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管理范文10篇

――中国经济改革当中的身份经济，身份成本与身份危机

中国人求财富，向来如此，且向来不讳言。春节拜年，首要说的就是“恭喜发财！”旧时交往中，如果彼此不是问“您在那里高就”，一定是问“先生在什么地方发财？”时至今日，“福如东海常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副对子，总是和“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并驾齐驱的。所以，不管在什么社会体制下生活的中国人，都自动会想到这样存在我们语言定势中的对财富的向往，都自动会表达这样的向往而不会有丝毫不好意思。

财富之为物质形态，还只是人们心向往之的对象。而人们心向往之形成了可以涵盖一个社会不同阶层，跨越同种文化人们生活地域的共同文化符号，这就已趋近于“形而上”了。再进一步，对使用、改造、更新这样的共同文化符号不但毫不讳言，且孜孜不倦，津津乐道，那就为说明与探讨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某种文化“底蕴”，提供了社会心理的基础，毕竟使用、改造和更新财富符号，不但在“形而下”的意义上，而且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成为中国改革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一部分，我暂且称它为“身份经济与身份成本”的过程。

身份作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彼此辨别的最初也是最有力的符号诠释，在任何人的社会都必不可少。在中国，身份长期以来始终是和政治好恶联系在一起：工人是领导阶级，一时，工作服成为人们身份的象征；农民具有深厚朴素的感情，对襟褂子也曾上过台面；解放军当过“全国人民的榜样”，当时，有多少人为了一身“四个兜儿”的军装四处奔波呢？在经济改革成为一切事情向所谓“好”的方向“转变”的象征的今天，一切身份自然也就和经济、财富、代表财富的金钱及其一切衍生产品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其中，财富符号就显得尤为重要。买什么东西，利用它的什么特性，在追求财富乃至追求财富符号的过程中，退居其次。买香烟，吸香烟，谁都知道其中的弊大于利，甚至很多人也知道在健康层面上，这样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吸烟，特别是吸某种牌子的香烟，代表了和“财富”有关的价值，所以有某种时刻要贿赂某人，必须起码附带赠送相应品牌的香烟的社会现象存在；明明城市当中的街道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轿车，开轿车不但费时，而且费钱，并且还要担心被偷被破坏，但“财富”的符号不但包涵而且主要通过是否拥有轿车乃至是否拥有什么品牌的轿车来表现，所以，整个汽车行业，希望通过汽车行业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政府加上渴求“财富”符号的“身份消费者”的集团，就要不断制造和更新这样的符号，使其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身份”；现在的“房地产热”中，有多少人是因为自己果真需要利用200平米居住空间给他提供的物理生物心理上的好处，对其价格令人越来越瞠目的“豪宅”趋之若鹜呢？

推而广之，在自有传统基础上，在政治经济精英的努力号召之下，现代中国社会中，几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在不断地努力使自己成为“财富符号”，印证由此被人所推崇的身份：大吃大喝是“富有”的象征自不待言；一时间，上海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知本家”的说法，又何尝不是在把知识通过诠释变成“资本”，变成可以制造财富，因此可以制造令人们尊重的“身份”呢？富有的贪官们未尝不考虑自己的政治生命，未尝不考虑老大一把子年纪，能否禁得起夜夜狂欢的负担，但一旦拥有年轻漂亮的女性，哪怕仅只是形式上的拥有成为和“财富”，“财富符号”和它们构成的“身份”标志的时侯，有那个贪官肯善罢甘休呢？文化教育自然也未能幸免。一纸文凭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令人不惧法律的惩罚，不断造假，不惜重金贿赂，难道不是因为人们对文凭与财富乃至财富的符号的期待使然吗？

摘要：在互联网和金融产业深度融合、金融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产业从业务到组织均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聚焦金融科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行为金融、风险管理与公司金融等领域，从互联网金融的维度对这些领域近期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互联网金融在提升金融效率、解决信息不对称、缓解长尾群体融资需求缺口等方面发挥了传统金融机构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但其快速发展也导致了信用风险、信息安全、金融监管等领域诸多问题的涌现。互联网金融跨学科的属性决定了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多学科视角的融合。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金融创新财富管理

