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戒范文10篇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专利机构和专利人的执业监督，规范专利执业行为，维护专利行业的正常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专利条例》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专利机构、专利人执业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恪守专利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专利机构和专利人执业应当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

第三条专利机构或者专利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由专利行政部门按照本规则给予惩戒。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分别设立专利惩戒委员会，具体实施本规则。

第四条对专利机构的惩戒分为：

一、疫情背景下违规现象忧思

当肺炎疫情席卷而来，为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要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一盘棋，要靠“逆行者”的英勇奉献，要靠严格有序的管理，特别十四亿人“宅家”隔离，全国长达一个月的停工、停业、停市、停课，来切断病毒传播路径，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世界卫生组织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表示，中国应对疫情措施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展现出极强的凝聚力和责任感，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然而，在国人齐心战“疫”、攻克时艰的过程中，却出现一些让人愤怒的现象。广西韦某自武汉市疫区回家，拒不执行疫情预防和控制措施，造成9人感染肺炎的恶劣后果。江西张某，在明知与确诊亲戚密切接触的情况下，仍然聚众打牌；出现发热等症状时，未及时主动报告，结果导致6名家人感染和多名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被集中隔离。湖北章某、曾某到云南的曾某父亲家中，疫情期间多次走亲访友、外出购物、与当地村民聚餐，导致15人被感染、150户940人被居家隔离并接受核酸检测的严重后果……前有“白衣天使”大爱“逆行”舍命救人；后有“黑面小鬼”自私“违规”损人害己。日常中，不守规矩“乱丢”“乱涂”“乱吐”，不讲秩序“插队”“抢座”，不讲规则“医闹”“校闹”“官闹”；不遵法律“欺凌”“杀母”“弑师”……违规违法行为层出不穷,根子在于这些人的成长经验中缺乏“规则”和“敬畏”。

二、敬畏规则需要惩戒教育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社会对“体罚”的界限模糊与过度解读，不论老师“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是否恰当，经常会出现恶劣的“校闹”和过度的诉求，而老师总是处于弱势地位。于是，学校教育减少和弱化了惩戒教育，教师不敢管，也不能对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须依托的规则以刚性坚守和强力执行。当学生发现教师只能以温柔、宽松的方式面对他们的违规和过错时，学校只能“意思一下”地管理他们时，便认为犯了错也不需要承担责任，自然而然地便形成了蔑视一切规则的意识和自我放任的态度，从而变得只考虑自己利益而不考虑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什么恶果，比如从违反课堂纪律到违反班规校规，从违反社会道德准则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这是多么可怕的现象。因此，教育需要惩戒、呼唤惩戒。惩戒教育，惩为手段，戒为目的，具体的作用在于：一是反馈错误，让学生充分认识学校生活中的“知识”，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二是唤醒认知，让学生知道规则的存在，明白惩戒的本质意义在于规范与促进，明白自己的行为必须要符合公认的规则；三是行为养成，让学生在惩戒的约束下逐步养成规则意识，并积极遵守规则、参与规则、建设规则。罗素在谈到教育中的自由的时候，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教育中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而不是无限的。如教育者应该遵循儿童固有的天性，可是他们却不能允许儿童出现“吞发卡”“吃毒药”“暴食”“不勤洗衣服”“拼命抽烟”等一类的事情，即不在这些方面给他们以任何的自由。我们在社会中常常看见一些极端的行为，其实这些是他们丧失了对某种规则的理解和遵从的能力，转而按照另一套规则行事而已。2019年11月，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以文件的形式赋予教师惩戒权，终于补足了学校教育手段的短板。

三、惩戒教育的实施需要理性与智慧

只有适度惩戒的教育才能培育出知敬畏、守规则、遵法纪，于自己、家庭和社会有益的合格公民。因此，在学校教育中，惩戒需要理性与智慧，才能以恰当的惩戒方式与行为，更大程度地发挥其教育功能。一是要加强对政策的研究，明确学校教育惩戒的权利、权力和义务，既要保护好教师利益，又要规范好教师的行为；优化惩戒的方式方法，既要给学生及时适度的惩罚，又要保护好学生身心健康，引导学生体面而有尊严地反思、调整和完善自我。二是要加强对学生的理解，加强学生身心特点、发展规律的观察和学习，积极地走近学生身边、走进学生心理，充分理解学生身心发展实际，充分认识学生对惩罚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张弛有度，轻重有别，戒尺在手，分寸在心，恰当地发挥惩戒的作用。三是要强化对社会的引导，让社会了解教育惩戒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让有惩戒的教育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参与和支持，推动家、校、社合作等多种形式的惩戒，从而减少惩戒教育实施的阻力，提高惩戒教育的效果。达•芬奇说：“不惩罚犯罪的人就是下令犯罪。”同理，不惩罚错误就是鼓励学生犯错。对与错，奖与惩，是天然共存的，而不是孤立的。惩戒不是教育的目的，而是在于唤醒学生对真、善、美的认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知规则、敬规则、守规则的行为习惯，成为符合未来社会要求的合格公民。相信重拾惩戒后的教育必将更加完整和有效，更能体现教育的本质，更加符合人民对教育的需求。

摘要：结合当前的人性化管理和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以及学校班级的管理情况，我时刻注意推行人性化惩戒教育的管理措施，把班级的惩戒教育制度进行人性化修正，确保学生在我的班级中能树立优秀的参与意识，保持高度的协作精神，把班级管理成人性化的“社会”。现就自己的管理工作进行简要叙述。

