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持范文10篇

内容摘要：本文对中美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绩效评价六个方面的运作情况进行分析比较，结合我国国情和农业保险发展现状，重点就构建运转高效、协调有力的农业保险财政支持体系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财政支持农业保险中美比较

（一）支持模式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表现为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在私论文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投保人之间发生，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完成，政府不参与农业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领域，美国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推广和教育，并且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财政支持，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另外，为了对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保证，美国还将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与其它农业财政支持计划捆绑起来，对农业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采取各地区试点的方式进行发展。从目前全国来看，已有近九成省份开展了有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主要有：上海、吉林为代表的“大农险”模式，浙江、海南为代表的以“共保”为主的模式，四川、苏州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模式，黑龙江农垦区为代表，以互助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模式。除了上海等几个地区采取地区“统保”方式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并没有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措施。美国和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都是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具体对比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化角度而言，美国财政对中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自然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后WTO时代，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空间和效力日渐式微，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绿箱政策”空间和效力与日俱增。但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借鉴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中美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运作情况比较分析美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向来力度很大，自从其于1938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针对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险运营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我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市场化程度很高，其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府完全退出农业保险直接经营的领域，只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包括农业保险的强制性都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的；我国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经营，只有黑龙江农垦区由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经营。美国模式的强制性较高，通过经济手段，即用一定的优惠政策捆绑来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性；我国的试点模式中上海与黑龙江采取的是地区“统保”，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三）支持标准美国政府财政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表1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模式比较比较角度美国中国上海模式浙江模式四川模式黑龙江模式市场化程度高高高高低强制保险程度高中低低中60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8年27期所交保费提供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标准不同，补贴标准因产量保障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同保障水平的高低相反。2000年，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额平均约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表3为美国农作物保险一切险保费补贴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逐步增强，而到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的支持主要有，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以及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其它一些法律规定，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其财力状况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尚处于保成本阶段。但是对于保成本阶段的保费补贴，财政支持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补贴试点的六个省份中，各级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超过50%，各级财政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也超过50%，地方政府自行试点地区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最低为海南省的30%，大多数在50%以上，甚至达到70%-80%。但是在各级财政在农业保险的其他支持项目上的标准却很低，只有浙江等少数地区政府承担保费收入3-5倍以内的超额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美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标准很高，虽然政府不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其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都有很高比例的财政支持；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亟待完善。

摘要：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段快速老龄化时期，农村居民养老问题日益引起全社会关注。目前，全国各地农民养老模式主要依赖家庭或个人，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障模式虽然存在强烈的需求，但社会养老保障组织供给问题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将对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和财政责任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财政责任；制度建设；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相对于1992年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的“老农保”而言，2009年9月出台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的“新农保”在惠农上更加倾向于更多的农民。从经济来源角度衡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国家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筹资方面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法。以往人们在谈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获取时，一般都着眼于老年人一生的积累，或主要着眼于子女收入来源。但是，城市化过程中，少于老龄化、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城市迁居趋势和家庭结构核心化LlJ等因素导致农村老年人口的生存风险正日益凸显。风险的客观性、偶然性、损害性、不确定性、可变性等是影响家庭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足以引起全社会重视并希冀采取措施加以规避。

收入再分配功能是政府介入养老保险业务的主要理由之一(另外两个理由是纠正市场失灵和克服个人的短视行为)，直接体现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并决定着养老保险制度的政治支持度和可持续性。因此，政府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指的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最初于1972年提出，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经济上的可持续，国家应当通过各方面的制度安排，除了要保证现代农民能够老有所养，更要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如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该如何给予农村老年人养老的财政支持?这就有必要选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二、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责任

摘要：本文对目前影响中国“三农”政策的主要问题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此提出了弥补方案。

关键词：三农政策；缺陷；弥补

中国的农村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生活水平、经济状况与城市相比差距很大，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与其他产业相比非常低下，中国的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少的可怜（不足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1/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矛盾突出。“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屏障之一，若不加以解决，中国的小康社会将难以实现。目前尽管影响中国“三农”问题解决的因素较多，但财政支持力度不足、政策错位和缺陷较大，不乏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一、“三农”上的财政政策缺陷

