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管制范文10篇

摘要战略成本管理包括从成本角度分析、选择和优化企业战略和对成本实施控制的战略两个层面的内容。战略成本管理存在一个目标体系：第一，降低成本；第二，以成本为杠杆，利用成本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配合企业尽可能增加利润；第三，通过获取成本优势帮助企业取得竞争优势。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思想包括成本的源流管理思想、与企业战略相匹配思想、成本管理方法措施的融入思想和培养职工的成本意识。战略成本管理的方法措施体系包括战略成本分析体系、成本管理的战略方法措施体系以及成本管理保障措施体系和绩效评价体系。

关键词战略；成本；成本管理；成本控制

战略成本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正在发展探讨过程之中，其基本理论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试图从企业竞争战略角度对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涵义、基本目标、基本思想和方法措施体系作些探讨。

一、战略成本管理的涵义

战略是对全局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趋向所作的谋划，是指导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战略一经确定，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未来整体格局的发展演变起指导作用。在管理理论中，由于对战略解释的侧重点不同，企业战略理论可以归纳为竞争战略学派、资源配置战略学派和目标战略学派。竞争战略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企业战略的重点是确定企业的竞争优势，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其所著《竞争战略》（1980年）和《竞争优势》（1985年）两书已成为战略研究的经典著作。书中所提出的通用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聚集战略已经成为竞争战略的经典理论。资源配置战略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企业战略是现有资源和计划资源的配置，以及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模式，这一观点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目标战略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企业战略的主题是确定和实施企业的长期目的和目标，认为战略是由目标、意志或目的以及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制定的方针、计划所构成的一种模式。按照战略的本义来判断，关于企业战略的上述三类观点只是这些观点分别强调了企业在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企业战略的不同侧重点，相互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在激烈竞争环境条件下，能否取得竞争优势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取得竞争优势是影响企业全局发展的最核心的问题，企业战略的重点自然是确定企业的竞争优势。当竞争的强度不足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发展，或者竞争均势已经形成，竞争者相互都无法击败竞争对手时，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便成为企业发展的重点。在此之时，企业战略的重点理所当然地转向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合理配置企业资源，谋求企业资源的有效利用方面。确定和实施企业的长期目的和目标离不开对竞争发展态势的判断和对企业资源配置的考虑，目标战略理论只是抽象掉竞争重点或资源利用重点等具体情形而对企业战略所作的抽象。它们的共同特质是都没有脱离战略的一般涵义。正因如此，在管理领域，一般将战略理解为实现长期目标的方法，一个单位所应用的战略是为使该单位的技能和资源与在外部环境中发现的机会相适应所作的谋划。

战略成本管理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从成本角度分析、选择和优化企业战略；二是对成本实施控制的战略。前者是企业战略中的成本侧面，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为了提高成本管理的有效性而对成本管理制度、方法和措施等所进行的谋划。

一、成本及其本质

（一）成本本质的一般理解

在会计研究领域，成本是一个发展变化最大的概念之一。财务会计学认为成本是取得资产的代价，或是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所发生的支出。这一认识目前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管理会计学则认为，成本是实现一定目标未来要付出或承担的价值牺牲，甚至包括在决策过程中可能要放弃相应收益的代价。美国会计学会在《成本概念与标准》的报告中给出如下定义：成本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付出（或可能要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这一概念充分考虑了成本的内涵与外延，概括内容相当广泛，且十分抽象，因为它不仅仅局限在某个具体的成本计算对象上，而是扩展到企业生产经营目的上。它强调成本是在特定目标下将要付出的价值牺牲，并以此认识为基础，重整企业的成本规程，为企业的成本控制服务。同时，提醒我们在设计成本计算程序或为成本管理提供服务时，必须紧紧围绕着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目的来展开。

我们注意到，这一定义给出的成本本质内涵是“价值牺牲”，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笔者觉得这一说法过于抽象。价值是货币计量的结果和表现，此处的价值是货币计量什么事物的结果和表现呢？我们认为不管这一事物是什么，它才是成本的本质。我们在企业成本管理中必须认清这一事物，才能使成本管理变得具体，其方法的运用才会可靠有效。

马克思指出：“商品W的价值，用公式来表示是W=c+v+m.如果我们从这个价值中减少剩余价值m，那么在商品中剩下的只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即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的部分，只是补偿商品及资本家自身耗费用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成本价格”。这是我们一直信奉的关于成本本质内涵的经典论述。马克思从补偿角度论述了“资本耗费”这一成本范围。资本耗费即成本，只包括C、V两个部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成本即生产费用，是生产过程中耗费的资本，是指商品生产中实际消耗的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所构成的价值，不包括剩余价值（m）部分。而西方微观经济学认为，商品的生产成本是指生产活动中使用的生产成本，如果活劳动社会必要劳动耗费价值补偿不足，就会从（m）中加以补偿。这一观点其实也是从补偿角度来认识成本，是马克思资本耗费的延伸和扩展，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实用主义）。在会计中，资本家的资本表现为一种权益，投入企业后，总是对应着一定的占用形态，而表现为资产，因此从占用形态来说，权益以资产而存在，然而，在企业生产经营中资本家的权益不会被耗费，被耗费的实际是资产。因此资本耗费从会计观点来看，就是资产的消耗，或者说，资本耗费是以资产消耗加以确认和计量的。而资产是一种企业拥有或可控制的经济资源。

（二）资源及其企业观

【摘要】战略是理论中一个较新的课题，在全球化的今天，的成本管理越来越成为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是从企业成本管理的角度出发，由战略成本管理的概念及内涵入手，初步探讨了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思想及成本管理的特点，并简要分析了构成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框架为价值链分折、战略定位分析、成本动因分析。特别是这其中成本动因分析对目前的企业经营最为重要。本文着重从结构性成本动因及执行性成本动因两个方面做了深入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成本决策。期望可以给企业的经营者和决策者以一些启迪。

