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制度范文10篇

[摘要]财政制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财政制度是指财政分配关系、财政分配原则及财政管理程序的总合，而狭义的财政制度是指财政预算制度和财政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则。分析财政监督在财政制度运行时所运用的是狭义的财政制度概念。财政制度由统收统支制到分税制的转变，由完全的预算管理，到预算内与预算外制度并列，再到建立综合财政管理制度，都是财政制度发生阶段性转变，即财政制度变迁的具体表现形式。财政监督的直接效用之一，就是通过规范财政程序，约束财政人员行为及分析财政资金效益，降低财政制度的成本，使其净收益最大化。我们说财政监督具有发现新制度的功能，是指一旦财政监督的边际成本过高，长时间超过了财政制度的边际成本，就说明财政制度存在严重缺陷，需要向更加合理的制度变迁，比如几年前当预算外行为冲击预算内时，以“三查”为主要措施的财政监督其成本也是巨大的，甚至难以为继。

一、引论

财政监督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般是从财政监督的对象考察的。即财政监督首先约束政府人员主要是财政人员的行为，要求其严格按程序和规章制度办事。其次是监督财政资金的支出。使用及其效益。这主要是从财政监督的外在作用方面说明它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实际中财政资金的效益往往是很难估量的，财政人员只能按程序或按规定用途分配资金，财政监督依然存在而且日益增强。如果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行为非常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是很容易测量的，财政监督依然会存在，这是因为财政监督存在的根本原因不在别的，而是因为它作为财政制度的内在机制，影响着财政制度运行和变迁效应。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结构和水平也有显著提高。在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财政制度也在演进，即从计划经济的建设财政向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变迁。一方面是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财政制度和制度环境之间取得这样长期均衡的内在因素之一，就是财政监督起到了无以替代的调整作用。

因而有必要从财政监督与财政制度关系的方面，去考察财政监督存在的内在原因及其作用方式的变化，这样有益于看清财政监督机制对财政制度运行的保障机制，并进而发挥财政监督对财政制度变迁的客观作用，及时促进公共财政制度的建成。

二、财政监督方式变化与财政制度变迁

我国多年的改革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但是，新形势下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江苏省从年开始在全省按照“旨在减负、重在兼顾、成在配套”的思路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改革后全省农民的减负率平均达到％。但是，改革中碰到的问题很多，巩固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任务相当艰巨。两年多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实践证明，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实质上是农村财政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定要从总体上研究农村财政制度改革问题，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通盘考虑，分步实施。具体说，江苏农村财政制度改革可以分三步走：

第一步：税费改革

我国农村财政制度包括支出制度和收入制度。我国对农村的财政支出制度就目前来讲主要是粮食收购保护价补贴。从年到年，国家按保护价收购粮食，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给予了大量利息和费用补贴，每年花去几百亿元资金。这种支出制度效率低下，而且不符合世贸组织的农业补贴原则。世贸组织《农业协议》允许对农业补贴分为三类：即“绿箱”政策，“蓝箱”政策和“黄箱”政策。“绿箱”政策是成员国必须承担削减任务的，共有项，我国只用了项。对鼓励使用的“蓝箱”政策（直接补贴农民属于这类政策）因我国财力有限，完全没有使用。而“黄箱”政策是成员国必须承诺要削减的补贴政策，我们的粮食保护价补贴就属于要削减的“黄箱”政策。因此，改革这种财政支出制度已刻不容缓。

我国农村财政收入制度长期以农业税为主，但从上世纪年代后期开始，各种行政性收费、集资、“三提五统”等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开始出台，大大超过了农业税规模，形成了“费大于税”的收入格局。各种收费项目的恶性膨胀，给农民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目前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次农村税费改革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这次税费改革只是农村财政收入制度的改革，收入制度的改革必然要受支出制度的制约，要与支出制度的改革配套。第二，从目前农村税费改革的方案来看，是将过去的部分行政性收费和摊派集资并入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费改税”只能说是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减轻后的有些负担还不是合理的负担。第三，中央要求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不反弹，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控制农民负担反弹的管理和监督机制。第四，把正常税费之外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等负担减下来，只是治标。只有缩小农业和城市工业的税赋差距，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真正体现社会公平。