（一）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足，支农支出比重逐年下降

1950～1994年，国家直接来自农业的税收收入2733亿元（不包括正常收费、“三提五统”、“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等），同期向农业投入5346亿元，同期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间接取得大约20100亿元，加减后国家提取农业剩余净额达17487亿元，合计占农业GDP的25.5%.另据资料显示，1979～2000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1.6～1.8万亿元）、农村储蓄流失（550～600亿元）、土地资源直接损失（1.7～2万亿元）三项使农民为此付出了约3.4～3.9万亿元。由此可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是贡献最大的区域，农业是贡献最大的产业，农民是贡献最大的群体。中国“三农”积累受到盘剥，而对“三农”的反哺却很小，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受到严重的影响。据测算，目前我国农业的综合支持量只有2%，而许多发达国家对本国的农业支持水平很高，1996～1998年，美国的农业支持量为9.5%、欧共体为25%、日本为41%、加拿大为15%，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也达到了34%.1978年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3%，2000年则降为7.75%（见表1）。如果把本来属于教育事业费的部分剔除，这一比例还会降低。2000年31个省区市地方财政支援农村支出为249.11亿元，仅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2.7%.

一、战略性新兴企业各创新阶段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理论分析

在理论上，战略性新兴企业各创新阶段的资本需求特征及其财政金融支持方式如下。技术准备阶段的项目或产品处于构想状态。此阶段不仅要面临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可能还面临研发人员、管理团队的缺乏。因此吸引外部投资相对较难，但资金需求量相对较小。一般来说，除了企业自有资金投入之外，外部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由天使资本、国家财政资金和场外交易市场组成。技术研发阶段主要是创新项目的论证与决策等。该阶段不仅不可能为战略性新兴企业带来市场回报，而且成功的概率相对较小，存在技术风险，对资金需求量较小。此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商业性资本极少涉足。所以，此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由愿意进行科技价值投资的资本组成：国家财政性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贷款、创新基金、信用担保基金）、风险资本和场外交易市场或创业板市场。技术中间试制主要是创新成果市场化的试制、初期改进，以及成果的初期入市。该阶段试制所需资金多，成本较高，风险较大，成功概率相对较小。中间试制所需资金比研发所需资金更多，且较产业化批量生产又具有极高的风险，当然回报期望也较高［1］。此阶段所需的资本仅靠常规的信贷财政金融支持渠道是不行的，这时就急需能够承担较高风险的风险资本、担保资金、创业板市场的支持。产业化阶段时，新技术与新产品获得市场认可，取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加之产品的生产规模效益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给企业带来了较高的、稳定的市场回报，因为此阶段的资本投入风险低、收益高，成为各种资本的青睐对象。这一阶段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该主要以信贷资本、资本市场（创业板、中小板或主板市场）和战略性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组成。综上所述，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理论模式。

二、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现实情况

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在技术准备阶段，财政金融支持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性资金，而缺乏天使资本。在技术研发阶段，财政金融支持主要还是依靠国家财政性资金，而缺乏大量的风险资本介入，因为我国的风险资本青睐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后期。目前我国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与实现产业化投入的比例为1∶0.5∶100。而国外经验表明，三者的比例只有达到1∶10∶100才能使科技成果较好的转化为商品，形成产业。因为我国的股票市场上市门槛较高，在技术中间试制阶段战略性新兴企业很难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获得财政金融支持，而仅有少量的风险资本、信用担保资金和银行信贷资本介入。在技术创新的产业化生产阶段，财政金融支持组合包括风险资本、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我国风险资本之所以青睐产业化阶段，而没有大量进入自主创新的初始阶段，是因为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在其自身的生存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双重压力下，他们为了赚取投资对象上市前后的差额利润，大量投资产业化阶段。而信用和担保机制的不完善，导致银行对中小新兴企业的信贷歧视，以及新兴企业债券市场还未形成，场外产权交易市场功能的欠缺，导致在产业化阶段仍然欠缺资金［2］。综上所述，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现实模式如图2所示。

