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范文10篇

内容摘要：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分布政策。产业政策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国际经验表明，产业政策同样适用于现代物流业。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尚处于形成初期，目前主要包括产业定位等方面内容，还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等方面问题，应通过改进决策机制等措施加以完善。

关键词：物流产业政策问题完善

产业政策为一种重要公共产品，是产业发展的制度基础。产业政策可以加速对市场失灵的校正，但同时也存在政府失灵的现实风险，如何低成本、高效益地推进物流政策领域的制度创新，对于正处在产业上升期的我国物流产业是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关系到相关职能部门利益和业界利益的敏感问题。

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分布政策等，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交叉，形成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产业组织政策主要包括反垄断政策和公共管制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主要包括支柱产业政策、衰退行业援助政策、产业发展的技术政策、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产业分布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空间分布政策、产业区际经济协调政策。产业政策的功能主要是弥补市场缺陷，有效配置资源；保护幼小民族产业的成长；熨平经济震荡；发挥后发优势，增强适应能力。对于产业政策的作用，“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理论有不同的认识，但通常认为：在产业经济发展的导入期、衰退期，产业政策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在产业经济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产业政策则趋于无效。产业政策的操作手段主要包括：经济手段（主要有财税措施、金融措施、价格措施、政府采购与收入调节等），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如信息指导、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制度改革等）。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与政府其他政策一样，产业政策同样是利益集团反复博弈的公共选择结果。

我国的现代物流产业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从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尚处于产业发展的导入期，且面临开放物流业市场后世界级物流企业的竞争；从我国物流产业的市场结构角度看，行业集中度过低、缺乏有实力的大企业，物流服务的差别化较低、缺乏必要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低水平恶性竞争严重；制度性退出壁垒过大、兼并重组的成本过高等问题十分突出；从物流产业技术创新的角度看，受企业规模和风险及其分担方式的影响，物流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的速度较慢；受信息不对称、存货、沉没成本的影响，市场出清机制还存在较大不足；从政府公共管制的角度看，不同领域内的管制过多与管制不足并存；从产业布局的角度看，一些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与其整体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及生产力布局不协调；从物流基础设施的分布看，物流基础设施受体制影响，缺乏统一的规划衔接、节点设计落后、通用性较差等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缺乏产业政策指导或产业政策不合理造成的。因此，需要通过知识的普及、专家型管理者的引入等手段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并通过选择适宜的产业政策推动我国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

国外发达国家物流业发展较早，相应地物流产业政策也比较成熟，其中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内容提要：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方面，产业政策法是产业政策的法律化。产业政策法具有政策性、社会本位性和综合性等特征，是宏观调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系主要由产业结构政策法、产业组织政策法、产业技术政策法和产业布局政策法等构成。在“入世”、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产业政策及产业政策法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法宏观调控法

一、产业政策及其法治化的一般分析

（一）产业政策的含义、实质与基本构成

产业政策尽管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才在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产业政策的实践伴随最古老的产业-农牧业的出现和国家的诞生就已存在了，如鼓励农牧业、抑制商业的政策。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思想及其实践则是在现代大工业发展的时期开始的。概括地说，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这里的“干预”应该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包括规划、引导、促进、调整、保护、扶持、限制等方面的含义。“产业政策一般以各个产业为直接对象，保护和扶植某些产业，调整和整顿产业组织，其目的是改善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稳定与增长，增强国际竞争力，改善与保护生态环境等。为了实现这些经济性的或社会性的目标，产业政策要求政府对每个产业和企业的生产活动、交易活动进行积极或消极的干预，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市场的形成和市场机制。”[①]

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一种自觉干预，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包括实现经济振兴与赶超、结构调整与转换以及保持经济领先地位与维持经济增长势头等。显然，这种政策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一般说，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政府代表的是社会共同利益，而不是某种政府利益。这是产业政策的一大特点，并以此与自由经济下的其他一些政府政策相区别。”[②]显然，若从产业政策的目标来看，产业政策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在国际层面上则是为了增强和维持本国经济整体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其实质体现了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产业政策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反映一种赶超的思想。”[③]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根据自己的国情调整各自的产业政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我国烟草行业自1983年实行统一管理以来，取得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贯彻落实57号文件为标志，烟草行业改革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必须高度重视产业政策对产业未来指向和现实问题解决的重要操作性作用，密切关注新形势下我国产业政策的新走向，理清烟草产业政策的主要原则，在坚持完善《烟草专卖法》和灵活适从“wto和who规则”的基础上，引导和促进烟草产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

关键词：烟草产业政策思考

国家局领导最近几次强调指出，国家局、总公司和省级局、省级公司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加强政策研究作为基本功，高度重视政策研究工作，当前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在烟草行业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57号文件，改革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国家局领导高屋建瓴及时提出加强产业政策研究，对于行业上下理清思路、把握全局、明确方向、统一思想、抓住重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全行业积极研究探讨如何走出符合中国烟草实际的新路子、加快提高中国烟草的竞争实力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高度重视产业政策对产业未来指向和现实问题解决的重要操作性作用

烟草行业作为国家垄断产业，它的发展方向和实施操作都要受到政策层面不同于其它行业的调控。产业政策作为一种经济调控手段和重要的政策工具，就是与产业有关的规划、引导、促进、调整、保护、扶持、限制等各种政策的总和。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以来，就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强烈兴趣。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美国、英国都成功地运用产业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产业政策这个概念，1988年国务院授权国家计委（现发改委）成立产业政策司，形成了研究、组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组织体系，并颁布了产业政策要点和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从实施“七五”计划开始运用产业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在完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一般来讲，产业政策由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全球化政策，产业现代化政策等内容构成，这些政策之间又不是封闭的静态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交叉的，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也是不同的。

