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范文10篇

一、审美教育的源起

“美育”概念的提出始于近代西方。随着美学学科的建立，“审美教育”问题最早由德国作家、哲学家席勒明确提出。在近代中国，美的教育提倡者，则以蔡先生为第一人。蔡先生是这样解释美育的：“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这说明，美育的实现是以美的对象为外部条件，以审美主体的感情为内在动力。美育的特点是以感情的激发、陶冶的方式打动人心，使人自觉地做出道德行为，而不同于论理、说教等。蔡元培把美育叫做“美感教育”正是抓住了美育的这个根本特征。他还十分看重审美教育的社会意义，把审美活动的教育作用提高到一个根本性的地位。他正是从这种积极的审美观点出发，才那样看重美育，认为“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甚至说要“美育救国”。在实施美育过程中，他始终把提倡美育和反对封建专制、批判宗教迷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陆续提出了“美育代宗教”、“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的思想。蔡先生美育思想的积极意义正在于他不把美育仅仅看成是书斋中的知识学习和人格修养，而是把它与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为反帝爱国的革命斗争发挥作用。

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

蔡先生一生倡导美育，进行了美育理论和实践上的大量探索。他的美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审美活动不同于科学活动，它是建立在人的情感基础上的，并以审美对象自身的具体形象对审美主体的激发产生感染力量来打动人心。美育是诉诸于人的情感活动的，以感情的激发和陶冶的方式进行，与科学活动的理性思考与概念判断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美育的根本特点。对此蔡先生说到：“哲学之理想，概念也，理想也，皆毗于抽象者也。而美学观念，以具体者济之，使吾人意识中，有宁静之人生观。而不至于疲于奔命，是为美学观念惟一之价值。”在这里，蔡先生为审美教育寻找了一个情感上的落脚点和依据。审美教育不能用抽象的枯槁简单的说教，必须通过感情活动的陶养作用才能达到。只有真正关于心灵的学问、诉诸情感的学问，才会完善人格、美化人生。蔡元培把美育叫做“美感教育”也正是基于这个根本特点。

其次，美育的根本宗旨在于拓展主体、完善人格、美化人生。蔡元培针对当时社会不正当娱乐风气盛行的状况而提倡以审美活动充实精神生活，完善个体人格。他认为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不正当消遣和娱乐是极端有害的，可以妨碍健康、消磨意志，以致道德堕落。因此主张把人的精神寄托于审美中，涵养审美情感、塑造健康心灵。他曾说：“所以吾人应急提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灵寄托于美，而将忧患忘却。于学校中可实现者，如音乐、图画、旅行、游戏、演剧等，均可去做，以之代替不好的消遣……大家看看文学书，唱唱诗歌，也可怡情悦性。人是感情的动物，感情要好好涵养之，使活泼而得生趣。”这正触及到了审美教育的根本宗旨，通过美育塑造人的健全心灵，颐养超越精神。审美活动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通过在审美过程中情感的激发和自由活动来适情悦性，产生高尚的精神，从而进一步培养审美主体的健全人格，所以进行高尚的审美活动，有助于减少、冲淡私有欲和狭隘的自私观念，受到真善美的熏陶，提高人的情趣和精神境界，达到“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绝洁之人格”，实现“美育之目的”。

一、大学应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

大学，按照蔡元培的理解，是指“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一个思想包罗万象、言论百家争鸣的场所。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目标就是按照现代大学的标准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大学理念。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改名为北京大学，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坚持以孔孟之道去禁锢人民的头脑。此时的康有为等保皇派，也在上书黎元洪、段祺瑞积极主张将孔教定为国教。当时的北京大学官僚积习很深，校政极其腐败。不少人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就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敷衍塞责。学校里封建复古的陈腐思想泛滥，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为了扭转这种腐败的学风，蔡元培在就任校长的第一次演说中明确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强调了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要将学术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要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要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要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中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蔡元培对大学性质的认识切合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北京大学的校情和世界大学的发展趋势，他“从1917年到1919年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他在办学指导思想的重大变革，不仅促进了北大的发展，其意义远超出了一所大学的范围，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学术和教员两方面。

