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范文10篇

一、朝鲜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20世纪90年代，朝鲜经济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朝鲜政府从1995年起开始了“苦难的行军”，号召全国人民为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而发奋努力，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时隔5年之后，朝鲜政府通过2001年新年共同社论（《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报》、《青年前卫报》）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暗示朝鲜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其具体背景是：1999年朝鲜经济比前年增长了6.2%，2000年又增长了1.3%，2001年则增长了3.7%，从而结束了长达9年之久的经济负增长。（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尽管如此，持续9年的经济困境，使朝鲜财源枯竭，生产严重萎缩，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当前，朝鲜政府面临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粮食问题、电力问题和资金问题。

粮食问题是长期困扰朝鲜居民生活的最大难题。目前朝鲜人口大约2350万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粮食需求量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国口粮总计需要430万吨，再加上种子、饲料、工业原料等至少需要600万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的粮食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00-400万吨，因而其口粮的绝对不足量达30-40%（参见表1）。

另据2001-2002年粮食会计年度供求预测，目前朝鲜可生产大米134万吨，玉米148万吨，土豆47.1万吨，大麦、小麦等两季作物总产量为17.8万吨，总计达354万吨。（注：《统一韩国》，2001年12月号，第22页。）这比朝鲜粮食最低需求量600万吨还相差246万吨。可见，目前朝鲜的粮食产量仍无法满足国内最低需求。这种状况不仅进一步削弱农业的基础，难以造成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而且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朝鲜的电力不足也是当前直接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一大问题。朝鲜电力不足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有预兆，进入80年代以后更加明显，于是政府先后采取了许多限量用电的措施。例如：各地区产业实行交替生产制，实施企业电量配额制等。为了解决日趋加重的电力难问题，朝鲜政府在90年代后半期曾大力推进中小型水力发电厂建设，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建50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仅1999年就新建龙山1号发电站、安州煤矿煤气发电站等十多个大型发电站和7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尽管如此，由于国内煤炭生产量的下降和原油进口量的减少，火力发电严重受阻，而水力发电又受季节性影响无法正常运转（冬季发电量只有夏季的50%），因而目前新建发电厂对缓解电力不足问题成效不大（参见表2）。据1999年统计，朝鲜年发电量为186亿千瓦，这仅为韩国（2393亿千瓦）的十三分之一。（注：《南北韩经济社会状况比较》，韩国统计厅，2000年12月。）

朝鲜的现状，从网上零散的资料来看，并不是原来想象得那样惨，平壤还是不错的。不过总体的生活方式，无论正反面的材料都可以得出结论，政治上类似于中国的领袖崇拜严管期，经济上类似于中国的票证期，而其背离程度要超过中国类似时期。

中国的改革，虽然说是经济改革，但是对于历史问题是有结论的，主席也三七开了，真理的标准也讨论了，人的思想一下放开了。有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权做保，灵活上又有稳固的基础。这个思想上的准备工作总体来说非常不错，类似国家里还是做得最早最好的。

朝鲜的政治层面上，由于是父死子继，要做出对于历史的反思，困难重重，积年之下，有积重难返的感觉。和晚年以前真正的神武表现不同，金日成的所谓英雄事迹编造得太多。如果说中国是用阶级观来看待历史，那么朝鲜是在编造历史。中国曾经的错误观念自有党内的力量就可以扭过来，老毛错了，老邓是对的，一个大党照样不垮。朝鲜要这么做，就会丧失政权合法性，固然无法自存于朝鲜社会中，朝鲜劳动党怎样来领导政权亦难以想象。这也是朝鲜为何过了这么多年迟迟没有动作的原因。相比之下，越南就好得多，没有以个人崇拜为政权基础，一旦结束了与中国的战争，立即向中国学习开始了改革，成效可观。

