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化范文10篇

摘要：本文通过传统自动化变电所和程序化变电所的比较，说明了程序化变电所的特点，提出了程序化操作对变电站系统的要求，最后说明了程序化操作时信息的验收和实现。

关键词：程序化操作；变电所；信息

一、引言

随着计算机和电子电路科技的发展，变电站自动化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并在变电站的应用当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最初的常规远程终端单元(RTU)变电站到后来的综合自动化站，再到现在最新的以综合自动化为基础的数字化站以及程序化操作变电所，越来越先进的技术被运用到变电站自动化系统中。

二、程序化变电所特点及操作验收

2.1程序化变电所特点

摘要：探讨基于风险评估的程序化护理模式在预防骨科术后卧床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LEDVT）中的应用效果。将2017年10月—2019年10月入庆阳市人民医院骨科治疗的72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36例仅给予常规护理（术后监测生命体征、依据血栓相关症状实施基础预防、物理预防和药物防控等），观察组36例在其基础上接受基于风险评估的程序化护理（进行LEDVT风险评估、开展预防培训和实施针对性预防），比较两组术后相关指标（术后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平均血流速度、最大血流速度、平均血流量、总静脉瘀滞指数）、患肢肿胀和LEDVT发生率。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术后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平均血流速度、最大血流速度（Vmax）、平均血流量均高于对照组（P＜0.05），总静脉瘀滞指数（SI）则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术后患肢肿胀和LEDVT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实施基于风险评估的程序化护理能促进术后恢复，改善下肢血管相关指标，促进血液流动，加速血液循环，降低患肢肿胀和LEDVT发生率。

关键词：风险评估；程序化护理；骨科；术后卧床；下肢深静脉血栓

下肢深静脉血栓（LowerExtremityDeepVeinThrombosis，LEDVT）是指受内源或外源性因素影响血液在静脉血管内出现凝固变化，导致血管不完全性或完全性阻塞。LEDVT是骨科术后患者常见并发症之一，如发生深静脉内血栓脱落可能经血液循环至肺动脉，引发肺动脉栓塞乃至肺功能不全[1]，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术后康复，严重时可致患者猝死，危及生命安全[2]。骨科手术患者术后肢体活动能力下降甚至丧失，须长期卧床，加之受术中血管牵拉、受压、损伤等因素影响会进一步增加术后LEDVT的发生风险[3]。有文献报道[4]，骨科大手术后LEDVT发生率可达43.2%，因此早期筛选高危患者并进行针对性十分必要。鉴于此，本研究以庆阳市人民医院骨科2017年10月—2019年10月收治的72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风险评估的程序化护理模式在降低术后LEDVT发生率中的作用，旨在为骨科护理工作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庆阳市人民医院骨科2017年10月—2019年10月收治的72例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均为骨科手术患者，具备髋关节置换、股骨头置换、膝关节置换等手术指征；②年龄18～75岁；③意识清醒、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正常；④均为本市常住居民，便于随访；⑤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术前伴血栓性疾病；②入院前1周曾使用相关抗凝药物；③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观察组36例中男20例，女16例，年龄20～74（52.37±4.82）岁，行髋关节置换术20例，股骨头置换10例，膝关节置换6例。对照组36例中男19例，女17例，年龄22～75（53.09±4.55）岁，行髋关节置换术18例，股骨头置换11例，膝关节置换7例。两组资料对比均衡（P＞0.05），具有可比性。该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内容摘要］行政法制程序化与行政程序法制化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首先表现为统一的法典的制定与实施。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基石。其理论基础就是通过程序实现正义，亦即程序正义论；在中国，则是具体表现为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实际上是依程序法行政，亦即通过行政程序，实现行政正义。中国行政程序立法应选择以权利模式为主兼顾效率的模式。

［关键词］行政法制行政程序程序正义

所谓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实质上是指如何在相互抵触的各种行政规范中进行最佳选择，并使这种选择的决定具有正当性和约束性的问题。从现象上来看，它将表现为行政程序法规范的增加，各种行政程序要件的完备以及行政程序法律意识的增强与完善，其具体表现则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与实施。它实际上也是解决中国行政法制的现代化问题。这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理论研究的促进。而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具体操作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则是两者的必然结合。