1．在学术上反对墨守成规，提倡自由发展。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北大是腐败与专制并行，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教师不学无术，墨守成规，学生无心学习。蔡元培立足于中国近代教育国情，强调了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悉听其自由发展。”在学术上各种派别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在相互包容和讨论中吸收精华，促进学术的发展。

一、蔡元培体育生平简介

“青年们，起来吧！养成体育的习惯，锻炼健全的身手，自小学以至大学，无日不参加体育活动，以养成坚实的体力，去运用思想，创造事业。”这是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1935年1月《我们希望的浙年》中对青年发出的热情召唤。对于体育的重视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他的教育事业推进，蔡元培对于体育教育的认识也愈加透彻，体育教育的思想贯彻了他整个的教育生涯。更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不仅是体育教育的倡导者，更是体育教育的践行者。1916年，蔡元培就职北大校长以后，对这所著名的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学风倡导、课程设置、教师聘用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逐渐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由于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转折作用，蔡元培由此为北大在中国教育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蔡元培对体育教育的重视和践行，也在此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他就任校长期间，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学体育会”并通过了《体育会简章》，随后又成立了“北京大学技击会”；1919年，北大实行新生入学体格检查，并在学校内增加了较多的体育器材和设备，如球类、田径、马术等，学校也开设了溜冰场和游泳池；1922年，北京大学的保卫团改为学生军，每周进行军事教育、柔软体操及各种球类运动，每周的课时不少于三小时，与其他课程并重；同年，北京大学召开了春季运动会，使中断6年的校运会又开展起来。蔡元培重视体育教育的思想由此可见，他的体育教育思想也在这些实践中得到了发展和推进。对于蔡元培体育教育思想的研究，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进行。蔡元培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时代，清政府软弱腐败，帝国主义国家不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命运危在旦夕。蔡元培本人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关系国家命运的诸多重要事件，如《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新文化运动、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的统一、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在这些事件中，帝国主义列强的嚣张、国人的软弱及国家命运的起落，对于蔡元培的思想形成了激烈的冲击。通过对西方国家的了解和分析，结合本人的教育实践，蔡元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重视体育教育的思想是他教育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在蔡元培以后的言论和教育实践中有充分体现。

二、蔡元培体育思想主要观点

1.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他在1912年担任民国教育总长后，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首先提出了军国民教育思想，他认为虽然这个思想在外国已有逐渐消退趋势，但是对当时的中国却显得尤为重要，因强邻交逼，国权逐步丧失，国家处于危亡之间，武力才是解决国难的有效途径。蔡元培对军国民教育颇为看重，辛亥革命前，因社会形势需要，蔡元培极力推行和倡导军国民教育。对于什么是军国民?蔡元培的解释是：“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根据他的解释，只要是锻炼筋骨的运动，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六艺之射御，还是古希腊体操，都可称为是军国民主义的实践。按照蔡元培的理解“，军国民主义”实质上就是“体育”。更具体地说，通过体育运动强健国民筋骨体魄，以达到卫国保家的目的，所以学校开展兵式体操，便是军国民主义，而普通体操则具有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的功效，可以达到体育与美育的两个目标。

2.体育要普及。普及体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胶济铁路中学演说词》中对学校运动原则进行了明白的说明，认为学校运动要以普及为原则，而不是以极个别选手训练为目的。在其他文章中，他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以体育之提倡，贵乎全体四万万人中。设尽四万万人体育发达，余者仍颓唐故我，则全国体育依然列于软弱之类……”对于运动会的功能评价方面透露出了蔡元培期望在国人中普及体育的教育思想。1936年6月5日蔡元培在《复兴民族与学生———在大夏大学学生自治会演说词》中对大夏大学极力促进体育普及的行为表达了自己的赞许和欣喜之意，言谈之间同样传递了蔡元培体育普及的观点。

