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范文10篇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指出，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反腐倡廉实践经验、准确

把握我国现阶段反腐倡廉形势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全局的高度作出的重

大决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对于实现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各项任务、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导读:

●从中央的重视程度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

●从中央印发《实施纲要》通知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

●从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吴官正同志的工作报告，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

●从《实施纲要》颁布后的强烈反响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认识是前提。只有充分认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才能增强贯彻落实《实施纲要》的自觉性。

第一，从中央的重视程度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党的**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中央两次全会都把这个问题写入了《决定》，并且越来越全面、深刻。**年以来，总书记先后九次在不同的重要会议上，深刻阐述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问题。第一次是在**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的闭幕讲话。第二次是在**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三次是在**年12月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第四次是在**年1月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第五次是在**年8月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六次是在**年9月16日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开幕讲话。第七次是在**年9月1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第八次是在**年12月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九次是在今年1月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在这九次讲话中，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逐步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讲话中，总书记专门用了一个部分，从教育、制度、监督三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总体要求和工作任务。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要求各级党委抓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区属各党（工）委、总支、支部：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发〔2008〕9号，以下简称《工作规划》）。《工作规划》按照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基本精神和总体要求，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五年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和工作目标，作出了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项工作整体推进的工作部署，提出了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的相关措施，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广泛进行宣传，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一、深入学习宣传，提高思想认识

党的十七大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我们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党的建设规律特别是反腐倡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反腐倡廉实践经验、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反腐倡廉形势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工作规划》进一步回答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什么、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实施《工作规划》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重要保证。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规划》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广泛宣传，迅速把《工作规划》精神传达贯彻到各级党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上来，坚持把落实《工作规划》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深入学习领会，狠抓工作落实，为开发区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二、精心安排部署，细化分解任务

各单位、部门要把学习贯彻《工作规划》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列入议事日程，要把学习宣传《工作规划》纳入宣传教育工作总体布局，统一安排部署专题学习活动。要把学习《工作规划》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委学习中心组和政治理论学习计划，并于近期组织一次专题学习活动。可以通过辅导报告会、知识竞赛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促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工作规划》的主要精神。要抓住正在开展的"加强制度建设、坚持勤政廉政、促进科学发展"主题教育活动的有利时机，深入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及时报道学习贯彻《工作规划》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做到认识到位、传达迅速、措施得力，使广大党员干部领会实质，把握精髓，明确《工作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和目标任务，明确各级党组织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政治责任。

一个著名的捷克作家在他的小说里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响词”，凡是那些喊起来很响亮、有号召力、政治上又绝对正确的短语，都可以纳入这个“响词”的词典里，比方说，最近我们经常听到的“效能革命”，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效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提高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它对应的另一个响词是“惩治庸官”。不难理解，如果各级机关里充斥着庸官和庸才，自然就会导致政令不畅、办事拖拉，老百姓当然就会感到不满意，因此，呼吁“效能革命”和“惩治庸官”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

说到政府效能低下的问题，有一个现成的事例，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在近日开会时发了火，原因是一份“表扬六名援藏干部的文件”在机关里旅行了两年半的时间，才递到了他的手里。说实话，如果这个事例不是出自省长之口、最后又由海南省委机关报刊登出来，人们是不敢置信的，因为它比较夸张，带有明显的“段子”色彩。然而，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恰恰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并且很难把它归结为偶然和极端的个案，它反映出我们政府里的确存在着一种正如卫省长所说的“机关病”。这种病的典型症结是眼中只有自我利益和本位利益，罔顾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全局，最终导致推诿拖拉、敷衍塞责、执行不力、效能低下。在这种缺乏责任感的“病人”的手里，一份公文旅行两年，也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推行“效能革命”以来，各地频频告捷，比如，浙江省在10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惩治了2390名庸官，仅仅温州市就有400多名庸官栽了跟斗，广东省也在一年时间里处理了6000名庸官，这些数字无疑是相当惊人的！按道理讲，设置了禁区和高压线，又惩治了这么多的庸官，政府的行政效率就应该大幅度提高了吧？政风也应该焕然一新了吧？然而，事情未必就这么简单。

