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回权范文10篇

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被提上立法日程，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1]尽管有学者在讨论时，试图使用“消费者后悔权”概念，以体现该制度在我国的本土化创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权利制度并非生成于我国固有的法律体系，而是制度移植的又一次尝试。[2]而其制度母本，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德国法以及欧盟法上的消费者撤回权。

[3]并且，从目前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的研究来看，其讨论重心主要是这一域外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或者说在我国有无移植的可能。[4]这一前提性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理论准备仅止于此，显然无法为立法或修法工作提供完整且富有效率的制度设计。因此，将讨论的重心转向如何移植的问题，是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而如何在理论上设计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法中的构成与行使要件，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然而，构成与行使要件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中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其还关系到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功能的实现，更关系到与传统民法固有制度间的协调。这是因为，撤回权制度究其成因，在于对若干特定的合同情形，传统民法或现行法无法提供有效的制度工具，以防止或救济消费者的合同决定自由遭受侵害或存在遭受侵害的危险。也就是说，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构成出发点，在于保障消费者在特定情形下的合同决定自由。在这一运作机制下，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虽已有效签订，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期间内，消费者可以以自己单方的意思表示，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使自己从已有效签订的合同约束中解脱出来，而不必附具或说明任何理由。以意思自由之保障为制度构成的起点，而在法律适用的个案操作上又完全撇开对意思表示瑕疵的考察，这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本质特征所在，也是其区别于传统民法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中撤销权以及无效制度的关键所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这一特征所体现的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对“契约坚守原则（pactasuntservanda）”的背离。而内含于私法自治原则的契约坚守规则，是传统民法得以建构的基石。基石一旦松动，建立在其上的私法大厦，就会有倾覆的危险。因此，如何在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引入传统民法体系的过程中，避免这一特别性制度或例外性规则引起固有私法基石的松动，是立法者与理论界须时时警惕的大事。[5]因此，就必须在其具体构成与行使要件设计上做足功夫，从而将这一权利制度的反体系性副作用降至最低点。而这一点，在我国目前有关消费者撤回权的理论研究中，恰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由此看来，消费者撤回权的构成与行使要件的逻辑构造，涉及如下五个问题。第一，作为撤回权主体的消费者应具备什么样的身份？第二，消费者可予以撤回的合同包括哪些种类？第三，在这些合同情形，消费者是否均能明白无误地知悉自己享有并进而行使撤回权？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又该如何使消费者知悉其所享有的这一权利？第四，在合同有效订立后，在多长时间内消费者可以行使其撤回权？第五，在具备所有构成要件后，消费者又该以何种方式行使其撤回权？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基本涵盖了消费者撤回权之制度构成的所有细节，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因消费者的身份要件问题关系到整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构成，其意义不限于本论题，故基于篇幅考虑，笔者仅就后四个方面的问题予以讨论。

二、撤回权的客体要件——可予以撤回的合同

是不是在所有的合同情形下，消费者均可以“后悔”并在事后单方面地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否则的话，合同制度在消费者合同（即消费者与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情形中将丧失殆尽。那么，在何种合同情形下，消费者才享有撤回权？这恰是问题的难点所在。如上所述，消费者撤回权本是对“契约坚守原则”的背离，有导致私法基石松动的危险，而要将此危险降至最低点，就需要在构成要件设计上将其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而在前述五方面要素中，最能担此大任的，就是撤回权的客体要件。因为消费者合同的表现虽千差万异，但仍可以通过合同标的、交易情境等特征与标准对其进行归类与类型化，进而不仅可为立法者提供适宜的规制手段，而且也可为交易双方（即消费者与经营者）提供认知路径，以辨识在哪些合同类型中存在自己须尽注意的义务（对经营者而言），或者存在自己可利用的撤回权工具（对消费者而言）。

摘要: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之引入，对传统的意思表示以及法律行为理论带来重大挑战，急需澄清其正当性理由。消费者撤回权的正当性基础并非因为“消费者是弱者”或者“保护消费者”，而在于其在意思形成阶段的意思不自由。意思形成不自由包括精神上弱势造成的意思不自由和信息上弱势造成的意思不自由这两种情况。消费者意思不自由的问题不能通过错误、欺诈等制度予以解决，且不适宜通过事后救济方式予以解决，而应采取事先预防的方法予以解决。通过给定撤回权期间，使消费者真正考虑并形成真实意思。作为撤回权人的消费者并不需给出撤回之理由甚或证明撤回之理由。消费者撤回权的效力包括无效和有效这两种模式，无效模式下的意思表示处于待定无效状态，有效模式下的意思表示处于待定有效状态。在前者，推断之沉默具有确认待定无效意思表示有效的功能，而撤回权具有阻碍意思表示有效的功能；在后者，撤回权可以归入可撤销之类型，一旦行使撤回权，意思表示即为确定无效。