政治上无法松动之下，要有所变化打破危局，朝鲜只能从经济上着眼。朝鲜这次是纯粹的经济改革。这些做法，与中国曾经用过的相似之处甚多。

朝鲜的外汇体系，是国际上最离谱的几个国家之一。一个是缅甸，居然排到联合国生产总值统计表上第十五名，不用说是因为缅元与美元的离奇官方定价。朝鲜也是这样，一个朝鲜元官价要换四个人民币，而实际上在黑市上一个人民币抵25朝鲜元。这样搞，只能是在经济上自绝于国际社会。在经济上，这个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主要是指西方国家那些有钱阔佬，对于朝鲜其实主要是指中国。

中国刚开始改革的时候，远没有这么离谱。人民币80年代初1.8换一个美元，后来几次跳级于93年变到8.2。考虑物价的上涨，综合考虑购买力因素，当初的1.8其实并不算太高，反而是现在的8.2有些太低。在这个上面，中国的改革并不需要太大动作就可以让国际贸易顺利完成了。朝鲜由于完全无用的外汇体系，碰上变修的只认现钱的中国与自身难保的前苏，只能以易货贸易为主。

1形态特征及生长习性

常绿灌木，高1～2m，叶革质，叶长0.8～1.4cm，宽0.4～0.8cm，边缘略反卷，表面侧脉不甚明显，花序腋生，花密集，浅黄色，蒴果近球形，花期4月，果期7～8月。性喜光，稍耐阴，浅根性，须根发达，整个生长季节均可移植，喜温气候和湿润肥沃的土地。可耐-35℃的低温，生长缓慢，萌芽力强，耐修剪。

2朝鲜黄杨的生产技术

2.1播种繁殖方法

2.1.1播种时间：朝鲜黄杨种子成熟后寿命较短，辽宁地区播种时间为9月最适宜。秋季不能及时播种，种子必须在低温条件下贮藏，以降低呼吸耗损，把自身的养分贮存下来，为胚芽解除休眠的萌动提供物质基础。

2.1.2播种方法：条播时，播种前要进行苗床整理，施腐熟好的农家肥适量（1t/667m2），然后深翻做成宽1.2m的矮床待播。播种时每床开四条深5cm、宽15～18cm的沟，浇足底水后施适量的防地下害虫的农药，均匀撒种，覆土平整后覆盖草帘即可。撒播时，苗床做成宽1.2m、深6cm的槽型矮床，筛好覆盖土和沙子。播种前撒适量防地下害虫的农药和化肥，并与土壤充分混合。然后均匀撒种，30～35g/m2。覆盖上筛好的细土4cm，沙子2cm。最后浇水即可,盖1层草帘，以保持土壤湿润。

当今朝鲜将采取何种改革措施摆脱眼前的经济困境，这与政权在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决策趋向密切相关，因而倍受国际社会关注。近年来，朝鲜当局虽然仍在强调“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因素的渗透”，但自去年7月以来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已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其调整或改革之意，至此政权有条件的、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已渐显端倪。

一、朝鲜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20世纪90年代，朝鲜经济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朝鲜政府从1995年起开始了“苦难的行军”，号召全国人民为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而发奋努力，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时隔5年之后，朝鲜政府通过2001年新年共同社论（《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报》、《青年前卫报》）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暗示朝鲜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

其具体背景是：1999年朝鲜经济比前年增长了6.2%，2000年又增长了1.3%，2001年则增长了3.7%，从而结束了长达9年之久的经济负增长。（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尽管如此，持续9年的经济困境，使朝鲜财源枯竭，生产严重萎缩，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当前，朝鲜政府面临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粮食问题、电力问题和资金问题。

粮食问题是长期困扰朝鲜居民生活的最大难题。目前朝鲜人口大约2350万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粮食需求量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国口粮总计需要430万吨，再加上种子、饲料、工业原料等至少需要600万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的粮食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00-400万吨，因而其口粮的绝对不足量达30-40%（参见表1）。