首先，庸官是一个模糊的、不尽科学的概念。比如说，一个老老实实坐机关、严格按照章程办事的公务员，他接待群众的时候谦和有礼，但做起事来又缺乏激情与活力，这样的公务员算不算庸官呢？如果这类庸官也要受到惩处，公务员们想必不知道如何才能在机关里呆下去。但事实是，政府效率低下并不是由少数特别怠惰的官员造成的，恰恰是多数这类老实的、守规矩的、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公务员共同营造的行政氛围。惩治庸官固然能把少数极端怠惰者扫地出门，但未必能让多数平庸者积极起来。

说到这里又想起了一则新闻，说的是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有一条小巷子，里面有30多家无照歌厅，半年前，政府有关部门曾联合下文且联合执法，要求依法限期取缔，但半年过去之后，这些歌厅依然故我、照旧营业和照旧扰民。在接受采访时，该区文化、公安和工商部门都有一套说法，总之是让这些歌厅关门“不现实”，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在面对此类问题时是软弱无能的呢？显然不是。如果按照“效能革命”的逻辑，把办事不力的几个部门领导撤职处理，会不会就能彻底拿下歌厅一条街了？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按照目前的管理模式，对歌厅这样的娱乐产业，政府是实行联合管理和多头执法的，文化、公安和工商都有责任去管，但哪家单位也无权或无力单独作出取缔的行政决定，于是就形成了越治越乱的怪圈，显现为典型的效能低下局面。这个问题的形成，并非缘于庸官太多，而是机制陈旧、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所导致的。

在笔者看来，要想实施真正的效能革命，不应该只着眼于处理几个庸官，而是要改革“孕育”庸官的行政体制，塑造全新的行政人格，为高效政府打造有力的文化支撑。威权政府的基本模式是“命令—服从”结构，下级对上级负责，一级对一级负责，政令和公文的旅行是程序化的，在这种严密的程序中，普通官员的能动性不可能决定事件的进程，相反，官员很容易就被平庸化了。与此同时，臃肿的行政设置让行政权力极度分散，每个部门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往往感到乏力，只能等待“综合治理”、“联合执法”乃至“省长办公”。如果这些体制性的问题不能解决，很难想象几个“能官”就能把政府的行政效率托举起来。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省委《浙江省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市委《金华市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推进我县反腐倡廉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总体思路，坚持改革创新、适度超前，切实可行、注重实效，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以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为目标，以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为根本，以规范权力运行为核心，以教育引导、制度规范和监督检查为手段，着力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实际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提高各级党政组织反腐倡廉能力，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腐败发生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一支为民、务实、清廉的党员干部队伍，为我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二、工作目标和实施步骤。我县构建惩防体系工作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是：通过构建和实施惩防体系，实现具有较强约束力的事前、事中防范机制与具有较大威慑力的事后惩治机制的有机结合。到20****年，建立起符合****实际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性明显提高，部门和行业风气普遍好转，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切实加强，防范腐败的机制基本形成，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进一步得到遏制。再经过5至10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和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较为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年至20****年构建惩防体系工作的具体步骤是：20****年为启动实施阶段。主要工作是建立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领导组织机构和工作机构，开展一系列学习宣传贯彻《实施纲要》、《实施意见》、《实施办法》及我县构建惩防体系《工作方案》的活动。县委制定构建惩防体系工作方案，完成责任分解和年度工作任务分工；各乡镇（街道）、各部门根据统一部署和要求，从实际出发，制定构建计划，基本建立工作体系，采取逐年渐进的方式，分步骤分阶段实施构建计划，全面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各项工作。

2006年为全面展开阶段。构建实施惩防体系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并取得初步成效。主要任务是完善工作思路、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加强对年度目标任务分解各责任单位的检查、指导，总结、交流、推广可供学习借鉴的构建工作经验和工作机制。

20****年为全面深化阶段。反腐倡廉工作体制、机制、制度逐步健全，构建、实施惩防体系的各项工作逐步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初步建立起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本框架。

为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以下简称《工作规划》)，扎实推进我省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和工作目标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近年来，各级党

委、政府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着力抓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各项任务的落实，取得了明显成

