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范文10篇

看了吴京堂同志的《财产权何以如此重要？》一文，本人认为其关于对个人财产权的认识有可取之处，但似乎也有些偏颇、不够全面深刻，有个别的说法似乎也可以在商榷。本文就是读该文的思考的一部分。

一、财产权的本质

在吴京堂同志的文章中，并没有讲到财产权的本质。本人认为，没有对财产权本质的认识，就谈不到财产权的产生，就更谈不到财产权的重要性。财产权之所以重要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财产权顾名思义就是人对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的需要的物的权力，这种权力表面上是人对物的关系，但在深入一个层次上，却是人与人的关系。权力是人与人关系中的当事一方对另一方采取某一行为的认可，财产权就是人与人关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占有、支配、使用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物的认可。由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是利益（参见本人的《利益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新认识》一文），对一方占有、支配、使用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物的认可就是他的利益的认可，因此，财产权就是一方对另一方利益的认可，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它的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利益是人的行为产生的原因。这里的利益是人的利益，但并不特指个人利益，因为利益还包括不同范围的共同利益，如我国农村的生产小组（过去叫生产队）、自然村（过去叫生产大队）、乡镇、县、地区等，城市的社区、街道、区、市，再大一些的如省，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最大的范围是国家，这些不同范围分别存在相对应的共同利益。有的人的行为较多地取决于个人利益，有的人的行为较多地取决于共同利益或他人的利益（为他人利益采取行动实际上是共同利益的要求），共同利益本身又是个人利益的组成部分，是多个利益主体的利益的共同要求，这个共同要求使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另一层次上结成了一个利益主体。因此，人的利益包括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都是产生人的行为的原因。当然，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又是有矛盾（它主要是由个人利益的多重性和这些多重利益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有时共同利益成为了利益的主要方面，有时个人利益又成为了利益的主要方面，在和平时期，各种利益矛盾不尖锐，很多人在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中，更容易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共同利益（先是二者兼顾、兼顾不成就先个人利益后共同利益），当前中国的关于改革的争论，其实质就是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矛盾的反映，是反映劳动大众的利益或是反映别的什么阶层的利益的问题，无论承认与否，都不能例外。因此，个人利益要保护，共同利益也要保护，不能保护一个而损害另一个。

回到财产权上来，财产权既然是人的利益的表现，人的利益有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分，那么，财产权也应有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之分；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都要保护，那么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也都要保护，而不能强调一个而忽视或否认另一个，侵犯个人财产是犯罪（这个财产必须是非剥削所得，至少是合法所得，当前在我国还允许剥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允许剥削存在的），侵犯共有财产也是犯罪。本人认为，在这一点上，吴京堂同志的文章是有不足的。

二、财产权的保护

新修订的宪法第13条增加了对合法的私有财产保护的条款，但这一条款不会自动落实到8亿农民的身上。8亿农民的重要的合法私有财产—“土地私有财产权”还是残缺模糊的，农民的土地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的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关键，也是影响整个中国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必须妥善解决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

一、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模糊残缺的私有产权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就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是指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其他组织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对国家所有的或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草原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纵观现行土地使用权制度，可以按使用目的的不同划分为以下几类: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耕地、林地、草原的使用权，承包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U1。所以，作为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的土地使用权主要包括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承包经营权是指农民对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03年月1日生效配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力。该法案第一次从法律上界定了农民在长达30-70年的承包期内，拥有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收益处置权和使用权的转让权或流转权等。依照该法，农民实质上已经拥有了对承包土地的私有财产权。

宅基地使用权是使用权人占有、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在该土地上建造住房及其他附着物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实际上也是一种私有财产权。宅基地使用权人享有对宅基地的占有与使用权、出租权、实施附属行为权、取得地上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的征用补偿权，同时也实际上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权、抵押权。因为虽然法律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单独转让、抵押，但是并没有禁止或限制随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所有权的转移而产生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抵押等。申请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需要特殊身份，但是依合法方式转让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受让人的身份条件。通过买卖、交换、赠与、继承等方式转让宅基地上的房屋或其他建筑物的所有权，也将不可分割地一并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一种清楚完整的私有财产权，体现了农民是土地的真正主人的立法意图。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私有财产权却是模糊残缺的，农民对土地私有财产没有取得真正的处分权。

