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范文10篇

大多数人都有在沟通中掩饰其本身弱点的习惯，其实这并不是为对方所喜欢。特别是在作自我推荐时，对方接见你就是想了解你的真相，所以你说的话一定要让他深信不疑。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在向对方推荐自己时，把自己说得过于完美，反而会引起对方的不信任。倒不如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弱点，让对方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这样他会觉得你更加真诚可信。一位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在向用人单位负责人介绍自己的情况时首先就说：“由于我平时喜欢打球，所以我的成绩并不怎么好……”结果，有些成绩比他好的学牛未被录用，而他却被录用了。当然他可能因具有其他一些长处而使用人单位感兴趣，但是他自我推销的技巧却是可以让人借鉴的。

有的学生在介绍自己的成绩时总是强调自己的成绩“非常优秀”，至少要说是“全部及格”，因为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就不能毕业，面对自己的不足却讳莫如深。而他却能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成绩“并不太好”，这就给对方留下了真诚、可信的印象；而说自己“平时喜欢打球”，实际上向对方暗示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因而身体素质不会差，这正是用人单位所关心的问题。总之，他的这种自荐技巧为他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人际关系名言录

要积极得有耐性。

摘要：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承认、尊重、保障的义务。生命权作为人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理应为国家所承认。目前，学界对国家生命权义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尊重义务与保障义务上，对承认义务的研究有所欠缺。本文以宪法文本为基本素材，论述了国家对生命权具有承认义务以及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以何种方式实现。

关键词：基本权利；生命权；承认义务

古往今来，生命一直被认为是人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生命的价值。自21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权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对生命权研究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带动现实中对生命权价值的认知度提升。2015年“东方之星”号客轮倾覆事件发生后，大批网友在事故原因尚无定论的情况下质疑船长的侥幸逃生，认为船长应该“与船共存亡”。还有网友引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长殉职的片段对“东方之星”号船长进行讽刺。这些言论表面上看是对可能存在的失职行为的愤慨，背后体现的却是生命权意识的缺失，是将生命权伦理化、义务化，全然忽视了生命权的法律属性。在人权、法治思想日益普及的今日，仍然存在为数众多的忽视生命权价值、践踏个人生命权的事件，这不禁让有责任心的法律人反思我国宪法中生命权条款缺失的现状。这种缺乏可能导致国家对生命权的义务含糊不清，导致行政部门忽视与保护生命权有关的工作，也可能导致民众对于生命权缺乏正确、必要的认识。基于此，学界早已有对生命权入宪必要性、可行性以及规范内容的研究。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现实需求等因素来论述生命权入宪的必要性，还没有从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角度进行的专门研究。那么，国家对生命权是否具有承认义务？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以何种方式实现？本文以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为基本素材，力求探明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

通过对多个国家宪法文本的对比可以观察到，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承认、尊重、保障这三种主要义务。例如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就明确了国家对于人权负有尊重和保障的义务。尊重义务要求国家对基本权利主体自由行使权利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和不作为。保障义务要求国家努力推进基本权利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实。不少国家的宪法文本中对这两项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1946年《日本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国民的各项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他国家事务上都必须受到最大的尊重。1947年《意大利宪法》第二条规定，国家确认和保障确认和保障表现为个人或作为社会团体成员时的个人之不可侵犯的权利。在宪法中规定国家负有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义务对于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意义重大。然而如果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某项权利，那国家的尊重和保障义务就有可能失去了落脚点。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国家对于该项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就不负有尊重和保障的义务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国家对于基本权利还负有承认义务。承认义务意味着国家对于符合基本权利属性之权利，无论宪法是否明确规定该项权利，国家都应当承认其具有基本权利的性质和效力。有的宪法文本正面规定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比如2007年《泰国宪法》第二十七条：“权利与自由，无论是本宪法以明示或漠视的方式承认者，还是依宪法法院之判决承认者，均应受到保护……”还有的国家通过反面规定的方法确立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比如1789年《美国宪法》第九条修正案、1948年《韩国宪法》第三十七条以及2010年《吉尔吉斯宪法》第十七条，均原则性规定了宪法未列举某项基本权利，不得视为否定该项基本权利。无论是从正面规定还是从反面规定，宪法文本中的承认义务条款都使得列举的和未列举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以该条款为管道，进入宪法的保护范围并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障。实际上，无论宪法中是否明确规定了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都不影响国家负有该项义务。试想如果一个国家不承认基本权利，它又如何能够尊重和保障基本权利呢？所以说承认义务是作为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前提而存在的，是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必要条件。当然，国家承认某项基本权利之后，该项基本权利是否能在现实中真正得到尊重与保障也未可知，这属于规范与事实间的裂隙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二、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摘要：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主要是基于对判决国法律的尊重，为当事人再次在中国缔结婚姻关系扫除法律障碍。承认外国离婚判决对当事人的效力主要体现在中国境内，在中国境内的婚姻关系终止时间应从该判决倍中国法院承认之日起算。

