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范文10篇

一、20**年产权管理工作基本情况

20**年，产权局和各地产权处按照各级国资委的工作部署，紧紧围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这个大局，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各项工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一）健全产权管理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符合现代产权制度要求的产权管理法规体系，是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的重要制度保证，也是产权管理工作的政策依据。20**年，我们继续完善产权管理制度，先后出台了《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等产权管理规章制度，为维护国有资产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推动国有资产重组和结构优化，促进国有产权有序流转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夯实产权基础管理工作，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股份制改革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重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以及围绕做强做大主业，加快结构调整等方面。产权管理基础工作就是要为这些领域的改革创造条件、提供服务。为此，我们与各地产权处继续加强了产权界定、登记、划转、处置、资产评估及纠纷调处等基础管理工作。

前不久，当代产权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教授，应华中理工大学之邀，在华中理工大学以“产权为何重要？”为题，概括了当代产权理论的精髓。这是他在华工的演讲实录。

现在经济学似乎已非常技术化、非常复杂化，但是事实上我们所归纳出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却是非常简洁的、非常简单的。我总是试图用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世界，而尽量避免复杂的技术。

经济学中有两个基本原理，对这两个原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能反映一个经济学者的水平。其一，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其二，是在一般情况下需求曲线斜率为负。也许有人认为规模效益递减也是一个原理，但是，我认为在一般情祝下，当你牵涉到实际问题时谈到产品需求或要素需求已经足够。换句话说，在实际运用中没有必要把后两个原理分开，它们讲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两个最基本的原理：1．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2．需求曲线的斜率为负。在我看来，整个经济学讲的就是这两个原则。现实世界当然非常复杂，但是这两个原则已足够解释世界。我在多年的研究中发现只有这两个原则可以解释我们碰到的所有经济现象。我跟其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也在于，我只用这两个原则来说明问题。

其实，这两个原理都是武断的假设。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世界上任何经济规律都离不开这两个原理，如果有任何经济规律违背了这两个原理，那么，整个经济学就自相矛盾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两个原理是对人类行为的武断假定。我之所以说这两个原则是武断的，意思是说你不能跟我在这两个原理上有任何不同意见。我觉得经济学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我们能只用这两个原理来解释世界。它们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它们是对的。任何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永远不会有任何其它原理跟这两个原理矛盾。同时我也认为，任何经济学家如果用其它的原理而不是这两个原理来解释经济现象，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谦虚一点说，有99％的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阿尔钦、科斯和我都遵守这两个原则。

那么，下面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这两个原理到底有多大的用处。要想检验在解释经济现象时这两个原理的有用性，唯一需要做的便是去思考这两个原理意味着什么，以及从这两个原理推测出来的假定是否正确。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重要的是确定那些经济变量是可观察的。比如，需求规律表明当价格上升时，需求量下降。其中，价格是可观测的，但需求的数量上升是不可观测的。所以，需求规律本身是不可观察的，它只是经济学家想像出来的，其实并不存在。也就是说由于消费者的意愿没法测定，从而导致整个需求规律没法检验。所以，一个真正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就会设法把概念转换成可观测的变量。如果你看一下经济理论的大海，其中很多规律并不存在，它们都是经济学家想像出来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很多人在创造大量名词的同时却不知道其确切含义。例如，有人认为"短缺"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短缺到底是什么？如何测量？他们并不知道。短缺等于需求超过供给的那部分，正如我们已指出的，供给和需求反映的都是意愿，没法观测。所以，从本质意义上，短缺没法测量。在经济学家队伍中，有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们满嘴都是自己想像的变量，我跟别人不同之处在于我只用最简单的、最本质的原理解释经济现象而能直指本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我讲产权经济学以前，我重新强调一下，人的行为的基本原则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当然最大化的是自己的效用或福利等。显然测量效用和福利也是机会成本。因此经济分析究其根本可以归结为三点：1、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某种利益，而所谓最大化某种利益，指的是至少有某种东西，对于你而言，有比没有要好，即经济物品（经济物品的意思是说多比少好）；2、需求曲线斜率为负；3、机会成本。

论文关键词：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论文摘要：高等院校聚集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和知识财富，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但高校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并不完善，存在着管理机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管理失衡等诸多的问题，大大阻碍了知识产权的创造、利用和保护。本文主要针对以上问题，借鉴国外经验，参考国内部分高校的做法，提出完善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建议与对策，以期对改善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有所裨益。

2005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宣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而建设创新型大学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因此，知识产权的管理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我国高校尚未建立一个系统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知识产权管理存在诸多问题，高校知识产权侵权屡见不鲜。这大大阻碍了高校知识产权的发展和创新型大学的建立。所以，高度关注并完善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一、高校知识产权管理概述