3.运动会要取利去弊。运动会是体育运动的一种重要形式，现在的体育运动也多以运动会的形式出现。对于运动会，蔡元培曾经进行阐释，他向太平洋教育会议中提出的议案中说道“：运动会的利益，为教育家所公认的：（一）……可以提倡体育（二）……可以提倡公德（三）可以矫正政党间或国际间以不正当手段达到一种目的的坏习惯（四）……可以养成公平的思想与自勉的习惯。”另外，蔡元培对当时运动会的不足也进行了剖析，认为运动会对体育普及方面没有太大的推进，对于运动员的功课及身体平均发展无益。关于运动会的利弊，蔡元培在文章中进行了详细阐释，他鼓励学生利用运动会的长处，避去弱点。关于运动会的利弊分析，表达了蔡元培对于运动会效果的客观认识，这种对运动会带来的公德教育、公平、自勉优势及运动会对体育普及的效果等思想在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摘要蔡元培的社会道德思想逻辑严谨，自成体系，公义、公德、公礼作为主要内容，以自由、平等、亲爱为核心精神，并以社会有机体论和天赋人权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对国民性的反思与改造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在近代思想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蔡元培；社会道德；《(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

蔡元培是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与教育家，他的革命活动和教育贡献一直备受关注和高度评价。而实际上，他在近代修身、伦理教科书的编译领域也有出色的成就，但却长期被学界忽视。他曾于1902年下半年至1903年6月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卸职后与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编辑上又有长期的合作，他所编辑和翻译的修身、伦理类教科书有：《中学修身教科书》(1907—1908年版)，《伦理学原理》((德)泡尔生著，蔡元培编译，1909年版)，《(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年版，据《中学修身教科书》修订)，《中国伦理学史》(1927年版)，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书集中反映了他的伦理道德思想，这里仅以可查的《(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为例，专论其社会道德思想。

一、公义、公德、公礼是其主要内容

在该书中，蔡元培将其社会道德思想概括为公义、公德和公礼三大方面。公义是蔡元培社会道德思想体系的重点内容，他用了较多的笔墨来论述。他认为公义是“不侵他人权利”，“人与人互不相侵，而公义立矣”，即认为公义是对所有人的普遍要求，非个别要求。这与我国传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思想极为相合。而权利为何?他指出，“吾人之权利，莫重于生命、财产、名誉”。即三者是人权中最重要的三个，且其重要性依序递减，三者的得失关系到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发展。因此，要求人们尊重人权，不侵害他人人权。如何做呢?首先，要敬畏生命，不伤害他人的生命。他认为，“盖一人之权利，即以其一人利害之关系为范围，过此以往，则制裁之任在于国家矣”，“刑罚之权，属于国家，而非私人之所得与”，即只有国家有刑罚之权，而个人没有伤害他人生命的权力。因此他主张，人际之间发生冲突或个人乃至国家权利受到侵犯时，应秉持“法治”精神，先去寻求法律的调解和保护，而不应选择决斗、复仇等野蛮方式。同时，他又肯定了正当防卫的合法性，认为人们虽然没有侵害他人的权利，但有自我保护的权利。其次，不侵害他人的财产。他认为，财产是人们辛勤劳动所得，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物质基础，“财产之可重，次于生命，而盗窃之罪，次于杀伤”，因此，对于他人的财产权，决不可侵害。具体而言：不能盗窃、诱骗和欺诈；借贷他人财产，要按期偿还，并偿付利息；替人保管财物者，应当妥善保管，使其完好无损；贸易时，应讲信用，遵守商业道德；被借者和保管者在索取报酬时，但应以市价为准，不可无限索取。最后，要不损害他人的名誉。他认为，名誉是人的“无形财产”，“第二性命”。可保之生前，传之身后，裨益子孙，人们爱护之“或过于生命”。因此，对待他人之名誉，不仅不能损害，还要加以保护。具体而言就是，不能谗诬、诽谤，要替人隐恶、隐私，“成人之美而救其过”，评人论事，应“平心以判之”。但又强调，替人隐私和隐恶也要有限度，不能与社会利益相冲突。