关键词：离婚；涉外离婚；外国离婚判决

各国的主权独立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各国国内司法权归于各国自主拥有，在国与国之间订立各种设计司法判决协议之前，各国均仅对本国的判决予以承认并执行，对外国的判决一般均不予认可，而无论该判决是否涉及民事或刑事。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国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多，这种交往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交往方面，也体现在各国人之间的流动之上。婚姻关系作为一个社会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其状态的稳定以及终结直接影响着当事人最为基本的民事权利。

一、离婚判决被各国承认的原因

民法系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及财产关系。自然人是民事主体最基本的单位，做为自然人的最为基本的关系之一即为婚姻关系，婚姻关系的产生为自然人之间建立起夫妻关系，从而给予夫妻关系产生诸多权利和义务。各国无不把婚姻的缔结与终止作为民法最为基本的法律关系范畴。自然人既然因婚姻关系成为夫妻双方，也因离婚而结束双方的婚姻状态，从而将双方的婚姻状态恢复到缔结婚姻之前，为各自重新缔结新的婚姻做好准备。

现今的社会早已结束了封闭自固、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人在世界各国进行着快速的流动、迁徙，从而也为不同国籍人之间缔结婚姻状态创造了条件。不仅是不同国籍人的婚姻缔结成为可能，同一国人在异国生活并缔结婚姻也很正常。同样，在国籍以外的国家夫妻双方通过司法手段解除双方的婚姻状态也成为经常出现的法律现象。

承认问题是国际法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论述虽丰，却很少有为普遍接受的。政府承认作为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长期以来在各国的外交实践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无论是各国的政府当局还是国际法学者，还远未能在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后，适应外交形势的需要，

在政府承认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其中之一就是相互承认理论。

按照相互承认理论，一个既存政府在对新政府作出承认时，新政府也同时承认既存政府，双方互为承认者和被承认者。同时，双方的承认互为前提条件，任何一方的不承认必然导致另一方的不承认。

相互承认理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国际法理论中关于政府承认的观点，非常现实地支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外交实践，

在一些中国学者笔下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承认法的贡献。

从相互承认理论中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既存政府反过来被新政府所承认，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否则将对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挑战。然而，除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实践以外，

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域外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涉外民事裁决，在其领域外得到承认和执行，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域外法院民事裁决在本国法院得到承认与执行；二是本国法院涉外民事裁决得到域外法院的承认与执行。

一、我国法院对域外法院裁决承认与执行从我国司法实践看，对域外法院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案件中，域外离婚判决的承认占相当比重。正是在对这些域外法院裁决承认案件审理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1991年7月5日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于同年8月13日印发。该规定共22条。其主要内容：对与我国没有订立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中国籍当事人可以根据此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对与我国有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按照协议的规定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的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方面判决的承认执行，不适用此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申请人应提出书面申请书，并须附有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正本及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否则，不予受理。申请书应记明以下事项：（一）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址；（二）判决由何国法院作出，判决结果、时间；（三）受传唤及应诉的情况；（四）申请理由及请求；（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申请由申请人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不在国内的，由申请人原国内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人民法院接到申请书，经审查，符合本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不符合的，应当在7日内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对于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没有指明己生效或生效时间的，应责令申请人提交作出判决的法院出具的判决己生效的证明文件。外国法院作出离婚判决的原告为申请人的，人民法院应责令其提交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已合法传唤被告出庭的有关证明文件。按照上列要求提供的证明文件，应经该外国公证部门公证和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同时应由申请人提供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被告为申请人，提交上列所要求的证明文件和公证、认证有困难的，如能提交外国法院的应诉通知或出庭传票的，可推定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为真实和已经生效。经审查，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承认：（一）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二）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三）判决是在被告缺席且未得到合法传唤情况下作出的；（四）该当事人之间的离婚案件，我国法院正在审理或己作出判决，或者第三国法院对该当事人之间作出的离婚案件判决已为我国法院所承认；（五）判决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危害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的承认，以裁定方式作出且不得上诉。没有上列规定的情形的，裁定承认其法律效力；具有上列规定的情形之一的，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裁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委托他人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在国外出具的委托书，必须经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人民法院受理离婚诉讼后，原告一方变更请求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或者被告一方另提出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申请的，其申请均不受理。人民法院受理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申请后，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之间的婚姻虽经外国法院判决，但未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的，不妨碍当事人一方另行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申请人的申请为人民法院受理后，申请人可以撤回申请，人民法院以裁定准予撤回。申请人撤回申请后，不得再提出申请，但可以另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申请人的申请被驳回后，不得再提出申请，但可以另行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