关键词:消费者保护；消费者；撤回权；意思自由；合同严守；效力待定

信息义务（Informationspflicht）与撤回权（Widerrufsrecht）属于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两大传统法律工具。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确立了一般性的信息义务规则，但并无撤回权制度。目前，我国学界对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多为介绍德国撤回权制度以及英美冷却期制度者，[1]而从消费者撤回权与合同自由关系角度论及撤回权制度正当性基础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2]要在既有的民法体系中加人撤回权制度，首当其冲的就是需要考量其正当性，保护消费者这一口号就足以构成撤回权的正当性理由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决定了撤回权制度调整的范围，是建立一般性的撤回权制度，还是确立某些撤回权类型。与既有的撤销权、解除权等形成权不同，撤回权有一个特殊的撤回期间制度，如何确定撤回期间的起算点？如何保护经营者信赖合同应被遵守的利益？撤回权制度是对既有的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发展，二者的关系如何，也值得研究。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首先阐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规范目的，其次探讨契约自由与契约严守之间的平衡，最后尝试将消费者撤回权归入既有的民法体系，以明确其特别法之地位。

一、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规范目的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欧盟、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都陆续规定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Widerrufsrecht）或者与其类似的冷却期制度（cooling-offperiod），使消费者在订立合同后仍有机会修正其可能比较仓促的法律行为决定。[3]在我国既有的法律法规中，亦规定有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如2002年修订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即首次规定了该项制度，[4]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直销经营者应当建立并实行完善的换货和退货制度，并且将无因退货期限定为30日。

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在于，即在特定的事实构成被立法详细描述（类型法定）的情况下，消费者于一定期限内可以通过单方意思表示且无需给出原因地从与经营者签订的合同中摆脱出来。[5]而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立法者要赋予消费者以“无因”撤回权。

论文摘要

长期以来，对于赠于合同究属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理论上存在广泛争论，而在人们的思想上更各致一说，无法达成一致见解，合同法的出台并未能使这场争议平息，赠与合同为典型的无偿合同，它在无偿合同中的地位与买卖合同同在有偿合同中的地位相当，而实际上人们意识中存在这们两种看法。一、当赠与人表示它的意思时，不论是否采取书面方式，赠与即成立，这些赠与应以买卖为范例，转让是必要的，但是即便没有转让行为，转让也有完全的效力，并使赠与人负有转让义务，因此，根本不需要登记，其本身完全有效；二、赠与人将这些赠与转让后，应为没有采取书面形式，也未采取公正，即不能完全满足合同的要义，所以合同法中规定的某些条款并不适合于赠与合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促成了当赠与人收回赠与时产生究纠，即赠与人行使任意撤回权的问题。

关键词：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

一、赠与合同的概念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转让财产的一方为赠与人，接受财产的一主为受赠人。

二、赠与合同的特征

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被提上立法日程，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1]尽管有学者在讨论时，试图使用“消费者后悔权”概念，以体现该制度在我国的本土化创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权利制度并非生成于我国固有的法律体系，而是制度移植的又一次尝试。[2]而其制度母本，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德国法以及欧盟法上的消费者撤回权。

