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范文10篇

1以应用型人才作为培养中心

在“互联网+”背景下相关的企业面临着产业重构升级的状况，并且对于互联网思维的应用型人才要求也在与日俱增，而为了满足这一条件相关教育人员，需要从校企共建等多方面的角度来对教学方式进行优化，尽可能使校企联合开展协同教学，而校企合作的教育工作就需要通过多渠道才能实现，这样能够使应用型本科高校校企人才的培养模式，得到有效的创新，为我国提供更大批量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进行人才的培养是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做到以就业为导向并且建立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专业体系，而在开展师资的建设是上，也一定需要符合“互联网+”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中，要注重课堂教学内容与企业实际所需之间的深度融合，而针对学生就业，也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跟踪反馈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都需要将培养标准的设置落到实处，在企业内部设置相应的培训考核标准，而学校可以按照这一标准对企业输送人才并且对相关的专业课程做出相应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提高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契合度，使企业的人才需求能够在学校内就得到满足，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招聘效率，并且也能够提高学校的整体就业率。

2“互联网+”校企共建专业

专业共建是校企协同育人的基础，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的转型升级也推动了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不仅仅是简单课程的调整，更多的是对接企业行业所需，科学系统地调整培养方案，根据企业行业需求，设置相应的培养目标，并跨学科、跨专业地设置所需课程，开设相应的专业方向。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包括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的改革、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以及教学内容的改革。应用型本科高校应对接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升级，适时调整专业结构，与政行企深度合作，探讨专业建设的新方向，使校企形成密切关联，协同发展。“互联网+”环境使行业企业对人才需求有了新的变化。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预测分析行业企业人才需求。而行业企业参与到高校的专业建设中，则可根据人才预测，动态调整培养目标。使高校的培养方案可以与企业的用人标准精准对接，通过这种方式有助于使校企之间的关联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保障建设质量。企业用人专业需求的预测需要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其中，在进行需求的预测时，要与高校深入合作交流，协同发展，参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高校则应确认企业的具体发展需求，在“互联网+”背景下，对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融入“四新”发展要求，建设挖掘出具有良好前景，符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的新兴专业，并且不断对新专业进行全方位的建设，而在培养方案动态调整，但是需要校企双方在企业用人专业的需求和预测中，不断对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一方面实行人才需求的动态更新，另一方面，针对性的对课程体系作出相应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应用型人才提前在教学环境中适应未来的岗位。

3“互联网+”校企共建教材

教材共建是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重要支撑。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学校要将企业行业规范积极引入教学，校企共建，开展教学资源建设。除开设企业行业相关的课程之外，配套与之相适应的课授教材、实训教材、在线教学资源等，也尤为重要，教材的内容，要最高程度地接近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和要求，且要与应用型人才的学习规律相吻合。校企共建教材，要以企业实际发展、业务流程、行业标准规范等进行框架的整体设计，即以业务程序为线索形成教材的内容体系，从而反映出企业行业的具体业务内容和操作方法，从思维逻辑上和操作方法上都可以对学生加以指导与培训。除此之外，还要积极融入课程思政内容，从职业道德上进行规范。建设电子教材，使学习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还可以在工作中随时使用参考，真正做到符合企业发展的应用型教材。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将事权层层下放，并制定了《预算法》。地方政府至此需要承担教育、农业支出、治安、环保及行政管理等多种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同时，在收入分配上，中央和地方一直保持稳定的分配比例，甚至有一定的集中。刚性且快速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相对应的是增长较慢的财政收入，导致了巨大的财政收支矛盾。在未对事权进行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基层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支出责任，而该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在落后地区更是如此。有调查表明，全国许多乡镇的财政负担已远远高于财政收入。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成为地方政府寻求“不健康”财政收入的主要原因之一。

区域财政差距扩大转移支付作为调节区域间公共产品差距的重要平衡器，在现行的体制下，效果不够理想。首先，转移支付随机性较大，规模有限。转向转移支付大多成为特定区域改革的资金支持。其次，在进行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配备相应的配套资金，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区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有学者研究表明，在分税制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东部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

地方预算风险加大财权与事权的不协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存在取得预算外收入的动机。预算外的收入游离于现行体制之外，缺乏法律法规的监管，各类乱收费、费大于税便是其典型表现。另外，地方政府缺少融资渠道，隐形地方债务规模庞大。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

