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范文10篇

一、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区分别对不同行政村进行了撤村建居和撤村并居改革，对条件成熟的原行政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实施了股份制改革。改革后，新建社区党组织和股份经济合作社党组织成为当前我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最基本的组织单元。与原行政村体制下的党建工作相比，新建社区和股份经济合作社党组织面临的形势、管理的对象和担负的任务都有了明显的变化。积极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要求，切实改进和加强城市化进程中的党建工作显得尤为迫切。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在农村贯彻执行党的各项决策的组织者和实践者，要推进农村工作，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我区在农村“三改一化”工作中，高度重视农村党组织建设工作，通过开展“先锋工程”、创“星级”党组织、农村党员“一联数组”等活动，有效加强了农村党支部班子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引导和带领广大农村党员积极配合上级党委和政府开展各项工作，在我区农村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一是发挥了宣传和执行党的决策的主力军作用。各行政村都建立健全了党员学习制度、集体议事制度和民主管理制度，对中央和省、市等上级党组织的决策和精神都坚持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在统一党员思想的基础上，及时组织党员进行学习和传达，并通过支部大会、党员代表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进一步扩大宣传范围，集体研究确定贯彻落实具体措施。在农村“三改一化”工作中，各行政村党支部发挥农村党员与群众联系紧密、处境相同、利益相通、思想相近的优势，组织农村党员挨家挨户向群众宣传政策，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带头执行和落实城市化改革各项措施，较好统一了群众思想，清除了农村“三改一化”工作的思想障碍，赢得了群众对各项工作的支持，形成了党员、群众齐心协力推进城市建设的良好局面。二是发挥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主力军作用。各行政村党支部班子成员坚持带头参与集体经济管理，努力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同时，通过村务公开、党内组织生活、党员参与监督等形式，发动党员积极参与对集体资产的监督管理，确保群众利益不受损害，很多村还发动党员为集体经济的发展献计献策。如东郊街道原仇毕村、福明街道原南余村通过组织各专业组党员调研讨论，为原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长远规划，兴办了几个投资额达千万余元的专业市场，为集体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三是发挥了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民利益的主力军作用。各行政村都开展了党员与普通村民结对联系活动，城市化每项具体工作开展之前，各村都坚持组织党员开展调研走访活动，及时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和实际困难，并通过党组织及时向党委和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困难。确保了上级党委和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能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同时，各村还开展了党员帮困活动，发动党员直接为困难群众提供帮助。四是发挥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力军作用。“一化三改”工作中，各村都发动党员开展了法制知识宣传活动，部分村还建立了矛盾调解组，开展了进门入户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活动，较好解决了群众生活中矛盾和问题，维护了社会稳定。实践证明，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开展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是党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带领群众的最终依靠力量。在当前的形势下，要推进农村各项工作，首先必须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二）当前我区农村“三改一化”工作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要解决好各种新的问题和矛盾，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经过努力和探索，我区农村“三改一化”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随着各项工作的深入，遇到的新问题也不断增多，各种历史性、政策性、积累性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一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利益的保护问题。集中体现在失土农民就业、旧村改造过程中村民利益的保护、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社会保障的落实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直接影响了当前各项改革的进程，如果对处理不得当，还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利。二是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目前，我区农村村级集体资产总额达20.5亿元，净资产达18.6亿元，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强化和城市建设规划的调整，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发展渠道不广、经营管理机制欠活和经营管理人才缺乏等困难。很多可用资金都闲置在银行，集体资产的增值保值问题突出。三是农村与城市的深度融合问题。虽然当前大部分村都完成了撤村建居改革，在管理形式上实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但目前社会保障等配套改革措施尚未完全与城市接轨，村民的素质与文明城市的创建要求也存有差距，农村与城市的深度融合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此外，党组织自身建设方面，“三改一化”工作后，农村党组织管理的对象扩大到了行政村党员、新建社区中的党员、股份经济合作社组织中的党员、部分村属企业中的党员以及部分退休或与原单位理顺关系的党员。工作内容也向城市管理和经济管理方面转移。党组织所管理的党员范围更广、构成更复杂、居住更分散，管理难度更大，任务更重。但由于受长期行政村党组织管理模式和其他种种模糊观念的影响，农村党建工作还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和任务需要。

