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性范文10篇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明确提出：“全党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工作思路问题。

科学判断形势，正确对待“两个仍然”。《工作规划》提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取得新的明显成效。特别是在查办大案要案、深挖腐败分子、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治理商业贿赂、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是，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反腐倡廉形势仍然严峻。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领域仍然呈易发多发态势；一些党员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不正的问题依然严重；一些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然突出。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看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的一面，更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有利环境，更加坚定信心，做好惩防体系建设的各项工作。

深刻认识形势，客观分析原因。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客观上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多种原因决定的。腐败多发于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腐败问题大做文章一刻也没有停止。30年改革开放显著改变了我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体系，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但伴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反腐倡廉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加上工作上存在的薄弱环节，使得腐败的滋生蔓延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地方易发多发。对此，我们要认真分析原因，趋利避害，通过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逐步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围绕党建贯穿始终，反腐倡廉常抓不懈。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是清醒的，旗帜是鲜明的，态度是坚决的，措施是有力的。针对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阶段，我们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反腐倡廉建设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各个方面，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在经济领域防治腐败，必须抓住建立健全正确利益导向机制这个核心，努力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制度，逐步减少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在政治领域防治腐败，必须抓住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努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在文化领域防治腐败，必须抓住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必须抓住充分依靠人民群众这个根本，坚持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工作重点，更加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利益，更加注重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切实维护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是一个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有利于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更好地促进党的思想建设；有利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建设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和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更好地促进党的组织建设；有利于党员、干部保持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清正廉洁的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好地促进党的作风建设；有利于健全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各项制度，增强党内制度法规的权威性和实效性，更好地促进党的制度建设。

本文意在对中国转型秩序与法治发展战略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某种简单性的理论说明。毫无疑问，在中国转型秩序与法治发展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客观上的多头绪、多层次和多角度的关系，在理论上把此种关系明晰化，对于理解中国的法治发展战略很有意义。

近代西方国家走的是社会演进型的法治道路，由于不存在一个主观上协调法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主体，且无前人经验，法律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关系是在接连不断的矛盾碰撞与磨合中自发实现的。与之相反，中国走的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法治建设首先被明确确立为国家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借助于西方经验的强大示范效应，在主体意识和政策制定方面，强烈关注和把握法治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协调发展，是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应有之义。

在过去二十八年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过程中，除了现代化发展“三步走”的总体战略目标以及不同层面社会发展目标外，相应地，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的法制建设目标和实践指导方针，如八十年代的“加强民主与法制”、“法律为经济建设保驶护航”，九十年代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以及新千年以来的以“法律手段构建和谐社会”及“法律与创新型国家”等等。这些社会建设目标与法制建设的目标与方针，不仅不同程度地涉及法律的近期行动与远期行动目标的协调问题，涉及到中国社会转型不同阶段性的特征与法制建设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将直接影响和决定中国法治的基本面貌与未来前景。由此，从社会转型的总体视角和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把握中国法治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有了某种必要性。

本文将从中国社会转型秩序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探索中国的法治发展战略问题：一、中国转型秩序的基本假设，主要是把中国转型秩序的已有轨迹与未来趋势的构想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转型秩序的趋势走势图。二、对转型秩序走势的风险等级与可能出现的危机类型做一简要的技术说明。三、说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的高风险阶段，转型风险的不确定后果本身蕴含着不同的未来趋势。四、提出一种与近代西方狭义的“法律控权说”相区别的广义法治发展目标。五、分析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与法治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第六、七、八部分讨论不同阶段的法治发展特征与内容。最后部分是简要结语，概括中国法治的长期性挑战与已有经验。

一、中国转型秩序演变的基本假设

从历史经验看，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矛盾风险的过程。转型秩序一般会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特征。此种特征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两方面的说明与验证。

本文意在对中国转型秩序与法治发展战略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某种简单性的理论说明。毫无疑问，在中国转型秩序与法治发展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客观上的多头绪、多层次和多角度的关系，在理论上把此种关系明晰化，对于理解中国的法治发展战略很有意义。

