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产品差别竞争力

论文内容摘要：产品差别是形成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决定企业对市场控制权的重要因素在于企业的经营特色和各自的比较优势。本文通过对企业实施产品差别战略的优劣势分析，提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只有成功实施产品差别,通过生产差异化产品为消费者提供更高的效用，从而满足市场需求差异化的要求，才能提高和保证企业的竞争力。

产品差别释义

产品差别是指同一种产品在质量、包装、牌号或销售条件等方面的差别。为了增加自己的市场权力或垄断地位，在竞争中，厂商努力生产和销售同种但有差别的产品。这里的产品差别既可以表现在产品的质量、性能方面（称为自然差别），也可以表现在包装、商标以及销售服务态度等方面（称为人为差别）。在现实中，实行产品差别不仅限于生产同种商品的厂商，一些生产多种产品的厂商特别是大企业也在推行产品多样化，这是因为在消费者的嗜好多样化的情况下，厂商生产的产品差别程度越大，从既定总产量中得到的总收益便越大。从当前各类市场状况看，许多产品，只见有“共性”，鲜见有“个性”；只求“大众化”忽略“个性化”；只见市场“大体样”，不究市场“精细分”。这样虽说消费者可选择的范围宽了，可仔细选择时却发现各种产品间没有明显差异，消费者不知购买谁家的产品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效用。同时，由于差异不大没有特色，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又得不到满足，因而，消费者不愿为不能给自身带来更高效用的产品支付高价格，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企业间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与同类产品厂家发生无序价格战，其最终结果将会如同我国彩电企业间出现的恶性价格竞争那样，导致两败俱伤，谁也无法得到好的发展。

产品差别的竞争力分析

（一）优势分析

从全国范围来看，CREDIT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5，PRIVATE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2，这两个指标的全国变异系数小于东部，大于西部、中部及东北。相比CTEDIT指标，PRIVATE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着。

（2）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区域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如图2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股票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5.21%、西部19.35%、中部13.64%、东北12.34%；债券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9.52%、中部1.64%、西部1.45%、东北0.56%。东部省市资本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遥遥领先，排除北京对东部的影响后，由于北京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而股票和债券大多以总公司的名义发行，导致北京股票和债券规模偏大，其中，债券出现了75.05%的离群值。东部股票指标均值为25.46%，债券指标均值为2.24%，仍然居四大区域之首，显示了东部省市较强的直接融资能力，其次是西部，中部和东北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弱。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1.08、西部0.69、中部0.49、东北0.31；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2.43、西部0.78、东北0.75、中部0.40，排除北京的影响后，东部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为0.93，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为0.81，东部各省市的资本市场发展仍存在最严重的不平衡；西部区内差异次于东部，其中，西藏的债券指标趋于0；东北三省的债券市场较股票市场发展差异明显；中部的区内差异较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3.31，排除北京的影响后，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2，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1。整体上看，资本市场发展的规模远不及金融中介发展的规模，而且资本市场发展的地区差异大于金融中介发展差异。

（3）保险市场发展差异（如图3所示）。

本文通过对中美上市公司融资顺序的实证描述，认定二者存在巨大的差异，进而寻找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

一、中美上市公司融资顺序的差异

美国财务学家梅耶斯（Myers）和马基卢夫（Majluf）于1984年提出了融资优序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企业融资首选内源融资，其次为外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又首选债券融资，其次才是股权融资。随后，纳拉亚南（Narayanan）等人用不同的方法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尽管布楞南（Brennal）认为不存在融资优序，即认为企业经理对融资偏好没有一种必然顺序，但他认为内部融资和举债比发行股票融资更优。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大部分企业在融资决策上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这一融资规律。美国非金融专业公司1965～1996年第一季度的资金来源充分证明了梅耶斯的理论，详见表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从股票市场赎回了约6000亿美元的股票，同时在债券市场上增加了10000亿美元的债券，发行债券成为美国大多数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股票市场已成为次要的融资渠道。

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体现了与梅耶斯融资优序理论不同的特点，西南财经大学郭复初教授在其领著的《财务专论》一书中指出：“根据梅耶斯等人提出的观点，公司筹资是按自有资金→负债→股票的次序进行的，而我国上市公司的筹资次序恰好相反。”他认为中国的上市公司都严重依赖外部筹资，内部筹资所占比重平均不超过5％，在公司的外部筹资中又明显地偏好权益筹资。