一、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基石公正合理的程序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基石。只有具备公正合理程序要件的法制才能协调运行。合理公正的程序一方面限制了行政官员的肆意和专断，维持了法律的稳定性和自我完整性，另一方面却给自由选择了一个适当的空间，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力。

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价值中立、操作性强的程序对目前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秩序混乱、制度不力的现象是一剂良药，也是中国现实实现法治主导的最佳选择。由于程序具有开放的结果和紧束的过程；随着程序的展开，参加者越来越受到“程序上的过去”的拘束，而制度化的契机也由此形成。程序开始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但其结果却使程序参加者难以抵制，形成一种高度确定化的效应。因此，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法可以作为其制度化最重要的基石。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可知，程序问题也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西方行政改革的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预算、结构、程序和职业公务员与政治领导的关系。行政程序改革强调的是提高行政管理责任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许多行政改革都既可看成是结构性的，又可看成是程序性的。与预算改革、特别是与程序改革类似，一些最重要的和最有效的行政程序改革往往是缩减行政程序。这可以在减少政府干预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革中可以看到，在组织内部则可以减少文字工作等繁琐程序。改革行政程序的目的之一就是废除那些繁琐拖拉和高成本代价的程序，以利于政治领导的快速决策。当然，这只是对具有完善行政程序制度的西方国家而言。对于行政程序意识普遍缺乏的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和健全行政程序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吸收一切成功的经验，同时避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具体而言，我们在行政程序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注意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要件，同时要注意行政程序的繁简适度，在公平的前提下达到效率的目的。

摘要：宪法程序是宪法实施的途径和方法，是使宪法有实效的最关键的问题。它包括正当程序原则、国家权力运行程序和合宪性监督程序、立宪程序等内容。其中合宪性监督程序（又称违宪审查程序或宪法解释程序）几乎与宪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可以避免非程序的政治纷争中的难题。

关键词：宪法；宪法程序；国家权力运行程序；合宪性监督程序

一、宪法实效与宪法程序

宪法实效是宪法实施的问题，它涉及的是如何把纸上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宪法。自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宪法实施成为我国宪法学理论的热点或焦点。开始是宪法的“实施保障”、“宪法监督”和“违宪审查”问题，后来是宪法的“法律性”、“规范性”和“适用性”问题，再后来就是宪法解释、宪法判例以及宪法惯例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理解和归纳，这些讨论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忧虑，即如果没有宪法程序，没有宪法的具体实施途径和方法，宪法将被束之高阁。也就是说，宪法是否被实施，最关键的问题是看宪法有无相应的程序。“从中国现行宪法条文上看……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性宣言倒未见得与西方的章句相去多远。问题是，这些权利义务根据什么标准和由谁来确定、对于侵权行为在什么场合以及按照什么方式进行追究等程序性前提的规定却一直残缺不全。……对于宪法精神以及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来说，程序问题确系致命的所在。”[1]

宪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制约国家政治系统的行为，因此宪法实施监督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政治系统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而不是以某宪法实施机关进行具体的决策来取代国家政治系统。因此，宪法实施制度应当是通过某种常设的程序进行合宪性监督，这也就是一种发现并排除违宪行为或状态的机制。合宪性监督程序已成为20世纪民主政治的重点，并有迹象表明，它会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展。

要使宪法有实效，还应当从宪法文本本身说起。就宪法的实体内容而言，它不必规定细枝末节，不必规定政府空想的承诺，因为这反而会影响宪法的合法性和权威；它需要把重点放在“制度的设计与一般原则的陈述”[2]（P100）上，特别是法律程序的规定上。美国学者奥德舒克认为：宪法所确定的规则及程序必须足够明确；一部宪法要想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文件，那么它首先就必须包括这样的条款-法院可以予以实施并且这种实施并不打乱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适当的权力平衡，也无需使法院扮演地位更高的立法者角色[2]（P102-103）。这样的宪法就是有程序设计的宪法。