公德是其社会道德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守“公义”。只能不侵害他人权利，却不能裨益他人，因此。守“公义”之外，还要行“公德”，他将之称为博爱与公益，即爱护同类和做对公众有益之事。首先。以博爱之心爱护同类。他指出，博爱之必要不仅在于人类有“同类相恤之天性”，有“不忍”之心，还在于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弱势群体历代皆有，无法避免。他接着指出了行善助人的原则，其一要目的纯正，应为爱而善，不可为名利而善；其二要遵循由近及远的顺序，由爱家人开始，再到爱国人与整个人类；其三要图永久之利，不可养成受者的依赖心。其次，开世务，兴公益。他认为，行善助人只对少数人有益，而公益则对人人有益，因此，行善助人之外，还要开世务、兴公益。他主张人们走出家庭，举办各种正当职业，以各尽其职裨益社会，或兴办修河渠、缮堤防、筑港埠、开道路、拓荒芜、设医院、建学校、设图书馆、建育婴堂与养老院等公益事业。最后，爱护公共财产。

［摘要］蔡元培被公认为推动近代社会教育正式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第一人。本文试图考察蔡元培社会教育思想来源阐述其社会教育思想内涵及其实施途径以期为今天发展教育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蔡元培；社会教育；现实意义

在学校这种专门的教育机构产生之前人类的教育活动都是以社会教育的方式进行的但社会和教育的连用最早出现在德国。我国“社会教育”使用最早是在1912年人们普遍认为是蔡元培从德国把社会教育的概念引入了我国。他认为学校要向社会开门服务于社会教育应以平民主义为取向。他认为一所大学应负有引导社会风气的责任主张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他把培养人才和民主共和事业相联系深信中国定将人才辈出科学发达国运转机。正是从这种信念出发蔡元培才努力推行社会教育。在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蔡元培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决策：使社会教育制度化。中华民国教育部于1912年设立了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确立了社会教育在教育行政上的地位促使社会教育走向制度化。蔡元培如此重视社会教育使它在整个国民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绝不是偶然的。

1社会教育思想的来源

1.1教育救国思想

蔡元培之所以强调教育救国一方面是因为他从教育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出发他认为教育旨在立人人立则国强。在他看来教育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事业。他认为：“人类所最需要者即在恪尽其种种责任之能力无可疑。由是教育家之任务即在为受教育者养成此种能力使能尽完全责任亦无可疑也。”他在这里所说的能力既包括为国家、为社会的献身精神又包括服务社会、恪尽职责的本领。另一方面他基于对近代中国历史经验的认识认定民主共和事业完全离不开教育。1898年失败后他在深感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的同时彻底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以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这是蔡元培立志教育救国思想的开始。教育救国即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与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目标密切联系。

蔡元培先生为追求自由、民主，建设新国家，以翰林身份参加革命。辛亥革命后先后主持教育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以教育、学术为实现理想的途径，力图通过提高国民的知识与道德水平来达到复兴民族，再造国家的目的。他的政治思想同他的伦理思想是紧密相联的，这突出体现在他的国家观念之中。

一、国家的涵义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建立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广大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世界形势的影响，国家学说在中国并不十分发达。唐君毅说，由于儒家思想总是以和天下为最高目标，于是中国现代人也动辄想到全世界、全人类，而慕向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又因为西方的国家主义，恒化为侵略的帝国主义，所产生之反感，所以中国现代人形成了重民族而轻国家的观念习气。孙中山先生认为民族是自然形成的，国家为武力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些观念，对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影响很大。

与孙中山有所不同，蔡元培对国家思想很早就有较为密切的注意。1903年他编了《文变》一书，就收录了梁启超等人讨论国家思想的文章。在初步了解了西方国家思想的派别和变化趋向之后，他试图融合中西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观念和公民道德体系，以促进统一的国民政治意识的形成，推动新国家的建设。

1900年蔡元培在《上皇帝书》中说：“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诸侯也，官也，皆总办所自辟之分办也。”（1）卢梭民约论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政治思想影响甚大。蔡元培在这里也以民约论的观点，主张主权在民。到1907年留德前后，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了《中国修身教科书》，进一步较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国家观念，极力提倡国家伦理，把国家建筑在道德基础之上。

在蔡元培看来，国家也是自然形成的，它是人类群性的结果。由夫妇到家庭，到宗族、邻里，进而形成了社会和国家。他说，“凡趋向相同利害与共之人，集而为群，苟其于国家无直接之关系，于法律无一定之限制者，皆谓之社会”，“然人类恒因土地相近种族相近者，建为特别之团体，有统一制裁之权，谓之国家，所以弥各种社会之缺憾，而使之互保其福利者也。”（2）所以国家在社会之上，是对社会的有益补充，并对社会有“统一制裁”的权力。

