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面范文10篇

本文作者：黄丽娜单位：河北外国语学院

一、法学思维的概念

所谓的法学思维，其实是指能够用法学的角度去观看世界，内心存有法制意识，将全世界的社会关系看成是一个庞大的法律网络，并运用法律对事物做出科学、合理地价值判断，譬如说，在买一件商品的时候，可以对该商品进行法律关系分析，并以此做出价值判断，进而将该价值上升到对社会的意义。法学思维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法律的思维方式，根据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的不同，每个人的法学思维不一样，没有量化的标准。

二、法学思维的层面

就当前而言，人类将法学思维分为三个层面，即哲学层面、法哲学层面和法学方法论的层面。就哲学层面而言，对法学思维的实践可以说是对哲学本身的实践，而哲学本身又包括了“康德•哈贝马斯”和“亚里士多德•伽达默尔”这两支传统。而就法哲学层面而言，对法学思维的实践主要表现为对正当性和科学性这两个论题的探讨，正当性主要是在探讨将法律作为人类行动的理由是否具有正当性，而科学性主要是在探讨法学本身是否有着科学知识的属性。而对法学方法论的层面来说，对法学思维的实践主要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以达到实现合理性及理性这两个不同目标的目的。

三、法学思维层面的实践

【摘要】钢琴表演艺术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之一，其成果不仅仅体现在音乐创作的不断进步、演奏技法的日臻完善，更体现在其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一代又一代人宝贵精神的传承。本文从钢琴教学中音乐的初始积累、音乐与技术重要性出发，探寻钢琴教学中的重要层面。

【关键词】钢琴；教学；层面；积累；音乐；技术

一、音乐的初始积累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想在钢琴演奏中能够有较好的音乐表现，需要长期的积累和一定的悟性。悟性源自天生，虽已成定论，但可以启迪；积累面向后天，是我们可以积极把握的。对于钢琴学习者来说，从他们学琴的第一天起，积累就已经开始了。正面的积累，会使一个本来对音乐持消极态度的人，渐渐喜欢上它；负面的积累，则很可能令一个本来对钢琴抱有极大热情的人，不再喜爱它。多少琴童对钢琴由爱生恨，多少学生在考完八级、十级后，开心的不是钢琴演奏又进了一步，而是终于可以从此不再弹琴，再也不愿意去碰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见，学琴无外乎两种背景，喜欢和不够喜欢。而一件事情要想继续下去，是离不开喜欢的。你让一个人做一件不喜欢的事，勉强得了一时，凑合不了一世。坚持如果只是硬撑，那它很快也成为痛苦的近义词。如何让喜欢钢琴的人，继续喜欢它，更加喜欢它，让还没有那么喜欢钢琴的人，也能逐渐喜欢它呢？这件事需要从一开始做起。一开始我们就不要把它当成两件事，而只作为一件事来看，那就是：我们假设所有的学习者都是喜欢钢琴的，如果不喜欢，也尽量让他们感受到钢琴的美。向往美好的事物，是人之常情，也是音乐能俘获众多人心的原因之一——因为它的美，让人倾心。所以，教师首要的任务，不是让学生学钢琴技术，而是让他们领略音乐的美。这是出发点，非常重要，也是音乐表演的归宿：发自音乐，成于音乐，归于音乐。很简单，如果一个演奏者听不出自己弹的好坏，他（她）自然缺少前进的动力，因为没有努力的方向。演奏者只有听出了自己的不足，才能不断去改进。如果演奏的好坏只能由别人指出，自己心中分辨不出，那么他（她）怎么能进步呢？完全依赖教师是远远不够的。一个能从演奏中不断发掘、体会更深音乐之美的演奏者，才可能有较好的音乐表现；而一个从自己的弹奏中都感受不到音乐的人，当然也难以向他人传递音乐，更无法谈及音乐表现了，勉强模仿，也往往是内外“两张皮”，模仿了外壳，走不进内心。