产业政策对产业未来指向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操作性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调节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二是可以促进产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规模和技术体系，有效的参与国际分工，以“后发优势”实现超常规发展。三是可以弥补单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产业方向、产业结构、产业规模的滞后和缺陷，把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有效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全面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四是可以增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时，趋利避害，为本国谋求最大的利益。因此，在目前形势下研究产业政策对于烟草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现代物流产业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从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尚处于产业发展的导入期，且面临开放物流业市场后世界级物流企业的竞争；从我国物流产业的市场结构角度看，行业集中度过低、缺乏有实力的大企业，物流服务的差别化较低、缺乏必要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低水平恶性竞争严重；制度性退出壁垒过大、兼并重组的成本过高等问题十分突出；从物流产业技术创新的角度看，受企业规模和风险及其分担方式的影响，物流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的速度较慢；受信息不对称、存货、沉没成本的影响，市场出清机制还存在较大不足；从政府公共管制的角度看，不同领域内的管制过多与管制不足并存；从产业布局的角度看，一些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与其整体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及生产力布局不协调；从物流基础设施的分布看，物流基础设施受体制影响，缺乏统一的规划衔接、节点设计落后、通用性较差等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缺乏产业政策指导或产业政策不合理造成的。因此，需要通过知识的普及、专家型管理者的引入等手段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并通过选择适宜的产业政策推动我国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

国外发达国家物流业发展较早，相应地物流产业政策也比较成熟，其中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欧洲的物流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强调政府的任务是监督和控制。监督物流业的发展是否符合宏观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控制物流业的布局及其规模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二是对基础设施建设强调联邦政府统筹规划、州政府扶持建设、企业自主经营的发展模式。联邦政府在统筹考虑交通干线、主枢纽规划、生产力布局、物流现状的基础上，根据各种运输方式衔接的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规划物流园区的空间布局、用地规模与未来发展。州政府提供建设用地及交通设施，并把物流园区场地租给企业，与其按股份制形式共同出资；三是物流体系的标准化、共享化和通用化。全欧铁路系统及欧盟提出：要在未来20年内，努力建设统一的铁路体系；四是行业协会的作用突出，在代表和维护行业利益、影响欧盟物流政策上发挥的作用较大。

美国联邦层次的物流管理机构，主要包括各种管制委员会，如州际商务委员会、联邦海运委员会、联邦能源委员会等。此外，联邦法院、各行政部门负责司法、行政工作，而立法机构则是总的物流政策的颁布者。美国政府强调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的前提下，不断通过宏观政策的引导，以现代物流发展带动社会经济发展。

在其2025年的《国家运输科技发展战略》中，规定交通产业的总目标是：建立安全、高效、充足和可靠的运输系统，其范围是国际性的，形式是综合性的，特点是智能性的，性质是环境友善的，而《美国运输部1997-2002财政年度战略规划》则成为美国物流管理发展的里程碑。近年来，随着现代物流业在我国的兴起，在学术界、实业界的推动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物流产业政策。

从已公布的规划看，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强调产业功能定位和区域经济功能定位。二是培育物流需求、促进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三是统筹规划物流设施建设，重点加强物流节点规划，力求实现多功能、多种运输方式共享；在用地、物流园区一定年限财政资金返还、资金扶持、城市交通管制等方面协调配合；四是优先发展物流信息化，支持物流信息平台建设，积极推动EDI、GIS、GPS、SCM、POS、ERP、MIS等先进信息方式和手段的应用，同时，强调数据标准化、企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等的发展；五是重视物流标准化工作；六是强调物流人才的培养。

摘要：近年来旅游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日益发展壮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旅游产业政策是国家加强和改善旅游业的宏观调控，保障有效发挥旅游的经济效益和优化服务的质量，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旅游产业政策的概念、分类、对比、内容以及发展等方面，专家学者们陆续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据此，就已有的旅游产业政策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概括，以便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旅游产业政策；政策研究；综述

1旅游产业政策概念研究

大部分研究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旅游行业的产业政策性质进行界定，应用“产业政策”的概念来定义“旅游产业政策”。就目前经济学领域而言，虽然还未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已产生了几点共识，首先确定了产业政策是政府政策的总和这一主体；在时间上指出产业政策主要指向未来，能够干预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在目标上强调用产业政策进行逐步推进，以弥补失灵的基础市场，从而增强某一区域的旅游产业横向竞争力，并进一步推动整体实力。1．1国内学者对于旅游产业政策的界定。旅游产业政策的探究，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中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关于旅游产业政策这一概念，相较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则是更多的强调旅游产业政策在时间与空间方面的效用。高舜礼从政策探究的角度进行了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讲解，认为“当前我国的旅游产业政策是由国家相关产业职能部门制定出来的，有针对性的旅游方面的约束措施”。张辉以时间维度的特定性为基础，将旅游产业政策定义“是有针对性的旅游方面的政策指导纲要”。宁泽群从空间维度出发，对旅游产业政策的定义是“为了地区内旅游发展目标的实现而制定的规章制度”。罗明义侧重于国家广域性和地区局域性的空间，认为旅游产业政策是“国家或地方相关职能部门为促进旅游全面发展所制定出来的利好引导方略，以及与其相关的法律、制度、方案的总和”。王洪滨则定义旅游产业政策为“是一种为了催生旅游，定向的，有计划性的促进方法和策略”。对于旅游产业政策系统的概念，我国只有极少部分人做了相关研究。陈友华将基础于政策课学的理论进行系统的结合，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旅游政策系统”。虽然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却未对其进行详细的划分和具体的界定。而苏振对于机关的各种旅游政策进行了分类，在公共政策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新的旅游公共体系：“金字塔型”。1．2国外学者对于旅游产业政策的界定。国外对于旅游产业政策的研究分析多侧重于对政策“战略框架”的制定。查尔斯、布伦特等人认为“旅游产业是一项有计划性的、全方位的、能够起到正相关作用的规范战略，其能够为区域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正面促进作用”。斯洛博丹．翁科维奇提出“旅游相关的政策是我国最高职能部门，为了实现旅游的正向发展，所制定出的能够催动旅游业全面发展的相关行为准则”。