财政分权的初衷是为了协调财权和事权，减少各级政府间无休止的谈判，提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社会的积极性。而在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背景下，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与政治命运的评价主体存在差异。对于地方而言，政府经济行为带来后果，直接表现为该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居民福利是否均衡、环境保护是否健全等等，这些指标的评价主体应该是地方的百姓。而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而言，尽管其动机也是为了造福一方百姓，但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及现实的无奈，在任期内尽快做大GDP，提升规模和数量，是其最关心的事情。为了制约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同时也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中央政府设计了一套指标对各级政府进行考核，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成为长期以来处于决定地位的指标。可以说，我国的政府创造出了类似大型企业绩效管理的政治管理方法，通过经济绩效对各级政府进行奖惩。至此，各级政府便开始围绕政绩展开激烈的角逐。在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操纵始终没有减弱。一方面，在本区域内，地方政府利用资源配置的行政权，操控土地买卖、城市规划、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税费增减等等，利用各种方法挖掘本地生产要素的潜力，充分吸引投资，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在区域之间，各地政府进行是市场封锁，恶性优惠政策竞争，最终导致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仅以牺牲本地资源和居民的辛苦劳动换取较低的利润回报，还带来了另一不良后果———巨大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

财政分权对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财政分权，制度演进，体制创新，配套改革

论文摘要：作为全新的探索与尝试，我国现行财政分权体制并不完善，财政分权改革亟待进一步深化：明辨是非，始终坚持分税制这一正确的改革方向；在坚持渐进式改革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好渐进与突变的关系；统筹安排，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改革。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财政分权在发展战略调整和经济转型中渐进式演进，财政管理体制实现了从集权到分权、从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跨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之路。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变革。这一过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分权，一方面，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逐步交给市场，即经济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实行分权，其核心是财政收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重新配置，逐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即财政分权改革。

当然，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并不完善，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省以下根本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轨道；二是改革不够彻底，具有较浓厚的过渡性色彩，并且在运行过程中未能及时得以纠正和完善。经过多年的运行实践，这些问题和缺陷日益显露和爆发，并对财政经济运行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尽管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中国与西方的财政分权存在一些共性特征，但从财政分权的体制环境、初始动力、法制环境和制度框架等方面来看，中国财政分权与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制度框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采用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考察中国财政分权问题难以作出正确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鉴于此，运用历史和对比分析的方法，系统考察中国财政分权的演进历程，从中总结有益的、规律性的东西，归纳出中国财政分权的演进特征，进而探索财政分权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创新取向。

一、财政分权在发展战略调整和经济转型中的渐进式演进

摘要:效率、分配和德定是财政分权的永恒目标,而基于稳定的制度安排将有利于为奋共服务的供给提供德定的体制框架及实现长期的效率与介平。俄罗斯联邦独立以来,预算联邦制的构建并没有对德定目标给予充分考虑,因而有关政府间对政关系的改革一直更加关注政策选择而非管理问题。甚于稳定视角的政府间财政职能理论检测了俄罗斯分权预算制度安排的有效性,认为在中长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形成的离质的预算关系制度,加强对分权的管理,是提商政府资任的关键要素。

关健词俄罗斯时政分权管理预算联郊制政府责任

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联邦宪法确定了其联邦制政体形式,政府结构出现了明显分权,形成了由共和国,边疆区、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自治州和自治专区三种主体形式构成的新型联邦关系,这为小管辖区更有效率地提供个性化政策提供了基础,也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在“以足投票”的约束下,高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提供了可能。但是,俄罗斯的分权制度选择是不是如同传统理论所言。根据福利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允许分权决策一旦作出,地方政府将被激励去产生必要的事业机构并指导公共行动使该过程成为可预期的成功的激励机制。很多文献研究都认为,俄罗斯财政分权的政治经济激励不足,破坏了财政可持续性、良好治理、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地区间财政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进程川。这引发了对分权所强调及破坏效率和权责的条件问题的研究,并且认识到以公共支出与收人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为特征的财政分权与管理和政府质量的密切相关性。

一、公共支出划分合理化

有效稳定的分权体制要有明确的关于不同层级政府支出职能范围划分的体制框架。这一框架应对政府在效率、公平和稳定等政策目标上的重要性顺序以及优先选择做出积极反应。支出职能的划分是设计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的基础。实际的支出职能划分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分权体制理想的支出划分原则是检验支出划分充分性的一个办法,其合理性应通过考察它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政府在其分权战略中设立的目标和任务来判定。从总体上说,俄罗斯联邦立法对支出责任的划分违背了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清晰性、财政分权的目标性。