三、构建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财政金融联动支持模式

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的不同创新阶段，都有相应的财政金融支持，也就意味着各种资本会在相应的阶段进入，也会在相应的阶段退出。那么，在各个阶段之间的过渡环节，各种资本的顺畅对接，需要构建的资本整合联动支持模式来实现。通过财政性资金、风险资本、担保资金、银行信贷资本和资本市场相互作用，发挥出财政金融支持体系的整体有效性。这样就保证了各种资本在进出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各个阶段时，能够顺畅对接，而在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同一创新阶段，相应的资本也能有效结合。如果财政性资金也确实能够在新兴企业初期阶段起到引导作用；风险资本规模能够迅速扩大，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先锋作用，应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阶段提供足够的复合型财政金融支持。银行信贷资本一方面能够通过与财政性资金、担保资金、保险资金和风险资本的相互配合，降低风险，有望改变“惜贷”现象，为战略性新兴企业产业化生产阶段提供有力的财政金融支持；一方面能够通过设立金融控股集团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充实风险资本，间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阶段提供有力的财政金融支持，从而继续保持在财政金融支持体系中的主体地位［3］。资本市场为其他各种资本之间的实质性结合提供了广阔的并购平台，加上自身的多层次，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直接和间接地提供了无缝隙财政金融支持，继而成为驱动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引擎。综上所述，可构造具备资本整合联动支持机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金融支持模式。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农村面貌得到全面改观，农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现行土地耕作模式已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绊脚石，而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不仅是转变农村土地耕作模式的的需要，更是增进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的需要。为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进程，探索财政支持土地流转有效途径，在对市财政支持土地流转情况调研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1市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一是政府重视，成效初显。近年来，市不断加大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力度，2012年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工作的实施意见》，县区也结合当地土地流转情况出台了系列激励办法，积极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提升土地使用效益。截止2016年底，市土地流转面积197.82万亩，占家庭承包面积的19.02%。二是形式多样，经营适度。目前，市土地流转形式主要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托管等形式，其中以转包、出租为主，全市转包、出租面积158.62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80%左右。从调查情况看，市土地流转后经营规模整体合理，梯次发展，形成了由小到大，从企业到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与农民的有机连接。三是财政扶持，潜力巨大。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适合各种农作物生长，为推进土地流转提供了有力支撑。尤其十八大以来，市加大财政扶持，农业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后土地试用效益得到彰显，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认识得到提升，土地流转的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土地流转率仍低于全省、全国水平，土地流转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2市财政支持农村土地流转情况分析

2016年，全市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达到1541亿元、85.7亿元和350.2亿元，分别是2012年的1.5倍、2.4倍和2.0倍，经济和财力的增长为支持土地流转奠定了坚实的资金基础。2.1市财政支持土地流转现状长期以来，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有关农村改革、土地流转等方针政策，积极发挥公共财政在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方面的职能作用。通过支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土地流转环境；通过支持高标准良田建设，支持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培育工程建设，支持农业综合开发，提升土地流转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加大支农补贴力度，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建立完善财政引导金融、社会资本支持土地流转制度，调动土地承包者、经营者的积极性；通过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保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解决土地流转后农民后顾之忧；加大扶持乡镇企业和农业企业力度，支持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2.2市财政支持土地流转中存在问题一是财力支持总量不足。市用于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财政资金绝对量呈逐年增加趋势，但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从2013年的1916万增加到2016年的3583万元，增长仅87%，年增长速度远低于财政支农资金增长速度；从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看，并无明显加大，一直徘徊于1.1%～1.5%之间。二是财政支持土地流转结构不合理。调查中发现，市各县区财政在支持土地流转时，都偏向于城乡结合处及交通便利的农村，而对交通不便但具有较好的土地流转条件较好的农村支持力度不大。其次，财政资金在支持土地流转的扶持对象方面不合理。为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国家针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但由于财政对土地流转缺乏配套的支持措施,在土地流转后,这些补贴仍然归以前农户所用,新的土地承包者难以获得国家补贴,增加了土地承包商的经营成本，不利于土地流转的推进。另外，财政资金支持土地流转投入结构上不合理。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用于工作经费比重过大，用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比重则较小，同时，还存在补贴资金过于分散，补贴被挪用、撒胡椒面等现象。三是财政杠杆作用不明显。就现有市财力而言，仅靠财政很难为土地流转后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及转移、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构建和谐乡村等问题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这就要发挥财政的杠杆作用，充分调动银行、信贷、保险及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利用各种资金为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但由于受管理体制、经营范围、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只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及产品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资金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度更低。这足以表明财政杠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没有起到地两拨千金的作用，致使大多数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社会资金还徘徊在土地流转之外，没有在土地流转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四是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低。目前，市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使用效率普遍偏低，资金的使用缺乏统筹安排，没有形成合力，而且不同渠道的支持土地流转资金使用方向、实施范围、研究建设内容、项目安排存在重复和交叉。如农村公益事业资金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均可用于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项目存在重复交叉，资金未能统筹安排，资金拨付与项目建设进度存在时空差，财政支持土地流转的作用没有得到体现。此外，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到位率低、资金被挤占、挪用、预算执行缓慢，非生产性支出挤占生产性的资金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支农资金的流失，影响了农业资金的投入使用效益。2.3影响市财政支持土地流转的成因分析一是地方财力有限。从2012～2016年市GDP和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表可以看出，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绝对值持续增长，但增度却没有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近三年而成下降趋势，由2014年的58.9%下降到2016年的19.1%，下降了39.8个百分点。一般情况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反映了地方财力是否充足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了财政对宏观经济运行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调控能力。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3.4%上升到2016年的5.1%，而2016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2.28%，可见市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水平，政府可支配的财力十分有限，严重制约着财政对土地流转的支持力度。二是资金管理不到位。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财政支农资金长期存在着多头管理的问题。从管理部门上说，市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涉及到农业、水利、农业综合开发、交通等部门，这些部门都有项目申报和资金使用权，资金管理上的分散化，不可避免地造成资金使用上的分散化和低效化。从资金使用说，资金的来源渠道多元化，必然造成资金使用、管理的多元化。同时，由于缺乏对涉农资金的协调机制和规范统一的管理机制，以及部门之间沟通和协调不到位，各施其职、各行其政，造成项目重复建设，资金交叉使用以及资金分配不合理和资金浪费等现象，增加了财政支持农村土地流转成本，影响了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使用效益。另外，对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的监督不到位，缺乏对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占用、挪用财政支农资金成本较低等，也加剧了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3财政支持市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内容摘要：本文对中美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绩效评价六个方面的运作情况进行分析比较，结合我国国情和农业保险发展现状，重点就构建运转高效、协调有力的农业保险财政支持体系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财政支持农业保险中美比较