【关键词】战略成本管理成本成本动因分析成本决策

一、战略成本管理概述

（一）战略成本管理的概念及内涵

“战略”一词原属军事术语。将“战略”观念运用于企业管理形成了企业战略管理，其定义为：企业的高层领导为了保证企业持续经营和不断发展。根据对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的分析，对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谋划和指导。战略管理思想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Management）的提出。

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成本管理中导入战略管理思想，实现战略意义上的功能扩展，便形成了战略成本管理。战略成本管理就是运用成本数据和信息，来发展及确认能促进竞争优势的最优战略。

摘要餐饮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餐饮业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对餐饮的不断追求而发展起来的。近年来，我国餐饮业发展迅速。各色各样的餐馆得到很好的发展，要想在餐饮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就是要在经营中努力创造出自己的特色。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新的管理理念，更重要的是餐饮业的成本控制。餐饮企业的运作与经营除了有其特殊性之外，也有与其他服务企业相同的方面，同样要进入经营市场，同样要参与经营竞争。而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餐饮企业要提高效益、要健康发展，就必须立足经营管理实际，建立成本管理体系，加强财务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最大限度提高市场占有率。餐饮企业的日常经营消耗绝大部份都是菜品的原材料上，如何有效地降低原材料的成本和损耗，成为餐饮成本控制的关键。

关键字：【内容】【发展】【成本控制】【管理】

一.餐饮业成本控制的内容和特点

餐饮产品成本控制是餐饮市场激烈竞争和有效持续经营的客观要求，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餐饮企业要生存、求发展，就必须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餐饮成本是指餐饮企业一个生产和销售周期的各种耗费或支出的总和。它包括采购、保管、加工和出售各环节产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餐饮成本控制是指以目标成本为基础，对日常管理中发生的各项成本所进行的计量、检查、监督和指导，使其成本开支在满足业务活动需要的前提下，不超过事先规定的标准或预算。搞好餐饮业成本控制是提高其竞争力的关键。

餐饮成本的特点决定了餐饮成本的控制具有一定的难度。餐饮成本的特点一是变动成本是餐饮产品价格结构的基础。餐饮产品与其他企业产品有某种相似的地方即都要购进原材料进行生产，产品的价格结构中，占较大比例的是原材料成本。除营业费用中的折旧、大修理、维修费等是餐饮管理人员不可控制的费用外，其它大部分费用及食品饮料成本都是餐饮管理人员能够控制的费用。这些成本和费用的多少与管理人员对成本控制的好坏直接相关，而且这些成本和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很大。二是人工成本在餐饮产品价格结构中所占比率大。由于餐饮产品不能大批量地进行机械化生产，而是根据顾客的需要进行小批量加工生产，大部产品不能够储藏，须由服务员直接向顾客提供服务，因而人工成本大大增加。在定价时人工成本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三是成本泄漏点多，餐饮成本和费用的大小受经营管理的影响很大。食品饮料的成本控制、餐饮的推销和销售控制的过程中涉及许多环节：采购——验收——贮存——发料——加工切配和烹调——餐饮服务——餐饮推销——销售控制。某个环节控制不严都可能导致成本的增加。

