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范文10篇

【摘要】近年来，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民事侵权案件越来越多，虽然有最高人民法院的24号指导案例进行参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广泛存在着类案异判的问题，因此需要对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医疗损害责任案件进行考察，对这些裁判中涉及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法官判决当事人的责任分担、判决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能探索出一条比较合适的路径来对该类案件进行裁判，避免因个案的不公正而削弱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关键词】特殊体质；医疗损害纠纷；司法实践

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侵权纠纷不在少数，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着类案异判的问题，在同样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场合，不同的法官对于责任承担的认定却不尽相同。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最高院于2014年1月26日了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案例，根据此判决，在交通事故中如果受害人没有过错，那么其特殊体质不能作为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但是该判例针对的仅仅是交通事故纠纷领域，而医疗损害纠纷与交通事故纠纷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能否直接适用有待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

试比较以下三个同样涉及特殊体质的医疗纠纷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案例一：孕妇梁某产前在甲医院进行产检，检查结果显示正常，遂选择顺产，结果因为甲医院产前检查做得不够完善，未能正确评估新生儿顾某的体重（产前预估3900克，实际4500克），导致孕妇发生肩难产，之后医方对新生儿的抢救措施不到位，使得新生儿患有脑瘫。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书，患儿的脑瘫疾病与医院的过错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主要因素。医院提出受害人特殊体质抗辩。最后法院根据该鉴定判决医院承担全部（100%）责任。案例二：产妇周某临产至丙医院处治疗，因丙医院在周某的分娩过程中对周某的病情认识以及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对患者周某尽到高度注意义务，以及周某自身患有的肾孟肾炎等疾病、胎盘前置等问题，造成了周某死亡的损害结果。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为医院过错行为的原因力为同等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医院承担50%的责任。案例三：患者胡某因先天性心脏病到乙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手术过程中医方存在一定过错，最终因为多种因素导致胡某死亡。经鉴定机构鉴定，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手术的风险性、患者自身特殊体质、手术并发症等原因才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医方的过错行为与胡某的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其过错行为在患者死亡后果的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拟参与度为1%至20%，法院判决医院承担15%的责任。将这三个案例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面对同样涉及特殊体质的医疗损害纠纷案件，不同法院的裁判不尽相同甚至大有异处，跨度非常大，但仔细对这些案件进行分析，又会发现这些案件还是不同的，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受害人特殊体质与医疗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医院的过错程度。

二、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医疗损害纠纷简述

[裁判要旨]

裁判的客体及范围限于原告的起诉范围，何时起诉、起诉的内容、对何人起诉、诉讼标的以及请求范围均由原告决定，尤其原告不得声明其请求内容的范围由法院自由决定，法院不得超出当事人的请求范围进行裁判。

[基本案情]

2010年5月27日，被告陆某向原告徐某借款人民币10万元，双方约定：借期（归还日期）至2010年7月6日止。逾期每天需交付滞纳金人民币300元整。该笔债务由被告华某提供担保。2010年8月25日，被告陆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徐某汇款人民币15000元，偿还其2010年5月27日向原告徐某的借款。

原告徐某诉称，2010年5月27日，被告陆某由被告华某担保，向我借款人民币10万元，约定于2010年7月6日归还，如逾期则每天交付滞纳金人民币300元。但被告陆某至今未归还借款。请求判令被告陆某归还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承担逾期还款的滞纳金人民币18900元，被告华某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陆某辩称，借款是事实。但我于2010年8月2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汇款归还了人民币15000元，现实际欠款为人民币85000元。约定的逾期滞纳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最多按银行贷款利息4倍予以计算。

摘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基于立法方面两级立法机制的制度安排、司法方面司法的独立性不强、裁判说理不足以及法律与道德冲突引发的民意与司法的较量等原因，存在着一些司法裁判与社会认同不相适应的现象。通过增强裁判说理，兼顾裁判的法律与心理标准，加强普法宣传以缩小民众对法律的理解误区，进而强化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感。

