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法范文10篇

第一章，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笔者首先分析了行政程序的定义，认为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程序，在现代社会具有双层含义，包括技术层面的行政程序和制约行政权力层面的行政程序。其次，对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二者的异同及行政程序对诉讼程序的吸收、借鉴。提出行政程序不能完全司法化，只能结合行政程序自身的特点，适当吸收司法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司法化。

第二章，行政程序法的基础理论。笔者从批驳“程序法等于诉讼法”的观点入手，阐述了行政程序法的概念、渊源和功能。行政程序法作为程序法的一种，是指规范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中，又以行政机关的程序义务为规范的重点，主要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所应履行的程序义务。行政程序法的渊源包括宪法、行政程序法典、单行行政程序法律和程序与实体规范并存的单行法律文件。在现代社会，行政程序法具有以下三项功能：保证实体法正确实施、行政程序公正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行政效率。

第三章，行政程序法的历史发展。笔者分析了行政程序法产生的理论基础、现实条件和行政程序法发展的三个阶段，认为行政程序法的产生以法治理论、权力制约理论

、人的主体性理论和程序正义理论为理论基础，而行政权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扩张带来的制约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的现实需要直接促使了行政程序法的出台。行政程序法的产生，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文化深刻变革的综合产物。行政程序法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奥地利为代表，立法的目的主要是提高行政效率；第二阶段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这一阶段较之第一阶段，更强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第三阶段以日本为代表，仍以促进行政的公开、透明，保护公民权利为主要内容，但立法的重心由欧美转移至亚洲。笔者最后概况总结了中国行政程序立法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相应的特点。

第四章，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和体例模式。关于目标模式，笔者明确了目标模式的划分标准，指出目标模式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并对权利模式与效率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未来行政程序法应该选择权利效率并重模式。关于体例模式，笔者明确了体例模式的划分标准，分析了分散规定式和统一法典式两种体例模式各自的优缺点，提出中国未来行政程序立法应选择统一法典式，但目前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时机尚未成熟，可以先在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执行法中规定相应的行政程序，同时着手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准备工作，等到时机成熟，不再制定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律，转入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

第五章，行政程序法的适用范围、基本内容和立法架构。关于适用范围，笔者分析了适用范围的规定方式，适用行政程序法的主体和事项。关于基本内容，笔者指出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法法典化的关系，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内容可从三个方面界定：1、是否包括实体法；2、是否包括内部行政程序；3、是否包括行政复议程序。关于立法架构，笔者分析了程序与实体并存型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和行政程序法程序性规定的立法架构，并对我国未来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作出设想。

一、作为一项原则的程序中立

程序中立作为程序正义对法律程序的一项基本要求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程序不是中立的，例如程序制度对一方当事人有利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或决定制作者偏袒一方当事人，都会使人产生一种感受：即程序没有给予所有的人以平等的对待。程序中立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承认所有的程序参与者是具有同样价值和值得尊重的平等的道德主体，因此必须给予他们同等对待，否则就意味着存在偏私。

程序中立在制度上最主要的是要求有一个不偏不倚的决定制作者，这一点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已被普遍认同。联合国于199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承认在刑事诉讼和大多数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当享受接受一个由“合格的、独立的、不偏不倚的”裁判主体进行裁判的权利。[1]美洲国家于1969年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对此也作了规定，要求主持司法性程序的主体必须是独立公正的。

[2]于1950年制定的《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也要求，操作法律程序的主体应当是独立的和公正的，[3]但是对于其是否必须“合格”则没有作出规定。

程序中立的上述要求也为许多国家的宪法所承认。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以及第14条所确立的“正当程序”包含了程序操作主体必须独立、公正这一要求，加拿大的《权利与自由宪章》第11条要求所有刑事案件的被告都有权获得“由独立而公正的裁判者主持的审讯”，以保障所谓“基本的正义”。我国1982年宪法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必须独立公正地审理案件。可以说，程序中立的要求在我国宪法中已有了明确的规定。最近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对程序中立的要求又进一步作了具体的规定。

程序中立的要求自然也为各种程序法所规定或确认。几个世纪以来作为西方法律程序基本原则的“自然正义”，一直将公正、独立的裁判者作为其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即任何人不得作为其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要求的实质就是为了保障程序主持者和裁判者的中立性。霍德森法官（LordHodson）在“里奇诉鲍尔温（RidgeV，Baldwin）一案中辩称：”自然公正有三点无可争辩的特征：第一，有权向不偏听偏信的裁判所陈述案情；第二，有权知道被控的事由（事实和理由）；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对正当程序自二十世纪70以来的发展所进行的简要考察，试图解释在不断变动的正当程序实践背后某种不变的价值。以此为思路，文章提出了“最低限度公正”之概念并运用这一概念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中的公平与效率之争进行另一种角度的思考。