当前，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充分调动一切积极有利的因素，解决好遇到的各种问题，引导好、保护好、实现好农民的利益，调动好农民、居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落实好文明城区创建计划任务，集中民智利用好有利的时机，发展好农村集体经济，努力为农村各项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

（三）新形势下农村发展和改革任务愈加艰巨，要深化改革，维护好农民的长远利益，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三改一化”工作完成后，我区农村仍面临着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形势和任务，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股份制改革的深化问题。目前，虽然已对条件成熟的村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并都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健全了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代表大会等管理机构。但由于新建的管理机构基本沿用了原行政村两委会班子，在股份经济合作社中，基本上都是党组织在主管经济的发展，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管理仍未完全跳出行政管理机构的模式，集体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股份经济合作社经营管理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要确保集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必须对股份经济合作社作进一步改革。二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过渡问题。与股份制改革相似，目前虽然在部分成建制行政村基础上新建了社区，但在新建社区中，居民仍以原行政村村民为主，且尚未正式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社区管理组织也沿用了原行政村班子。与成熟的城市社区相比，这些社区不仅规模偏小，而且基础条件相对不完善、管理体制不成熟。在一段时期内仍处在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渡期内。随着村改居范围的逐步扩大和城市建设的逐步推进，这些新建社区必然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整。在我区大力创建省级文明城区的形势下，这些在原行政村的基础上新建立的社区要达到创建的要求也必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城市化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若干问题思考城市规模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的命题。我国历来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简称规模政策),但是实施的过程却往往与之背道而驰,大上海已经够大了,偏偏又划出了浦东开发区。进入90年代以来,各大城市无不进行城市规划的大调整,而其总用地规模、大体上与经济规模一样的翻一番。一些大城市的规划目标要进入特大城市行列,据说有20多个城市的规划目标是国际化大都会”。还有为数不少的中等城市规划目标要进入大城市行列。因此,规模政策”变成了一句空话。其实,推动城市规模发展的动力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活力、区位优势的显现和投资环境改善的一种合力,是难以阻挡的客观现象,对于即将迈步进入小康社会的、有12亿人口的大国,尽管城市化的主渠道是走发展小城镇的道路,但在一个省区范围内有一、二个特大城市,有一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作为经济支撑点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也不能不顾客观条件,以不切实际的空想去代替科学的预测,更不能以大规划之名而行大肆炒卖土地之实,或叫做吃祖宗老本,花子孙的钱”。科学的做法应该是弹性规划,留足余地,阶段明确,分期实施,集中建设,紧凑发展。

城市化过程有起点也就有终点,不可能无限止的发展。从总体而言,当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总的城市(城镇)用地规模也就变化不大了。因此,城市规划必须从区域着眼,分析各种规模级城镇吸纳人口的可能性,同时科学预测其相应实现的阶段性。这种规划还应该与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相互匹配,而不是二张皮。所以,若讲控制规模实质必须付以明确的时空观念。时间应界定在我国城镇水平接近或达到70%左右,即将进入变化曲线的第二个拐点的时间,空间则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既保证我国粮食的基本自给,又使城市可以弹性发展,进行平衡和布局,寻求可以拓展的备用空间范围。最近江苏省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把村镇建设规划区与基本农田保护区结合起来加以划定的工作,亦称二区”划定工作,很值得各地借鉴。

布局问题。城市的布局应该有二层内涵。一是指大的地域空间内的城镇分布均衡性问题。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条件优劣的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必然出现城市分布疏密差异的不均匀性。我国东部沿海省区工农业经济基础条件较好,加之较早获得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因此近年来城市化速度也较快,同时这些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因此城市分布密度和规模趋向高密也是必然的。现在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出现所谓都市绵延带的新课题也是必然的。而大西北地区由于地广人稀,经济发展也受一定条件制约,即使今后城市化水平较高时,城市的分布密度也还会是偏低的。因此并不存在必须在全国范围同步解决城市布局平衡的问题。如果实行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和企业搬迁政策,强制调整人口分布密度,实践证明收效甚微,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随着发达地区本身产业层次的升级,低层次产业必然发生梯度转移,与这种转移相伴随的结果,或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均匀性。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就某一特定地区而言,确实存在一个城镇体系的合理布局问题。因为不同规模级的城镇发挥的能级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希望的是最大限度地综合发挥各级城镇的效益,因此,要寻求合理的分工,尽可能避免重复建设和效益的抵消。每个城市发展的规模,还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如水资源、土地资源——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制约,环境容量的制约等。城镇与区域内可能形成的基础设施网络关系密切。如陆路、水路、航路等交通条件,通讯条件、电力供应条件等。还有城镇本身的特色产业、旅游资源、历史文化等等是否有优势条件等。所以,城镇处于特定的空间,赋予特定的发展目标,造就一个有机的、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这就是加快城镇体系规划的意义所在。