二、音乐与技术

知识和文化相关，但不等同于文化。文化有更宽广的情怀和更深的内涵：所以有种说法，音乐比到最后，比的就是文化。如果学生从一开始学钢琴，就清楚地知道这是链接在浩瀚文化中的一环，知道不是为了学琴而学琴，为了弹曲子而弹曲子，为了完成功课而完成功课，能够将钢琴学习与他（她）周遭的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用心感受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也收获克服困难、付出辛劳取得进步的欣喜，那么他（她）学音乐的主动性会更强，自觉性会更高，更能积极思考、富于想象、富于创造，这其实是钢琴教学（也是钢琴学习）的目的——即使对于职业钢琴家而言，钢琴也绝不只是一个谋生或使之功成名就的工具。钢琴教学是教会学生如何看待音乐，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看待我们自己。钢琴学习和其他音乐学习如果不能使我们的心灵不断充盈，不能使我们对自己、对生活等有新的发现、新的惊喜，不能使我们在学习和演奏的过程中找到其与自己生命相契的密码，钢琴（或其他音乐）学习便失去了意义。会弹多少曲子是无足轻重的。所以，这就凸显了钢琴教师的重要作用，以上内容，是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贯彻的，是需要告诉前来学习的求学者并不断提醒他们的。在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推出的大型原创音乐节目《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限时创作比赛环节中，导师周华健组的学员曾说，在分组创作比赛的时候，周华健导师说过的一句话让人感触很深，导师说这是一个让大家交流的平台，如果他不这样说，而是一开始就说你们要努力，不然就要被淘汰了。那么他们的心态不会是现在这样，也不会有现在这样温暖互助的氛围。由此可见，教师对学生的引导至关重要，往音乐上引导，学生就会更多关注音乐；过于关注进度和短期的“成果”，学生也会更在意眼前的浮光掠影。有些人对于钢琴，只是喜欢钢琴带来的荣誉，对音乐并无感觉，也谈不上多么喜欢；有些人钢琴可能弹得一般，但非常热爱它，热爱音乐。我相信后者是更幸福的，因为他们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中找寻到快乐和寄托。我也更欣赏这种态度——否则干吗要学琴呢？如果教师仅仅教你如何弹会曲子，做到音对、节奏对、速度不要偏差太多、强弱弹出来，那起到的作用是比较小的，因为这些要求都写在谱上，只要学生细心，按着谱子弹就可以了。教师要教的完全不只是这些。除了上述的音乐和文化理念外，钢琴教师从学生坐在琴凳上的第一课开始，就需要让他们感到，一切所谓的规定、技术，都是为实际演奏的需要服务的，也就是说，是为音乐服务的。只要音乐需要，那些规则有时是可以不必恪守的。当然，前提是音乐需要。

西方政党变革理论中最有影响的是哈莫尔所称之为“系统层面趋势”的分析路径。这种分析路径提出了被广泛使用的政党模式及转型的概念，反映了政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政党组织形态，也可以说是政党变革研究中的范式转换。根据这条分析思路，可以描绘出政党不断变革和转型的路线图，即权贵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新政治型政党。通过这条历史线索人们可以发现政党变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一些规律。

法国政党学者迪维尔热（Duverger）将政党分为权贵型政党（cadreparty）和大众型政党（massparty），权贵型政党逐渐向大众型政党转型或者说吸收了大众型政党的组织特性。权贵型政党和大众型政党的区别不在于成员的多少和政党规模，而在于政党的结构。大众型政党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例如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吸收党员是他们的基础性活动，一方面，通过吸收党员来进行阶级政治教育，并选拔具有参政能力和执政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党员交纳党费来维持政党日常活动和支付竞选的费用。党员对于大众型政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构成了政党的基础和内容，如果按照大众型政党的成员标准，那么权贵型政党就没有党员，他们既没有入党手续，也不需要交纳党费。通常，权贵型政党由一些权贵人物为了竞选而组成，少数富人提供了活动资金，不需要成员定期交纳党费。权贵型政党往往依赖个人之间的交往联络起来，组织形式很松散，大众型政党组织相对严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比较明确。大众型政党出现的原因是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随着普选权的出现，选举权不再局限于少数人，政党成了规模巨大的人口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普选权实现之后，社会主义政党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使得政党动员和团结阶级的力量成为可能，由于大众型政党的组织形式在动员选民和进行竞选活动方面的优势，使得许多非社会主义政党也逐渐采用了这一组织形式。