主题词：正当程序，尊严本位，最低限度公正，行政程序法

一、序论

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更为准确地说应为“正当法律过程”，1是美国宪法修正案所确立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但对于什么是正当法律过程、正当法律过程在制度上应当具备哪些要件等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不甚明了。从法院适用正当程序条款的实际情况看，该条款具有一定的“弹性”，但不论是法院还是学界都认为，这种“弹性”只有在确立了一种稳固的、包含价值导向的基础作为原则性要求时，才能具有合理性，才能限制恣意。缺乏某种原则的“弹性”并不是灵活性，而不过是恣意或反复无常的代名词。2因此，对正当法律过程的考察，必须将其基本原则与精神作为重点。

就正当法律过程条款适用的理论实践来看，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实质上对政府的活动施加了两方面的限制，即“程序的正当过程”（proceduraldueprocess）和“实体的正当过程”（substantivedueprocess）。实体的正当过程指当政府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提供充分的理由以证明其行为的必要性。换言之，实体性正当过程要求政府必须为其行为提供正当化的理由。实体性正当过程主要被法院运用于对立法之合宪性的审查。3关于实体性正当过程，理论上仍然存在争议。4程序性正当过程是指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在作出决定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换言之，程序的正当过程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活动施加了最基本的程序性要求，即行政过程在程序上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公平。

本文试图从行政程序角度对程序性正当程序适用中的最新发展进行考察，提出“最低限度的公正”是正当程序的核心要求。以此为背景，笔者将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中价值模式问题进行探讨。

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这一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指法学意义上的程序，即法律程序）的东方大国逐渐形成了一股“程序热”的研究浪潮。

在这场程序热浪潮中，行政法学界也不甘寂寞，不甘人后。为了行政程序法的早日出台，众多专家学者撰文为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典化鼓而呼，有的学者发出“依法行政即依行政程序法行”的呐喊，有的学者奏起了“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基础”的号角，行政法学界上上下下对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和思考。

一、关于行政程序含义的讨论

有行政行为就有行政程序，但什么是行政程序目前尚未形成一个为各国行政法学界共同接受的概念。实际上也很难形成一个各国普遍适用的行政程序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各国法律传统、行政法基本观念的差异以及各国行政程序法调整范围的不同。

国内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行政程序法被行政诉讼法的光芒所遮蔽，学术界对于行政程序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颁布，开始引起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关注。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吸引了更多学者投入到行政程序理论研究的行列中，学者们在介绍和研究欧美行政程序理论的同时也纷纷开始构建中国的行政程序理论体系，其中对行政程序的含义之争成为行政程序研究中的第一个争论点。

迄今为止对行政程序的含义之争在我国主要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的活动程序，即行政主体采取行政行为的步骤、方式、次序”。行政程序行为的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个人，行政相对人不能成为行政程序行为的主体，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程序至多只是引起行政程序开始、终止或终止的一个前提条件。类似观点再如“行政程序是行政主体作成，变更或消灭有效行政行为所必须遵守的，由互相衔接的先后阶段所组成的法律程序。”