二.成本控制在餐饮业中的重要性

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计量新问题，是一个非凡有争议的领域，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管制的收益和成本牵涉到现成市场计量办法无能为力的要素，如健康收益和景观美感改善的价值等；第二，政策制定者不愿使用如“人类生命价值”这类的货币计量手段，来评估环境管制的得和失。当然第二点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环境经济学家在评估“非市场化”（non-rnarket）的环境服务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环境革命”至今，环境经济学在收益和成本计量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两点进展：首先，环境以及其他领域的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利用环境质量和各种市场化产品之间关系的技术，即间接市场法（indirectmarketmethods）。这些方法答应我们从市场化产品，以及以各种方式和其相关的物品的价格，来推测环境质量改善的价值。其次，环境经济学家还借助于在经济学领域一直存在争议的个人直接调查法（directquestioningofindividuals），即直接问询个人对环境服务的估价。如个人直接调查法中“或有评估”法，能被用来引出明确而可靠的环境质量改善的个人评价。在转入评述之前，需简略说明我们是如何界定这个文献评述的。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尝试对“环境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作一划分。自然资源经济学的突出特征是，它专注于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跨期（inter-temporal）配置。自然资源经济学理论是运用动态控制方法来分析跨期资源利用新问题的典型，它起始于Hotelling。的一篇开创性文章。此后，关注渔业、森林业、矿产业、自然能源、濒危物种的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文献大量涌出。我们评述的对象不包括这类文献。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环境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划分界线是相当模糊的。然而，为了使文献评述易于处理，我们将集中于环境管制的两个重要方面：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评估和分配，来展开评述。一、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评估环境经济学文献的标准方法，是将生产过程中的废物排放导致的污染，作为“公害”（public“bad”）来处理。cornes和Sandler以及Baumol和Oates，将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产品生产函数及环境质量水平函数，表述为如下基本关系：（1）代表性个人的效用被表示为消费品向量和环境质量水平的函数，并随着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而提高，随着环境质量水平的下降而降低。（2）环境质量水平被表示为废物排放量的函数，随着废物排放量的下降而提高。（3）产量被表示为传统投入品（如劳动和资本）向量、废物排放量以及环境质量水平的函数，并随着传统投入品、废物排放量以及环境质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这个函数关系中，废物排放被简单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降低废物排放量将意味着，部分其他的投人品将被用于废物削减活动，从而减少了用于产品生产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假如从这个角度看，是不难理解的。简言之，降低废物排放量将导致产量的下降。产品生产函数将环境质量水平作为一个自变量，是因为污染对产品生产（如对四周的洗衣店或农业生产）产生负面效应。在最简化的情况下，环境质量的提高可视为所有生产者的废物排放量减少的总和。这里有两种情形值得关注。第一种是，假如消费者（或厂商）将环境质量视为非个人所能控制的，我们能定义居民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评价值，然后，根据污染水平的变化，来推测居民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评价。第二种情形更为复杂。有时通过使用一些投入品，能削弱污染的影响。例如，药品可用来减轻由空气污染引发的呼吸道疾病症状。这样，就必须改写环境质量水平函数，在改写后的函数中，自变量有污染水平和用来减轻损害的投入品。这样，必须评价的是污染水平而不是居民的评价，因为居民的评价不再是外生的了。对厂商而言，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是当环境质量变化时厂商利润的变化量。不论所讨论的是厂商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还是厂商对环境质量下降的赔偿接受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P），这个数量是相同的。对消费者而言，污染水平变化的价值依靠于初始的产权配置。假如消费者被视为必须为环境质量的改善而付费，他们应该愿意为这个变化而支付的最大额是，当环境改善时，为达到他们原先的效用水平必须的支出的下降。另一方面，假如消费者被视为拥有更高水平的环境质量的权和，因为环境质量的下降，必须要对其进行赔偿，那么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最小数额是，为达到原先的效用水平，他们必须花费的额外数量。一般而言，和环境质量下降相对应的赔偿接受意愿，将高于为相同数量级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正如Hanemann所表明的，接受意愿超出支付意愿的数量，直接随着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的变化而变化，同环境质量和私人物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成反向关系。假如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为零，或环境质量是对一私人物品的完美替代，支付意愿应该等于接受意愿。然而，假如环境质量和私人物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是零，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间的差额可能是无穷大。因此，采用哪个评估概念，是支付意愿还是接受意愿更为合适，取决于所探究的新问题。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定义，并不是依靠自己来单独地描述环境政策福利效应的所有方面。环境质量的改善除了改变空气和水的质量外，可能还会改变价格。因此，除了评估质量变化之外，还必须评估这些价格变化。相比于评估质量变化，评估价格变化是相当直观的。对价格下降的支付意愿，恰好是在价格下降时消费者为达到原先的效用水平而必须支付的下降。对价格上升的补偿接受意愿，是当价格上升时为达到低价格水平时的效用而必须的支付增加。不像环境质量变化的情形，对一个价格上升的补偿接受意愿超过对一个价格下降的支付意愿的数量，仅是收入效应的规模。只要对所讨论物品的支付是总支出中的一小部分，这两个福利指标之间的差额将是非常小的。而且，以消费者剩余，即马歇尔需求曲线左边的面积，作为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在大多数情形下，所产生的误差不超过5。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定义，存在的一个新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收益都是确定的。Jones－Lee利用事前方法和事后方法，给出了结果不确定情形下的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定义。至此，我们到了需讨论评估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主要方法的时候了。二、评估环境质量收益的间接方法经济学家在评估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时，常使用以下三种方法：预防行为法、弱互补法以及享乐市场法。（一）预防行为法预防行为法（theavertingbehaviorapproach）依靠于这样一个事实，通过一些预防或避免办法来减轻污染造成的损害。因为，一般来说，人们不会花过多的钱来避免出现某一新问题，而宁愿花更多的钱来解决由某种新问题造成的后果，预防支出可提供由污染造成的损害的下限估计。只要其他投入品能用来补偿污染的效应，污染水平小幅度变化的价值，可通过用于补偿污染变化的投入的价值来估量。评估污染的非边际变化，必须知道受污染影响的物品的成本函数和这种物品的边际价值函数。当所讨论的这种物品是非市场产品时，边际价值函数的估计将变得非常困难。预防行为法的适用范围，明显受到污染效应能被其他投入品削弱情形的约束。