关键词：小学班级管理；班主任；民主；人性化惩戒教育对策

1惩戒教育应该以民主促进学生的自我约束

在班主任日常管理工作中有很多决定和理念要传递给学生，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成为了班主任约束学生行为，惩戒教育只是促进学生自我约束的重要措施之一。我们在管理小学生时需要在重要的事项和决策方面积极和学生进行讨论，把决定的权利向学生倾斜，让学生协商出具体的措施，然后通过师生的协调统一，最终做出人性化的惩戒制度，以此来帮助学生树立自我约束的观念。在班干部、管理人员的选拔方面，班主任应该积极组织学生进行民主选拔，让学生们自己选出管理班级的人能使得在未来实施惩戒教育实施中更加顺利。另外，班级管理还少不了公正和无私，可以设立学生群体考评的办法确定相关人员的行为，按照一周或者一月的时间段进行评比，为优秀者颁发奖励，给与工作不落实和行为习惯表现差的同学进行警告，并让全班同学共同帮助其改正，树立起集体意识和责任态度。同时在班级中出现了不良现象时，班主任不能用权威来压迫学生，强制学生进行改正，而是应该针对现象和学生们共同商议，结合学生们的想法再做修正计划的安排。比如：在发营养食品时，有部分学生发生争抢，严重制约了发放工作的施展，针对这个问题我在班会上和学生们一起围绕整件事进行了商议，最终决定每次的发放不再需要教师，教师只负责把食品分给小组长，每个人有秩序的到组长处领取，从此以后食品领取的秩序就没有再混乱过。依照这样的方法，我们班还针对作业完成、卫生、安全等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做出了很多创新性的独具班级特色的惩戒方法，虽然有的方法并不能为所有班级使用，但只要结合班级的特色制定的惩戒制度，其效果也一定会好。这样也就做好了民主监督的工作，使得整个班级的管理实现“人人有责任，个个有监督”的民主性，惩戒教育的改革也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决定和自主管理水平。

2惩戒教育应该围绕和谐、团结等情感为中心

在小学班级管理中，班主任经常会处理一些打架、争吵等事件，常把自己弄的身心疲惫，其实有不少惩戒制度可以让小学生自己约束行为的。教师的班级管理上首先应该加强和谐气氛的建设，打造团结互助的管理氛围能让学生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得到改善，防止其陷入家庭溺爱的怪圈，沉沦于社会不良环境。比如：在针对学生打架事件，很多学生和家长会通过各种途径要求班主任把打架人员隔离，座位安排的远一些，言外之意就是要在班级上特殊孤立打架的孩子，若是班主任听之任之，那么很多学生的挫败感会使得其变成更加自私，也会让其他孩子感觉不到班级的温暖。后来，根据和学生们的沟通交流得到的意见，再加上班会的商议，确定了打架者检讨制度和互相表扬制度，检讨自己在打架事件中的冲动之处，表扬对方的优点，学会宽容，学生之间的打架问题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其次，班主任应该抓住班级的事件进行情感教育为主，惩戒教育为辅的活动。比如：当班级有同学调皮或者没有完成作业，要制定表扬节目或者其他的惩戒制度，当学生不能完成表演时就要引导其以后认真完成作业，否则还会遇到这样的尴尬惩罚。

一、中国电信产业的失信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中国电信产业失信行为的表现

1.企业信用缺失。（1）企业之间竞争不规范。恶性“价格战”愈演愈烈：擅自改变资费标准，对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用户或其他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散布涨价或者降价信息，扰乱市场秩序；订立价格联盟，损害其他经营者或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2）企业之间信用无保障。互联互通中，个别主导电信经营者出于“保住用户阵地、维护自身利益”的狭隘意识，在与新兴电信企业网间互联时不是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互联协议的约定，而是以各种借口拖延网间业务开放，人为设障，降低互通率和互通质量，损害了互联他方及电信用户的利益[1]。（3）企业自觉履约率低。近年来，电信运营企业在当地通信管理局或行业协会的倡导下，行业自律公约或自律协约签了不少，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1]。个别企业言行不一，背弃协约条款规定，有的甚至擅自撕毁协议，在经营中仍我行我素，继续违规，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2.个人信用缺失。电信企业的欺诈行为使用户、投资人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同样，电信公司也由于各种用户欺诈行为，如盗打电话、拖欠拒交话费、伪造身份注册及网上商业诈骗等，蒙受巨额损失。（1）用户的电信欠费和恶意欠费行为普遍存在，致使一些恶意欠费者在不同运营公司消费而得不到追究。特别是取消入网费以后，恶意欠费的欺诈行为更加难以防范，已经使电信运营企业呆账比例增加、企业利润不实、资产流失严重。（2）欺诈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少数电信用户或盗用他人电子密码通过电信网络侵害合法用户的利益，或伪造身份证注册和上网或盗打公用电话，或伪造电信卡使用业务，手段多样化。

3.政府信用缺失。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关键，起示范作用。电信改革已经走过十年的艰辛历程，围绕提高电信行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和为公众提供优质的电信服务两大主题，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式的重组改革，但市场绩效并没有取得基于有效竞争的良性结果。政府在市场进入、互联互通、电信资费、普遍服务等诸多方面的表现令广大消费者失望：垄断定价、限制竞争、服务低质量、“不联不通”，严重损害了公众的利益。

（二）电信产业信用缺失的深层次原因

一、弹劾和惩戒制度

保障法官队伍的廉洁公正，需要建立法官的惩戒制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法官从事违法甚至犯罪的现象难以完全避免建立了由于法官操有审判大权，其一旦从事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因此各国法律都法官弹劾和惩戒制度以及预防或处罚法官的违法犯罪行为。严格地说对法官的弹劾实际上也是一种惩戒，所以广义的惩戒概念包括了对法官的弹劾，然而在许多大陆国家，区分了对法官的弹劾和一般的惩戒，而在英美国家，只有弹劾而无惩戒制度，所以，这两个概念仍然是有区别的。

在英美法国家，由于法官的地位崇高，所以，法官非受弹劾而不被免职，也不受其他形式的惩戒。根据美国宪法第2条：“总统，副总统及联邦的文官，犯有判国罪，贿赂罪或其他重罪，轻罪而遭弹劾时，应予免职处分。”法官为文官的一种，故亦为弹劾的对象。但弹劾的事由仅限于法官的犯罪行为，不包括其失职行为。也就是说，法官因过失等而发生裁判错误，不应遭受弹劾。在美国，弹劾必须依严格的程序进行，要参议院多数同意。自从联邦法院建立200多年来，联邦法官受到弹劾的共11人。共中4人被定罪，7人遭到弹劾，但被判无罪，其中塞缪尔蔡司（SamuelChase）是唯一一位遭到弹劾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由此可见，弹劾法官是非常严重，而且很稀少的情况。[1]而在英国，自从1701年《王位继承性》颁布以来，仅有1名法官遭到弹劾。