烧烤在北方，尤其是在东北、西北，几乎是美食爱好者心中的上品。南京人尝过了图门的串式烧烤，朝鲜族烧烤也悄燃兴起。

朝鲜族烧烤

特点之一：调配出各种去湿清热配方，对各种肉类、菜品进行腌制处理，口感香浓、嫩滑，更有滋阴养颜、健脾润肺、去湿排毒的功效。鲜族的烧烤，最大的特点是明火烧烤。高温下，所有细菌都无生存的机会，且肉中原有的油脂也在烧烤的过程中被去除。

特点之二：主要以牛肉为主，牛里脊、牛排、牛舌、牛腰，还有海鲜、生鱼片等都是鲜族烧烤的美味，尤以烤牛里脊和烤羊肉最有名。其肉质的鲜美爽嫩，让每一个品尝过的人都会津津乐道。据金山峰烤肉王的经营者介绍，他们这里的牛肉是根据所需肉部位的不同进行采购，其肉牛平日里所吃的饲料也有不同的配方，朝鲜族烧烤的选料可称之为严格。

推荐小店：大同江烧烤。位于南京镇江路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面里，从老板到伙计，全都是东北人，客人都是老客，做的就是回头生意，一到傍晚，顾客盈门。

此店的所有烧烤器具、调料都是从东北运来，所以味道纯正。每桌客人都赠送朝鲜风味的各式小菜，叫不上名，但味道很不错。微辣、微酸，不是很咸，原料无非是泡菜、酸黄瓜、豆制品，还有一种极小的腌制过的鱼，配上以肉为主的烧烤，倒是荤素相济、相得益彰。

朝鲜和我们中国一样，在新年也有贴窗花、桃符的匀俗。朝鲜人在新年时，家家户户贴对联和年画。有的人家在门上贴上寿星或仙女的画像，祈求上天保佑，驱走鬼魅，赐给幸福。元旦黎明，人们把一些钞票塞进了除夕预先扎好的稻草人中，扔到十字路口，表示送走邪恶，迎接吉祥福星。黄昏，人们又将全家人一年中脱落的头发烧掉，祝愿家人四季平安。新春佳节，朝鲜的妇女穿戴一新。元旦日少女们头戴一种麻制的帽子，称为“福巾”，身穿带花纹的五色彩衣，进行荡秋千比赛。她们以一处树花为目标，看谁先踢到或咬到为胜。也有在高处挂上铜铃的，以先碰响者为冠军。新年期间，朝鲜人除了享以美酒佳肴外，还必须要做一种用糯米加上松子、栗子粉、枣泥和蜂蜜等，蒸煮成与我国的八宝饭相类似的甜饭食用，以预示家里人丁兴旺日子过得象蜜一样甜。

在明、清易位的几十年间(1616—1644)，朝鲜王国(1392—1910)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属国安则大明亦安，属国危则大明亦危”。【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一》卷2，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25册，1999年版，第28页.】明与朝鲜真可谓唇齿相依。明朝灭亡之前，清朝两次出兵朝鲜，把明朝这个最为重要的藩国变成清朝的藩属，从而翦除明朝羽翼。张存武先生指出，从1592年到1636年，清朝与朝鲜是从无关系到非正式的关系，到兄弟联盟，到封贡关系，而这种关系转变的手段则只能斥诸战争。【参见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2页.】但在清朝征服过程中，朝鲜始终不改对明朝的忠心。即便臣服清朝后，朝鲜还是想方设法与明朝潜通往来。明朝灭亡后，朝鲜又企图与南明及台湾郑氏政权相通。而支配朝鲜行动背后的即是春秋义理思想。对于明、清交替时的中朝关系，刘家驹、张存武等先生已做过细致深入的阐述。【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笔者无意重复前人的研究，只想通过朝鲜应对后金与清朝的过程，来揭示朝鲜所持的春秋义理观，并借此探讨朝鲜与清朝关系演变的历程及其特点，为我们全面认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特点尤其是朝鲜对清朝的文化心态提供一些帮助。