因此，财政分配政策应逐步向基层、向农村倾斜，适当增加对基层运转经费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农村公益设施和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一是加大对基层的转移支付，为其正常运转提供基本的财力保障，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二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包括对农村公益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的投入。三是对现行政策规定的农村收费进行适当调整。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取消公平负担收费、“两工”和以资代劳，公共服务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应由政策承担。四是防止地区差距扩大。要研究各地区之间农村税费负担不公平的问题，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与税费负担水平逆向运行的问题，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地区间税费的公平，为实现城乡税负公平目标创造条件。

第二步：免征农业税

我国20多年的改革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新形势下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江苏省从2001年开始在全省按照“旨在减负、重在兼顾、成在配套”的思路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改革后全省农民的减负率平均达到42％。但是，改革中碰到的问题很多，巩固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任务相当艰巨。两年多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实践证明，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实质上是农村财政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定要从总体上研究农村财政制度改革问题，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通盘考虑，分步实施。具体说，江苏农村财政制度改革可以分三步走：

第一步：税费改革

我国农村财政制度包括支出制度和收入制度。我国对农村的财政支出制度就目前来讲主要是粮食收购保护价补贴。从1998年到2001年，国家按保护价收购粮食，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给予了大量利息和费用补贴，每年花去几百亿元资金。这种支出制度效率低下，而且不符合世贸组织的农业补贴原则。世贸组织《农业协议》允许对农业补贴分为三类：即“绿箱”政策，“蓝箱”政策和“黄箱”政策。“绿箱”政策是成员国必须承担削减任务的，共有12项，我国只用了6项。对鼓励使用的“蓝箱”政策（直接补贴农民属于这类政策）因我国财力有限，完全没有使用。而“黄箱”政策是成员国必须承诺要削减的补贴政策，我们的粮食保护价补贴就属于要削减的“黄箱”政策。因此，改革这种财政支出制度已刻不容缓。

我国农村财政收入制度长期以农业税为主，但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各种行政性收费、集资、“三提五统”等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开始出台，大大超过了农业税规模，形成了“费大于税”的收入格局。各种收费项目的恶性膨胀，给农民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目前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次农村税费改革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这次税费改革只是农村财政收入制度的改革，收入制度的改革必然要受支出制度的制约，要与支出制度的改革配套。第二，从目前农村税费改革的方案来看，是将过去的部分行政性收费和摊派集资并入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费改税”只能说是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减轻后的有些负担还不是合理的负担。第三，中央要求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不反弹，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控制农民负担反弹的管理和监督机制。第四，把正常税费之外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等负担减下来，只是治标。只有缩小农业和城市工业的税赋差距，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真正体现社会公平。

因此，财政分配政策应逐步向基层、向农村倾斜，适当增加对基层运转经费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农村公益设施和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一是加大对基层的转移支付，为其正常运转提供基本的财力保障，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二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包括对农村公益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的投入。三是对现行政策规定的农村收费进行适当调整。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取消公平负担收费、“两工”和以资代劳，公共服务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应由政策承担。四是防止地区差距扩大。要研究各地区之间农村税费负担不公平的问题，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与税费负担水平逆向运行的问题，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地区间税费的公平，为实现城乡税负公平目标创造条件。

第二步：免征农业税

摘要]公共选择原理的三大基本视角包括：选举机制失灵视角、政府失灵视角和财政正义视角。我国财政制度应由“威权型财政体制”转向“公共财政体制”进而向“民主财政体制”的制度演进。

一、公共选择原理的基本视角

由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和戈登·图洛克（GordonTullock）创立的公共选择学派开辟了“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理性视野，他们将经济学的若干分析范式应用于政治科学、尤其是政治决策方面，提出三条评价政府公共决策水平的原则：（1）选举机制失灵原则：没有一种理想的机制能够将所有的个人偏好综合为社会选择；（2）政府失灵原则：政府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导致相对公平的收入再分配；（3）财政正义原则：正义的财政制度应该是使从个人偏好推导出来的“效率”标准和从外部来源（外部价值尺度）推导出来的“平等”标准想结合的制度，即对个人来说“有效率的财政制度也是公平的，或公平的财政制度也是有效率的”[1].本文首先从政府失灵原则视角考察制度因素对我国现行财政政策和财政风险的影响；其次从财政正义视角分析当前基层财政体制的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非正义现象；最后，从选举机制失灵的视角探讨我国财政制度的演进思路和方向，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财政制度应该遵循由“威权型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制”进而“民主财政体制”的制度演进方向，其中，选举机制失灵原则对财政制度演进的分析具有总揽的意义。