关键词：司法裁判；社会认同；裁判说理

1司法裁判与社会认同

司法领域中的可接受性是指在司法程序的运行和实施过程中，案件的利益相关者对于案件的司法表现形式与司法表现结果的认可。社会认同这个概念我们似乎并不陌生，“认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近义词有“同意”“认可”“赞同”“首肯”“确认”等等，那么社会认同即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对于某一项问题的选项，社会普通大众对此的接受程度以及认可程度，如果对这个选项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越高，那么社会认同程度越高；如果对这个选项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越低，那么社会认同程度越低。社会认同程度高，说明这个选项在社会大众的心中有很高的呼声；社会认同程度越低，说明这个选项在老百姓心中的价值和地位越低。司法裁判不仅仅要在具体案例中得到案件当事人及其关系人等的认可和接受，也要在相似或同类案例中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和接受。这种认可和接受可以代表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观点，但却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观点，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本身就是有差异的，每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家庭环境、关系人影响、性格爱好、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观察事物的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是千差万别的，这就决定了在当今社会中，每个公民对于司法裁判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是不一样的，他们看待相关法律事件的角度和眼光也不一样，那么，这些社会大众就不可能对于司法裁判有着完全相同甚至相似的观点和看法，也就是说，这些老百姓们对于案件的司法裁判有着不一样的接受能力。法律是国家运行机制中具有强制性的主要约束手段和调节工具，而司法裁判是在具体案例中实现国家法治化管理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司法裁判在我国社会中是否得到足够认同和接受，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首要问题，更是实现我国法治化科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2我国目前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之现状

2.1我国“两级立法”的制度安排。为防止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过于具体，司法或执法机关从立法机关那里得到明确或默认的委托和授权，针对实际区域发展水平，从各个角度出发，经过相关利益的平衡，调整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为准则。这种“两级立法”的制度安排，使立法机关不能直接制定细化具体的法律法规或是规章制度，从而使立法权逐渐向司法机关或者执法机关靠拢，而这种状况也影响着我国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程度。2.2我国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冲突。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是与道德不相适应的，因为法律是随社会发展而逐渐修改的，因此便必不能与社会思想同步。法律是制约人类活动的一种强制约束力，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取决于社会发展，而伦理道德的变化决定了社会思想的变化。所以，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法律滞后于伦理道德的改变，法律的演进一定会和伦理道德产生冲突。在中国，有一个事实就是，社会公众在网络环境下广泛参与司法的现实疑案，他们的思想观念决定着他们看待案件的角度和对待案件的态度，而老百姓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总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公众的伦理道德和法律总是不相适应的。2.3我国亟须提升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法院的司法裁判能被广大社会公众所认同和接受，是树立我国司法权威的前提和保障，但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广大社会民众对于司法裁判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不认同，这导致了我国司法权威的严重缺失。从一些公众传媒最新公布的结果来看，有很多案件的裁判结果并不能让当事人信服，很多人选择了上诉、复议等方式想要申请更改裁判，这正是说明了我国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我国急需通过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认同来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心，进而树立我国司法权威。

一、裁判文书改革回眸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深入,“公正与效率”的主题不断实践,全国各级法院已经充分认识到裁判文书改革的重要意义,纷纷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回顾几年来的改革情况,可谓形式多样,各有千秋。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烟草大王褚时健等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刑事判决书。这一判决书与传统的判决书模式相比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在“事实和证据”部分,改变了在高度概括控辩主张之后千篇一律地叙述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的写法,而是在“事实和证据”部分开宗明义地用“评判如下”作为由头,围绕控辩主张和双方举证、质证的内容,将法官认证的过程、理由和结论予以充分地表述。广州海事法院在制作的裁判文书中,一改传统的“本院认为”判词的表达方式,直接将主审法官的个人意见、包括合议庭的不同意见标明出来。

针对以上各种形式的改革举措,学者罗书平点评为:以“评判如下”的内容取代“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的改革举措,完全符合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发展趋势。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正作为标志的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传统的“纠问式”的审判方式变革为“控辩式”的审判方式。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将由形式上的平等逐渐走向事实上的平等,而刑事裁判文书是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是否平等的最直接的体现。

