何绍基为进士(1836)、翰林编修，书画家，学者，其叔祖父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均为书画篆刻家。邓文瑗，蓝天蔚岳父，举人，河北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于钟鼎文。楼蔷庵，浙江诸暨人，书法家。修承浩(1875～1953)，字翰青，湖南沅陵人，1902年举人，曾经担任过广西宜山县、富川县知事，广东阳江厅同知，云南都督府副秘书长。张之江(1882—1966.5)，字子姜，河北盐山县人，1899年考取了秀才。

从政治立场看，陈宦的幕僚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帝制派”(旧派、北派)和“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两派围绕支持袁世凯还是支持护国军这个政治立场问题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帝制派”(旧派、北派)以张联菜为首，包括冯仲书、李炳之、熊祥生、刘虎臣、张庆云等人，大部分是北方的北洋派。“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以刘一清为首包括胡鄂公、邓汉祥、雷飙、王彭年、冯玉祥等人，大部分有过反清革命历史。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务处参谋的张之江回忆说：“陈的左右分新旧两派，旧系以参谋长张联菜为首，是倾向拥袁世凯的；新系以总参议刘一清为首，是同情护国军的。”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需处参谋的王彭年在1960年7月回忆道：“及筹安会起……凡筹安会傀儡场合，皆不令我参加。我等积极密谋，如何反袁，一时帝制派，反帝制派形成两大壁垒，暗斗颇剧。”1916年4月20日晚，“反帝制派”“集会于邓汉祥宅，讨论进止”。“反帝制派”采取各种措施推动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反袁，如屡次向陈宦分析时局、以轻重利害向他进言，最终促成陈宦决策宣布四川独立并和袁世凯断绝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四川独立反袁统一战线；担任反袁联络官，东进南下秘密联合其他反袁政治势力，为四川独立创设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以张联菜为首的“帝制派”除了游说陈宦拥护袁世凯之外，还狂热地与护国军激战于泸州、綦江，如熊祥生和李炳之就与蔡锷部激战于泸州，导致护国军收复的泸州得而复失，损失惨重。刘虎臣与戴勘激战于綦江，曹锟说他“率领全团分赴合川、垫江防剿土匪，匝月以来，勤劳卓著”。熊祥生还在1916年3月27日致电袁世凯反对袁世凯退皇帝位：“忽奉撤消帝制之电，全体官兵同深愤懑……早歼巨憨，仰慰圣怀。我军休养数日，锐气全复，骤闻帝制撤消之命，官兵心无凭依，颇滋疑虑。乞诸公竭力耸动，勿轻听人言，遽变大计。务恳收回成命，以给人民之望，而系天下之重……副司令熊祥生叩。”李炳之在1916年5月10日得到陈宦在5月3日致电北京劝袁世凯退位的电文之后，马上发表《拥护中央决不听鼓(蛊)惑电》表示效忠袁世凯：“陆军部段总长，参谋部王总长钧鉴，借用唐次长定密。顷阅陈将军通电，恳求主座(即袁世凯一引者)退位，殊深骇异。吾辈始终以拥护中央为心，断不听信鼓惑谣言，现职旅第一团驻扎在重庆，其第二团之两营虽驻成都，军心可靠，请勿为念。惟此后本旅一切行动……仍恳钧座指示方针，俾资循率。毋任叩祷。李炳之叩。”尽管如此，“帝制派”还是没有阻挡住四川独立反袁的步伐。

陈宦幕僚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与落后并存，具有异质性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民国初期的社会是一个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期社会，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是政治层面与器物层面上出现了西方近代化因素。比如军队开始利用西洋、东洋的操典、器械。第二，这和陈宦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有关，久经官场的陈宦为了减少政治风险、左右逢源、进退有据，特意在幕僚中既安排拥袁的“帝制派”，又安插同情蔡锷的“反帝制派”。正如刘一清所说：“其他调用人员，亦夹杂有不少民党分子，如修承浩、雷飙等系蔡锷所荐。陈处处含有两套手法，能说他无所容心，是偶然巧合吗?”第三，这和陈宦的经历、背景、嗜好、情趣、价值取向有关。陈宦接受过几十年的儒家经典教育，并且考取过秀才、廪生、拨贡，但他又曾经就读于新式学堂，如湖北武备学堂、京师大学堂，而且追随锡良推行新政达8年之久，1911年初曾经到德国考察军事。可见，他本身就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人物。