效。当前，我省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我们必须充分

近些年来中国腐败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不敢腐”的状况初步形成，但也必须理性注意到，“消极治理主义”的腐败治理观在腐败治理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消极治理主义并非意味着国家在腐败治理上的不作为，相反，对于加强对腐败者或腐败行为的刑事惩罚而言，国家立法具有高涨的积极性，但却懈怠于加强对腐败诱因的控制与预防，在刑法上“无意”于通过犯罪化减少腐败的制度性诱因，是“消极性”的重要体现。消极治理主义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取得治腐成果，但因其非以腐败诱因为规制对象，腐败治理具有浅表性，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是导致目前腐败治理出现“立法规制范围扩张与规制能力不足”、“‘系统性’腐败行为治理效果不彰”、“‘系统性’腐败难降”的关键原因。因此，合理借鉴其他国家反腐刑事立法改革的重要经验，以积极治理主义为导向，化解刑法供给与优化腐败治理能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全面提升刑法参与腐败行为治理的能力，成为完善我国反腐败立法的关键。

现代国家贿赂犯罪立法抉择：积极治理主义的探寻

积极治理强调以环境治理为核心的“间接整治”，针对现代公共权力架构，积极扩展预防措施的作用场域，深化预防措施的作用效果，形成以预防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受积极治理主义的影响，现代国家贿赂犯罪治理原理及立法得以更新，具体表现如下：（一）犯罪化根据：从结果本位向诱因本位转向。犯罪化根据是对违法行为是否有必要加以刑事处罚之价值判断标准。消极治理主义以贿赂交易的实际发生作为犯罪化根据的判断标准，导致刑法介入停滞于贿赂的后端场域，无法形成对诱发贿赂行为的前置性评价，难以满足贿赂犯罪治理之现实要求。积极治理主义将腐败视为一种“危险”，重视贿赂诱因的社会危害性，要求以清除贿赂诱因为目标，确立“诱因本位”的犯罪化根据，推动刑法立法的革新发展。在立法上具体表现为：（1）利益冲突行为的犯罪化。积极治理主义拓展了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根据，通过将利益冲突行为犯罪化扩大了刑法规制的范围，刑法预防功能得以增强。利益冲突原理发端于19世纪后期的美国，后逐步成为美国公职履行和公务员管理中的核心制度，并被引入刑事立法之中。美国《政府道德法》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利益冲突型”腐败犯罪（《美国法典》第18主题第11章）。此外，法国、西班牙、瑞士、意大利、芬兰、俄罗斯、古巴等不同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也纷纷就特定类型的利益冲突予以犯罪化。（2）犯罪构成设计的开放性。积极治理主义认为，刑法对轻微腐败行为的长期容忍具有风险性，不仅会使得行为人对腐败产生“无罪感”，造成犯罪发生率提高，还会导致社会对腐败容忍度的恶性扩张，忽视、容忍或原谅中小型腐败将使得对腐败的判断标准变得模糊，最终导致社会腐败文化形成的阻力，因此，作为对不法行为最为严厉的谴责方式，刑法应确立开放性的刑事可罚标准，将犯罪控制在初级阶段。对此，较为清廉的国家坚决在刑事立法中贯彻“零容忍”政策：一是犯罪构成中无数额要求，即使是数额极低的贿赂也会构成犯罪。二是贿赂犯罪以非法利益为标准，包括性贿赂等灰色领域内的非法利益，犯罪对象广泛。三是构成要件无冗余要素，只要因职务关系或职务行为等而索取、接受或者约定利益即属犯罪，就应受到刑罚制裁。四是减弱或删除特定情形下的主观要素，规定证据采信的推定规则。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8条“作为犯罪要素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规定，“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所需具备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可以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二）可责性根据：从个人责任向组织责任的进化。