本文作者：冯健鹏

实验设计

本实验参照甘高实验基本框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设计，但与甘高实验有两点基本的不同:首先，本实验除了检验正当程序的具体标准对程序正当性的影响，还将验证立法程序是否影响人们对于立法结果的接受程度———前者探讨的是“怎样的程序才是正当程序”，后者探讨的则是“正当程序有用吗”。在具有悠久正当程序传统的国家，后一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我国，这仍是正当程序研究的基本问题。同时，后一问题也可理解为:经过多年的法治建设，正当程序的理念已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对此的实证研究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其次，本实验并不会重复“伦理性－事务性”这一议题分类———正如甘高所承认的，影响程序正当性评价的议题分类具有多样性，对此的一般性研究尚不深入。④因此，本实验选择了平等领域中“易产生差别感－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分类，并希望实验结果有助于程序正当性评价中议题分类所起作用的一般性研究。此外，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受试者的熟悉程度，本实验的测试内容集中于立法的公开征求意见过程。(一)假设本实验首先意图探究的问题是:正当程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人们接受立法结果，尤其是那些自己本来并不认同的立法结果。因此，基于传统的正当程序理念，本实验提出假设如下:假设1:人们越是感觉到立法程序是公正的，就越容易接受立法结果。那么，怎样的程序才是“公正的立法程序”呢?从实验的角度，需要将“正当程序”这一理念具体化为若干可以衡量与比较的因素。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有深厚积累，如英国普通法的“自然公正二原则”、美国学者萨莫斯提出的十项“程序价值”、贝勒斯提出的八项“程序利益”、我国学者季卫东提出的程序的四项基本原则、六项构成要素和八项判断标准等。⑤在此基础上，结合立法的特点，本实验提出体现立法程序正当性的三个要素:平等参与、充分交流、信息公开。在本实验的设计中，平等参与一方面表现为利害关系各方都具有表达的机会;另一方面表现为官方的中立性———因此，本实验考察影响程序正当性的四个制度特征: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开。其中有两个都涉及到程序的平等属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无论是三个要素还是四个制度特征，都还只是较抽象的概括，在制度上仍然有不断细化的空间;在相对全面地考察正当程序各制度特征的同时，还有必要就某一特征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因此，本实验针对正当程序的平等属性，即“平等的程序”，试图进行相对更为深入的探究。参照甘高实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假设如下:假设2:具备正当程序制度特征(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开)的立法程序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立法过程正当性的评价。假设3:当立法程序欠缺相关的制度特征时，实体观点对于立法过程正当性评价的影响就超过相关制度特征的影响。在议题方面，本实验关注平等领域。这是由于我国目前在立法平等领域中存在着大量争议问题，这既为实验的设计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也令本实验具有更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尽管本实验不会重复甘高实验中“伦理性－事务性”的分类，但这种分类是富有启发性的:它区别了人们支持某类实体结果的坚定程度，这显然会影响其对于程序的评价。因此，本实验采用“易产生差别感－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分类;这里的“差别感”指对于处在不同情况中的个人或群体的强烈感受，如厌恶、崇拜、怜悯等;而“不易产生差别感”就是指即使和对方处在不同情况中，也不会对其有特别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平等问题的背后正是差别感。经验表明，易产生差别感的议题相对而言更容易形成刻板印象，从而更容易令人产生“正确结果”的预期;在本实验中，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选择家庭出身，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选择生活方式。本实验的这一假设表述如下:假设4:涉及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实体观点对立法过程正当性的影响大于正当程序制度特征的影响;涉及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则相反。本实验设计了两组虚拟新闻报道:涉及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是关于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享有与本地学生同等待遇的立法(记为“甲组”);涉及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是关于公园禁止衣衫不整者入内的立法(记为“乙组”)。(二)实验步骤本实验的基本步骤是:首先，请受试者填写一份调查问卷(问卷A)，调查内容包括受试者的基本情况以及对于相关问题的看法。然后，请受试者阅读给定的虚拟新闻报道。最后，请受试者就所阅读的内容填写第二份问卷(问卷B)。本实验以在校大学生作为受试者，⑥因此在问卷A中受试者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校、专业类型、入校时间和入校前的户籍情况。调查的问题包括平等观(倾向于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平等感(对社会现状是否平等的感受)、产生不平等的因素、对虚拟新闻报道所涉议题的实体观点(即“外来工子女是否可以与本地学生同等待遇入学”或“公园能否拒绝衣衫不整者入内”)、社会参与度、对立法是否公正的感受和对执法是否公正的感受。调查问题中，“产生不平等的因素”给受试者提供备选因素，其他问题的回答都用从0到1的数值标注:非常积极=1，积极=0．66，消极=0．33，非常消极=0(在对平等观的回答中，结果平等=1，倾向于结果平等=0．66，倾向于机会平等=0．33，机会平等=0)。在问卷B中，针对假设1的问题表述为“本文中，您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地方立法机关的最终决定”。针对假设2的四个制度性因素，“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本文中与您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人是否有足够的机会表达意见”;“官方的中立性”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本文中是否存在官方刻意偏袒或压制某种观点的情况”;“充分交流”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本文中的各种观点在立法讨论过程中是否有足够的交流”;“信息公开”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社会大众在本文所描述的这个立法过程中所能了解的立法信息是否充分”;而整体程序正当性则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本文所描述的这个立法过程是否公正”。每个问题的回答都用从0到1的数值标注:非常积极=1，积极=0．66，消极=0．33，非常消极=0。(三)议题类型及其表述在甲组和乙组的基础上，每个议题都包括两种相反的立法结果，而每种立法结果又各包含“符合正当程序”和“欠缺正当程序”两种情况———这样，虚拟新闻报道就有八种类型(参见附表一)。同时，本实验设定的四个制度因素都会通过特定的叙述方式加以对比表现(参见附表二)。