[摘要]本文试图将心理史学理论与方法应用到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希望通过对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改革过程中动机和行为的分析与探讨，拓宽中国教育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扩大中国教育史理解的范围，增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生动性。并希望通过这种研究，能对当今中国教育和教育者，提供某些新的启迪。蔡元培提出的培养“大学问”家、树立新的学风和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大学组织等重要观点，对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蔡元培；北大改革；动机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和实践，造就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辉煌。正因为如此，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多是从外部，或者说多是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事功和客观影响上进行探讨的。这种研究取向虽然能比较深入、全面地反映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客观效应，但却容易忽略蔡元培本人的主观愿望，出现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误读甚至曲解。为此，本文拟借助心理史学的方法，从内部、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和愿望的角度，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历史事件进行解读，从而使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对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或群体行为动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如何认识这些历史事件的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观点或者说历史观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把这些历史事件主要看作有意识的理性的行为，还是主要看作无意识的情绪化的行为。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伴随着“西方人所注入的痛苦、不满、屈辱、恐惧和憎恨”[1]，但如果由此就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个体行为和群体事件，看作是为克服挫折带来的“自卑情结”的无意识动机驱使下出现的“情绪化”甚至近于“变态”的“盲动”行为，未免就失之偏颇了。虽然近代西方社会给中国带来的强烈冲击使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多群体的反应的确带有情绪化的“盲动性”，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先进人物在这种群体的“盲动性”中有时也不免失去了“自己”，但这绝不是中国近现展史中历史事件的主流。与其说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行为和群体事件是在为克服挫折带来的“自卑情结”的无意识动机驱使下出现的“情绪化”行为，毋宁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一再试图以个体有意识的理性为克服这种“盲动”而努力。蔡元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西方文化的借鉴、吸收的认知和态度，以及他首任教育总长时，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中关于“自大”和“自弃”的论述(在该文中，蔡元培强调指出，中国教育乃至社会的发展，“自大”和“自弃”都是万万要不得的)[2]，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行为和多数群体事件，如果不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至少理性和情绪也是同等重要的。不明确这一点的话，心理史学取向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也会成为“退缩的历史”进而被逐出历史研究的殿堂[3]。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的社会动机概念是：社会动机是指引起社会生活主体达到一定社会目标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行为的背后，是引起人们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内驱力，意识性是它的主要特点[4]。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个人，不仅要了解他过去的经验，而且还必须了解他的目标和未来成就。”在荣格看来，“目的对人的行为起引导、‘牵引’作用，过去经验的‘推动’作用和未来目标的‘牵引’作用同样重要。”荣格对人类动机的观点可以用下图来表示[5]。这是本研究分析和探讨蔡元培北大改革行为动机的基本理论依据。

1916年9月1日，蔡元培被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正式到北大任职，开始了对北大的改革。通过对蔡元培一生心路历程的全面考察，笔者认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回顾我国近几十年的专业和普通音乐教育发展，有那么一段历史是人们难以忘怀和不容忽视的。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迫切要求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变革，与此同时，音乐教育被当时的有识之士所看重，如改良主义教育思潮代表人物康有为，在其创设的“万木草堂”中开设“歌乐”课;梁启超则认为“盖欲改造国民的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科”。而堪称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发展有着最大贡献的要数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20世纪初，当辛亥革命推翻了一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于19n年10月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于1912年1月3日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蔡元培就任首任教育总长。他的教育主张对我国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其对“美育”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尤其是他的美育教育主张使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开始了它的发展，对今天的人们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一、蔡元培的“美育”教育主张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启蒙的先驱，他扬弃了满清时代所钦定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创造性地提出了‘’世界观及美育”教育，尤其是“美育”.这是先生一生不懈努力提倡的、最有蔡元培特色的一项教育内容，他提出“在普通教育，勿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蔡元培先生用不少笔墨演释康德哲学中“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二元论观点，以论证世界观教育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终极境界”，以及美感教育所具有的沟通“现象”与“实体”两个世界的桥梁作用，他认为从现象世界进人实体世界，不能依靠经验或理论，只能依靠浑然直觉的美感。即用先生自己的话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言而言之，介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深”。