（一）支持模式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表现为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在私论文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投保人之间发生，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完成，政府不参与农业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领域，美国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推广和教育，并且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财政支持，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另外，为了对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保证，美国还将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与其它农业财政支持计划捆绑起来，对农业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采取各地区试点的方式进行发展。从目前全国来看，已有近九成省份开展了有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主要有：上海、吉林为代表的“大农险”模式，浙江、海南为代表的以“共保”为主的模式，四川、苏州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模式，黑龙江农垦区为代表，以互助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模式。除了上海等几个地区采取地区“统保”方式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并没有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措施。美国和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都是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具体对比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化角度而言，美国财政对中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自然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后WTO时代，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空间和效力日渐式微，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绿箱政策”空间和效力与日俱增。但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借鉴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中美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运作情况比较分析美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向来力度很大，自从其于1938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针对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险运营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我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市场化程度很高，其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府完全退出农业保险直接经营的领域，只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包括农业保险的强制性都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的；我国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经营，只有黑龙江农垦区由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经营。美国模式的强制性较高，通过经济手段，即用一定的优惠政策捆绑来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性；我国的试点模式中上海与黑龙江采取的是地区“统保”，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三）支持标准美国政府财政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表1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模式比较比较角度美国中国上海模式浙江模式四川模式黑龙江模式市场化程度高高高高低强制保险程度高中低低中60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8年27期所交保费提供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标准不同，补贴标准因产量保障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同保障水平的高低相反。2000年，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额平均约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表3为美国农作物保险一切险保费补贴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逐步增强，而到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的支持主要有，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以及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其它一些法律规定，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其财力状况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尚处于保成本阶段。但是对于保成本阶段的保费补贴，财政支持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补贴试点的六个省份中，各级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超过50%，各级财政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也超过50%，地方政府自行试点地区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最低为海南省的30%，大多数在50%以上，甚至达到70%-80%。但是在各级财政在农业保险的其他支持项目上的标准却很低，只有浙江等少数地区政府承担保费收入3-5倍以内的超额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美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标准很高，虽然政府不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其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都有很高比例的财政支持；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亟待完善。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为贯彻党的**精神，全面落实《中共**委**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推动我省科技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财政支持科技自主创新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财政科技投入工作

1．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为核心，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跨越发展、加速奋力崛起为主题，树立“振兴财政必先振兴经济，振兴经济必先振兴科技，振兴科技必先加大科技投入”理念，坚持科技投入的战略性、发展性、引导性，选择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的领域，加大投入力度，推动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基本原则

——财政科技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的原则。财政科技投入要充分利用财政贴息、政策性担保融资、税收优惠等手段引导社会资金增加对科技的投入，建立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主体、以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体系。