实验过程及数据

实验于2012年第一季度在广州高校中开展。共有427名学生有效完成实验。实验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确保没有学生重复参加。在所有受试者中，女生占50．4%，男生占49．6%;受试者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28岁，平均年龄20岁，其中年龄介于18至22岁之间的占94．1%;理工科专业学生占50．8%，人文社科专业学生占46．4%，艺术或体育专业学生占2．8%;入学前为城市户籍的占52．2%，入学前为农村户籍的占46．4%，还有1．4%的受试者不清楚自己入学前的户籍类型。在实验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方面，运用SPSS软件的Cronbach＇sAlpha系数对问卷中14个询问态度的问题进行检验，系数值为0．702，表明了问卷较好的内在信度。这14个问题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值为0．822，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sig值远小于0．01，表明了问卷较好的效度。实验调查了受试者所认为的造成不平等的因素。问卷列举了八项社会因素，请受试者从中选择容易造成歧视的选项(可多选);这八项因素按照选中率的顺序排列如下(括号内为选中率):财富(73．1%)、家庭出身(66．5%)、职务或身份(55．5%)、个人能力(36．5%)、生活方式(15．9%)、性别(14．3%)、民族(8．4%)、机遇(5．9%)。还有3．3%的受试者填写了问卷未列举的其他容易造成歧视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出身”的选中率远高于“生活方式”。同时，在议题实体观点的调查中，甲组(即“外来工子女是否可以与本地学生同等待遇入学”)有26．2%的受试者选择了不太坚定的回答(即“一般情况下可以”或“一般情况下不可以”)，而乙组(即“公园是否可以拒绝衣衫不整者入内”)则有58．1%的受试者选择了不太坚定的回答———这两组数据都有力地支持了以“家庭出身”和“生活方式”进行对比实验的选择。同时，本实验试图通过虚拟报道中的不同描述，在“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开”四个程序的制度因素上令不同组别的受试者形成不同的感受。按照设计，甲一/甲二、甲三/甲四、乙一/乙二、乙三/乙四这四个对照组均为实体结果相同，但前者符合正当程序要求而后者不符合。用SPSS软件的t检验分析四个对照组相关因素以及对程序公正整体感受的差异性(双侧P值)和样本均数(结果见附表三)。结果显示:四个制度因素以及对程序公正的整体感受在四个对照组都显示出明显差异(双侧P值远小于0．05);而样本均数在四个对照组中都是前者高于后者———这说明不同的虚拟新闻报道的确令受试者感受到了不同。换言之，本实验所提供的描述方式确实以预期的形式影响了受试者，从而确保了验证本实验假设的前提。

对假设的验证

四要坚持依法按程序办事。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也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权必须遵循的原则。人大工作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相比，方式有很大不同。人大及其常委会主要是通过会议形式，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依照法定程序，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人大依法履行职责，无论是行使立法权、监督权、重大问题的决定权，还是行使人事任免权，都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要认真听取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包括不同意见，保证他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做好充分审议、集思广益，在基本达到共识的基础上依法进行表决，实行一人一票，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使人大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决定更好地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更具有权威性。

一、根据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进行判断

这种评价标准是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对法律程序是否正当的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标准的特点是利用外来的参照物来评价法律程序的正当性。

工具主义程序理论认为，法律程序不是作为独立的和自治的实体而存在的。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而且它只有在对于实现上述目的有用或有效时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外在的目的和手段主要是指实体法的目的，例如，刑法的目的在于惩罚和抑制犯罪这一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减少人类的痛苦；而刑事审判程序的惟一正确目的就在于确保上述刑法目的的实现。就工具性程序价值理论的评价标准而言，它始终无法回避法律程序的道德性问题。第一，如果法律程序只是实现实体法目的的手段和工具，那么在追求实体真实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各种工具和手段?如果这个标准成立，那么在刑事诉讼中利用刑讯逼供等非人道手段取得的证据也可以成为定案的依据。这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第二，认为法律程序仅仅是实现实体法目的的工具反过来会损害实体法目的的实现。例如，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过于强调打击犯罪的做法得到支持，那么用不人道方式取证的现象就会大量出现。由于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可能基于各种原因而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人，因此，所有的公民都可能受到这种非人道的待遇。对某个具体的案件而言，这似乎达到了实体法的目的，但从整体而言，结果却是相反的。