(一)知识产权管理

在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不仅是一种经法律确认和保护的财产权利，更是一种能为人力所控制，并带来巨大财产性利益的经济资源。然而这种经济资源只有通过系统、有效的管理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知识产权管理就是一个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乃至国家对其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实现最佳经济效益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过程。

一、权利限制的表现形式

权利限制即是指权利诸方面受到的来自权利人以外的约束，既有来自公法上的约束，也有来自私法上的约束。就知识产权而言，其权利限制表现为权能的限制、行使的限制、时间的限制、主体的限制、客体的限制和地域的限制。

1、权能的限制

知识产权既为私权，按常理说，其权利种类和内容可自由创设。然而，同物权一样，知识产权也奉行了权利法定主义，权利的种类和内容非由法律规定则不能随意创设。专利法第11条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显而易见，与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相比，外观设计专利权就没有许诺销售权。

2、行使的限制

前已述及，权利意味着自由，权利人既有行使的自由，也有不行使的自由。我认为，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制度即是对行使著作权予以限制的典型，专利法上的强制许可制度则是对不行使专利权予以限制的典型。在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中，作品使用人只要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条件，著作权人就不能以行使著作权为由干涉使用人的正当使用；于此情形中，著作权的行使，就受到了合理使用制度的限制。在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中，强制许可申请人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并获得了专利管理部门的准许，就可以在支付专利使用费的情况下使用专利权人的专利技术，专利权人不能以权利人自居，不许可申请人使用其专利技术；于此情形中，专利权人不行使专利权的自由就受到了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限制。同样道理，法定许可制度也构成了对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限制。

——“斗南事件”案例分析 “公司＋农户”尽管已经被公认是一种农业产业化的有效形式，但在我国，与一般东亚小农经济不同的是我国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由此形成小农与村社产权两级构造，因此这个“＋”号尤其难写好。

“斗南事件”说明，大企业进入农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政府、企业、农民三者利益目标不同的条件下，学会与实质上已经占有农业资源的分散小农进行谈判。企业如果仅仅以政府为交易对象，尽管表面上可能得到以最低成本进入农业资源开发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但最终还是会遭遇小农为保护土地产权而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抵抗，产生不可预期的过高交易成本。

一、背景

1、一般经济地理环境

斗南行政村西邻滇池，南距县城2公里，属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管辖。村内办有全国最大的鲜切花批发市场，国内各大城市约一半的中低档次鲜切花来源于此。该村现有人口5064，土地2700多亩。人均虽然仅有半亩多，但由于大部分种植花卉和蔬菜，农民生活水平在当地仍属上乘。

2、农村改革中的地权演变

可以说，中国目前的私营资本，具备了私有的基本性质，但还不是纯粹的私有；具备了资本的基本属性，但还不是完全的资本。中国私营资本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其他许多问题，在管理上和成长中遇到的许多局限，大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种产权制度特征相联系。

一、私营资本的产权主体具有超经济性质

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私有产权的超经济性质主要表现为私人产权对封建官僚权责和洋人买办势力的依附，并受其奴役；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企业产权、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产权的超经济性质集中表现为对国家政治及行政权力的依附，并被程度不同地纳入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当代中国私营资本企业产权的超经济性质则表现为另外的形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三缘”性，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中国私营资本在产权主体上带有强烈的血缘、亲缘、地线性，而这种血缘、亲缘、地线性归结到一点，又使私营资本在产权主体上不能不具有浓厚的宗法性。显然，具有宗法性质的企业产权，在运动中不能不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宗法规则支配，而不是严格地受市场规则约束。这是当代中国私营资本中的相当部分之所以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重要制度根源。

所谓“血缘”是指相当一部分当代中国私营资本在创业和原始积累过程中，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联结成为统一的创业积累主体，家庭成员共同成为企业资本的所有者，家庭成员在企业资本中的权利位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服从家庭宗法、伦理关系的制约，因而，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等家庭关系深深地笼罩着企业产权。如果说，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政企不分，那么，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私营资本则从一开始便是家企不分，如果说国有企业的政企合一是以财产制度上的政资合一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私营资本则从一开始便以家资合一为基础。这就使得企业的竞争活动和管理等不能不受“家长”意志的左右。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产权主体，在创业初期或企业发展的一定阶段，可以更多地享受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忠诚”所带来的便利，享受家庭成员相互间的“信任”所带来的低谦的监督成本，但当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这种家企合一的产权，无论是从其产权的家庭血缘关系本身固有的对社会的封闭性上，还是从其产权运用中的家长制式的宗法性上，均可能与现代市场经济竞争产生深刻的矛盾。