为了配合上列规定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7月16日转发了我国外交部、司法部、民政部于1997年3月27日发出的《关于驻外使、领馆就中国公民申请人民法院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等进行公证、认证的有关规定》。此规定共有9条，其主要内容：婚姻当事人一方为中国公民的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书在国内使用，须经国内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判决裁定承认后，才能为当事人出具以该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为准的婚姻状况公证。婚姻当事人一方为中国公民的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在国外使用：（一）若居住国可根据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或其他证明材料，为当事人出具婚姻状况证明，不需要我驻该国使、领馆出具以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为准的婚姻状况公证，我使、领馆可不予干预，但不干预不等于承认。（二）若当事人不能在居住国取得婚姻状况证明，需我驻该国使、领馆出具以此判决为准的婚姻状况公证，应先向国内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该判决的承认。该判决经裁定承认后，才能为当事人出具有关公证。国内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的申请时，对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的真伪不能判定，要求当事人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进行证明的，当事人可向驻外使、领馆申请公证、认证。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书可经过居住国公证机构公证、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机构认证，我使、领馆认证；或居住国外交部直接认证，我使、领馆认证。进行上述认证的目的是为判决书的真伪提供证明，不涉及对其内容的承认。当事人不能亲自回国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可委托他人。驻外使、领馆可为此类委托书办理公证或认证。受理委托书公证应要求当事人亲自申请。当事人或其人申请国内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的裁定承认，必须提供：（一）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正本及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二）若申请人是离婚判决的原告，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出具的被告已被合法传唤出庭或合法传唤出庭文件己送达被告的有关证明文件及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文；（三）若判决书中未指明判决己生效或生效时间的，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出具的判决已生效的证明文件及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文。驻外使、领馆应按照公证、认证程序为上述文件办理公证或认证。上列所述的“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文”，可经如下途径证明：（一）外国公证机构公证、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机构认证及我驻外使、领馆认证；（二）驻外使、领馆直接公证；（三）国内公证机关公证；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生效日期与我国法院裁定承认日期不同，离婚后未再婚公证应以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生效日期为准。国内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不予承认的，当事人可到国内原户籍所在地或婚姻缔结地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离婚。驻外使领馆可根据国内法院的离婚判决，为当事人出具在国外期间的婚姻状况证明。有关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等方面判决承认执行的公证、认证，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2月29日公告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自同年3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共有3条，其主要内容：中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人民法院不应以其未在国内缔结婚姻关系而拒绝受理；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在其缺席情况下作出的离婚判决，应同时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该判决的外国法院巳合法传唤其出庭的有关证明文件。外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如果其离婚的原配偶是中国公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如果其离婚的原配偶是外国公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可告知其直接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再婚登记。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调解书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根据《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进行审查，作出承认或不予承认的裁定。

现在再讨论域外法院民商事案件（即过去的经济纠纷案件）裁决在我国承认和执行。

首先，应该指出，从法律上看，我国法院在这方面是持谨慎态度。其法律依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的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方面判决的承认执行，不适用本规定。”

