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范文10篇

提要：参与式预算是公民直接参与预算的决策过程，决定公共资源如何配置的一种预算管理模式。1989年参与式预算最早在巴西产生，之后逐渐扩展到北美、非洲、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式预算在优化资源配置、政府赢取公众的支持、基层民主发展及防治腐败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施为我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参与式预算；概念；意义

一、参与式预算的概念

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对参与式预算的解释是：参与式预算就是在公共预算的各个阶段（制定、审批、执行和评估），采用有效的创新方法，加强公众对预算的参与，创造公众参与的环境和机制，注重公众参与的能力建设。参与式预算不仅能增强现有治理结构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更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绩效，有效调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差异，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促进和谐善治。

参与式预算应坚持的基本原则：（1）基层民主原则。参与式预算允许广大的基层民众参与到预算的决策过程中，对公共预算及公共资源的分配提出意见；（2）公平正义原则。通过民众参加预算的决策过程，可以将资源分配到更加需要的、条件差的地区，防止公共资源被私占；（3）透明原则。通过将决策的地点从政治家和技术官僚的办公室中转移到公众的公开讨论会上，使政府成为“玻璃缸中的金鱼”。参与式预算使政府的支出更加公开、透明，便于民众对预算执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防治腐败。

参与式预算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9～1997年，在这一时期，只是巴西的几个城市实施了参与式预算；第二阶段是1997～2000年，参与式预算在巴西逐渐扩展，并且逐步得到了巩固；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巴西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逐渐扩展到北美、欧洲、亚洲等的国家和地区。

提要：参与式预算是公民直接参与预算的决策过程，决定公共资源如何配置的一种预算管理模式。1989年参与式预算最早在巴西产生，之后逐渐扩展到北美、非洲、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式预算在优化资源配置、政府赢取公众的支持、基层民主发展及防治腐败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施为我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参与式预算；概念；意义

一、参与式预算的概念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对参与式预算的解释是：参与式预算就是在公共预算的各个阶段（制定、审批、执行和评估），采用有效的创新方法，加强公众对预算的参与，创造公众参与的环境和机制，注重公众参与的能力建设。参与式预算不仅能增强现有治理结构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更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绩效，有效调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差异，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促进和谐善治。

参与式预算应坚持的基本原则：（1）基层民主原则。参与式预算允许广大的基层民众参与到预算的决策过程中，对公共预算及公共资源的分配提出意见；（2）公平正义原则。通过民众参加预算的决策过程，可以将资源分配到更加需要的、条件差的地区，防止公共资源被私占；（3）透明原则。通过将决策的地点从政治家和技术官僚的办公室中转移到公众的公开讨论会上，使政府成为“玻璃缸中的金鱼”。参与式预算使政府的支出更加公开、透明，便于民众对预算执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防治腐败。

参与式预算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9～1997年，在这一时期，只是巴西的几个城市实施了参与式预算；第二阶段是1997～2000年，参与式预算在巴西逐渐扩展，并且逐步得到了巩固；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巴西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逐渐扩展到北美、欧洲、亚洲等的国家和地区。

二、参与式预算实施的意义

摘要：家长参与式的班级管理，会让教师感到轻松，也会让家长感受到参与的乐趣，老师应本着平等、尊重、合作的态度与家长交往，也会收到家长一份丰厚的回报，班级就变成大朋友和小朋友共同的班级，形成人人关心集体的良好氛围。

关键词：家长；参与；班级管理

老师们都对开展好家长工作深有体会，深刻感受到如果一个班级的家长工作开展的好，那这个班级的管理就会轻松很多，这是因为有几十个强大的家长亲友团一起支撑这个班的各项工作。正如《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说的：“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那么如何激发家长的热情，让家长参与到班级管理中呢？在我们班是这样做的。

1在与家长的沟通中，体现教师的专业水准，建立教师威信

随着家长整体素质的提升，加上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家长们俨然成为了半个教育专家。同时对老师的要求也有所提高，不但要把孩子的生活照顾好，还要有较强的专业素养，如教育理念、教育方法、谈话技巧等等。我们在与家长沟通时，一定要让家长感受到幼儿教育的专业水准，让家长信服。

