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范文10篇

一、我国城市社区的定位

那么我们所说的“社区”在我国城市中到底是指什么？有人认为“一个街道办事处所辖的范围大致就是社区的地域空间，为了淡化其行政区划的色彩而突出社区特征，许多学者称之为街区”；有人认为就是以街道和居委会为单元的基层社区；还有人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社区已成为街道办事处以及居委会这些基层管理机构的代名词；还有人指出“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城市社区指涉的是街道办事处所辖的范围”；而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张明亮曾撰文指出“要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社区自治的原则和地域性认同感等社区构成要素，对原有的街道、居委会规模作适当的调整，以调整后的居委会辖区作为城市社区的主导形式，形成社区地域”。

可见目前对城市社区的在我国的具体所指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大多数人认为城市社区就是指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只有少数人认为城市社区应该指居委会所辖区域。在我们思考社区的定位时，我们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要提出社区的概念，为什么要倡导社区建设，显然社区概念在我国的提出是有明确的背景和用意的，那就是我国的经济体制由由计划转向市场，计划经济破产，政府不再拥有支配所有社会资源的能力了，但政府承担的职能仍然是全能式的，在此状况下，政府不堪重负，社区概念的提出与社区建设的倡导就是政府想将自己担负的过多的职能还给社会，以减轻自己的负担，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明白了这样的背景与用意，我们再来定位社区就明晰多了。我认为在我国开展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将城市社区定位于居委会所辖区域而非定位于“街区”。城市社区的具体定位问题不仅涉及社区的性质问题，更牵涉到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的主体问题，从而影响甚至决定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乃至最终的成败。

“社区”这一概念几经转译，至1955年就达94中之多，人们难以对其达成一致意见，但其核心所指还是明白无误的大家基本公认的：具有高度认同感的相互依存的自发性的地域共同体。其主要特征有：民间性、普遍参与、自治、高度认同、情感依赖等。居委会所辖区域刚好在理论上符合社区的性质：居委会在理论上是居民普遍参与的自治组织，非官方组织，居民由于日常生活聚居的原因，对所生活的居民区有某种自发的认同感，居民间也有一种相互的情感依赖。将城市社区定位为居委会所辖区域就使居委会成为理所当然的社区建设主体，而居委会本来就是法定的自治组织，刚好契合。

而如果将城市社区定位于“街区”，则街道办事处必然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直接的最主要的主体，但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或不设区的市政府）的派出机关，它是代表政府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监管与制控职能的（当然也还有服务职能），以它为主要主体的城市社区建设能否实现社区建设的普遍参与、自治、高度认同、情感依赖、民间性等目标和特征实在不容乐观。有人认为将城市社区定位于街区可以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发挥行政推动作用加速社区建设。行政推动历来为我们崇拜，行政推动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必不可少，尤其是在社区建设刚起步时更是如此，但这种建设社区的方式极有可能会建设出“行政社区”即行政推动主导的模式因带有传统操作方式的色彩而极可能在实际工作中把社区重新变成一个行政化了的“大单位”从而影响政府的职能转换，使政府负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重新增加。而我们的城市社区建设本意就是要推动社会自治减轻政府的行政负担，建设“行政社区”的思路与社区建设的逻辑背向而驰。也就是说以行政推动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主导模式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社区建设启动后行政力量如何退出，它退出后又用什么力量再来推动城市社区的建设继续进行，又用什么力量推动行政力量在城市社区自治领域的退出？而这样的退出又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同时这种退出过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建设过程，因此前此阶段的行政推动并未能真正开启实质意义上社区建设之路。因此将社区定位于街区，即使社区建设能够进行，但其在过程中又不得不解决如何走出“行政社区”的困境，这就与政府提出社区建设的本意相悖。而将社区定位于居委会（或者是适当调整后的居委会）所辖的区域相对而言就不会遇到此类困境。