1.建筑材料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方物质文化、哲学理念的差异。

从建筑材料来看，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世界上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建筑体系中，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在内，基本上，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属于砖石结构系统。诸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输水道，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无一不是用石材筑成，无一不是这部“石头史书”中留下的历史见证。唯有我国古典建筑(包括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地区)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因而被誉为“木头的史书”。中西方的建筑对于材料的选择，除由于自然因素不同外，更重要的是由不同文化，不同理念导致的结果，是不同心性在建筑中的普遍反映。西方以狩猎方式为主的原始经济，造就出重物的原始心态。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中国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造就了原始文明中重选择，重采集，重储存的活动方式。由此衍生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自然与人乃息息相通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环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之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关系的结果。

2.建筑空间的布局不同，反映了中西方制度文化、性格特征的区别。

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面铺开。中国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类似于“四合院”模式。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以相近年代建造、扩建的北京故宫和巴黎卢浮宫比较，前者是由数以千计的单个房屋组成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围绕轴线形成一系列院落，平面铺展异常庞大；后者则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而且，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外部空间来包围建筑，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这与西方人很早就经常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交往及社会内部实行奴隶民主制有关。古希腊的外向型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古罗马，还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如果说中国建筑占据着地面，那么西方建筑就占领着空间，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43.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这庄严雄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3.在建筑造型方面，中国古典建筑的屋面一般都做有明显的曲线，屋顶上部坡度较陡，下部较平缓，这样既便于雨水排泄，又有利于日照与通风。在歇山顶与庑殿顶的建筑中，屋檐都有意做成微微的向两侧升高，特别是屋角部分做成明显的起翘，形成翼角如飞的意境。对比西方古典建筑的典型实例帕特侬神庙，它的檐部则是做成中央微微凸起的曲线，正好与中国古典建筑屋檐曲线相反。西方这种凸曲线产生了一种挺拔平整的艺术效果。

西方古典建筑柱式有明显的收分和卷杀，希腊古典建筑的柱子还有侧脚和角柱加粗的手法；对比中国古典建筑，尤其是唐宋时期的正统建筑柱子的卷杀与侧脚也极常见，这反映了对审美手法的共同性，只是柱子由于材料的不同而在比例上有所不同。