其次，陈宦的幕僚具有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体现了其地域主义与任人唯亲的用人特点。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团队具有浓郁的血缘、地缘、业缘色彩，陈宦的幕僚也具有浓郁的地缘、业缘色彩。

[摘要]陈宦幕僚的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并存，具有异质性；陈宦的幕僚具有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体现了其地城主义与任人唯索的用人特点。幕僚团队的异质性导致陈宦内部四分五裂，内耗和不稳定，无法形成坚强的战斗力；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及其用人的地城主义、任人唯索而不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导致四川失势者对他恨之入骨，从而使陈宦在四川的权力基础很不牢固，最终不得不败退四川。

[关键词]陈宦；幕僚；特点

春秋战国以来，幕僚问题一直是中国的一种典型而有特殊意义的政治现象，尤其是天下大乱、军阀割据之时。太平天国之后的近代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军阀或者军政集团，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幕僚群体，目前学术界着重研究近代四大幕僚群体——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人的幕僚以及其他著名人物的幕僚，如刘建强的《曾国藩幕府》，梁勤的《曾国藩幕府》，朱安东的《曾国藩幕府研究》，欧阳跃峰的《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牛秋实的《李鸿章幕府》，黎仁凯的《张之洞幕府》，张学继的《袁世凯幕府》，阎团结的《试论冯玉祥幕僚的特点》。这些著述为研究陈宦的幕府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借鉴思路，也成为本文的写作起点和基础。本文针对陈宦主政四川期间的幕僚群体的两个特点及其影响进行一些探讨，以推进对陈宦和近代幕僚群体的研究。而值得指出的是，陈宦1915年2月20日被袁世凯内定为四川军政负责人后，他就开始组织自己的幕僚团队——建立会办行营的五大处：参谋处、军务处、秘书处、军需处、副官处，其聚集的有名字记载的幕僚就有50人之多，到1916年7月他被各方政治势力赶出四川之后，其近百人的幕僚团队解体了，所以本文选取1915年2月－1916年7月这段时间来研究陈宦幕僚团队的特点及其影响。

首先，陈宦幕僚的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并存，具有异质性。

从职业与出身看，陈宦的幕僚中既有从各种新式学堂毕业的人员，甚至留学归国人员，又有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人员。从各种新式学堂毕业的人员有：张联菜(1880—1966)，字馥卿，山东淄博人，先后就读于北洋武备学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陆军大学第一期炮兵科(1906—1908)。胡鄂公(1884—1951)，字新三，湖北江陵人，先后就读于郝穴预备中学堂(1906—1908)、北京江汉学堂(湖北旅京中学堂)(1908—1909)、保定高等农林学堂林业科(1909—1911)。邓汉祥(1888—1979)，字鸣阶，贵州盘县人，先后就读于昆明高等师范学堂(1905—1906)、贵州陆军武备学堂(1906—1909)、湖北陆军中学(1909—1911)。季自求(1887—1944)，字天复，江苏南通人，曾经先后就读于南通中学堂(1902—1903)、江南将备学堂(1903—1906)。李炳之(1882—1968)，字彪臣，河北正定人，先后就读于北洋保定武备学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陆军大学第一期(1906—1908)。雷飙(1873－?)，字时若，湖南邵阳人，曾经就读于湖北武备学堂(1903—1905.8)。刘郁芬(1880—1943)，字兰江，河北清苑人，先后就读于直隶省陆军小学、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孔繁锦(1881—1951)，安徽合肥人，毕业于清末陆军讲武堂。其他如王彭年、张庆云、刘延杰、赵锡龄等人均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留学归国人员有：刘一清(?一?)。字杏村，湖北武昌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1906.7—1908.5)。熊祥生(1880—1942)，字吉安，湖北孝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炮兵科(1906.7—1908.5)。王炳坤(1876—1926)，字寿乾，安徽肥东人，曾经在日本留学了五年(1904—1909)。刘虎臣，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6—1908)。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人有：骆成骧(1865—1926)，字公辅，四川资中人，1893年中举、1895年中第一名进士(状元)，陈宦的老师——他曾经担任过陈宦母校京师大学堂第一提调。他还是陈宦在四川期间的幕后高级政治参谋，曾经在日本考察过两年宪政(1906—1908)。何积祜，湖南道县人，清末举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何凌汉为探花，其祖父何绍基为进士(1836)、翰林编修，书画家，学者，其叔祖父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均为书画篆刻家。邓文瑗，蓝天蔚岳父，举人，河北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于钟鼎文。楼蔷庵，浙江诸暨人，书法家。修承浩(1875～1953)，字翰青，湖南沅陵人，1902年举人，曾经担任过广西宜山县、富川县知事，广东阳江厅同知，云南都督府副秘书长。张之江(1882—1966.5)，字子姜，河北盐山县人，1899年考取了秀才。