首先，基础权利的模糊。土地使用权的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权利，土地所有权是非常模糊的。首先，权属不具体。现行的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是在196?年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上确定的。“三级”即“乡(镇)、村、组”。从法律上看界线十分清楚。但具体到每一块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所有权归属则比较模糊，具体属于哪个集体所有，是乡(镇)是村还是组?不明确。同时乡(镇)、村、组是行政单元，并不都是经济学概念上的“经济集体”，也不是法律概念上的“经济法人”。其次，主体不明确。目前无论是乡(镇)、是村、还是组，对土地所有权的产权均无具体的土地产权证书予以界定和确认，无产权证就无土地产权的法律依据，这样在一个乡(镇)范围内，其土地所有权可以说成是乡(镇)所有，也可以是村、组所有，法律界定不清晰，随意性大。第三，权能不清楚。在赋予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具体的权能之后，集体所有权的权能有哪些?由谁实现?怎样实现?都是一片空白。第四，农民作为土地的真正所有者。他们作为具体个体的所有者权利如何得到保证?怎样实现农民对乡(镇)、村、组等集体“所有代表”的监督?这些也缺乏制度规定。最后，集体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关系也不清楚。表面看来集体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可以并行不悖，实则关系并不清楚。一是因为集体所有权的模糊，二是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也没有相关的处理依据。

论文摘要：本文在介绍财产权分割的相关理论之后主张，广义上被归类为财产权的诸多权利形态——所谓他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都可以被看作是对标准的财产权——所有权的偏离和分割，被看作是为了取得和扩大财产权而采取的不同的法律结构。财产权的不同形态是对权利主体人数、客体形态和时间等因素不同安排的结果。

关键词：财产权财产权分割财产权范型

一、公地的悲剧和财产权分割理论

欧洲和美国法学院的学生，大多是通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G·哈丁教授那篇著名的文章——《公地的悲剧》[1]（P.1243-1248），开始接触财产法的。

所谓公地的悲剧，指的是这样的情形：在一个村庄，有一个公共牧场，村里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自由放牧，免费使用，由于土地的数量以及牧草生长的速度存在限制，每个牧场每年有个最合适的放牧数量。当超过这个数量的牛羊进入牧场，牧草就会边的稀疏，草场受到破坏，如果这个牧场属于某一个牧民拥有，多放牧得不偿失，他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可是，当这个牧场属于所有的村民所有，从每个牧民的角度来看，多放牧牛羊的好处属于他自己，而草场因稀疏而带来的坏处是由每一个村民平均分摊的，个人得益大于个人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每个牧民可能都会多放牧牛羊，最后，过度放牧就把这个公共牧场毁掉了。哈丁教授的这篇文章阐明，在公有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所有人争先恐后追求的结果最终是整体的崩溃。公地的自由使用权给所有人带来的只有毁灭。

很早以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参与分享人员最多的公共物品，获得的关心最少”。资源被过度开采和利用的首要原因在于大家对资源都有使用权，而个人对资源的损耗枯竭不必承担成本。“公地的悲剧”，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引言

对于宪法体系中的相关规定，除了要考虑自身规定的内容，还要考虑规定在宪法第一章中涉及到的相关规定。例如我们通过分析宪法上对于分配制度的相关规定，可以知道个体投入劳动或者投入金钱获取的权力属于宪法财产权，又如通过分析土地的相关规定和宪法关于土地的相关规定，可以知道土地使用权也属于宪法财产权等，除此之外，针对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进行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