所谓“亲缘”，是指相当一部分私营资本的产权主体是以家庭亲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也就是说是以若干个具有亲属关系的家庭，或具有亲属关系的个人联合为一体，共同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但各自在企业权利网络中的位置，除取决于各自对企业的作用、贡献外，往往同时还受其在家族中的地位的影响，受其与企业核心人物的血缘、亲缘关系的远近的影响。这种以亲属家族关系为背景形成的产权主体，不能不具有族企不分的特征，这种族企不分的制度同样具有宗法性，而且家族亲缘关系同样会深刻地影响企业产权的运用。在企业创业发展初期，这种族企可能会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利的支持，因为家族的力量毕竟大于单个家庭的能力；在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借助于家族关系，相互间的了解和监督成本也可能较低，至少可以借助亲缘网络对企业进行更严密的控制和更可靠的监督，虽然家族成员之间不必忠诚。但当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家庭亲缘的封闭性、有限性同样成为企业制度现代化的障碍，家族亲缘关系天然具有的宗法性、依赖性同样成为企业管理权威性的威胁。

所谓“地缘”，是指相当一部分私营资本的创业，是在所谓“离土不离乡”，或“离乡不离地”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或者是由原来的农业中游离出来的资本，虽然转入非农产业，但仍未离开自然村落，仍未脱离本乡本镇；或者虽然是在城市发展起来的私人资本，但并未脱离诸如街道、本市县等地方性的社会网络。甚至正是借助于本乡本上本地的种种社会关系，寻找到了特别的发展机会。而地方性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之所以为其提供便利，除多年形成的朋友亲情关系的呵护外，重要的是就地缘关系而言，相互间也比较了解，信息较为充分也容易相互渗透。然而，朋友间的社会关系的支持，也是要索取回报的，任何一种支出都是一定的“投资”，当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这种社会关系对企业的索取压力便会日益增大，甚至要求直接占有或分割企业的产权，或者会越来越多地直接干预企业的管理，包括企业的投资行为。分配行为，尤其是干预企业的用人行为。企业产权的运用和经营不能不受到曾经给企业以支持、呵护的地缘人际关系的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与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市场制度的要求往往是矛盾的。

一、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对社会和谐的基础作用

财产权是个人对他(她)所拥有的劳动力、物品和服务的占有、使用、收益、交易和处置的权利，通常情况下，财产权是一束权利。财产权不仅是指人与物的关系，而是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他们的占有、使用、收益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关系。这种相互认可的关系得到确认其意义非同小可，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和社会认可能为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清晰的边界和稳定的预期，从而大量减少纷争与不确定，在稀缺性资源环境中，理性而信息有限的个体在博弈时，相互尊重并认可他人的财产权利将成为占优的策略均衡(dominatedstrategiesequilibrium)。即“让他人拥有他的物品对我来说是有利的，如果他也能如我对他这样对我。”可见，财产权不仅是效率的源泉，也具有停纷止争的功能。

财产权是利益协调的基础与边界，利益协调是各得其所的最佳体现，其前提是人们提供的要素是否与其贡献一致。那些利益不协调的地方，或是由于产权边界不清晰而引起纷争；或是产权受到侵害的一方因受损而引起的反抗与争斗。产权通过权利的界定来明确从事某项活动的预期收益，而人们获得收益的多少，首先取决于他投入要素明确的数量界限。由于不同的要素通过市场的交易和融合来发挥作用，归属清晰的产权就成为他(她)们进入市场配置前的一个基本要求；没有明晰的产权就没有市场上的交易。即使交易能够进行，交易者在事后的分配也会是一笔糊涂账。这就会在理论上带来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人利用这个难题使成本外部化。这种情形，一方面，可以表现为国有企业人利用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上的便利损公肥私，侵吞国有资产(如，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损害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破坏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并未创造财富的人搭便车分享财富，从而扼杀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并积累社会不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是民事主体进入市场的基础，只有对各类财产权实行平等保护，才能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产秩序和交易秩序。

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产权制度的缺陷

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但现实中的财产权并不总是完整、行使自由和流转顺畅的。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还广泛地存在着产权稀释、产权“残缺”、产权的过度保护、产权的“虚置”与流失等，这些都影响市场的完善、竞争的公平有序，进而扭曲资源配置和人们的行为取向。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基本比例关系方面，更表现为产权制度的缺损与权利均衡机制的欠缺。这种产权的缺损和权利的失衡大致表现为：

【摘要】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之一。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资本构成多元化。两权分离已发展成职业经理人、基金经理人和创业股东三方的权利博弈。通过对国美之争中存在的内部竞争利基、外国资本阴谋等方面的分析，对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国美事件公司治理所有权经营权