工业社会以来，工业灾害的发生与新型风险的出现，使得传统刑法的“个人责任”向“组织责任”扩张。组织责任是生产经营活动中监督者、管理者的义务负担，包括：一是企业或组织的监督责任；二是公职人员的公务监督责任。组织责任原理的兴起，目的是为了有效控制社会风险而要求监督者、管理者分担风险责任。在积极治理主义之下，腐败被定位为社会系统性风险，腐败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而是来自于纵容权力滋生与滥用的系统环境。环境型、系统性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组织监督者或管理者具有保护廉洁法益及避免腐败危险的义务，但却躲避了责任负担和追究。为此，需将组织责任原理引入反腐理论之中，加强组织监督者的保证人责任。刑法立法体现为：（1）行为模式的“二元化”。消极治理主义仅评价与权力交易直接相关的非法利益收受、承诺收受等“作为”，排除交易行为之外可能影响贿赂实施的“不作为”。然而，积极治理主义则要求从腐败预防角度引入监督者的监督义务和保证人责任原理，将公职人员定位为维护权力廉洁运行的保证人，施加监督体制内腐败的积极义务，进而突破了传统贿赂犯罪立法的作为犯模式，确立以作为为主、不作为为辅的“二元化”行为模式。如，2008年《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第9条规定：“国家和自治地方的工作人员有报告腐败违法倾向行为的义务”，不履行报告义务的会被追究法律责任。（2）责任模式的复合性。积极治理主义认为，现代贿赂衍生已经不再是权力支配者的个人独立行为，而与组织结构内部权力运行、监督不均衡有关，后者对于贿赂行为的鼓励、放纵、默许或监督不足，是导致贿赂泛滥的重要原因。对此，有必要将权力结构个体责任原理修正为权力组织结构理论，将针对实行行为的封闭式治理转化为针对组织管理的开放式治理，实现贿赂犯罪立法防卫基点由行为环节向监管环节的前置化革新。英国2010年《贿赂法》第7条创新性地规定了“商业组织预防贿赂失职罪”，规定商业组织对于疏于构建行贿预防机制而导致行贿行为发生承担必要的刑事责任。（三）刑罚配置：从泛身份化向身份加重模式的转变。消极治理主义将贿赂犯罪等同于普通犯罪，刑罚配置具有泛身份化特征，无论公职人员职阶高低或何种职权类型，立法对行为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评价标准完全相同，也未能考虑针对贿赂犯罪规定特殊刑罚或矫正手段。积极治理主义重视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强调身份类型是刑罚梯度设置的重要考量因素，在立法上具体体现为：（1）“权责制”的身份责任立场。积极治理主义坚持对特殊公职人员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刑事责任。如，司法人员贿赂行为直接损害到法的公正性与国民对法的信赖情感，较之普通贿赂更为严重，挪威刑法典（第114条）、荷兰刑法典（第364条）、希腊刑法典（第237条）等均在普通贿赂犯罪之外单独规定了司法贿赂罪；匈牙利刑法典则规定普通公职人员受贿的法定基本刑为1—5年监禁刑，高级公职人员受贿的法定刑为2—8年监禁刑。（2）以犯罪“高成本”为导向的刑罚配置。与消极治理主义重视犯罪的自由成本所不同，积极治理主义认为，贿赂犯罪属于“图利型”犯罪，加大犯罪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远比加大自由成本更具预防效果。职业资格剥夺和加倍经济处罚，成为提高贿赂犯罪成本的重要措施。西班牙、捷克、意大利、挪威、芬兰等国刑法典规定了剥夺贿赂犯罪主体从事职业或担任公职的资格。俄罗斯在2011年“关于修改俄罗斯联邦刑法和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在公共管理领域与改善反腐败相关的条款”中将贿赂加倍处罚引入刑法第204条商业贿赂罪之中，规定贿赂加倍处罚将达到行贿者50倍和受贿者70倍的数额。根据刑法第290条，受贿官员在免于刑事处罚前提下将被判罚贪污数额80倍的罚款，接受刑事处罚的将被判贪污数额50倍的罚款。

