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权事权范文10篇

一、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及经费管理分析

1.各级政府事权范围：分级管理，以县为主。2001年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1]200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进一步强调了县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并且较为具体地规定和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投资责任。2005年11月，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布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根据相关规定，教职工工资、新增校舍建设和改造资金、购置图书仪器等维持学校基本运转的管理责任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中央主要投入以转移性支付形式负责各种政策性的转型补助。县级政府作为教育管理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其教育经费支出主要有个人部分、公用部分、基建支出。其中，个人部分包括：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含民师补助），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奖贷助学金；公用部分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招待费，其他费用；基建费用中包括自筹基建支出部分。因此在整个义务教育体系中，县级政府的管理对保障基本教学秩序，维持正常教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各级政府财力比较：中央强，地方弱。如前所述，根据中国国情和政策法规，“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政府作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依据中国税收体制、征税范围不同导致政府可用财力不同，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也有较大区别。

分税制实施后，县乡级财力被削弱，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能力大不如前，与此同时，县乡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即县乡级政府的事权不减反增。以2001年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可用财力作对比，中央和省级政府用县乡级1.37倍的财力负担的人口却只有县乡级总人口的2.2%，无论是在财政总量还是人均可用财力上，中央和省级政府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见下表）。

中央财政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县乡财政可用财力不足，但是按照中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责任范围划分来看，县乡级政府却是农村义务教育主要责任主体，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实力与教育责任倒挂的现象。

3.经费瓶颈：经常性经费增长缓慢，投入结构不合理。义务教育经常性经费是指学校用于教师工资、公务费等日常教育经费，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中国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经常性教育经费短缺的现象。

一、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及经费管理分析

1.各级政府事权范围：分级管理，以县为主。2001年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1]200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进一步强调了县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并且较为具体地规定和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投资责任。2005年11月，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布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根据相关规定，教职工工资、新增校舍建设和改造资金、购置图书仪器等维持学校基本运转的管理责任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中央主要投入以转移性支付形式负责各种政策性的转型补助。县级政府作为教育管理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其教育经费支出主要有个人部分、公用部分、基建支出。其中，个人部分包括：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含民师补助），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奖贷助学金；公用部分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招待费，其他费用；基建费用中包括自筹基建支出部分。因此在整个义务教育体系中，县级政府的管理对保障基本教学秩序，维持正常教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各级政府财力比较：中央强，地方弱。如前所述，根据中国国情和政策法规，“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政府作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依据中国税收体制、征税范围不同导致政府可用财力不同，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也有较大区别。

分税制实施后，县乡级财力被削弱，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能力大不如前，与此同时，县乡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即县乡级政府的事权不减反增。以2001年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可用财力作对比，中央和省级政府用县乡级1.37倍的财力负担的人口却只有县乡级总人口的2.2%，无论是在财政总量还是人均可用财力上，中央和省级政府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见下表）。

中央财政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县乡财政可用财力不足，但是按照中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责任范围划分来看，县乡级政府却是农村义务教育主要责任主体，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实力与教育责任倒挂的现象。

3.经费瓶颈：经常性经费增长缓慢，投入结构不合理。义务教育经常性经费是指学校用于教师工资、公务费等日常教育经费，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中国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经常性教育经费短缺的现象。

1月4日《新京报》发表《乡镇政府改为派出机构宜慎重决策》一文，认为许多专家关于将乡镇政府改为县政府派出机构的改革主张不可行，因为即使将乡镇政府改为派出机构，同样很难减少人员、减少财政支出。文章提出了“调整纵向财政体制，加强转移支付力度，缓解乡镇财政困难”的观点，但没有对如何“调整纵向财政体制”展开论述。

笔者认为，乡镇机构现阶段存在的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债务沉重等问题，要害在于财权与事权划分的不对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仅限于中央和省级政府间，乡镇一级仍然是传统的包干体制，导致地方财力明显地向省、市集中，县乡财政赤字增加。而与此同时，许多本不应由乡镇承担的事权却继续存在甚至不断下移，乡镇政府承担了许多与其财权不相称的事权，不仅要履行领导经济建设、带领群众致富的职责，还要提供大量社会公共物品，如农村道路建设、社会治安管理、各种税费征收、农村义务教育等，而这些公共物品本不应当全部由乡镇政府提供。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并做出政绩，就不得不一方面要扩充人员、膨胀机构，另一方面就是千方百计地把财政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虽然撤销乡镇机构或者改乡镇政府为派出机构可以釜底抽薪地避免农民负担，但一系列现实问题使这样的改革措施难以实施，比如乡镇政权的职能分解、乡镇人员分流的问题等等。