一、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女真之往来

后金兴起于建州。按照吴晗的话说，建州介于三大势力之间，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

鲜。建州女真在势力强盛时，乘虚入寇，或助明朝攻蒙古;或乘明朝无暇顾及时，抄掠明朝边境;或南下向朝鲜攻击。势衰时便卑辞求内服，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参见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935年6月)第17期.后更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李满住》，《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7页;又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4页.】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发展的艰难，与朝鲜长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关。因为朝鲜在长期与女真的往来中，一直将女真看作是“夷”、“胡”，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双方交往中，亦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尊卑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阻碍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对明代女真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见[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明舍1992年版.】他把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视作藩属同宗主国的关系，女真诸部以事奉上国的姿态事奉朝鲜，而朝鲜又以待藩邦的态度对待女真诸部。他认为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是在大的中华体系之下，【中华世界体系，费正清称之为"中华世界秩序"(TheChineseWorldOrder)，参见JohnKingFairbank，ed.TheChineseWorld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认为中华世界体系中心是中国，而周边分为:华化地区(SinicZone)，以朝鲜、越南、琉球、某些时期的日本为代表;内陆亚细亚区域(InnerAsianZone)，即游牧民族活动之中国长城以北、中亚草原地区;外部地区(OuterZone)，乃历史上的外夷，具体就是东南亚、西亚和欧洲.日本学者藤间生大提出东亚中华世界发端于秦、汉，形成于唐、宋，见《东アジアの世界形成》(东京:春秋社，1977年).高明士则将其称为"天下秩序"，指出德、礼、政、刑是维系此秩序的四大要素，见《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中韩关系史论文集》(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3年)，第1-166页.】形成以朝鲜为中心的小天朝体系。笔者并不赞同女真与朝鲜存在着藩属同宗主的关系，因为女真各部卫、所都是明朝设立，并非朝鲜设立的，而且女真诸卫所隶属明朝版土，并非朝鲜的领地，故而不能说具有宗藩关系，但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这样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是未开化的民族，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朝鲜初年，朝鲜半岛北部(今咸境道、平安道一带)并非朝鲜人居住，而是女真人的活动地域。辽、金、元三朝400年间，中朝北部边界基本稳定在朝鲜江原道的永兴地区。元朝时朝鲜北部由铁岭卫管辖，明朝永乐以后，铁岭卫北撤，这片土地遂由朝鲜掌管。【对于明代中朝边界的形成，可参见王冬芳:《关于明代中朝边境形成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但当时这一带的居民以女真人为主，女真部族构成了朝鲜北部藩篱。朝鲜世宗国王时期(1419—1450)，朝鲜先后在北部设立了四郡六镇，【四郡乃懋昌、闾延、虞芮、慈城，六镇乃庆兴、庆源、稳城、钟城、会宁和富宁.对其研究可参见李仁荣:《韩国满洲关系史研究》(汉城，乙酉文化社，1954年)，书中对四郡的设废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对朝鲜与女真关系更进行了专门研究.】以加强控制，并从南方强制迁徙朝鲜人在北部地区定居，逐步实施对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当时迁徙来的朝鲜人，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疾疫流行，以致“新徙之民，不安其心，思归故土，或臻亡命”。【《李朝世宗实录》卷40，世宗十年五月丁巳，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为了确保北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就得处理好与女真诸部的关系。为求控制女真，朝鲜采取羁縻与武力征伐两种措施，以确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朝鲜对女真的羁縻策略，首先是施恩笼络，授酋长以侍卫、将军等职位，同时，若遇上女真天灾，亦予以救济。朝鲜太宗时(1401—1418)开始对女真施恩。当时建州卫酋长猛哥帖木儿求见，即以其“居吾境，为吾藩篱，宜待之厚”，【《李朝世宗实录》卷45，世宗十一年九月丁卯.】遂厚待之。世宗时期(1419—1450)对女真诸卫酋长多授予侍卫一类头衔。《李朝世宗实录》载:“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职者，非欲侍卫也，欲羁縻也。又国初万户宣略将军之职，不惜遥授，亦欲羁縻也。”【《李朝世宗实录》卷10，世宗二年十一月己巳.】于是对当时建州卫童仓、凡察等人子弟授予官职，并令在朝鲜娶妻，使其安心侍卫，“使之迭相往来觐亲，则彼自有永久安堵之心”。【《李朝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宗年间，建州左、中、右三卫发生罕见旱灾，谷食皆枯，朝鲜遂给粮，人给米二升、盐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尽。此皆是笼络措施。