我国贿赂犯罪刑法立法之革新

借鉴现代国家贿赂犯罪治理经验，实现从消极治理主义到积极治理主义的立法理念转变，是中国贿赂犯罪立法革新的应然选择。（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贿赂犯罪立法理念更新。腐败治理的科学化与有效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也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刑法作为腐败治理立法体系中“不敢腐”立法的支柱，面临着转化腐败治理理念和策略的时代抉择。面对消极治理主义的根深蒂固及其伴随的治理困局，中国贿赂犯罪治理应当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的立法理念，构建具有遏制腐败诱因发生功能的罪刑规范，提升贿赂犯罪立法的规制能力和效果。（二）积极治理主义导向下贿赂犯罪立法的修正。针对贿赂犯罪立法规制能力不足的问题，学理界在废止“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要素、增设资格刑等修正意见基本达成了一致，对此，笔者不再赘述。在积极治理主义导向下，贿赂犯罪立法修正应当在充分考虑贿赂犯罪体系协调性的基础上，以腐败诱因控制为导向，修正普通贿赂犯罪，并增设“贿赂诱因控制型”贿赂犯罪。1.修正普通贿赂犯罪的立法（1）行贿罪的对称性修正。腐败“围猎”现象的大量出现，表明在贿赂对价交易中，出价人已经从受贿人转向了行贿人，行贿普遍性地成为受贿的上游行为。对此，应当贯彻“对称性治理”的积极治理策略，在立法上体现为：一是基于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对向关系，对行贿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对应性调整，在删除受贿犯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的前提下，删除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的“谋取不正当利益”要素；二是提升单位行贿罪的刑罚厉度，等于或大致接近于行贿罪的法定刑，以确保对行贿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普遍性评价；三是建立“双边型”的特别自首制度，取消行贿罪中“因被勒索给与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之规定，而将此种情况作为行贿罪的法定减轻情节；对于特定条件下的受贿犯罪设立特别自首制度，严格行贿人特别自首的适用条件。（2）身份责任情节的增设。身份是责任的体现，身份类型属于责任情节而应由立法加以规定。基于“权责制”的身份责任原理，应当将身份类型作为刑罚梯度划分的标准，将涉及司法工作人员、厅局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高阶公职人员）的贿赂规定为贿赂犯罪的法定加重情节。2.增设“贿赂诱因控制型”犯罪刑法学界关于贿赂犯罪的修正建议，主要围绕构成要件要素的删减，如提出废除“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便利”乃至数额要素。这些建议源自对贿赂犯罪立法规制能力不足的反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仅就贿赂犯罪本体罪刑规范进行修正，依然存在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依然维系了结果本位（交易关系的产生）的治理格局，无法形成“诱因控制本位”的规范体系，刑法立法的规制能力难以显见提高；二是在“党内规范-国家法”二元反腐体系下，难以与利益冲突的纪律处分形成充分衔接，贿赂犯罪治理的“一体化”模式难以。据此，立法应考虑将贿赂诱因的前置行为予以犯罪化，具体设想为：（1）增设“利益冲突型”犯罪。“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是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重要精神。利益冲突本身不是贿赂，但却是引发贿赂的重要原因，在刑事领域引入利益冲突的禁止规则，形成与党内规范、普通贿赂犯罪的无缝衔接，是积极治理主义的重要体现。2016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章“对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规定了16种违纪行为及其处分，涵盖了从非法收受礼金、权权交易、纵容利害关系人谋取利益、非法从事营利活动、旋转门规则等利益冲突的主要方面。从规范的衔接性角度，目前可以考虑将以下两种利益冲突行为予以犯罪化。一是非法收受财物罪，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职务要求，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本罪”。“违反职务要求”是指违反《公务员法》规定的“清正廉洁”义务，该义务要求公职人员不得收受公职报酬以外且无任何法律依据的财物。公职人员获取报酬或财物必须基于法律规定，否则将产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引发腐败的风险。与普通受贿罪相比，非法收受财物罪不以交易性作为基础，无需考虑是否利用职务上便利或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收受财物具有引发贿赂实施的高度风险，即构成犯罪，从而彻底解决普通贿赂犯罪因构成要素限制而形成的法网疏漏问题。二是非法从事营利活动罪，规定“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其职权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的，情节严重的，构成本罪”。该罪包含“旋转门”禁止规则，其第二款进一步规定为，“公职人员离职或退（离）休后，不满5年，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经济组织的聘任，或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或在相关公司企业投资参股，情节严重的，按照本罪处理”。在刑罚配置上，“利益冲突型”犯罪定位为微罪。从犯罪分层上看，微罪就是可处拘役或以下之刑的罪。微罪行为的危害性和行为主体的主观恶性在刑法评价的等级上都是最低微的。然而，微罪具有预防性的刑事政策功能，即，通过从严入罪，严密法网，预防更为严重的犯罪发生。具体刑罚类型应以拘役、管制、罚金刑为主，并增设资格刑，同时辅以非刑罚的处罚措施，对于情节较轻的，可以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2）增设单位预防行贿失职罪。反腐实践已经证明，市场经济中大量行贿行为并非是行贿人单纯的自发行为，而与单位利益密切相关，行贿往往由单位同意、默认或追认。行贿人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的复杂交织，不仅导致组织体内部系统性腐败的循环发生，也使得处罚较轻的单位贿赂罪往往成为贿赂罪辩护中首选的替代罪名，进而导致行贿人的刑事责任被不当减轻。从积极治理主义角度，单位组织内部管理不善，是引发行贿的重要诱因，因此，应当引入组织责任原理，在明确单位管理人员对于组织内部廉洁具有监督责任的基础上，将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予以犯罪化。据此，建议增设单位预防行贿失职罪，规定因疏于构建单位内部行贿预防制度而导致单位成员为单位利益向他人行贿的，单位及其主管人员承担监督过失的刑事责任。该罪为单位犯罪，同时处罚直接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虽然上述罪名均不以交易性作为其行为方式，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贿赂犯罪，但其作用在于使得刑法能够发挥对贿赂诱因的评价功能，进而达到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实际发生的目的，属于贿赂犯罪的前置性罪名，因此，从贿赂犯罪立法体系角度，仍属于广义上的贿赂犯罪类型，在立法上均可以规定在受贿罪、单位受贿罪的罪名体系之下。