2旅游产业政策分类研究

学者们在概念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产业政策的分类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根据旅游产业政策的功能，张凌云将其归纳成产业结构政策，组织、周边信息技术、产业周边衍生、产业聚集等相关的促进推动政策。分属于扶助重点产业，设计规模经济及保护竞争，支持与推动技术创新活新技术适用，影响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和促进产业实现诸如充分就业等社会目标。万先进和张素芳以当时旅游业所处的阶段、经验、问题等现状为依据，认为旅游产业政策存在十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对其进行具体分类，即“旅游产业的定位、指引、导向、规划、周边建设、投入情况、相应的周边组织规划、技术周边、法律保护等相关的政策。”。沈姗姗对2008年之前的关于旅游政策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归类总结，将旅游产业政策系统的区分为基本和特殊两类政策，产业结构规划为产业、组织、技术相关、布局、周边设施等五个具体类目，当前的一些特殊旅游产业政策则细化为市场和产品两个类目。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根据自己的国情调整各自的产业政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我国烟草行业自1983年实行统一管理以来，取得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贯彻落实57号文件为标志，烟草行业改革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必须高度重视产业政策对产业未来指向和现实问题解决的重要操作性作用，密切关注新形势下我国产业政策的新走向，理清烟草产业政策的主要原则，在坚持完善《烟草专卖法》和灵活适从“WTO和WHO规则”的基础上，引导和促进烟草产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

关键词：烟草产业政策思考

国家局领导最近几次强调指出，国家局、总公司和省级局、省级公司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加强政策研究作为基本功，高度重视政策研究工作，当前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在烟草行业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57号文件，改革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国家局领导高屋建瓴及时提出加强产业政策研究，对于行业上下理清思路、把握全局、明确方向、统一思想、抓住重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全行业积极研究探讨如何走出符合中国烟草实际的新路子、加快提高中国烟草的竞争实力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高度重视产业政策对产业未来指向和现实问题解决的重要操作性作用

烟草行业作为国家垄断产业，它的发展方向和实施操作都要受到政策层面不同于其它行业的调控。产业政策作为一种经济调控手段和重要的政策工具，就是与产业有关的规划、引导、促进、调整、保护、扶持、限制等各种政策的总和。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以来，就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强烈兴趣。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美国、英国都成功地运用产业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产业政策这个概念，1988年国务院授权国家计委（现发改委）成立产业政策司，形成了研究、组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组织体系，并颁布了产业政策要点和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从实施“七五”计划开始运用产业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在完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一般来讲，产业政策由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全球化政策，产业现代化政策等内容构成，这些政策之间又不是封闭的静态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交叉的，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也是不同的。