近代西方国家走的是社会演进型的法治道路，由于不存在一个主观上协调法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主体，且无前人经验，法律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关系是在接连不断的矛盾碰撞与磨合中自发实现的。与之相反，中国走的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法治建设首先被明确确立为国家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借助于西方经验的强大示范效应，在主体意识和政策制定方面，强烈关注和把握法治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协调发展，是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应有之义。

在过去二十八年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过程中，除了现代化发展“三步走”的总体战略目标以及不同层面社会发展目标外，相应地，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的法制建设目标和实践指导方针，如八十年代的“加强民主与法制”、“法律为经济建设保驶护航”，九十年代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以及新千年以来的以“法律手段构建和谐社会”及“法律与创新型国家”等等。这些社会建设目标与法制建设的目标与方针，不仅不同程度地涉及法律的近期行动与远期行动目标的协调问题，涉及到中国社会转型不同阶段性的特征与法制建设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将直接影响和决定中国法治的基本面貌与未来前景。由此，从社会转型的总体视角和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把握中国法治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有了某种必要性。

本文将从中国社会转型秩序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探索中国的法治发展战略问题：一、中国转型秩序的基本假设，主要是把中国转型秩序的已有轨迹与未来趋势的构想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转型秩序的趋势走势图。二、对转型秩序走势的风险等级与可能出现的危机类型做一简要的技术说明。三、说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的高风险阶段，转型风险的不确定后果本身蕴含着不同的未来趋势。四、提出一种与近代西方狭义的“法律控权说”相区别的广义法治发展目标。五、分析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与法治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第六、七、八部分讨论不同阶段的法治发展特征与内容。最后部分是简要结语，概括中国法治的长期性挑战与已有经验。

一、中国转型秩序演变的基本假设

从历史经验看，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矛盾风险的过程。转型秩序一般会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特征。此种特征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两方面的说明与验证。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七家交易所主要指数的数据，采用修正R/S分析、GHP检验和FIEGARCH模型实证研究发现，除了日本东京股市外，其余六家股市包括沪深股市的波动均存在着明显得杠杆效应和长期记忆性，股市前期的波动对未来一定时期内股市的走势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这意味着这六家股市的效率并不高，投资者可以利用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股市的波动并据此获取投机利润。因此，投资者在制定投资计划时，应充分考虑各国股市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以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

关键词：波动，长期记忆，修正R/S，FIEGARCH模型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对金融资产收益率分布特征的研究最早可追溯于1900年，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巴舍利耶（LouisBachelier)在博士论文研究中发现，商品价格的波动往往呈现出随机游走（randomwalk）的趋势，也就是说价格走势近似地服从布朗运动（brownianmotion），在这种条件下投资者的期望利润应为零。对这个理论最好的诠释便是著名的“醉汉的脚步”问题。在1952年马柯维茨创立了现资组合理论后，关于金融资产波动特征研究的各种理论便层出不穷，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创立的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其根据效率强弱将证券市场划分为弱有效市场、半强有效市场和强有效市场三类。支撑有效市场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投资收益率序列服从正态分布且收益率之间相互独立和同分布。但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行为金融理论研究发现证券市场普遍存在小公司效应、周末效应、元月效应、羊群效应等无法用有效市场假说解释的现象，这无疑对有效市场假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金融资产收益率并不简单地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正态分布假定。王明照等（2005）将其总结为以下五个主要特征：（1）收益率分布的尖峰厚尾；（2）波动的时变性和聚集性；（3）波动的溢出效应；（4）杠杠效应；（5）长期记忆性（longmemory）。本文拟探讨的就是金融资产波动的长期记忆性问题。

传统的时间序列模型如AR(p)、ARMA(p，q)、GARCH(p，q)等均假定：时间序列服从I(0)分布，即远距离的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自相关函数按照指数率快速地衰减，也就是说时间序列呈现短期记忆的特征。但这个假设往往与事实不符，观测值之间常常存在着一定的自相关性。如果假定时间序列服从I(1)分布，即按照线性速度缓慢地地衰减，也就意味着历史事件将会永远对未来产生影响，这既不一定符合事实同时也会给模型的估计造成较大的困难。而长期记忆性概念的建立则较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