国美控制权之争，是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正如万通董事长冯仑所言：“通过国美事件，我看到了民企发展环境方面的进步。”

从本质上来看，国美之争是以黄光裕家族为代表的大股东和以董事会主席陈晓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众公司控制权上的博弈。事实上，这种博弈几乎成为创业型公司的必经之坎：随着企业的发展，创业股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会不断受到职业经理人以及后续接管者的威胁，创业股东则尽力避免或者缓冲这一进程。

国美内部的这种争夺，是博弈双方在利益诉求方式上的不同导致的公司战略层面必然的差异所决定的。黄光裕作为创始人和大股东，其天然的对企业的责任心和对商业帝国蓝图的构建，帮助他在长远的谋划当中倾向于放弃短期利益，而寻求于外延性增长，通过地理上的布局，挤压苏宁等直接或潜在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获得垄断性的优势。但是，作为经理人方的陈晓则自然地更注重内部管理的变革，侧重于年度报表和年中报表等业绩上的数据，因此启动了以内部网络的优化和单店盈利能力的提升为核心的战略，重新理顺供应链管理体系。

历史之印：从一元结构到两权分离

“局部性”公有产权，特指除中央级国企外各地方性国有或集体企业公有产权，以及国家各行业主管部门或各地方政府等事业单位公有产权。中国局部性公有产权私有化，是指将这些产权私有化或私用。现在国内一些学者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央级国企，似乎只要后者没有出现大规模私有化，社会主义性质就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然而，这却是一个错觉——倘若局部性公有产权被非正当私有化既成事实未能得到有溯及力的制度化追究，就极易形成一种“鼓励更广泛的行政权力拥有者进一步将中央级国企、大量国有土地等巨量剩余公有产权私有化行动”的恶性示范。本文意在打破这种幻觉，对非正当私有化现象和不良后果以及原因进行讨探，然后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一、局部性行政权力拥有者对公有

产权的非正当私有化

（一）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近20多年来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承包、租赁、出售、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改革，都围绕着产权变革重心，只是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而已。从根本上说，这种变革实属无奈之举，大一统经济时期全盘公有化格局早已积重难返：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政企不分、上级主管部门及官员干预多而不当、企业干群激励不足缺乏工作动力，公有企业效率低下，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外企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就更是如此。改革目标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明晰产权关系、完善企业制度、提高效率、最终有利于地方经济综合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等。然而1990年代以来，这些改革却逐渐偏离上述目标，总体上沿着地方性公有企业官员或经理人群体私有化及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

1．乡镇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同时却有相当一批乡镇企业出现效益下滑、亏损和倒闭等情况。90年代以来，普遍出现了不管企业好坏都被承包，或干脆由原经营者或乡镇、村负责人入主企业的现象，全国大量乡镇企业逐步变为由这些私人所有或由其直接控制。

2．地方性国企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在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政策出台后，我国很多地方性国企出现以股份制、出售、破产等方式被其经营者或有少量资金和胆识者直接或间接私有化现象。比如*年深物业公有股权转让与重组风波及次年被叫停就是一例①。1997年后“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比国企出售更离奇的办法：长沙在1999～2000年间对一批盈利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权把国资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实现管理层控股；2002年青岛市多家大型国企实现MBO。国资委成立后，其合法性被默认。全国类似情况较多，地方政府往往给予较多优惠。当地国企普通职工或公民对这些优惠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往往很少直接参与，于是暗箱操作频频发生。与深物业类似的股权转让迟早还会发生，不过方式会更为隐蔽。

摘要：腐败是人类的顽症。寻租性腐败是各种腐败类型中主要的一种。本文试图应用现代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对寻租性腐败作一新的解读。本文在辨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运用科斯定理分析了寻租性腐败的三个层面：成本层面、产权层面和制度层面，并最终得出启发性结论。

关键词：寻租性腐败科斯定理交易成本产权

腐败是权力的孪生兄弟，从权力产生时起，腐败就如影随形。腐败与反腐败也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永恒话题，引起人们无休止的探索和论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问题持续升温，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关于腐败的研究也广泛的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本文拟从产权角度，应用现代产权理论的核心——科斯定理对腐败特别是寻租性腐败作出新的解读

一、腐败与寻租性腐败

很难给腐败下一个通用的定义。“腐败”的内涵和外延都具有不确定性。几乎任何对腐败的研究都会给出自己的定义。在此我们列举一些被广泛援引的“腐败”定义。

苏珊·阿克曼：第三方(相对于委托人和人而言)试图以额外支付来影响人决策,而且这笔支付人及第三方均未上报委托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