受污染损害的厂商，大多分布在农业、森林业、以及渔业等领域。在农业的情形下，浇灌能补偿全球变暖对农产品产出的影响。同样地，资本（渔船和索具）和劳动能补偿因水污染而导致的存鱼量下降的影响。对于受污染损害的居民而言，预防行为法能被用来评价健康损害和由空气污染导致的受污损害。一方面，居民能够通过避免和污染的接触，或者，一旦接触，通过削弱接触的影响，来避免健康损害。例如，安装室内清洁器过滤污染空气，或靠瓶装水来解决当地饮水供给新问题。（二）弱互补法预防行为法利用污染和其他投入品之间的替代，而弱互补法（theweakcompleme－ntaritiesapproach）则是利用环境质量和购买的商品之间的互补性，来评估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Moler；BockstaelandMcConnell）。在实践中，弱互补法最常用于评估休闲娱乐场地的贡献。尽管场地访问没有市场价格，但是它们的成本可通过加总到场地的旅行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所有的门票费）来估算。在测度以场地质量作为自变量的场地访问次数函数时，存在的一个新问题是，在访问场地的人们之间，对场地质量的评价没有差别。对这个新问题的一个通常解决方法是使用变化的参数模型，它使场地质量以和旅行成本或收入相乘的方式进人休闲娱乐需求函数，旅行成本或收入，在家庭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种方法的一个缺陷是，它答应对一特定场地的访问次数，仅依靠于访问场地的成本，访问替代场地的成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等价于假定所有的场地之间都是完美的替代品。假如希望评估几个场地的环境质量变化，这种变化参数模型可能会给出一个具有误导性的结论。评估环境质量变化的第二种方法是离散的选择模型。这个方法考察在特定的某一天，把对某一场地的选择作为一个访问其他场地的成本和其他场地质量的函数。假如在休闲娱乐的第一天，对某一地的访问可视作独立于在另一天对该地的访问，一个简单的离散选择模型，如多元logit回归分析，能被用于对场地选择的条件回归（BinkleyandHanemann；FeenbergandMills）。离散选择模型的优点是，访问一地的概率依靠于访问其他场地的成本和其他场地的质量水平。这个模型的缺点是，在某一天，是否旅行的决策以及所要访问的场地，独立于季节。以前的旅行数量既不影响个人在某一天对旅行场地的选择，也不影响他是否旅行的决策。这样，这些模型必须和猜测总的旅行数量的模型相结合，才可有效使用。（三）享乐市场法享乐市场法（hedonicmarketmethods）又可分为享乐财产法和享乐工资法。它们具有的特征是，使用多元回归分析统计方法，在相关的市场中分离出环境成分的价值。享乐财产价值探究，试图将财产价值按其构成特征分解开来。例如，可能会发现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产在污染区域比在洁净区域的价值低。多元回归分析将财产价值和污染分离开来，这样便可确定减少污染的支付意愿（Epple；Ohsfeldt）。享乐工资法和享乐财产法基本相同，试图把用于补偿工人在工作中，承受危险的部分和其他工资部分分离开来，这可用来确定工人的补偿接受意愿（Dickens）。享乐市场法主要用于评价在市区，由空气污染、接触有毒废弃物等引起的不舒适，它反映在房屋价格和工资上。它也被用于通过考察使工人自愿接受工作风险的补偿，来评估死亡率风险的价值。三、评估环境质量收益的或有估价方法尽管上文所描述的间接市场方法，能用来评价许多污染削减的情形，但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却不适用。在适当的预防行为不存在时，间接方法不能用来估算因污染削减引致的发病率下降的收益。另外，有一类收益－－非使用价值（nonusevalues），甚至在原则上也是不能用间接市场方法来估算的。非使用价值反映的是，人们普遍拥有为改进和保护那些即使从不使用的资源的支付意愿。如保护濒危物种，或提高某一名胜古迹所在地区的能见度。就名胜古迹而言，这一独特资源的价值损失将是巨大的，即便对那些从未参观过，并且也可能永远不会去参观的人来说。因为这一价值不是产生于直接使用或潜在使用，它代表一种非常不同的价值类型。这表明直接调查在估算污染控制收益中能起到一定的功能。典型地，直接调查或或有估价探究，问询受访者对某一产品的评价，如对钓鱼或打猎一天愿支付多少等，而不是就污染浓度削减本身做出评价。用或有估价方法（the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评价的物品例子有：某地水质改善使得捕鱼和游泳活动变得可行（carsonandMitchell）、削减空气污染改善空气能见度（DecisionFocusIncorporated）、保护濒危物种的价值（BowkerandStoll）、以及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天数（Dickieetal）。任何或有估价探究必然包括：（1）对所要估价商品的描述；（2）支付方式；以及（3）引出受访者的估价的方法。在对和娱乐相关的物品估价探究中，假设的支付可能采用使用者费（userfee）或增加税收的形式；在改善能见度的情形下，可能采用公用事业费的形式，因为空气质量恶化可能是由发电厂的污染引起的。为决定个人愿为环境改善支付的最大数额，访问者可简单地问询这一数额是多少（末端开口的），或访问者要求受访者在几个给定的数额选项中选择一个（末端封口的）。末端封口的新问题对于受访者轻易回答，因而比末端开口的新问题能得到更为可靠的信息，非凡是当被评价的物品是非传统市场物品时。这一点似乎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对于一个受访者从未评价过的物品，例如能见度的改善，末端开口的新问题经常使得受访者的回答，分布在最低端和非常大的数字这两个极端。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受访者在回答时没有一个参照标准，不愿经过必要的推理来发现要他们评估的物品的价值。相比而言，回答给出选项的新问题较为简单，类似在传统的市场上购买商品。必须承认，尽管或有估价方法自出现以来，经过了不断完善，但是许多人对这一方法仍心存疑虑。也许最有力的批评是对或有估价新问题的回答是假设性的，它们代表声称的而不是实际的支付意愿。已有一些文献将或有估价新问题的回答，和对同一商品的实际支付进行对比探究。声称的支付意愿和实际支付意愿的差异，取决于商品是共用物品还是私人物品、新问题设计的技术、以及是支付意愿还是补偿接受意愿。对私人物品的声称支付意愿和实际支付意愿的对比实验，发现两者的均值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统计性差异（Dickie，FisherandGerking）。当所比较的是声称的补偿接受意愿和实际的接受意愿时，结果并不是这样。在三个涉及到对捕猎许可的补偿接受意愿的实验中，Bishop、Heberlein和Kealy发现有二次实际接受意愿，显著地统计性低于声称的接受意愿。当所评估的商品是共用物品时，声称的支付意愿不同于实际的支付意愿（Kealy，DovidioandRockel）。对或有估价方法的其他批评集中于以下三点：（1）个人在回答新问题时可能会策略性地行事，即，假如虚报支付意愿能提高改善的可能性，个人便会虚报支付意愿；或假如低报支付意愿能减少个人的成本份额，个人便会低报支付意愿；（2）对所要评估的物品不熟悉的事实；（3）对一种物品的支付意愿通常远远低于对失去这种物品的补偿接受意愿。在验证对共用物品的声称的支付意愿，是否随着所使用的融资方法不同而变化的实验室试验，检测到了回答者存在着策略性行为。VetnonSmith表明策略行为并不构成新问题，因为有效的策略行为需要付出努力。假如所要评估的物品并不为受访者所充分了解，或有估价的回答可能是不可靠的：回答的数额差异过大且分布过散，甚至回答者对一项正常物品，可能表现出“少”比“多”好的倾向!这是一个严厉的批评：人们对所要评估的地下水污染或生物多样性真的充分了解吗?幸运的是，通过观察回答是如何随所提供的有关所要评价物品的信息量而变化的，对这一批评做出回应是可能的。假如价值被很好地定义，平均起来，它们不应随信息量微小的变化而变化。这项工作中的一个惊人发现是，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通常比对同等程度的环境恶化的补偿接受意愿小许多倍（KnetschandSinden）。这有时被解释为调查方法不理想所造成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另一个解释是，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不一致，是由个人对同一项交易买和卖的了解程度不同所导致的（BrookshireandCoursey）。他们在实验中发现，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易以后，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趋于一致。Kahneman、Knetsch和Thaler发现，对交易双方都很熟悉的商品，经几轮交易后，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的不一致性并未消失，他们认为两者的不一致性，来自于财产权的初始配置（即“禀赋效应”）。四、环境管制成本的度量环境管制的成本，可用和度量环境管制收益相同的概念来度量，即，利用和管制、价格或收入变化相关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来度量。当环境管制影响像电力这类重要的中间品生产者时，度量环境管制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可能需要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去准确地度量环境管制的社会成本。