作者:钱小平 单位:东南大学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七大精神，切实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阐述了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全党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我们党总结反腐倡廉实践经验，吸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失去政权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一）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持反腐倡廉，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之一。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注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家喻户晓。经过，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新中国建立前后，同志一再告诫全党牢记“两个务必”，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都要反对腐败；反腐倡廉要靠教育、靠法制。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高度，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对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主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对极少数腐败分子必须严厉惩处；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明确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提出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的要求，在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由于我们党始终注重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二）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是执政党，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离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地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能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党的执政地位最根本的考验。中国历史上一个个封建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列强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的下台，都同人心向背有很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为人民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腐败现象侵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危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决的，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坚决揭露和惩处腐败分子，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实践证明，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我们党的一项紧迫任务。党的十六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力度不断加大，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反腐倡廉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当前，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呈易发多发态势，极少数高中级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影响恶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弄虚作假、奢侈浪费等问题比较突出；看病贵、上学难、食品药品安全、征地拆迁补偿、拖欠农民工工资、执法不公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广大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等等。“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这些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虽然发生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但严重败坏党风政风，严重侵蚀党的肌体，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危害不可低估。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改革开放越深入，经济社会越发展，越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我们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既要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又要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

新年伊始，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总结过去一年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情况，分析形势，明确任务，对**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部署。

去年初，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一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狠抓《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教育、制度、监督各项工作整体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过去的基础上又取得新的成效，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实施纲要》抓住教育、制度、监督三个关键环节，提出有效反对和防止腐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规律认识的深化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一个政党，如果不坚决反对和有效预防腐败，就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腐败，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格格不入。早在**年8月，党中央就向全党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从提出“两个务必”、带领全党开展“三反”斗争，邓小平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号召全党“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认识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到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如同一根红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85年的奋斗历程。

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推动认识实现新的飞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崭新命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十五大以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反腐倡廉方针，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

同志们：

我代表市纪委常委会向第四次全体会议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认真传达贯彻十七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八届省纪委四次全会和九届市委十一次全会精神，总结20*年全市反腐倡廉工作，安排部署2009年的工作。连维良书记将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坚决贯彻落实。

一、20*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回顾

20*年，在市委和省纪委的领导下，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反腐倡廉战略方针，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努力拓展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领域，以改革创新精神狠抓反腐倡廉各项任务的落实，取得了新的成效。

——强化监督检查，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服务和促进科学发展作为纪检监察工作的重中之重，认真履行职责，强化监督检查，保障政令畅通。重点对加强宏观调控政策落实、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土地使用、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矿产资源开发、抗震救灾物资资金管理使用等进行监督检查，查处此类案件165件，229名责任人员受到组织处理或党政纪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