[3]并且，从目前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的研究来看，其讨论重心主要是这一域外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或者说在我国有无移植的可能。[4]这一前提性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理论准备仅止于此，显然无法为立法或修法工作提供完整且富有效率的制度设计。因此，将讨论的重心转向如何移植的问题，是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而如何在理论上设计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法中的构成与行使要件，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然而，构成与行使要件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中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其还关系到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功能的实现，更关系到与传统民法固有制度间的协调。这是因为，撤回权制度究其成因，在于对若干特定的合同情形，传统民法或现行法无法提供有效的制度工具，以防止或救济消费者的合同决定自由遭受侵害或存在遭受侵害的危险。也就是说，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构成出发点，在于保障消费者在特定情形下的合同决定自由。在这一运作机制下，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虽已有效签订，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期间内，消费者可以以自己单方的意思表示，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使自己从已有效签订的合同约束中解脱出来，而不必附具或说明任何理由。以意思自由之保障为制度构成的起点，而在法律适用的个案操作上又完全撇开对意思表示瑕疵的考察，这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本质特征所在，也是其区别于传统民法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中撤销权以及无效制度的关键所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这一特征所体现的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对“契约坚守原则（pactasuntservanda）”的背离。而内含于私法自治原则的契约坚守规则，是传统民法得以建构的基石。基石一旦松动，建立在其上的私法大厦，就会有倾覆的危险。因此，如何在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引入传统民法体系的过程中，避免这一特别性制度或例外性规则引起固有私法基石的松动，是立法者与理论界须时时警惕的大事。[5]因此，就必须在其具体构成与行使要件设计上做足功夫，从而将这一权利制度的反体系性副作用降至最低点。而这一点，在我国目前有关消费者撤回权的理论研究中，恰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由此看来，消费者撤回权的构成与行使要件的逻辑构造，涉及如下五个问题。第一，作为撤回权主体的消费者应具备什么样的身份？第二，消费者可予以撤回的合同包括哪些种类？第三，在这些合同情形，消费者是否均能明白无误地知悉自己享有并进而行使撤回权？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又该如何使消费者知悉其所享有的这一权利？第四，在合同有效订立后，在多长时间内消费者可以行使其撤回权？第五，在具备所有构成要件后，消费者又该以何种方式行使其撤回权？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基本涵盖了消费者撤回权之制度构成的所有细节，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因消费者的身份要件问题关系到整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构成，其意义不限于本论题，故基于篇幅考虑，笔者仅就后四个方面的问题予以讨论。

二、撤回权的客体要件——可予以撤回的合同

是不是在所有的合同情形下，消费者均可以“后悔”并在事后单方面地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否则的话，合同制度在消费者合同（即消费者与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情形中将丧失殆尽。那么，在何种合同情形下，消费者才享有撤回权？这恰是问题的难点所在。如上所述，消费者撤回权本是对“契约坚守原则”的背离，有导致私法基石松动的危险，而要将此危险降至最低点，就需要在构成要件设计上将其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而在前述五方面要素中，最能担此大任的，就是撤回权的客体要件。因为消费者合同的表现虽千差万异，但仍可以通过合同标的、交易情境等特征与标准对其进行归类与类型化，进而不仅可为立法者提供适宜的规制手段，而且也可为交易双方（即消费者与经营者）提供认知路径，以辨识在哪些合同类型中存在自己须尽注意的义务（对经营者而言），或者存在自己可利用的撤回权工具（对消费者而言）。

论文摘要

长期以来，对于赠于合同究属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理论上存在广泛争论，而在人们的思想上更各致一说，无法达成一致见解，合同法的出台并未能使这场争议平息，赠与合同为典型的无偿合同，它在无偿合同中的地位与买卖合同同在有偿合同中的地位相当，而实际上人们意识中存在这们两种看法。一、当赠与人表示它的意思时，不论是否采取书面方式，赠与即成立，这些赠与应以买卖为范例，转让是必要的，但是即便没有转让行为，转让也有完全的效力，并使赠与人负有转让义务，因此，根本不需要登记，其本身完全有效；二、赠与人将这些赠与转让后，应为没有采取书面形式，也未采取公正，即不能完全满足合同的要义，所以合同法中规定的某些条款并不适合于赠与合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促成了当赠与人收回赠与时产生究纠，即赠与人行使任意撤回权的问题。

关键词：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

一、赠与合同的概念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转让财产的一方为赠与人，接受财产的一主为受赠人。

二、赠与合同的特征

内容提要：

公诉案件能否撤回起诉，修改后的刑诉法虽没作出明确规定，但未规定可以撤回起诉，说明这一诉讼行为已经废除，然而两高却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允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极大争论。

关键词：撤回起诉法院审查刑事诉讼中的决定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是庭审过程中的一种诉讼行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将其废除，说明其已无存在之必要，刑事诉讼法亦不再赋予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但是，两高又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撤回起诉重新作为刑事诉讼中的结案方式，诉讼实践证明，两高的司法解释则是有违法律原则。

