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范文10篇

一、战略性新兴企业各创新阶段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理论分析

在理论上，战略性新兴企业各创新阶段的资本需求特征及其财政金融支持方式如下。技术准备阶段的项目或产品处于构想状态。此阶段不仅要面临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可能还面临研发人员、管理团队的缺乏。因此吸引外部投资相对较难，但资金需求量相对较小。一般来说，除了企业自有资金投入之外，外部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由天使资本、国家财政资金和场外交易市场组成。技术研发阶段主要是创新项目的论证与决策等。该阶段不仅不可能为战略性新兴企业带来市场回报，而且成功的概率相对较小，存在技术风险，对资金需求量较小。此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商业性资本极少涉足。所以，此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由愿意进行科技价值投资的资本组成：国家财政性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贷款、创新基金、信用担保基金）、风险资本和场外交易市场或创业板市场。技术中间试制主要是创新成果市场化的试制、初期改进，以及成果的初期入市。该阶段试制所需资金多，成本较高，风险较大，成功概率相对较小。中间试制所需资金比研发所需资金更多，且较产业化批量生产又具有极高的风险，当然回报期望也较高［1］。此阶段所需的资本仅靠常规的信贷财政金融支持渠道是不行的，这时就急需能够承担较高风险的风险资本、担保资金、创业板市场的支持。产业化阶段时，新技术与新产品获得市场认可，取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加之产品的生产规模效益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给企业带来了较高的、稳定的市场回报，因为此阶段的资本投入风险低、收益高，成为各种资本的青睐对象。这一阶段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该主要以信贷资本、资本市场（创业板、中小板或主板市场）和战略性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组成。综上所述，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理论模式。

二、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现实情况

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在技术准备阶段，财政金融支持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性资金，而缺乏天使资本。在技术研发阶段，财政金融支持主要还是依靠国家财政性资金，而缺乏大量的风险资本介入，因为我国的风险资本青睐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后期。目前我国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与实现产业化投入的比例为1∶0.5∶100。而国外经验表明，三者的比例只有达到1∶10∶100才能使科技成果较好的转化为商品，形成产业。因为我国的股票市场上市门槛较高，在技术中间试制阶段战略性新兴企业很难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获得财政金融支持，而仅有少量的风险资本、信用担保资金和银行信贷资本介入。在技术创新的产业化生产阶段，财政金融支持组合包括风险资本、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我国风险资本之所以青睐产业化阶段，而没有大量进入自主创新的初始阶段，是因为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在其自身的生存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双重压力下，他们为了赚取投资对象上市前后的差额利润，大量投资产业化阶段。而信用和担保机制的不完善，导致银行对中小新兴企业的信贷歧视，以及新兴企业债券市场还未形成，场外产权交易市场功能的欠缺，导致在产业化阶段仍然欠缺资金［2］。综上所述，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现实模式如图2所示。

三、构建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财政金融联动支持模式

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的不同创新阶段，都有相应的财政金融支持，也就意味着各种资本会在相应的阶段进入，也会在相应的阶段退出。那么，在各个阶段之间的过渡环节，各种资本的顺畅对接，需要构建的资本整合联动支持模式来实现。通过财政性资金、风险资本、担保资金、银行信贷资本和资本市场相互作用，发挥出财政金融支持体系的整体有效性。这样就保证了各种资本在进出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各个阶段时，能够顺畅对接，而在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同一创新阶段，相应的资本也能有效结合。如果财政性资金也确实能够在新兴企业初期阶段起到引导作用；风险资本规模能够迅速扩大，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先锋作用，应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阶段提供足够的复合型财政金融支持。银行信贷资本一方面能够通过与财政性资金、担保资金、保险资金和风险资本的相互配合，降低风险，有望改变“惜贷”现象，为战略性新兴企业产业化生产阶段提供有力的财政金融支持；一方面能够通过设立金融控股集团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充实风险资本，间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阶段提供有力的财政金融支持，从而继续保持在财政金融支持体系中的主体地位［3］。资本市场为其他各种资本之间的实质性结合提供了广阔的并购平台，加上自身的多层次，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直接和间接地提供了无缝隙财政金融支持，继而成为驱动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引擎。综上所述，可构造具备资本整合联动支持机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金融支持模式。