本文作者：范维哲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在阅读两篇文章时，总体来说相似之处可概括为以下三点：（1）村落关于桃花源中的村落生活有如下描写：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中华书局2011年3月）世界尽头的村落与桃花源颇为相似：穿过桥南岸零零星星的人家，路右侧映入眼帘的便只有农田了，石子路也随之变成了狭窄的泥路。田垄之间，几道结冻发白的积雪如搔伤遗痕似的存留下来。左边河岸排列着柳树，柔软的枝条依依垂向河面。小鸟落在弱不禁风的枝上，为保持平衡而晃动了几次树枝，终于改变主意，往别的树飞去。阳光淡淡的，轻柔而和煦。（《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经比较不难发现，两文都落脚于乡村生活的描绘，仙境这一概念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非凡神仙所居之地，而是一种理想化的原始农耕生活。农耕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自古以来北种粟，南种稻的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而日本主要的粮食来源稻米，是由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经由朝鲜传入的，所以在重视农耕这一社会传统上，中日两国不谋而合。另一方面，魏晋时期的中国，“隐逸”盛行，隐士这一群体逐渐成为文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对城市生活的厌倦，以及返璞归真的人生追求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我”身上也得到了印证，作为计算士的主人公厌倦了冰冷，过于理性的城市生活，选择了世界尽头这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状态。可见，《桃花源记》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两文都受到了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2）屏障仙境的存在基于高度封闭的可能性和难以寻找的神秘性，正如桃花源以山为屏障，阻隔了仙境与人间世界。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中华书局2011年3月）这层屏障不仅阻隔仙境之外的人进入，也可以阻拦外界文明的干扰，同时由于内部人员不能自主的吸收外部信息，所以造成了“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局面。世界尽头的围墙同样是不可入，不可出的象征，人的自我、欲望之心被弃于围墙之外，正因如此，仙境的纯洁性才得以保持。围墙附近大多是茂密的竹丛、树林或嶙峋的怪石，很难近前察看清楚。人家全都集中在流过镇中心的河的西岸，甚至偏离一步都不容易找到路。仅有的一条可以摸索前进的小路也半途而废，被密密麻麻的荆棘丛吞得无迹可寻。每当这时我就得不辞劳苦地绕道而行，或折回原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围墙之内的人都无私心，不再有形形色色的欲望，达到“无所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和谐。此处并非宣扬荀子的“性恶说”，不妨用基督教中的原罪解释。“人虽有良知，亦有趋恶的种种可能，无法达到绝对的善。”这也就证明了屏障的重要性，在仙境中屏障起着双重作用：阻隔外界的侵入和防止内部人员偷食外部“禁果”。正是由于这种双向的吸引，强烈的异域氛围及未知世界的吸引造就了人们对仙境的不断追求，屏障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3）无从考证关于桃花源是否存在，后人做出了诸多考证，第一批探秘者当属武陵太守与南阳刘子骥。当他们企图再探桃花源时，结果并不如意。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中华书局2011年3月）可见，捕鱼人进入桃花源是偶然也是必然：无目的性的探险和所谓“仙分”成就了这次奇遇。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中指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因此，历代人不断探求桃花源到底在哪里这个命题，虽有不同假说，但也多为附会之辞，并无真实可考的依据。世界尽头这一仙境的不可考性给予了桃花源新理解的可能：仙境是由人的意识创造出来的。至于我是何以抛弃原来世界而不得不来到这世界尽头的，我却无论如何也无从记起，记不起其过程、意义和目的。是某种东西、某种力量--是某种岂有此理的强大力量将我送到这里来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主人公“我”并不知道如何来到潜意识生成的世界尽头，换言之，武陵捕鱼人在回到现实社会后再寻桃花源无果，也同样存在着桃花源本就为捕鱼人潜意识创造出来的可能性。“镇中有我，我中有镇”，存在于个人意识核中的世界，其他人无法进入，更无从考证。如果说现实世界是人有意识的在脑中映照出来的，那么“梦幻”的仙境世界就是由潜意识在脑海中自动生成的。通过对梦的解析，实际上，可以发现人们隐藏在内心的真正愿望，甚至原始的冲动。在中国，“梦幻”被诠释为“神游”，《列子》中提到的华胥国就是如此：“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从这方面看，桃花源可以不真实存在，捕鱼人“神游”所见的桃花源只存在于个人意识中，他人寻而不得也可以得到解释，捕鱼人通过潜意识中的世界反观现实，寄托了一种追求抱朴归真的社会理想。亦需亦实，遥远而又近在咫尺的仙境引无数人探求，却又都无获而终，仙境是否只存在于当事人的梦幻与神游之中呢？这同样无从考证。

武陵捕鱼人在桃花源中挺数日后选择“辞去”，回归现实社会。《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我”经过在两个平行世界间的挣扎，放弃了与象征现实生活的影子一起逃回现实社会的机会，最终选择了停留在潜意识世界中，这意味着舍弃了肉身，获得精神意志的永存。我转身离开水潭，冒雪向西山冈行进。西山冈的另一边应该有镇子，有河流，有她的手风琴在图书馆等我归去。（《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由最初的相同的出世选择，到最后捕鱼人和读梦者“我”入世和出世两种的两种道路，陶潜和村上春树展现了两种不尽相同改造社会的道路。首先，魏晋时期，儒道释“三教合一”形成玄学。东晋时期，文人崇尚自然，追求能够达到超生死，得解脱的境界。陶潜深受玄学影响，在探求隐逸生活时描绘了与世无争的仙境，而在结尾捕鱼人选择回归现实社会，企图在“此岸”实现现实世界的改变，使之成为理想世界。这其中仍保有对现世生活的留恋，充分享受生命，在世俗生活中寻求超越，回归人间社会是因为黑暗的现实还可以被改变，精神寄托只是一时的，一切都要从现世道德的改变出发。而佛教将肉身视为超脱的阻碍，只有神与形相离，脱离轮回之道，人才能脱离苦海得到解脱。进入思维中的人是不死的。准确来说纵使并非不死，也无限接近于不死，永恒的生。（《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精神不灭，当灵魂脱离肉体，才得以永恒。死对于佛教而言是拯救，是灵魂重获新生的途径，他们将之成为“圆寂”，所谓“寂”意为诸恶寂灭，只有在此时，人才能走进悟的精神境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主人公“我”的肉身在现实社会中成为了一具尸体，但精神却得以在潜意识世界中永生，从现实社会出走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看似荒诞的逻辑实际上也是佛教对涅槃的追求，佛教理想与日本文学的唯美主义同样契合，唯美主义主张一种超越物质的力量，当人们放弃了并不完美的躯壳，才能实现精神的提炼与升华。《桃花源记》中的捕鱼人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我”传递了两种从现实世界逃离的选择：回归与出走。对生与死，肉身与灵魂，入世与出世的不同看法造成了主人公们不同的选择。