产业政策对产业未来指向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操作性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调节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二是可以促进产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规模和技术体系，有效的参与国际分工，以“后发优势”实现超常规发展。三是可以弥补单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产业方向、产业结构、产业规模的滞后和缺陷，把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有效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全面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四是可以增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时，趋利避害，为本国谋求最大的利益。因此，在目前形势下研究产业政策对于烟草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和消费有力促动着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变革，传媒政策在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开放领域屡有突破，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大众传媒体制的变动总体上看来仍以原有体制内变革为主。文章通过对政府传媒产业政策的解读，试图找出传媒产业发展需要的政策条件，并对政府传媒政策的调整方向作出建议和预测。关键词：传媒产业政策解读、诉求与重构一、有限开放的传媒产业政策自中国传媒产业化1978年启动以来，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大众传媒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集团化为显著标志，市场引导、商业取向、消费主导倾向明显，都市生活、财经、文化娱乐类传媒发展迅猛，政治意识形态严重泛化的局面大为改观。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全方位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潮流并与之深刻互动，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和消费有力促动着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变革，传媒政策在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开放领域屡有突破，但是迄今为止，和美国等国家的市场调节、商业驱动、产权多元、自由竞争、经贸自由化的传媒管控体制与政策引领的世界潮流相比较，中国大众传媒体制的变动总体上看来仍以原有体制内变革为主。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首都几家报纸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其后形成“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体制构成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演变的基调。围绕这一基调，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内变革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筹资方式社会化与市场化、逐项审批的中外合资合作、传媒集团化等方式为主要特点。以报业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传媒业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演变的趋势。1979年4月，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上实行企业管理办法，从而使报业经营改革成为可能。1987年国家编制投入产业表，传媒也列入“信息、咨询服务业”；1988年3月新闻出版署、国际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关于报社、期刊舍、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报社多种经营合法化。1994年，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我国第一家上市的传媒行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月15日，经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作为报业集团试点单位，组建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1996年4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试点。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全称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表明该报业集团已经转变为企业性质。伴随着国有传媒单位“事业”—“企业”身份的趋势，民营传媒也或明或暗萌生着发展着。七、八十年代之交，民营书刊零售业得到政策许可，九十年代中叶影视音像节目制作民营之门开启，至2001年全国较有影响的民营音像企业约五、六十家，九十年代中国广告传媒对外对内大幅度开放。2000年至2002年间，随着中国逼近WTO，中国大众传媒领域经历了一定的徘徊。1999年底出台的国办发82号文件实际上不是一个开放的文件，总体上来讲是一个往里收的文件。第一它限制有线网基本上是不能上市了，第二是广电和邮电也不能相互进入了。2000年的制播分离，因为有人提出广播电视的制作权和播出权是统一的，不能分割它，所以广电总局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多元化来代替制播分离的说法。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传媒投融资遭遇清理，有限的对外合作合资项目受到严控。在2001年广播电视清场中，有港资背景的中信泰富在跟湖南广电之争中退场出局。同年，国泰实业公司和《生活周刊》中断合资关系。贝塔斯曼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代表刘激扬先生在中国大陆姿态低调。国家广电总局准备允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在广东省内提供有线电视服务的传闻2001年并没落实。“中国出版第一股”——湖南出版集团借壳丹东化纤上市的行动，在经过整整一年长达13轮的谈判后却悄然搁浅。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中国传媒界一时议论的热点，决非偶然。2000年下半年，“媒介产业化”和“制播分离”遭到否定。然而，这一徘徊期是短暂的，即使在此时期内，中国大众传媒业的体制变革依然没有停止脚步。2001年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宏观管理机制创新、微观领域结构创新、市场组织体系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四个创新。2001年5月，在中国证监会新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已将传媒与文化产业定为上市公司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其下含出版、声像、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信息传播服务业5各大类。传媒资本经营开始引人关注，尽管国内传媒学者普遍认同当前中国传媒投资处在高风险期。就在2001年，资本掀动传媒投资潮，民营资本在其中推波助澜。山东三联计划三年斥资8000万元打造《经济观察报》，北大青鸟投资5000万元参股《京华时报》，湖南广电传媒耗资8600万元创办《财富中国》，巴士股份注资《上海商报》5000万元，占股50%，诚成文化投资《希望》杂志，赛迪传媒巨资推出电视节目《环球IT报道》和《三联生活》，《成都商报》通过控股公司博瑞投资公司实现间接上市，海外传媒集团、维阿柯姆、迪斯尼、新闻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贝塔斯曼、福布斯公司、星传媒等进行频繁的商业试探。2000年底至今，在普遍推行和加强审查与许可证制度的同时，中国传媒政策呈现在徘徊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态势，对民营和外资管制有所松动，产权多元化和投资自由化程度接近传统计划体制内变革的底线。2000年10月25日的《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原则上同意外方投资影院，控股最高可达49%。2001年8月是中国传媒新政策有实质变动的月份，8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又称17号文件），明确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和组建跨地区、多媒体大型新闻集团的目标，以积极的姿态回应传媒业融资、中外合资、跨媒体发展等问题。由此在中国传媒界引发连锁反应。