在大陆法国家，弹劾也需要采取严格的程序。如德国基本法第98条规定：“联邦法官于职务上或职务外违背基本法的基本原则或各邦的宪法秩序时，二的多数表决，判令该法官调职或退休。如其违反与出于故意者，应予撤职”。由于在德国法官不属于一般的行政官员，因此弹劾法官的程序与处分一般公务员的程序是不同的，对一般涉及惩戒法官的案件也要由特设的联邦联各法官（DienstgerichtdesBundes）受理。根据法官法第31条第二项：“联邦职务法庭审判案件，以审判长一人，常任陪席法官二人及非常任陪席法官二人之合议行之。审判长及常任陪席法官均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非常任陪法官均应为任职于与、被告所属同一系统法院之终身职法官。法院院长及副院长均不得为职务法庭这法官。各邦之职务法庭，依法官法第七十七条第一项，由各邦应设立”。在日本，弹劾法官也必须依严格程序进行。根据宪法第64条：“国会为裁判受罢免追诉的法官，设弹劾法院，以两院议员组成之”。日本法官弹劾法第16条规定，国会参众两院各推选7名议员共同组成弹劾法院以裁判法官的弹劾案件。另外，国会参众两院各推出10名议员共同组成法官追诉委员会，这二种机构都要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国会支配，罢免法官须取得参加审判的议务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法国家，对法官的弹劾事由较之于英美国家法律规定的弹劾事由，更为宽泛。如在德国，关于弹劾法官的事由，可适用有关法官调职，命令退休或撤职的原因。在日本，根据法官弹劾法第2条，弹劾法官的事由包括：“明显违背职务上的义务或严重怠于履行职务，及明显有失法官威信之行为”（第二条），因此只有在“明显”或“严重”之情形下，才能适用弹劾程序。任何人认为有弹劾法官事由存在时，均可请求追诉委员会调查事实，予以追诉（第十五条）。受追诉之法官，可随时选任辩护人为其辩认（第二十二条），其审理程序则准用刑事诉讼令之规定（第三十条），须实行公开言词辩论。被宣告罢免之法官，因该宣告而当然免职（第三十七条），总之，比较而言，大陆法国家规定的弹劾法官的事由更宽。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除法官弹劾制度以外，大陆法还规定了对法官的惩戒制度，即对法官的失职行为可予以处分。如在法国，联邦职务法庭对失职的法官可予以警告、罚款，甚至撤职。在日本，最高法院或各高等法院有权对失职的法官予以警告，罚轻、减薪、停职甚至予以失职。然而这些惩戒措施在英美国家是完全不存在的。

我国法官法区分了对法官的免职、辞退和惩戒。根据法官法第39条，“辞退法官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免除其职务”。但法官法和其他有关法律中并没有对免除法官职务和辞退法官的程序作出较为具体、严格的规定。从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一般按照普通公务员辞退和免除的程序进行的，只是需要由人大常委会作出免职的决定。总的来说，较之于国外的法官弹劾程序，我国的免除法官职务、辞退法官的程序是较为简单的，对法官涉及违法犯罪的，与普通公民一样对待，不需组成特别法庭予以审判，更不需要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参与审判。简便的程序虽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从长远来看，为加强对法官的职务保障、增强司法的权威性，应当以弹劾制代替目前程序较为简单的免职和辞退制度，为此需要专门制订法官弹劾法，对法官受弹劾的事由、弹劾的机构、程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一、弹劾和惩戒制度

保障法官队伍的廉洁公正，需要建立法官的惩戒制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法官从事违法甚至犯罪的现象难以完全避免建立了由于法官操有审判大权，其一旦从事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因此各国法律都法官弹劾和惩戒制度以及预防或处罚法官的违法犯罪行为。严格地说对法官的弹劾实际上也是一种惩戒，所以广义的惩戒概念包括了对法官的弹劾，然而在许多大陆国家，区分了对法官的弹劾和一般的惩戒，而在英美国家，只有弹劾而无惩戒制度，所以，这两个概念仍然是有区别的。

在英美法国家，由于法官的地位崇高，所以，法官非受弹劾而不被免职，也不受其他形式的惩戒。根据美国宪法第2条：“总统，副总统及联邦的文官，犯有判国罪，贿赂罪或其他重罪，轻罪而遭弹劾时，应予免职处分。”法官为文官的一种，故亦为弹劾的对象。但弹劾的事由仅限于法官的犯罪行为，不包括其失职行为。也就是说，法官因过失等而发生裁判错误，不应遭受弹劾。在美国，弹劾必须依严格的程序进行，要参议院多数同意。自从联邦法院建立200多年来，联邦法官受到弹劾的共11人。共中4人被定罪，7人遭到弹劾，但被判无罪，其中塞缪尔蔡司（SamuelChase）是唯一一位遭到弹劾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由此可见，弹劾法官是非常严重，而且很稀少的情况。[1]而在英国，自从1701年《王位继承性》颁布以来，仅有1名法官遭到弹劾。