1．1用专业化的语言解答家长的疑问：很多家长面对小朋友们出现的问题，怎么也想不明白是为什么，会有“告诉他很多次了，怎么还是这样”的想法。比如家长反应他的孩子总是别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点没有自己的个性和想法。这时我们就要从幼儿的年龄特点、学习方式等方面入手，告诉家长模仿是孩子的学习方式之一，尤其是中小班的孩子，以模仿学习为主。再比如，小班的家长反应孩子很自私，无论什么东西都要占为已有，不断地喊“我的，我的……”我们就要告诉家长，这是幼儿以自我为中心的体现，只要正确引导，过了这个年龄段就会好的。

摘要：参与式预算是公民直接参与预算的决策过程，决定公共资源如何配置的一种预算管理模式。1989年参与式预算最早在巴西产生，之后逐渐扩展到北美、非洲、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式预算在优化资源配置、政府赢取公众的支持、基层民主发展及防治腐败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施为我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参与式预算；概念；意义

参与式预算的概念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对参与式预算的解释是：参与式预算就是在公共预算的各个阶段（制定、审批、执行和评估），采用有效的创新方法，加强公众对预算的参与，创造公众参与的环境和机制，注重公众参与的能力建设。参与式预算不仅能增强现有治理结构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更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绩效，有效调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差异，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促进和谐善治。

一、参与式预算应坚持的基本原

（1）基层民主原则。参与式预算允许广大的基层民众参与到预算的决策过程中，对公共预算及公共资源的分配提出意见；

（2）公平正义原则。通过民众参加预算的决策过程，可以将资源分配到更加需要的、条件差的地区，防止公共资源被私占；

本文作者：宋方青宋尧玺工作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

公众参与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现代立法的权威来源于民主，而民主的实质是参与。在民主立法实践中，各级立法机关逐步实行开门立法广集民意。公众也通过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法律草案的公共评论、网络听证、立法调研等形式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并取得了诸多成就。以近年来倍受公众关注的法律草案的公共评论为例，2011年4月，《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23万余条，创全国人大立法史上单项立法征求意见数之最。在这些意见中，83%的公众希望提高个税起征点，改革原有税率结构，以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同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该修正案，个税起征点由现行的2000元提高至3500元，税率结构由9级调整为7级，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将最低的一档税率由5%降为3%。①在该例子中，一方面，立法机关在事前公开立法草案，并提供网络征集和信件邮寄两种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在立法过程中倾听、尊重民意;另一方面，公众通过参与立法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从表决通过的法律文本观察，公众参与对立法确实产生了有效影响。这一互动过程反映出当下中国对公众参与立法强调的是公众的有序参与，其目的是通过公众的有序参与使立法机关和公众在制度框架内共同有序地推动社会治理向民主和善治转型。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公众参与立法还存在着若干问题。我们认为，公众参与立法的主体虽然是公众，②但立法活动本身却是双向的，即立法机关和公众之间理性且有序的协作。