司法实践表明,绝大多数的诉讼案件即使是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控辩双方的主张中涉及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内容,也并不都是“针锋相对”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对控辩主张中有争议的焦点问题进行概括,针对这个焦点问题引导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认证的问题;对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判文书试行“填充”格式,这种较为“超前”的做法,符合我国司法实践需要。

笔者认为,各地法院所采取的各种形式的改革措施,其中不乏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改革举措,但其中注重形式的居多,重视实质的较少,未能把现代司法理念中的核心内涵“公正与效率”真正体现出来,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尚需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二、裁判文书改革中存在的不足与弊端

一、逾期利息的法律定位分析

利息的本质属性决定了逾期即应付利息。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对利息曾有多种定义。“节欲论”认为利息是抑制当前欲望而推迟消费的报酬；“时差利息论”认为，人们对现有财货的评价大于对未来财货的评价，同样价值的财货，现在适用的效用要高于未来使用的效用，若现在放弃适用财货，推迟到未来使用，就会有时差损失，而利息就是对这种损失的对价；马克思在考察借贷过程及结果后认为，利息是使用借贷资金的报酬，是债权人凭借对货币资金的所有权而向债务人获取的报酬。以上三种学说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利息的经济属性，其共同之处在于，利息是期限利益的产物，是期限利益损失的对价。正是基于利息的这一经济属性，才有了利息的拟制孳息的法律属性。从这个层面上讲，逾期付款必然要支付利息。但在实践中，个别法官对利息问题缺少关心。在（2010）永民初字第24号中，原告起诉主张“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工程款1475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经法院审理认定事实为：“……2009年9月5日，原、被告经过结算被告余庄村委会欠原告宋琪工程款14750元，并书写欠条一份，后经催要，被告以种种理由拒不偿还，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该院在本院认为时却作出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没有依据，不予支持”的表述。这一做法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二、逾期利息的司法判断基准分析

1.逾期利息的国外立法例。上述域外立法比较研究表明，除日本民法典外，国外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一般以法定利率为原则，以惩罚性损害赔偿为例外，但我国法律缺乏对法定利率的明确规定。

2.我国司法判断的应然基准：人行贷款基准利率。人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在我国具有法定利率地位，是法定孳息的计算依据。《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各种利率是法定利率。法定利率具有法律效力，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变动”。第五条明确了利率的类型：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优惠贷款利率；罚息利率；同业存款利率；利率浮动幅度；其他利率。从该规定来看，存贷款基准利率均为法定利率，但最高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并未将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法定利率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解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时认为，利息的计付标准（该解释采用了贷款基准利率）应当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基准利率，因为利率法定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另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对定期无息借贷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的，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这里也采用了贷款利率。

三、逾期利息裁判的完善路径

摘要：中国古代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相互糅合，导致了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裁判案件的法律渊源都有着独特的特点。中国传统司法裁判方法的形成和当时法官的人员构成与知识结构有关，也受官场规则、民意、舆论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现代司法语境下，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古代司法活动高度行政化的传统对今天司法裁判的影响。

关键词：裁判法律推理伦理规范民意

一、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方法

1．古代法官裁判的事实认定

在发现事实和事实认定方面，中国古代法官强调还原客观事实，而否认或忽视通过法律程序得出的法律事实的意义。按照现代法治理念，在诉讼中法官不可能找出案件的客观事实并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裁判。因为事实的发生通常是在若干时间以前，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法官都不可能在场，任何人都无法准确描述、再现客观事实，即使某些当事人能够准确描述、回顾客观事实，司法机关、法院法官一般都不会相信或采纳。所以，法官只能通过法定程序，按照证据规则，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过质证采信后，对案件事实进行合理推断与认定。但由于在古代中国分权未立、权力合一，从而导致了司法活动过程中起诉侦查和审判等活动大体上都属于同一的司法过程。