一、农业在财政支出中的地位

第一，我国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总支出在近几年中逐年上涨；农业生产指出、促进农村教育和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支出等支出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补贴支出在前3年呈上扬趋势，第4年有所放缓，第5年又逐渐上涨；农产品储备费用和利息等支出始终在同一水平线(580亿元)上波动，变化不明显。第二，财政支出增长率逐年下降，且降幅较大，由此可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近年来国家对“三农”的支出投入越来越多，导致基数越来越大，这是导致财政支出增长率逐年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三，根据表格数据可猜测，今后，中央财政对“三农”支出的绝对额还会大幅增加。这充分表明了“三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总体可见，我国各级财政正在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逐步建立健全“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落实惠农惠民政策体系，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农民大幅增收、农业现代化。

二、与美国农业相比

美国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有目共睹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维持农业收入稳定的财政支出每年就超过150亿美元，美国农业部平均每年支出达650亿美元，占联邦支出的3%~4%。现在，美国平均每个农场拥有30多万美元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每个农业劳动者占其中的18.1万美元。与美国、印度这样的世界农业大国相比，中国的农业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基层组织缺乏活力；农民经济来源单一，拉大了城乡差距；农业没有得到良好发展，现代化水平低。而用于农业发展的财政支出在投放环节监督不够严密、体系不够完善，使中央对“三农”的拨款大打折扣。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

（一）发展转型与结构优化

一、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

1、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础:公共产品理论

生态文明研究较为广泛，在内涵界定上还存在一些歧义。综观所有学者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包含人们用来维护生态环境的相关制度、文化、法律意识等，以此来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系统化的文明构成形态，这是表现人类多样机能的综合体，以一种多元化的系统体现出来。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相对于以前的文明形态而言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通常与自然生态融合一体的文明，表现为较高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段。第四种观点认为自然与文明的关系是从崇拜自然的原始文明到依赖自然的农业文明和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正在转化为效法自然的生态文明。就这些观点而言，生态文明其实就是体现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物质与精神积累的成果，其通常由生态物质、生态化技术以及生态化精神累计而成。生态环境变化与生态资源资本化的特征决定生态文明的特性:第一是生态文明难以界定与计量。第二是生态文明的相关建设成效与整个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其消费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特征。第三是生态文明建设效益具有较强的外溢性与滞后性。生态文明这三大特点正是公共产品的典型特性。外部性是公共产品的特性，从而使得生态环境保护中出现“搭便车”现象，导致生态环境投入资金不足，投资主体缺位现象时有出现。生态文明建设出现市场失灵时，必然会挤压社会资本投资，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出现生态产品供给不足。政府的适当介入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方式之一，而财政支持政策是最为主要的调控手段。

2、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基础:现实依据

生态环境恶化是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但生态环境污染代价却非常严重。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经济增长至少有二成是依靠生态资源与环境“透支”获得;同时国家环保总局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我国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占该年GDP的10%左右。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出我国生态环境的状况，实施财政支持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国逐渐认识与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投入量逐渐增加。统计资料显示，生态环境投资在“七五”期间占GDP的比例为0.7%、“八五”期间占GDP的比例为0.8%、“十五”期间占GDP比例的1.2%。但其在GDP中所占比例长期低下，与发达国家的生态资本投资比例1.5%－2%的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GDP总量为51.93万亿元、外汇总量达到3.5万亿美元左右、财政收入达到11.72万亿元，这些数据充分显示我国有能力也有足够财政空间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

二、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与困境

一、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

近年来，新安财政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支持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使农村整体面貌出现了较大改观。

1.农村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税费改革以来，逐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并自2006年起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进一步减轻了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后，全县基本实现了农民合同内的“零负担”。

2.农民得到了更加切实的实惠。近两年来，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积极落实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成品油补贴和贷款贴息等政策，大幅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06年以来，全县共兑付粮食直补资金5112.1万元，农机购置补贴255万元，优质改良玉米良种给予补贴360万元。在多种政策合力下，促使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

3.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新安县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和公用经费保障机制，积极实施国家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危房改造工程，06年以来，先后投入1018万元资金，改造和新建校舍面积达2.5万平方米；同时，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实施了了“两免一补”政策(即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使全县农村贫困家庭共计22.7万人次义务教育学生享受到“两免一补”政策，基本解决了贫困学生因贫失学问题。

4.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06年以来，新安财政投入节水灌溉、人畜饮水、村村通自来水等水利基本建设资金2953万元，投入农业综合开发和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等农田基本建设资金2800万元，投入农网改造、“村村通”工程、沼气池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9619万元，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