二、社区组织的复位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人口逐渐增多，楼房逐渐取代了平房，人们都住进一幢幢的单元楼，城市社区建设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城市外来人口的增多，社会成分复杂，人际关系淡化，邻居间互帮互助、团结一家的特点减弱，给某些犯罪分子提供了良好的犯罪机会。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犯罪在类型上的特点表现为以侵占财产为目的财产犯罪，如盗窃、抢劫、诈骗等居首位，约占80%左右，而且侵犯人身权利的伤害以及等性犯罪日益增多。①因此，社区治安“久治不安”和社区违法犯罪“常打不息”已经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顽症，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一难题，究竟是打击优先还是预防优先？值得我们思考。美国“地区自力更生学会”的创建人戴维·莫里斯在他于1983年写的一篇文章《有本地特色的经济》中指出：“预防疾病比医治疾病容易并且花费较少。同样，预防犯罪也比处理犯罪容易和较少花费。”②党的十五大指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走“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之路，同样我们在处理社区违法犯罪问题也要以预防为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预防社区违法犯罪，保障社区健康安全文明的发展，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四个结合：

一、治安、文明和福利结合

城市社区要正常稳定地发展，首要的标准是安全，治安搞不好，群众就没有安全感，因而其他任何建设都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必须以治安为突破口，加上提高市民文化素质，搞好公益福利，才能将城市社区搞好。

首先，加强城市社区治安管理。第一，在社区中建立户籍民警执勤室，使民警紧贴群众，不但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而且有利于密切警民关系，群众有困难可以及时找警察；另外建立执勤室不仅维护了社区内部治安秩序，而且也加强了外部巡查，控制了周边环境和社区的各个社会层面，从而保障社区内外良好的治安秩序。第二，建立社区保安巡逻队，加强社区内部巡逻。确保社区内的打击和防范违法犯罪活动在力度、时间和空间上有绝对的优势。总之，公安民警和保安在城市社区内不断流动和频繁出现，不但会方便社区居民，而且还给犯罪分子极大的威慑力，减少犯罪得手的机会，从而有效地减少犯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其次，搞好文明建设，培养提高社区居民素质，倡导社会新风尚。文明是一种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和状态，其中包括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进步的总体状态。③因而在城市社区中举办市民学校，不断对居民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的文明意识教育；发展安全社区，卫生社区，植树美化环境社区等；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和群众志愿者活动等，使广大社会居民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

最后，促进城市社区的公益福利。美化环境，修整街道，搞好社区卫生，建立老年幼儿活动场地，开展扶弱助残的活动；设立社区的诊所，方便社区居民看病或急救，开展健康教育和卫生的宣传；设置专人管理城市社区车辆的停放，使得城市社区给人一种安详和平、处处井然有序的美好印象，从而使得城市社区的违法犯罪的现象得以减少。

摘要:城市社区治理是我国社会基层治理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离不开硬法与软法合力的作用。我国软法理论与实践起步较晚，软法在基层治理中独特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释放。充分认识软法的内涵、特征及相关理论基础，重新评估软法在基层自治中的特殊作用即完善社区治理法律体系、弥补社区治理硬法不足、有效保障社区自治实现。针对我国目前城市社区治理软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健全软法规范体系、协调软法与硬法关系、强化软法实施保障机制等建议，从而充分发挥软法在城市社区治理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社区治理;软法;法律多元;软法治理;软法作用

随着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深入，基层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国家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环节。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开始受到重视。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章程、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1］后，党的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发展的重要方向和目标是实现社区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要求主体的行为必须有法可依;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要求转变传统社区管理模式，在法治化的基础上，注重社区治理法律规范的多元化。而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出现及其功能的发挥与社区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的要求高度吻合，软法参与下的社区治理一改传统单一主体的管理模式，引入多元治理主体及治理方式，并在国家制定的硬法基础上，为各类社区主体提供多样的法律规定约束其行为及活动。因此，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研究不仅是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新方向，更是软法研究的新突破和新进展。

