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范文10篇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根据惠民资金管理“一线实”工作要求，经县政府同意，现就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上下联动、横向协调”原则，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真正形成“分工科学、责任明确、层层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确保惠民政策和资金管理落实到位。

二、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职责

摘要：由于世贸组织规则不允许其成员对本国或本地区农业生产进行直接补贴，因此，通过补贴农业保险从而实现对本国农业生产的有效合理保护，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通行做法。在已经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大部分都通过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补贴，用以保障本国或本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根据我国的国情可以看出，政府财政补贴对发展农业保险，乃至于整个农业经济都事关重大。

关键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必要性

我国的农业保险在经营过程中一直面临两难的局面，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导致农业保险的供需不平衡。一方面，对农户来说，农户收入低，负担不起农业保险的保费支出，造成农业保险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对保险公司来说，农业保险赔付率高、损失额大，保险公司难以承担巨额的保险赔款，造成很多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经营农业保险产品，农业保险的供给乏力。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发展历程都表明，要保障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必须依靠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大量补贴或者是由政府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农民无力负担农业保险保费的情况下，政府给予充足的财政补贴，对发展农业保险和稳定农业生产都十分必要。

一、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要求

世贸组织限制各成员国对本国的农产品实施直接价格补贴，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黄箱”政策必须进行削减。而在允许的范围内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则属于世贸组织允许的“绿箱”政策，因此大部分国家都对农业的支持政策进行了调整，将传统的以价格补贴为主的直接保护政策转变为由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来间接保护本国的农业经济。我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也必须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目前，我国财政对农产品价格方面的补贴和直接对农业企业的补贴每年达到数百亿元，如果可以将这种直接补贴的成本转移到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上，则在保障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也能够满足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

二、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有利于增加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农业保险可以说是有效维系农业发展，并且确保农民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基于这种农业保险的有效落实，因为很多农民意识不到保险的重要性，进而也就很难进行全面采购和应用，针对这一问题，我国采取了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方式，进而也就能够促使农民能够享受农业保险的积极作用，减轻农民经济损失。这种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方式的应用对于农民而言必然是极为有利的，但是在具体落实中同样也需要进行绩效评估，确保公共管理的有序性。

一、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绩效概述

针对财政补贴农业保险进行绩效评估其实已经受到了高度重视，其也是研究财政补贴实际效益的重要手段，能够较好评价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是否能够带来福利净收益，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有效发现和优化。结合当前我国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绩效评估工作落实，其需要切实把握好以下几个基本要点内容：(1)明确绩效评估主体。对于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落实，必须要重点明确绩效评估的主体，这也是保障该项工作有效执行的重要前提条件。一般在当前实际落实中，相应评估主体主要有政府部门和社会评估机构两类，这两类绩效评估主体的操作落实条件和具体流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在实际操作中进行有效关注。对于政府绩效评估工作的落实，其需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正对其相关资金的到账和实际应用状态进行评估分析，并且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效益，促使其能够围绕着最终效果做出评价；而对于社会评估机构的参与落实，其除了由受益农民群众做出反应和评估之外，专家机构的评估是比较重要的一种方式，其需要首先保障相应评估工作能够较为公正准确，具备第三方性质，充分提升绩效评估的价值。(2)明确绩效评估客体。所谓的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绩效评估客体也就是主要对象和目标，其在实际评估处理中主要就是针对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资金使用效果进行分析评价，了解其实际应用水平是否满足于前期预期，对于整个资金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行详细分析，最终也就能够充分了解其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效益。(3)明确绩效评估内容。对于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绩效评估工作落实，还需要重点加强对于绩效评估内容的明确，这种绩效评估内容并非是指简单的对象，而是应该进行细化，促使其能够将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各个方面结果都进行详细掌握，比如对于经济性、效果性和效率性就是需要进行重点绩效评估的三个核心内容，也是需要呈现的核心指标所在。这种绩效评估内容的呈现同样也需要促使其能够表现出较为理想的规范性效果。

二、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发展建议

在未来我国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发展落实过程中，为了更好提升其落实效果，必须要围绕着当前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控制，其中较为核心的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首先，必须要严格控制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额度，避免出现补贴率过高而导致财政资金短缺的问题，促使其公共资金运转较为合理流畅；其次，还需要重点围绕农业保险监督机制进行不断完善，促使其相应农业保险能够得到较好应用，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资金滥用，或者是骗取财政补贴的问题进行严格控制，充分提升财政补贴资金的应用实效性；最后，对于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品种进行扩大同样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其需要进一步提升财政补贴的设计范围，并且还需要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针对性，对于一些条件较为恶劣的环境作物更是需要进行重点关注，更好提升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最终效益。