从中国边城丹东到朝鲜的新义州到平壤，中国旅客看到二十多年前在中国熟悉的景象。但平壤酒店其实早已设有赌场，社会处于巨变的前夕。

在中国边境城市丹东，不管是出租汽车司机、游览船老板，还是专业导游，以几乎同样的话对有意去朝鲜的旅游者说：“那里很干净，很漂亮，特别是平壤。人民非常友善，有礼貌，但就是穷！穷得甚么都没有。”一个到过朝鲜的游览船老板还建议：“多带些吃的去。多带些瓶装水！……再买点便宜的香烟，去了后送给朝鲜的司机、导游，他们会高兴得不得了。”

我虽然不全信他的话，但还是去丹东最大的一家超级市场买了一堆方便食品、三打彩色圆珠笔、五盒单价两元四角的香烟、一条毛巾、一管牙膏和两罐青岛啤酒。突然，我产生反省，“这购物行为，难道不是对于朝鲜的优越感的一种大暴露吗”？

丹东是座繁荣的小城市，与朝鲜的新义州只有一江之隔。连结这两个边境城市的是横跨鸭绿江的“中朝友谊”桥。去朝鲜的中国旅游团，须先从丹东车站登上中国的火车。旅客被提醒有哪些物品是不允许带入朝鲜，其中有手提电话、传呼机、笔记本电脑、高倍数望远镜和长焦距相机。

早上八点，旅客集合时，导游重申“入朝事项”：不要从车上扔东西给外面的朝鲜人、不要在火车上向外拍照；到了平壤，拍金日成铜像，不要拍半身；留影者不能模仿金日成手势；不要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朝鲜人。

九点钟，挂着“丹东——平壤”牌子的火车驶出站，在通过“中朝友谊”桥后缓慢行驶五分钟，就到达朝鲜的新义州车站。导游在车上发给游客事先向中方申请的一次性“入出境许可证”，并告诉游客在车上就要把行李打开，等候朝方检查。每节车厢都上来一名海关人员，从头到尾检查旅客的行李，但并不严格，有些例行公事的味道。海关检查结束后，朝鲜人民军的一名军官一手拿着旅客的入出境许可证，一手提着金属探测器，对男旅客进行安全检查。他的表情始终很从容，偶尔会要求旅客掏出口袋里的东西让他看。之后，是女军官对女旅客进行检查。全部检查大约四十五分钟。

摘要：诗歌是古代东亚汉文化圈文学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朝鲜在长时间接受中国的诗学及文学理论，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予以取舍及受容。这些提出的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古代经过同时期或后世文人的接受与批评，呈现出不同且具体的样貌。本文旨在阐明清朝康乾时期“神韵说”的形成和内涵，并梳理中朝两国主要学者文人对神韵说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探索古代文论“神韵说”在清朝和朝鲜传播与嬗变的异同。