所谓时间序列的长期记忆性是指时间序列的自相关函数既不是按照指数率迅速地衰减，也不是按照线性速度缓慢地衰减，而是呈现按照负幂指数（双曲线）速度下降，也就是说时间序列相隔较远的观测值之间仍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历史事件在较长时期内仍会对未来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无限的。这也就意味着时间序列服从分数布朗运动(fractionalBrownianmotion)。

摘要物流是商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同样依赖于物流体系的高效。我国物流体系的发展是快速且有成效的,却跟不上电子商务的增长速度,因而直接制约着电子商务的前进步伐。从我国电子商务与物流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可以看出物流对前者的制约作用是长期的。

关键词电子商务物流制约作用长期性

关于电子商务的定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从广义的方面讲，任何以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手段来进行的商务活动都称之为电子商务。而从狭义上讲，电子商务只是所有商务活动中的一种辅助手段，利用先进技术对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以下称三流）做出优化与整合，而并不包括三流。我们这里所提的电子商务指的是广义的方面，即把三流都包含在内。

1电子商务中的物流

无论哪一种电子商务模式，所经营的商品都只会有两种，即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

无形商品指包括软件、电影、音乐、电子读物、信息服务等可以数字化的商品，可以通过网络将商品直接送到购买者手中，也就是说无形商品电子商务完全可以在网络上实现，故被称为完全电子商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我们要充分认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特别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经过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三步走”战略进一步丰富，形成了“两个100年”的目标：到建党100年时，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党的十六大的基础上，又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概括起来，我们要实现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也即建党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年左右，也即建国10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内在逻辑和有机联系的历史过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起点，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延续，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实现了这一目标，中国必将更加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必将更加幸福美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经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阶段，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个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重要历史阶段，也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过程。新时期近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城乡居民收入成倍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等等。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些都说明，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任重而道远。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从国内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在前进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风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广大农民不断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加入到人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行列中来，人流、物流不断加剧，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情况，违法生育原因日趋复杂化。为了通过对违法生育相关因素的分析，找出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研究今后一段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特围绕违法生育的原因开展调研，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状况进行浅析。

一、基本情况

为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性，消除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思想顾虑，调查采取无记名的方式进行，即：不登记调查点的单位名称，且调查点按照整群（整村）和非选择性原则确定。调查内容涉及违法生育夫妇的职业、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婚姻史、生育史、避孕史，家庭经济状况、生育意愿、外部条件、管理服务等情况，共19个项目。共调查2003--2004两个年度420例违法生育，有效数据416例，其中违法生育一孩23例，违法生育二孩351例，违法生育多孩42例。

1．主观意愿。怀孕之前就想生育的比例随着孩次的递增而上升，一孩、二孩和多孩分别为4.35％，48.72％，61.9％。

2．受教育程度。违法生育人群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且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受教育程度．416例违法生育夫妇中，妇女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371人，占89.18％，受教育程度高中以上的45人。丈夫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353人，占84.86％，受教育程度高中以上的63人。

3．职业。违法生育人群的职业以从事农业和打工者居多。妇女从事农业和打工的395人，占94.95％，其中，从事农业的242人，打工的153人。丈夫务农和打工的385人，占92.55％，其中，从事农业的240人，打工的145人。妇女从事经商等其他职业的21人，丈夫从事经商等其他职业的31人。

随着以办公自动化、社会信息化为核心的企业档案管理模式的深入发展，档案在企业的生产和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档案在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综合建档过程中和档案管理中由单纯的存放走向应用、分析的道路，使之更好地为生产服务，还有很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下面，笔者就此略谈粗浅几点认识。