Hazilla和Kopp利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计算1981－1990年间，美国实施《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的社会成本。在模型中，厂商能通过改变它们的收入和产出的选择来适应这些管制，这些管制对企业的影响被模型化为向上倾斜的厂商成本函数。用这个方法得出的社会成本的估计量，和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企业执行成本（compliancecosts）估计量相比是非常有意义的。美国环境保护局估计1981－1990年间企业的《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的执行成本是425亿美元（1981年美元）。Hazilla和Kopp估计的成本是283亿美元。较低的数字反映了环境保护局所使用的支出法忽视了替代的可能性。然而，在长期，《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的社会成本超过了简单支出法的估计量，这是因为收入下降对储蓄和投资产生了影响。。Jorgenson和Wilcoxen。在对环境管制对美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中，度量了这一效应。利用美国经济的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Jorgenson和Wileoxen估计出在1973－1985年间，实施污染控制使美国每年GNP增长率下降了O.191个百分点。张友国和郑玉歆利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2003年7月1日中国开始施行的排污费改革进行了模拟。模拟的结果表明，在获得环境效益的同时，排污费改革对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率的不利影响十分有限。单一的排污费改革只不过使经济增长率降低了0.06个百分点；即使将排污费收入专款专用，经济增长率也只降低了0.11个百分点，在这种情景下总就业增长率也只降低了0.2个百分点。五、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分配除了考察环境管制的收益和成本之外，知道谁为污染控制活动付费和谁从污染控制活动中受益，也是一个令人非常感喜好的新问题。典型地，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效应探究，主要是从货币收入方面进行的。为了确定环境管制的收益是如何在不同收入阶层分配的，必须度量管制是如何改变不同收入群体的物理环境的。在一项针对整个美国空气质量改善的管制收益分配探究中，Gianessi、Peskin和Wolff发现，在收益分配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地区性差异，空气质量改善的收益大部分集中在更为工业化的城市区域，非凡是重工业地区，而农村居民受益很少。甚至在同一个大城市里，空气质量差异也可能很大。因为穷人通常居住在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区，他们被认为是削减空气污染不成比例的大的受益者，有证据表明事实的确如此（AsehandSeneca）。然而，这也可能是真实的，随后某些间接效应可能会抵消这类收益。例如，在原来空气污染相当严重的地区，污染削减可能会增加对该地住房的需求，从而使房租上升，使低收入的租房者被替代。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复杂的新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在环境管制成本分配方面的结论更为确定（ChristainsenandTietenherg）。利用产业的污染控制成本数据，能够估算出成本是如何影响各类商品价格的，依次地，估算出价格升高是如何降低不同收入阶层的真实收入的。这类探究（Gianessiand：Peskin）通过考察《清洁空气法案》的成本分配模式，发现低收入群体承担的成本占他们收入的比例要高于高收入群体。Robison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来估计产业污染控制成本的分配，也得出了这个结论。然而，环境管制的分配效应并不总是有益的，不应夸大它的重要性。应强调的是，环境管制的主要目标是经济意义上的资源有效配置。正如Freeman所强调的，环境管制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实现再分配的目标。六、环境管制成本－收益分析在环境标准设置中的应用在这部分，我们以美国为例，对成本－收益分析在环境标准设置中的应用进行述评。这自然地把我们引向了成本－收益度量领域探究重点的讨论。尽管1989年以来，成本－收益分析在美国环境管制中还未得到广泛应用，但在美国总统行政命令和立法过程中，这种方法的应用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36年《洪水防治法案》包含了一项首次要求应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律条文。从那以后，有一些法律被认为是限制了政策制定者考虑成本－收益新问题，当然也有另外的法规，明确要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成本－收益新问题进行权衡（Arrow，etal.）。自卡特直至克林顿任总统期间，均要求以正式的程序对重大的环境、健康和平安管制条例进行经济影响评价。1993年，总统行政令12866号和12875号取代了12991号和12498号行政命令。新行政令强调，管制办法只有通过合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后，才能被认可，并规定所有重要的管制行动均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国会仅对在特定的情况下应用成本－收益分析表示支持。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第7章812款，要求环保局对《清洁空气法案》自1970年到1990年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和成本进行综合分析。1996年《饮用水平安法案》的修正案，授权环保局在制定标准时考虑整体的风险降低，并要求环保局对新的管制办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且，这些修正案还答应环保局依据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来调整最高污染物水平标准。更进一步，1995年国会颁布了《非资助性命令改革法案》（unfunded。Mandates：ReformAct），该法案要求对所有拟议中的和最终的管制条例，进行收益和成本的数量比较，其中包括年度费用在l亿美元以上的环境管制办法。此外，这项法案要求环保部门选择成本最低的管制办法，或者对不能选择成本最低的办法做出解释；然而据资料显示，这些有关成本－收益权衡的政策，对规则制定机构只具有有限的约束力（Hahnetal.）。上面的评论表明，成本－收益分析在设置环境标准中并没有被完全忽略，而是被有选择地使用。由此，人们可能会认为，既然分析的结果在管制污染的活动中得不到应用，政府不应该再花费资源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了。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在不要求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领域，这类探究也是有用的。它们可能会影响立法者和管制者的观点。非凡是在调整环境标准时，成本－收益信息对调整决策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环境管制收益与成本的计量问题，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领域，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管制的收益与成本牵涉到现成市场计量措施无能为力的要素，如健康收益和景观美感改善的价值等；第二，政策制定者不愿使用如“人类生命价值”这类的货币计量手段，来评估环境管制的得与失。当然第二点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环境经济学家在评估“非市场化”（non-rnarket）的环境服务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环境革命”至今，环境经济学在收益与成本计量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两点进展：首先，环境以及其他领域的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利用环境质量与各种市场化产品之间关系的技术，即间接市场法（indirectmarketmethods）。这些方法允许我们从市场化产品，以及以各种方式与其相关的物品的价格，来推测环境质量改善的价值。其次，环境经济学家还借助于在经济学领域一直存在争议的个人直接调查法（directquestioningofindividuals），即直接问询个人对环境服务的估价。如个人直接调查法中“或有评估”法，能被用来引出明确而可靠的环境质量改善的个人评价。