1引言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农业部门是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部门，农业投入能够提高可供交易的农产品量、增加农民的收入流［1］。对家庭模式下的农业活动起支配作用的政策的任何变化，将不仅会影响生产，还影响到消费和劳动力的供给［6］。制度政策的不足与不恰当，导致农业生产及产后投入不足，加剧了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如:农业保险的缺乏，无法弥补农民所遭受的自然损失;农业财政补贴结构与投向不合理，未能有效降低农业风险;正规金融无意提供农业贷款，农业投入受到限制;土地、房屋、户籍与生育制度限制资源的合理流动，降低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为防范、控制并化解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需要调整农业制度与政策，实施财政金融服务反哺农业的措施，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产品商品率绩效，形成纳克斯所称的“产业部门间的平衡增长”，增强帕累托改进。但从已有研究文献看:除冉光和实证了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及其配合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不同影响［7］，温涛，冉光和，熊德平实证了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得出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战略和金融制度导致的中国金融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实际需求间不协调的事实外［8］，其他论述基本上属于理论与政策分析，缺乏实证支持，其余研究隐含了农民收入的增加是通过农业投入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并能有效控制其绩效风险的逻辑，少有涉及财政金融服务控制农产品商品率及其绩效风险的文献，也少有研究财政金融服务与农产品商品率绩效关系。本文拟通过建立财政金融服务与农产品商品率绩效关系模型展开实证研究，提出控制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的财政金融服务建议。

2财政金融服务控制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的理论基础

2．1制度分析

建国伊始，国家为确保工业化的实现，抵御外来压力，为快速建立完备的工业化体系所面临的现实的长期的“理性”选择就是:国家通过财政制度单方面参与农业剩余分配，金融制度上动员农民剩余储蓄和经济资源，将金融财政化与实行农产品低价限制吸取农业剩余和农业经济资源的方式支持工业和城市建设。这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初始最优选择，也是内生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财政金融服务服从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资金发展资源积累的最优路径选择。这种财政金融服务与农产品生产价格限制的制度与政策选择，削弱了农业自身发展的资金与资源积累而被弱质化。基于国家控制与“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下的财政金融服务体制、结构与功能和农产品价格管控，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实施而有所改善，但综观中国经济和财政金融的发展，财政金融服务依然倾向工业和城市。从1985年到2012年，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平均在8%以下，农业科技的财政投入仅占财政总支出的0．536‰;1985～1997年间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份额一直处于10%以下，1998～2012年长期维持在5%左右，远远低于财政金融服务工业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通过财政金融渠道为国有企业改革注入所需资金。1984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的农村合作基金组织由于背离了它的宗旨，造成金融市场的混乱，未能支持农业发展而被清理。1988年在政府主导下，改革开始转向城市和工业，财政金融服务更注意城市和工业，农村改革最终没有能诱导出农村经济的内生金融［9］。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大量注入财政资金以消化国有金融机构长期积累的不良资产，同时将其企业化、股份化改造为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营利性金融组织，释放了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供给短缺。进入21世纪，政府不断向金融机构以财政还款方式实施融资参与城市建设和经济活动，而不顾及财政金融服务调控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新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农业剩余支持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现在正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10］。

2．2理论基础

关键词支农合作农村金融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持续增加农业投入是农业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由于农户、农业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经济主体的自身积累能力较差、底子薄弱，我国农业资金投入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财政和信贷等外源型资金“供血”。在资源稀缺条件下，明确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支农重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的农村金融体系，更好的发挥财政、金融支农合力，对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期，我们以东营市广饶县为样本，对基层财政金融支农合作情况进行了调查。

一、当前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支农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部分财政支农职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金融职能相互交织，财政支配金融，金融充当“第二财政”，扮演着财政的出纳角色。近年来，随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基本构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部分商业银行承担的财政性职能相应移交给了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演变成沟通财政与金融支农合作的主要桥梁。以广饶县为例，该县1994年设立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除保留小额农户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政策性业务，原承担的粮棉油贷款购销等政策性贷款业务均划转至农发行。支农再贷款？