二、关于宪法财产权保护范围的研究现状

在我国的宪法中，私有财产权共出现三次: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私有财产权受到国家保护以及对于私有财产权的征用和征收。针对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开展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促进宪法第13条也就是关于私有财产权规定的建构。此外，研究宪法财产权对于司法实践也有很大帮助，例如根据民诉和刑诉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对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进行审查，也能够受理涉及到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民事诉讼等，因此，一项权利是否属于财产权，也决定了当事人能否寻求司法救济。实际上，我国法律界关于宪法财产权保护范围的研究少之又少，很多专家学者都可能认为，当部门法和宪法中出现了同一个概念的时候，这个概念在法律上和宪法上属于同义的，专家学者不需要再对这些概念进行探讨和研究。并且现行的宪法学教材中，也普遍的采用了运用法律概念来解释宪法概念的做法，这实际上是默认了上述理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一个概念同时出现在部门法和宪法中时，在不同的法规中是否同义?在私法理论中，财产权只是一个学理概念，被应用于权力分类中，针对司法理论中的财产权的讨论方兴未艾，并且没有达成明确统一的意见;对于实证法，目前也仅有一部《物权法》是关于财产的立法，即使经过不断研究和探讨，最终立法和学理关于司法财产权的概念达成了统一意见，但是也不能与宪法上的财产权概念划等号。这是因为:宪法解释应该参照部门法的规定，在宪法体制下，全国人大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也就是说立法者对于宪法有监督其实施和解释的权限，因此在法律中体现出的对宪法的理解，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其次，在宪法解释中，应该尽量维持宪法和法律之间的统一性。但是立法者对宪法的理解，也是应该有所保留的，因为宪法是我国的最高法，法律不能违背宪法，而就宪法和民法规定的权力来说，由于义务主体之间的差异，导致宪法对于基本权力条款的解释只能有限参考民事概念而不能完全依赖民事概念。

三、私法权力作为宪法财产权

私法权力中，现行宪法对继承权和所有权进行了规范。(1)所有权，所有权是一种私法权力，属于宪法第13条的保护范围，不论是五四宪法、还是八二宪法等，都明确保护所有权，还对保护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进行了区分。五四宪法保护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生活资料所有权;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明确规定保护生活资料所有权;而八二宪法的情况非常复杂。2004年前的八二宪法尚未进行修改，其中第13条的规定对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保护，并没有像五四宪法那样措辞明确，但是从第11条来看，对于个体经济的规定则体现出能够保护个体经济生产资料所有权。随着近年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2004年对八二宪法第13条做出了修改，将生产资料所有权纳入了保护范围，自此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有权都受到宪法保护;(2)继承权，宪法第13条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还规定了公民的继承权和私有财产权受到国家保护，观察第13条的两项规定，似乎继承权和私有财产权是两项并行的规定，但实际上我们仍然认为继承权属于私有财产权，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宪法对基本权力条文往往分两步规定，并且首先规定公民能够享有的权力，再规定公民所有权利不受侵犯和国家保护这种权力，综合各种因素，我们可以认为宪法上规定继承权是属于私有财产权的。并且在2004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中，对于继承权的规定条文为“财产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中，并且未做多余的说明，说明了立法者了解并且遵循了继承权属于财产权的观点。现行宪法的第13条两款关于继承权和财产权的规定，容易让公民人民继承权是不受保护的，实际上第二款规定了对继承权的保护，虽然表述不算严禁，但是实践效果证明了这种规定能够避免认识混乱的问题，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3)其他保护经济利益的私法权力，宪法保护财产权的内涵在于保护个人自由和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公民的生存与自由，前提是具备必需的物质基础，在生活领域，如果个人财产不受到保护，那么个人的生存就会出现问题，最基本的权力都无法保障，何谈人的尊严和精神的独立?在经济活动领域，如果不保护个人资产，那么创业几乎没有可能性也缺乏意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财产权能够确保公民的经济独立，能够让公民有选择交友的权力;在人与物的关系中，财产权能够实现公民对财产的控制，让财产能够服务于自己的意志，例如公民使用私家车能够扩展自己的人身自由范围等。总的来说，在2004年我国修订宪法之后，原有的继承权和生活资料所有权之外，包括继承权、所有权、私法权力等保护经济利益的权力都被纳入到宪法第13条的规定中，不论是与美国的宪法还是德国的宪法相比较，我国关于财产权规定的做法都是异曲同工的。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作为权利对象的知识，以及与知识相关的构思与表现、知识与载体、信息与知识等概念，提出知识是“人类对认识的描述”，是人造的形式，作为知识产权对象的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认为知识产权不是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是基于特定的知识而产生的权利。最后，简要分析了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及其特点。