在转入评述之前，需简略说明我们是如何界定这个文献评述的。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尝试对“环境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作一划分。自然资源经济学的突出特征是，它专注于可再生的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跨期（inter-temporal）配置。自然资源经济学理论是运用动态控制方法来分析跨期资源利用问题的典型，它起始于Hotelling。的一篇开创性文章。此后，关注渔业、森林业、矿产业、自然能源、濒危物种的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文献大量涌出。我们评述的对象不包括这类文献。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环境经济学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划分界线是相当模糊的。然而，为了使文献评述易于处理，我们将集中于环境管制的两个重要方面：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评估与分配，来展开评述。

一、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评估

环境经济学文献的标准方法，是将生产过程中的废物排放导致的污染，作为“公害”（public“bad”）来处理。cornes和Sandler以及Baumol和Oates，将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产品生产函数及环境质量水平函数，表述为如下基本关系：（1）代表性个人的效用被表示为消费品向量和环境质量水平的函数，并随着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而提高，随着环境质量水平的下降而降低。（2）环境质量水平被表示为废物排放量的函数，随着废物排放量的下降而提高。（3）产量被表示为传统投入品（如劳动和资本）向量、废物排放量以及环境质量水平的函数，并随着传统投入品、废物排放量以及环境质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这个函数关系中，废物排放被简单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降低废物排放量将意味着，部分其他的投人品将被用于废物削减活动，从而减少了用于产品生产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是不难理解的。简言之，降低废物排放量将导致产量的下降。产品生产函数将环境质量水平作为一个自变量，是因为污染对产品生产（如对周围的洗衣店或农业生产）产生负面效应。在最简化的情况下，环境质量的提高可视为所有生产者的废物排放量减少的总和。

这里有两种情形值得关注。第一种是，如果消费者（或厂商）将环境质量视为非个人所能控制的，我们能定义居民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评价值，然后，根据污染水平的变化，来推测居民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评价。第二种情形更为复杂。有时通过使用一些投入品，能削弱污染的影响。例如，药品可用来减轻由空气污染引发的呼吸道疾病症状。这样，就必须改写环境质量水平函数，在改写后的函数中，自变量有污染水平和用来减轻损害的投入品。这样，必须评价的是污染水平而不是居民的评价，因为居民的评价不再是外生的了。

对厂商而言，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是当环境质量变化时厂商利润的变化量。不论所讨论的是厂商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还是厂商对环境质量下降的赔偿接受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P），这个数量是相同的。对消费者而言，污染水平变化的价值依赖于初始的产权配置。如果消费者被视为必须为环境质量的改善而付费，他们应该愿意为这个变化而支付的最大额是，当环境改善时，为达到他们原先的效用水平必须的支出的下降。另一方面，如果消费者被视为拥有更高水平的环境质量的权和，因为环境质量的下降，必须要对其进行赔偿，那么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最小数额是，为达到原先的效用水平，他们必须花费的额外数量。一般而言，与环境质量下降相对应的赔偿接受意愿，将高于为相同数量级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正如Hanemann所表明的，接受意愿超出支付意愿的数量，直接随着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的变化而变化，同环境质量与私人物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成反向关系。如果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为零，或环境质量是对一私人物品的完美替代，支付意愿应该等于接受意愿。然而，如果环境质量与私人物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是零，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间的差额可能是无穷大。因此，采用哪个评估概念，是支付意愿还是接受意愿更为合适，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电力企业制度成本管理