司法资源也相对比较短缺，勘验、鉴定技术也不发达，无法通过缜密的技术活动和繁复的法律程序还原出“法律事实”。所以古代法官在事实认定时，更加重视证据中的口供，更多的是采用法官的“权威”或“智慧”来迫使当事人说出“客观事实”。如，营造公堂之上威严肃穆的气氛引导当事人只能说真话；“惊堂木”或“大刑伺候”强迫当事人说真话。或法官发挥“智慧”获取当事人描述的“客观事实”，比如运用欺诈手段从当事人口中引出事实，一些在今天看来不符合正当程序的提取证据的方式在古代反而是法官智取证据、巧妙判决的经典案例。在法官具备足够的“权威”或“智慧”的前提下，这样一些独特的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的方式反而会更接近事实真相，裁判案件也更容易接近实质正义，但却牺牲了形式正义。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法官往往正是在事实认定时将“权威”和“智慧”发挥到极致者。一些耳熟能详的清官断案故事中，法官发现案件事实所运用的“智慧”通常都是故事的经典之处。但如果法官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或“智慧”，则很有可能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牺牲形式正义，结果往往实质正义也没能实现。

一、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方法

1．古代法官裁判的事实认定

在发现事实和事实认定方面，中国古代法官强调还原客观事实，而否认或忽视通过法律程序得出的法律事实的意义。按照现代法治理念，在诉讼中法官不可能找出案件的客观事实并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裁判。因为事实的发生通常是在若干时间以前，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法官都不可能在场，任何人都无法准确描述、再现客观事实，即使某些当事人能够准确描述、回顾客观事实，司法机关、法院法官一般都不会相信或采纳。所以，法官只能通过法定程序，按照证据规则，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过质证采信后，对案件事实进行合理推断与认定。但由于在古代中国分权未立、权力合一，从而导致了司法活动过程中起诉侦查和审判等活动大体上都属于同一的司法过程。

所以古代法官在事实认定时，更加重视证据中的口供，更多的是采用法官的“权威”或“智慧”来迫使当事人说出“客观事实”。如，营造公堂之上威严肃穆的气氛引导当事人只能说真话；“惊堂木”或“大刑伺候”强迫当事人说真话。或法官发挥“智慧”获取当事人描述的“客观事实”，比如运用欺诈手段从当事人口中引出事实，一些在今天看来不符合正当程序的提取证据的方式在古代反而是法官智取证据、巧妙判决的经典案例。在法官具备足够的“权威”或“智慧”的前提下，这样一些独特的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的方式反而会更接近事实真相，裁判案件也更容易接近实质正义，但却牺牲了形式正义。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法官往往正是在事实认定时将“权威”和“智慧”发挥到极致者。一些耳熟能详的清官断案故事中，法官发现案件事实所运用的“智慧”通常都是故事的经典之处。但如果法官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或“智慧”，则很有可能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牺牲形式正义，结果往往实质正义也没能实现。

2．古代法官裁判的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

从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来看，古代法官并不注重严密的逻辑推理，更多的是凭借直觉和经验。这似乎和美国法官霍姆斯强调的“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不谋而合，但中国古代法官却可能在经验面前完全抛弃逻辑。在案件的法律适用上，具体体现为并不绝对采用通常的三段论式的推理方式。中国古代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所使用的推理模式主要是演绎式的，往往从一种大的伦理和法律原则出发，将其作为尺度衡量他所面对的案件事实，从而得出最终判决。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伦理规范，而不是简单地适用法律规范。古代法官进行法律解释时，目的解释优于文义解释。常常以抽象的一般伦理原则作为依据，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而不是靠逻辑推理，探求法律的目的性，即使违背明文法律的字面规定也可以。嘲古代法官在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中，一般不死抠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而探求法律条文背后的伦理规范。他们经常在法律之外发现解决案件的新规则和新方案，从而面对案情不是直接适用白纸黑字的成文法，而是在国家法律之外、在人们情感当中寻求平息解决案件的具体方式和规则根据。甚至，这样的法律适用会因为法官的自由裁量而突破成文法的明确规定。这样的司法活动不讲究严格的解释与推理技术，更多的听凭直觉与经验，法律任凭官员任意解释和自由裁量，也容易导致擅断和舞弊。但是，这样的推理方式恰恰能够弥补法律条文僵硬的局限性，缓解法律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张力。古代很多经典的案例正是通过法官的突破性的解释和裁量后作出的。