二、政府失灵视角下的财政政策与财政风险

政府失灵本质上是制度缺失、不均衡和不完善造成的。当前财政政策运用失当和财政风险的不断聚积则是由现行财政制度的不合理安排造成的。具体地讲，由于财政分权、财政预算、收支与担保、转移支付等制度的缺失、不均衡或不完善，不但造成政府财政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片面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政策运用失当，而且也加剧了财政风险的聚积。

（一）、财政政策运用失当的制度性因素

我国20多年的改革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新形势下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江苏省从2001年开始在全省按照“旨在减负、重在兼顾、成在配套”的思路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改革后全省农民的减负率平均达到42％。但是，改革中碰到的问题很多，巩固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任务相当艰巨。两年多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实践证明，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实质上是农村财政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定要从总体上研究农村财政制度改革问题，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通盘考虑，分步实施。具体说，江苏农村财政制度改革可以分三步走：

第一步：税费改革

我国农村财政制度包括支出制度和收入制度。我国对农村的财政支出制度就目前来讲主要是粮食收购保护价补贴。从1998年到2001年，国家按保护价收购粮食，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给予了大量利息和费用补贴，每年花去几百亿元资金。这种支出制度效率低下，而且不符合世贸组织的农业补贴原则。世贸组织《农业协议》允许对农业补贴分为三类：即“绿箱”政策，“蓝箱”政策和“黄箱”政策。“绿箱”政策是成员国必须承担削减任务的，共有12项，我国只用了6项。对鼓励使用的“蓝箱”政策（直接补贴农民属于这类政策）因我国财力有限，完全没有使用。而“黄箱”政策是成员国必须承诺要削减的补贴政策，我们的粮食保护价补贴就属于要削减的“黄箱”政策。因此，改革这种财政支出制度已刻不容缓。

我国农村财政收入制度长期以农业税为主，但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各种行政性收费、集资、“三提五统”等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开始出台，大大超过了农业税规模，形成了“费大于税”的收入格局。各种收费项目的恶性膨胀，给农民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目前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次农村税费改革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这次税费改革只是农村财政收入制度的改革，收入制度的改革必然要受支出制度的制约，要与支出制度的改革配套。第二，从目前农村税费改革的方案来看，是将过去的部分行政性收费和摊派集资并入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费改税”只能说是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减轻后的有些负担还不是合理的负担。第三，中央要求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不反弹，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控制农民负担反弹的管理和监督机制。第四，把正常税费之外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等负担减下来，只是治标。只有缩小农业和城市工业的税赋差距，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真正体现社会公平。

因此，财政分配政策应逐步向基层、向农村倾斜，适当增加对基层运转经费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农村公益设施和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一是加大对基层的转移支付，为其正常运转提供基本的财力保障，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二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包括对农村公益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的投入。三是对现行政策规定的农村收费进行适当调整。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取消公平负担收费、“两工”和以资代劳，公共服务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应由政策承担。四是防止地区差距扩大。要研究各地区之间农村税费负担不公平的问题，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与税费负担水平逆向运行的问题，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地区间税费的公平，为实现城乡税负公平目标创造条件。

第二步：免征农业税

我国20多年的改革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新形势下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江苏省从2001年开始在全省按照“旨在减负、重在兼顾、成在配套”的思路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改革后全省农民的减负率平均达到42％。但是，改革中碰到的问题很多，巩固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任务相当艰巨。两年多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实践证明，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实质上是农村财政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定要从总体上研究农村财政制度改革问题，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通盘考虑，分步实施。具体说，江苏农村财政制度改革可以分三步走：