城市的结构形态问题。如果讲实行城市“规模政策”难度较大,是由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经济推动力的作用,那么,城市的空间结构形态却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来加以引导的。我国很多大城市实际是在中等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的扩展模式是以原有城市核心区为中心向周边不断辐射扩散,每隔若干年调整一次城市规划,不断的吃掉周边的郊区和农田,就像摊大饼一样,愈摊愈大。这种模式造成的后果是,一原有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每隔若干年就要扩建或更新,马路一扩再扩,房屋拆了建、建了拆,人行道挖挖填填、填填挖挖”,旧的管线拆不了,新的管线不断挤进有限的地下空间,陷入一种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循环之中。二,由于是一张大饼,周围开发度较高、效益较好的农田菜地必然不断被蚕食,即使到远郊去复垦地也难以收到原有的效益。三,人们成天穿梭忙禄在混凝土森林之中,与大自然愈来愈疏远。四,城市的历史文化在不断的拆拆建建之中逐渐泯灭,依稀可辨的也只能是在重重高楼包围之中茕茕孓立的个别古建筑或宅院,既不协调也毫无情趣可言了。五,不间断的旧城改造,容积率和密度不断地提高,致使城市不堪重负。特别是作为城市市区中心的黄金地段,被折腾的强度往往也是最高的,环境污染,交通阻塞,使人有窒息之感。

因此,城市发展能否寻求新的结构形态,而且体现在城市规划中去,是摆在城市领导者和规划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主张城市化道路以大、中城市的发展为主体的学者,特别强调城市的规模效应,而且城市愈大规模效应愈为突出。对这一命题也要辩证分析。在一定发展历史阶段,上述结论应该是对的,因为城市是集聚的产物,而规模效应与集聚机理是密切相关的。但作为城市发展仅仅是以传统的空间集聚方式为模式,那么,发展到极端必然会向其相反方向转化。因为这种连片空间的集聚必然构成愈来愈大的封闭体系,集聚所带来的正面效应逐渐为同时产生的负面效应所抵消,甚至后者超过前者。为克服这种现象,早在本世纪初,就有几位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工作的先驱者,提出过改变城市结构形态的明智之见。例如俄国的彼得·克鲁泡特金在《田野·工厂和车间》一书中指出新的快速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出现,以及地区的并网发电等,会使小的社区在主要技术设施和便利方面与过分拥挤的城市相媲美”。“小城镇里的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并享受城市和乡村两者的优点。”英国的埃比尼泽·霍华德最早提出的花园城市”的构想,美国著名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先驱刘易斯·芒福德在评价霍华德时指出他提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形式来医治城市市中心的脑溢血病和城市边远地区的瘫痪病。”“霍华德懂得,缓解城市的拥挤情况,不是靠大城市的郊外居住区所能解决的,而应该把城市的所有功能疏解开来。他拒绝向郊区发展这种临时性的过渡方式,而要寻求一种城市与乡村稳定持久的结合,而不是脆弱的连结。”如果在世纪之初城市规划的先驱者心目中的理想城市还难以变为现实,那是因为人类还缺乏足够的科学技术的支撑,还无力摆脱那种机械的、连片空间集聚的无奈。那么,面临新世纪的到来,特别是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的高速发展,如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信息高速公路网以及门类齐全的各种服务网的建设已不是神话。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地球变小了,而人们的活动空间却变大了。城市规划工作的回旋余地和视野也就得以大为展开。单纯实行规模政策”所难以达到的目标,完全可以通过城市结构形态的调控来加以实现。笔者认为理想的城市实际应该是区域内的城市群,它们依靠现代网络结构来加以支撑,各种适度规模级的城市和城镇合理分布的网络的结点上。形成城乡之间不仅协调,而且具有相对稳定的关系。各城市或城市组团的内部功能明确,配套齐全,与外部网络互为输出入系统。变封闭体系为开放体系(或称开敞体系)。如果讲控制规模,就应该着力控制老城市的中心区规模,改造旧城主要在城市质量上、文化底蕴上下功夫,而切忌盲目在数量上作打算。发展城市新的组团,要严格保护和合理调整周围的农田、果园和林地,城郊的农、林、牧业应该较早实现高效、高质,成为都市农业”。这种形态,非但不被城市所排斥,恰恰是构成城市良好生态的有效组成。建设步骤上要集中力量逐个进行,使之建成一片、配套一片,发挥一片的效益.