从政治立场看，陈宦的幕僚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帝制派”(旧派、北派)和“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两派围绕支持袁世凯还是支持护国军这个政治立场问题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帝制派”(旧派、北派)以张联菜为首，包括冯仲书、李炳之、熊祥生、刘虎臣、张庆云等人，大部分是北方的北洋派。“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以刘一清为首包括胡鄂公、邓汉祥、雷飙、王彭年、冯玉祥等人，大部分有过反清革命历史。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务处参谋的张之江回忆说：“陈的左右分新旧两派，旧系以参谋长张联菜为首，是倾向拥袁世凯的；新系以总参议刘一清为首，是同情护国军的。”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需处参谋的王彭年在1960年7月回忆道：“及筹安会起……凡筹安会傀儡场合，皆不令我参加。我等积极密谋，如何反袁，一时帝制派，反帝制派形成两大壁垒，暗斗颇剧。”1916年4月20日晚，“反帝制派”“集会于邓汉祥宅，讨论进止”。“反帝制派”采取各种措施推动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反袁，如屡次向陈宦分析时局、以轻重利害向他进言，最终促成陈宦决策宣布四川独立并和袁世凯断绝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四川独立反袁统一战线；担任反袁联络官，东进南下秘密联合其他反袁政治势力，为四川独立创设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以张联菜为首的“帝制派”除了游说陈宦拥护袁世凯之外，还狂热地与护国军激战于泸州、綦江，如熊祥生和李炳之就与蔡锷部激战于泸州，导致护国军收复的泸州得而复失，损失惨重。刘虎臣与戴勘激战于綦江，曹锟说他“率领全团分赴合川、垫江防剿土匪，匝月以来，勤劳卓著”。熊祥生还在1916年3月27日致电袁世凯反对袁世凯退皇帝位：“忽奉撤消帝制之电，全体官兵同深愤懑……早歼巨憨，仰慰圣怀。我军休养数日，锐气全复，骤闻帝制撤消之命，官兵心无凭依，颇滋疑虑。乞诸公竭力耸动，勿轻听人言，遽变大计。务恳收回成命，以给人民之望，而系天下之重……副司令熊祥生叩。”李炳之在1916年5月10日得到陈宦在5月3日致电北京劝袁世凯退位的电文之后，马上发表《拥护中央决不听鼓(蛊)惑电》表示效忠袁世凯：“陆军部段总长，参谋部王总长钧鉴，借用唐次长定密。顷阅陈将军通电，恳求主座(即袁世凯一引者)退位，殊深骇异。吾辈始终以拥护中央为心，断不听信鼓惑谣言，现职旅第一团驻扎在重庆，其第二团之两营虽驻成都，军心可靠，请勿为念。惟此后本旅一切行动……仍恳钧座指示方针，俾资循率。毋任叩祷。李炳之叩。”尽管如此，“帝制派”还是没有阻挡住四川独立反袁的步伐。陈宦幕僚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与落后并存，具有异质性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民国初期的社会是一个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期社会，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是政治层面与器物层面上出现了西方近代化因素。比如军队开始利用西洋、东洋的操典、器械。第二，这和陈宦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有关，久经官场的陈宦为了减少政治风险、左右逢源、进退有据，特意在幕僚中既安排拥袁的“帝制派”，又安插同情蔡锷的“反帝制派”。正如刘一清所说：“其他调用人员，亦夹杂有不少民党分子，如修承浩、雷飙等系蔡锷所荐。陈处处含有两套手法，能说他无所容心，是偶然巧合吗?”第三，这和陈宦的经历、背景、嗜好、情趣、价值取向有关。陈宦接受过几十年的儒家经典教育，并且考取过秀才、廪生、拨贡，但他又曾经就读于新式学堂，如湖北武备学堂、京师大学堂，而且追随锡良推行新政达8年之久，1911年初曾经到德国考察军事。可见，他本身就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人物。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目前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论述了古诗教学与欣赏的关键在于要品出和传达出诗的韵味来。为此，就要：知人论世，博学多闻；不炒现饭，立足于新；紧扣诗眼，咀嚼生味；进入角色，引起共鸣。