摘要：在全球化、分权化和市场化潮流中普遍展开和推进的多中心治理，代表了现代性政治重建的一种规划，表达了矫治工具理性支配下“中心化”治理结构的趣味。其“出场”的历史合理性在政府重塑、民主行政和公共服务等治理变革的话语中给予了宣示，其现实有效性则在公共服务效能提升实践中获得了经验支持。然而，多中心治理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有效性，并没有触及对多中心治理正当性建构的确切解释，多中心治理运作的建构路径需要回到承认政治中解决。以“相互承认的法权”为核心的承认政治作为多中心治理正当性的担负，使得多中心治理无论是作为社会治理的“事件”还是知识，都具有“世界复魅”的建构主义色彩。因此，作为政府改革主流思潮的多中心治理，实际上是“承认政治”的想象。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承认政治；治理结构

引言

肇始20世纪70、80年代、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西方社会的“治理革命”，与全球化、现代性重建、公民社会复兴一样，都是当今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可以说，治理革命是近代民主革命以后，人类所经历的又一次影响最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自反性现代化视角观察，致力于摆脱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代议制民主的困境，建构与后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和运作框架，再造民主政治生活，成为“治理革命”的使命。

尽管这场革命的理论命名各不相同，从“重塑政府”、“治道变革”、“民主行政”到“治理与善治”，其实践模式也多有差异，或是强调“地方治理”、“分散化治理”，或是追求“效能政府再造”、“新公共管理”，但是，构成这场治理革命的“隐蔽的本质”的，却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多中心安排，就此而言，多中心治理已经成为治理革命的“元叙事”。

很显然，多中心治理在其作为社会变革事件的同时，也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性事件而备受关注。那么，如何看待自反性现代化阶段最重要话语之一的多中心治理？多中心治理何以能够成为理性官僚制之后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面对这些问题，政治学理论大致形成了三种解释框架：(1)激进变迁的解释框架立足于现代性重建，通过解构“中心-边缘”的治理逻辑，阐释了“治理革命”出场的历史合理性；(2)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制度-功能”解释框架，具有鲜明的立宪经济学色彩，试图在民主、官僚制和公共物品三个变量之间建立起一套新的民主行政分析框架；(3)规范诠释框架推崇传统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以新托克维尔主义为资源，重申社团在民主巩固进程中的价值。这些竞争性的解释框架固然转移了政治学研究议题，但如何理解和解释多中心治理才算合法性充分呢？