摘要：城市化进程在当今世界上是一个较为显著的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亚洲，欧洲，美洲三大洲的典型城市进行分析，根据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艺术，地域特色，宗教信仰等综合因素进行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也带来的是城市设计与规划中一系列的问题与影响。同时，笔者以自己生活的城市—北京为例，分析城市化进程对北京的影响与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的内在关系。探索与展望未来在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下，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的全新设计理念。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城市设计；可持续功能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剧，社会化进程推进速度飞速，城市的建筑设计与规划在社会化进程中显而易见，而城市的建筑设计和规划的设计是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地域特色，宗教信仰的综合体现。在亚洲，欧洲，美洲社会大背景下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建筑规划特色，这之间的城市设计语言的表现也是对民族特色的表现。

一、亚洲，欧洲，美洲社会大背景下的城市特征

城市的建设与规划必然离不开设计师对每个城市的不同认识。各大洲与设计风格和设计的语言表达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一座大厦的兴起、一个景观的树立，一座花园的建立其内在的因素多为对城市设计与其功能性的，需求性的建设。

1、亚洲—中国经济发展下城市化特征

城市规模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的命题。我国历来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简称规模政策),但是实施的过程却往往与之背道而驰,大上海已经够大了,偏偏又划出了浦东开发区。进入90年代以来,各大城市无不进行城市规划的大调整,而其总用地规模、大体上与经济规模一样的翻一番。一些大城市的规划目标要进入特大城市行列,据说有20多个城市的规划目标是“国际化大都会”。还有为数不少的中等城市规划目标要进入大城市行列。因此,“规模政策”变成了一句空话。其实,推动城市规模发展的动力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活力、区位优势的显现和投资环境改善的一种合力,是难以阻挡的客观现象,对于即将迈步进入小康社会的、有12亿人口的大国,尽管城市化的主渠道是走发展小城镇的道路,但在一个省区范围内有一、二个特大城市,有一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作为经济支撑点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也不能不顾客观条件,以不切实际的空想去代替科学的预测,更不能以大规划之名而行大肆炒卖土地之实,或叫做“吃祖宗老本,花子孙的钱”。科学的做法应该是弹性规划,留足余地,阶段明确,分期实施,集中建设,紧凑发展。

城市化过程有起点也就有终点,不可能无限止的发展。从总体而言,当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总的城市(城镇)用地规模也就变化不大了。因此,城市规划必须从区域着眼,分析各种规模级城镇吸纳人口的可能性,同时科学预测其相应实现的阶段性。这种规划还应该与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相互匹配,而不是二张皮。所以,若讲控制规模实质必须付以明确的时空观念。时间应界定在我国城镇水平接近或达到70%左右,即将进入变化曲线的第二个拐点的时间,空间则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既保证我国粮食的基本自给,又使城市可以弹性发展,进行平衡和布局,寻求可以拓展的备用空间范围。最近江苏省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把村镇建设规划区与基本农田保护区结合起来加以划定的工作,亦称“二区”划定工作,很值得各地借鉴。