一、会议形式：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支部大会、党小组会、两“委会”、党总支支委会、支委会、村理财小组会以及其它需要召开的会议；

二、所有村务、党务应根据工作的需要召开相应的会议；

三、召开会议要有完整的会议记录；

四、会议记录要有如下内容：会议时间、参会人员名单（大规模的会议要注明会议性质不必写明出席会议人员名单）、主持人姓名、缺席人员名单、会议研究的主要议题等；

五、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签名（大规模的会议可以不签名）；六、需要归档装订的，要复印会议记录并加盖支部或村委会或以上两者都有的公章后归档。

公示制度：

摘要：近年来，程序化交易对证券市场交易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学者对于市场是否需要进行程序化交易的意见并未统一，同时对程序化交易的私法规制也缺乏规范性的研究。大数据背景下证券法的不完备性、法律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冲突性是规制程序化交易的法理基础。为此，我国证券法应当明确禁止性行为、构建全面的电子化信息披露制度、建全“六大”监管制度来完善程序化交易法律规制。

关键词：程序化交易；法的不完备性；法律效率与公平价值；法律规制

一、程序化交易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程序化交易的发展现状。美国1975年出现的“股票组合转让与交易”是程序化交易的前身，它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实现股票组合的一次性买卖交易。〔1〕进入21世纪，现代技术在金融市场的熟练应用，程序化交易量急剧增加。纽约股票交易所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其交易所进行的程序化交易日均交易量占比30%，可见程序化交易在国外市场运用的广泛性。我国金融市场对程序化交易的认识和运用总体上仍处于“婴儿”阶段。我国A股市场的自动化交易量约占10%左右，期货市场的量化交易规模更高一些，占30%~50%。尽管程序化交易以惊人的速度在国内外扩展，但因其导致的风险事件也层出不穷。2010年5月，许多美元权益类产品的价格经历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迅速下跌和回复的过程；2012年3月，美国第三大交易所发生闪电崩盘；2013年8月，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让中国股民措手不及。〔2〕这一系列的焦点事件，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监管部门的思考。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和发展，必然伴随着赞同和争议两种声音，程序化交易也不例外。有学者对程序化交易尤其是高频交易持反对立场。MichaelLewis认为，高频交易商利用技术、资金及速度优势操纵着美国的证券市场。当普通投资者买下股票时，高频交易商随后就会开始进行抢先交易、回扣套利和慢市场套利，从而实现获利。〔3〕他的观点认识到程序化交易对证券市场公平性的影响，但忽略了法律效率价值的重要性。也有学者对程序化交易持中立态度，他们认为，机器是为服务人类而发展的，其本身价值是中立的，如何规制机器的设计者才是核心。程序化交易其实是计算机的一种辅助系统，关键要看用它来做什么。〔4〕这种观点给了监管层一个启示：我们监管的重心应该是程序化交易对市场的利弊影响方面，而不是针对具体的操作模式。对于程序化交易中出现的弊端，国外成熟市场对程序化交易的研究比较深入，基本上已形成较为合理的制度规范。美国在2010年闪电崩盘事件发生后，开始加强对程序化交易进行监管。SEC制订了发起准入准则和大宗交易者报告规则。前一项规则是要求经纪商对准入客户所提交的所有委托指令进行检查和筛选；后一项是针对交易者而言，它要求每个大宗交易者都必须在SEC注册登记，并承担保存交易记录、制作交易报告和有限的监控义务。这两项规则体现了法律在事前对程序化交易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另外，SEC批准了单一股票熔断机制，控制交易市场的跌幅；采取合并审查和跟踪机制，实时监控市场信息。这些制度旨在对程序化交易的事中和事后阶段进行监管，遏制风险扩大。德国于2013年颁布了新的《高频交易法》，正式将程序化交易列入了监管范围。〔5〕该法案明确了高频交易中的试探性指令属于市场操纵行为，禁止交易者向市场发出少量指令来试探潜在流动性的行为；规定要对频繁报单、撤单和改单的行为收取额外费用；还设定了程序化交易的终止规则———即当市场波动较大时，市场必须立即停止高频交易等程序化交易行为。相比而言，我国关于程序化交易的法律规则就显得略不成熟。我国《证券法》第3条为证券交易提供了一个原则性的指导；第114条规定证券交易的技术性停牌和临时停市。《刑法》第182条规定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对程序化交易中涉嫌的操纵市场行为有了一定的规制。2015年10月9日，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了程序化交易的概念，同时规定了申报核查制度、信息隔离墙制度以及禁止性程序化交易行为。但由于市场相关者认为该办法过于严苛以及其他因素，证券会又于2016年5月《办法》暂缓出台。可见，我国对于程序化交易的立法存在的问题：其一，程序化交易立法的缺失，仅有一些办法的尝试。其二，仅有一些原则性的制度规定，缺乏细致化的操作性规定。（二）问题的提出。上述分析可知，学者们对市场是否需要进行程序化交易的意见并未统一，我国法律层面对于程序化交易缺乏系统性研究。那么，发展和规制程序化交易的法理基础是什么？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完善程序化交易法律规制？因此，本文拟对这两个问题予以探讨，从而论证程序化交易发展的合理性，并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对程序化交易的法律规制。