在大陆法国家，弹劾也需要采取严格的程序。如德国基本法第98条规定：“联邦法官于职务上或职务外违背基本法的基本原则或各邦的宪法秩序时，二的多数表决，判令该法官调职或退休。如其违反与出于故意者，应予撤职”。由于在德国法官不属于一般的行政官员，因此弹劾法官的程序与处分一般公务员的程序是不同的，对一般涉及惩戒法官的案件也要由特设的联邦联各法官（DienstgerichtdesBundes）受理。根据法官法第31条第二项：“联邦职务法庭审判案件，以审判长一人，常任陪席法官二人及非常任陪席法官二人之合议行之。审判长及常任陪席法官均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非常任陪法官均应为任职于与、被告所属同一系统法院之终身职法官。法院院长及副院长均不得为职务法庭这法官。各邦之职务法庭，依法官法第七十七条第一项，由各邦应设立”。在日本，弹劾法官也必须依严格程序进行。根据宪法第64条：“国会为裁判受罢免追诉的法官，设弹劾法院，以两院议员组成之”。日本法官弹劾法第16条规定，国会参众两院各推选7名议员共同组成弹劾法院以裁判法官的弹劾案件。另外，国会参众两院各推出10名议员共同组成法官追诉委员会，这二种机构都要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国会支配，罢免法官须取得参加审判的议务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法国家，对法官的弹劾事由较之于英美国家法律规定的弹劾事由，更为宽泛。如在德国，关于弹劾法官的事由，可适用有关法官调职，命令退休或撤职的原因。在日本，根据法官弹劾法第2条，弹劾法官的事由包括：“明显违背职务上的义务或严重怠于履行职务，及明显有失法官威信之行为”（第二条），因此只有在“明显”或“严重”之情形下，才能适用弹劾程序。任何人认为有弹劾法官事由存在时，均可请求追诉委员会调查事实，予以追诉（第十五条）。受追诉之法官，可随时选任辩护人为其辩认（第二十二条），其审理程序则准用刑事诉讼令之规定（第三十条），须实行公开言词辩论。被宣告罢免之法官，因该宣告而当然免职（第三十七条），总之，比较而言，大陆法国家规定的弹劾法官的事由更宽。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除法官弹劾制度以外，大陆法还规定了对法官的惩戒制度，即对法官的失职行为可予以处分。如在法国，联邦职务法庭对失职的法官可予以警告、罚款，甚至撤职。在日本，最高法院或各高等法院有权对失职的法官予以警告，罚轻、减薪、停职甚至予以失职。然而这些惩戒措施在英美国家是完全不存在的。

我国法官法区分了对法官的免职、辞退和惩戒。根据法官法第39条，“辞退法官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免除其职务”。但法官法和其他有关法律中并没有对免除法官职务和辞退法官的程序作出较为具体、严格的规定。从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一般按照普通公务员辞退和免除的程序进行的，只是需要由人大常委会作出免职的决定。总的来说，较之于国外的法官弹劾程序，我国的免除法官职务、辞退法官的程序是较为简单的，对法官涉及违法犯罪的，与普通公民一样对待，不需组成特别法庭予以审判，更不需要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参与审判。简便的程序虽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从长远来看，为加强对法官的职务保障、增强司法的权威性，应当以弹劾制代替目前程序较为简单的免职和辞退制度，为此需要专门制订法官弹劾法，对法官受弹劾的事由、弹劾的机构、程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摘要]提到惩戒教育，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联想到棍棒、辱骂和暴力等反教育行为。惩戒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从行为习惯的层面规范人的行为，逐步把人的行为从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转化，最后形成一种习惯性的行为倾向，自觉行善。惩戒教育是很难企及的教育境界。惩戒教育和体罚不可同日而语。

[关键词]惩戒教育；体罚；道德教育；教育境界；反教育行为

道德教育有个惩戒传统，是将道德认知、道德意志、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行为能力综合起来的一种特殊践行，它从行为习惯的层面规范行为，使道德行为逐步由他律转向自律，最后变为无律，无需道德判断和思考，凭借着直觉就导出向善的行为。这是德育的一个境界，但却是一个不易达到的境界，因为操作不好就容易“过”，特别是受教育者与教育者容易形成仇怨与对立。

一、惩戒：古老的德育方式消融在现代文明中

惩戒这种古老的德育方式，在中国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它往往借助规则或规则的象征物，如教鞭、戒尺等惩戒孩子，使之对规则产生敬畏感，道德的他律对道德行为产生作用，内化到他的生活中，规则逐渐同化为他的行为习惯，与个人融为一体，分不出哪些是外在规则要求哪些是自身固有的行为习惯，进入到这种境界后，道德自律的能力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甚至无需道德认知主观判断，良好的道德行为已经在不思量中产生。反过来，不断出现的良好的道德行为，又进一步促进和强化了道德认知的发展。据报道，英国和新加坡等国，仍保留着鞭笞孩子的惩戒教育方式。惩戒作为社会赋予学校的一项管理职能是有法律依据的，这种职能对于学校的道德教育收效甚为显著，只是今天我们不能很有分寸地把握它罢了。

从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看，道德的发展与智慧和认识的发展一样，呈现阶段性特征。在儿童道德发展的早期，即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甚至具体运算阶段，儿童的道德推理能力是幼稚的，不能准确地借助于假设进行道德判断，当然也就不能准确地定位他的道德行为。在这种状况下，惩戒教育有助于孩子认识规范，在规则下行事。澳大利亚有一家私立学校实行惩戒教育，该校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早晨按规定时间起床，一定要把被子叠好，然后进行检查。一个孩子如果三次没有叠好被子，周六就没有假日了，要到农场劳动去。这就是一种惩戒。

论文关键词：教育惩戒合法性必要性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合法性，凸显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必要性，使教师能够正确合理地使用教育惩戒权，才能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

伴随素质教育的推广，“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以学生为中心”新型教育模式逐渐形成，教师是否拥有教育惩戒权成为教育界关注的焦点。近期，沈阳l65中学女教师与学生冲突事件引起的轩然大波，凸显了教师与学生关系的错位，再次将教师的教育惩戒权推上争议中心，引人深思。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学生工作的教育工作者，我认为教育惩戒权是良性教育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只有明确教育惩戒权的合法性，正确合理地使用教育惩戒权，才能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