布局问题。城市的布局应该有二层内涵。一是指大的地域空间内的城镇分布均衡性问题。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条件优劣的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必然出现城市分布疏密差异的不均匀性。我国东部沿海省区工农业经济基础条件较好,加之较早获得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因此近年来城市化速度也较快,同时这些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因此城市分布密度和规模趋向高密也是必然的。现在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出现所谓都市绵延带的新课题也是必然的。而大西北地区由于地广人稀,经济发展也受一定条件制约,即使今后城市化水平较高时,城市的分布密度也还会是偏低的。因此并不存在必须在全国范围同步解决城市布局平衡的问题。如果实行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和企业搬迁政策,强制调整人口分布密度,实践证明收效甚微,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随着发达地区本身产业层次的升级,低层次产业必然发生梯度转移,与这种转移相伴随的结果,或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均匀性。

就某一特定地区而言,确实存在一个城镇体系的合理布局问题。因为不同规模级的城镇发挥的能级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希望的是最大限度地综合发挥各级城镇的效益,因此,要寻求合理的分工,尽可能避免重复建设和效益的抵消。每个城市发展的规模,还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如水资源、土地资源——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制约,环境容量的制约等。城镇与区域内可能形成的基础设施网络关系密切。如陆路、水路、航路等交通条件,通讯条件、电力供应条件等。还有城镇本身的特色产业、旅游资源、历史文化等等是否有优势条件等。所以,城镇处于特定的空间,赋予特定的发展目标,造就一个有机的、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这就是加快城镇体系规划的意义所在。

城市的结构形态问题。如果讲实行城市“规模政策”难度较大,是由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经济推动力的作用,那么,城市的空间结构形态却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来加以引导的。我国很多大城市实际是在中等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的扩展模式是以原有城市核心区为中心向周边不断辐射扩散,每隔若干年调整一次城市规划,不断的吃掉周边的郊区和农田,就像摊大饼一样,愈摊愈大。这种模式造成的后果是,一原有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每隔若干年就要扩建或更新,马路一扩再扩,房屋拆了建、建了拆,人行道“挖挖填填、填填挖挖”,旧的管线拆不了,新的管线不断挤进有限的地下空间,陷入一种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循环之中。二,由于是一张大饼,周围开发度较高、效益较好的农田菜地必然不断被蚕食,即使到远郊去复垦地也难以收到原有的效益。三,人们成天穿梭忙禄在混凝土森林之中,与大自然愈来愈疏远。四,城市的历史文化在不断的拆拆建建之中逐渐泯灭,依稀可辨的也只能是在重重高楼包围之中茕茕孓立的个别古建筑或宅院,既不协调也毫无情趣可言了。五,不间断的旧城改造,容积率和密度不断地提高,致使城市不堪重负。特别是作为城市市区中心的黄金地段,被折腾的强度往往也是最高的,环境污染,交通阻塞,使人有窒息之感。

因此,城市发展能否寻求新的结构形态,而且体现在城市规划中去,是摆在城市领导者和规划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主张城市化道路以大、中城市的发展为主体的学者,特别强调城市的规模效应,而且城市愈大规模效应愈为突出。对这一命题也要辩证分析。在一定发展历史阶段,上述结论应该是对的,因为城市是集聚的产物,而规模效应与集聚机理是密切相关的。但作为城市发展仅仅是以传统的空间集聚方式为模式,那么,发展到极端必然会向其相反方向转化。因为这种连片空间的集聚必然构成愈来愈大的封闭体系,集聚所带来的正面效应逐渐为同时产生的负面效应所抵消,甚至后者超过前者。为克服这种现象,早在本世纪初,就有几位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工作的先驱者,提出过改变城市结构形态的明智之见。例如俄国的彼得·克鲁泡特金在《田野·工厂和车间》一书中指出“新的快速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出现,以及地区的并网发电等,会使小的社区在主要技术设施和便利方面与过分拥挤的城市相媲美”。“小城镇里的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并享受城市和乡村两者的优点。”英国的埃比尼泽·霍华德最早提出的“花园城市”的构想,美国著名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先驱刘易斯·芒福德在评价霍华德时指出“他提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形式来医治城市市中心的脑溢血病和城市边远地区的瘫痪病。”“霍华德懂得,缓解城市的拥挤情况,不是靠大城市的郊外居住区所能解决的,而应该把城市的所有功能疏解开来。他拒绝向郊区发展这种临时性的过渡方式,而要寻求一种城市与乡村稳定持久的结合,而不是脆弱的连结。”如果在世纪之初城市规划的先驱者心目中的理想城市还难以变为现实,那是因为人类还缺乏足够的科学技术的支撑,还无力摆脱那种机械的、连片空间集聚的无奈。那么,面临新世纪的到来,特别是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的高速发展,如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信息高速公路网以及门类齐全的各种服务网的建设已不是神话。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地球变小了,而人们的活动空间却变大了。城市规划工作的回旋余地和视野也就得以大为展开。单纯实行“规模政策”所难以达到的目标,完全可以通过城市结构形态的调控来加以实现。笔者认为理想的城市实际应该是区域内的城市群,它们依靠现代网络结构来加以支撑,各种适度规模级的城市和城镇合理分布的网络的结点上。形成城乡之间不仅协调,而且具有相对稳定的关系。各城市或城市组团的内部功能明确,配套齐全,与外部网络互为输出入系统。变封闭体系为开放体系(或称开敞体系)。如果讲控制规模,就应该着力控制老城市的中心区规模,改造旧城主要在城市质量上、文化底蕴上下功夫,而切忌盲目在数量上作打算。发展城市新的组团,要严格保护和合理调整周围的农田、果园和林地,城郊的农、林、牧业应该较早实现高效、高质,成为“都市农业”。这种形态,非但不被城市所排斥,恰恰是构成城市良好生态的有效组成。建设步骤上要集中力量逐个进行,使之建成一片、配套一片,发挥一片的效益.