所以，要实现乡镇政权应有职能得以合理延续，从而达到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目的，改革应着眼于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

首先，按照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要求，重新划分乡镇政府和县级以上政府的事权，将目前由乡镇政府承担，而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事权收归县级和县级以上政府机构，强化县级政府规划和指导县域经济发展的职能，加大城市地区对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为正确确定乡镇政府职能创造条件。

应当由政府向农村社会提供的社会公共物品，有相当一部分本来就应该由县级以上政府承担。比如农村义务教育，是关系到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重大战略问题，但现阶段却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就是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相当长时间里都只是由农村乡镇自行解决。而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农村人才强大的吸引力，使农村中小学师资质量无法提高。这样的问题迫切需要国家或者省级政府从战略高度，通过制定和实施必要的政策措施统筹加以解决。

只有在合理划分县乡政府事权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对于乡镇政权的设置做出正确选择，变成派出机构也好，保留并强化乡镇政权也好，改革都将面临难得机遇。

1994年分税制实施之后，我国以极快的速度确立了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走出了中央和地方就财政收入的再分配不断讨价还价的困境，传统的财政包干体制被废止，初步规范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进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并一直保持至今。可以说，1994年的分税制较好地调整了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收入与支出的关系，但对省级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却未作出明确规定。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收入划分由省政府自行决定，这就在制度上留下了一个缺口。在利益驱动下，分税制造成的收入上收的效应就难免在各级政府间层层传递，省级政府的财力集中程度不断增大，从1994年到2000年的6年时间中，由16.8%上升到22.4%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市级政府也在效仿，财政收入占到36.5%。2000年地方财政收支相抵，净结余105亿元，而县、乡财政赤字增加。到2004年，省级财政收入占25.9%.地（市）占366%，两者相加占62.5%，。说明实际上财力是在向省、市级集中。

在财权越来越集中的同时.政府的基本事权却在下移。地方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1993年为78%，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即迅速下降，仅为44.3%，此后的十年间一直在这个水平徘徊。而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变化很小甚至增大，1990年为68%左右，2004年则微升至75%左右。

可以看出，通过分税制改革，中央集中了大量的财政收入，约占财政总收入的50%～60%左右，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的支出划分几乎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即分税制没有改变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最重要的职责，带有非常强的外溢性特征，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理应由中央政府提供，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必须依此来确定。如果由财力严重匮乏的基层政府来承担，必然会导致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或严重不均等，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正是由于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严重背离，分税制就无法起到平衡地区差异的作用，更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源缩减，促使其从预算外寻找收入来源.城市财政主要以出卖土地为自己筹集财政收入，越是东部地区.卖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越高，据周天勇先生的估计，2006年，全国各地的土地出让金加起来有7000亿元左右，大部分没有进入预算。而县乡财政则只能靠收费和罚款来维持。由此，一种新的“二元财政”的格局开始形成。这是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出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新变化。越是在农村，越是在农业地区.越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越是基层的小集镇和小城镇，对个体、中小企业的收费、罚款就越严重，甚至让路政、交管、城管等上路收费和罚款，搜刮过路的汽车司机。2006年，地方政府各部门所收的预算外收费和罚款估计高达12000亿元左右。而越是这样做，县乡经济就越是萧条，投资少、创业难、就业机会少，甚至失去了吸收附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出现了近年来剩余劳动力过度向大中城市转移和流动的现象。财政部有关人士向《凤凰周刊》透露，地方各级政府积累的显性和隐性债务，目前已达到4000多亿元。

有一种说法，认为分税制确实把超过半数的财政收入集中到了中央政府的手里，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钱都被中央政府自己花了，实际上，其中60%到70%的钱是由地方政府支出的。地方政府的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约40%，其支出却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60%到70%，中间的差额是由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解决的。