二、根据法律程序进行判断

这种评价标准认为，评价法律程序的惟一价值标准是程序本身是否具有一些内在的好的品质，而不是程序作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有用性。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程序的形式是否公正，二是个人的尊严是否得到尊重。

程序的形式公正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有一套具体的行为规则来约束程序主体的行为第二，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所有的程序参与人都知道程序的运行过程，程序以外的其他公众也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了解程序的运行情况；第三，程序的主持人中立；第四，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第五，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具有排它性。

一、根据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进行判断

这种评价标准是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对法律程序是否正当的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标准的特点是利用外来的参照物来评价法律程序的正当性。

工具主义程序理论认为，法律程序不是作为独立的和自治的实体而存在的。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而且它只有在对于实现上述目的有用或有效时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外在的目的和手段主要是指实体法的目的，例如，刑法的目的在于惩罚和抑制犯罪这一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减少人类的痛苦；而刑事审判程序的惟一正确目的就在于确保上述刑法目的的实现。就工具性程序价值理论的评价标准而言，它始终无法回避法律程序的道德性问题。第一，如果法律程序只是实现实体法目的的手段和工具，那么在追求实体真实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各种工具和手段?如果这个标准成立，那么在刑事诉讼中利用刑讯逼供等非人道手段取得的证据也可以成为定案的依据。这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第二，认为法律程序仅仅是实现实体法目的的工具反过来会损害实体法目的的实现。例如，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过于强调打击犯罪的做法得到支持，那么用不人道方式取证的现象就会大量出现。由于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可能基于各种原因而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人，因此，所有的公民都可能受到这种非人道的待遇。对某个具体的案件而言，这似乎达到了实体法的目的，但从整体而言，结果却是相反的。

二、根据法律程序进行判断

这种评价标准认为，评价法律程序的惟一价值标准是程序本身是否具有一些内在的好的品质，而不是程序作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有用性。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程序的形式是否公正，二是个人的尊严是否得到尊重。

程序的形式公正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有一套具体的行为规则来约束程序主体的行为第二，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所有的程序参与人都知道程序的运行过程，程序以外的其他公众也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了解程序的运行情况；第三，程序的主持人中立；第四，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第五，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具有排它性。

（－）《特别程序法》根据我国缔结加入的国际海事公约、我国《海商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确立的海事法律制度，设立了相应的诉讼程序制度，使得海事法律赋予海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能够通过海事诉讼得以实现，使海事审判工作进入一个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新阶段。《特别程序法》的颁行，不仅完善了海事诉讼程序法，弥补了我国《民诉法》的不足，更使我国的诉讼程序法律从整体上充实起来，形成与其他审判相适应的更加完备的程序法，从而进一步规范审判活动，提高审判质量，推动海事审判工作全面发展。

（二）涉外审判在海事审判中占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海事审判与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审判一样迅速发展，自1984年至1999年上半年，全国海事法院受理一审海事案件25000余件，其中涉外案件3746件，案件当事人涉及73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法院作出的这些涉外海事裁判许多需要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到目前为止，我国已与22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司法协助协议，这些协议都以作出裁判的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作为其承认与执行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在《特别程序法》颁行前，我国对某些涉外海事案件的管辖权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特别程序法》的诞生弥补了这一缺陷，明确确立了我国法院对相关海事案件的管辖权，使我国法院的涉外海事裁判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得以规范、有序进行。

（三）海事诉讼受国际社会相关制度的深刻影响。随着大量国际海事公约的签署和生效，各国更加重视对海事诉讼程序立法的完善。我国是一个海洋和航运、贸易大国，船舶总吨位居世界第五，进出口贸易货物的90%以上通过海运完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WTO”的即将加入，我国的航运业将会进一步发展，各种类型的海上经济活动也将更加兴旺。《特别程序注》的颁行，使我国有了一个在国际上较先进完善的海事诉讼程序法律，为我国加入“WTO”提供了更好的海事法制环境；同时既适应了我国海事审判的实际需要，又与国际社会的相关海事公约或者海事程序法律规范相适应，从而推动我国海事审判尽早走向亚洲，走向世界。