（二）财政部门透过对相关“三农”经济主体的贷款贴息。为促进“三农”经济发展，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的幅射带动能力，财政部门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小额扶贫贷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补贴，以减轻农业企业财务负担，促进了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刺激性。据调查，2000年以来，东营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2003年，广饶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县财政每年拿出3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用于支持重点龙头企业。

（三）财政部门出台鼓励金融支农有关优惠政策。为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财政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出台了减免三年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承诺分红补贴等优惠政策。据调查，东营市政府为促进县区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利津、垦利两县农村信用社的股东承诺，如信用社2年内达不到分红比例，市财政将予股东补贴；并在政府权限范围内，尽量减免农村信用社在抵债资产接收和处置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税费。全市涉农资金和业务全部交由农村信用社办理，所有农口部门在农村信用社开设基本账户，各级预算外资金按一定比例存放农村信用社，乡镇的国库、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种行政收费由农村信用社，县、乡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由农村信用社，县级财政集中支付中心设在农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清收盘活工作的具体意见。对过去行政干预的贷款和协调农村信用社购买的企业债券、各级各部门在农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贷款，由县、乡政府负责限期收回；对公职人员的贷款，采取纪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优质资产置换、整体“打包”等多种方式，帮助清收不良贷款。

一、工作经历

2007.7-7008.8XX镇人民政府党政办。

2008.8-2010.5XX镇人民政府镇长助理。

2010.5-至今XX审计局副主任科员、财政金融审计科长。

二、主要事迹

**同志是我局财金科科长副主任科员，她年轻上进，对自己严格要求，工作上勤奋务实、踏实努力，学习上积极主动、认真勤勉。获得审计署计算机审计中级证书，现任XX市审计局财金科科长。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较强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人正派，遵纪守法，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圆满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

1引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各国都不能独善其身.我国之前通过拉动投资、消费以及出口的方式进行稳定经济增长发展，而这也带来了一段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长期发展会导致出现很多的经济遗留问题。而在最近的几年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减缓的趋势，国家也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改善和措施，但这种宏观调控的手段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经济的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周期变化的问题，而是在经济结构上出现了供应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所以必须要对结构采取变革措施，进行相应经济政策调整，保证经济能够稳定的发展。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国的经济主体是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资本，而这也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在面对新的世界经济局面时，为了跟上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的脚步，就必须在创新和制度改革方面做出变革。而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就是我国在解决经济困局中的关键性改革，能使我国的金融业向综合性服务性目标转型。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义

供给侧改革就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市场所需供给约束为标准的政府改革，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输出、执行以及修正和调整方式，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扩大总需求的同时，从生产领域来说，要让优质供给加强，无效和低端供给要减少，有效和中高端供给要扩大，使结构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生产潜能得以提高，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

供给侧结构的改革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启动内需，来带动经济发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的矫正、整合、优化配置经济结构，以提高供给能力来满足需求侧的变化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体来说，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具体表现在优化投资、产权、流通、产业、分配、消费结构方面，达到开源疏流、国进民进、节省交易成本、提高产业和产品质量、升级消费品的目的。

摘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

一、国外财政对农村金融扶植政策的借鉴

(一)各国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

信贷决策以基层信用社为主，资金清算以上层信用社为主。最基层的信用社是信贷决策的主体，上一层次的合作银行或联合社不进行干预，中央合作银行或中间层次的合作银行则发挥“信用社的信用社”作用，为基层信用社提供资金清算和融资服务，主要是解决“小”信用社普遍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单个信用社法人主体没有像大商业银行一样庞大的分支机构，缺乏自己的结算网络，业务受到限制；二是单个信用社规模小，如果备付金过多，影响信用社的盈利水平；备付金过少，容易发生资金流动性不足问题。这样，基层信用社和上一层次的信用社就形成了有效的业务合作关系。

(二)财政扶植农村金融进而间接补偿农业成为重要通道

摘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实，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

一、国外财政对农村金融扶植政策的借鉴

各国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实，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