三、结束语

摘要：森林保险是处理林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机制，目前我国森林保险尚未形成多种财政补贴形式，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针对现有财政补贴方式的困境，提出建立森林保险特别赔偿基金、健全森林保险补贴激励制度等优化财政补贴方式的初步设想，以期促进森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森林保险；补贴激励机制；可持续发展

林业是露天作业的行业，容易遭受各种自然风险；林业生产经营周期长，容易遭受各市场和政策风险。森林经营的高风险性使得森林保险已经成为分散和管理林业风险的重要手段，在林业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改善发展环境、稳定生产以及增加林农收入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保障作用[1]。理论研究基本一致认为：林业产业的正外部性，直接决定了森林保险的准公共产品性质。通过发展政策性的森林保险，可有效地补贴林农，起到对林农的支持和保障作用，同时也补贴了环境和生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2]。而从实践来看，目前已经实施了森林保险的国家（如瑞典、芬兰、日本、美国等）都对本国森林保险提供了财政补贴支持[3]。因此，政府的财政支持是森林保险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重要保证。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简单地依靠财政补贴支出解决森林保险的全部问题是不现实的，应综合考虑公共财政的扶持能力和林农的收入水平[1]，优化财政补贴方式，建立利益激励机制和相关配套制度，提高补贴效率，逐步实现森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一、现有森林保险补贴方式

我国早在1984年就开始了森林保险的试点工作，但由于采用商业性保险的办法，其发展缓慢，难以形成规模。2004年至今中国开始新一轮森林保险试验和发展。启动了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工作，明确政府在保费补贴、保险风险分担等方面予以支持[2]。在此背景下，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各项试点工作在全国逐步展开，福建、江西和湖南均开始了森林保险的试点工作。如福建省，森林火灾的试点地区商品林保险费率调整为3‰。对投保面积在6.67hm2以上（含6.67hm2）的种植大户，种植户个人承担80%保费，省财政给予20%的保费补贴；对投保面积在6.67hm2以下的一般种植户，种植户个人承担60%保费，政府给予40%保费补贴（省财政承担30%，市、县（区）财政承担10%）；对无发生森林火灾的种植户，在续保时给予保费下浮50%优惠。另外，省级承担保费的安排风险补偿金，并入原有风险补偿金，当保费赔付率超过时，人保财险公司与省财政的风险补偿金按比例分担。江西省规定商品林保费和公益林保费分担比例分别是：商品林按省财政20%，县财政10%，投保人70%；公益林按省财政30%，县财政10%，投保人60%。森林火灾保险保费由省财政厅按照“按实补贴、一年两结”的方法，统一和人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结算。省财政承诺对参加森林火灾保险的投保人，优先考虑其贷款担保和林业贷款贴息等[4]。2009年中央财政在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地区（福建、江西和湖南），试点再补贴30%的保费（要求省财政最少补贴25%）。从中国森林保险的实践看，主要采用的财政补贴方式是对投保人的保费补贴及对保险人免征相关流转税，少数省份在赔付率过高时，省财政承担一部分损失。这些补贴方式确实对中国森林保险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此种补贴方式对提高参保率和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作用有限，激励作用不明显。如已经开展了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的福建、江西和湖南三省，财政给予投保人保费补贴的情况下，2008年，福建省、江西省、湖南省三省，森林投保面积分别为全省森林面积的3%、6%、23%[4]。承保面小导致大数法则难以起作用，也就难以分散风险、降低保险成本和改善承保条件，对保险公司经营效益有不利影响，保险公司缺乏积极性长期、稳定开展该项业务，也抑制投保人有效投保需求。也就是说，现在的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补贴方式并没有有效地解决森林保险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这一最为主要的矛盾。

二、现在森林保险补贴方式的不足分析

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业恢复发展扶持居民安居置业的意见》和《*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文件（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精神，特制定我市个人购房财政补贴资金发放与管理的实施方案。