问题在于，现行转移支付存在着体制缺陷，转移支付到了县乡这一级政府很难做到透明、规范。转移支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专项补助进行的，至于补给谁、不补给谁，补助量的多少，既缺乏严格明确的规定，也不是严格依据事权而定；既没有公开的预算，也不受人大的监督检查，完全由官员个人负责操作，这就难以避免拨款的随意性，也极容易造成县乡财政收入的不稳定、不公正。

摘要：面对如何解决取消农业税新形势下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国内学术界目前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该通过继续贯彻、完善省以下分税制来解决，另一种则强调要“因地制宜”而不能统一化地实行省以下的分税制。本文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比较和评述，澄清两者的一些实质性分歧所在，并进一步探讨面对财政困难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关键词：县乡财政困难；省以下分税制；事权；财权；财力

Abstract:howtoresolvethefaceoftheabolitionofagriculturaltaxinthenewsituationoffinancialdifficultiesincountiesandtownships,thecurrentdomesticacademiathereweretwodifferentpointsofview,aviewthatshouldcontinuetoimplementandimprovethetaxsystembelowtheprovincialleveltoaddress,andtheotherstressesTo"localconditions"andcannotbeunifiedintheprovincefollowingtheimplementationofthetaxsystem.Inthispaper,thesetwoviewsarecomparedandcomments,bothtoclarifysomeofthesubstantivedifferencesandtofurtherexplorethefaceofthefinancialdifficultiesofcountyandtownshipfinancialsystemreformshouldgo,whatkindofroad.

Keywords:financialdifficultiesofcountiesandtownships;taxsystembelowtheprovinciallevel;powers;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financial

前言

我国近年来县乡财政困难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县乡财政运行困难的局面更加严重，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以农业为主的县乡财政更是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在全面取消农业税的新形势下如何应对县乡财政困难，财经理论界做了大量的研讨，其中最核心的争论焦点是为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对省以下分税制还要不要贯彻的问题。近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几位学者——贾康和刘尚希等在《中国改革》等期刊中发表的几篇论文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具有典型性，他们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高潮。本文就将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对这几位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总结、比较、评述，并进一步深入分析面对县乡财政困难分税制改革究竟应该走向何处。

摘要：政府在公共投资中需要考虑如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和财权。现阶段，我国公共投资在中央与地方间事权划分上存在模糊，错位等现象，而财权的划分又与相应事权不相匹配，严重地影响公共投资的有效实施。因此，需要对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与财权重新划分，完善政府公共投资职能。

关键词：公共投资;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

一、引言

公共投资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其职能的一项重要手段。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联邦制和单一制)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对投资领域进行明确的划分，以确保其实施的高效性。但当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投资责权不明，财政分配与投资事权划分不谐调，导致在实际操作中政府投资格局的“错位”，相互扯皮、推诿、管理混乱的现象接连出现，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公共投资的有效实施。因此，公共投资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合理划分的要求迫在眉睫。原因在于，事权和财权的合理划分是公共投资在政府间分工的关键，同时政府投资事权与财权相统一，又是合理地划分政府投资职责的标准。因此，需要合理地界定公共投资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和财权。