一、企业档案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档案工作缺乏长期性、连续性的发展规则

企业档案工作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进行了档案的达标升级工作。但达标工作作为一项运动，一次考试在进行，整个过程加班加点，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达标以后，就出现后力不足，没有长期性和连续性，再由于部分干部对档案综合管理的参与程度不够，对档案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不足，甚至有部分还认为档案室就是资料没有地方存放了就放的地方，档案室在某些人眼中成了废纸仓库，造成了档案工作有领导、无计划；在任务、无落实；有形式、无效果。档案工作缺乏应有的长期性和连续性的发展规则。

（二）档案工作缺乏制度化的管理程序

当前企业档案管理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一是档案收集不规范。在收集过程中，制度形同虚设，想交就交，不想交就不交，档案收集考核不明确；二是档案整理不规范。企业近几年发展较快，新档案人员不断进入，档案人员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在立卷过程中有的没有按照卷内文件目录顺序进行排序组卷，卷内目录与实际整理文件不相符，卷内资料漏失现象比较普遍。此外，在立卷时间上，有时会累积起来一次立卷，既不符合事毕立卷要求，又不利于查找利用；三是档案综合管理力度不够。由于现在综合档案管理室以一个班组存在，在行政上无法对各大部进行管理，在进行这项工作时，须向主管领导汇报，但主管领导一般都是兼任，本身的各项工作时间都较紧张，档案人员要想向领导说明一项工作较为困难，各项工作开展起来也较为困难，现在某些部门自设资料库，给档案的综合管理也造成困难。四是档案利用不规范。档案管理人员对档案借阅内松外紧，借出的档案没有按期归还。

摘要：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得益于以国有土地出让和储备融资为主要财政收入的土地财政。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打破了土地供给垄断格局，也改变了国有土地财政下的城镇化模式：一是补充了农用地的征收转用；二是“开源”了政府税收收入；三是刺激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四是提高了政府的间接财税收入。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财政；城镇化

1国有土地财政下的城镇化模式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投入产出模式如图1所示。我国土地财政的收入可概括为两部分，一是土地税收（经常性的），二是土地收益（一次性的土地出让金、抵押融资收益）[1]。而土地财政支出方式，税收属于地方公共财政预算，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经常性公共服务，如法律、治安、教育、消防、基础设施维护等；土地收益则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用于支持特定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而在该种收入支出模式中，存在两个“一次性”和“长期性”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一次性的，效益却是长期性的；土地收益（出让金、抵押融资）的收入是一次性，提供的社会服务却是长期性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实质是将税收、一级土地市场收益（出让金、融资）和工业补贴（低价和税收减免）统一计算来确定财政收支。国有土地财政下的城镇化可以概括为：政府通过征地拆迁，低价获得土地，将土地出让获得一次性土地出让金用以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一部分土地，以低于成本的竞争价格（低价或前期税收减免），转让给能够产生长期税收并且税基大的工业企业，征收工商企业税收维持教育、基础设施维护等社会服务；工业化带动经济和就业、产生商业房地产需求，成为土地出让金和抵押融资的市场源和工商企业税收的税收源。

2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城镇化的影响

（1）补充了农用地征收转用。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农用地征收难以为继，在现行土地财政制度下直接结果是导致地方政府倚重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收益的减少。因此，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的城镇化，实质上是国有土地资源稀缺引发的、民间自发的城镇化模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直接影响是弥补了农用地征收转用的不足，提供了新型城镇化空间拓展的建设用地资源。（2）“开源”了税收收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有建设用地的出让，政府在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的情况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税收将成为以农地征收、批租的土地财政模式新的供给源。“开源”的土地税收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减少的土地收入，能缓解地方政府对国有土地的过度依赖。（3）刺激了政府职能转变。首先，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意味着政府将逐步退出土地市场“经营”，通过以土地增值税为主的土地税收形式回收绝大部分的土地增值收益，回归其市场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其次，地方政府在预算减少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或激励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由原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换为监管者，实现政府职能转变。（4）提高了间接财税收入。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直接影响是集体土地价值的提升。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佛山市南海区为例，首宗挂牌出让地块为科教用地，地块单价200万/亩。土地价值提升带动了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南海区村组两级分红从2008年的16.8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40.62亿元。农民收入的提升能够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带动民间投资，从而间接增加地方政府税收。