（一）引言

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对金融业的产品、业务和组织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将互联网金融定义为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①。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基本属性多位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不同于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是一种新的金融业态（谢平、邹传伟，2012；吴晓求，2015）。由于我国完善的互联网基础、发达的电子商务、活跃的民间资本、相对落后的传统金融服务以及相对滞后的金融监管等多方面的因素，互联网金融并没有在金融与科技都十分先进的发达国家抢占先机，而是首先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李继尊，2015）。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存在一定的替代性。王博、梁洪和张晓玫指出，一方面，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从市场竞争、二次配置等路径降低资金需求者的机会成本，提升其议价能力，降低了资金需求者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参与度；另一方面，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降低了金融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了小微企业这类特殊的资金需求者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参与意愿。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信息化程度也较高的地区，传统金融对互联网金融的抑制效应和小微企业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的现象并存，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服务与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能够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这类长尾群体的麦克米伦缺口。互联网金融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功能和作用在促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和扩大就业方面发挥了现有金融机构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快速发展中互联网金融也暴露出在信用风险、信息安全、金融监管等领域的诸多问题。互联网背景下金融业展现的新前景与涌现的新问题凸显了目前该领域研究相对薄弱的现实，亟待相关理论的快速发展以弥补研究缺口。

（二）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协同发展

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促进了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为互联网金融提供了技术支撑，而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拓展和用户的增加又促进了金融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协同发展并在互联网融资平台、数字货币、传统金融服务智慧化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根据其功能互联网融资平台可分为筹资平台和借贷平台两类。互联网筹资平台，特别是众筹平台是目前研究的焦点之一。众筹能够削减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进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Strausz，2017）。现有关于众筹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影响众筹融资绩效的关键因素（Frydrychetal.，2014；彭红枫、米雁翔，2017；Anglinetal.，2018）以及众筹中投资者的特征（方兴，2018）等方面。方兴（2018）阐释了众筹中的无私捐赠与匿名捐赠对融资绩效影响的理论依据。在将融资比例、融资金额和达到融资目标所用天数作为融资绩效指标的情况下，其研究显示众筹项目收获的无私捐赠或匿名捐赠人数越多，金额越大，项目融资绩效就越高。同时，众筹项目中捐赠行为对融资绩效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该异质性来源于捐赠者通过捐赠行为获得满足感的内在动机，在农业类和公益类众筹项目中，捐赠行为提升融资绩效的效果更为明显。除了项目众筹外，另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众筹模式对小微企业这类融资长尾群体支持的可行性。张荣刚、徐京平（2018）识别了小微企业因有效资本供应不足导致的规模和技术发展都受限的“锁定效应”，探讨了利用网络众筹帮助小微企业突破融资瓶颈的可能性。面对网络众筹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两位学者建议通过构建网络信用体系和双向认证，并引入对赌机制的方式提升网络众筹对小微企业支持的有效性。对于互联网借贷平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网贷利率的特征（何启智、彭明生，2016）和网贷平台的风险，例如借助社交网络来获取更多借款者的相关资质信息来降低网络借贷的风险或对借贷平台中潜在借款人进行组群筛选降低借贷中发生逆向选择的可能性（Chen，2012）。张蕴萍等（2017）认为，货币政策产生城乡结构效应，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城乡间信贷资源供求严重失衡。陈霞、刘建和探讨了影响我国P2P借贷平台风险的主要因素，指出借款利率、信息披露程度、运营时间等多个因素对P2P借贷平台的信用风险产生显著影响，较高的借款利率、较低的信息披露程度和较短的平台运营时间与P2P平台的较大的违约概率联系紧密。部分学者从互联网金融规制对改善借贷市场有效性作用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程华、鞠彬（2018）的研究认为，我国早期互联网借贷市场中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属于典型的“柠檬市场”，平台竞相承诺高回报吸引投资者的这一行为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借贷平台资金的银行存管和ICP强制持证等规定为互联网借贷市场参与者提供了风险信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了互联网借贷平台及市场的有效性。与互联网融资平台相比，区块链与数字加密货币虽然也是互联网金融的热点之一，但是对数字加密货币的相关研究却比较匮乏。部分学者从数字加密货币的基本原理、货币特征、发展与演变、对支付创新的启示以及监管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谢平、石午光，2015），另有学者从数字加密货币的本质、属性以及数字货币对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影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思考（周光友、施怡波，2015）。何诚颖阐述了区块链改变资本市场的方式与路径、资本市场区块链盈利逻辑与模式以及区块链投资核心资产选择，指出区块链在资本市场的盈利模式包括私募证券电子化和公募证券发行交易平台两类，并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使证券交易过程更加透明与高效，能显著降低证券交易成本和减少内幕交易，但同时也面临着弱中介化增加投资者保护难度和网络安全风险等方面的挑战。区块链技术在其他新兴金融领域的结合也日益成为关注重点之一，胡一举对区块链技术和绿色金融的耦合性的研究显示，区块链技术的抗篡改性、去中心化等特征能有效解决绿色金融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投资风险高、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并能以其普惠性特征扩大绿色金融参与主体范围，拓展绿色金融覆盖面。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与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开辟了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新渠道，对传统银行业造成了较大冲击（陈继勇等，2016）；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与银行业的融合日益加深，智慧化银行服务系统的健全使得银行业金融服务效率得到较大的改善，与互联网金融形成新的金融生态环境。沈悦、郭品（2015）的研究表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产生了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而技术的溢出被商业银行吸收，这一现象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各类商业银行吸收能力存在异质性，大型商业银行针对互联网金融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较弱，而股份制银行吸收能力较强，城市商业银行居于两者之间。许跃龄以金融科技在商业银行福费廷业务（Forfaiting）的应用为案例阐述了金融科技与银行业务融合的发展路径，探讨了传统SWIFT系统面临区块链技术的功能替代以及金融科技在传统银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一、构建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二、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现存问题