一、购房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

（一）凡是在《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21号）下发后，即20*年7月1日起至2010年6月30日止（暂定），在我市市区范围内购买普通商品住房、其他商品房、已办房屋所有权证的二手住房和商品住房的市内外购房者，所购房屋符合《实施意见》要求的给予相应的购房财政补贴。

购房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不含经济适用住房、安居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及房改房等政策性住房。

普通商品住房是指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新建商品住房，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在1.0以上（含1.0）；单套建筑面积在144平方米以下（含144平方米）；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公布的同一范围土地上住房交易价格1.4倍以下。

其他商品房是指除普通商品住房以外的新建商品住房。

摘要：农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同时又是发展薄弱的产业。其发展是实现我国战略性转型、进而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关键。农业保险作为我国发挥对农业“适度保护”的工具，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巨大的潜在影响。现阶段，国内不同产区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的定义还需进一步明晰，农业保险与财政补贴联合互动机制还缺乏适应性及规范性。政策性农业保险助力农业发展亟需一个更有效益的财政补贴体系，以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以期农业保险在我国倡农荐农政策环境下取得重要突破。

关键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联合互动

农业保险具有分散农业经营风险、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作用。根据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相关要求，我国深入推进农险横纵比，不断拓宽覆盖群体，积极创新农险险种。2019年5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首先明确了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表明实现财政补贴与农业保险的联动发展机制的完善和优化，是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保险服务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关键。

一、财政补贴与农业保险互动运行机制分析

（一）财政补贴引入机制。作为一国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财政补贴以再生产环节为标准，可分为生产补贴，流通补贴和消费补贴。生产补贴中对于农业生产资料补贴直接体现某阶段或某时期我国对于农业产业的扶持，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生产力。然而，这一传统财政补贴方法有着明显的弊端，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市场失灵。财政补贴通过与农业保险的串联互动相对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将财政补贴引入农业保险，在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可给市场机制的运作留有较大的空间，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二）运行体系分析。我国农险财补作用的主体仍是农户，由政府直接给予农户一定的保费补贴，这部分比重较高，较小比例通过给保险公司成本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发放。针对保费来源，目前我国采取的大都是多层次政府保费补贴联合互动的方式，具体为以下三种分配类型：一是固定型保费补贴比例分摊，即对于省内不同的地区政府设定固定的保费补贴缴纳比例，其余部分由国家统一财政拨款补齐。二是差异型保费补贴比例分摊，即不同省份的省、市、县地方政府根据一定的指标划分财政补贴费用缴纳比例，这种分配方式避开了固定式的、一刀切的弊端，实用性更强。三是机动型保费补贴比例分摊，即地方政府结合自身实际，自主协商确定保费补贴比例。在以上三种分配模式中，后两种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到分配考虑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区域间财政补贴不公现象。在财政补贴与农业保险联合互动机制中，确定合理的财政补贴分摊主体、分配方式及分配额度，是农业保险能否发挥作为我国政策性支农、惠农工具作用的关键。何种财政补贴模式能体现农险财补的公平性，保证其具有较高的风险保障水平，以实现财政补贴助力农业保险优化的目的，是现阶段我国需要解决的难题。（三）财政补贴与农险结合的特性分析。农业保险与财政补贴的结合具有内在合理性，原因在于农业保险具有高赔付率、高风险性、高溢出性的特性。一方面，农业产业灾害频发，保险公司承受风险过大，开发动机小；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强外部效应，削弱了农民投保动机。所以农业保险市场常表现为供需同缺的情况。这是农业保险社会效益的高溢出性决定的，其必须与财政补贴结合发挥作用的特质。同时相对于其他险种，农险财补也是政府扶贫的重要工具。农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近几十年远远滞后于其它产业的发展，机械化和科技化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此种形势下，农业保险助力精准扶贫战略显示着其巨大的潜力。然而，现阶段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水平还处于低端，开发险种不足、政府保费补贴机制设计尚未规范化。

二、指标分析

一、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演变

财政对农业给予有效补贴，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旨在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政策。所谓财政补贴支农，就是指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方式支持“三农”发展。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制定实施受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制度、国家财力和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任务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4年）是现行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1994年～2002年），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发展时期。财政补贴支农逐步增加，加大了对生态建设的支持，加大了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是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创新时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开始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补贴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同时在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债资金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变财政支农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改革农业税制。