信贷决策以基层信用社为主，资金清算以上层信用社为主。最基层的信用社是信贷决策的主体，上一层次的合作银行或联合社不进行干预，中心合作银行或中间层次的合作银行则发挥“信用社的信用社”作用，为基层信用社提供资金清算和融资服务，主要是解决“小”信用社普遍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单个信用社法人主体没有像大商业银行一样庞大的分支机构，缺乏自己的结算网络，业务受到限制；二是单个信用社规模小，假如备付金过多，影响信用社的盈利水平；备付金过少，轻易发生资金流动性不足问题。这样，基层信用社和上一层次的信用社就形成了有效的业务合作关系。

财政扶植农村金融进而间接补偿农业成为重要通道

近年来，专员办以建立健全三项制度为重点，强化与“一行三会”派出机构、审计署特派办、省政府金融办相关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积极提升监管合力，扎实推进财政金融监管联动机制建设。

一、健全监管事项通报制度。一是实施定期通报制度，年初召开联席会议，与相关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相互通报上年度金融监管工作情况和本年度工作计划，并就重大事项和重点工作进行研讨，共享监管成果，形成监管共识，避免重复检查。二是实施专项通报制度，对于专员办在检查或调研中发现的重大问题，按照职责分工及时向监管部门通报，尤其是对地方金融企业存在的问题，分专题向当地政府及其金融办通报，提升监管层次，拓展监管功效。三是实施监管文件抄送制度，相互抄送重要的文件资料，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尤其是最近两年，专员办以转发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为契机，对查处的违法违纪问题在辖区内70余家金融机构范围内进行专题通报，提出进一步加强财政金融监管工作的要求，并将通报文件专门抄送省政府金融办等相关监管部门。

二、健全重大事项移送制度。专员办在实施日常监管或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时，对于发现的重大金融业务问题，在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职责分工移送其行业监管部门处理处罚，并动态跟踪督导，确保落实到位。这种联动监管方式不仅有效扩大了财政监督影响，而且从整体上提升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综合成效。

三、健全金融监管互助制度。财政金融监管与金融行业监管各有侧重、互有所长，两者有机结合既可以发挥财政监督涉及面广的优势，加大对贷款企业延伸检查力度，又可借助金融行业监管部门的专业视角与技术手段，及时揭示金融业务的财政风险，共同分析研究金融企业存在的财政金融问题。工作中，专员办一方面强化与“一行三会”派出机构的沟通交流，动态分析掌握全省金融行业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提高财政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主动邀请“一行三会”派出机构的业务能手，为全办同志专题讲解金融业务监管知识，提升业务技能。

一、引言

城镇化是新时期“四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多次提及城镇化，并将城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作为破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不仅本身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联动性，而且城镇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内需释放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积也在不断扩张。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诸多矛盾和不足，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速度，即伴随着城镇建成区大规模扩展，大量农村土地被占用，城镇空间外延迅速扩张，而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随之同步提高。许多学者指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是一种扭曲的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扭曲现象是由中国的宏观现实造成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空间城镇化凌驾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本质上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间城镇化而轻视人口城镇化有关。本文从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并提出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

(一)测度方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进行测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该方法利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最优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离生产前沿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可作为效率指数(Caves等，1982)［2］，用来表示从t期到t+1期的整体生产效率变动情况。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若Malmquist指数小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Malmquist指数等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作为非参数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效率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不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由于错误的模型假设而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差;(2)可以用来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综合效率问题，避免了指标的单一性;(3)不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进行单位变换处理，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值及产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4)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DEA方法有多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大类: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另外，DEA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投入导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产出的情况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产出导向模型则是计算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来的技术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标是在财政金融政策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资金分配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推进城镇化，因此本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同时考虑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作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够对同一时期的效率进行分析，而且能够分析不同时期之间，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

一、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财政支农资金不足

近年来，我国对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新农村建设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就目前来看，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相对不足，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投资比例较小，且多偏向于非农产业，不利于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金融机构减少

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下，商业性金融退出农村金融市场的趋势比较明显，进而造成了农业和农户贷款的金融机构不断减少，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金融支持。金融机构在为农业提供金融服务时面对着较大的金融风险，一旦金融机构的资金得不到信誉保障，必然会影响到金融机构的对外业务，势必会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农民素质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