关键词：王士祯；神韵说；诗学；朝鲜汉诗

一、王士祯与神韵说

王士祯，原名王士禛，后避雍正皇帝胤禛名讳，改为士正，后乾隆帝以为士正与士禛相去太远，改为士祯，别号渔洋山人，世称渔洋先生。王士祯为清顺治年间进士，主要活动年代为康熙年间，在从政之路上步步高升直至刑部尚书，其文学造诣同从政之路相似渐趋精熟，在康熙中后期执文坛牛耳，成为一时大宗，大力提倡神韵说，与浙西词派开山朱彝尊并称为“南朱北王”。东亚汉文化圈的文学理论，向来有重具体轻抽象，形式上较散乱而非系统的特点，王士祯的神韵说也不例外。神韵说并非是一个系统的、明确的诗歌创作与批评体系，而是在王士祯个人的创作实绩与具体的诗歌话语中体现出来，影响同时代及以后文人诗歌创作导向，汇合为以神韵为宗旨的诗学理论样态。王士祯的整体文学活动，自青年到晚年，大致呈宗唐，继而转向学宋，最后又复归于宗唐的样态。王士祯青年时期在《丙申诗序》中阐述了他“典远谐则”的诗歌理论，“典”是从画的创作入手来确立他认为的诗歌要旨，“远”是从音乐中的歌唱和乐器入手说明一种普遍的艺术效果，“谐音律”则是强调语言的韵律和谐的重要性。相应体现这一诗歌理论和美学追求的是他的成名之作四首《秋柳》诗。在《论诗绝句》中，王士祯以诗歌创作为命题，以自然山水为对象，深化确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在晚年，王士祯以自己的诗学主张和审美要求，编选了《唐贤三昧集》，是其神韵说走向成熟的标志［1］。神韵的概念可上溯到魏晋时期，魏晋时期尤其是东晋，品评人物成风，神韵被用来品评人物的外貌之上［2］。受这种惯性的形象，神韵之后被用来评论人物画，在元明时期，始有以神韵论诗的散见片段。司空图和严羽的诗论已对神韵说有所涉及，王士祯在学宋时亦对苏轼和黄庭坚有所继承，明时兴格调性灵之说，清初诗人显示出一种超越明后期诗论的态势。王士祯身体力行，又经同时代文人及其弟子的跟进实践，神韵说和神韵诗在康乾时期成为文坛蔚然大观的宗尚［3］。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专列“神韵”一条，又在诗话、诗歌创作、选诗成集中不断伸发神韵主张，推崇王维和孟浩然，在后期愈发体现出一种清远冲淡和古雅的美学原则。在《渔洋诗话》中，王士祯传授门徒强调“学力”为先，注重韵律法度，强调诗歌创作时要“伫兴而就”。王士祯的神韵说具有集成和总结的特性，倡导以“韵”为中心的审美导向。