b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系统思考

b区是1997年由a市原郊区划出部分地区成立xx、xx、xx等三个区后成立的一个新城区，位于a市北部、东北部，人口170多万，面积960平方公里，是一个亦城亦乡的区域，属于a市都市圈中第二圈的地区，正处于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研究这样的地区推进城市化过程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对于配合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战略决策具有普遍的意义。尤其是作为城市化化过程研究还要涉及农村、农民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利于综合这次所学各个专题的理论知识，并把理论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弘扬我党实事求是的学风，做到学以致用。

一、农村城市化是我区发展的唯一选择

b区地处a市北部、东北部，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郊区，长期以来，郊区农民通过先人一步的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在为城市提供丰富多彩的菜篮子产品的同时，农民也得以先富起来，尤其是近郊一部分村社通过转让土地，部分农民通过建房出租等以土地为核心的经营，出现了一大批“吃利者”，他们事实上是早期城市化的既得利益者，但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经营农业到经营土地的转变，给他们经济上带来的好处的实际上是农业向城市转变的过程，加之过去国家对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二元化结构，更加强化了这些农民以农民身份为荣的思维，从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也影响了基层干部对城市化的推进的认识和决心。因此，推进b区城市化首先必须弄清推进城市对于b区的意义。

1、推进b区城市化是落实新发展观的综合体现。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要求做到“五统筹”、“五坚持”，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些是新时期我国推进三个文明建设的总体思路，是新的发展观的体现。推进城市化建设，不仅是城市本身的发展，也是农民群众和农村发展的需要，不仅有利于原来农村地区经济空间的开拓，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解决好农民的就业出路和固有经济权益的前提下，也将大大促进农民群众文明程度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大力推进城市化，是b区发展的战略决策，也是贯彻落实新发展观的一个综合体现。

2、推进b区城市化是建设大珠三角城市圈的必然选择。大珠三角城市圈的战略不但是广东省委的一项战略决策，也是各有关城市、区域发展的一个共识，在构建这个大城市圈的过程中，a市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中，不管是规划分工还是实现实践都发挥着龙头的作用，城市圈的发展规律也要求其发挥功能辐射和带动的作用。若不加快发展，不形成功能更加全面、结构更加合理的城市布局，其龙头作用将逐步被xx、xx等新兴城市所取代。而b区作为a市各城区中区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区，如不实现城市化，那么也意味着a大部分地区尚未城市化，拖了a市的后腿；b区是a市空港所在区域，是a市北上铁路的起点站及连接xx、xx陆路交通的重要区域，若不尽快形成a市一个功能定位比较明确、特点比较突出的城市功能区，也必将影响到a市与其他城市的连接辐射和作为大珠三角城市圈领头羊的地位的功能发挥。