桃花源中的村民讲述先祖是为躲避战乱，所以来到仙境隐居：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中华书局2011年3月）秦末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东晋刘裕弑帝篡位，战火纷纷。在如此社会背景下，百姓疾苦，天下苍生无家可归。魏晋时期属“冷兵器时代”，战争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物质生活，陶潜构建的精神世界中首先就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要求，其次崇尚自然，渴望归隐山间的个人理想才得以实现。村上展现的世界尽头是搭建在知识饱和，科技大爆炸的东京都之上的仙境，知识的蓬勃发展本来是推进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但现代社会中知识的发展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可控的限度。大量科技不断被用于战争，违背人道的研究中：若在飞机上安装除音器，机场附近的居民必然欢天喜地。问题是，除音增音这项成功同时势必以各种形式用于军工生产和犯罪活动。显而易见，无声轰炸机、消音枪、以惊人音量破坏人脑的炸弹将接二连三诞生出来，有组织的大屠杀也将以更为巧妙的形式出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现代意义上的战争是知识与科技的战争，本来可以用于服务人民的科技却被战争分子当作推动科技化战争的工具。如果说陶潜所处的社会背景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的话，那么村上就正处于“科技的战争”的风口浪尖之上。虽然人们的生活可以一切自动化，简单到只按下按钮就可心想事成，声音，味觉，视觉更是可以被随随便便的去除，但这种去除是发展还是倒退，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我在能想起的范围内一个接一个弹奏和弦，并用右手指探索似的按动音阶。旋律固然无从记起，但无所谓，只消像风一样让她听手风琴声音即可，像鸟一样把心交给风即可，别无他求。（《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世界尽头中有最自然的声音，乐器其实是自然声音的再现，人类对自然声音的改造或者诠释不该忤逆或者妄自摧毁自然，而应在顺应自然。人和自然的和谐是中国道教文化的核心，日本人也一直在追求环境与发展的平衡，科技的战争导致的人类社会迅猛发展，而环境急剧倒退，这种现象是村上不愿看到的，唯有世界尽头才能让人与自然和平相处，这与陶潜的“复得返自然”是同一个道理。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杀戮，另一种是科技对人性的摧残，不同的战争，陶潜和村上都选择了仙境的出路，对于自然(下转第86页）的崇尚和回归原始乐园的追求在两人身上有相同的体现。中日文明在同源的道路上相互依存影响，在社会、思想与文学等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图腾崇拜及神话传说。由此看来，“复得返自然”是中日文化的共同追求。有关仙境的文学作品大多是为了刻画一个理想社会，居民无所求，社会能够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儒家倡导的和谐社会，天下大同也可基于这种理想世界实现。但值得思考的是，社发展进步的推动力实际上是人们源源不断的欲望，如果离开欲望和对更加先进时代的追求，人类社会势必止步不前。因此仙境作为理想社会很难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这也许就是“彼岸”追求的意义，虽然无法达到，却永远有人探寻，正是有了“彼岸”的存在，人们才不会在“此岸”迷失。分析《桃花源记》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两篇有关仙境的文章可以看出中日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文化是日本文明之源头。无论是农耕经济的社会形态，还是儒道释三教在思想上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日两国有着相似的文明背景。从另一方面看，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接受了大量的欧美文化，这使其在东西方文化融合后形成了中，日，西三种文化镶嵌的现象。单一的中国文化与复合型的日本文化展现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不同文化追求正是应该被关注的，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解读日本文学作品，反观中国文学，才有获得新观点的可能。仙境作为东西方文化兼有的意象仍存在着多种被解读的可能，这种超现实的文化概念映射出了民族心理及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解读，重释成为了推敲文化关联及差异的重要手段。