二、规制程序化交易的法理基础

（一）大数据背景下证券法的不完备性。程序化交易不仅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必然需要，也是大数据时代证券交易的必然趋势。大数据的出现，使得通过数据分析获得知识、商机和社会服务的能力扩大到了普通的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6〕在大数据时代，许多交易都可以交给程序来生成和执行。程序化交易就是建立在金融数据行情基础之上，基于独有的算法程序，瞬间完成投资者预设的交易指令。它的应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交易的流动性，优化了价格发现机制，而且最大程度上消解人脑在从事股票经纪业务的“不理性”。尽管如此，随着程序化交易量的不断增长，其在交易策略和时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容易导致其他投资者的黯然失色，最终将引起市场的失控。当证券市场的量化交易进程与建立在传统交易方式上的证券法之间不同步时，证券法律制度必须对程序化交易做出回应。从规制程序化交易的角度来看，证券法依然存在实质的不完备性。面对程序化交易发展至今暴露出的各种风险问题，程序化交易逐渐受到市场和监管层关注。证监会和期货交易所开始出台了一些办法或规则来制约程序化交易的发展。然而，程序化交易的规范主要由期货交易所各自制定，证监会及期货监管部门并没有在证券法和期货管理条例中进行相应的规定。所以，我国应在交易所现行的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统一立法，解决目前我国程序化交易的监管问题。事实上，对于中国证券市场这样的新兴市场来讲，法律总是滞后于市场的发展。不过，法律的不完备性并不是否认程序化交易带给金融市场的价值的理由。相反，在大数据时代下，我们应该合理地运用和规制程序化交易，使其成为一项交易的手段、工具，为我们证券交易事业的发展增添一抹色彩。（二）法律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冲突性。在程序化交易中，人们利用程序技术来提高证券市场的交易速度，改善市场的流动性，最大化体现了法律效率价值的引导。股市中涨或跌、买或卖、进或退的信号传输速度以及计算机将这些信号转换为金融市场行为的速度远远快于传统市场。量化投资大师西蒙斯领悟了程序化交易的趋势，巧妙地利用巨大的数据库和计算机基础设施，创造了名列前茅的收益率。这正是法律的效率价值在程序化交易中得以体现的最好事例。波斯纳指出，评判法律制度和确认法律未来发展的根本依据在于是否有利于人类对资源的优化利用和效益的提高。〔7〕我国监管层一开始对于程序化交易制定较为宽松的规则，也确实传递着追求效率价值的精神。尽管如此，随着程序化交易技术的不断强大，这些交易者或将开始用其经济影响力从证券交易所攫取额外的福利和竞争优势。如果法律无法控制住这样的趋势，那么作为零和博弈的证券市场终将抛弃普通投资者。一旦普通投资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就将给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此时，追求公平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限制程序化交易的发展并不是保护市场参与者的最好手段。相反地，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来保证程序化交易的发展。因此，对于交易中出现的有违公平价值的行为必须进行严格的规制。从上述的两个法理基础来看，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立法者和监管层应当把握市场利益与创新之间的平衡，合理地兼顾法律效率和公平，而不仅仅只是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