一、案例分析

案例来源于Openlaw，共计检索获得18个案例，为叙述简便，下文用案例编号指代案例。下表为2012年、2014年、2015年、2016年中国法院审查审理的部分离婚案件，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当事人仅申请确认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之诉；一种是当事人不仅申请确认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还申请法院确认外国法院关于夫妻财产分割以及子女抚养等问题的判决；第三种是在法院已经承认了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后，另行提起离婚后子女抚养权纠纷诉讼。最后一种是当事人另行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笔者将从四种类型的案例中各自选出一个典型案例作深入分析。（一）当事人仅申请确认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之诉，笔者在此仅分析代表案例（（2016）粤03民初1106号）许强华和DanTang向加拿大法院提交离婚申请，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家庭法院于2008年7月2日命令婚姻解除，该离婚判决不涉及其他方面内容，于2008年8月2日生效。许强华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法院对该离婚判决予以承认。本案中，中国与加拿大之间没有条约关系，许强华作为一名中国公民向其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加拿大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且该离婚判决不涉及其他方面内容，法院对加拿大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予以承认。（二）申请人申请确认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夫妻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的判决（代表案例（2014）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78号和（2016）浙03协外认14号）178号和（2016）浙03协外认14号）1．（2014）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78号案麦德荣与王子璐在中国结婚，婚后在美国育有一子。后麦德荣向阿拉巴马州李郡家庭法庭起诉王子璐离婚，法院判双方离婚，并对子女和财产做出判决。经麦德荣申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承认该离婚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效力，驳回麦德荣其他方面的申请。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麦德荣住所地为深圳市，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仅就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进行审查。而该判决不违背我国相关法律原则，因此法院承认该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内容的效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申请。2．（2016）浙03协外认14号案2013年原告王建琼与被告舒爱娣的离婚诉讼在西班牙王国埃尔切法院提起，该法庭判决原被告双方离婚，并对子女抚养、家庭财产、等问题一并予以判决，该判决已生效。经王建琼申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认西班牙法院做出的判决。由于中国与西班牙缔结了司法协助条约，因此依据该条约，法院不仅承认解除婚姻判决的效力，对子女抚养、家庭财产、等问题的判决也予以承认。（三）法院已经承认了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后，另行提起离婚后子女抚养权纠纷诉讼（（2015）虹少民初字第41号）原告冯某甲与被告王某在美国结婚，婚后育有一子。2013年1月4日，王某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县法院起诉离婚，法庭判决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并对孩子的抚养监护权做出判决。2015年6月26日，经冯某甲申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承认美国法院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判决。2015年7月3日，冯某甲就其和王某关于孩子的抚养权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因此依据我国国内法仅就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进行审查。而该判决不违背我国相关法律原则，因此法院承认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而关于抚养监护权的判决，中国法院不予承认。（四）当事人另行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2016）辽01民终6201号）2013年2月美国佛罗里达州法院判决计伟与赵凤琴离婚。2014年9月18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法庭作出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的予以承认。2012年12月10日，因赵凤琴与第三人有财产纠纷，法院于2013年4月9日依法查封了赵凤琴名下房产。计伟于2014年10月24日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因此本案中对于美国法院做出的离婚判决只能依据我国国内法做出裁定。根据我国国内法，应仅就该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的内容进行审查，对该判决其他内容不予审查。因此本案中中国法院只对美国法院解除婚姻判决予以确认，对计某与赵某的财产分割效力不予确认，当事人可在中国法院另行提起诉讼。而本案当事人并未在中国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因此诉争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赵某债务纠纷发生在离婚判决之前，属于共同债务，因此法院依法查封诉争房是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以上案例分析，可以总结出我国对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双边订立司法协助条约的，根据条约做出裁决。我国与许多国家订立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含有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的条款。例如上述浙（2016）03协外认14号案中中国与西班牙缔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因地对西班牙法院做出离婚判决应根据该条约予以审查，而根据条约规定，承认离婚判决，不仅承认解除婚姻判决的效力，对子女抚养、家庭财产、子女探视等问题的判决也予以承认。其次，双边没有订立司法协助条约的，即使双边没有互惠关系，对于承认与执行申请也不予驳回。法院对申请进行审查，符合我国法律原则的，裁定承认执行其效力，同时对于离婚判决仅承认与执行其中解散婚姻的判决。最后，当事人可就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方面另行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

二、国外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模式

（一）德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模式。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如果外国法院的判决涉及非财产上的请求，或者仅涉及亲子关系时，并不要求互惠。因此德国对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监护权抚养权的判决只要不违反本国法律，直接予以承认执行。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涉及夫妻财产分割等财产上的判决，则要求国家之间有条约关系或互惠关系，否则不予承认和执行。（二）美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模式。现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州已经抛弃了互惠的要求，因此美国对没有条约关系和互助关系的外国法院所做的离婚判决，无论是身份关系的判决还是财产上的判决，只要符合美国法律规定，一律予以执行。（三）瑞士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模式。根据1987年《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瑞士对没有条约关系和互助关系的外国法院所做的离婚判决，无论是身份关系的判决还是财产上的判决，只要符合瑞士法律规定，一律予以执行。

三、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仅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解散婚姻判决，对此之外的判决不予承认执行。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将离婚判决分成立两部分：解散婚姻关系和解散婚姻关系以外的。对解散婚姻关系的判决不需互惠关系，只要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就接受申请予以承认执行。这是我国法律的一大进步。如果对解散婚姻关系判决也不予承认，会出现一对夫妻在外国离婚，一方当事人在中国再婚会触犯重婚罪。而对后者包括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方面判决不予承认执行，笔者认为有不合理的地方：离婚判决中的子女抚养和监护权判决属于人身性判决，而人身性判决与一国主权和经济利益并不紧密，但又对本国当事人个人利益影响重大，当事人要在在中国另行起诉，将导致大量的国际平行诉讼的存在，浪费法律资源，有违于诉讼的经济原则，若中国法院做出与外国法院相反的判决，那么法院虽然做出判决了，但子女抚养监护纠纷仍没有得到解决，（2015）虹少民初字第41号案虽然最后法院做出判决了，但可以预见会出现执行困难。例如案中被告强行带走孩子，根据美国法院判决，被告在行使监护权，但根据中国法院判决，被告涉嫌绑架罪。

申请人：（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委托人姓名：住址：电话：单位：

请求事项：承认Χ国ΧΧ法院Χ年Χ月Χ日的ΧΧ判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具有法律效力。