1912年7月10日，他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中指出:“民国教育方针，应从教育者木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基于这一指导思想，1912年4月，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初步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主张，即“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及美育”，在其后的追述中，先生更明确地指出:“提出世界观教育，这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基于这种哲学思考，他认为，美感教育是隶属于政治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和隶属于“超轶乎政治”的世界观教育的桥梁，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先生的这种当时在我国还是独创的教育主张，大大地推进了学术教育界除旧布新的势头，半年之后，北京教育部正式公布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在蔡元培先生如此的教导、影响和鼓励下，中国近代史上的音乐启蒙从此开始。

蔡元培是一个把教育视为己任、作为天职的大教育家，其教育主张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实是与当时处于灰暗、混乱、迷茫的历史背景以及民不潦生的社会现实不很协调，它的明显超前性似乎注定了他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曲高和寡”，然而他总是执着地追求其理想，劝慰和勉励他人，共图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宣扬美育的价值和意义，最大限度地扶植各类艺术教育和艺术活动，健全公共文化设施，在音乐教育上为我国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蔡元培对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发展的贡献

[摘要]蔡元培的社会道德思想逻辑严谨，自成体系，公义、公德、公礼作为主要内容，以自由、平等、亲爱为核心精神，并以社会有机体论和天赋人权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对国民性的反思与改造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在近代思想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蔡元培；社会道德；《(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

蔡元培是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与教育家，他的革命活动和教育贡献一直备受关注和高度评价。而实际上，他在近代修身、伦理教科书的编译领域也有出色的成就，但却长期被学界忽视。他曾于1902年下半年至1903年6月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卸职后与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编辑上又有长期的合作，他所编辑和翻译的修身、伦理类教科书有：《中学修身教科书》(1907—1908年版)，《伦理学原理》((德)泡尔生著，蔡元培编译，1909年版)，《(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年版，据《中学修身教科书》修订)，《中国伦理学史》(1927年版)，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书集中反映了他的伦理道德思想，这里仅以可查的《(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为例，专论其社会道德思想。

一、公义、公德、公礼是其主要内容

在该书中，蔡元培将其社会道德思想概括为公义、公德和公礼三大方面。公义是蔡元培社会道德思想体系的重点内容，他用了较多的笔墨来论述。他认为公义是“不侵他人权利”，“人与人互不相侵，而公义立矣”，即认为公义是对所有人的普遍要求，非个别要求。这与我国传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思想极为相合。而权利为何?他指出，“吾人之权利，莫重于生命、财产、名誉”。即三者是人权中最重要的三个，且其重要性依序递减，三者的得失关系到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发展。因此，要求人们尊重人权，不侵害他人人权。如何做呢?首先，要敬畏生命，不伤害他人的生命。他认为，“盖一人之权利，即以其一人利害之关系为范围，过此以往，则制裁之任在于国家矣”，“刑罚之权，属于国家，而非私人之所得与”，即只有国家有刑罚之权，而个人没有伤害他人生命的权力。因此他主张，人际之间发生冲突或个人乃至国家权利受到侵犯时，应秉持“法治”精神，先去寻求法律的调解和保护，而不应选择决斗、复仇等野蛮方式。同时，他又肯定了正当防卫的合法性，认为人们虽然没有侵害他人的权利，但有自我保护的权利。其次，不侵害他人的财产。他认为，财产是人们辛勤劳动所得，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物质基础，“财产之可重，次于生命，而盗窃之罪，次于杀伤”，因此，对于他人的财产权，决不可侵害。具体而言：不能盗窃、诱骗和欺诈；借贷他人财产，要按期偿还，并偿付利息；替人保管财物者，应当妥善保管，使其完好无损；贸易时，应讲信用，遵守商业道德；被借者和保管者在索取报酬时，但应以市价为准，不可无限索取。最后，要不损害他人的名誉。他认为，名誉是人的“无形财产”，“第二性命”。可保之生前，传之身后，裨益子孙，人们爱护之“或过于生命”。因此，对待他人之名誉，不仅不能损害，还要加以保护。具体而言就是，不能谗诬、诽谤，要替人隐恶、隐私，“成人之美而救其过”，评人论事，应“平心以判之”。但又强调，替人隐私和隐恶也要有限度，不能与社会利益相冲突。