美籍德裔政党研究学者基希海默尔（kircheimer）在考察二战后西欧政党变革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方位型政党（catch-allparty）的新模式，认为大众型政党普遍向全方位型政党转型。国内也有学者把catch-allparty翻译成兼容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出现的背景是西欧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首先是经济的不断发展打破了工业化初期形成的以资本—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分化，传统的社会集团的集体认同不断减弱，传统阶级对立不断缓和，福利政策的普遍实施更加模糊了阶级立场，一般选民的投票方向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人们的集团或者阶级归属，政党有可能制定主张为大多数甚至全体选民利益服务的政策纲领，而不仅仅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者阶层；其次，战后大众媒体迅速发展，政党领导人可以通过媒体与选民或者支持者沟通，直接传达他们的呼吁和号召，而不必跟以前一样依靠政党的选区组织，同时，选民也可以象消费者一样在政治市场上采取选择性的行动。基希海默尔认为，全方位型政党的主要特征在于，政党的阶级意识形态不断弱化；政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对立和分歧逐渐消失；政党为了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而不断减少对特定集团或阶级的依赖，政策纲领对各阶级和阶层的包容性逐渐扩大；政党领导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基层党员个人的作用不断下降。

20世纪90年代，政党研究学者梅尔（mair）和卡茨（katz）驳斥了政党衰落论，在总结分析大众性政党和全方位型政党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政党组织形态——卡特尔型政党（KartelParty）。随着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领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不再出现，政治本身越来越朝着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选举竞争中，政党之间不再为争夺选民支持而争斗，而是有意将竞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相互之间组织生存，共同分享自己的份额，以排斥新的政党或者政治力量的介入。在卡特尔型政党模式里，国家和政党相互渗透和融合，政党逐渐脱离公民社会而融入国家，实际上已经变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成为“准”国家机构。政党之间不存在根本的政策差别，政党竞选更多地在于选择更合适的公共管理者或者候选人，而非政策取向不同的政党。政党活动和功能不再依赖于党员个人的人力和经费支持，不再建立自己的政治宣传工具和手段，而是通过获得国家补助进行资本密集型政治活动，通过国家所认可的特权运用大众媒体进行政治沟通和宣传。

梅尔和卡茨在描述卡特尔型政党模式特征的同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对四种政党组织形态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如表一所示：

系统层面趋势路径主要关注权贵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的转型链条，实际上还有一种相互独立的政党模式—新政治型政党模式（thenewpoliticsparty）。哈莫尔将这种模式的某些特征与上述政党模式进行了比较，如表二所示。这种模式的政党研究学者包括：弗兰克兰（Frankland2000）、哈莫尔（Harmel2000；1989）、基茨切尔特（Kitschelt1989）、穆勒—罗梅尔（Muller-Rommel1985）、波冈特克（Poguntke1987；1989；1994）、休恩梅克（Schoonmaker1983）。新政治型政党模式同样是在多种环境变化影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经济繁荣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公民要求更多的机会进行实质性的政治参与，而不是任凭政党领导人的指示，政党组织由金字塔型向扁平化趋势发展。但是，哈莫尔认为这种模式迄今没有在实践中出现。

一、服装情感化设计概述

（一）服装情感化设计概念

服装情感化设计指设计时在满足服装物质功能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消费者的情感需求，挖掘服装的精神功能，注重消费者的情感体验，从而使消费者对服装产生长久情感依赖的设计。

（二）服装情感化设计内涵

美国学者唐纳德•A•诺曼根据认知心理学，在其编写的《情感化设计》一书里，将情感化设计分为本能的、行为的、反思的三种层面的设计。它们的设计特点：本能层面的情感形成和反应很快，人们可以迅速对一件服装的好坏做出判断，服装的第一印象就会激发消费者的本能情感，所以设计时强调即刻效果，注重服装的造型、色彩、面料等物理属性的设计。当服装的本能层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之后，人们会对服装的实用性进行评价，这就产生了行为层面的情感，行为层面以人们的行为特征为设计基点，注重对服装的服用性和功能的设计。反思层面的情感是消费者和服装之间互动后形成的情感，来自消费者对服装中蕴含意味的感悟和领会。在设计时更侧重于对服装传达出来的信息、服装里包含的文化、及服装意义的表达。诺曼认为：“任何实际的感受都包含所有的三种层面，在实践中单独一种层面是罕见的，如果存在，那么它可能来自反思层面，而不是行为层面和本能层面。”本能层面和行为层面设计的是人们看到和穿着服装时的即时感受，而反思层面设计的是人们看到一件服装后的思想活动，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的是长期关系，它是增加消费者对服装忠实度的关键层面。