为了构建起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中现存的问题作一剖析。

一、关于财富管理业务的理解

（一）财富管理的含义

财富管理是指以客户为中心，设计出一套全面的财务规划，通过向客户提供现金、信用、保险、投资组合等一系列的金融服务，将客户的资产、负债、流动性进行管理，以满足客户不同阶段的财务需求，帮助客户达到降低风险、实现财富增值的目的。

财富管理的核心是：以客户为中心，合理分配资产和收入，不仅要考虑财富的积累，更要考虑财富的保障。在外延上可以包括对个人的财富管理和对企业的资产管理。

（二）财富管理业务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财业务的区别

“财富管理”是近年来在我国金融服务业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财富管理”，顾名思义，就是管理个人和机构的财富，也可以简单概括为“理财”，但有区别于一般的理财业务。“财富管理”的出现划分了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两个不同的理财业务时代：一个是早期的理财业务时代；另一个则是经过发展与改进的成熟的理财业务时代——财富管理时代。

摘嬰：对于互联网金融对财富管理的影响研究，主要是要了解在当今互联网全面迅速发展的前提下,对财富管理有着哪些影响以及应对对策，从而为提高在财富管理中互联网金融的应用水平。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逐渐连成为一个整体，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发展愈加成熟，互联网凭借其独特的特点在各大行业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浙江证券为例，分析互联网金融对浙江证券财富管理的影响，提出浙江证券提高互联网金融财富管理水平的对策。

关键词：浙江证券;互联网;金融财富;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互联网逐渐普及促使信息时代的到来，在新时代，各行业都在广泛利用互联网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互联网技术涉及范围广、领域宽，逐渐在各行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行业作为新兴领域,凭借其独特的经济特征影响着证券行业的发展，互联网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证券行业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因此，对互联网金融对浙江证券财富管理的助力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模式

（—）网络金融产品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移动支付的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发展。保险行业是中国最早的电商平台金融产品。2012年中国各大银行开始进行网上支付以及网上业务办理平台，在各大银行网页中都能够查询各种基金以及信托产品。金融产品销售渠道也逐渐由传统销售方式转移到网络销售方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也带动了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而此时对信托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本文主要从居民对财富管理的需求出发，结合信托的特点以及国外经验，来探讨信托在财富管理中的问题，并最终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进一步满足客户的理财需求。

关键词：信托公司；信托制度；财富管理；财富传承

一、引言

无论是在货币市场、股票市场还是信贷市场，信托未来前景的发展都具有较大的空间，信托具有避税、财产独立性、财产保密性、风险与资产的隔离性等特征，所以在财富管理业务中信托被看作较优的发展渠道。此外，我国高净值人群在不断积累，人们追求的更多是财富的再增值问题。这使得人们的理财方式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也进一步推动了信托业务的改革，即更加趋向财富管理业务的开展。但财富管理业务的开展过程仍然存在较多的困难与不足，所以本文针对信托在财富管理业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信托的特点进一步为该研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使得客户利益达到更大化，信托公司战略更加规范化。