合同变更，通常意义上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尚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前，当事人双方就合同的有关条款达成修改或补充协议，从而改变原合同的内容。在合同有效成立后，一方当事人要变更合同的内容，须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擅自变更的，即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在合同变更问题上，本无第三者介入的余地。但我国《合同法》第54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从此条的规定来看，在具备上述事由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仅对合同享有撤销权，而且对合同内容享有裁判变更权。

一、我国立法存在的问题

1.缺少合同裁判变更的标准

我国《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合同裁判变更的标准没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因而，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合同裁判变更标准不一的现象，有的法官滥用其手中的合同裁判变更权，对向其给予了好处利益的当事人实施明显不公正的变更标准，有的法官甚至扭曲了对法律本意的理解，这样做当然不利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致使不少合同裁判变更案件失去公正性，有损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认为，我国立法可以借鉴其他各国的有关规定，使合同的变更具有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标准，也使法院的行为有了参照系，增加了行为的可预见性，限制法官的恣意。

2.我国现行立法对变更的程序几乎没有规定

我国现行立法对变更的程序几乎没有规定，这样不利于公正地解决纠纷。正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由于我国现行立法没有对变更的程序进行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令司法实务中的法官们大感困惑与为难，不知该遵循何种程序来进行合同的变更，对于涉及专业性较强的合同，如技术引进、专利转让等合同的变更，往往独断专行，不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也不到相关对口部门征求意见以代替自己粗浅的理解，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有损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利公正的解决纠纷，所以为了更好的为人们服务，法律应该更加的完善，我们应该确立这方面的法律规制，使法官在进行合同裁判变更使有程序可循，以便公正快速的解决纠纷，实现法律的目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5月成立了法规审查备案室，将“法规备案”与“违宪违法审查”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发出一个刺激公众想象空间的信号。拿破仑曾有名言，“每隔三个月就必须给法国人一点新东西”。但新东西多，有诚意的却少。全国人大常委会迄今尚未撤销过一项违宪或违法的法规；国务院、最高法院等五种机关迄今未向常委会提出过一次审查撤销的要求；而民间提出的审查建议迄今也尚未有过被采纳并启动审查程序的先例。这三个“尚无先例”哪天被打破，哪天才能说人大的违宪审查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但由立法机关来进行的“违宪审查”，无论走多远，在宪政的意义上也只能算作违宪审查的第一步。因为这种审查归根到底是一种自我审查。而“违宪审查”的本质，甚至宪法这个概念的本质，首先是对立法权的一种限制。一个议会如果接受一部宪法，就等于承认议会的立法权不完整。譬如承认自己不能制定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不能制定违背正当程序的法律，不能制定有溯及力的法律，等等。一旦承认了宪法施加于立法的限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也可能违宪，甚至全国人大全体会议的立法也可能违宪。譬如全国人大制定的《游行示威法》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组织、参加游行示威，但中国公民却“不得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城市组织、参加当地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这一条就是明显违宪的。于是再引出一个裁判权的问题：谁来裁判议会立法是否违宪呢？

一种方法是议会自我裁判。但这会带来三个问题。

第一，如果立法机关享有最高的宪法意义上的裁判权，立法机关的意志就会被推定为宪法的意志。这将意味着对议会而言根本没有宪法。它的立法权和自由意志都是无限的。它的每一项立法都将具有宪法的意义。法学家凯尔森曾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可以被认定为违宪”。换句话说就是上帝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能被认定为违背上帝的意志。因为我们无法将作为最高的宪法裁判者的议会，和作为一个普通立法者的议会区分开来。

有人以英国为例，说英国的违宪审查权就在议会，不在法院。但前提在于他们的两院制，把议会分为了一个相对清静无为的上院和一个承担日常立法工作的下院。两院制为议会的自我裁判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因为它把议会作为宪法裁判者和普通立法者的两个身份有所区分。如果议会必须做一个裁判者（譬如弹劾），也要由下院来做控方，由上院做一个相对超越的法官。只有这种情况下把违宪审查的功能放在上院才是适合的。而在单院制下，这种最高的裁判权要么落不到实处，要么就可能演变成议会专制。