一、网络营销实施差别定价的原因

基于营销“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多的获得利润”的目的，企业为了更多地占有消费者剩余，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利润，便会诉诸于实施差别定价的手段来实现。通常不同的消费者在做购买决策时需求欲望有强弱之分，支付能力有大小之别等诸多因素差异，导致其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会存在差异。因此相比统一定价，实施差别定价可获得更多利润。对于网络营销，网络的互动性这一特点使企业更易获得与消费者相关的信息，企业可以据此制定不同的价格。也就是说，网络营销比传统营销更具有实施差别定价的条件。下图表示的是一种假定产品的需求情况：曲线ABC代表需求曲线，表明需求量随着价格的降低不断增加，本曲线代表所有用户的购买愿望。据需求曲线可以发现，在价格为P时，需求量为Q，若单位量Q都以价格P卖出，则总收入为ODCE的面积，即P×Q。第Q个用户也可称为边际用户，他支付的价格和他愿支付的刚好相等；而对于其他的非边际用户而言，他们支付的价格比预计支付的价格底，则ADC部分的面积即为消费者剩余。若厂商掌握每个用户对商品的估价信息，就可以分别与他们谈判，按照他们预计支付的价格进行销售。例如，假定厂商悉知甲对商品的估价最高为P1，那么厂商要求他支付P1，否则厂商拒绝出售，并且出售同时防止其他的人转售给甲；若厂商知道乙对商品的估价为P2，厂商便以P2的价格销售给乙，以此类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ADC的面积实质上是厂商用差别定价取代统一定价（价格为P）而获得的潜在利润，即实现了消费者剩余向厂商利润的转化。由此可见，实施价格歧视比统一定价获得的利润高得多。此外从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差别定价未必会损害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甚至有可能导致帕累托更优的结果。既然这样，实施差别定价策略就更有其合理性。

二、网络营销实施差别定价的形式

网络营销相比传统营销一大优势在于可以实施第一级差别定价。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只能采取统一定价策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网络市场似乎具有完全竞争市场所具备的许多特征，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通常要符合如下几个假设：（1）潜在的买方和卖方很多，且能够无代价地进入或退出市场，即没有进入障碍；（2）即使买卖双方很多，但都不能单独影响市场，即买、卖方均为价格接受者；（3）产品同质，即没有产品差异；（4）买卖双方都了解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即具有完全信息。据此，若网络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只能提供一个统一的价格，却不能实施差别定价；但实际上，网络市场并不是一个有效的竞争市场，因为产品差异这一方面是企业本身可以控制的，企业可以通过提供有差异的产品而改变网络所具备的完全市场的特征。此外随着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移，产品供大于求，顾客的消费更加趋于理性化；并且随着同质化消费时代的结束，个性化需求日渐明显，消费者也更需要有差异的产品，而网络所提供的大量互动的信息很好的满足了这种个性化需求。在了解消费者需求方面，网络销售具有极大的便利。一方面，顾客通过网络可以迅速地将自己的需求告知厂商，使得订制化生产成为可能，这在传统市场上是难以做到的；另一方面，网络使得厂商也可以较容易地了解顾客的真实消费需求，并向顾客提供订制化的产品或服务，对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不同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制定不同的价格，即实施第一级差别定价。

三、网络营销实施差别定价的典型案例

Dell公司是一家成功实施网络营销差别定价的计算机公司，其经营理念即按照顾客的要求制造并销售计算机。对于消费者而言，Dell公司为消费者设计了完善的服务体系，顾客通过浏览Dell公司电子商务网站可以自己配备计算机，并以适合自己的合理价格进行购买。而对于Dell公司而言，这种方式的定制可以使其通过分析顾客有关数据，有效和明确地了解客户需求，从而针对不同的顾客群、不同的计算机配置制定不同的价格。Dell公司的这种经营模式和产品定价方式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巨额的经济效益。当然，网络营销也可以采取传统营销差别定价的形式。当厂商可以观察到某些与消费者偏好相关的信息时，如年龄、职业、所在地等，就可利用这些信息进行差别定价。比如，对学生制定一个较低的价格，这种基于鉴定识别的差别定价为第三级差别定价。团体打折和等级打折都是建立在第三级差别定价原则之上的。如果没有识别不同的顾客，厂商只能依据顾客的自我选择，比如根据购买量的不同来实施差别定价，即实施第二级差别定价。由此可以看出，在网络营销状态下，由于厂商可以获得更多的关于用户信息的详细资料，这就使得第一级差别定价成为可能。综上，网络营销可以采用任何一种差别定价形式。