二、我国信托公司在财富管理业务的现状

1.我国居民财富市场的现状。（1）个人投资资产规模增大。2008年至2018年是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经历深刻演变的十年。我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从原来2008年的38万亿元逐渐上升到了2017年的188万亿元，且其已经达到了10年前的4.9倍之多。个人可投资资产数额从2014年到2016年是增长极为迅速的时期，将近53万亿元的差额，而之前上升差额最低的是2010年到2012年的18万亿元。不难发现个人的投资资产规模的不断上升能够促进财富管理业务的不断推动，财富管理正在迈向蓬勃发展时期，且保持持续上升的状态。（2）社会创造财富渠道拓宽。2016年末，我国财富市场规模就已经在全球位居前列，仅次于美国，中国社会创造财富渠道以及财富管理战略已变得多元化。若只从财富管理渠道角度来看，中国的投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前人们的投资理念不强烈，只要有资金则大部分会存到银行形成银行储蓄。早期银行存款的高利益投资渠道也比较狭窄，主要是指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并且由于居民对其他的投资渠道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对风险过于恐惧，所以早期大家仍然是选择银行存款这一安全渠道。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开始发掘多样性投资渠道。然而现在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渐完善，投资者渠道终于变得越发宽阔。人们投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推出专业理财业务。2.信托资产规模与投资领域的发展趋势。（1）信托行业实收资本规模的变化情况。自2013年以来，行业实收资本规模连续保持上升趋势，并且在2016年同比增速达到最大。2018年2季度，全行业实收资本规模达到了2580.3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33%。尽管增长速度比2016年有所下降，但总体规模仍然保持了较为明显的增长。从而可以得出，信托总体规模进一步增加，预示未来几年仍然有很好的发展趋势。（2）信托行业投资领域多样化的规模占比。信托投资领域近几年变得越来越广泛，其投资领域包括金融机构、房地产、工商企业、基础产业、证券投资等。2018年第三季度，工商企业仍然是信托资金的首要配置领域，信托投向工商企业5.75万亿元，占信托所投的所有种类比为34.19%。其次，投向金融机构3.15万亿元，占所有的投资种类比为18.73%，仅次于工商企业。然而，信托投向房地产数额为2.62万亿元，占比15.58%，从而也可以看出房地产发展并不景气。投向基础产业数额为5.75万亿元，占比16.95%，与房地产投资的数额不差上下。所以信托投资领域潜力巨大，投资方式如此多样化，未来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也因此信托开展财富管理业务更加有利可图。

2018年4月27日，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联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7月20日，人民银行下发《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央行通知”），银保监会同日下发《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理财细则”）。上述文件贯彻统一监管的核心原则，对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和市场格局具有深远的影响，为银行财富管理业务转型提供了具有实操意义的指导，将重塑行业生态，引导金融机构回归“代客理财”的行业本源。