［摘要］所谓成本管理就是企业利用各部门提供的各种信息资料，预定成本限额，按限额开支成本和费用，与实际成本和成本限额相比较，衡量经营活动的成绩和效果，找出产生差异的原因，并采取措施，消除不利差异，以达到实际中的经济运行。如何降低燃料采购成本、降低设备能耗、提高机组运行参数、降低财务费用以及降低物资采购成本等等都需要建立新型的企业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成本管理是最基础的工作。

一、引言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发电企业面临的外部经营环境压力愈来愈大。煤炭价格上涨、环保排污收费标准提高等等导致发电成本的攀升；怎么样面对这些变化的环境造成成本加大，我们该怎么办？对此，笔者认为公司应该很狠抓内部管理：强化核算，挖潜增效，努力降低企业发电成本，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挑战外部经营压力！

二、成本控制的主要思路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电力企业突破计划经济传统管理模式，转向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创造经济效益上来。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它贯穿于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同时企业成本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发生的各项支出都会受到企业各种管理因素的影响，因此，成本控制要从企业的经营活动、管理措施以及战略抉择等方面来进行。现代企业管理不能忽视成本管理。如果一个企业缺少科学的成本管理，或者不规范成本管理行为，则不能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摘要由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与市场结构不匹配，公司治理与所有权成本最小化背离严重，我国公司治理失效较为突出。我国公司立法对于公司内部关系的规定应当审慎和灵活，应当具有针对性和可塑性。一方面，立法在选择和构建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时，既要适度超前，以起到引导规范作用，又必须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不完善和立法体系混乱的情况，不能脱离实际。由于我国所有权的实……

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是近来美国公司法学界所惯用的一个名词。我国学者有的将之译为“法人治理”①其所指的含义一般是，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之后，经营者掌握公司经营大权，但凡人有权必滥，经营者怠忽职守、不负责任及浪费、奢侈甚至与关联者利益输送的事情，亦必所在多有。为改善或避免此种情形，之制衡监控设计便十分的重要。这种防止经营者执行公司经营业务时滥权行为的也早已成为晚近公司法学者讨论的重心。在我国企业法人的形态较为复杂，治理结构难有统一认同，本文为力求能与国外学者研究企业中监督、防弊范围相一致，故选择“公司治理”一词加以适用。企业法人所有权在我国有学者将其界定为“企业法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企业法人所有权的权属范围是企业法人的全部财产，包括：由股东出资形成的财产和企业经营过程中所增值的财产；从权能上说，企业法人对其全部财产享有完全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从抽象属性上说，企业法人对其财产享有完全独立的支配权”。②这一定义显然是在强调法人所有权和其上位民法中所有权概念的一致性，而本文为强调企业所有权与治理结构的内在逻辑联系，将企业所有权使用经济学中的定义即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

（residualrightsofcontrol）和对企业利润或剩余收益（residualearnings）的索取权。由于进入企业的契约不可能是完备的，未来世界是不确定的，要是所有的企业成员都得到固定的合同收入是不可能的，因此产生了企业剩余索取权问题。企业剩余索取权，指的是企业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如原材料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之后的余额（利润）的要求权，由于余额的风险性，剩余所有权的享有者也即企业的风险承担者。又由于进入企业的契约不完备性和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必须有人决定如何解决契约中的漏洞或解散契约，由此产生了企业剩余控制权问题。剩余控制权指的是在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在治理结构层次上，剩余索取权主要表现为在收益分配优先顺序列上“最后的索取者”，控制权主要表现为“投票权”。③明确了上述概念界定，那么任何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所有权都必须回答这一问题：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企业把所有权配置给某一特定种类的利益者？无论这些人是作为出资人的股东还是公司的雇员甚至是公司的债权人。要明了这些因素，则我们有必要再把公司合同集束理论（thenexusofcontractstheory）④加以确立——把公司看作是一个由合同集成的网。更确切的说，公司在本质上是一系列合同的共同签署人，这些合同中包括同原材料或服务的卖方签订的供应合同，同向公司提供劳动力服务的个人签订的雇佣合同，同债券持有人、银行及其他资本供应方签订的借贷合同，以及同公司产品的买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实际上，企业组织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授权建立一个法人——一个单独的法律上的实体——来充当合同签署人的角色。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对我们定义的企业来说，是不是拥有自有财产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强调的目的是为了阐明这样一个法理：企业所有权与财产权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一定与资本的拥有和投入相联系。因为从广义上说，企业进行的每一笔交易都建立在他与交易对方之间的非此即彼的两种关系上。我们把第一种交易关系称为是“市场合约关系”，即交易的对象不是企业的所有人，只是通过合同与企业有商业往来；而另一种关系，我简单的称之为“所有权关系”，也就是说，交易的对方同时也是企业的所有人。如果企业所有权关系完美无瑕，永远有效，可以完全消除市场合约交易的所有成本，而他自己又不制造任何新的成本，那么所有权成本就无必要。但事实上，所有权关系本身也有成本，其中部分成本就是我们就要讨论的公司“治理”成本，它包括企业所有权人集体决策的成本，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以及因集体决策失误或管理监督不力造成判断错误和管理人员权力膨胀而导致的其他成本。还有一类是与剩余索取权相联系的风险承担成本。因此要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就是在成本最低的所有权配置状态下，企业交易成本的总和应实现最小化，也就是以下两种成本之和达到最小：（1）企业与非所有人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2）企业与企业所有人交易的成本。因此如何使所有权成本最低转化为公司治理层面上的问题就是何种治理模式更有效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所有权的两项核心权能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为便于分析，把两项权能的固有成本大致化为三种：管理人员的监控成本，集体决策的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