从2004年起，国家财政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并不断加大对部分地区种粮农民的良种和购置农机补贴力度。财政部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粮食直补资金达到142亿元，比2005年增加约10亿元，其中13个粮食主产省（区）126.8亿元，均占本省（区）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良种补贴资金40.7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6亿元，分别比2005增加2亿元和3亿元。

我国还将继续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力度。这一补贴制度是财政部去年以柴油配套调价为契机，综合考虑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因素，针对种粮农民农业生产资料增支而新增的综合直补。200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25亿元对种粮农民柴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增支实行综合直补，使7.28亿种粮农民直接受益。这是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对减轻因柴油、化肥等农资价格变动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稳定农民种粮收益，促进粮食生产，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二、当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存在的问题

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经过多年的演变、调整和发展，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当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还存在以下问题：

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业恢复发展扶持居民安居置业的意见》（德府发[2008]31号）和《*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德府发[2008]39号）文件（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精神，特制定我市个人购房财政补贴资金发放与管理的实施方案。

一、购房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

（一）凡是在《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8]21号）下发后，即2008年7月1日起至2010年6月30日止（暂定），在我市市区范围内购买普通商品住房、其他商品房、已办房屋所有权证的二手住房和商品住房的市内外购房者，所购房屋符合《实施意见》要求的给予相应的购房财政补贴。

购房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不含经济适用住房、安居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及房改房等政策性住房。

普通商品住房是指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新建商品住房，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在1.0以上（含1.0）；单套建筑面积在144平方米以下（含144平方米）；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公布的同一范围土地上住房交易价格1.4倍以下。

其他商品房是指除普通商品住房以外的新建商品住房。

林业是个高风险的产业，漫长的生产周期以及自然灾害和人为滥砍滥伐的多重威胁，使得林业的经营者及投资者面临的经济损失威胁和风险比其他行业要多得多，随着林权制度改革的全面深化，林农将独立承担经营风险，对化解风险的需求更是日益迫切，通过建立林业保险制度，将林业生产所面临的风险纳入保险保障体系，可以增强林业的风险抵御能力，降低林业投资风险，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然而，我国目前的林业保险发展缓慢，不能满足林业发展的需要，2008年，全国森林保险承保面积为7720万亩，仅为全部森林面积的2％，保费收入仅8109万元［1］。林业保险的滞后，严重影响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林业保险的发展，还有很多理论问题亟须在实践中探索和解决，本文即是从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一、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必要性

我国平均每年发生森林火灾1．35万起，受害面积达到73．71万公顷，森林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更大，1976年以来，全国每年的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都超过670万公顷，占每年新造林面积的40％左右，如此大的林业灾害给林业发展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林业经营无法承受的［2］［3］。2008年1月的特大雨雪冰冻灾害更是给林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19个省份森林受灾面积超过了3亿亩，占全国森林面积的十分之一多，森林蓄积量损失超过了4亿立方米，林业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7000亿元，林业灾后恢复重建困难多、任务重、周期长，据有关专家预测，如果要恢复到灾前生态系统水平，则需要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4］。林业保险具有高风险性和非盈利性的特点，很多产品属于准公共物品，无法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使得供给主体不足，险种适用性不强，而赔付率高又使得保险公司限制责任范围并提高保险费率，更加抑制了林农投保的需求，陷入了恶性循环。近年来，林业保险发展缓慢，且保险险种单一，仅有森林火险一个险种，从1984年—2007年的24年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承保林木8．2亿亩，承担保险责任限额2258亿元，保费收入仅5．8亿元，平均每年承保林木1300万亩，投保比例很小，仅占我国森林面积1．75亿公顷的0．5％，占人工林保存面积5325．7万公顷的1．6％［5］。缺乏相关配套措施和政策法规支持，是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尽快制定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方案，从政策和资金两个方面对林业保险予以特殊扶持，从而促进林业保险的快速发展。限于林业保险的发展规模，无法取得足够的数据测算补贴的项目和标准，而林木作物与农作物的自然属性基本一致。黑龙江垦区（以下简称垦区）的农业保险在国内发展较早，并取得一定成绩，以其做为分析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实际意义［6］，本文拟借鉴垦区的农业保险实践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方案设计。