然而，在公众参与立法的过程中却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部分立法机关权威有余、理性不足、垄断了立法话语权，未能给公众提供充足的参与表达渠道，并且在多元利益间产生冲突时缺乏有序的利益协调机制;另一方面，部分公众的法律意识、秩序意识、公民意识和参与能力不足，在参与的有序性方面未能达到维护社会秩序、遵守法律和程序规则进行自觉、自愿、自律参与的要求。如此种种导致了公众在立法实践中或处于淡漠的被动参与，或陷于非理性的过度参与。这些问题并非孤立产生的，需要将其置于传统观念和制度的关联脉络中予以考察。在我国，虽然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传统随着近代革命的结束而遭到瓦解，但是传统观念却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公众参与立法的有序展开。第一，部分立法机关工作人员在立法活动中仍然存在着国家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观念，致使公众参与渠道流于形式。他们或者主张国家全能和公权独大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侵入并屏蔽社会领域中的公共表达;或者缺乏民主观念，把公众参与和立法机关引导对立起来，对民意置若罔闻，未能提供充足的参与渠道;或者把公众参与立法和社会秩序稳定对立起来，把正常的公众利益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而进行压制，怯于进行有序引导;或者将公众参与立法与行政权威管理相混淆，以行政权的管理逻辑代替立法权的民主原理，将公众视为行政活动中命令的绝对服从者，而非公共治理的民主参与者，致使公众只能被动接受命令。第二，在部分公众的观念中或者存在对官本位观念、宗法观念、等级观念的默认与忌惮而无力参与或不敢参与;或者对权威抱持依赖和崇拜心理，渴望清官治政而无心参与;或者对立法机关的公信力产生怀疑，突破法律与程序规则而过度参与;或者安于现状无所欲求，导致不愿参与或经过动员而被迫参与。传统观念是制度形成的重要渊源，同时也是制度实践的重负。在当代立法制度中仍然部分地存在着国家主义的迷思与羁绊。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制度设计方面，立法机关与公众角色的定位以及权力(权利)配置存在不当之处。以地方立法为例，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和立法实践来看，我国地方立法的体制从本质上讲是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和政府主导的体制，公众处于该体制的边缘地带。其中，地方立法听证制度被视为公众参与立法中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但从是否采取听证、如何听证、到听证的议题与内容、听证的主持人、听证参与人的确定等都是由地方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决定，基本上没有给公众提供主动、自愿参与的制度渠道。这实际上是通过控制立法过程进而“预定”了立法结果。在这种情境中，公众参与的程度十分有限，何谈参与的有序性要求了;第二，在制度实践方面，除了因制度设计原因导致公众参与立法呈流于形式的现象外，部门利益法制化问题也是制约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主要障碍之一。现代立法本应是公众与享有立法权的机关之间、公众之间就公共(多元)利益进行平等、有序博弈的结果，但是在实践中却时常转化为部分享有立法权的机关(例如某些行政机关)垄断立法权，将本部门利益披上法律的“合法”外衣，与其他部门争利，与公众争利。公共利益被部分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劫持，并通过立法的制度化形式进一步固化既有利益格局，而公众作为公共利益的承担者却被排斥在这一利益格局之外，无法获得有序参与利益表达、进而参与利益分配的机会和渠道。当然，我们同样认为不能简单的将中国传统法制和现代法治对立起来，脱离自身历史传统而盲目重构制度;也不能只看到陈旧观念对社会进步的阻碍，而忽视观念自身的演进及其在推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不能全盘否定现有的公众参与立法制度，而贸然推行制度的激进变革。在公众有序参与立法问题上，我们需要的并不是破旧立新的巨大翻转，而是推陈出新的理性渐进。也就是说，要寻求一种能够平衡转型中国立法民主与社会秩序之间张力的有序参与模式。