二、我国公共投资在中央与地方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公共投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模糊不清，造成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投资错位，随意性大等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公共投资在社会建设中的有效实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公共投资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决策权划分问题。公共投资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尽管在政府间已经采取了分工，各级政府具有相当的自主权，但也遵循着中央主导的地位，在公共投资项目的决策上仍需接受中央和上级政府一定程度的管理。而中央政府利用自身的地位优势，在公共投资决策中过于强调其主导地位，以致各级政府缺乏投资自主权，形成上下级之间投资自主权和职责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现象，极大地限制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开展地方公共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严重影响公共投资实施的效率。2.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投资结构的不合理问题。这突出表现在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公共投资分工方面还存在“越位”、“缺位”乃至“错位”的投资格局。一方面，中央和省级政府投资表现为“越位”和“缺位”的现象。中央政府过多地承担了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支出责任，而且不合理地直接干预微观企业层面的运行，而对于中央和省级政府本身的责任甩给了下级政府，造成下级政府的投资负担。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投资则表现为严重的“缺位”。随着公共投资在政府间的分工，中央权利逐渐下放，地方政府成为独立利益主体，这使得地方政府的投资具有较大的地方利益色彩，大都以短期利益为目的，较多地参与竞争性和营利性领域的投资，导致在该领域存在严重地盲目投资和建设，扰乱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秩序，而本应该由地方政府投资的非营利性的基础领域则长期存在着严重的投资供给不足，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公益性领域。此外，由于政府间投资分工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投资项目有利于自身利益时，各级政府会尽量将建设权争为己有或挤进投资者的行列；反之，则会尽力将责任推给对方，开脱自身的职责。由此可见，政府间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间投资分工的模糊性所致，其严重地影响公共投资的有效实施。3.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公共投资的财政投入上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公共投资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项重要公共职能，明确各级政府的投资事权，依靠各级政府相应的财政投入，才能维持公共投资的有效运行和稳定发展。但随着分税制的提出，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上解中央。由于收入层层集中，导致越往基层，可控财力越少，而各级政府投资事权不断下放，这使各级政府投资的财力与事权及支出范围极不相称。当然，由于中央政府担负着宏观调控的作用，须掌握多一块的财力，但是事权和财权的差距不能差距太大，否则会导致政府投资处于“半缺位”或“缺位”的不正常状况。4.地方政府投资过分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一方面，近年来中央政府在大量下放投资事权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致使地方政府收支缺口巨大。大量的地方政府在投资中出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陷入“无米下锅”的困境，由此导致了很大程度要依靠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中央转移支付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投资的必不可少的财力来源，以至于许多地方缺了这部分财力，政府投资都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尤为明显地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另一方面，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完善，对于转移支付资金的审查还不够科学，形成转移支付的随意性很大，也为地方政府投资运用不规范的手段获取转移支付金提供了机会，造成对于转移支付的过分依赖。综上所述，公共投资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的划分十分模糊，缺乏明晰科学的界定，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公共投资有效运行。而事权和财权的合理划分是公共投资在政府间有效实施的必要条件，因此，须在政府间进行合理的划分。

摘要：政治背景下的预算改革是一个政治过程，其核心内容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决策方式的重构。权力结构变化主要指公共预算体系中的资金分配权通过改变预算决策方式逐步集中到财政部门手中，以强化财政部门在公共预算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公共预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加大财政部门的资金分配权，这个目的基本上达到。然而，目前的公共预算体系改革中出现了新趋势，即财政部门在权力加大同时，由于对自身权力概念认识定位不准、受权力寻租欲望驱使、与其它部门的权力之争而有不当干预其它部门行政事权的行为，出现了财政部门权力滥用即权力越位、错位、缺位现象。所以，寻求对财政部门的权力制衡成为公共预算改革的必然。

关键词：资金分配权；越位、错位、缺位；权力制衡

一、财政部门权力界定

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国家财政权力、财政部门权力以及其它部门权力概念有关，准确理解定位这些概念对防止财政部门权力越限很重要。因此首先得研究这些概念。

国家财政权力是由人大财政权、政府财政权、司法财政权构成的。财政部门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因此，财政部门权力是政府财政权的一部分。所以，界定国家财政权力及政府财政权力是财政部门权力定位准确性的必然要求。

(一)国家财政权力定位

摘要：经济基础的完善对上层建筑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面对当前现实事权与财权无法匹配的发展现状，财政法应及时做出回应，以便科学指导现代社会调整公共财政关系。为此，文章从经济视角下重新对财权、事权、财税权、税权进行了探究界定，并从多元角度重新建构了财税权系，以便实现财税权系的平衡构建。

关键词：经济法；财税权体系；重构

目前，从经济法的内容来看，其中关于财权与事权匹配财税关系的规定严重缺失，导致财税权的指标不能科学运用，从而影响着权责的合理划分，这种情况制约了我国财税方面的建设与发展；而一旦出现问题，调解也缺少科学的依据。因此，探究经济视角下财税权体系的重构意在合理的界定财权、税权、事权、财权，以便科学揭示财政关系，指导法律科学实践。