第二，判断一项立法是否违宪的权力，本质上是一种裁判权而不是立法权。而裁判权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中立。“任何人不能做他自己的法官”，否则就没有裁判的正义可言。况且人大本身就是立法者，它完全可以通过修改或制定新法来废除旧法，为什么要傻乎乎背负一个违宪的名声呢？所以当立法者掌握违宪审查时，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立法者将永远不会违宪，审查只可能到法规为止，不可能审查到法律。

本文作者：苏咏梅工作单位：福建泓源律师事务所

一、引言

行政司法裁判权的存在是以行政司法审查制度或行政诉讼制度确立为前提,现在,人们愈来愈普遍的看法是,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将司法机关(法院)作为一道屏障,矗立在代表公共权利的行政机关和享有私人权利的行政相对人之间,运用司法权力监督行政权力,并籍此给遭受行政权力侵犯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救济。由地各国政治制度等的不同以及由此所受行政法理论影响的不同,其行政诉讼的立法倾向必然存在差异。我们不妨先从关于行政法作用的三个基本理论中来辩异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立法倾向以及寻求这种改变的价值取向。控制论0认为,确立行政诉讼的目的在于借助司法权力控制行政权力,防止行政专横,保护私人权利。治民论0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公共权利,支持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对公民进行有效管治,界定个人的权利义务,规范个人的行为,防止他们因行为不轨而侵犯公共权利。平衡论0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在行政权和公民权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一方面要发挥行政权在维护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中的作用,预防、控制和惩戒公民的违法或滥用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支持行使公民权以防止行政权的专横与滥用,监督行政权的行使并保护相对弱小的公民权免受行政权侵犯。5行政诉讼法6制定的时候,王汉斌在阐明我国界定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其中两条立法理由时指出:第一,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出发,适当扩大法院现行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第二,正确处理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应当依法审理,但不要代替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的行政行为进行干预,不要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以保障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进行行政管理。从这段立法说明不难看出,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是深受平衡论的行政法理论影响的0。[1]十余年过去了,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应当更加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因为行政权是以国家强制力和强大的人力、物力作后盾,是强大的,而公民权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力量仍显弱小,不能与强大的行政权相抗衡,我国行政法中行政机关与相对方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因此,防止处于强势地位的行政权被滥用,加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拓展行政司法裁制权,加大对公民权利的救济势所必然,本文试图对行政司法裁判及其拓展的相关问题作些探讨。

二、行政司法裁制权的基本内涵

行政司法裁制权又称行政司法审查权,是指法院有依照法律对行政机关或依法授权的组织和个人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因行政行为与相对人引发的争议而予以受理、审理、裁决和执行的权利,行政司法裁判权是建立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上的,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受理权。又称法院对行政争议的初始管辖权或主管权,它解决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应当接受法院(司法机关)审查和监督问题,解决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受行政机关不法侵害而是否提供司法救济部题。因而,受理权的确立是确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前提。2、审理权。是指法院对被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按照预定的程序和标准(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及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是否正当)进行听证、审查的权利。它解决了法院行使司法裁判权的标准和方法问题。3、裁决权。是指法院通过审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正当性作出评判和裁断,以决定是否维持,撤销或变更的权利。甚至包括法院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或进行赔偿的权利。它回答的是行政行为的最终法律后果问题。4、执行权。是指法院对自己作出的生效的具有执行内容的行政裁决强制地付诸实现,以使受到损害的相对人的权利得到最终救济的权利。行政司法裁判权的另一个特殊表现形式还应包括法院有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行政机关依照其终局的行政决定申请法院执行时法院依正当职责对该行政决定主动审查并对这类正确的行政决定予以强制执行,以实现行政目的权利,这是一种非典型的也非严格程序的行政司法审查,但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不说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司法审查(裁判)权。

三、行政司法裁判权制度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