公德是其社会道德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守“公义”。只能不侵害他人权利，却不能裨益他人，因此。守“公义”之外，还要行“公德”，他将之称为博爱与公益，即爱护同类和做对公众有益之事。首先。以博爱之心爱护同类。他指出，博爱之必要不仅在于人类有“同类相恤之天性”，有“不忍”之心，还在于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弱势群体历代皆有，无法避免。他接着指出了行善助人的原则，其一要目的纯正，应为爱而善，不可为名利而善；其二要遵循由近及远的顺序，由爱家人开始，再到爱国人与整个人类；其三要图永久之利，不可养成受者的依赖心。其次，开世务，兴公益。他认为，行善助人只对少数人有益，而公益则对人人有益，因此，行善助人之外，还要开世务、兴公益。他主张人们走出家庭，举办各种正当职业，以各尽其职裨益社会，或兴办修河渠、缮堤防、筑港埠、开道路、拓荒芜、设医院、建学校、设图书馆、建育婴堂与养老院等公益事业。最后，爱护公共财产。

[摘要]本文试图将心理史学理论与方法应用到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希望通过对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改革过程中动机和行为的分析与探讨，拓宽中国教育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扩大中国教育史理解的范围，增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生动性。并希望通过这种研究，能对当今中国教育和教育者，提供某些新的启迪。蔡元培提出的培养“大学问”家、树立新的学风和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大学组织等重要观点，对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蔡元培；北大改革；动机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和实践，造就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辉煌。正因为如此，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多是从外部，或者说多是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事功和客观影响上进行探讨的。这种研究取向虽然能比较深入、全面地反映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客观效应，但却容易忽略蔡元培本人的主观愿望，出现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误读甚至曲解。为此，本文拟借助心理史学的方法，从内部、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和愿望的角度，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历史事件进行解读，从而使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对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或群体行为动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如何认识这些历史事件的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观点或者说历史观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把这些历史事件主要看作有意识的理性的行为，还是主要看作无意识的情绪化的行为。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伴随着“西方人所注入的痛苦、不满、屈辱、恐惧和憎恨”[1]，但如果由此就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个体行为和群体事件，看作是为克服挫折带来的“自卑情结”的无意识动机驱使下出现的“情绪化”甚至近于“变态”的“盲动”行为，未免就失之偏颇了。虽然近代西方社会给中国带来的强烈冲击使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多群体的反应的确带有情绪化的“盲动性”，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先进人物在这种群体的“盲动性”中有时也不免失去了“自己”，但这绝不是中国近现展史中历史事件的主流。与其说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行为和群体事件是在为克服挫折带来的“自卑情结”的无意识动机驱使下出现的“情绪化”行为，毋宁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一再试图以个体有意识的理性为克服这种“盲动”而努力。蔡元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西方文化的借鉴、吸收的认知和态度，以及他首任教育总长时，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中关于“自大”和“自弃”的论述(在该文中，蔡元培强调指出，中国教育乃至社会的发展，“自大”和“自弃”都是万万要不得的)[2]，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行为和多数群体事件，如果不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至少理性和情绪也是同等重要的。不明确这一点的话，心理史学取向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也会成为“退缩的历史”进而被逐出历史研究的殿堂[3]。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的社会动机概念是：社会动机是指引起社会生活主体达到一定社会目标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行为的背后，是引起人们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内驱力，意识性是它的主要特点[4]。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个人，不仅要了解他过去的经验，而且还必须了解他的目标和未来成就。”在荣格看来，“目的对人的行为起引导、‘牵引’作用，过去经验的‘推动’作用和未来目标的‘牵引’作用同样重要。”荣格对人类动机的观点可以用下图来表示[5]。这是本研究分析和探讨蔡元培北大改革行为动机的基本理论依据。

1916年9月1日，蔡元培被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正式到北大任职，开始了对北大的改革。通过对蔡元培一生心路历程的全面考察，笔者认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