一、资管新规加快推动银行资管及理财业务转型

1.产品端：银行理财产品主流形态向净值化转型，现金管理类产品将成为发行重点资管新规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打破刚兑”，要求理财产品按照净值化管理并按公允价值确定产品净值，这将深刻改变理财产品的主资管新规及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变革之道☐中信银行南宁分行行长助理官强流形态，也将纠正长期以来影子银行信用风险定价体系的错配问题，推动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回归“受人之托，代客理财，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本源。同时，理财细则明确过渡期内放宽摊余成本法的使用条件：对于封闭期在半年以上的定期开放式理财产品，持有的资产组合久期不长于封闭期的1.5倍，可使用摊余成本计量，且现金管理类产品暂参照货币市场基金的“摊余成本+影子定价”方法进行估值。此前，市场担心资管新规落地后市值法的使用会导致银行理财规模大幅萎缩，上述措施有利于银行理财产品平稳转型，防止理财规模“断崖式”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开放式产品的资产配置难度，银行将重新把现金管理类产品作为发行重点。2.销售端：公募理财产品销售起点下降，银行需着力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资管新规通过实行产品分类管理，区分公募和私募理财产品；重新界定投资者标准，将客户划分为不特定社会公众和合格投资者，要求商业银行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信息披露以及代销机构资质管理。此外，理财细则将公募理财产品的销售起点从5万元调降至1万元，大幅降低了投资门槛，缩小了银行理财和其他资管产品在销售门槛上的竞争劣势，有利于银行理财产品的普惠化，也有助于银行进一步发挥渠道优势，扩大客户范围，缓解负债端压力。3.投资端：禁止错配和资金池操作，要求去通道及降杠杆，限制非标投资，将影响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及收益率水平资管新规明确非标资产不能期限错配，不得开展或者参与具有滚动发行、集合运作、分离定价特征的资金池业务；明确去除通道，加大对银信、委托贷款等通道业务的管控，防止多层嵌套；限制开放式、封闭式、公私募产品的杠杆比例，规定固收类、权益类、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混合类产品的分级比例。上述规定有效降低了商业银行期限错配风险和杠杆风险，逐渐扭转了资管产品短期化倾向。此外，限制非标投资、严禁期限错配、降杠杆等规定将影响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理财细则放宽过渡期新老产品投资安排，明确公募产品可以有条件投资非标资产；金融机构可以发行老产品投资新资产，优先满足国家重点领域和重大工程建设续建项目以及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明确公募产品可以投资于非标资产，但应当符合非标投资的期限匹配、限额管理、信息披露等监管要求。这些措施有利于新旧交替过程中新产品的顺利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非标收缩压力，防止因突击压降产品规模导致资产价格波动加剧，从而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4.管理端：统一监管和全覆盖资管新规明确强化实施穿透式监管，严格行为监管，实现监管统一和全覆盖，避免监管空白，强化消费者保护等，有助于从市场准入、投资门槛、法律地位等方面缩小不同资管产品之间的监管差异，从制度层面为银行理财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统一监管的大趋势下，未来不同类型的资管机构将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产品业绩和服务能力将成为衡量财富管理机构优劣的首要标准，而净值化管理和标准化资产的提升也将倒逼商业银行加快转型，不断增强主动管理能力以提升资产配置效率和核心竞争力。