一、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基本理论

软法进入我国法学家的视野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从否认软法是法到对软法进行规范性研究，确认软法的法律属性不仅是软法研究者不懈努力的成果，更是国家法中心主义观念转变的体现。法学界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软法的概念、特征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本文将软法构置于城市社区治理视阈下，着重研究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内涵、特征及相关理论基础，从而为研究社区治理中软法的作用提供基础理论支撑。(一)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内涵。治理意味着政府与社会的平等合作、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意味着法治保障下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的最优实现［3］。社区治理打破传统社区管理单一主体模式，接纳多元主体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鼓励非政府主体与政府合作，协同进行社区治理活动。政府转变职能，为多元主体提供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社区自治组织、居民、社区社会组织等主体为更好的实现社区公共利益和维护社区居民合法权益，主动制定了约束自身治理活动的行为规范———即社区治理中的软法，作为国内软法的组成部分，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具有独特的内涵及特征。1．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界定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是国内社会软法的组成部分，其具有所有软法的基本要素，同时社区治理中的软法因其产生及适用领域与其他社会软法不同而具有特定的内涵。长期以来，在社区治理中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规范是硬法规范，即由国家或代表国家意志的主体制定，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国家制定法或国家政策，由于国家政策是代表国家意志的主体制定的，因此将其归于社区治理硬法体系内。一方面便于对社区治理中软法的范围进行明确，另一方面有助于防止软法的泛化。本文将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制定主体限定为非国家主体，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对社区治理中软法进行界定。社区治理中软法与硬法的区别不仅在于是否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更在于其制定主体是否为国家立法机关或代表国家意志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将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界定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非国家主体制定的规范自身及相关利益主体行为且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为规范。通过对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界定，有助于深入发掘这类软法的特征，从而更全面地认识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及其在多元主体治理社区过程中发挥作用。2．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种类通过对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界定可以得出，社区内软法的制定主体为非国家机关，至此限定了社区治理中软法的范围，就我国目前社区治理建设发展现状来看，切实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的主体主要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社区社会组织。这三类主体各自根据社区治理活动的需要和自身及相关利益主体的需求制定软法规范。因此，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根据制定主体的不同分为三类:第一，居民委员会制定的软法，包括居民委员会治理社区事务的活动规则、章程和居民委员会工作准则等;第二，居民共同体制定的软法，包括居民公约和业主大会决议;第三，社区社会组织制定的软法，目前最主要的社区社会组织就是物业服务公司，它们针对各社区治理情况制定的物业管理条例。以制定主体为标准的社区软法分类优势在于排除了国家制定法或国家政策等硬法规范与软法规范的混淆，同时也与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习惯法、民间法及道德等规范相区别，形成更加明确的社区治理软法种类。(二)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特征。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不仅不同于硬法，也与其他国内社会软法具有明显不同。社区治理中软法与硬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制定主体上，而与其他社会软法，如行业自律软法或高校自治软法的不同则表现为代表的利益主体，而软法的柔性约束主体行为的方式更是凸显了其与国家法、高校自治软法的不同之处。1．制定主体的非国家性。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作为社会软法的组成部分，其制定主体的非国家性不仅区分了软法与硬法，更凸显非国家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城市社区中，原本单一国家主体管理方式的失灵呼吁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活动。这不仅要求基层政府转变管理观念，允许其他主体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来，更要求政府在社区中与其他主体通过平等、协商、合作的方式共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社区治理中三类软法的制定主体分别是: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共同体、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对软法制定主体性质的分析可以看出软法制定主体的非国家性。首先，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社区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现行国家法律规定，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居民自治组织，并非基层政府组织部分，它通过组织本社区内居民来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动的自我教育、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职能。居民共同体是社区自治最主要的主体，居民是社区中真正的主体，是社区治理活动必不可少的力量，居民通过自发组织居民会议、业主大会等形式来实现对社区的自我管理。社区社会组织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组织，在实践中多以物业服务公司形式参与社区治理。这三类主体治理职能的实现和发展壮大与国家还权于社会具有重大关系，国家还权于基层社会的同时，三类主体承担其相应的治理职能，确保了社区秩序的稳定，维护了社区和居民的利益。非国家性主体在社区治理过程制定软法是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社区中软法与国家法的不同之处。2．代表社区公共利益和居民权益。国家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适用范围广泛，而社会自治软法所代表的是内部成员的共同利益，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共同体内部。在不同的社会自治软法之间的划分标准不仅是制定主体的不同，更在于其代表的利益主体不同。社区治理软法以其代表的利益群体区别于其他软法规范，例如，社区治理中软法与行业协会自律软法之间的区别在于:社区治理中软法代表的社区公共利益和居民权益，而行业协会则代表的是参与其中的商业主体的共同利益。社区治理中不同种类软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柔性约束方式实现对行为主体行为的制约，从而维护社区公共利益和居民权益，无论是哪类主体制定的软法都必定符合这一目的。社区中各类主体在制定软法过程中都经过广泛的成员参与和平等的协商，最终形成代表社区和居民整体意志的软法规范，这些软法规范中所体现的并非各类组织中某个人的意志，也不是多数成员意志的简单加和，而是经过参与制定软法规范的成员协商后达成的共识。在软法规范内容中以规定主体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实现对各方行为主体的约束和保障，从而实现对社区整体利益和居民利益的维护。3．柔性方式约束多元主体的行为。