关键词韵味诗眼共鸣

＊＊＊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痴，可解释为：无知，傻；疯癫；入迷。如果解释为入迷的话，则对任何诗人都是适合的。任何诗人都要进入如醉如痴的境界，才能写好诗。作为鉴赏者来说，都要深“解其中味”，才能读好诗，讲好诗。

据说目前有些中小学老师讲古诗，只停留在释词译句的阶段，有的则在后面附加一条政治思想教育的尾巴，语言枯燥，令人生厌。

怎样欣赏诗歌？怎样从事诗歌教学？关键在于品出诗的韵味来。要品出诗的韵味，就要做到（一）知人论世，博学多闻；（二）不炒现饭，立足于新；（三）紧扣诗眼，咀嚼生味；（四）进入角色，引起共鸣。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目前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论述了古诗教学与欣赏的关键在于要品出和传达出诗的韵味来。为此，就要：知人论世，博学多闻；不炒现饭，立足于新；紧扣诗眼，咀嚼生味；进入角色，引起共鸣。

关键词韵味诗眼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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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痴，可解释为：无知，傻；疯癫；入迷。如果解释为入迷的话，则对任何诗人都是适合的。任何诗人都要进入如醉如痴的境界，才能写好诗。作为鉴赏者来说，都要深“解其中味”，才能读好诗，讲好诗。

据说目前有些中小学老师讲古诗，只停留在释词译句的阶段，有的则在后面附加一条政治思想教育的尾巴，语言枯燥，令人生厌。

怎样欣赏诗歌？怎样从事诗歌教学？关键在于品出诗的韵味来。要品出诗的韵味，就要做到（一）知人论世，博学多闻；（二）不炒现饭，立足于新；（三）紧扣诗眼，咀嚼生味；（四）进入角色，引起共鸣。

[摘要]唐代江州陈氏东佳书堂被誉为中国书院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但相关史料的抵牾让人怀疑东佳书堂在唐代创建的真实性。从新兴士绅阶层在地方事务的作用、科举制度对聚居家族的影响、陈氏家族聚居的婚姻关系等方面来看，陈崇在唐大顺元年(890)创建东佳书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关键词]陈崇；东佳书堂；绅士；科举；家族婚姻

一关于东佳书堂的几种讨论

在中国书院史研究尤其是关于书院起源的研究中，江州陈氏东佳书堂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诸多史家根据有关史志的记载将东佳书堂作为中国书院初创时期的代表，如毛礼锐等先生据《同治九江府志》“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才，子弟弱冠，皆令就学”的记述，提出“根据这些记载，可以认为在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中已有聚书授徒的讲学活动了，虽然还不甚普遍，规模也较小，尚未形成制度，但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已经诞生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中国教育通史》《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国教育史》等著作中的意见大致相同；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书院史》中，李才栋先生第一次用较大篇幅介绍了东佳书堂的办学情况，他指出：“从事教学活动，又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始于唐代……。唐代不但有前述的若干所后人比较简略记述的书院，还有当时人比较详细的记述，并保留了有关规章制度的书院。江西德安东佳书堂(亦称义门书院、陈氏书堂，唐代归江州浔阳县管辖)，即是一例。”李先生确认东佳书堂出现在唐代的史料除地方志外还有陈氏的谱牒。据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陈氏后裔保留下来的族谱记载，江州陈氏七世长陈崇于唐大顺元年(890)制定了一份《陈氏家法》，家法共三十三条，其中一条规定在陈氏的东佳庄设立书堂一所，以教育弟侄子姓以应科中举，期取青紫。根据这份“既非后人追述，亦非口耳相传，已被陈氏后裔世代承继刊于陈氏宗谱卷首的文献资料，足以证明在唐代已经出现了由私家举办、既藏书复教学的不同于隋唐的中央和地方官学、高于蒙学程度的新型教育机构——书院。”由此，以东佳书堂为代表，书院起源于唐代成为书院史学界得到广泛认同的一个基本观点。作为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兴起于唐代的标志之一，东佳书堂被誉为中国书院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