二、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大变局

1.理财产品之变。一是产品形态向净值型转型，净值型产品占比逐步上升。资管新规明确了净值化管理要求，确立刚性兑付的认定标准，推出相关的惩处措施，建立有奖投诉举报制度，商业银行必须推动理财产品从预期收益模式向净值化模式渐进转型。在净值化转型框架下，资管新规和央行通知的条款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参照公募基金的运行机制，将促进银行理财和其他资管产品趋同，资管产品之间由于制度差异形成的竞争优势将不断弱化，银行理财产品将直面固收类信托产品、定开债券型基金、公募基金的竞争。二是短期化倾向被扭转，产品期限进一步拉长。资管新规要求封闭式资管产品期限不得低于90天，非标资产终止日不得晚于封闭式资管产品到期日，银行需进一步拉长理财产品期限，以实现理财资金与存量非标资产对接。三是保本理财产品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结构性存款需求上升。资管新规要求，商业银行已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可按照结构性存款或者其他存款进行规范管理，这意味着保本理财产品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而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产品将承接市场需求。2.客户需求之变。一是资产配置意识提升，海外资产配置需求上升。随着全球化浪潮和金融知识普及对高净值人群投资理念的影响，富裕客户逐步接受资产配置理念，产品配置、风险考评、收益组成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根据胡润的《2017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白皮书》,目前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财富投向海外资产的比例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1/4。“科学合理进行资产配置，分散风险”“确保财富保值增值”“为子女境外留学做准备”是高净值人群进行海外资产配置的主要目的。银行需从目前为境内客户提供的单一在岸资产管理模式，向离岸在岸协同资产管理转化，从而实现对海内外客户的全球化资产配置和全球化服务。二是财富管理目标从“创富”到“守富”“传富”的转变。随着高净值人群的年龄增长和财富积累，财富保障与传承已经成为大部分高净值人群首要的财富目标。因为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高净值人群意识到需要通过有效的财富管理抵御和防控经济波动带来的不可控风险。保障财富安全、实现代际的传承、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成为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的主要需求，家族企业接班人的培养和子女的财商教育等成为需求热点。三是从金融需求到全面事务管理。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不再是单纯追求投资利益最大化，而是要求在财产增值的基础上，对自身生活所涉及的事件进行管理和规划，包括资产打理、婚姻、子女教育、公司经营、税务、医疗、养老、身份规划、财富传承等。财富管理机构需提供资产配置、宏观市场分析、税务筹划、法律咨询、传承保障、跨境移民、企业经营咨询等全方位服务。四是品牌、专业和顾问水平成为客户选择财富管理机构的关键。根据麦肯锡2017年亚洲个人金融服务（PFS）调研，已经使用过专业投资顾问的富裕人群表示，公司品牌、专业能力和顾问水平是其在选择财富管理机构时前三大主要考量因素。中高净值客户更看重财富管理机构在产品选择和资产配置方面的专业性，并向声誉良好、投研能力优异的机构靠拢。3.市场格局之变。一是面临金融同业竞争冲击。随着协调监管体制的确立，银行、券商、基金、保险、信托、期货、私募将在统一规则下同台竞技，行业竞争的焦点不再是通道和监管套利，而是专业投资能力以及为投资者创造价值、提供更好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过去五年，中国“大资管”的蓬勃发展带动“大财富”市场兴起，券商依托其强大的资本市场投研能力、信托公司依托产品和通道优势开展财富管理业务，基金公司通过直销平台和自建网络打造线上线下结合的财富管理业务，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则通过激进的人才机制吸引行业优秀理财经理加盟，银行面临的竞争压力前所未有。二是面临金融科技冲击。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开始在财富管理行业“大展拳脚”，并且已经从资产端、负债端、支付端对传统财富管理行业形成冲击。以余额宝、理财通为“领头羊”的线上财富管理分销平台发展迅猛，它们依托场景化获客和流量经营模式，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出创新的财富管理产品，大幅降低了财富管理门槛，拓展了大量“长尾”客户和年轻客户。智能投顾异军突起，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根据客户需求为其提供自动化的资产配置服务。三是银行业分化进一步显现。围绕净值化管理，大中型银行和小型银行理财业务的竞争差距将拉大。资管新规要求，理财销售宣传时，只能标注历史业绩。各银行资管业务的差距与分化会进一步显现，理财业务的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此外，资管新规要求，商业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应当具备相应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未来，无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的中小银行将较难发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如何满足保本类理财客户的需求成为一大难题。

三、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战略转型对策

一、国外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做法

(一)实行商业化的治理模式。成功的主权财富基金如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挪威政府石油基金等，都致力于效仿私人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突出董事会与专业投资委员会的核心决策职能与自主权，讲究组织上的精简与决策效率。他们的员工队伍中极少有公务员，而是竭力在国际金融市场招聘一流金融人才，多数基金经理都是外聘的专业人员。在众多主权基金中，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得到广泛认可。该公司董事会成员来自不同的领域，具备丰富的投资和管理经验。现有的10名董事中，来自官方的只有4名，另外6名属于外聘。淡马锡控股公司对下属企业董事会的设置非常注重董事会的有效运转和职责发挥，不局限于公司内部狭隘的控制权观念，并且根据个人能力在世界范围内招聘，控股子公司真正有才能的人也可兼母公司的董事。

(二)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主权财富基金存在多层委托关系，而有效的监督机制是保证资金安全和运作效率的关键。为此，许多国家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制度，以保证基金不被擅自动用。挪威的石油基金法案规定，石油基金可以被转移到经挪威议会批准的中央政府预算基金中，除此之外不能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新加坡建立了保护关键资产和外汇储备的“两把钥匙”制度。该制度规定，新加坡总统对政府动用或减少既有外汇储备的决定拥有否决权。同时，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公司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也必须得到新加坡总统批准。这实质是要求管理者必须在任期内保持预算平衡，不得动用过去的储备。除严格的法律制度，挪威政府石油基金的对外投资要求遵循一定的道德标准：一是使基金增值，使后人能从石油财富中受益。二是合理行使所有权。如，股票投资所有权的行使应符合联合国“全球协议”和经合组织的“跨国公司准则”。三是将严重违反人权、严重腐败和破坏环境的国家和企业排除在投资范围之外。