2001年12月15日《电影管理条例》鼓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以资助与投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允许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投资改造电影院。2003年3月，国产电影发行权全面开放，同年8月8日进口影片发行的第二家官方公司华影电影发行公司挂牌成立，此前的6月，中国七家民营企业首获国产电影国内发行资格。2003年11月，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长吴克宣布：“CERA以后，国家已经认定，以后任何和香港合拍的影片，除了内地演员要占三分之一外，其他主创人员不再受到任何条件的限制。香港影片进口内地，不再受到任何进口配额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通过审查，香港影片就可以长驱直入内地市场。始于2003年中的电影分级制至同年11月初已进入起草阶段。2003年下半年，出现跨省合资影院和外资影院曲线进入中国的局面。2003年12月，政府将对电影立项和审查制度进行改革，12月1日起，国产电影在立项方面，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特殊题材、国家资助影片、合拍片四类之外的影片不必再向广电总局申报剧本，只需提供3000字的故事概纲；作为试点单位，上影、长影等部分制片厂的影片将试行由地方自主申请、自主审查。同日，外商被允许进入制片，唯一的限制是不得控股。2002年6月，新闻集团放言有意参与中国付费电视建设。2003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给八家民营机构发放了电视剧制作甲种证。2003年11月4日，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和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结成合作伙伴，开创国内省级电视台跨区合作的先河。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简称为19号文件；此外还有新闻出版总署的《治理报刊摊派细则》。有专家认为，本次改革的主要核心就是治理行政权力对报刊的介入。虽然过去政府也讲过要减少行政力量对报刊发展的介入，但远没有这次明确。“这次治理整顿给的出路很明确：报刊要走市场化道路。”2002年1月10日起施行的《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和2002年4月10日起施行的《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开始实现中国入世承诺。2003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倡言出版改革，在五年内开放外资在图书、报刊、音像制品销售和批发方面的业务，近期内对国内出版企事业逐步实行许可证制度，以便它们跨省经营，促进印刷业民间投资进程。2003年9月23日，中国首家拥有报刊总发行权的民营企业文德广运发行集团在京成立。2003年10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办《京报》。2003年11月4日，李嘉诚旗下的TOM正式与三联书店协议组建北京三联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TOM和三联分别持股49%与51%，这标志着海外资本首次进入大陆出版市场。进入2004年，传媒管理体制进一步呈现开放姿态。2月11日《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的文件出现在国家广电总局的网站上。该《意见》中的一部分内容引人关注：允许各类所有制机构作为经营主体进入除新闻宣传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在确保控股的前提下，可吸收国内社会资本探索进行股份制改造，条件成熟的广播电视节目（包括电视剧）生产营销企业经批准可以上市融资。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坚持面向市场，坚持国有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电影方面，为了促进电影产业的发展，广电总局年初颁布《关于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规定国有和民营机构可参与付费频道的合作。允许境外制片机构同境内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组建由中方控股的影片制作公司。在付费频道引进节目的播放比例、外资在改造影院中的比例和华语影片的引进配额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放开。2004年4月初，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处透出消息，中央已决定进行出版体制改革，全国现有的527家官办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事业单位的体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这标志着从去年就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出版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作为改革试点，国务院在4月5日正式批准中国出版集团改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这个被称为“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的行业里，中国传媒业政策开始驶入改制的快车道。纵观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大众传媒业发展状况，投资自由化和民营化涌动，并且愈趋扩大，这是中国大众传媒产业体制转型实质所在，意义重大，但是对其实际作用不可过高估计。2001年8月的17号文件虽然对传媒业的投资已被认为是投资了，而不像以前认为是借款，但17号文件的规定是这种投资只能是传媒业内部的投资，或者是国有资本的投入，对于民间资本、外资的投入，在政策、体制面的角度来说，事实上还不是合法的。尽管有很多暗箱的运作，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运作风险是很大的。迄今为止，我国所有上市的传媒公司业绩并不理想，报业和广电集团如果严格按照企业标准来衡量，其经济效益大有疑问。究其原因，产权结构极为重要。如果不跟传媒产权结构的重建结合起来，传媒跨媒体、跨地区、跨产业变革很可能流于形式，实际效果不大。所以，究其本质而言，近年中国传媒新政策开放程度前所未闻，但仍然以严格的政府管制为主要特征。在进入管制方面，传媒政策不允许私人办报（台）和传媒集团办报（台）。有资格办报的单位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对于严格限制的市场少数进入许可，对于一般闲置的市场多家进入许可），才能获得办报许可和报纸刊号。从管制制度的形式上看，复杂的行政审批程序和严格的刊号控制构筑了进入传媒业的非常高的行政性门槛。在行为管制方面，传媒政策严格禁止或者限制传媒的产权交易，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外部资本进入传媒领域。最主要的管制手段就是实行主管、主办制，即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国有单位才能办传媒。此外还对传媒异地经营有严格的许可权限管制。2002年2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出版管理条例》再次明确声明设立出版单位的审批制度是我国出版管理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制度。其包含两项重要内容——（1）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2）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这项政策的出台实际上宣布：传媒业的市场壁垒依然存在。这样的传媒政策主观上是力图在传统计划模式中实现中国传媒业的飞跃；客观上，一方面有利于传媒体制创新，另一方面适应了传统传媒管制观念。结果是，传媒投资自由化和民营化没有实质性突破，传媒产权结构仍然是相当程度的一元化。按照国际经验来看，中国传媒产业能否做大作强仍是未知数。二传媒产业发展的政策诉求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起步，我国传媒经历了事业单位、企事业混合型单位、企业单位的形态变更；传媒从原来依靠国家财政补贴，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之路；传媒业也从传媒事业、传媒行业向传媒产业的方向发展。但是，当传媒的产权多元化和投资自由化接近传统计划体制内变革的底线时，传媒产业制度瓶颈造成的“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弊端更是一览无余。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垄断依靠市场和行政的双重力量形成，既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的特点，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手段来推动垄断的形成和运行，又融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垄断的成分，依托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来操纵垄断，是当前体制转轨过程中行政权力加市场力量而形成的特殊垄断，亦即“行政性市场垄断”。