作为宗教理论研究者，我们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与我们关涉的宗教实际相结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从事宗教研究和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根据“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探析宗教与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复杂关系，看到宗教作为“潜在的精神力量”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认识到“精神变物质”的意义，从而从促进、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角度来评价宗教的历史及现实作用，引导宗教今后的发展。遵照“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应该了解宗教的文化意义，把握宗教在人类文化及文明发展中的定位；“先进文化”并不一定为“单一文化”，更不能被误解为脱离实际、脱离历史的“文化虚无主义”；应从“多元文化”、“文化综合主义”、文化共识、文明共融的角度去体悟“先进文化”的蕴涵，这样就可以对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及世界文化中的角色和作用加以比较正确或准确的理解。把宗教文化的升华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相结合，以“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的气魄来复兴和发展中华文化，解决我们的文化自知、文化自觉和文化更新的问题。体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则要关注、关心中国上亿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并要看到这上亿信教群众在中华民族群体和整个人类群体中的作用及影响。因此，宗教研究是对人之“群体性”、“群众性”的研究，宗教工作属于最重要的“群众工作”。

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新思想。概括了宗教的三个特点即最基本的“三性”，让我们要充分认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这里，我们应看到“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绝非抽象、孤立之论，而有着其立论的时空背景。从历时性纵向来看，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它既有着“承前”，亦有着“启后”的历史关联，我们不能将之从其“历史之链”中脱离出来。从共时性横向来看，“社会主义”作为当前人类一种社会形态亦与其它“主义”的社会形态并存，有着一个交互影响、制约、促动的关系。在宗教“三性”中，“最根本的是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根本”。深刻地指出，“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这一意味深长、令人深思的论述乃以往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所未言，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大贡献。按照这一理解，对宗教的认知就超越了其“阶级、国家”等社会层面的分析，而深入到对宗教作为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的理解及研究。对于宗教的定义和把握，从其“精神”层面来发掘亦至关重要，颇为根本。所以说，的这一分析和论断为我们提供了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的一种新视野、新思路和新观点，为我们正确认识、把握宗教奠定了最为关键的基础。抓住这“根本是长期性”，那么我们看“关键是群众性”则应有两个比较，一是中国一亿多信教群众与十多亿教外群众的比较，这乃是对中国国情、民情的一个基本定位和认知。二是中国十多亿教外群众与世界约四十八亿信教群众的比较，这则是对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开放的中国”在世界定位和处境的认知。这两个比较对我们“知己知彼”，搞好群众团结工作极为重要。同理，从“长期性”这一根本，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宗教问题的“特殊的复杂性”。讲中国“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当然要立足于中国，但其眼光不能只盯在中国，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目前所处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应看到中国宗教与世界宗教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一员，因而对此更为强调和突出。这对我们研究当前中国宗教问题有着重要的提醒。所以说，“特殊的复杂性”自然就涵盖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国际性等敏感层面。

谈论、认识和探究宗教，至少应看到其三个层面，即宗教本身、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三方面。其特点、侧重乃至价值判断不尽相同，有时甚至会彼此相悖。当然，三者亦有认知整合、求同的情况。因此，我们在此就宗教理论展开座谈、研究，应注意到不同定位、不同视域的存在，即允许“求同存异”的努力，亦正视“和而不同”的局面。也就是说，在我们认知层面上，应该承认宗教体认的“信仰性”，宗教工作的“实效性”和宗教研究的“客观性”，在对某些宗教问题的看法上会有角度、方法和观点、甚至结论的不同。宗教本身会强调其“信仰”特色，有着神秘、情感的因素。宗教工作讲究“实效”，立足于解决具体问题、掌握实际局面。而宗教研究则力图以其“客观”认知来弄清宗教存在的真实性，找到宗教发展的规律性。在论及宗教的根本特性时，会有不同的话语体系，甚至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宗教工作干部、还是宗教理论研究者，对此应有清醒、冷静的认识，看到其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