第一步：税费改革

我国农村财政制度包括支出制度和收入制度。我国对农村的财政支出制度就目前来讲主要是粮食收购保护价补贴。从1998年到2001年，国家按保护价收购粮食，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给予了大量利息和费用补贴，每年花去几百亿元资金。这种支出制度效率低下，而且不符合世贸组织的农业补贴原则。世贸组织《农业协议》允许对农业补贴分为三类：即“绿箱”政策，“蓝箱”政策和“黄箱”政策。“绿箱”政策是成员国必须承担削减任务的，共有12项，我国只用了6项。对鼓励使用的“蓝箱”政策（直接补贴农民属于这类政策）因我国财力有限，完全没有使用。而“黄箱”政策是成员国必须承诺要削减的补贴政策，我们的粮食保护价补贴就属于要削减的“黄箱”政策。因此，改革这种财政支出制度已刻不容缓。

我国农村财政收入制度长期以农业税为主，但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各种行政性收费、集资、“三提五统”等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开始出台，大大超过了农业税规模，形成了“费大于税”的收入格局。各种收费项目的恶性膨胀，给农民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目前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次农村税费改革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这次税费改革只是农村财政收入制度的改革，收入制度的改革必然要受支出制度的制约，要与支出制度的改革配套。第二，从目前农村税费改革的方案来看，是将过去的部分行政性收费和摊派集资并入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费改税”只能说是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减轻后的有些负担还不是合理的负担。第三，中央要求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不反弹，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控制农民负担反弹的管理和监督机制。第四，把正常税费之外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等负担减下来，只是治标。只有缩小农业和城市工业的税赋差距，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真正体现社会公平。

因此，财政分配政策应逐步向基层、向农村倾斜，适当增加对基层运转经费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农村公益设施和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一是加大对基层的转移支付，为其正常运转提供基本的财力保障，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二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包括对农村公益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的投入。三是对现行政策规定的农村收费进行适当调整。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取消公平负担收费、“两工”和以资代劳，公共服务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应由政策承担。四是防止地区差距扩大。要研究各地区之间农村税费负担不公平的问题，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与税费负担水平逆向运行的问题，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地区间税费的公平，为实现城乡税负公平目标创造条件。

第二步：免征农业税

我国20多年的改革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新形势下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江苏省从2001年开始在全省按照“旨在减负、重在兼顾、成在配套”的思路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改革后全省农民的减负率平均达到42％。但是，改革中碰到的问题很多，巩固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任务相当艰巨。两年多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实践证明，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实质上是农村财政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定要从总体上研究农村财政制度改革问题，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通盘考虑，分步实施。具体说，江苏农村财政制度改革可以分三步走：

第一步：税费改革

我国农村财政制度包括支出制度和收入制度。我国对农村的财政支出制度就目前来讲主要是粮食收购保护价补贴。从1998年到2001年，国家按保护价收购粮食，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给予了大量利息和费用补贴，每年花去几百亿元资金。这种支出制度效率低下，而且不符合世贸组织的农业补贴原则。世贸组织《农业协议》允许对农业补贴分为三类：即“绿箱”政策，“蓝箱”政策和“黄箱”政策。“绿箱”政策是成员国必须承担削减任务的，共有12项，我国只用了6项。对鼓励使用的“蓝箱”政策（直接补贴农民属于这类政策）因我国财力有限，完全没有使用。而“黄箱”政策是成员国必须承诺要削减的补贴政策，我们的粮食保护价补贴就属于要削减的“黄箱”政策。因此，改革这种财政支出制度已刻不容缓。

我国农村财政收入制度长期以农业税为主，但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各种行政性收费、集资、“三提五统”等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开始出台，大大超过了农业税规模，形成了“费大于税”的收入格局。各种收费项目的恶性膨胀，给农民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目前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次农村税费改革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这次税费改革只是农村财政收入制度的改革，收入制度的改革必然要受支出制度的制约，要与支出制度的改革配套。第二，从目前农村税费改革的方案来看，是将过去的部分行政性收费和摊派集资并入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费改税”只能说是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减轻后的有些负担还不是合理的负担。第三，中央要求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不反弹，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控制农民负担反弹的管理和监督机制。第四，把正常税费之外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等负担减下来，只是治标。只有缩小农业和城市工业的税赋差距，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真正体现社会公平。

因此，财政分配政策应逐步向基层、向农村倾斜，适当增加对基层运转经费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农村公益设施和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一是加大对基层的转移支付，为其正常运转提供基本的财力保障，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二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包括对农村公益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的投入。三是对现行政策规定的农村收费进行适当调整。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取消公平负担收费、“两工”和以资代劳，公共服务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应由政策承担。四是防止地区差距扩大。要研究各地区之间农村税费负担不公平的问题，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与税费负担水平逆向运行的问题，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地区间税费的公平，为实现城乡税负公平目标创造条件。