这种垄断在纵向的行业内，表现为行业垄断；在横向的区域内，表现为地区垄断。长期以来，受政府管制的影响，我国传媒业条块分割，形成了森严的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壁垒，传媒资源无法通过市场实现优化配置。所谓条块，从“条”的方面来说，就是按照国家的行政系统组织来进行，强调纵向的“归口管理”；从“块”的方面来说，就是强调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属地管理。这种条块限制，使得跨媒体的经营很难进行，也使一些实力雄厚的传媒无法向外扩张。这是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的传媒体制使得传媒满怀豪情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却没有想到，他们所走向的仅仅是“市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产业化和非市场化构成了现阶段传媒经济的内在矛盾。具体的讲，第一，传媒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和企业法人的身份不明确。说是企业法人，传媒显然缺乏在市场上独立经营、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在编制上又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事业单位，而且有行政级别，媒介集团还具有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直属一级政府；说是事业法人，或机关法人，它又以赢利为目的，在媒体市场上冲锋陷阵，这种混乱的身份给媒介的产业经营带来很大的麻烦。对此，复旦大学童兵教授认为，中国传媒的性质是事业属性、产业属性和机关属性的混合体。第二，传媒产权不明晰。传媒身份的混乱和模糊直接影响着传媒产权的界定，表现为传媒资本所有者的缺位。谁来充任国资的代表是一个问题，党委只进行政治领导，它不是政府部门，不能行使所有者代表的职权；政府的广电、新闻出版部门不能既是媒介的管理者又是所有权的代表，因为这违反“政企分开”的原则，政府部门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虽然一些传媒集团也模拟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了内部组织机构。但是，在国有产权制度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这种治理结构虽不同于传统治理结构，但也与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相距甚远，多数传媒集团实际上是“翻牌公司”。实际上，传媒业遇到的产权问题是国企改革中遇到的共同问题。第三，传媒在市场经济中应该享有的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难以落实。传媒身份和产权的特殊性使得传媒具有“官商”的特点。表现在传媒虽然走向市场，参与竞争，但没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加之严格的资本等级制度和行业壁垒构筑的巢穴使得传媒只生不死。同时媒介领导由政府指派，使得不同级别的媒介享有不同级别的政治优势，市场竞争从一开始就拉开了距离。中国传媒产业之所以“暴利”，很大程度上与传媒获得的行政和市场双重垄断的地位有关。放眼全球，中国的传媒产业在这种体制下绝没有做大作强的动力与能量。当代国际大众传媒产业主流的发展态势一目了然：在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发展总格局中，市场调节、商业驱动、民营产权、自由竞争、经贸自由化、科技革命整合而成为当代世界大众传媒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虽然从1998年起，中国传媒业的利润总额就超过了烟草业，跃居国家第四大支柱产业。但是，我国大众传媒业垄断性和封闭性明显，严重缺乏竞争力，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内在的发展要求无法通过市场实现。湖南广电2001年在经营上遇到的困局折射出了传媒集团在市场上的盲动。《南方周末》文章《电视湘军虚火上升》披露：2001年上半年湖南卫视广告收入5700多万元，而支出却高达1.3亿元。湖南广电上市后筹集到资金4亿元都投入到了湖南广播电视中心，除了广电系统的办公需要外，建有四星级宾馆和一个世界公园以及高档的音乐喷泉。在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和农业背景的长沙要收回资金难度可想而知。回顾中国传媒产业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媒介经营的个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向独立的企业法人过渡，并以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建构内外关系，从而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同类企业的集合体’——‘媒介产业’。”也就是说，传媒产业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必然要对“事业单位”的实现方式产生规定性影响，传媒既然走向产业化道路，就难以阻挡其经营管理的基本体制与运行机制同企业同化的趋势。相应地，政府的管控体制与政策也应该与传媒的产业性质发生互动。传媒产业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其大部分是在现代经济活动中，通过为使用者提供消费文化和信息产品等，以此获取利润，市场经济和企业本位是其生命线。因此，除了对内容进行必要的政治监管之外，大众传媒产业中的大多数跟其它经济产业基本相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产权多元化、民营化是所有经济产业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与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权力中心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通过进行资源配置和调节社会生产。它要求打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控制，把政府掌握的经济权利归还给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西方学者眼里，“独立产权的利益和严肃的交易合同的结合就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由此可见，传媒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应该具备以下特征：1通过市场能够进行资源的自发调节和配置；2相互独立的产权所有者能够进行自由的市场交换；3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4完善的法制。具体的讲，“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传媒体制的改革要与传媒建立产权明晰与产权多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要求相一致。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指现代的公司制度，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其主要特征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其产权属于各个投资者，投资者以其投入公司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法人以其经营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在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代企业制度最典型的代表是公开上市公司。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比较分散，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来说，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成为上市公司的企业，上市前的重组、改制使其建立起现代公司的框架；上市后，机构投资者和社会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用手投票”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又可以在二级市场上“用脚投票”买入卖出股票甚至对公司进行并购，这种强大的外部压力对于推进传媒机构的制度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与之相匹配，还要建立健全传媒资本市场，广泛开辟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传媒业的规模经营。此外，人力资源市场的完善也是传媒政策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毕竟传媒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人的创造力。简而言之，我国的传媒产业对体制与政策改革的诉求是：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传媒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微观上，传媒能够通过规范的市场运作，实现自身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的价值补偿和价值增值。