软法曾因不依赖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而遭到质疑，经过实践检验后发现，并非所有的法律规范都必须依靠强制力来实现其法律效果。社区是一个更加偏向于利用私法化解问题的领域，加之治理理念侧重平等合作，在此基础上的社区治理活动需要更为柔和的法律规范。在社区治理中，与硬法规范以命令等强制方式相比，居民委员会、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行为的实施者，采用软法的柔性约束方式规范了自身及相关主体的行为，更加体现了各类软法制定者之间、软法制定者与实施者之间以及软法制定者和适用者均处于平等地位，因此软法中的各种约束力都是平权主体之间发生的效力，以相对柔和、弹性的方式更为合适。同时，软法是各类主体通过协商一致达成共识制定的，其内容中设定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处罚都经过主体的同意，因此对行为主体具有比硬法更直接的约束力，而软法通过为行为者提供可选择的行为模式实现法律的指引功能，以弹性约束方式规范主体的行为。而且与行业自律软法或高校自治软法相比，社区治理中的软法柔性最强，行业协会和高校自治都会对其内部成员具有一定的处罚权限，最严重的甚至是剥夺资格，但社区治理中的软法则采用更为柔和的方式对主体行为进行规范。(三)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理论基础。1．“活法”理论“活法”也被称为。“行动中的法”，其被认为是相对于“纸面上法”的法的形态。“活法”理论是奥地利法社会学家埃利希提出的。埃利希以法社会学视角考察法律与法治，他认为法律的根本在于社会生活本身，并将“活法”界定为与国家制定法相对应的在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各种社会规则，也就是各类社会团体的内在秩序。埃利希指出法并不均是由国家创制，诸多保障秩序之社会规范亦是法，这些不是国家创制之法谓之为“活法”［4］。社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约束其主体活动的法律规范除了国家制定法外还必须包括各类社会团体，如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共同体、其他社会组织等制定的“活法”，这些“活法”就是社区治理中不同种类的软法。“活法”理论为软法的独立提供了理论根基，“活法”现实存在为软法提供了生存土壤。软法就是国家制定法之外的法律规范。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规范，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居民会议、社区居民委员会等主体在国家制定法预留的空间中制定的约束居民行为、保障居民权益的法律规范。“活法”所要求的法律根植于社会也为社区中软法起源于社区治理活动提供了合理性支持。软法区别于国家制定法不仅局限于主体，更重要的是软法强调并重视实际效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也是如此，这也与“活法”理论看重法律的社会实效具有一致性，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是社区治理主体在治理行为中产生的各种规范。2．法律多元理论。法律多元主义是与法律中心(一元)主义(或称国家主义、集权主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意味着法律不可能只有一个中心［5］。法律多元理论在处理国家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关系方面肯定在国家法之外存在其他法律规范，而且法律多元理论的重要特点是强调法律的社会效果，在国家法治理社会的同时，非国家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也同样存在并发挥作用。我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多元文化传统，为法律多元性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和群众基础，结合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具体情况，更应该注重国家法之外的软法规范的存在与发展。法律多元理论为软法的存在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理论支持，通过法律多元理论可以看出，在国家法体系外，软法是有存在空间及合理性的，软法的出现打破了长期由国家垄断的法律资源和立法权，为社区居民共同体、社会组织等非国家机构行使自治权提供了全新的途径。尤其是在城市社区治理领域，广泛的非国家主体———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及居民制定的法律规范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国家法在制定之时就为软法预留了空间，软法在社区治理中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国家法的影响。同时国家法与软法之间相互作用的实际情况也与法律多元理论相吻合，国家法与软法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在法律逻辑上具有复杂的关联性，并且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协调发挥作用。要在社区治理中构建软法体系，必须借助法律多元理论，同时注重我国文化多元为软法提供的丰富本土资源。为此不仅要重视软法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的实际效能，更要重视软法的理论构建，从而真正实现软法的规范化、体系化。3．基层自治理论。基层自治中“自治”的基础是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不具有强制性的自治组织;自治的功能是自治体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解决他们的公共事务，即自治能力，而不是统治和管理功能;自治的主体是自治体的全体成员［6］。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基层自治理论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二元的对立，因此通过硬法对自治组织进行规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文化、经济等多元化需求增多，国家在克服政府治理不足的同时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将原本全部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部分转移给社会组织，这就要求社会组织逐步健全自身职能。在城市社区治理中也是如此，国家不断下放基层自治权，激发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共同体等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明确多元主体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地位，此时单纯依靠国家制定法来规范主体的行为和保障社区居民的利益已经远远不够，因此多元主体根据社区发展、维护切身利益及相关主体利益的需求制定软法规范势在必行。基层自治理论要求广泛的公民参与、完善的自治组织和多元的自治规范，为软法在社区治理中的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基层自治理论还为多元自治主体的自治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制定软法规范是社区治理主体行使自治权的重要方式，制定软法规范不仅约束主体行为，更为多元主体发挥社区治理能力提供了新途径。所以说，社区治理中的软法从基层自治理论中获取了合法性及合理性。4．协商民主理论。2000年左右，协商民主理论开始成为我国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它强调在多元社会背景下，通过普通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我国长期实行的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表决赋予其所制定的法律具有合法性，也正是因为国家制定法在制定环节无法充分实现公民直接参与，国家法在基层社会实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均不理想。与此相比，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各类软法由于涉及的公共利益范围较小，其参与人数也较为有限，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区居民参与，同时基层治理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民主体系，它比管理体系更为尊重民主规则，更要求广泛的共同参与和共同治理。以协商民主理论为基础构建软法体系更有利于凸显协商民主理论的优势，为软法治理的合法性提供保障，实现软法多元化社区治理的功效。而且在我国基层社区建设发展中，协商民主理论早已取得显著的实践成效，基层协商民主、社区选举等都丰富了协商民主理论，并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更平等的交流和沟通平台，而社区治理中的软法以协商民主为基石，不仅软法相关理论获得支撑更在实践中完善制定软法的过程更加理性。在收集民意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原则使得公共理性成为规范对话、交流和沟通的主要基础，从而找到公民意见的“最大公约数”，达成民主共识［7］。而社区治理中的软法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达成共识，从而获得主体内心认同和自愿服从。