长期以来，作文教学存在着三大弊端：一是作文教学缺乏科学的训练体系，存在着盲目和随意性；二是作文教学不得法，阅读和写作脱节，学生视作文为畏途；三是作文要求不明确，作文训练不到位，作文成效不明显。

写作能力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它不仅包括对写作知识的掌握，写作技巧的运用，书面语言的表述等方面，而且还牵涉到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认识能力。这些能力的获得直接和阅读、听知、说话结合在一起。就写作而言，阅读和听知是吸收，写作和说话是发表；阅读和听知是发表的前提，写作和话说是吸收后再发表的产物。鲁迅在《不应该那么写》中指出：“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都说明着：‘应该怎么写’。”这就深刻揭示了范文阅读对写作的指导作用。因此，指导学生作文应借助于阅读教学之所得，走读写听说相结合的训练之路。

传统的作文教学经验离不开“多读多写”四个字。多写多到什么程度？有人通过作文教学实验，认为从小学到中学，学生应有30万字的写作训练量才能“过关”。有的教师要求学生“天天写日记，周周写作文”，认为这是提高写作能力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当今学生，两周1次作文，每学期6次作文，初中3年，共36次作文，每次作文600字左右，三年共写21600字，写作量实在少得可怜。读得多，见多识广，写得多，熟能生巧，这是勿庸置疑的。因此，作文训练应走适当增加写作量的路子。

文章千变万化，写法各有不同，写作水平的提高总是循序渐进的。一些教师认为写作训练要有基本规格，有的还编写了作文分格训练的教程，作了有益的探索。明确作文的训练目标，建立作文教学训练体系十分必要。因此，作文教学应走写作定位、训练到位、逐步提高的训练之路。

古人多读多写的写作经验，总的说来，靠读文章“领悟”较多，注意了读写结合，但缺乏具体的方法指导。因此，作文教学还应突出知识的先导作用和教师的指导作用。

孩子学写毛笔字的过程，说明了模仿的重要性。冰心说：“模仿是最大的喜爱。”茅盾说：“模仿是创造的第一步。”古今许多名家也都有过模仿。鲁迅的《狂人日记》曾借鉴过果戈理的作品，《药》的结尾分明留着安特烈夫的阴冷。郭沫若的诗作受过印度泰戈尔、美国惠特曼及德国歌德作品的影响。曹禺的《雷雨》，曾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大雷雨》中汲取过营养。写文章一开始便要求学生“创造”，鲁迅说这是“抓住自己的头发想上天”。学生学写作文总是“从模仿到创造”的。因此，作文教学应走“仿中求新”之路。

程序化是政治运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政治事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要以程序正义和程序优先为前提。去年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其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各个环节，做出了更加规范的程序性规定。这是我国干部工作的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步骤，它体现了政治运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的必要性

1、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是新时期干部工作与时俱进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干部任用条例》，是中央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重新修订并颁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原则和标准确定之后，程序就往往带有决定性的作用。《干部任用条例》作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规章，侧重从程序上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推荐提名、考察考核、酝酿讨论、任免、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基本程序都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些程序性规定，体现了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和标准，贯彻了选拔任用干部的方法和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严密的内在联系。在实践中，各地也纷纷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问题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和实践。乌海市委组织部在市委的高度重视之下，初步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程序，对今后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更加规范、科学、合理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2、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是进一步落实群众“四权”的需要。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严格的程序是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的必要载体，是监督规范用人行为的基本依据。只有认真按照《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程序认真贯彻执行，认真按照各个程序所规定的各项要求组织实施，如，在民主推荐、考察及任用等阶段，必须广泛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按照规定在一定范围进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实行差额考察制、考察预告制、任前公示制等，保证群众“四权”的落实。对于各级党组织不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选拔任用干部的行为，广大干部群众有权进行监督举报，从而保证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质量。