三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重构2003年下半年，国内众多传媒学者和专家纷纷发表文章，断言就发展传媒产业而言，中国传媒体制内的改革已经到了底线，体制“革命性”转型迫在眉睫。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和上海大学郑涵博士不约而同的用“十字路口”形容当前传媒业发展困局。童兵教授指出：“对于中国传媒体制而言，改革正由边缘向腹地进发，目前正处于一个多重利益格局纠结与博弈的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则用“拐点”和“转型”概括局势。他认为:“我们需要在20余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真正地对于传媒业来一次比较深刻的、功能性、结构性的转型与改革了”，这是“当前发展阶段上解放传播生产力、促进传媒业发展的关键”。北京广播学院的周鸿铎教授、黄升民教授、复旦大学的李良荣教授也在学术演讲中多次提及传媒体制与产业的改革问题。“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体制变革的症结到底何在？“喉舌”论以及由此衍生的“特殊产业”论应该是目前最难克服的观念障碍与制度屏障。在我国，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传媒最基本的性质，或者说是体制中最核心的问题。所以，传媒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党和国家的宣传任务，引导舆论。以此为出发点，传媒产业化具有其相应的特殊性。传媒在市场行为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双丰收，但两者相比较社会效益还是第一位的。“喉舌”论和“特殊产业”论是我们传媒管理部门一直坚守和奉行的一种理念与实践。其表现就是严格的进入管制和行为管制。可以说，这样的体制与政策很好的解决了“喉舌”功能的发挥与舆论的引导问题。但是“媒介机构本身也意识形态化了”，其结果就是在传媒领域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传媒产业国股一枝独大，产权高度一元，传媒产业却丧失了在市场上应该具备的竞争力。很显然，在如何发展中国媒介产业的认识上，我们存在误区。其一，在传媒属性与功能上存在误区，把传媒工具误认为意识形态。其实，传媒的政治属性与功能只是传媒众多属性与功能中的一个，而且，也不是所有传媒都具有或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属性与功能。现今传媒产业属性与功能的凸起即使自然属性与功能的复归，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其二，在引导舆论上存在误区，把掌握舆论工具误认为掌握了舆论。舆论工具、舆论导向与舆论三者根本不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舆论工具是无路形态的东西；舆论导向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舆论是社会形态的东西。所以，中国对传媒领域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是因为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强调的起因“市场失效”，而是源自意识形态的需要和计划经济的惯性与本能。在当前，传媒管理部门应该有两点认识：发展传媒产业并不是对传媒政治属性和功能的侵蚀，营造传媒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也应该是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环节之一；让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进入传媒投资领域，搞传媒产权多元化，是有利于传媒产业引进竞争力，搞活传媒产业的。简单的说，就是应该让传媒要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活动主体。至于传媒的“喉舌”功能是一个重点，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全部。当今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的改革之路，就是放松政府的传媒进入管制与传媒产权管制，建立与市场经济匹配的管制体制与政策。具体的讲就是“办好党办传媒，逐步放开民营传媒”。当然，放开民营传媒也是应该分阶段的，目前仍须严控电子传媒的播出系统，放开节目制作，而对于纸质传媒中娱乐性和生活类以及财经等政治意识形态相对比较弱的或没多少政治意识形态的，宜试点开放民办传媒，并逐步扩大，最终建立传媒市场的准入许可制度。国外传媒产业放松政府管制对我国传媒产业体制与政策革新有着很好的启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放松了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管制。最典型的就是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新电信法。这一政策性的改变，大幅度地吸引了私有资本进入媒产业，增强了本国的传媒产业实力，保证了美英等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那么，“办好党办传媒，逐步放开民营传媒”，是否是否定了“党管传媒”的原则呢？这里必须澄清几大观念问题。首先，“党管传媒”不等于“党办传媒”，“党办传媒”只是“党管传媒”的具体实现形态之一。“党管传媒”等同于“党办传媒”，这一大众传媒管理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和一切政治挂帅（即大政府与小社会）的产物。它已严重不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了。第二，“党管传媒”的宗旨是繁荣社会主义传媒产业，而不是保守一个“虚胖”的和“积贫积弱”的传媒发展状态。随着我党由革命党变而为执政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随着非或淡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费文化和信息文化市场的巨大拓展，“党管传媒”应该与时俱进，区分强政治意识和弱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媒，控制前者，逐步放开后者；由直接经办，改为通过国家宏观行政调控，党的机构在微观上以对传媒内容的政治监管来体现“党管传媒”原则。这样既能搞活大众传媒，又保证了传媒的政治倾向。在过渡时期，可以采取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威权主义传媒管理模式，新加坡、马来西亚有民营传媒（包括平面与电子的传媒），但是由于实行威权主义的传媒体制（诸如严格的内容限制与审查等），并没有造成对政府和社会大的冲击。除此之外，对民营传媒还有许多控制方法，例如许可证制度以及数量控制，提高申办传媒的经济门槛。一般而言，大企业有避免政治风险的强烈倾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合资合作传媒基本上是稳妥的。第三，逐步放开以消费文化为主的传媒产业，不会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现当代文化理论，无论是批判的，还是肯定的，基本上都强调当代消费文化在政治上对社会制度的保护作用和对社会矛盾的调和作用。总而言之，以企业化为前提和以产权与资本市场体制变革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历史性转型，其关键是党和政府对大众传媒领导体制的变革。诺思在谈到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时指出：国家和意识形态作用重大，尤其是前者：“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我国大众传媒领导体制的变革，其目的是“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其基本制度安排是实现公共事业和商业企业的分流重组。前者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发挥党的喉舌功能）；后者办成企业，产权多元化，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宏观调控，并在微观层面上施加少量管制，企业自主经营，消费引导生产与服务，盈利为目的，繁荣人民文化生活。党与政府对传媒企业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监管（诸如审查制度）和少量行政管制（诸如许可证制度和文化分级制以及较高经济门槛等），应该逐步确立传媒企业创办由普遍的审批制过渡到审核制。同时为在体制转型过渡时期确保传媒企业自主经营，应该设立合理的制衡机制（诸如透明度、行政复议、司法仲裁、经贸公平等），以防止审查审批过程中人治、寻租、不负责等现象，在审查审批跟被审查审批者的互动协调关系中既保证党与政府政治审查审批功能正常运行，又维护传媒企业的独立自立，遏止滥用审查审批权限。作为企业，传媒生产与服务单位应该实行所有制的多元化和股权结构的适度分散化。如果把我国传媒从行政事业单位运行向企业化管理转变看作是一次革命的话，那么政府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的传媒产业管控体制，让传媒单位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将是第二次革命。