第二步：免征农业税

摘要：本文通过对俄罗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梳理和分析，力图为中国的财政政策的转换提供1些参考和借鉴。对于财政政策的运用和选择，俄罗斯转型以来受本国官方经济理念影响较大，表现出既变化又统1的发展脉络。就个性化而言，普京时期把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作为其财政政策的首要导向。

关键词：俄罗斯财政政策预算税收

转型以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1部分，俄罗斯财政政策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既促进了财政制度的改革与转型，也在反危机和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1定作用。对于政策的运用和选择，俄罗斯受本国官方经济理念的影响较大，在追求预算平衡、反对赤字政策的前提下，大致经历了“全面紧缩”到“减支减税”的调整过程。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深受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影响，以追求经济高速度增长为目标，在税收和支出方面采取了1些颇具特色的措施，使很多财政指标呈良性化发展态势，为经济迈人恢复性增长的新阶段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财政环境。

1俄罗斯财政政策与官方经济理念选择

转型以来，俄罗斯官方经济理念经历了从“货币主义”到“弗雷堡学派”的变化，相应的市场经济模式选择也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过渡，但是从根本上1直没有脱离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因此，其财政政策的发展变化始终受到这1经济理论的影响，并表现出与之相符的特点。

(1)官方经济理念

一、刺激国内市场需求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1996—2007年我国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在不同时期做出了不同的贡献，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上升，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得益于出口需求的增加而快速增长，而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外向度增大，所面临的经济风险也在提高。

到2007年，我国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约为40%、40%和20%，虽然消费与投资两大需求联合对经济做出了80%的贡献，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有将近1/5的经济增长是靠外需拉动，而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国际市场对我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需求明显降低，据我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6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9461.2亿美元，同比下降23.5%，其中出口5215.3亿美元，下降21.8%，因此，要想继续维持外需对我国经济20%的贡献率实属难事，我国经济增长还要依靠内需型经济增长模式。

二、投资需求作为中间需求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共同构成一国的国内需求，走内需型发展道路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而近10年来，我国的投资率逐年上升直至近三年有所下降，由2004年的43.2%下降为2007年的42.3%，但是仍是在高位徘徊，而消费率却是逐年下降，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为48.8%，比10年中的最高峰62.3%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投资需求的贡献发挥得更加充分，而消费乏力使得消费需求的作用尚未得到完全展示。因此，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空间。

另一方面，投资需求的领域是在生产资料市场，属于生产性需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属于中间需求环节，由于投资需求扩大带来生产规模扩大，从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这些产品需要通过增加的消费需求来消费掉，进而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否则大量的新增产品卖不出去，形成产品的积压，造成产能的过剩，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内容提要：财政制度对于发展观有着关键性作用。传统的“物发展观”，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制度”为支撑。一度时期变异了的、以追求GDP和财政收入为基本特征的“物发展观”，以“转型财政制度”为支撑。公共财政制度是社会公众决定政府收支的财政制度，在社会公众的决定和约束下，政府财力只能遵循科学发展的要求合理使用。公共财政制度成为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性支撑条件。

关键词：公共财政制度，国家财政制度，科学发展观

所谓发展观，是国家和政府的一种执政理念和施政原则，它落实到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行动中，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财政是政府的分配行为，其活动直接体现了政府的意志，从而其财力安排就直接落实、支撑与强化了政府的发展观。因此，财政制度对于特定发展观的确立与存在，起着关键性作用。探讨发展观问题，从财政角度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对长达半个多世纪片面追求“物发展观”的否定，但至今没能真正使“物发展观”退出历史舞台。究其原因，根本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受到根本否定，关键的是“国家财政制度”尚缺乏把握。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财政制度的公共化改革，进而建立公共财政制度，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一、“国家财政制度”支撑和保证了“发展观”的异化

“物发展观”是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即“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体现了该体制的本质性要求。“国家财政制度”作为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制度，是国家以统一计划配置整个社会资源的财力手段。它在“物发展观”的形成和存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