二、反思层面的服装情感化设计方法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城市设计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更新，人们生活质量得到提升，居住环境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山水城市”的设计理念逐渐成为热点。本文主要结合光华里项目概念规划方案，引入“山水无界”的城市设计方法，探讨和研究城市设计的跨界和创新模式，详细阐述概念设计中“山水无界”的城市设计理念的应用。

关键词：山水城市；无界设计；城市设计

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设计不再是一个传统的专业设计，需要续传统、延风貌、展未来的设计。城市设计既不是简单的城市规划，也不是扩大的建筑设计。城市设计致力于营造“精致、典雅、宜居、乐居”的城市生活空间，融入自然景观、人文历史等重要元素，打造新时代宜居城市。“山水无界”将“山水城市”理念大胆运用于城市设计，综合各专业弱化城市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如何平衡城市迅猛发展和生态宜居的居住环境，在当今城市设计领域中尤为重要。打造城市型生态宜居家园，为社会带来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山水无界”的城市设计理念无疑为这个课题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1“山水无界”理念“山水无界”——城市设计的创新

理念，延续古代传统“天人合一”的山水理念，通过建筑实体和空间场所的形式表现出来。思考研读当地的文化民俗，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将其运用于当代城市设计中，续写与自然融合的山水城市。“山水无界”的城市设计理念来源于传统思想，提出新的城市设计方法，表现市民对自然山水的追求与渴望。不仅如此，“山水文化”贯穿从古至今的社会发展，对城市设计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山水无界”的城市设计方法核心在于弱化空间界面，建立不同功能模块、不同属性场所、不同维度方向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自然过渡，亦或是赋予同一空间多重的功能、属性维度。

2案例分析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意识的反思；儒学的教化观念；儒学的未来发展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的文化意识都沉浸在文化激进主义或反传统的状况中、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发生了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儒学的根源在民间，核心在教化，它的载体不仅是制度、宗教作为社会和个人精神生活的事务，有独立的空间、“内化”的意思，就是把外面的东西“化”到个体生命里面来、现代中国大学是按照西方的学术标准来划分学科的、一种相对主义，非基础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念、讲“可欲之谓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可欲”两字、“可欲之谓善”讲教化的前提和基础、儒学未来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发展的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分析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做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指出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儒学的断裂。近年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间儒学的兴起，说明儒学并未成为“游魂”。儒学的核心是教化。儒学教化思想的根基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就个体而言，教化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过程；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上，则是通过经典传习、礼乐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融汇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守”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方向的调适和转向，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关键词】儒学/教化/文化意识/现实载体/民间儒学/文脉/血脉/顺取逆守

一、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意识的反思

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的文化意识都沉浸在文化激进主义或反传统的状况中。余英时先生在一篇题为《现代儒学的困境》（1988年）的文章里，对现代儒学的境况做出这样一种判断：儒学在现代已经魂不附体，失去其寄身之所而成了一个“游魂”。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也提出他的“博物馆说”，认为儒学已经进入历史，仅仅是一种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正因为它已成为陈列品，才能保存下来。这两个说法，当时在中国学术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多数学者都对儒学的现代命运持一种悲观的态度。

但是，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发生了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例子来了解这一点。第一个例子，北大的张颐武教授提出一个说法：对传播中国文化来讲，一万个孔子比不上一个章子怡。此话一出，立即引发了激烈的网络争论，而绝大多数人对之持批评态度。当然，张教授的说法有其自身的语境，我们不去评说。但这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代表这样一个形象或人格标志，开始表示认同。任何一个文化都有代表其文化价值的标志。但是，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却把两千多年自身文化的这一人格标志打倒并踩在脚下。这一争论表明，中国人已开始回归对孔子这一文化人格标志的认同。另一个例子是“于丹热”。这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近几年，包括儒学在内的古典文化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学术明星。不同类型的明星，代表不同时代的精神取向。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明星。比如，抗战时期的明星就是抗日民族英雄。时期的明星，是像一类的造反派。在我们这个人欲横流、物质享受至上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学术明星，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现象。它说明，经过一百年的思考，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意识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已经开始觉醒。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人权与国权――政治层面冲突；人权与国权――法律层面的冲突；人权与国权――价值层面的冲突；人权与国权的和谐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家权力的来源是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的理论相联系的、人权的保障是以国权的实现为基础的、基本人权在当代文明各国具有共同性，人权的权利价值认同具有绝对性、人权是凝结在法律（尤其宪法）中的政治权利、国权的价值取向归结为合宪性与合理性、法治才有别于工具主义的规则之治、国权作为与宪法相伴而生的政治权力、人权与国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法律方面和价值方面、用和谐的观念统摄、推升人权、用和谐的观念规范、整合国权、人权与国权的内在和谐等。具体请详见。