1.管理人员的监控成本与“股东至上”治理模式

在股权分散的商事公司，所有人通常必须把相当大的管理权委托给企业聘用的管理人员。其中大部分决策权委托给董事会行使，董事会再把最具操作性的决策权委托给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这种委托就导致了我们经常提到的“人成本”，为便于讨论，我们在这里把人成本划分为两个类别：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因对管理人员监督不力而导致的管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作为企业的所有人要对管理曾进行有效的监督，就必须支付以下这些成本：（1）获取有关企业运营信息的成本；（2）所有人之间为交换意见和做出决策而沟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层执行决策的成本。在这里我把这些成本结合起来称作“监督成本”。当企业的所有人对管理层监督不力时，管理人员就会有机会偷懒或从事利己交易。但无论管理人员实施了什么性质的机会主义行为，只要它所造成的损失小于监督和阻止这种行为所要付出的成本，从效率角度出发，所有人就应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人成本就是监督成本与监督不力或有效监督不可能时由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成本之和。传统的公司法采取了“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在立法上的体现就是“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即股东大会享有公司的各种权利，包括公司的经营权利，董事会只享有立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有限权力，是股东大会的决议的执行者和股东大会的附庸。⑤伴随着公司的高速，信息的到来，公司社会责任的提出，使得股份分散化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搭便车问题等日益突出，使股东实际上难以行使对公司的直接控制权，如果一定要的话，那么对人数众多股东来说，要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获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相关的决策成本就不可避免的会成倍的增加，所以对股东提出的任何其他略高的要求都会招致难以想象的高成本。因此，由于所有人追求最大剩余的偏好，必然要求其首先想到从最易降低的监控成本下手——怠于直接监控，转而依靠荣誉、道德、合同、侵权和刑事的制裁机制。由此传统的“股东大会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出现了失效问题，出现了股东大会“空壳化”问题。公司立法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发展。

2.集体决策成本与“股东至上”公司治理模式。

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成本管理模式的研究，一方面促进了成本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企业各项改革措施协调配合，齐步前进，推动企业各项专业管理朝着科技化方向发展。

一、现代企业制度下成本管理模式的设想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实行的是一种以计划价格为基础，以事后核算为重点，以完全成本法为内容的算帐报帐型的成本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说是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盈亏同企业无关，企业成本意识淡薄，损失浪费惊人，甚至不少企业虚盈实亏；二是成本管理方法和手段落后，没有真正形成科学的成本管理体系，缺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管理方法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三是成本管理的现状不利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不利于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也不利于企业成本的宏观调控。这就要求对现行成本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进行改革，并建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

建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和具体要求。只有对此有了深刻了解，才能很好地把握市场经济规律，自觉摆脱旧的观念，适应新的形势。其次，要学习西方国家应用市场经济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成功经验，借鉴其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成本管理方法和经验，为我所用。第三，要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要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本管理模式。

笔者认为，新的成本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在微观管理上，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制造成本法为内容，以低成本、高效益为目标，以全面成本管理为核心的现代成本管理体系；在宏观管理上，要建立以财务成本法规为引导，以合理利用和配置资源为目标，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并用的宏观间接调控管理体系。

二、成本微观管理要建立现代成本管理体系

策略性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MANAGEMENT）是于90年代兴起的一种最新潮的，具有全面性与前瞻性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倍受西欧、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管理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注，在现代企业求生存谋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是现代企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关键一招。其特点是当企业在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逐渐重视整体的策略规划已成为现代管理的一大趋势，成本管理与企业策略的相结合，势必使企业跨出内部控制的单一角色，迎接外部分析的新领域，以巩固和赢得企业长期竞争的优势。

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日趋白炽化，企业经营的策略规划与管理（STRATEGYPLANNING&MANAGEMENT）也愈来愈受到重视，如何制定企业未来发展最佳策略并付诸实施，无疑是企业决策者必须面对的最重要问题，尤其是我们这种外向型企业（注本公司的产品100%外销）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冲击更大。正因如此，我们针对企业的现状和特点，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为出发点，在经营管理的实践中积极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性成本管理”方法。实行这种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经过3年多的实践检验，有力地证明了当初的决策是非常明智而理性的，选择是正确而有效的。它使公司走上了一条质量效益型之路，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形成了良性发展的局面，连续多年进入全国电子元器件百强行列（2002年排名20位，2003年跃居第15位）。

一、项目选择的理由

由于连续多年受到全球电子行业萧条及印制电路板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致使公司的产品──双面板及多层板成本偏高，消耗过大，交货期较长（与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相比），缺乏有效的竞争，增加了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难度，其负面效应表现为客户投诉多、抱怨大，公司订单剧减，生产任务不饱满，生产效率低下，最终导致企业生产不景气、大量裁员，士气低落的恶性循环（未达到公司的设计能力和投资的预期效果）。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我们深知企业内外环境是会快速变迁，未来将面临高科技、高竞争的动态环境和强大压力，为有效地评估企业经营绩效，预测企业所处的优势与劣势，以求在危机发生之前加以消除，从而推动企业蓬勃发展，策略性绩效评估制度之发展则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而成本管理正为策略性绩效评估的重要一环，不容忽视；基此，二者之结合应用，相辅相成，将有助于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因此，为了摆脱困境，扭转局面，我们紧紧围绕确保交货期、降低成本、改善品质和服务这个中心主题，从确立策略性成本管理法（SCM）入手，展开一系列的大胆改革和管理创新活动，使之富有成效。

二、策略性成本管理的基本原理

何谓策略性成本管理呢？策略性成本管理是根据市场需求状况，对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以市场竞争价格为导向，一定的目标利润为中心，运用量、本、利分析原理，反算企业各项目标成本或控制指标，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管理，最终将各项指标控制在目标范围内，将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动力，从而赢得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和发展良策的一种管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