摘要：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对我国对于国民素质的提升、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民族复兴梦的实现意义重大。然而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诸多限制。文章从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必要性出发，多方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理性地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进程措施。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社会保障

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化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措施，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报告着重指出，坚持新的发展理念，着力推动8000余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新时代农业人口的转移成为了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趋势，在转移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须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加以理性应对。

1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必要性

农民问题是我国民生建设的重点问题，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化对于国民素质的提升、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民族复兴梦的实现意义重大。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原有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已经不再只限于从事农业劳动了，而是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在城市建设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结构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和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有技能和经验的劳动力，而农业转移人口在输送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填补了城市本地居民不能胜任的这些行业所需的劳动力缺口。因农业转移人口转移到城市，使农民完成了市民化角色的身份转变，为城市化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促进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1.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各阶段动力

我国的城市化路径表现出了和西方国家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征，也因此，对我国之前的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的考察不应太多参照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以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范式，我国城市化各阶段的动力应如表1-1所示：

表1-1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过程的一般划分

城市化阶段城市化主要特征动力机制演变趋势

初期阶段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城市规模小、数量少；城市的扩张表现为“量”上的扩张，即外延扩大。工业化与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动力；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增加；经济与技术等资源匮乏，制约城市化发展。

中期阶段城市化高速发展；城市在外延扩大的同时也开始了内涵的进展。工业化、制度仍是重要动力；产业结构的转移推动力开始显露；经济与技术等资源约束机制得到缓解。

论文摘要：本文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及方差分解，对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只有15％左右，没有充分发挥其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就要使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并实现有效互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促进要在金融规模扩张的同时，注重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

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城市化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和重要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7年的44．94％，18年间增幅达到27％，我国也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进人到以城市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

我国学者分别从工业化、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制度与政策等角度，研究了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都基于理论分析，或简单线性回归的实证分析，仅从一个角度研究我国城市化的推动力。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考察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就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作出具体判断。

一、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关系

城市化的实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从城市化发展阶段看，城市化初期产业结构中农业占主导，工业次之，服务业比例最小；加速时期工业比重最高，服务业次之，农业最小；高级阶段则是第三产业、工业、农业依次排列这显示出城市化各阶段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聚集，农业从业者向非农业从业者转变，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并吸引了更多的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城市化对产业化升级起着支撑、拉动作用，其内在机制表现为投资形成、投资导向和产业整合三个方面。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城市化进程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即以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为标志的产业结构升级会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城市化率的提高；反过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化率的提高，又会带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关键词：城市化;大学;内在要求;促进作用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城市化对大学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以及如何充分发挥大学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城市化是落后的农业国向发达工业国转变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大学可以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本和科技资源的支撑，并且能够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城市化的内涵

城市化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城市化的过程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经济结构的变迁意味着农业生产活动向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转变，还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换代而趋向高级化。

城市化发展对大学的内在要求

城市是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大学是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科技创新的基地，城市与大学走到一起，相互促进，合作共荣，既可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更能反映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GDP以年均约9%的速度增长。城市化进程也取得的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1978年至今，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接近翻了两番。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的弊端也逐步彰显出来。如何协调城市和农业的发展，尽可能地消除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这种矛盾，就成为我们目前不可回避也必须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将从实证研究的角度，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我国农业增长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作用机制和过程进行具体的分析，以期对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有所助益。

一、模型的设定

借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并在相关假设前提下得到农业增长的城市化模型：Y=（fK，L）=AKαLβ

（1）其中，（fK，L）代表生产函数，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α和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A为常数，代表生产的效率系数。从一般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成果来看，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是农业增长的必要条件。如果把经济总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就不能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否则会出现多重共线性。为了定量研究城市化水平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农业增长的城市化模型，用第一产业人均产出代替生产函数中的f，把技术和资本存量一起看作外生变量，即方程中的AKα。劳动力存量用城市化水平代替（因为一国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通常是用这个国家或地区的非农人口占整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我们可以得到农业增长的城市化模型的生产函数为：Y=f（K，L）=BLβ

（2）两边取对数得：InY=lnB+βlnL

（3）可以简写成：y=α+βx（4）在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