提要：人权是指每个人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国权是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两者在政治、法律和价值层面存在着种种的冲突。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冲突侧重于权利本源性问题，价值层面的冲突涉及本体性问题。关于冲突的协调，笔者提出促成人权与国权的和谐，具体分成三个步骤。人权与国权也应当是和谐的，这是政治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关键词：人权;国权;冲突;和谐

一、人权与国权――政治层面冲突

首先，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国家权力的来源是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的理论相联系的：天赋的“自然权利”通过社会契约的中介，导出“主权在民”的结论。因此产生了人权与国权的冲突：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人权高于国权。[1]按照传统的政治理论解释，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人们遵从者理性，即自然法，拥有并享受与生俱来的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自然权利。在天赋权利受到侵犯时，由于人们自己充当纠纷的裁判者和执行者，因而会产生无法解决的冲突，造成混乱。这促使人们相互订立“社会契约”，每个人都自愿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集合成为国家权力，把它交给契约社会的政府去行使。自然状态的人们只要一致同意联合成为一个政治社会，这点就能办到，而这种同意是完全可以作为加入或建立一个国家的个人之间现存的或应该存在的合约的。因此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这种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群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曾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2]〕

另一方面，从人权的保障与实现的条件来看，尽管人权的保护趋于国际化，然而人权的保障是以国权的实现为基础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离开了国权人权也无从谈起。一个丧失了国权的国家的人民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只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奴隶”，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权也不能保障，更不用什么“民主”、“自由”等基本人权。[3]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权高于人权。

【内容提要】通过有关高校体育教育研究文献的查阅和分析，结合高校体育教育的实践提出新时期高校体育教育在宏观思路上要立足转变观念，在中观策略上明确基本要求，在微观操作上要抓住课堂阵地等三个层面的观点，以期促进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的深化和发展。

【摘要题】学校体育

【关键词】高校体育/宏观思路/中观策略/微观操作

二十一世纪，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技术革命全面发展的时期，其特点是：科技进步迅速，社会分工精细，产业结构优化，信息传递快捷。《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的纪要中说：“二十一世纪最成功的劳动者将是全面发展的人，是对新思想和新机遇最开放的人”。在高校体育改革、创新的过程中，我们要用前瞻性的眼光对待高校体育，应该确立“为大学生终身受益奠基，为新世纪科技竞争育人”的理念来探索、实践高校体育。笔者认为，我们要以创新的思维和探索的勇气，从高校体育的三个层面去实践去研究。

1第一层面：宏观思路——立足转变观念

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决定教育发展的方向，也决定教育的质量。树立新的体育观念，可以推动高校体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可以促进高校体育评价机制的改革。

邱仁宗先生的《论“人”的概念》[1]一文(下面简称“邱文”)提出人的三个层面生物学层面、心理学层面、社会层面——由此对“人”的概念内涵作出了科学性的界定，读后深受启迪，但意犹未尽，在看待冰冻人、裂脑人和脑移植等问题时，这三个层面也似有点不够，依笔者愚见，人还当有第四个层面：这个层面是一种深层的心理精神因素，也即人的深层自我，本文简称之为“我”。下面，我们就“我”的含义、存在和作用几个问题进行论述。

一、“我”的含义与存在论证

“我”与“人”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人也是一个“我”或自我。对于自我概念的定义，现在繁多而很不统一，但本文所论的“我”则是一种深层的自我，与哲学史上的“先验自我”、“纯粹自我”同义，是一切心理经验内容“向我来属”并使之统一的深层精神因素，它构成人之生命的意义核心。