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基本模式

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总体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由公权力推进社会转型的必要性，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如何使公权力受到规制，以避免其与市场或私人利益结盟走向权力异化的危机。这就需要建立法治框架内的民主制度作为制约机制。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无法直接开放出民主制度与观念，但却蕴藏着“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资源。中国社会要完成现代转型就必须实现从民本到民主的治道变革，即从“以民为本”的统治策略转变为“由民做主”的治理方式。这就要求建立一种共享性权力结构，将公众的话语和权利要求嵌入国家公共治理的框架中，形成合作共治的格局。“共享性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政府的公共性……在共享性权力结构下，公民和政府不是谁大谁小，或者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均以公共利益为依据，统一到公共准则上来”。［1］(P17)这种权力结构使公众和政府处于平等地位，并在寻求公共利益上获得一致，为二者的有序协作奠定了基础。该结构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充实了公众话语权，通过公众对公共决策的形成施加实质影响而制约了公权力，另一方面，该结构并不排斥国家进行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而是通过国家对公众民主参与的认同和包容，增强了自身的合法性和公共性。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的双向互动进程，它可以有效避免传统中国家主义对社会公共领域的侵袭，通过公众民主参与和平等共治打破官民对立的格局，化解社会秩序危机。具体到公众参与立法制度层面，如果要达致有序进而有效参与的要求，立法机关与公众均须以公共利益为指向，进行双向、平等的有序合作。进一步说，中国公众有序参与立法应当采取立法机关理性引导和公众自觉、自愿、自律参与相结合的有序协作模式。该模式可以分解为两方面问题:一是(国家)立法机关应当如何进行引导，以利于公众在公共事务中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二是(社会)公众自身应当如何行为，以达到有序参与国家立法活动的目标。我们认为，首先，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应主要承担制度供给、保障参与秩序和做出理性回应的公共职能，理性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立法机关理性引导公民有序参与立法并不是要对参与加以管控，而是要求立法机关限定自身的权责边界，通过履行公共职能来为公民参与提供制度支持和公共服务，将公民参与纳入制度化框架，使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得到制度化解决。而这些公共职能必须以民主、秩序和限权为价值取向，主要包括:第一，在制度供给方面，立法机关应当科学制定公众参与立法的程序和决策规则，保障多元利益格局中的每一利益相关者都能够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机会和改善机会。第二，在保障参与秩序方面，立法机关要通过立法程序的设置引导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立法过程。第三，在做出理性回应方面，立法机关应当以公共利益为依据，对公众提出的问题做出真实、合理的说明和反馈，不能敷衍、漠视公众的合理诉求，或者为维护部门利益顾左右而言他。其次，公众应当自觉、自愿、自律参与立法。自觉参与是相对于被动参与而言的，它一方面指向公众对自身作为治理参与者的角色，以及对参与的民主宪政价值有着充分的自我觉醒和自我认知。另一方面指向公众对公共议题拥有敏锐性和责任感，能够自发的、主动的将公共议题“问题化”，而非一味依赖立法机关发现公共议题。自愿参与是相对于被迫参与而言的，它强调参与者面对公共议题时应当具有参与的热情和意愿，而非政治淡漠。正如科恩指出的，“从长远来说，民主的安全与稳定，归根结蒂要依靠公民们自己有参与的内在愿望，而不能依靠任何外在的要求”。［2］(P19)自律参与一方面是相对于自利参与而言，它强调公众在参与过程中要保持自律的心态，从自利、偏私的个人利益中抽身出来，在与立法机关或其他公民进行理性论辩中开放出公共立场，寻求主体间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自律参与是相对于过度参与而言，它强调公众应当在制度框架内依法寻求参与渠道，在参与过程中应当避免情感卷入，达致理性、客观、包容他者、尊重秩序的适度参与。公众自觉、自愿、自律参与既是公民权利的实践也是公民责任的承担。立法机关理性引导和公众自觉、自愿、自律参与相结合的模式明确了立法机关与公众的各自角色及其权力(权利)配置，有利于在互动中进一步发挥各自的功能。因此，这一模式可以有效平衡转型中国立法民主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