二、黑龙江垦区农业保险实证分析

（一）垦区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截止2010年底，垦区拥有土地面积4200万亩，几乎相当于1．5个浙江省的面积，1991年以来，垦区的农业保险经历了种植业风暴基金、农业风险互助、农业互助保险实验和以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为载体的公司制运作几个发展阶段［6］。1991年到2000年垦区是以种植业风暴基金以及农业风险互助的形式经营农业保险，没有任何财政补贴，由于保险费率只能按农民能承担部分确定，也没有包含必要的费用率，使得保费收入过低，损失率超过平均费率逾50％，其中的7年在发生小灾和中灾的情况下经营费用持平或略有超支，7年共超支了1．1亿元，而在发生大灾和巨灾的1994、1998和2002年经营费用则巨额超支，3年累计超支1．7亿元［6］。2003年之后，国家财政对垦区农业保险有所扶持，保费由农户承担65％，由地方财政补贴15％，中央财政补贴20％，其中地方补贴的部分由黑龙江农垦总局承担，2003年，垦区农业互助保险局在17个农场试点，覆盖面积300万亩，平均每亩收取10元保费，国家财政按20％承担保费的比例，2004年根据上年基数补贴保费600万元，2004年农业保险试点面扩大到50个农场1000万亩作物，2005年国家财政根据上年基数补贴保费2000万元，但与农户需求相比，补贴率仍然偏低，无法满足农户的需求，并且存在资金不到位情况，2005年和2006年中央财政补贴仅占总保费的9％，差额5000多万元，制约了保险规模的扩大［7］［8］。2005年，经保监会批准，垦区以农业互助局为基础成立了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司），垦区农业保险开始进入公司化运作阶段，国家也进一步加大了扶持力度，2008年黑龙江省和垦区都被国家列入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范围，阳光公司2008年共得到国家财政补贴6．92亿元（种植业和养殖业），其中垦区占5．39亿元，垦区的3358万亩农作物，国家财政补贴比例为60％，补贴金额4．89亿元，补贴金额的大幅提高促进了阳光公司的业务发展，2008年阳光公司总保费收入16．1亿元，是2007年的3倍，比2007年净增保费10．8亿元，市场份额已位居黑龙江保险市场第二位，业务发展速度高于行业发展速度131个百分点，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0年，阳光公司取得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9．75亿元，其中垦区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6．81亿元；全年共承保农作物5574万亩，同比增长2．41％；保费收入12．12亿元，同比增长12．74％，其中垦区承保3547万亩，保费收入9．08亿元，同比增长了13．22％。

在当今社会中，汽车是人类重要的代步工具，随着经济的进步，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对汽车的需求也进一步扩大。而传统燃油汽车排放尾气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对人们的生活以及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且石油价格不断上涨，能源紧缺，为了节能减排，导致各国都纷纷着手发展新能源汽车。对于中国来说，石油超过50%是依赖进口，依据今年3月份最新的文件《中国油气产业发展探究析和未来展望报告蓝皮书(2018—2019)》，目前中国原油加工总量和石油表观消费量都已经超出了6亿多吨，石油对外依存度甚至达到了69.8%，这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也造成了一定的风险。所以，推动纯电动型、燃料电池型、插电式混合动力型等现代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是中国汽车领域发展的核心目标，对于加快推进中国整体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1中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现状