市场营销是指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以合适的价格和销售行为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其中合适的价格是决定消费者是否购买的重要因素，影响着市场需求和企业经济效益。因此，如何定价成为现代企业扩大市场份额、获取最大利润的关键点。在众多定价策略中，价格差别策略的实际应用较为典型，如今的大数据时代也更有利于差别定价，企业需要着眼于当下的时代背景和市场环境，深入分析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心理，灵活利用价格差别策略，制定最优价格，从而创造最大利润。

差别定价策略概述

（一）差别定价策略的内涵。价格策略是市场营销组合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商品价格的制定应同时兼顾商品生产成本和消费者支付能力，因此，商品价格实质上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决定的。差别定价的目的是为了企业能够从消费者手上获取更大利润，也称为歧视性定价或弹性定价。差别定价是根据不同市场、不同消费者对同一产品或服务进行区别定价，即价格不同并不是因为成本有所差异，而是以消费者支付意愿为基础设置的价格结构。采用差别定价比统一定价更能让愿意购买的顾客支付更高价格，也更能让原本不愿支付统一价格的顾客，以较低价格满足或激发更多购买需求，因此采取差别定价可使企业获取更大利润。（二）消费者剩余与差别定价。采用差别定价最关键的原因是消费者剩余的存在，消费者剩余是微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是指消费者愿意为某种商品支付的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此差额能体现消费者额外的获得感，因此称为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代表消费者主观认同的心理感受，反映消费者对购买商品的价值判断。因为消费者一般无法准确衡量所购买的商品为自己带来多大满足，只能通过心理感知来判断是否物有所值，这也就是市场中的卖方如何利用消费者剩余理论进行合理定价的突破口。由于顾客收入与购买偏好等均不相同，顾客心理可承受的最高价格是不同的。如果卖方统一定价，则拥有高保留价格的顾客消费者剩余会更多，拥有低保留价格的顾客消费者剩余会很少甚至为负数，从而卖方将失去这部分客源。因此，卖方要想留住保留价格不同的顾客，就需要实行差别定价策略。消费者剩余理论是实现买卖双方均满意的一条联络桥，图1展示了价值、价格、成本与消费者剩余之间的关系。（三）差别定价策略的种类。差别定价可划分为四类：顾客细分定价策略、产品式样定价策略、地点定价策略、时间定价策略，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从差别定价的不同种类可以看出，产品或服务的不同价格并不是源自成本差异，而是与时间、地点、式样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如今差别定价策略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企业要想创造更多利润，可以根据自身经营实际选择具体的差别定价策略。

差别定价策略的实施条件

（一）前提条件。市场经济条件下厂商无法掌控商品价格，价格由市场买卖关系决定。市场中存在大量买方和卖方，单个买方需求量或单个卖方供给量不足以对市场价格产生作用。而且市场中厂商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没有任何差别，无论产品本身的材质、型号，还是售卖场景、售后服务等均相同，导致买方没必要对卖方进行选择，卖方也不用在价格方面下功夫。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实行差别定价是毫无意义的，实施差别定价是需要条件的，只能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实施差别定价策略。（二）基础条件。首先，市场必须具备可细分的特点，并且不同细分市场之间的需求要有所差异。在细分市场环境下，卖方能够通过了解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倾向和支付能力，从而制定不同产品价格，获取更大利润。其次，不同市场或者不同消费群体之间是相互分隔的。消费者不能通过在不同市场之间转移商品而赚取差价（套利），否则价格差别就会随着套利的发生而逐渐消失。一般情况下，服务是很难进行套利的，例如医生诊疗、管理咨询服务等，因此服务业特别适合实施差别定价策略。最后，对市场进行细分和控制的成本应低于实施差别定价获得的额外收入。因为区分消费者群体是需要费用的，应该将这部分费用降至最低，才能发挥差别定价的价值；差别定价不会造成消费者的反感和不满，需要支付较多价格的消费者能比较容易地理解价格存在差异的原因；实施差别定价的形式必须合法合规，需要符合价格政策，不能采取不正当竞争从而损害消费者权益。