二、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作用分析

一、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功不可没,首先表现为社区建设运动是由政府发起和组织的。政府还通过制定社区发展的相关政策，引导社区建设、规范社区行为，对社区建设进行宏观指导；其次，政府均有专门的机构和组织来具体负责社区管理工作，为社区提供管理和服务；第三政府为社区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政府运用国家财政资金投入社区建设，不断提高社区硬件建设水平，在政府强有力地推动下，社区改造，尤其是硬件设施建设在短期内得到推进和改善；最后，政府是社区建设的协调者和控制者。在改革开放后，政府在中国城市社区发展过程中渐渐让渡出部分权力，其改革目标是扮演规划者角色。这里说的协调者，是指政府对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进行引导和监管，逐渐由过去的政府机构直接管理，向总体规划协调的间接调控方式过渡。

（二）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毋庸置疑，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现阶段社区管理的实际来看，政府在其角色的扮演和行政职能的行使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现象和问题。总体来说，这些现象和问题可以概括为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政府职能的越位是指政府在行政过程中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和权限，是超职责、超权限的行政过程。[2]

政府越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行政因素向社区弥漫式渗透，使自组织力量和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政府包揽社区事务必然导致政府承担所有的成本；社区行政化,政府成为社区的惟一资源来源，社区居民没有形成对社区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政府的无限责任诱发了社区的道德风险，不利于社区自组织的培育、本地社区内资源的聚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以及社会生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结构变迁，中国城市的社区建设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开展起来的。自1986年开展城市社区服务到现在，社区建设与治理经过17年的运行与发展，其成效如何？问题何在？原因何在？社区建设与治理有无内在规律可循？如何准确把握其发展规律？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从2002年底至2003年6月底对青岛市的社区建设与治理情况进行了调研，企图通过典型分析和实证研究，一是回答上述问题，二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出科学的、有预见性的社区建设与治理模式及其实现途径。

之所以选择青岛市作为调研的对象，是基于如下考虑：一是1999年民政部确定的11个全国城市社区建设实验区中有两个是在青岛市（市南区和四方区），青岛市也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几个典型模式之一，在全国反响较大，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二是课题组所有成员都在青岛市，对青岛市的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情况相对熟悉；三是由于时间和精力限制，不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调研。