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实现路径

传统护理措施方法单一且针对性较差，多遵循医嘱内容进行护理，缺乏对患儿及家属内心需求的把握，进而导致其应用效果不佳[1]。而近期研究发现[2]，通过家属参与协同护理人员共同护理，不仅能够消除家属内心的担忧，还能提高护理效果，对于满足临床及患儿需求有重要价值。为此，本次研究以我院儿科收治的80例住院患儿为例，分析家属参与式护理的应用效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将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于我院儿科就诊的80例住院患儿参照不同护理方式分组。其中，观察组40例，男性27例，女性13例，年龄1~7岁，平均(4．5±1．0)岁，平均住院时间(31±7)d；患病类型：小儿肺炎21例，小儿哮喘13例，其他6例；家庭环境：城市15例，农村25例；父母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22例，高中/中专13例，大专及以上5例。对照组40例，男性24例，女性16例，年龄1~6岁，平均(4．5±1．0)岁，平均住院时间(31±7)d；患病类型：小儿肺炎20例，小儿哮喘12例，其他8例；家庭环境：城市14例，农村26例；父母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21例，高中/中专15例，大专及以上4例。本研究已获患者、家属同意以及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2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2纳入排除标准：纳入标准[3]：①患儿年龄≤12岁；②患儿及其家属知情同意；③无严重精神性疾病；④住院时间≥1个月；⑤出院后1个月确保能够正常接受随访。排除标准：①合并内分泌疾病或精神性疾病；②合并免疫功能障碍或恶性肿瘤；③无法正常交流或资料缺失。1．3方法：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即安排专业的护理人员对所有患儿进行统一管理，直至患儿出院为止。观察组则在传统护理基础上联合开展家属参与式护理，方法为：①入院宣教：并协助患儿进行各项身体检查。为家属讲解患儿所患疾病类型，病程时间以及治疗方式和相关预防方法等，然后为其介绍本次护理基本内容，以此提高家属认知，增加其信任感和参与度。②制定护理方案：护理人员需要邀请家属参与制定护理方案，根据患儿日常生活习惯、病情状态和爱好制定个体化护理方案，不仅能够提高护理质量，还能确保家属能够掌握护理流程和相关措施。③生活护理：参与家属需要按照约定时间更衣、换鞋、佩戴口罩和帽子，进行手卫生后进入病房，而责任护师需要根据家长的情况对其进行细致的心理疏导，并指导家属进行简单的幼儿护理，包括正确的抱姿、更换尿布、喂养、洗澡、口腔护理以及更衣等，待家属熟悉操作流程后，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对患儿进行照护；④饮食护理：根据患儿饮食习惯和病情需要，协同家属制定科学的饮食计划，并叮嘱家属定期对患儿进行喂食，确保每日营养摄入。⑤参与家属可以自备颜鲜艳的文具或音箱，在患儿觉醒时播放儿歌逗引患儿，或使用正确的方式对其进行抚触和被动操等。护士长则需要主动和家属进行交流，及时告知患儿病情变化，缓解家属心理压力，对于符合出院标准的患儿，护理人员需要及时的告知，然后让家长做好出院准备。⑥出院指导：护理人员再次对患儿家属进行健康知识宣教，讲解目前临床幼儿常见病和多发病，以及如何预防和避免的方法等，同时叮嘱家属注意患儿日常饮食和休息，确保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此促进身心和智力发育。1．4观察指标：①观察2组患儿出院后1个月智力及体格发育增长情况。采用DST儿童智能发育量表评价2组患儿智力和体格增长情况，智力发育包括精细动作、适应性、社交、语言和运动等，各项分值100分，得分越高表示其发育越好。体格发育包括体质量、头围和身长等。②患儿出院前由护理人员对所有患儿家长发放健康问卷调查表[4]，评价2组患儿家属对护理技能以及护理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包括喂养、常见疾病识别、保暖、急救和发展性照护等，各维度总分50分，得分越高表示其掌握度越好。③自制家属护理满意度问卷调查表[5]，对2组患儿家属满意度进行评价，包括沟通交流、知识掌握、服务态度以及服务水平等共计10个条目，总分100分，将得分>90分表示非常满意，70~90分表示满意，<70分为不满意，总满意率=非常满意率+满意率。1．5统计学处理：数据以SPSS22．0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表示，行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2组患儿出院智力发育情况分析：观察组患儿出院后适应性、社交、语言、精细动作和运动等智力发育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2．22组患儿出院体格发育增长情况分析：观察组患儿出院体质量、头围和身长发育增长情况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2．32组家属知识掌握情况分析：观察组家属对各类护理知识掌握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2．42组家属满意度分析：观察组家属对护理满意率95%(38/40)，其中非常满意23例，满意15例，不满意2例，高于对照组的68%(27/40)，其中非常满意16例，满意11例，不满意13例，2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3讨论

摘要分析了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施现状，以信息专业为研究对相，提出以教师的科研项目为依托，采取建立大学生本科科研梯队的模式、循序渐进地训练培养不同层次和水平学生的科研能力，从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建立起良性循环的科研团队，实现教学相长，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取得科研和育才双赢的效果。

关键字科研能力；本科；信息专业；素质

0．引言

自从高校大扩招以来，首当其冲的就是生师比严重失调，教学质量日益下降，学生的素质已大不如从前，尤其是科研创新能力。与此同时，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对人才的要求定位为科研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对本科生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科生科研能力的不足，已经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经验都比较薄弱，传统的教学重在知识的传授和再现，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教学环节薄弱，抑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创造力培养，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所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建立一套符合国情的本科生科研模式体系具有非常的急迫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科研在本科教育的作用与状况

科研能力作为本科生综合素质的组成部分是衡量高等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于大学教育，科研对教书育人有以下功能：育人、师资培养、学科建设以及社会服务功能。大学教育以追求真理为办学宗旨,在人才培养上以全面发展的人、有教养的人为目标,强调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在情感、智力方面全面发展的人,应该是受过广泛而深刻的教育的人,是独立思考能力、分析能力、批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度发展的人才。大学教育致力于给学生打下牢固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基础,培养创造性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发现、创造是大学的核心。

摘要：参与式档案管理是档案管理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转型阶段的产物，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公民的档案权利在参与式环境下获得了更多的实现，同时也引发权利自由边界的探讨。文章在阐释参与式档案管理建构的档案权利世界的基础上，以文献观察法分析参与式管理背景下的公民权利自由及其边界。得出结论为保障参与式环境下档案权利的有限自由，需要从公民权利意识、权利制度和权利生态三方面做出改变。