一，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合法性

教育惩戒不是体罚。体罚是对学生给予身体上痛苦或极度疲劳的惩罚，并造成学生身心健康损害的侵权行为，具体包括体罚和变相体罚，即“体”罚与“心”罚。教育惩戒是指“施罚使犯过者身心感觉痛苦，但不以损害受罚者身心健康为原则的一种惩罚方式。虽然教育惩戒与体罚都是惩锶，都使受罚者感到痛苦，但是两者存在本质区别：I、目的不同。体罚为惩罚而惩罚，教育惩戒为教育而惩罚；2、手段不同。体罚的手段缺乏法律保障，教育惩戒的手段受法律保障，并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实施3、产生的后果不同。体罚行为损害了受罚者的身心健康，教育惩戒以不损害受罚者的身心健康为原则，并使受罚者认识错误、改进自我。可见，由于教育惩戒与体罚在目标、手段和产生后果上存在本质区别，教育惩戒是一种不同于体罚的惩罚。目前，我国现行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明文禁止体罚行为，但珐律没有禁止教育惩戒行为，教育惩戒行为具有合法性。

教师的教育惩戒权受法律保障。惩戒是指法律主体基干特别身份关系，为维持纪律与秩序，对干违反一定义务者所进行的管教措施。这种特别身份关系主要发生在国家机关与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与员工、学校与学生以及家长与子女之间，基于这种特别关系，法律赋予一方有权单方决定对另一方实施惩罚。我国现行《教育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运动”、“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等权利，这一法律规定界定了学校与学生的特别身份关系，赋予学校依法惩戒学生的权力。教师是学校教育、教学职能的执行主体，我国现行《教师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赋予了教师履行依法惩戒学生的权力，为教师的教育惩戒权提供法律保障。

一、弹劾和惩戒制度

保障法官队伍的廉洁公正，需要建立法官的惩戒制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法官从事违法甚至犯罪的现象难以完全避免建立了由于法官操有审判大权，其一旦从事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因此各国法律都法官弹劾和惩戒制度以及预防或处罚法官的违法犯罪行为。严格地说对法官的弹劾实际上也是一种惩戒，所以广义的惩戒概念包括了对法官的弹劾，然而在许多大陆国家，区分了对法官的弹劾和一般的惩戒，而在英美国家，只有弹劾而无惩戒制度，所以，这两个概念仍然是有区别的。在英美法国家，由于法官的地位崇高，所以，法官非受弹劾而不被免职，也不受其他形式的惩戒。根据美国宪法第2条：“总统，副总统及联邦的文官，犯有判国罪，贿赂罪或其他重罪，轻罪而遭弹劾时，应予免职处分。”法官为文官的一种，故亦为弹劾的对象。但弹劾的事由仅限于法官的犯罪行为，不包括其失职行为。也就是说，法官因过失等而发生裁判错误，不应遭受弹劾。在美国，弹劾必须依严格的程序进行，要参议院多数同意。自从联邦法院建立200多年来，联邦法官受到弹劾的共11人。共中4人被定罪，7人遭到弹劾，但被判无罪，其中塞缪尔蔡司（SamuelChase）是唯一一位遭到弹劾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由此可见，弹劾法官是非常严重，而且很稀少的情况。[1]而在英国，自从1701年《王位继承性》颁布以来，仅有1名法官遭到弹劾。在大陆法国家，弹劾也需要采取严格的程序。如德国基本法第98条规定：“联邦法官于职务上或职务外违背基本法的基本原则或各邦的宪法秩序时，二的多数表决，判令该法官调职或退休。如其违反与出于故意者，应予撤职”。由于在德国法官不属于一般的行政官员，因此弹劾法官的程序与处分一般公务员的程序是不同的，对一般涉及惩戒法官的案件也要由特设的联邦联各法官（DienstgerichtdesBundes）受理。根据法官法第31条第二项：“联邦职务法庭审判案件，以审判长一人，常任陪席法官二人及非常任陪席法官二人之合议行之。审判长及常任陪席法官均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非常任陪法官均应为任职于与、被告所属同一系统法院之终身职法官。法院院长及副院长均不得为职务法庭这法官。各邦之职务法庭，依法官法第七十七条第一项，由各邦应设立”。在日本，弹劾法官也必须依严格程序进行。根据宪法第64条：“国会为裁判受罢免追诉的法官，设弹劾法院，以两院议员组成之”。日本法官弹劾法第16条规定，国会参众两院各推选7名议员共同组成弹劾法院以裁判法官的弹劾案件。另外，国会参众两院各推出10名议员共同组成法官追诉委员会，这二种机构都要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国会支配，罢免法官须取得参加审判的议务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法国家，对法官的弹劾事由较之于英美国家法律规定的弹劾事由，更为宽泛。如在德国，关于弹劾法官的事由，可适用有关法官调职，命令退休或撤职的原因。在日本，根据法官弹劾法第2条，弹劾法官的事由包括：“明显违背职务上的义务或严重怠于履行职务，及明显有失法官威信之行为”（第二条），因此只有在“明显”或“严重”之情形下，才能适用弹劾程序。任何人认为有弹劾法官事由存在时，均可请求追诉委员会调查事实，予以追诉（第十五条）。受追诉之法官，可随时选任辩护人为其辩认（第二十二条），其审理程序则准用刑事诉讼令之规定（第三十条），须实行公开言词辩论。被宣告罢免之法官，因该宣告而当然免职（第三十七条），总之，比较而言，大陆法国家规定的弹劾法官的事由更宽。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除法官弹劾制度以外，大陆法还规定了对法官的惩戒制度，即对法官的失职行为可予以处分。如在法国，联邦职务法庭对失职的法官可予以警告、罚款，甚至撤职。在日本，最高法院或各高等法院有权对失职的法官予以警告，罚轻、减薪、停职甚至予以失职。然而这些惩戒措施在英美国家是完全不存在的。我国法官法区分了对法官的免职、辞退和惩戒。根据法官法第39条，“辞退法官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免除其职务”。但法官法和其他有关法律中并没有对免除法官职务和辞退法官的程序作出较为具体、严格的规定。从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一般按照普通公务员辞退和免除的程序进行的，只是需要由人大常委会作出免职的决定。总的来说，较之于国外的法官弹劾程序，我国的免除法官职务、辞退法官的程序是较为简单的，对法官涉及违法犯罪的，与普通公民一样对待，不需组成特别法庭予以审判，更不需要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参与审判。简便的程序虽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从长远来看，为加强对法官的职务保障、增强司法的权威性，应当以弹劾制代替目前程序较为简单的免职和辞退制度，为此需要专门制订法官弹劾法，对法官受弹劾的事由、弹劾的机构、程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关于法官的惩戒制度。我国法官法专设了第11章对惩戒制度作出了规定。该法第30条列举了各种应受惩戒的违法行为，法官实施其中一种行为，便应受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于目前我国司法监督制度不健全，某些法官的职业意识谈薄、敬业精神差，防腐防变能力不强，在此情况下规定惩戒制度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由于法官在惩戒制度方面的规定过于简陋，因此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一，需要规定法官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以及违反该准则所应受的处罚。法官法第30条列举了各种禁止法官从事的行为，这一规定仍过于原则，不能替代具体的司法行为守则。尤其是当法官违反第30条规定而实施某种违法违纪行为时，究竟应受何种处罚，应在司法行为守则中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既有利使法官明确从事某种违法违纪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后果，同时，也能保障对法官的惩戒不枉不纵、不偏不倚。第二，需要专门规定惩戒机构。有学者建议，由于对法官的惩戒工作责任重大，应委托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的内务司法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法官的惩戒，此种惩戒权的行使也是人大行使监督权的表现。[2]然而，由于惩戒不完全等同于弹劾，而包括了对法官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的制裁，如果由各级人大常委会来行使惩戒权，则不仅使人大承担了过重的工作负担，而且也不一定有利于保障司法的独立。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在法官涉嫌犯罪而应受弹劾时，可由议会审判，但惩戒法官原则上由法院自己作出决定。在我国，弹劾法官可以考虑由各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审理和作出决定，但对于法官的违法违纪行为的惩戒，仍应由法院负责。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某些法官实施某些违纪行为（如私自会见当事人）常常未受到应有的惩戒，这与我国法院并未建立专门的惩戒机构有关。因此我们建议，在法院内部，应当设置专门的惩戒委员会，具体实施法官法的惩戒制度，为了使惩戒不至于流于形式和保持公正，应吸收某些法院以外的法律界人士担任委员。