一、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司法解释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撤回公诉的规定，在最高院司法解释中仅有三条相关的内容：第157条第3款"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按检察院撤诉处理。"第177条"在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第241条"检察院在抗诉期限内撤回抗诉的，第一审法院不再向上一级法院移送案件；如果是在抗诉期满后二审法院宣告裁判前撤回抗诉的，二审法院可以裁定准许，并通知一审法院和当事人。"最高检的司法解释也仅有四条表述：第348条"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人应在要求法庭延期审理获准后，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撤回起诉。（一）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需要补充侦查或补充提供证据的；（二）发现遗漏罪行或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虽不需要补充侦查或补充提供证据，但需要提出追加或变更起诉的；（三）需要通知开庭前未向人民法院提供名单的证人、鉴定人或经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出庭陈述的。"第349条"法院宣布延期审理后，检察机关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撤回起诉。"第351条"……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第353条"变更起诉或撤回起诉应当报经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并以书面方式在法院宣告判决前向法院提出。撤回起诉后，没有新的事实或新的证据不得再行起诉。"

在民事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再审诉讼中原审原告能否撤回起诉、原审漏列当事人、漏审漏判当事人诉讼请求等实务问题的处理，存在不同的观点与作法。笔者依据现有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结合审判实践，谈谈自己的观点，以求教于同仁。

一、关于在民事再审诉讼中，原审原告能否撤回原审起诉的问题。

当前，启动民事再审程序之途径有三：当事人申请、检察机关抗诉、人民法院决定再审（上级法院指令和本院决定）。故在民事再审诉讼中，原审原告能否撤回起诉，笔者观点，不能一概而论，应视情况而定。

其一、对当事人申请进入再审的，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能否撤回原审起诉，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申请撤回原审起诉的，不予准许。其主要理由：

生效裁判文书对法院和当事人均有约束力，非因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如果允许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在再审诉讼中撤回原审起诉，则意味着当事人可以自己的意志撤销法院原审裁判，显然有悖法理。

摘要：具有救济功能的再审程序，在纠错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如果再审程序的发动者意欲撤回再审之诉，甚至原审之诉时，法院应否准许？由于立法无明文规定，导致实践中做法不一，理论界也时有争论。若该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则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再审；再审申请；申诉；原审；撤诉权

再审程序作为特殊的诉讼程序，是为了纠正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判而设置的。出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再审程序作用的立法初衷，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种发动再审程序的途径：即当事人基于诉权的申请；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抗诉；人民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再审程序现有启动途径的多渠道化，在纠正错误裁判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程序的发动者意欲撤回再审之诉，甚至原审之诉时，能否准许？因立法无明文规定，导致审判实践中的处理措施大相径庭，我国诉讼法理论界更是时有争论。在此，笔者也就该问题做了一点粗浅探讨。

一、当事人再审申请和申诉的撤回权

再审申请权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8、182条的规定：当事人在裁判生效后的2年内可向原审或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申诉权是宪法赋予当事人的权利，只要当事人对生效的裁判不服，任何时候都可向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申诉。检察院或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申诉有理的，可随时通过抗诉或审判监督的方式启动再审程序。可见，即使2年后当事人丧失了申请再审的权利，他们仍然享有申诉权。

（一）当事人有权撤回再审申请

(一)第二审程序的概念

在我国，由于实行两审终审制，所以有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的区别。

民事诉讼当事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未生效的第一审判决、裁定，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上级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上诉案件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称第二审程序。

第二审程序是为了保证当事人依法行使上诉权和上一级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判而设置的。民事诉讼法关于第二审程序的全部条文，都是针对审判上诉案件所作的规定。所以第二审程序是审理上诉案件的程序，也称上诉审程序。人民法院适用第二审程序对上诉案件进行审理后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判决、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因此，第二审程序又称终审程序。

第二审程序和第一审程序虽是两个审级不同的程序，但第二审程序与第一审程序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说，第一审程序是第二审程序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和发展，即对同一民事案件继续进行审理，而不是开始审理另一个新的案件。第二审程序发生后，上一级人民法院就要根据上诉人的请求范围审查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执行审判程序上是否正确、合法，继续行使国家赋予的审判权，最终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应当明确，第二审程序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如果一个案件经过第一审程序审理，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或者在上诉期限内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就不会引起第二审程序的发生，当然也就不需要经过第二审程序。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注销程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产品质量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注销程序的实施，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工业产品是指《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规定的产品（含食品及其相关产品）。

本规定所称生产许可证注销程序是指被许可人已经取得的生产许可资质被依法撤回、撤销、吊销或存在其他法定情形而被依法终止，并依法办理注销手续的过程。

第三条生产许可证注销程序的实施，应当遵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