（四）海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或民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就是为此而设立的特殊的民事诉讼制度，是对《民诉法》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必要补充。《特别程序法》是《民诉法》的特别法，在海事诉讼中优先运用《特别程序法》，同时适用《民诉法》。《特别程序法》的颁行，较圆满地解决了海事诉讼程序方面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必将推动海事审判进一步向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要切实开创海事审判工作的新局面，使海事审判工作在前15年的基础上再上一个新台阶，还需我们广大海事司法干警，在各有关部门的正确领导、监督、指导下，继续拼搏、努力、在做好其他工作的基础上，切实学好《特别程序法》，不断提高海事执法水平。

（－）深入学习《特别程序法》，切实理解、领会、掌握其内容。《特别程序法》专业性强、内容复杂，涉及多种“特别”程序、诉讼关系，要全面领会、掌握其内容亦非易事。在学习中要注意求实、求深、求活。

正当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把公正程序比喻为“切蛋糕”的规则。蛋糕是权利和利益的象征，对于负责分配蛋糕的人来说，如果程序性规则允许他在为别人分蛋糕时可以不加限制地为自己留一块，那么他很大可能会尽量少地分给别人，而留给自己尽可能多的份额;如果程序性规则规定只有在把蛋糕均等地分配给其他人之后，切蛋糕的人才能最后领取到自己的，那么他就会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地平均分配蛋糕。由此可以看出，程序性规则对于实现实体权利是无比重要的。

在我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保障的现在，程序法和实体法律一样，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在公民与政府的博弈之中，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来说，程序法更是必不可少。程序合法、程序正当，也成为检验一个行政行为的重要标准。而行政程序法是实现宪法价值的技术性法律。在固有的宪法性制度框架内，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行政立法的“裁量”空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现代行政法所面临的处境是，曾以时间先后的线性特征出现于西方社会中的行政法问题，今天则同时以平面特征出现在当下中国社会之中，致使中国现代行政法陷入窘境。”中国现代行政法起步时间短，但是却要面临本不是初始阶段所要面临的各种问题，法律之于现实的滞后性，在行政程序法方面尤其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中国复杂的现实情况来说，在行政程序立法方面，我们要解决的困难更多更棘手，我们需要发挥更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的发展情况不同于以往各个国家在同时间段的状态，因此，我们需要以自己的发展特色为中心，从自身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

首先，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体现在行政程序法的多元功能上，它可能不纯粹是一种权利防御行政权侵害的程序性机制，更应该是积极保护行政相对人请求权实现的制度。如果只是第一种功能，则只需要程式化的规定一系列限制行政权的条文，把行政行为和实现行政行为的过程放入法律的约束里即可，而若要进一步积极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请求权，而不是消极地等权利受到侵害才采取行动，则需要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兼顾更多的方面。把重心放在行政过程之中，在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之间完成行政任务。

其次，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情况差异性也特别明显，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个方面。我们制定法律的经验一直都是先在地方找试点，在试点的实施情况中总结经验，最后再在国家层面上制定适用于所有地方的统一规定。因此，莫于川曾说过“在法定权限和程序的制度框架之内，由地方局部试点积累经验加以完善再到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可以说是法律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选择。”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仍然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从地方的立法实践中总结出经验，进而推动更多的行政程序地方立法实践，最后在适当的时机向全国推广。

再次，行政程序法需要发展出一种行政内部自我监督机制来保障行政程序法的实施。由于社会对政府的天然的信任程度较低，经验告诉我们，内部监督往往沦为内部不监督，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可是由于内部行政行为的特殊性，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有效的内部监督体制，这就需要我们在涉及该问题时需要进一步创新，力图使内部监督切实产生应有的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改变自己传统观念里的非法治理念，尊重并支持行政程序中的法治理念，继而使我们能够接受行政程序，而不致于引起观念冲突。非法治观念的摒弃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完成，它需要我们潜移默化，用文化的力量来改变，最后逐渐消除人们心中抵制法治的观念。我们要逐渐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赖，只有当人们自觉地接受一部法律，进而用其指导自己的生活，并内化为行动自觉性，这部法律才能称之为成功，法律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违背者，而是为了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信仰。对于行政程序法来说更是如此，它介于行政权和公民权利之间，防御更容易伤害公民权利的行政权，对于其法治要求来说相对更高，因为它所要防御的“敌人”很强大。

中国需要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这已经是许多人的共识，然而，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这项工作是很复杂也很艰难的，再加上中国特殊的发展情况，使这项工作显得更为艰难。但是，即使是困难重重，我们也不能放弃为制定“行政程序法”而作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