本次调研采取了问卷调查、结合访谈、座谈和资料收集等形式，调查的对象既包含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两个层次，又包括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还包括大量的民间组织，尤其是社区民间组织。因此，本研究报告的主要资料来源有两部分，关于青岛市的资料来源于这次调研；根据民政部领导同志的“应结合其他城市社区建设情况做综合分析、比较研究”的意见，也为了使本研究报告更全面、更具说服力，我们又主要收集了北京和上海两城市社区建设的有关资料。这样，最终形成的研究报告一是超出了我们原先设定的“以青岛市为例”的限度，二是由于对其他城市社区建设有关资料不能全面掌握，使得我们在综合分析、比较研究时，颇感力不从心，也使得我们的研究显得不够深入。

第一部分青岛市社区建设的简要历程和成就

一、青岛市社区建设的简要历程

青岛市是我国5个计划单列城市、15个副省级城市、14个对外经济开放城市、15个经济中心城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之一。2002年，共有人口715.65万，其中市区241.74万，辖7区5市（县级市），流动人口约80万，2002年共完成国民生产总值1518.2亿元人民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0.7亿元人民币，三次产业比例为9.6：50.4：40.0，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股份制及三资等其他经济类型比例为32.7%、26.0%、41.3%。青岛市目前共辖7区5市（县级市），其中市内四区（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李沧区）共设54个街道办事处，747个居（家）委会。

摘要：城市社区精神文化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城市文明的缩影。城市社区精神文化建设对于促进城市社区和谐发展，丰富城市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城市社区精神文化城市社区精神文化建设城市社区发展

我国城市社区是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产物。目前，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和细胞，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已显示出了重要的基础地位，已成为城市社会各种社会群体组织的聚集区、各种利益关系的共同体和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体。

城市社区精神文化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建设和发展城市社区精神文化是推动城市社区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满足城市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必要手段，也是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精神动力。因此，加强城市社区精神文化建设，正确认识城市社区精神文化建设与城市社区发展的关系，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城市社会、城市社区的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社区精神文化内涵及其特征

城市社区是城市的基层组织，是城市的细胞，也是城市社会中一定区域内的人们生活共同体。它承载着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着城市社会的发展状况。

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老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6.14%,2050年将突破30%。我国老龄化进程在不断加快[12],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也将迅速增加。与市场潜力巨大的情况相反,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呈现发展缓慢趋势,养老服务的利用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其中,供需不协调是影响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3],这主要因养老服务提供者与老年人不能有效沟通,导致了解不足,从而无法提供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服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养老服务资源信息平台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方式,能够充分运用互联网,整合并利用大量资源,对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实现养老资源的优化整合与最大限度利用具有重要意义[45]。因此,可作为解决我国当前养老问题途径的一种可行性尝试。本研究旨在了解城市老年人及其家庭对养老服务资源信息平台的使用意愿,以及对养老服务内容的需求,提出城市养老服务资源信息平台内容结构的初步构想,为构建平台奠定基础。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本研究于2016年11月—2017年2月实施,采用方便抽样法,从河南中部、东部、南部、西部、北部各选取1个地市,对当地年龄≥60岁、居住年限≥10年的630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所有调查对象均对本次调查知情同意、并积极配合。1.2方法。1.2.1调查方法。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其中部分内容根据他人研究改编。①老年人基本情况:性别、居住地、文化程度、子女数量、婚姻状况、退休前职业、月平均收入、养老方式、患慢性病情况、自理程度等。②对养老服务资源信息平台的使用意愿。③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内容的需求及程度[67],包括医疗服务、日常照顾、文化教育、精神慰藉、健康教育与咨询5个维度、22个条目,并采用“完全必要”“有必要”“无所谓”“不必要”4个级别来表示程度。问卷重测信度为0.9,Cronbach’sα系数为0.8。调查者向调查对象讲解调查目的,指导其自行填写问卷并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630份,全部收回,其中有效问卷610份,有效回收率为96.8%。1.2.2统计学方法。采用Excel2010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统计描述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以及老年人对养老服务资源信息平台的使用意愿;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内容的需求得分采用均数±标准差(x±s)进行描述。