差别定价策略的通常形式

语言多样性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每一种语言都对应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是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学习母语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自然状态的学习;一是有计划的系统教育。“正规教育对语言的保持、发展和消亡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少数民族差别权利“实质是在公民基本权利之外通过宪法或特别法律规定的，以包容文化差异和尊重文化多样性为目的、通过差别待遇行使的特别权利”。［2］少数民族母语是文化差异表现和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分。“涉及母语的语言权既包括对一种母语的认同权，又包括一种或多种母语作为媒介进行教育和公共服务的权利”。［1］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是在法律同等待遇平等的基础上，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群体和个人自由选择母语学习和接受母语教育差别待遇的特别权利。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法律保护自近代以来呈现国际化趋势。当前，关于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的内涵、性质、目的、内容、国家义务及救济等，在理论与立法两方面存在着许多争议，从国际立法地位、权利内容、国家义务等角度剖析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成就和缺陷，有助于深化我国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理论认识和推进现实生活中的立法实践。

一、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国际法地位

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得到国际法的确认和保护。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的国际法地位的确认，经历了有限具体认可、法律间接承认再到立法一般保护的复杂过程。1815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有限具体认可时期。1815年之前，除双边协定外，任何国际条约都未涉及语言人权。1815年通过的《维也纳会议决议》第1条规定了某种保护少数民族母语的措施，其他一些条约有明确规定包括少数者语言学校在内的文化机构都受保护。《巴黎和约》规定:在母语不是官方语言的国民占居民的相当比例的城镇和区域，提供适当的设施以确保这些国民的子女获得以其母语为媒介语的小学教育。［3］说明该时期国际法有限具体承认少数群体母语教育差别权利。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为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法律间接承认期。该时期对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通过平等和禁止歧视的一般性国际文件进行间接保护。1945年颁布的《联合国宪章》未提及少数民族母语教育，仅在第1条第3款规定了禁止语言歧视:“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1946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和平会议没有接受匈牙利提交的保护少数民族的草案。1948年苏联曾建议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写入:“应保障少数民族享有使用母语，拥有本民族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设施的权利”，未被采纳。该时期的《世界人权宣言》同样未明确规定少数民族母语教育权，仅在第2条第1款规定了禁止语言歧视的权利:“每一个人享有本宣言规定的所有权利和自由，不分……语言。”1960年公布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仅从禁止教育语言歧视的角度间接承认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其中第5条第3款规定:“必须确认少数民族的成员有权进行他们自己的教育活动，包括维持学校及按照每一国家的教育政策使用或教授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内。”20世纪70年以后，进入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立法保护期。1966年通过、1976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规定:“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该条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但在1994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制定的《第23号一般性意见》第27条明确指出:“规定并确认赋予少数群体的个人的权利，人人能够根据‘公约’享受一切其他权利。”有学者认为:“使用其共同语言的权利是指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在公共场合或私下使用少数人的语言。缔约国……不得妨碍属于少数人群体的儿童在公共或私立学校中学习和进一步发展其语言。”［4］为了充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内容，并进一步促进多项国际公约的实现，1992年又颁布了《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其中第4条第3款规定:“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充分的机会学习其母语或在教学中使用母语。”该条明确规定了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由此可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国际立法的层面上，保障和提升了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国际法律地位。此后，国际上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少数民族母语差别权利的国际法地位。如2001年颁布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5条规定:“每个人都应当能够用其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实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行动计划要点》第6条规定:“提倡在尊重母语的情况下，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实现各级教育中的语言多样化，鼓励自幼学习多种语言。”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国际法地位的确认，经历了有限具体认可、法律间接承认再到立法一般保护的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1815年以前，国际上基本对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实行贬低和否认，实行单语即官方语言教育同化政策。进入近代社会初期，国际法开始有限具体认可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且有部分国家开始保护少数民族母语和实施双语或多语教育。二战以后至70年代，国际人权领域以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和文化普遍主义为哲学基础，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否认文化差异和文化识别，将人权等同于公民个人权利。“作为一种无论何时何地都属于全人类的人权概念，它不仅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而且忽视了人的个性的社会基础。它以同质的无社会、无文化的人类为前提，但这样的人类是不存在的”，［5］进而否认包括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在内的文化差别权利。国际法在此基础上仅间接确认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法在社群主义价值和文化相对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开始反思回应少数民族因文化差异特殊性而产生的权利诉求，直接确认少数民族包括母语教育差别权在内的文化差别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创设了有约束力的国际义务，并在《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等其他国际人权文件中作拓展和补充，至此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已具有国际法立法意义上的法律保护地位。