(三)有明确的投资规则。新加坡的两只主权财富基金分工明确，其中淡马锡控股公司主要侧重于战略性投资，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则侧重于金融组合投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投资领域除美、欧政府债券之外，也包括股票、固定资产、货币市场证券、房地产和特殊的投资项目。淡马锡控股公司最初只负责对新加坡国有企业进行控股管理，现在也广泛投资于国际金融和高科技产业。挪威石油基金的投资管理实行在风险适度的前提下追求高回报的投资战略。挪威财政部规定的投资基准组合把年收益率确定在4％。挪威财政部规定了基金投资的资产种类和地区分布基准组合：最初只允许投资含息工具，后来允许投资组合中的20％投资股权，在获得一定经验后，将这一比例逐步提高到40％。另外，60％用于购买债券(其中欧洲市场占50％，美洲和非洲占35％，亚洲和大洋洲占15％)。韩国投资公司(KIC)的主要职能是提高韩国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率，其投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不允许进行任何高风险的投资，不能涉及房地产、私有股本和非投资评级的证券，只能投资AAA级别的证券。

二、我国主权财富基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主权财富基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可通过中国投资公司(简称“中投”)的投资表现反映出一些问题。首先，“中投”被赋予了过多的宏观任务，使其目标和制度设计过于复杂，这与“中投”对风险和收益纯粹出于商业考虑相冲突。其次，内部治理结构严重行政化，七人管理委员全部是正副部级的高官，专业投资人士相对缺乏。再次，缺乏明确的收益率目标，投资领域及投资比例的界定很模糊，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来约束“中投”的决策行为以及避免外界对“中投”的行政干预，这意味着“中投”的投资权限和相关责任不明确。此外，在薪酬结构上，“中投”按照国有商业银行的标准制定，大大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将相对低效的激励机制引入了“中投”。除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外，“中投”公司目前还面临许多压力。第一，受次级债危机影响，美国经济出现不景气迹象，美联储大幅度降息，全球资本市场波动随之加剧，这给“中投”公司的海外投资增加了难度。第二，“中投”公司必须承担巨大的资金压力。“中投”公司的资本金来自财政部发行的1.55万亿元特别国债，“中投”公司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债务成本。如果“中投”公司不能产生足够的收益来抵补财政部所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年利率约4.5％)，财政部将面临财务亏损。最后，主权财富基金敏感的政府背景很容易被视为带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动机，“中投”公司更是备受西方挑剔。一方面因为其他设立主权基金的国家大都是小国，外汇储备规模远低于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有限。另一方面，“中投”管理层的行政化使外国理所当然会相信“中投”的投资是有战略目的的政府行为。

最近，由《北京青年报》、《英才》杂志社、新浪网联合主办，经专家评委评议与网友推选，评选出了“十位最聚人气企业家”和“十位最具价值经理人”。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这些企业精英大多是从近年来发展速度最快的金融、IT、家电、医药、房地产、汽车等产业中选出的。尽管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信任方面比别人多走了几步，在取得别人的信任后导致比别人有更多的财富。

信任是资本，也是一种财富。公司治理效率提高的关键是信任关系的构建。如何既能赋予经理人足够的自主权，又能让经理人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呢？相关利益者之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在剖析东风成功的原因时，东风汽车集团总经理苗圩深有感触地说：“东风和日产合作，大家把钱拿到一起，共同经营一个企业，首先要建立起一个互相信任。”其次，职业经理人的信用，即为股东赚钱和增殖资产是职业经理人职业道德的基本体现，而不应滥用控制权，更不应“监守自盗”。华润集团总经理宁高宁说得好：“经理人的职业来自信任和委托，别人的钱财，你来看管，你来点算，这首先要有一种态度，不要把经理人与所有人搞混了，我们心里先得舒舒服服地把职业认下来。”最后是老板对经营队伍的信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用人之道，东软集团的老板就深信这一点。他指出：“当你充分信任一个人，就让这个人带领一支队伍，给他权力。”