第三，需要建立惩戒的程序，如由谁提请惩戒、受理机构的组成，如何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惩戒决定的作出、受惩戒者的申诉权等等，都应当作出其体规定。二、关于错案追究制度什麽是错案？在法律界曾经产生过争论，有一些学者认为，“错案”隐含着一个案件只有一个正确判决，否则即为错误之意，而“唯一正确的判决”在大多数案件尤其是疑难案件中又难以确定。由于法律运行中的三个方面不确定性即法律的不确定性、事实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社会环境和法官个人等非法律因素的不确定性，最终造成对错案的界定十分棘手。[3]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错案的概念是可以确定的，根据我国《法官法》第30条第八款规定，法官“玩忽职守，造成错案或者给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失”的，应受惩戒。据此可见，错案是指法官因玩忽职守，而造成裁判不公或给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失的案件。所谓错案追究制，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应故意和过失而造成错案，应承担责任。然而，我国法院内部是否应实行错案追究制，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错案追究制的实行是毫无必要的，因为错案本身可以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对违法的司法人员，可依照法官法予以惩戒，因司法人员能力的局限造成错案，司法人员应享有司法豁免权。如果一旦发生错案便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将会使司法人员瞻前顾后，不敢果断执法，该制度在理论上也缺乏合理依据，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4]另一种观点认为，按照有错必究、有责必罚的原则，应当实行错案追究制，法官从立案受理到审判乃至执行的全过程，凡发生执法错误都必须受到追究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法官加强学习、努力钻研业务、提高执法水平，真正建立起一支廉洁奉公、执法如山的法官队伍。[5]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英美法国家确无所谓错案追究制，这与英美法国家法官地位崇高，个人素质较高且获得国民的普遍信赖有关。而在大陆法系法官地位虽然很高，但法律为保障裁判公正和法律严格执法，大都规定了惩戒制度，对法官的严重失职行为应予以惩戒。如日本法院组织法第49条规定：“裁判官违背职务上的义务，懈怠职责，有愧于品位时，依法律规定，以裁判惩戒之”。该条实际上包括了法官因严重过失行为造成错案，应受惩戒的情况。所以，从大陆法的经验来看；是存在着错案的追究制的，只不过是对形成错案的原因有明确限定，而不是对所有的错案都应追究法官的责任。我认为，鉴于目前司法腐败，裁判不公现象十分严重，某些法官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较差，错案发生的频率很高，实行错案追究制还是很有必要的。仅以1998年全国法院自查过程中，便发现并纠正错案一万多件。由此可见。实行错案追究制确有利于督促法官的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认真对待和处理好每一个案件。在实践中应廉洁公正，注重职业道德的修养和业务水平的培养，努力提高裁判的质量和确保裁判的公正。由于司法权攸关人民的生命财产、人身的安全，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因此法官一旦接受人民的重担而承担审判职责，便应当尽职尽责，如因其故意和玩忽职守行为造成错案，理应受到惩戒。问题在于，由于自错案追究制实行以来，在法律上一直未能对错案的定义和范围、追究责任的程序和方法等作出具体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很难操作，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真正因错案而受到追究的法官极少。我认为，实行错案追究制，首先必须要明确错案的概念。根据我国《法官法》第30条第八款规定，错案是指法官因玩忽职守，而造成裁判不公或给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失的案件。但在实践中大量错案并非因为玩忽职守而是因为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所造成的。也有学者认为，凡是裁判所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的，都是错案。就民事、经济案件而言，主要是指事实认定错误这一观点并不妥当。因为审判方式改革的结果是“以证据为根据”而不是“以事实为根据”，这样，符合证据所证明的事实而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裁判，并不能被认为是错案。从大量的案例来看，所谓错案，并非一定表现为事实认定错误，而是兼有法律适用严重不当、裁判严重不公、证据认定错误等情形。例如，根据已确认的基本事实及法律的明确规定应判合同有效却认定为无效，应当认定无效的却认为有效；根据基本事实本应由被告负责，却强拉与案件无直接关系的第三人承担责任，等等。因这些错误所导致的案件裁判，也可能属于错案范畴。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所谓错案，是指各级法院对原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失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明显不当，按审判程序改判了的案件以及发生其他执法错误，需要追究责任的案件。[6]我认为这一定义过于宽泛。诚然，错案既可能发生在审判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在案件受理及执行过程中，然而，绝不能认为按审判程序改判了的案件均属于错误。一方面，二审法院改判一审的案件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改判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一审中一方当事人未提供足够的证据，或者一审与二审法院的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及法律的规定存在不同的且属于合理的理解等，在此情况下，二审改判一审案件，并不意味着一审的裁判是错案。另一方面，二审改判一审案件，是审判监督制度的正常运用，正是因为存在着改判的机制，才能保障裁判的公正。相反，采取在一审过程中“上下级法院相互沟通”、上级事先作出指出等方式而消除改判现象，反而是严重违反程序、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的错误做法。如果将改判的案件都一定为错案，必然促使一审法院被迫采取上下沟通办法以避免改判，其结果反而导致错案发生。还应当看到，在某些案件中，因为对事实和法律的认识和理解，而导致二审改判一审的案件，并非证明二审的观点是正确的，相反，二审的观点可能是错的，所以，绝不能以二审改判一审案件作为判断错案的标准。