合理的支出责任划分的第一个标准是明确财政分权设计的顺序,即遵循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财政分权设计的最优次序是首先明确界定不同级次政府的职责范围,是设计政府间财政分权制的首要步骤,是政府间合理有效的税收分配组合的基础有助于提高税收制度的效率,与此同时,缺乏支出责任的划分容易导致分权制的脆弱性。可是俄罗斯联邦的财政分权是从收人开始的。各级政府支出权力的分工大部分都是自然形成的,没有考虑所提供的预算服务要受制于预算水平的因素,而是遵循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每个财政年度重新调整。在未明确划分支出范围的条件上,设计分权体制的其他要件,这就导致了联邦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安排,不是以支定收,而是以收定支,因此,政府支出责任的这种调整,实际上是充当了联邦内政府政权更替调整的手段和政策工具。实践中分权体制的不稳定、不规范往往起因于对不同级次政府职能和支出责任未能在法律上明确划分。

摘要：财政分权体现了各级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现行财政分权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的弊端与不足，需要通过确立合理的原则和目标，深化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构建和谐的财政分权模式。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要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范围，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规范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体制；和谐财政；效率与公平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目标之一，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重要位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高度的责任心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表明我们党致力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的决心。和谐社会需要和谐财政，优化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现行财政分权管理体制的弊端与不足

近些年来，虽然中国公共财政转型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弊端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财政支出结构不均衡，导致其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就财政的提供公共产品责任而言，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在无法脱离对传统生产建设财政依赖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财政支出在规模或结构上对经济建设的掣肘，无法满足纳税人对基本公共需求的满足。更值得关注的是，财政支出在转型期内由于既要兼顾原有体制框架下的支出需求，又要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支出，使支出结构更趋复杂，存在着不均衡的供给情况。在现有条件下，中国财政在转型期内无法完全满足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服务性支出和保障类支出，与此相对应的传统财政性支出项目在短期内所占比重仍较大，社会公共性财政支出不足和结构性短缺制约了财政体制转型的步伐，财政职能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布坎南和布伦南在1980年提出“利维坦”模型后，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就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问题。在我国，胡书东(2001)、Chien-hsunChen(2004)、孙群力(2006)等人都对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但是，我们在分析各省的相对财政规模，即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规模存在一些区域上的特征。预算内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平均值都是由东向西递增，但是东部和中部的财政规模相差非常小，只有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西部的财政规模要比东中部高很多，高出八九个百分点。那么这种差异是否受财政分权影响呢?也就是说，财政分权对不同地区的财政规模的影响程度是否是不一样?这个问题在如今研究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规模影响的文献中却从未被注意到。而我们下文就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来论证这个问题。

二、财政分权指标的选择、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财政分权变量的选择

财政分权变量的选择是进行财政分权实证研究的关键，它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准确地反映出我国财政分权的影响。我们对财政分权变量的选择是基于对我国财政分权特征的认识。我国的财政分权是一种不纯粹的分权。这种不纯粹使得在我国财政收支的分配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财政权力的转移或下放。因此，财政分权在我国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不仅要单独考察收支分配的影响，也要另寻途径来反应我国的财政权力在中央和地方间的配置。而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在预算外部分中体现的最充分(黄佩华，2003)，基于此，本文选择了以下的一组指标来全面反映我国各省的财政分权状况：预算内的本级支出指标(DCbexp=各省预算内本级支出／全国预算内支出)、预算内本级收入指标(DCbrev=各省预算内本级收入／全国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支出的分配(DCexap=各省预算外支出／全国预算外支出)、财政自给程度(FS=各省本级收入／本级支出)、财政依赖度(FD=中央对各省的补助收入／各省的预算内总收入)。

(二)数学模型及方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目前我国理论研究不足阻碍财政竞争问题的有效治理，为此，本文通过对财政竞争理论综述，结合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现状分析，提出了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效率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摘要:效率、分配和德定是财政分权的永恒目标,而基于稳定的制度安排将有利于为奋共服务的供给提供德定的体制框架及实现长期的效率与介平。俄罗斯联邦独立以来,预算联邦制的构建并没有对德定目标给予充分考虑,因而有关政府间对政关系的改革一直更加关注政策选择而非管理问题。甚于稳定视角的政府间财政职能理论检测了俄罗斯分权预算制度安排的有效性,认为在中长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形成的离质的预算关系制度,加强对分权的管理,是提商政府资任的关键要素。

关健词俄罗斯时政分权管理预算联郊制政府责任

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联邦宪法确定了其联邦制政体形式,政府结构出现了明显分权,形成了由共和国,边疆区、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自治州和自治专区三种主体形式构成的新型联邦关系,这为小管辖区更有效率地提供个性化政策提供了基础,也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在“以足投票”的约束下,高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提供了可能。但是,俄罗斯的分权制度选择是不是如同传统理论所言。根据福利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允许分权决策一旦作出,地方政府将被激励去产生必要的事业机构并指导公共行动使该过程成为可预期的成功的激励机制。很多文献研究都认为,俄罗斯财政分权的政治经济激励不足,破坏了财政可持续性、良好治理、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地区间财政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进程川。这引发了对分权所强调及破坏效率和权责的条件问题的研究,并且认识到以公共支出与收人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为特征的财政分权与管理和政府质量的密切相关性。