在沃尔玛，每一个经理人都用上了镌有“我们信任我们的员工”字样的钮扣。在该公司，员工包括最基层的店员都被称为合伙人，同事之间因信任而进入志同道合的合作境界。最好的主意来自这些合伙人，而把每个创意推向成功的，也是这些受到信任的合伙人。这正是沃尔玛从一家小公司一举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零售连锁集团的秘诀之一。在软件大国爱尔兰，各软件公司都变控制管理为信任管理，公司对员工更多地提供价值观的满足而非单纯的薪酬满足。这两个例子都启示我们，要搞好现代企业，必须注重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要把信任作为企业最好的投资。信任是未来管理文化的核心，代表了先进企业的发展方向。

著名的松下集团从来不对员工保守商业秘密，他们招收新员工的第一天，就对员工进行毫无保留的技术培训。有人担心，这样可能会泄露商业秘密。松下幸之助却说，如果为了保守商业秘密而对员工进行技术封锁，导致员工在生产过程中不得要领，必然带来更多的残次品，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这样的负面影响比泄露商业秘密带来的损失更大。而对于以脑力劳动为主要方式的企业如软件业，其生产根本无法像物质生产那样被控制起来，信任也是惟一的选择。相反，如果对员工不信任，就会成为管理中最大的成本。

信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与心理现象。信任是合作的开始，也是企业管理的基石。一个不能相互信任的团队，是一支没有凝聚力的团队，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团队。信任，对于一个团队，具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信任能使人处于互相包容、互相帮助的人际氛围中，易于形成团队精神以及积极热情的情感。信任能使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对他人的价值和他人对自己的意义，满足个人的精神需求。信任能有效地提高合作水平及和谐程度，促进工作的顺利开展。尽管信任对于一个团队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但实际上很多企业都处于一种内部的信任危机当中。比如，没有凝聚力、上司在下属面前没有威信、人心不稳、工作没有积极性等，企业尤如处于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

年前，著名管理学教授费尔南多·巴托洛梅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没有人完全信任老板，怎么办？》，文章发表于年月号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巴托洛梅教授在文章中指出：⒈对经理人而言，尽早抓住问题是重要的，而找出会使你头疼的问题的最好方式，是让你的下属告诉你。这取决于坦率与信任，但这两点都有严格的内在的局限性。在需要坦率和信任的时候，大部分人倾向于选择沉默，自我保护，而权力斗争也妨碍了坦诚。⒉经理人必须认真培育信任，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增进下属的信任感。同时要注意对信任培育而言极其关键的六个方面：沟通、支持、尊重、公平、可预期性及胜任工作的能力。⒊经理人还必须注意麻烦要出现时所显露出的蛛丝马迹，比如信息量减少、士气低落、模棱两可的信息、非语言的信号以及外部信号等。必须建立一个以适当地使用、传播及创造信息为基础的交流网。今天再读这篇文章，比照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你丝毫感觉不到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旧文了。似乎巴托洛梅教授正是为中国目前的企业所写。

在各新兴商业银行蓬勃发展、市场竞争不断升级、市场集中度不断下降的市场环境下,客户需求重新组合,行业竞争更趋激烈,银行服务的买方市场己经形成。与此同时,受来自证券、保险和基金的挑战,再加上外资银行所带来的冲击,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商业银行必须在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营销理念指导下参与市场竞争,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顾客,获得竞争优势。建设与发展商业银行的现代零售业务，对推进国内商业银行管理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强化社会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快发展银行现代零售业务的重要性

（一）加快发展银行零售业务是客户需求多样化的客观需要

虽然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但我国经济却在世界各国经济中一枝独秀，居民收入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稳步增加，个人金融消费现象愈加明显。随着居民金融知识的增长，他们的个人金融消费需求日趋多样化，特别是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的营利性、便利性以及敏感度也越来越高。如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70%的居民认为目前银行开设的服务项目还不够用,希望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项目,特别是在银行零售业务方面。因此,银行应采取适当的营销策略，向顾客提供真正需要的金融服务，创造出一批稳定的客户群。

（二）加快发展银行零售业务是利率市场化博弈的结果

利率市场化的结果使得企业和银行间的博弈越来越尖锐,许多优质大企业给银行的利率下浮，下浮到银行不能接受,如此一来企业就发股票,银行盈利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利率市场化对银行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增加了银行的利率风险,减少了银行传统业务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银行开展零售业务的低资本消耗型业务创造了条件。通过发展零售业务,银行可以为高端客户设计不同利率组合的投资理财产品包，在规避利率风险的同时,为客户获取高收入，为银行带来相应的高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