3、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是进一步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质量，防止和纠正用人上不正之风的需要。程序相当于游戏规则，一经确立，操作过程中就不能随意更改。干部工作程序化后，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排除任何人的左右和干扰，同时也给那些跑官买官的人设置了非常高的成本障碍。当事人可以游说或贿赂其中的一两个人，影响一两个环节，但不可能买通所有的人和控制所有的环节。干部选拔的任何一个步骤都可以使用否决权，都能够使行贿者前功尽弃。历史经验表明，优秀人才是稀有资源，获得它需要付出成本。设计较复杂、完善的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严格按规定的各项程序办事，是选准用好干部的重要保证。

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化的主要内容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调节模式

探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与法律关系时，采取什么样的法律管理模式最有利于我国市场的发展？这个问题特别值得研究。以往我国学者和业内人士参考美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较多，因为美国市场监管经验的确在世界领先。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美国模式不能成为适于全世界各国的“标准模式”，也不能成为我国市场的标准模式。美国模式对我国的作为在于参考，而非模仿。

不同国家证券市场发展应该有不同的模式，笔者认为这种发展是“本土化”的必然趋势。“本土化”并非与“国际化”或“全球化”发展趋势相违背，因为，在各国经济“国际化”发展趋势中，必须有相辅相成的“本土化”发展，因为世界和市场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在我国，人口众多的国家，发展证券市场模式一定同人口稀少国家不同。同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国家的证券市场发展模式也一定与资源贫乏国家不同。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模式也有两种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一种是“吸收外来”经验的趋势，另一种是“本土化”的趋势。正如我国的“西医”和“中医”并行不悖一样：在同一所医院里，即有西医门诊，也有中医的门诊。前者基于三百年科学试验，后者积累于三千年的经验，互相难以取代，反而可以互相补充。

二、我国证券市场的三组调节模式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前面介绍过的西方学者所归纳出的模式不同，我国不象西方学者描述的那样，“四个构件”和“两条轴线”的组合模式。笔者认为，我国证券市场调节模式由“三个构件”与“两条轴线”组成。所谓“三个构件”是指：“政府”，“市场”和“法律”。所谓“三种规范”是指：“法律程序化”和“非程序化”。如果将“三种构件”和“两种调节”组合起来，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并存着三组调节模式：

第一种是“政府主导的调节”，分别存在两种调节方式：1、法律程序化的政府调节；2、非程序化的政府调节。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协履行职能程序化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特别是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实施以后，在履行政协职能制度化、规范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履行政协职能的程序化。尽管如此，在目前政协主要职能履行的规定中，程序方面的内容仍然显不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政协履职和作用的发挥。

一、履行政协职能程序化问题现状

目前，履行政协职能程序化建设主要有以下问题：一般性的号召较多，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探索的较少。对政协组织的程序性规定较多，对政协组织之外的程序性规定较少，履行政协职能的主体是人民政协，客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等。但社会各界包括政协组织在内，对程序性的理解往往习惯地认为履行政协职能是政协的事，有些党政领导也自觉不自觉地持这样的观点，导致在履行政协职能的程序化建设上，政协作为主体比较主动，而客体在主动程度上与主体不均衡，造成了关于履行职能的程序性规定中，涉及客体的部分较少。程序性规定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弱。政协章程、《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内涵、内容和形式虽然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有关程序方面的内容，比较零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在履行政治协商职能方面做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而且是单独和系统地进行表述，这是在履行政协职能程序化建设方面的一项重大突破。在履行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两大职能方面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要求，但在具体操作层面没有像政治协商规定的那样具体，而且更多的是正面引导性的规定，一些制约性的规定较少，使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精神缺乏程序性的保障。

二、履行政协职能程序化问题产生的原因

履行政协职能程序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与实践比较相对滞后。履行政协职能的程序化问题属于政协理论研究的范畴，必然要落后于履行政协职能的实践活动，这是物质第一性决定的。只有在履行政协职能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人民政协的理论研究才能不断推进。具体到履行政协职能程序化建设问题，是在理论研究不断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政协章程的修改、中央相关文件的出台，恰恰反映了这种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