近年来，随着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加入，中国书院研究的视野得到拓宽，研究视角也在不断转换，关于东佳书堂的讨论也间或有新观点出现，如徐梓先生在《元代书院研究》中指出，“书院的名义最早出现在唐代，这在学术界已经有一致的认识，但书院是不是已有讲学活动，是否是教育机构，也就是说唐代是否已有名实相符的书院，现在还很难判定。”“即以声名最为显赫的义门书院(即东佳书堂——作者注)而论，现有的记载不仅不能印证地方志中的说法，相反只是说明书院这一名称的向壁虚造。”徐晓望先生在《唐五代书院考略》中更认为今人引用的陈氏宗谱是有疑问的，“唐代陈崇所建的最多是书堂，而不是书院。进一步说，陈崇是否建有书堂还是可以探讨的。”“由此看来，有些学者根据不可靠的族谱史料，将东佳书院的历史上溯至唐代是有问题的。……所谓石鼓书院、东佳书院起源于唐代的说法都经不起考证。”

如果加以细致的比较亦不难发现，陈氏谱牒与地方志书记载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相关文献在书堂的创建人及其创建时代上多有抵牾，东佳书堂兴建于唐代的真实性让人怀疑。

摘要：湘军是一支针对绿营腐败进行军事体制改革而层层招募、层层隶属的军队，它虽然克服了绿营的许多弊病，却形成了各系备派和下级只服从直接上级因而难以统一指挥的格局。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之所以能对湘军指挥自如，主要是因为他在忠廉恕等方面的道德践履和因此而形成的人格魅力。

关键词：曾国藩；湘军；道德践履；人格魅力

清王朝依靠八旗兵定鼎中原。但入关后八旗兵逐渐腐败，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已不可用，只好依靠改编的汉人部队即绿营。绿营在乾隆年间也和八旗兵一样腐败。到嘉庆年问，历时九年的川陕白莲教起义，就是依靠团练才镇压下去。咸丰初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王朝也只有继续依靠地方武装，任命团练大臣办团练。曾国藩就是咸丰帝任命的在湖南办团练的大臣之一。后来湖南的团练由曾国藩统帅出省作战，发展成为湘军。

曾国藩对绿营的腐败有深刻认识，他说：“以今日绿营之习气，与今日调遗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一心一气，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曾国藩全集》第21卷第186页，岳麓书杜，1994年版)曾国藩彻底否定了绿营。按照新的建军机制组建湘军：由统帅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什长招募勇丁。曾国藩把这种方式组建的湘军比作“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叶，皆一气贯通。”(《曾国藩全集》第10卷第632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由于层层招募，组成“这棵树”的是利害相关、思想相通、地域相同、社会关系相近的人。维系“这棵树”生存的不是普通军队的组织纪律。而是家族、亲朋、师生关系。湘军的招募制，使“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受其么惠。”(《曾国藩全集》第10卷第632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湘军还有另一条原则，如果统领、分统、营官去位，其统部队一般要解散。由新统领或新营官去重新组建。这就使得湘军各护其长。心怕头头去位后在重新组建中地位降落影响前程，甚至被斥退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湘军的这种建制，虽然克服了绿营的许多恶弊，但也因层层招募、层层隶属，造成只听命于直接长官而难以统一指挥的困难。

然而，湘军的这种建制，并没有影响曾国藩作为最高统帅的统一指挥。如果不是这样，湘军就不能镇压太平天国，清廷也就不会对曾国藩既恨且忌。李鸿章在《曾国藩神道碑》说：“公治军，谋定而后动，折而不挠，重如山岳。诸将化之，虽离公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这话并非溢美。曾国藩不仅在军时将士听从他的指挥，即使守制离开了军队，清廷的命令他们可以不听，但曾国藩“一纸千里赴急”。(引自朱安东《曾国藩传》第33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湘军将士之所以听从曾国藩的指挥。其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如他见识远大、高人一等的战备眼光使人折服，如他的政治地位具有领衔奏事保举官员的权力而使人随从，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道德践履，是他的以德感人。对此不论是曾国藩同时代的人，还是后人，都有颇为一致的评论。如作为曾国藩幕府中的“通今之才”容闳。他在《西学东渐记》中评论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平定此大乱，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挥若定，全境肃清者，良以其才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