事实与理由：（写明案件的起因及最后判决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7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ΧΧΧΧ问题的规定》，现向你院提出上述请求，请依法裁定。

申请人：（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委托人姓名：住址：电话：单位：

请求事项：承认Χ国ΧΧ法院Χ年Χ月Χ日的ΧΧ判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具有法律效力。

事实与理由：（写明案件的起因及最后判决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7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ΧΧΧΧ问题的规定》，现向你院提出上述请求，请依法裁定。

一、承认外国判决时对举证责任的分配

承认条件的立法模式也会影响到承认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结果，进而影响承认程序的结果。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必要性

参与国际法律交往的实际需要从客观上决定不可能允许法官任意做出承认或者不承认裁判，裁判结果必须符合程序法和实体法上的正当性要求。作为国际程序法的一部分，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法律制度中当然会涉及到举证责任的问题。因为，“证明责任有规律的和始终如一的分配，是法安全性的先决条件”，它能够稳定、安全地指引法官作出裁判，并给予当事人对裁判结果最大限度的可预见性。所以，在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之间进行立法选择还必须基于对承认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必须确定的是，承认国的法官或者承认有关机关不应当承担承认外国判决的裁判中存在的风险。因为，在面临一个已经在国外发生法律效力的外国判决的情况下，如果在承认程序中仅仅是由承认与执行法官进行单方面的审查并承担风险，那么为避免错误他可能会毫无原则地承认外国判决，因为在个案之上存在着承认国与审判国之间的民事司法合作关系。因此，就如同在一般的诉讼程序中一样，所采用立法模式应当尽可能安排合理的举证责任，借此尽可能地使当事人参与到承认程序中，并形成公正的，类似于审判程序的“争诉”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承认条件应当是承认与执行法官做出判断的规范或标准，而不是承认与执行法官应当遵守的程序性规范。也就是说，“证明责任不仅使法官在对事实问题存有怀疑的情况下，避免法律问题的不可裁决性成为可能”，并且给予法官的裁决内容以程序上的正当性。作为承认的结果，承认或者不承认的裁判结果没有给承认与执行法官任何折中或者程序调解的空间。所以，在存疑的情况下，只能由法官进行自由心证，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成为自由心证的补充，“其方法是将承认所涉及事实情况的不确定性交由一方当事人负责证明，从而有利于另一方当事人，”并由负有举证责任程序各方承担得到不利于其自身的承认结果的风险。

（二）承认程序中程序各方的法律地位

准确地讲，承认程序中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是举证责任的承担者。举证责任在他们之间并不能够依靠承认法官根据自己对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的理解在个案中进行个性化的分配，而是应当通过对承认程序进行理性分析来加以分配。在承认程序中，程序各方的具体程序地位和状况是，程序申请人在多数情况下是外国债权人和外国判决中的原告，其对承认国的承认与执行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可能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具有既判效力的外国判决成为其唯一的保障；程序被申请人在多数情况下是内国债务人和外国判决中的被告，他熟悉承认国语言以及法律规定，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利益往往与承认国的利益一致。这样，在很多情况下承认与执行法官在承认程序中实际上并不居于价值中立的立场，他代表国家行使司法主权对外国判决进行审查。期间，对内国当事人的利益而言，承认与执行法官毫无疑问会带有倾向性保护的。也就是说，承认申请人同承认与执行法官一开始就有了几乎是相互对立的诉讼立场，而且作为他们之间的裁判标准，即承认条件是由承认国自己制定的。因此，站在承认程序的对立立场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承认与执行法不熟悉，但是已经掌握有效外国判决的承认程序申请人是程序的一方（这里对争诉公正的要求非常重要，一般情况下，问题集中在法定听审权的保障之上）；带有倾向性和审查职权的承认与执行法官，以及承认程序被申请人是程序的另外一方。很明显，承认程序中对立双方的诉讼地位是不平衡，但却又是无可避免的。有鉴于此，在分配举证责任的时候，应当尽可能的使对立的双方达到平衡。对此，不同国家的承认与执行法都有不同的规定，但分配的结果应当是，在承认程序中形成类似于诉讼程序中对抗的并且是平衡的程序格局，并且在这个动态的平衡中查明外国判决是否符合承认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