近年来，中国逐渐占领世界市场，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大国，新能源汽车属于中国的一种战略性发展新型产业，现在正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发展期。在这个期间，中国政府不断出台扶持政策，在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对该市场的成长和成熟起着深远影响。其中，财政补贴政策作用显著。1.1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研发推广阶段。在2009年，新能源汽车在北京、上海、重庆、长春、大连、杭州、济南、武汉、深圳、合肥、长沙、昆明、南昌这13个试点示范推广，并针对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单位给予了相关定额补贴。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范围不断扩大，新能源汽车逐渐向全国普及。在2010年，中国正式发行了《关于开展个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运行的通知》，政府部门针对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情况制定了一次性补助的措施，试点城市为上海、深圳、杭州、合肥、长春这5个城市。与此同时，政府的补贴范围也包括新能源汽车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1.2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逐步退坡阶段。2013年起，中国进入了全新的新能源汽车施行应用阶段。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在购置补贴、研发生产、技术创新、惩罚机制、监管管理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涉及各个产业链环节，首次提出财政补助采取逐年退坡机制。到2015年时，《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运用财政扶持政策的通知》相继出台，政府部门不断实行新能源汽车推广运用以及财政补助策略，进一步明确了补贴的对象、产品和标准，补贴主要针对消费者，对产品和企业做出了更加确切的要求，实施清算，加大了监督与核查。但是，在财政补贴额度下降的同时，退坡机制幅度加大。在此期间，四部委将会根据技术进步、产业发展、成本等一系列因素适时调整补助政策。此后，中国不断调整完善补贴政策。中国最近出台的新能源汽车财政政策是今年3月份政府部门的财政部、工业部以及信息化部、科技部以及发展改革委机构经过共同协和之后公开发行的《关于逐步健全新能源汽车推广运用财政补贴政策的相关通知》。《通知》指出，新财政补贴政策将会分为两个阶段执行。第一个阶段，也就是(2019年3月—2019年6月)，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内，基本上全部相关车型的补贴退坡幅度都在逐步增加，补贴的基准跟2018年时相比，平均大约退坡了50%，并且补贴基准将会一直持续到2020年底才会真正完成退坡。首先把实际的纯电动乘用车总量作为主要例子，在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问题上，2018年时的续航里程总共达到了250公里的纯电动乘用车，政府部门进行的补贴金额也达到了3.4万元左右，对于续航里程在300～400公里的，政府也给予了4.5万元补贴，而到了2019年政府对续航里程在250～400公里的车辆仅给予1.8万元补贴，可见补贴退坡了60%。其次，电池能量密度的门槛也进一步抬高，与2018年相比，纯电动乘用车每单位的电池电量补贴的最高限额由原来1200元每kWh跌至550元每kWh，下降的幅度约为50%。第二个阶段(2019年6月起)为正式执行期，在此期间，地方购车补助将会取消，补贴将更多地面向保障基础设施以及提升经营服务质量等方面。《通知》进一步优化了技术指标，完善了补贴标准和清算制度，加强了监管。总体而言，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目前处于退坡直至完全退出的势态，虽然在2019年时期补贴退坡幅度较大，但从新政上仍然可以解读出中国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决心以及坚持以先进技术、可靠的质量及安全作为保障的原则，进一步优化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2中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实施效果