摘要：产业集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之所以发生既有市场机制的原因，也受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对于产业集聚有很强的相关性，它既能成为撬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杠杆，也能成为产业分散的重要推手。近年来，不同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为吸引更多制造业项目而展开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降低产业集聚度的作用。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注意导向性，减少行政直接干预，让市场调节机制更多地发挥作用。

关键词：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产业集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之所以发生既有市场机制的原因，也受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适当的产业集聚能够带来生产专业化的提升，进而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益的目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政策对于产业集聚有很强的相关性，它既能成为撬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杠杆，也能成为产业分散的重要推手。因此，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当关注地方政府政策对于产业集聚产生的影响。

一、相关文献综述

自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伴随着科技的创新、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间的关联程度日益紧密，产业资本逐渐在一定空间汇集，从而形成产业集聚现象。对此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较早地关注到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并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问题。①此后，学界对于产业集聚问题做了更多的理论研究，并产生了许多流派。阿尔弗雷德•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产业集聚的概念，并指出产业在一定集聚程度下，单位产品成本指数比工业完全分散时要低。②埃德加•胡佛在《区域经济学导论》一书中从历史视角叙述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区位结构。③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④以Krugman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从空间视角分析了区域长期经济增长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①Krugman还在其《地理与贸易》一书中，分析了专业化产业集聚的成因及其如何使得生产效率提高和报酬递增。②由于国情的差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调控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在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主要是通过政府税收和财政政策等来调节。Baldwin等人探讨了产业集聚、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税收协调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集聚地区可以在不产生资本损失的情况下提升税收，从而导致不同地区间税收难以协调。③Otsuka和Goto研究了日本产业集聚和财政转移政策对于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他们发现，无论是在制造业中还是在非制造业中，产业集聚与生产效率呈正向关系，而财政转移政策与生产效率为负向关系。④Zhang和Kockelman研究了针对城市拥挤和产业集聚外部性的政府政策，认为政策的干预会降低土地市场的系统效率。⑤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国外政府对于产业集聚，主要通过税收和财政等相关政策进行间接干预。虽然间接干预没有直接干预见效快，但是可以尽可能地降低政府政策对于产业集聚中生产效率的损害。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国情的不同，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有时会采取直接调控，这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区别。因此，在研究中国产业集聚时，地方政府政策的影响是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周兵和蒲勇健在研究财政政策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时发现，在中国基础设施较差的西部区域，税收上升会引起产业的分散；而东部地区由于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即便是较高的税收也会促进产业的集聚。⑥张玉新和李天籽研究了对外开放政策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发现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产业在中国东部和沿海地区集聚，这一现象与新经济地理学中对外开放会导致产业分散的结论不一致。⑦高煜和张雪凯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研究中发现，这项建设会促进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和承接产业转移。⑧黄璇和任宛竹研究了中国政府政策对于日本在华企业进行产业集聚的影响，认为转移支付和土地优惠政策对于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影响显著。⑨沈鸿和顾乃华研究了产业政策、产业集聚和贸易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对于外资的过度依赖和产业政策的过度干预，对于集聚正外部性作用的产生有不利影响。⑩赵波等人分析研究了金融政策、产业集聚和制造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认为现有金融政策所构建的金融体制以及企业间由低成本竞争模式导致的集而不聚，是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两个重要因素。11从以上对中国产业政策影响产业集聚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基本上是着眼于中央的产业政策，而实际上产业政策包含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对于产业集聚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省份众多，省情复杂多样，各省之间不同的政策往往会产生溢出效应，影响其他省份，如果仅仅考虑中央的产业政策，就很难完全体现中国产业集聚的真实变化。因此，本文拟重点考察各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经济区位要素和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以便于更好地分析近年来中国产业集聚的发展趋势。

二、测算专业化产业集聚程度与税收政策偏度的模型

关键词:金融危机/欧盟/中国/竞争政策/产业政策

内容提要:在金融危机应对中，欧盟在出台系列产业政策措施的同时，坚持竞争政策执法，合理地协调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我国在金融危机应对中，更多地强调了产业政策的作用，而忽略了竞争政策的实施，不恰当地扭曲了市场竞争秩序。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应借鉴欧盟经验，加强竞争政策执法，合理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

自2007年年中开始，一场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继1929-1933年“大萧条”后的又一噩梦。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欧盟和中国作为与美国联系紧密的两大经济体，都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巨大冲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各国纷纷采取一系列救市措施，频频出台各种产业政策措施，试图以加强政府管制的方法化解危机。然而，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更是政府失灵的恶果。政府应对危机的管制措施必须受到实体和程序上的约束才能真正起到化解危机的效果，其中，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本文拟以欧盟在此次危机应对中的实践为切入点，分析和探讨我国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一、金融危机对欧盟的冲击及其救市应对的产业政策

（一）金融危机对欧盟的冲击

传统上，欧洲银行业以稳健著称。但近年来，受美国金融业发展模式的影响，在国际市场上活跃的欧洲大型银行纷纷提高财务杠杆率（据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统计，欧元区10家最大银行杠杆率平均为33倍），大量投资于住房抵押贷款以及相关衍生品，以博取高收益。[1]同时欧洲金融机构受利益机制的驱使大幅介入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市场，在美国多次升息的背景下，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次贷市场泡沫破灭直接导致深陷其中的欧洲金融机构盈利水平下降，资本大幅减少。

一

推动高新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因此，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首先应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创新制度。

法律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涉及到的法律制度大体上有两个层面：一是大的法律环境，即高新技术活动要涉及到的一般法律制度；二是小的法律环境，即高新技术活动所涉及到的特别法律制度。从成功的经验看，高新技术产业是在大的法律环境已经具备或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然后形成促进其发展的小的法律环境。如日本，前者有《外资法》、《促进基础技术研究顺利开展法》、《小企业新技术振兴法》等，后者有《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法》、《高技术工业智密区开发促进法》等。[1]实践证明，对于政府来说，最能有效地推动高新技术发展的，不是筹集风险资本和亲自运作投资项目，而是以发展高新技术为目标，营造一个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法律环境，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

由于风险投资的对象是高新技术产业，风险项目的成功通常要建立在一定水平的研究开发基础之上，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重要。对此，各国政府制定了大量有关专利保护、环境政策、技术转移、引进外资的特殊法律。

税务优惠：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1969年美国曾把长期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从29%增加到49%，这给风险投资业带来沉重打击，也极大地影响了高新技术的发展。1978年美国取消了这一税收政策，即把长期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从49%调到29%。1981年又由29%降低到20%。这个税收政策实施的结果使1981年风险投资总额增长了2倍。[2]英国政府于1983年制定《企业扩展计划》，为了诱导中小企业投资高新技术，税收政策规定对统办小企业者可以免60%的投资税，对新创办的小企业可以免100%的资本税，并取消投资收入附加税。日本政府于1985年制定了《促进基础技术开发税制》，对购置用于基础技术开发的资产，免征7%的税金。巴西政府规定高新技术投入超过企业利润5%的企业可免交产品税，允许企业把所欠税款的80%用于研究与开发投资。总之，各国政府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地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退出机制：风险投资追求资本的增值收益，而不是投资的分红。因此，一旦时机成熟，风险资本就会以不同的形式退出。其退出的主要形式有：公开上市、股权转让、破产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