二、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国际法内容

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在许多国际组织的条约和宣言及非政府组织法律文件中已得到了承认和保障。但在国际人权法中，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立法，相关的规定和解释分散在各自不同的国际法文件中。综合分析相关的国际法条款，从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角度剖析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它包括母语教育差别的“平等权”和母语教育差别的“自由权”等主要内容。

1.母语教育差别平等权民族语言平等是少数民族母语教育保护的基础。现代国际法确立了民族语言平等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确认了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平等权。现代国际法文件奠定了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平等权的基本原则。鉴于国际历史上发生过民族语言教育同化、歧视和不平等的事实，导致少数民族语言濒危和消失，近现代国际社会开始平等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1945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第1条第3款宣布宗旨为:“不分……语言……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的平等和不歧视原则。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进一步确认民族语言平等原则，其第2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2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语言……等任何区别。”并在第26条第2款中明确规定:“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与友谊”，该条款原则性地体现了对教育中包括多民族语言的多元文化平等的承认。以上的国际立法，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平等确立为基本原则。现代国际法文件奠定了民族教育平等权的基本原则，其后出台了保护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平等权的专门法律条文。1960年通过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就是专门保护教育平等的国际法文件，具体确认了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平等权，其第5条第1款丙项规定:“必须确认少数民族的成员有权进行他们自己的教育活动，包括……按照每一国家的教育政策使用或教授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内”，由于该《公约》设定了“按照每一国家教育政策”的条件限制，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不设限制条件的确认了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1992年颁布的《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对该《公约》的规定具体细化，第4条第3款规定:“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充分的机会学习其母语或在教学中使用母语。”2003年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进一步强化了民族语言教育差别平等权，其第2条第2款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第2条第3款规定:保护措施包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相关国际法律文件和专门保护少数民族的国际法律文件对民族教育差别平等权的确认，使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平等权从应然权利变为实然权利。新近的其他国际法律文件和非政府组织文件在法律层面或学术层面具体规定了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平等权。1992年颁布的《世界基本语言人权宪章》规定:“所有人都有学习自己母语的权利。”1996年国际笔会通过的《世界语言权宣言》第2条规定:“被教导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权利。”第5条规定:“所有语言社群，无论其法律地位为官方、地方或少数族群语言，均是平等且独立的。”1999年通过的《关于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生活的隆德建议书》第18条第1款第2项规定:“少数人的教育机构可以确定传授其语言、文化或语言及文化的教学大纲。”2003年联合国巴黎会议提出的《行动计划建议书》第11条第1款第4项规定:“特别要明确所有相关语言在教育体系……的正当地位。”以上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平等权产生了共识并上升到立法层面进行保护。

摘要：知识产权法与民商法在价值趋向、立法目的、法律形式、法律属性、权利特征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别，不能简单地把两种法律并在一起。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民商法、权利、区别

知识产权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后起之秀，由于人们缺乏对它的认识和了解，往往把它和民商法联系在一起；在我国，有人直接把知识产权法并入到民商法中去。事实上，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还有其根本的原因。这种原因主要在于两种法律完全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它们调整社会关系的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方式不同；两种法律中，权利的形态不同，权利诞生的条件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关系也不同。可以说，知识产权法与民商法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下面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

一对知识产权法的分析

1、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内在关系

首先，可以概括地说，知识产权法是确认、规范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的一类法律的总称。按照我国传统的知识产权法的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法应该包括版权法、工业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三大类，其中，工业产权法又分为专利法和商标法[1].按照Trips协议的规定，又增加了保护地理标志和保护知识产权程序上的措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差别电价政策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实行差别电价政策，有利于遏制高耗能产业的盲目发展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局面。各地区、各部门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实施和完善差别电价政策的重要意义，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对能源、资源、环境问题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认真做好落实差别电价政策的各项工作，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促进建立节约能源、资源和降低能耗的长效机制。各地区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及时进行督促检查，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同时，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制订预案，做好企业关停并转及职工安置等善后准备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关于完善差别电价政策的意见

（发展改革委）

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淘汰高耗能产业中的落后产能，促进节约能源和降低能耗，现就进一步做好对部分高耗能产业实行差别电价政策提出以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