关键词：参与式档案管理；档案权利；自由权；权力规范

“参与式”是近年来档案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同时档案权利的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益，而“参与式”档案管理则给予该法定自由更广阔的施展平台。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无边界”的自由在文明土壤中生根发芽，档案权利的自由在开放包容的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多元宇宙中也应当受到合理的规范。学界目前缺少对参与式档案管理环境中公民档案权利自由及其边界规范的研究，本文拟以权利自由的限度为研究的核心问题，讨论参与式档案管理中档案权利的自由及其边界，实现档案权利生态的和谐。

1参与式档案管理

亨利•詹金斯等学者结合web2.0的特征，指出“参与文化”是“以Web2.0为平台，以全体网民为主体，通过某种身份认同，积极主动地创作媒介文本、传播媒介内容、加强网络交往，通过这些主要形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自由、平等、公开、包容、共享的新型媒介文化样式”[1]。在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参与”思维和文化几乎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生活、生产、学习等领域中，并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档案作为信息和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也受到了“参与”浪潮的波及。2008年，吉士多•弗利亚的文章提到参与式档案应具备“分散保存、用户为中心和广阔背景”的特征，这也被誉为是参与式档案管理领域最早的文献之一[2]。而更为人所熟知的，应该是特里•库克有关第四个社群档案范式的论述，即“在这个多元的数字宇宙中，专业的档案人员需要从制度高墙后的精英角色中解脱出来，成为社群工作的倡导者和教练员，鼓励参与式建档……”，这种“基于社群的档案范式涉及档案核心规则的变化，即从排他性的档案管理和所有权到共享合作的转变”[3]。这是一种对参与式建档和协同合作的形象诠释，代表着国际档案界积极关注公民参与档案管理的机会、途径和方式。国内关于参与式档案管理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有学者开始讨论参与式档案管理开发和利用服务的路径、策略等。在参与模式研究领域，寇京提出公众参与档案信息资源的共建模式主要有权限转移和征询接受两种[4]；加小双和安小米提出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三个模式，即内部授权个体、内部授权组织以及服务用户参与模式[5]；周文泓基于参与式生成与发展的社交媒体网络环境，提出相关的信息服务和档案管理的创新方向，即一个全景的档案世界[6]。针对参与式档案管理，国内的研究成果大多以档案实践为研究问题，缺乏对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学理性反思。参与式档案管理一方面为公众带来了多元包容的文化、开放共享的资源以及便捷易得的平台，让公众从档案世界的边缘走向中心；另一方面，档案权利作为公民参与的伴生物，势必会受到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影响。

2参与式档案管理建构下的档案权利世界

摘要：参与式预算是公民直接参与预算的决策过程，决定公共资源如何配置的一种预算管理模式。1989年参与式预算最早在巴西产生，之后逐渐扩展到北美、非洲、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式预算在优化资源配置、政府赢取公众的支持、基层民主发展及防治腐败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施为我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参与式预算；概念；意义

一、参与式预算的概念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对参与式预算的解释是：参与式预算就是在公共预算的各个阶段（制定、审批、执行和评估），采用有效的创新方法，加强公众对预算的参与，创造公众参与的环境和机制，注重公众参与的能力建设。参与式预算不仅能增强现有治理结构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更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绩效，有效调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差异，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促进和谐善治。

参与式预算应坚持的基本原则：（1）基层民主原则。参与式预算允许广大的基层民众参与到预算的决策过程中，对公共预算及公共资源的分配提出意见；（2）公平正义原则。通过民众参加预算的决策过程，可以将资源分配到更加需要的、条件差的地区，防止公共资源被私占；（3）透明原则。通过将决策的地点从政治家和技术官僚的办公室中转移到公众的公开讨论会上，使政府成为“玻璃缸中的金鱼”。参与式预算使政府的支出更加公开、透明，便于民众对预算执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防治腐败。

参与式预算的发展经过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1989～1997年，在这一时期，只是巴西的几个城市实施了参与式预算；第二阶段是1997～2000年，参与式预算在巴西逐渐扩展，并且逐步得到了巩固；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巴西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逐渐扩展到北美、欧洲、亚洲等的国家和地区。

摘要：在乡村建筑设计中积极的采用参与式设计方法能够保证建筑设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升乡村建筑的品质。本文分析了乡村建筑设计中参与式设计的优点，并针对性的提出了乡村建筑设计中参与式设计的方法，对以后乡村建筑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乡村建筑；设计；参与式设计；应用研究