2结果

2.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2.2老年人对养老服务资源信息平台的采纳意愿。老年人均未使用过养老服务资源信息平台,94.4%的老年人未听说过此类平台,大多数老年人(87.2%)对养老服务资源信息平台有使用意愿,其中,67.7%的老年人愿意经常使用该平台,63.8%的老年人愿意推荐该平台推荐给其他老年朋友。见表2。2.3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内容的需求程度。表3显示,老年人需求最高的3项服务功能依次为医疗服务、日常照顾及健康教育与咨询。医疗服务内容中需求得分最高的3项为定期检查、专业护理、紧急呼救,分别为(3.50±0.80)分、(3.43±0.87)分和(3.36±0.83)分;在日常照顾中需求得分最高的为代做家务,为(3.24±0.92)分;在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中需求得分最高的2项服务内容为慢性病知识和中医药保健,分别为(3.21±0.93)分、(3.15±1.01)分;精神慰藉服务类别中需求最高的是为心理疏导(2.90分±1.05分)。

3讨论

新型社区在较短时期内大量兴起，不仅对我国城市行政系统的改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也向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原有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认识和管理传统社区的知识和手段已经不足以使人们理解和解决新型社区碰到的种种实际问题了。

关于城市研究，我是一个新兵。不过，90年代初，我在东南沿海地区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已经预感到那里大小城市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城乡人口的流动以及各种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的社会生活出现一个大的变化。**年，我在浦东新区实地考察时已看到了这种变化。但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不是光靠书本上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就能认识和理解的，在较大程度上还需要研究者自已去直接接触当地生活的各种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去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想以研究上海的社会发展为主要对象，培养出既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又能贴近社会实践的研究工作者。

上海对社区发展的研究比较早。而且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为基层行政体制的现代化找到了一个为社区组织服务的办法。这个办法已进行了好些年的尝试，我去访问了几个试点地区、亲眼看了之后觉得，它的进一步完善可以促成一个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区生活系统。这使我很感兴趣，也引起了我的思考。我对自己的思考进行了一些归纳，算做对上海社区发展研究的一个起点。

回想起来，社区这一概念，最初是燕京大学一些大学生1933年介绍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的社会学时，用来翻译英文Community一词的。它的含义简单地说是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用以区别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亲属群体。血缘群体最基本的是家庭，逐步推广成氏族以至民族（虚拟的血缘关系）。地缘群体最基本的是邻里，邻里是指比邻而居的互助合作的人群。邻里在农业区发展成村和乡，在城市则发展成胡同.弄堂等等。

根据我们的意思，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人类是聚众成群相互合作共同生活的。从一般群居发展成为一个共同相互合作的社会，人类在这一过程中经营共同生活时需要一套关于个体间合作的行为规范，并且要求这些合作个体对其行为规范有一个共识，即所谓的构成了一个共同生活的社会。这个社会基于两种不同的人群关系之上：血缘和地缘。

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即人们常说的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家庭的结合是由于生殖和生育的需要，不仅母体有较长的生育期，个体获得生命后还要有一个较长的抚育期，才能独立经营生活。人类的这个特点即所谓的“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这里就开始了亲子之间的抚育关系，即上面所说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团体是家庭（关于这方面的引申可参看我著的《生育制度》一书）。

一、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社会基础

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但大多数中小城市经济力量较弱，发展水平不高。“这已经成为影响中小城市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瓶颈之一,也是影响宏观社区建设整体推进的拦路虎。”“社区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涉及内容很多,大到社会层面的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状况,小到区域层面的区位特征、区域公共政策,都是制约社区生活开展的重要因素”。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社会基础包括政策与经济两方面。一方面，政策影响中小城市社区建设发展。政策是社区发展的主要因素，经济政策、人事政策、社区政策。这些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区建设的发展。社区的基础设施、管理与服务都受到政策所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制约中小城市社区建设发展。中小城市社区建设主要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小城市社区物质文明建设与经济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基础越雄厚,城市社区设施建设的硬件水平就越高。中小城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也受到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有必要将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纳入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中，重视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社会基础,为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二、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难题与源由