一、公共支出划分合理化

有效稳定的分权体制要有明确的关于不同层级政府支出职能范围划分的体制框架。这一框架应对政府在效率、公平和稳定等政策目标上的重要性顺序以及优先选择做出积极反应。支出职能的划分是设计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的基础。实际的支出职能划分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分权体制理想的支出划分原则是检验支出划分充分性的一个办法,其合理性应通过考察它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政府在其分权战略中设立的目标和任务来判定。从总体上说,俄罗斯联邦立法对支出责任的划分违背了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清晰性、财政分权的目标性。

合理的支出责任划分的第一个标准是明确财政分权设计的顺序,即遵循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财政分权设计的最优次序是首先明确界定不同级次政府的职责范围,是设计政府间财政分权制的首要步骤,是政府间合理有效的税收分配组合的基础有助于提高税收制度的效率,与此同时,缺乏支出责任的划分容易导致分权制的脆弱性。可是俄罗斯联邦的财政分权是从收人开始的。各级政府支出权力的分工大部分都是自然形成的,没有考虑所提供的预算服务要受制于预算水平的因素,而是遵循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每个财政年度重新调整。在未明确划分支出范围的条件上,设计分权体制的其他要件,这就导致了联邦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安排,不是以支定收,而是以收定支,因此,政府支出责任的这种调整,实际上是充当了联邦内政府政权更替调整的手段和政策工具。实践中分权体制的不稳定、不规范往往起因于对不同级次政府职能和支出责任未能在法律上明确划分。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对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较大的冲击，我国也未能幸免，经济增长趋缓。为此，国家制定了许多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采用了激进的财政政策—投资四万亿建设基础设施。各地方政府纷纷响应，但是这个特殊的时期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是一种昀佳的选择么？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是否能够带给我们更大的效用呢？

一、中国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变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财政分权。其核心是财政收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问重新配置，逐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即财政分权改革。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开始于1980年，历经财政包干体制和分税制，现已逐步建立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与西方财政分权体制相比，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概括起来，中国式财政分权主要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是建立在中央与下级政府委任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不仅在经济上分权，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分权的；但是我国仅仅是在经济上分权，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因此，造成了我国与西方官员选拔机制的差别：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民主选举，即对下负责；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由上级政府选拔，即对上负责，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进而形成了地方政府官员顾上不顾下的局面。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并且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是相等的，那么由地方政府将一个公共物品提供给各自的选民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等量的公共物品有效得多。也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和中央政府提供同样、等量的公共产品，那么由地方政府提供时效率更高。因此，传统的财政分权是“自下而上”的。

但从我国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建国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收支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财政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显现，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剧，直接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诱发了经济转型的启动，并且使财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率先实施。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到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以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各项财政改革措施均由中央制定，地方负责执行。因此，中国式财政是“自上而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基层财政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而陷于困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摘要：目前，产能过剩问题不仅存在于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而且也存在于新兴行业，如风电设备、多晶硅等行业。本文以现阶段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为背景，对部分行业中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对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背景、产能过剩形成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其次重点对钢铁行业进行实证研究以及对“铁本事件”进行剖析，讨论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体制性因素；最后提出在我国目前财政分权体制背景下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分权；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政策建议

一、背景分析

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其宗旨是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财政自主权，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独立地进行决策，进而可以更好地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满足本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的需要。同时，政府的相关行为也会受到当地公众的监督，促使地方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制定有利于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财政政策，为公众谋求最大的利益［1］。但是，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种财政分权体制本身的弊端也凸显出来职称论文。

从1994年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财政分权制度，是本文所立足研究的体制背景，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收入来源被划归得更为具体、细致，但是，也导致了相关问题的出现。如在共享税方面中央财政的共享比例高于地方政府，并且地方政府不再具有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优势。因此，地方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减少了，但是，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却高于中央政府，这样就出现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同时，财政分权后的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财权、事权，这样就有比较强烈的动机推动投资，发展该地区的经济，从而扩大税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在这种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间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采取各种手段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由此引起市场分割、投资过热以及过度或无效的行政干预等，这实际上是导致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早在2006年，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明确指出“当前，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将会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并且具体指出了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和原则，以及调整的重点措施。2009年9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委《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2009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凸显”；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2010年3月，工信部的《中国工业经济运行2010年春季报告》称：“当前工业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六大困难，多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2010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目标任务以及重点工作的详细分工情况。2010年8月，工信部向社会公布了18个工业行业涉及2087个企业的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