二、清代文人论神韵说

神韵说的本质概念和内涵是随着王士祯诗歌创作的实践而不断丰富。《丙辰诗序》中提出的典、远、谐、则这四个要点，成为其诗歌理论神韵说的核心。当时在诗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张九徵、钱谦益对青年王士祯在《丙辰诗序》中的诗歌观点大为认同。但对王士祯的神韵说和神韵诗，也不乏有格局小、内容空洞的批评，赵执信认为王士祯的神韵诗“徒以风流相尚”批评其缺乏现实性，赵执信的《谈龙录》详述了赵、王两人不同的诗歌观点。朱彝尊和陈维崧指其晚年诗歌“非所谓出乎风而入乎雅者兴”“变风变雅之音渐而不作”。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清初康熙年间的文人对其引称赞赏者居多，并将神韵说的诗歌理论付诸创作实践和批评活动［4］。《带经堂诗话》中的“答问类”八十一条，王士祯师生在一问一答中详细探讨了音律、用韵等诗法问题，通过对古诗十九首等具体文学作品的讨论，王士祯为弟子指明了诗歌风格倾向，进一步追寻文学的本质和价值。《师友诗传录》并其《续录》记录了王士祯对其弟子所作诗歌的评论和指导，在这种师生传承性质的活动中，神韵说的宗旨为其众弟子接受并弘扬。诗歌理论接受后并付诸实践的过程，必然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嬗变。王士祯以后神韵说的继承者、受神韵说影响的清代文人必然会对已成为重要诗歌理论的神韵说作出自己独有的再阐释，进而继续推进诗歌和文学的前进发展，这其中的突出代表有其再传弟子翁方纲，以及受过王士祯赞誉“门户依傍渔洋”的沈德潜。翁方纲作三篇《神韵说》分别论述神韵说的内涵，详述王士祯提出神韵说的必要性和意义，以及在具体作诗实践中得诗之神韵的方法。翁方纲尊崇神韵说，认为“盖渔洋一人，提唱神韵，山辉川映，一时诸名士恐或皆在冰雪聪明函盖中耳。”并将其和程朱理学之道统并论，“道是一个大圈，我只立在此大圈之内，看汝能入来与否耳。此即诗家神韵之说耳”。在翁方纲看来，杜甫是诗教的绳矩，而杜甫虽然没有直接提及过神韵，其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神就是神韵，杜牧评价李贺诗的“使加之以理，奴仆命骚可矣”中的理也是神韵，“訏漠定命，远猷辰告”就是神韵的真正要旨。作为清朝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重视道的继承和实践。将神韵与道和理并论，一方面肯定了神韵说的“正宗”地位，一方面又将神韵说的内涵予以嬗变，即翁方纲从强化意识形态力量入手，强调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继而以弘扬理学道统，这与王士祯神韵说宗尚王、孟、韦、柳的清远冲淡之风已相去甚远。翁方纲把神韵作为诗学的普遍法则来看待，他严厉批评那些仅着眼于神韵诗清远冲淡之风和在创作上“伫兴”和“兴会”的人：“目渔洋为神韵家，是先不知神韵乃自古诗家所共具，渔洋偶拈出之，而别指之曰神韵家，有时理乎？彼既不知神韵是诗中所固有矣！”对神韵诗中由其特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空寂缺点，翁方纲认为这不是王士祯神韵诗歌本质缺点，而是那些僵硬模仿神韵诗文人的弊病，继而提出了神韵即格调的说法，借神韵说的影响力树立自己的诗歌理论肌理说［5］。相对于翁方纲直接对神韵说的直接论述，沈德潜对神韵说的态度主要是从其选诗活动、对其他诗人的评价中间接体现出来［6］。沈德潜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说他的选辑诗歌的标准和次序是“先审宗指，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清诗别裁集》的选辑取舍标准是“特取其高华浑厚有法度神韵者”，对诸多诗人的评价也用神韵一词以褒之，这体现了沈对神韵说的认同并自觉将其作为评诗选诗的尺度。沈德潜重视诗歌的社会现实意义，在肯定神韵说的美学价值的同时，也对其以重典远的艺术特征带来的空洞无物隐晦表达了自己的异见，他认为王士祯的《唐贤三昧集》“于杜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沈德潜于此通过弘扬杜甫、韩愈的雄健之风来批评王士祯的神韵说的言之无物之弊。在《七子诗选序》中更是直接指出“神韵者，流于才思之余，虚与委蛇，而莫寻其迹者也”。

当今朝鲜将采取何种改革措施摆脱眼前的经济困境，这与政权在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决策趋向密切相关，因而倍受国际社会关注。近年来，朝鲜当局虽然仍在强调“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因素的渗透”，但自去年7月以来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已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其调整或改革之意，至此政权有条件的、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已渐显端倪。

一、朝鲜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20世纪90年代，朝鲜经济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朝鲜政府从1995年起开始了“苦难的行军”，号召全国人民为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而发奋努力，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时隔5年之后，朝鲜政府通过2001年新年共同社论（《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报》、《青年前卫报》）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暗示朝鲜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

其具体背景是：1999年朝鲜经济比前年增长了6.2%，2000年又增长了1.3%，2001年则增长了3.7%，从而结束了长达9年之久的经济负增长。（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尽管如此，持续9年的经济困境，使朝鲜财源枯竭，生产严重萎缩，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当前，朝鲜政府面临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粮食问题、电力问题和资金问题。

粮食问题是长期困扰朝鲜居民生活的最大难题。目前朝鲜人口大约2350万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粮食需求量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国口粮总计需要430万吨，再加上种子、饲料、工业原料等至少需要600万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的粮食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00-400万吨，因而其口粮的绝对不足量达30-40%（参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