一、财税权、财权、事权的界定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政府部门仍然承担着繁重的事务，但作为支撑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财税经济活动一直是工作的重点内容与核心内容，关系到征税、财税管理、公共产品等多方面资金的供应，对于社会的稳定运行有着重要现实意义。而财税经济活动主要受财税法的制约，从而也衍生主动财税法律关系，这些关系可以清晰地法律技术工具之间的影响与相互作用，从而构建了财税法律体系，以便维护正常的公共秩序。其中财税权因税收的关系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其与财税权倡导的柔性行政理念并不相符，因税收是一项强制性工作。而如果将财政法作为法律体系的核心，则可以从财政权角度对财税权关系进行解析，从而既能兼顾纳税人以及政府部门两个层级权力的实践，这种解释可以重新围绕公共产品的重点权益与统一权益进行财税权界定。在这种状态下，权责则可以直接定性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权义则应定性为纳税人的权利，可以直接依照法律按照财税资金、公共产品、赋税等之间的关系展开活动；同时，也可以对法律中的实际性关系进行具体的分解，保障财权、事权、财税权之间的连贯性，从而使税权、财权、事权包含在财税权范围内，这种方式更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下法律的实践，以便不断提供公共产品服务质量。

二、经济法视角下财税全体系的重构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高校财务环境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中，很多高校的财务管理体制都在不断的变革之中，高校财务管理体制演变的中心主要是集权与分权、财权与事权的关系。在高校财务管理体制变革过程中，财权配置又占据了财务管理体制的核心位置。本文通过对高校财务管理体制的背景、财权分配、集权与分权、事权与财权等方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财权配置；高校；财务管理；体制

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校财权配置，有助于提升高校财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财权分配，建立与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大学制度相匹配的财务管理与运行体制，是深化高校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

一、高校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

根据教育部、财政要求，在高校财务管理工作过程中需要将财权配置和经济责任制相结合，并且落实到日常财务管理中，使得高等学校可以根据自身视野发展计划和人物变质进行年度收支计划。采取按配置不仅是学校经济命脉的中枢神经，带重者学校经济工作的龙头，同样也是反映高校事业计划和工作任务规模和方向的基本依据。在高校根据学校经济状况开展高校财务管理体制改革，是推进高校稳定、协调、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根据财权合理配置进行高校预算管理，有助于学校更好地完成事业计划和工作任务。发挥采取按配置在高校财务管理中的作用，才能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从而提升高校的教育水平，为推进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贡献力量。

二、财权配置

一、财政部门权力界定

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国家财政权力、财政部门权力以及其它部门权力概念有关，准确理解定位这些概念对防止财政部门权力越限很重要。因此首先得研究这些概念。

国家财政权力是由人大财政权、政府财政权、司法财政权构成的。财政部门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因此，财政部门权力是政府财政权的一部分。所以，界定国家财政权力及政府财政权力是财政部门权力定位准确性的必然要求。

(一)国家财政权力定位

目前经常提到的财权、事权被用以描述国家的财政权力。.财权概念是从经济学范畴来界定，它表现为某一主体拥有支配财力的权力，包括融资权、获益权、财务预算决策权、投资权、等权能。而事权概念没有统一明确，大体上，我国主要指政府事权，“主要指每一级政府在公共事务和服务中应承担的任务和责任”财权和事权构成财政权，财政权包含国家财政权。国家财政权是指国家通过公共选择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立法主体、行政主体和司法主体之间，按其法律预先制定的程序，确定的权责体系，它包含人大财政权、政府财政权、司法财政权。其中，人大财政权主要有财政立法权、预算审查权、财政议决权、财政监督权等；司法财政权主要有财政监察权、财政检控权、财政审判权等。而政府财政权主要有财政行政立法权、财政会计管理权、财政预算管理权、财政税费征管权、财政收支监督权、财政执法复议权及其他财政管理权。

多年来，通过多次的预算改革中，我国不断完善公共预算体系中的国家财政权力的界定。但由于我国宪法和法律没能具体规定国家财政权的权限、配置和运行方式，且财权理解受传统财政权定位的影响，目前国家财政权与政府财政权被错误地简单等同。因此，在国家财政权配置和运行过程中，我们对国家财政权的定位仍然不明确，造成了财政权责不称，政府财政权不统一。这严重影响财政权力的运用，使财政权力滥用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