哲学史上，康德首先对于深层之“我”的存在作出论证。他将这种“我”称为“先验的自我”，在其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中写道：“如果每一个表象都与其他的表象完全不相干，都是孤立的，与其他表象分离的，那就决不会发生认识这种事情了；认识是一个整体，是包括若干个经过比较、连成一片的表象的。”[2]此文中的“表象”是指各种具体的心理经验内容，如一个物象、一个声音、一个回忆意象等；这些具体表象在位置和时间上本是不同的存在，它们之所以能在心理中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康德认为这乃是“先验自我”的综合作用使然，使认识活动得以进行。由于这个作为先验自我的“我”是“先于经验”的，那么它就是比经验现象(可感的表象活动)更深层次的东西了。与之相仿，后来胡塞尔也认为有“先验的自我”存在。他把人的心理自我(即可经验的心理总体)称为经验的自我，他的“意向性理论”认为，经验自我的意识活动只能指向对象而不能发现自己本身，那么人们又是如何有了自我意识的呢?由是，他必须向“主观深处”迈进，提出“先验自我”的概念，认为先验自我能以经验自我的意识活动本身为意识对象，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根源。

以上，康德和胡塞尔对于深层的“先验的自我”的提出和论证并不是宗教迷信之说，而是严肃的哲学论证，二人所述的理由也是有理有据的分析，杂多心理经验的整合统一和自我意识的进行在理论上需要有一种深层的自我存在。下面，我们再为深层自我或“我”的存在作两点进一步的解说。

(1)人的心理活动有一种微妙的特性，这就是将所知的一切“向我来属”的特性(即一个人的全部心理活动内容都是由一个“我”来知道的并归属于“我”)。对于这一特性，大家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所见的一切实际都是“我看见”的，所听到的一切也是“我听到”的，吃喝是“我品味“，受伤是“我疼痛”。总之，一切感觉都是“我在感觉”，一切思想均是“我在思想”，有一个“我”系于纷繁博杂的心理经验之中，使一切被觉知到(感觉到、意识到)的心理内容(指心理学研究的经验现象，下文的“心理内容”也均为此义)，都成为“向我来属”的东西(并由“我”统一起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体悟，也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可见，这种将一切所知“向我来属”的心理特性已在人的各色各样的心理活动内容中都打上了一个“我”的印记，使得有一个“我”既存在于一切心理活动内容中而又有别于这些具体的心理内容，成为一种比心理内容更深层次的东西；并且，这个“我”的存在也是可以通过深度的自我意识来洞悟的，而非纯粹推理的逻辑结论。

长期在第一线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老师们，对如何拓开学生作文的思维层面，大多作过研究。若不能就学生作文中的思维迷津点破，中学生的作文水平就很难有提高。我就平常作文训练中的点滴做法钩要成文，以就教方家。

一、扣住文题中关键字的意义翻奇出新

题者，额也；文题，即文章之额。观人，先从额上着眼；作文，宜在题中用意。大凡写作高明之人，常于此上费心良多。鲁迅先生的杂文《文学和出汗》，从字面上看，“文学与出汗”实属风马牛不相及之事，但仔细琢磨一下，“出汗”最多的是劳动者，“文学应表现劳动者的生活”这一命题则被幽微道出，令人拍案叫绝。所以说：美人当美目，妙文有妙题。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多引导学生在文题上多事稼穑之功呢？请看下面三道作文题：

《说习》《也谈泛滥成灾》《发愤读书之我见》

首先，我组织学生讨论文题的含义，综合学生之见则为：《说习》的主旨谈学习的重要性，《也谈泛滥成灾》的重点谈×××的危害，《发愤读书之我见》一文应主要谈“如何努力，才能使学习有成效”。然后，我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生作文思维上的两点不足：一是“熟”，新意不多；二是“直”，作文思维上没有层次感。接着，我引导学生查辞书，查检、了解“习”“滥”“愤”的字义演变。最后，学生明白了：“习，数飞也。”小鹰经过反复的练飞后，才学会飞翔；滥，河之源也，河源涨水，下游成灾；愤，怨也，发愤读书，就是把心中的怨悱泄发出来，以一种宁静的心态来学习。这样，学生的作文思维一下子就被放开了，被激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