我认为，所谓错案，是指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故意拖延办案而造成裁判错误或给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失的，均属于错案。具体来说，错案包括如下几种类型：第一，徇私枉法。法官因贪污受贿或为牟取个人，家属及亲属等的利益而故意出入人罪或作出明显不公正的裁判。中国古代法律曾有枉法裁判罪，如唐律或明律均规定，法官枉法而为裁判，倘使无辜者入罪或使有罪者出罪，均应受刑事处罚，清律规定官吏，故意出入人罪，其全出全入者，以全罪为论：若增轻作重或减重作轻，以所增减论，至死者坐以死罪。即事后辩明冤枉，原问宫吏亦不能免责。我国现行刑法也没有枉法裁判罪。当然枉法裁判罪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对民事经济案件，除非法官因贪污受贿等原因而触犯刑律，裁判明显不公，一般不发生刑事责任。但因徇私枉法而导致裁判民事、经济案件的裁判不公，理应受到惩戒。

第二，滥用职权、违反程序、恣意裁判。某些法官在审判活动中超越甚至滥用职权，有法不依，违反法定程序，不顾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作出裁判，在实践中时有发生，如超越管辖范围强行立案、在毫无法律根据的情况下而追加某人为第三人、虚拟诉讼证据、办假案等，法官在实施这些行为以后，虽不能确定其实施该行为是否徇私、但因其行为已构成违法，应受到惩戒。第三，玩忽职守，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玩忽职守的行为包括在不认真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不了解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或不理解法律有关的规定的情况便匆匆作出裁判，导致裁判明显不公。在审判中，一方当事人提出保全而不作出保全，或本应对部分或特定财产保全而对全部财产实行查封、或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等给当事人一方造成重大损失。或在案件执行中因采取措施不当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等等，都属于现忽职守行为，无论办案人员属于故意或过失，均应受到惩戒。第四，故意拖延办案、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裁判及时是裁判正义的重要内容，如果在受理案件后违反期限故意拖延办案。或不顾当事人的意愿而长期调解不作判决、或在裁判以后长时期不采取执行措施，等等，都会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这些情况都属于错案。值得注意的是，拖延办案必须是违反规定的办案期限，如果未超出办案期限，则不能认为违反了拖延办案。我认为，依据法官法第30条的规定，错案原则上应包括上述四种类型。这是否意味着法官法第30条可以替代错案追究制呢？我认为法官法虽规定了错案追究制，根据第30条可以对错案作出界定，但该法并没有对错案追究制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即使是关于惩戒的规定也是十分原则和抽象的，缺乏具体的操作性的规定。当然，由于错案追究制的宗旨在于对办错案的法官予以惩戒，如果专门制订一部系统完备《法官惩戒法》对法官所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惩戒以及惩戒的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则该法中完全可以将错案追究制包括其中。[7]不必另设单独的错案追究制，但在该法尚未制订和颁行以前，我认为应订《错案追究法》该法除应明确错案的定义和范围以外，还应明确如下问题：1.明确责任主体。目前错案追究制在实践中难以实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法院并没有实行法官裁判个人负责制，会议庭形成裁判意见以后，要经庭长、院长层层审批，重大案件甚至大多数案件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某些案件要请示上级法院作出决定，由此造成了“审案者不判案、判案者不审案”的不正常的局面，一个案件的裁判常常是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发生错案以后无人负责，从而使错案追究制很难实行。为此必须首先从法院体制等方面进行改革，落实会议庭的权限、建立主审法官负责制、废除层层审批和向上级法院请示的制度，减少审判委员会决定的案件。某些重大疑难案件确需要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必须在卷宗上详细记载每个审判委员会的发言和决定意见，如果发生了错案，应追究审判委员会的责任。2.建立专门的惩戒机构，该机构应当设在上一级法院，并应邀请法院外的法律界人士担任成员。目前在许多地方以后，发生了冤假错案以后，当事人向作出错误裁判的法院申诉，要求追究责任者的责任，其申诉往往难以得到受理和合理的答复，甚至如石沉大海，即使得到受理，也只能大事化小、责任者得不到应有的惩戒。为此应当在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分别建立惩戒机构，受理涉及下级法院的法官因为错误而应受惩戒的案件。3.明确追究责任的程序。在当事人提出追究有关法官的责任的申诉以后，惩戒机构经初步审查认为申诉合理时，应当受理案件，某个法院的院长发现本法院出现错案，需要追究有关法官的责任，亦可向上级法院的惩戒机构提出申请，请求受理案件。如果错案涉嫌徇私枉法等犯罪问题，应将该案移交检察院立案侦查。惩戒机构在审理过程中，应当举行听证会，充分听取当事人的申诉人、责任人的辩解和除述，以免发生惩戒的错误。在作出决定以后，如果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惩戒机构申请复议，并有权向原惩戒机构的上级机关申诉。总之，真正实行错案追究制，必将有利于克服司法腐败现象、督促法官在审判中尽职尽责、严格执法、公正裁判。[注释][1]美国各州的宪法大都也规定了对州法官的弹劾程序。如阿拉斯加宪法第20条规定，法官有渎职和滥用职权的行为，经考院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意应被弹劾。阿肯色宪法规定规定弹劾法官须经州参议院的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2]李进保：“我国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机制的可行性研究”，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4期。[3]王晨光：《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载《法学》1997年第3期[4]“依法治国与廉政建设研讨会纪要”，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5]参见马长生主编：《法治问题研究》第616—618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6]参见马长生主编：《法治问题研究》第617页。[7]对法官的惩戒不仅包括对办错案的法官予以惩戒，还包括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的惩戒。所以惩戒制度包括的范围更广。