2.1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增加。在国家财政补贴政策的持续大力支持下，2011—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猛，产销规模不断增加。如图1所示，201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全年累计产销分别为8300辆与8200辆；2012年，产销分别上升为1.25万辆与1.27万辆；在2013年时期，累计产量和销量再度分别增长1.75万辆以及1.76万辆。2011—2013年，产销量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110.8%，114.6%。2014年开始突破，产销数量超过7.8万辆和7.47万辆，和2013年相比增长345.7%与324.4%。数据显示，2014—2015年产销量呈爆发式增长，同比分别增长335.9%，343.11%。在2015年，总产销量各自突破了34万辆以及33.1万辆，跟往年相比总体各增长了335.9%和343.1%。到2016年时由于受政府部门的补贴政策退坡状况的波及，整体增长逐渐处在一个平缓阶段，总计产销量分别达到了51.7万辆和50.7万辆左右，跟之前相比各自增长了大约52%和53.2%。2017年，产销量再度增长到79.4万辆和77.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3.6%与53.3%。截至2018年底，中国整体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量打破了100万辆的记录。总产销各自实现了127万辆以及125.6万辆，比之前各增长了大约59.9%和61.7%。2014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急剧增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财政补贴范围扩大。在2013年以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领域当时正在经历第一阶段的推广发展时期，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的运行试点地区仅局限于上海市、长春市、深圳市、杭州市以及合肥市这5大城市。2013年以后，中央政府部门在2013年的11月份、2014年的1月份这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公开了两大类新能源汽车推广运用相关城市的具体名单，新能源汽车推广运用的相关城市逐渐扩增至全国范围内的88个城市之中。综上中国新能源汽车财政政策实施的主要正效应是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的大幅度增加。2.2自主研发能力提升。财政补贴的政策目标之一是希望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发展，在多重扶持政策下，鼓励企业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以优质产品开拓市场。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研发创新和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具体表现在新能源汽车企业专利申请量和专利转化的进步。2.2.1新能源汽车企业专业申请量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跟那些不能选择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和运用举荐车型目录的企业相比，在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中的汽车生产企业对于各类不同的、与新能源汽车有关的专利申请总量显然在不断增加，伴随着这一基本政策的不断推广和运用，最终的成效也日益显著。2.2.2新能源汽车企业专利转化的进步。从另一方面而言，在针对这种新能源汽车专利转变成切实产品(新能源类型汽车)时所实行的实例探析过程可知，被并入新能源汽车推广领域目录的有关企业在实行技术革新发展的过程中，也在积极努力地实施专利成效的转型活动，把这些相关的运用发挥到全新的车型方面，增强相关产品的整体技术水平，以便于能够达到入选新能源汽车推广领域相关目录的基本条件，进而希望能够在日后持续上报一定数量的新能源车型，争取到财政部门持续补贴的资质[1]。2.2.3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优质企业的技术成就显著。(1)吉利汽车的技术储备在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于2018年上市的吉利博瑞GE，完成了最新战略的信息释放，在“多元化”新能源战略中，吉利将坐拥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纯电动、甲醇汽车多种技术储备，成为国内新能源车企中产品布局非常全面的汽车制造商。在对甲醇替换燃料问题上，吉利已经连续研究了12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实现了4款甲醇动力的发明以及14款甲醇轿车的发明，所获得的专利也达到了将近一百。氢燃料电池技术方面，吉利预计也将会在2025年推出采用氢燃料电池的量产车型。(2)比亚迪在磷酸铁锂电池领域的技术研究创新方面，具有全世界最为先进的技术水平。比亚迪从2008年开始，相继了F3DM、K9、秦、唐、宋、元和超级豪华型电动车—腾势(其和戴姆勒实行融资)等主要的新能源汽车，而且最先制定了“公交电动化”的实施发展战略。2011年后，比亚迪拥有了第二代动力总成技术，作为一个以电池起家的企业，团队在TID系统的基础上加上电动机和动力电池，研发出一系列新型的具有强大动力、总油耗少、长远纯电里程的全新现代化DM双模混动型体系，这也是当前比亚迪的全部王朝体系DM车型混合动力型汇总集成的原版。(3)奇瑞基本实现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产业化发展探究目标。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在2001—2005年这一阶段中，奇瑞把国家相关的863项目作为根本载体，联系了国内最为先进的名校和科研地，自行担负并实现了多个863电动汽车中心项目的相关研发课题和内容；在2005—2008年这几年时间内，把经过科技部审批构建的“国家节能环保型汽车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作为整个项目的中心点，确立了健全的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汽车研究体系、世界一等的新能源试验中心、研制中心，全方位学习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重点中心技术、特定技术以及试验证实技术；到2009年1月时，奇瑞公司所发起的“节能环保型汽车技术发展平台有关建设项目”荣获“国家科技领域进步奖一等奖”的奖项。2.3产业发展路线逐渐明确。关于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最优路径，业界一直存在着争议。2007年，国家“863”科技专项将新能源汽车纳入其中，投入20多亿元研发新能源汽车。同年11月《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准则》正式实施，新能源汽车有了规范的行业准则，是国家真正鼓励市场化的开始。自“第十个五年规划”起，在中国的每个五年规划中都有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规划，从“十五”到“十三五”，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方向逐渐明确。具体表现在电池能量续航能力的成熟，成本的不断缩减，充电桩的完善等方面。2.3.1缩减成本的同时电池能量密度提升，续航能力成熟。例如在中国实行“十三五”阶段，锂离子类的电池完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技术发展升级，新型的锂离子电池所含有的单体比总能量提升了至少一倍，高达350Wh每kg，总成本缩减了50%，大约为0.6元每Wh，电池系统比总能量提升了一倍，大约为250Wh每kg，总成本也缩减了一倍，大约是1元每Wh；动力型电池完成了智能化的制作目标，续航为400公里的纯电池型汽车的整体经济实用性以及运用便捷性特质和之前那些传统的燃油车型大体上相同。2.3.2充电桩政策日趋完善。除了电池，和消费者紧密相连的充电桩建设也在发展路径下不断完善。直至2015年，中国国内的公共电动类型汽车的充电桩总数量只有4.9万多个，根据相关的政策规定，一直到2020年底，中国未来总计建立私人和公用型的充电桩可达到480万个，以及1.2万个公用的公交出租充换电站。即在未来的各种住宅小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场所如停车场、机场都会配置足够的充电桩，同时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也将加大研发，最大程度提升充电效率。技术路线的不断清晰有助于良性市场竞争环境的建立，并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引入更多的优质企业。

3中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