1引言

乡村建筑对于传承乡村特有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参与式设计是一种让客户参与到设计中,让客户完成最后步骤的设计理念，力求使得空间真正的使用者群体能够参与设计的决策与实施。乡村建筑建设过程中积极的采用参与式设计能够更好的提高乡村建筑的设计水平，满足村民对乡村建筑的使用需求，并且能够有效的提升乡村文化建设水平。乡村建筑的设计不仅需要建筑师的参与，更多的需要村民的集体参与，最大程度的发挥集体智慧，更好的实现乡村建筑的设计。

2乡村建筑设计中参与式设计的优点

2.1提高乡村建筑的设计水平。乡村建筑不同于城市建筑，其设计风格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为完成乡村建筑的设计首先要深入的了解当地的文化、日常活动及行为习惯。乡村建筑建设时设计者、建筑者及当地的村民参与到设计的讨论，每个人发表对建筑的想法，既能够使得建筑满足使用要求又能够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提高乡村建筑的设计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1]。设计人员对当地乡村的建筑特点进行分析，并结合建筑的基本理念完善设计方案，在开工建设前设计人员可邀请当地的村民进行集体讨论评审，每个村民可发表自己的意见，将意见进行整合，使得最终的设计理念满足当地的需求。在传统的乡村建筑设计建设中往往是上级单位直接进行设计并完成建设，然而上级单位对当地的乡村文化和风俗习惯并不了解，设计者往往仅借鉴其他地方的建筑风格进行生搬硬套，使得最终的乡村建筑不能满足当地的使用环境。采用参与式设计方法，使得设计方向具有更加的明确性和针对性，乡村建筑由设计者和当地村民共同设计，有效提升建筑的设计水平，保证建筑的建设质量，同时能够提升参与者的自我价值。2.2满足村民对乡村建筑的使用需求。乡村建筑建设的目的在于提升村民的生活水平，使得建筑满足乡村居民的使用需求。在中国大部分的乡村缺少相应的基础建设，如运动场所、休闲场所、儿童活动场所严重缺乏，严重影响着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特别对于一些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长时间闲置在家中，对其心理上和生活上产生很大的影响[2]。通过建设乡村建筑，让这些人员积极参与到设计之中，既能够活跃村民的参与性又能够其改善其生活质量，建筑完成后老人和孩子可在娱乐场所进行活动，从而提升参与者的积极性，进而使得乡村建筑更好的满足居民的使用要求。建筑作为一种精神的纽带，村民参与到建筑的设计也可以反映当地的风俗习惯。采用参与式设计理念，“自下而上下”的参与方式，能够积极的听取当地村民的需求，参与者从使用者的角度去解决建筑的建设问题和使用问题，建筑更加满足当地人们的需求，同时参与者从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到建筑设计者能够提升自身的荣誉感，参与到设计也能够提升自身的使命感。广泛采用参与式设计，让村民积极投入乡村建筑建设，使得建筑真正的属于农村，满足农村居民的使用需求。再者村民积极投入到乡村建筑的设计，也能够增加参与者的收入，改善村民的生活水平。2.3提升乡村文化水平。农村建筑不仅反映当地的风俗习惯更多的是一种乡村文化的传承，村民将当地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寄托于当地建筑。村民积极参与到乡村建筑的建设能够更好的表达当地的文化传统，也能够更好的提升当地村民的文化水平。农村的基础设计建设与城市相差较大，在农村几乎不会存在图书馆、文化馆等场所，因此导致村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差，这主要是由长期已久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3]。村民积极投入到乡村建筑建设，一方面可以建设满足乡村环境的文化建筑，供居民在闲暇时间进行学习，再者，在建筑建设过程中居民可积极投入到建筑文化的宣传工作，通过建筑表达传递文化知识，更好的让村民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到文化的学习。通过参与式乡村建筑设计提升乡村文化水平要做到积极的宣传，设计者可依据当地的历史人物、古代事迹进行建筑设计，将历史文化在建筑上进行传播，村民在休闲时即可以得到放松又能够对当地的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通过这种积极的引导形式，村民会更容易接受文化，更增加对文化学习的兴趣。因此，在乡村建筑建设中应积极的鼓励村民积极投入到建筑的设计工作，从而更好的提升乡村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