一、弹劾和惩戒制度

保障法官队伍的廉洁公正，需要建立法官的惩戒制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法官从事违法甚至犯罪的现象难以完全避免建立了由于法官操有审判大权，其一旦从事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对的危害性更大，因此各国都法官弹劾和惩戒制度以及预防或处罚法官的违法犯罪行为。严格地说对法官的弹劾实际上也是一种惩戒，所以广义的惩戒概念包括了对法官的弹劾，然而在许多大陆国家，区分了对法官的弹劾和一般的惩戒，而在英美国家，只有弹劾而无惩戒制度，所以，这两个概念仍然是有区别的。

在英美法国家，由于法官的地位崇高，所以，法官非受弹劾而不被免职，也不受其他形式的惩戒。根据美国宪法第2条：“总统，副总统及联邦的文官，犯有判国罪，贿赂罪或其他重罪，轻罪而遭弹劾时，应予免职处分。”法官为文官的一种，故亦为弹劾的对象。但弹劾的事由仅限于法官的犯罪行为，不包括其失职行为。也就是说，法官因过失等而发生裁判错误，不应遭受弹劾。在美国，弹劾必须依严格的程序进行，要参议院多数同意。自从联邦法院建立200多年来，联邦法官受到弹劾的共11人。共中4人被定罪，7人遭到弹劾，但被判无罪，其中塞缪尔蔡司（SamuelChase）是唯一一位遭到弹劾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由此可见，弹劾法官是非常严重，而且很稀少的情况。[1]而在英国，自从1701年《王位继承性》颁布以来，仅有1名法官遭到弹劾。

在大陆法国家，弹劾也需要采取严格的程序。如德国基本法第98条规定：“联邦法官于职务上或职务外违背基本法的基本原则或各邦的宪法秩序时，二的多数表决，判令该法官调职或退休。如其违反与出于故意者，应予撤职”。由于在德国法官不属于一般的行政官员，因此弹劾法官的程序与处分一般公务员的程序是不同的，对一般涉及惩戒法官的案件也要由特设的联邦联各法官（DienstgerichtdesBundes）受理。根据法官法第31条第二项：“联邦职务法庭审判案件，以审判长一人，常任陪席法官二人及非常任陪席法官二人之合议行之。审判长及常任陪席法官均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非常任陪法官均应为任职于与、被告所属同一系统法院之终身职法官。法院院长及副院长均不得为职务法庭这法官。各邦之职务法庭，依法官法第七十七条第一项，由各邦应设立”。在日本，弹劾法官也必须依严格程序进行。根据宪法第64条：“国会为裁判受罢免追诉的法官，设弹劾法院，以两院议员组成之”。日本法官弹劾法第16条规定，国会参众两院各推选7名议员共同组成弹劾法院以裁判法官的弹劾案件。另外，国会参众两院各推出10名议员共同组成法官追诉委员会，这二种机构都要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国会支配，罢免法官须取得参加审判的议务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法国家，对法官的弹劾事由较之于英美国家法律规定的弹劾事由，更为宽泛。如在德国，关于弹劾法官的事由，可适用有关法官调职，命令退休或撤职的原因。在日本，根据法官弹劾法第2条，弹劾法官的事由包括：“明显违背职务上的义务或严重怠于履行职务，及明显有失法官威信之行为”（第二条），因此只有在“明显”或“严重”之情形下，才能适用弹劾程序。任何人认为有弹劾法官事由存在时，均可请求追诉委员会调查事实，予以追诉（第十五条）。受追诉之法官，可随时选任辩护人为其辩认（第二十二条），其审理程序则准用刑事诉讼令之规定（第三十条），须实行公开言词辩论。被宣告罢免之法官，因该宣告而当然免职（第三十七条），总之，比较而言，大陆法国家规定的弹劾法官的事由更宽。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除法官弹劾制度以外，大陆法还规定了对法官的惩戒制度，即对法官的失职行为可予以处分。如在法国，联邦职务法庭对失职的法官可予以警告、罚款，甚至撤职。在日本，最高法院或各高等法院有权对失职的法官予以警告，罚轻、减薪、停职甚至予以失职。然而这些惩戒措施在英美国家是完全不存在的。

我国法官法区分了对法官的免职、辞退和惩戒。根据法官法第39条，“辞退法官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免除其职务”。但法官法和其他有关法律中并没有对免除法官职务和辞退法官的程序作出较为具体、严格的规定。从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一般按照普通公务员辞退和免除的程序进行的，只是需要由人大常委会作出免职的决定。总的来说，较之于国外的法官弹劾程序，我国的免除法官职务、辞退法官的程序是较为简单的，对法官涉及违法犯罪的，与普通公民一样对待，不需组成特别法庭予以审判，更不需要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参与审判。简便的程序虽比较符合的实际情况，但从长远来看，为加强对法官的职务保障、增强司法的权威性，应当以弹劾制代替程序较为简单的免职和辞退制度，为此需要专门制订法官弹劾法，对法官受弹劾的事由、弹劾的机构、程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