中小城市社区建设主要面临建设发展不均、投入不足、法规缺乏、居民参与意识薄弱四方面问题。首先，中小城市社区建设发展不够均衡。中小城市的地方领导对社区建设认识不足，个别社区建设长期滞后。中小城市的社区建设规模大小不一，新建社区基础薄弱，资源条件较差。城市社区建设进展速度有快有慢，城市化进程影响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进展速度。其次，中小城市社区投入普遍不足。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而中小城市政府对于城市社区建设不够重视。中小城市政府主要重视经济的效益，而忽视了基础设施和社区发展。目前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总体资金投入不足，社区工作开展难度很大。再次，中小城市对于社区建设的法规缺乏。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缺乏配套措施和监督机制,社区建设工作开展没有法律依据。中小城市社区居民与社区发展目标未能有效整合,社区居民只关心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结果在社区建设中就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即政府和社区热中的却不是居民希望的,甚至两者时常尖锐冲突”而这些问题，由于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法规缺乏，社区也无力去解决，从而影响社区建设发展。最后，中小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参与意识薄弱。“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社区居民的广泛自愿的参与和介入,包括社会参与、经济参与、政治参与和文化参与”。中小城市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意识,中小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仍停留政府主导位置。中小城市社区居民在城市社区管理中被边缘化,社区非自治组织,这影响中小城市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

三、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可行途径

中小城市社区建设长久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政策、经济、法律来保障，同时对社区居民加以引导。首先，政策保障。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政策严重缺位，中小城市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和制度，保障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在保障社区建设发展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对居委会社区居民自治组织放宽权限。要对参与社区建设的社会组织制定有关政策,对社区建设资金投入的社会组织给予支持和褒奖。通过政策保障更多的社会资源向社区流入。其次，经济保障。中小城市社区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中小城市政府应加大对社区建设发展的投入，保障社区资金的投入。要通过“财政支持、费随事抓、社区自筹、社区赞助”等方式,来满足社区建设发展的经费需求。政府财政预算设立社区建设经费专项,确保社区建设资金的落实。再次，法律保障。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法规缺失，是社区建设的保障，中小城市社区建设应纳入法制的轨道。“政府的权威来源于它所代表的公共秩序和公众利益,居民自治组织的权威来源于社区全体居民,介入社区事物的专业机构的权威来源于其管理的专业水平和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授权”。政府应制定关于城市社区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出台有关社区建设的相关法规和文件,覆盖社区各个领域的法律体系。最后，社区居民引导。中小城市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意识,中小城市社政府应该适当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其中。“在社区我们看到,对于那些真正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如选举、管理、监督等,即使动员式参与也刺激不起居民兴趣。”因此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政府要做好引导工作，寻找政府、社区和居民三者的“交集”,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有效的去整合社区资源,共同为了社区建设发展作出贡献。我国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制约着社会发展的速度。加快社会发展速度的中心在于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因此,全面建设中小城市社区是我国社会的重要发展道路。

摘要:城市社会文化建设程度是衡量一个城市建设状况的重要指标，城市社区文化的建设程度直接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在当今社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是新时期下国家建设的新要求，加之文化的重要性，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在意识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推进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但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仍然存在着诸如受到传统社区治理理念的限制、存在社区文化建设空白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体系不健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措施落后等问题，亟待解决。文章在对前期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了解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的社会调查，立足国家发展现状，根据时展要求，提出有关解决措施，以便在未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城市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建设;困境;对策

社区随着西方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社区”在拉丁语中被翻译为“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20世纪3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一本著于1887年的《社区与社会》(Com-munityandSociety)的著作时，从英文单词“Community”翻译过来，自此以后被广泛使用。不同的学者通过自身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区”进行了不同的定义，而社区文化则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社区文化是在某一特定的固定区域内，经过区域内人们长期生存与发展产生的精神产物、物质产物及环境的集合体。社区文化反映了一个社区内人们的精神状态，是经济生活的升华。健康的社区文化、健全的社区文化体系、浓厚的社区文化氛围对社区居民及社区的发展都具有深刻意义。当前国家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距离我们的最终理想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通过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能够及时发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弥补，符合当今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另外，对城市社区文化的研究对其他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我们大力发展经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然而，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矛盾依旧存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仅是对富裕物质生活的期待，还有对充足精神世界的向往，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在精神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作为人们生活的聚集地，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满足社区居民的精神需求是满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要求的重要措施之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曾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过上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除此之外，全会提出，满足人民基本的文化需求是社会建设的基本任务，要求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服务体系。广泛开展社区文化建设，全面提高社区文化建设水平，增强社区文化建设能力，是党在新时期根据基本国情和时代要求做出的重大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