关键词：知识、形式、无形、无体、信息、知识产权

笔者1996年在《知识产权研究》上发表的《简论知识产权》一文，对中国长期流行的知识产权概念提出了不同见解，并指出中国研究者对有关知识产权概念等最简单、最初始、最基本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探索兴趣（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人们发现，现有知识产权理论的基础是脆弱的，远非颠扑不破，大有商榷余地。它虽不时髦，但作为本学科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显示了诱人的哲学意蕴。知识产权理论的任何研究都要从此出发，都受到它的制约和观照。这触发了人们对它的长期思考，并有成果相继问世。有代表性的见解可归纳为三种：1．流传百年的无形财产权说；2无体财产权（或称非物质财产权）说；3．形式（知识）财产权说。其中，一些坚持传统见解的研究者，也有了新的视角，新的认识。它再次提醒我们，没有什么理论是不可以质疑的。科学的内在动力是对理论的改造。而“理论之构建、批评及防卫乃是法学的主要工作”。（K.LarenZ：《法学方法论》，陈爱蛾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第367页。）否定之否定，是任何事物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它为修正和改造知识产权的概念提供了条件。基于此，本文作为1996年文章的发展，比较近年未出现的几种观点，对与知识产权概念相关的若干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

一、知识产权的称谓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对该领域有关术语的汉语翻译一向有争议。比如，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是称作者权、作品权、著作权还是版权，就有不同的看法。虽然中国立法选择“著作权”称谓己近一个世纪，但是仍然有不少专家坚持要求改称为“版权”。关于汉语。“知识产权”一语的用法同样如此。有专家提出。“知识产权“一语产生于18世纪的法国（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3页。）。另有专家经过考证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知识产权的，是瑞士人杜尔奈森（JohannRudolfThumeisen）。他在1738年巴塞尔城提出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就探讨了知识产权，称之为“智力创造的财产”。对于将英文的“intellectualproperty”译成知识产权，不少认真的中国专家认为这种译法并不确切。认为”intellectual”是”智慧”或“智力”之意，“knowledge”才是知识。因此主张译成“智慧财产”更为贴切（郭寿康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2—3页。）。仅就英文术语的翻译而言，这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汉语“智慧财产”的含义和“intellectualproperty”所实际概括的内涵和外延却有重要的区别。汉语的智慧和智力乃同义语，是指“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妒（《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3209页。）。联系各国内国法的规定和国际间诸如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规约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条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规定，无论是文学艺术作品，还是技术发明，或者是工商业标记，都不是“intellectual”，即前面所说的“……能力”，而是指各种“知评”。事实上，该法律制度设计的初衷，所涉及的对象也并非智慧、智力、才智或是理智，恰恰是与汉语“知识”一词相对应的“knowledge”。依“……能力”不能产生这里的权利。反观汉语“知识”一词，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未的经验。从本质上说，知识属于认识的范畴”（《辞海》，第1733页。）。所以，用“知识”一词概括知识产权的对象，是一种更为恰当的选择。由此，我们是否应当提出一个疑问，英文当初选择用语时使用“intellectual”本就不恰当，不如用“knowledge”合适。比如罗素的名著《人类的知识》，用的就是“knowledge”，该书所研究的内容也是指人类的知识，而不是指人类的智慧。

二、作为知识产权对象的“知识”的本体和现实形态

法谚云，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按照通常的理解，法律的规范对象一般是行为，而不是思想。对思想的约束是道德、伦理、宗教等社会规范的范畴。本文以思想可否作为专有权利的客体为核心展开论述，这些专有权利包括普通财产权、版权、专利权、相对权等。所谓“普通财产权”，是相对于版权、专利权等无形财产权而言的类似于所有权的财产权。版权、专利权等无形财产权与“普通财产权”在权利的产生、权利的要件、权利的内容、权利的限制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例如，“普通财产权”的核心内容是“使用”，而版权的核心内容是“传播”；又如，相对于“普通财产权”，版权、专利权等无形财产权所受的限制更多。最高尚的人类创造——知识、真理、观念和思想——在自愿传达给他人之后，就像空气一样为公众自由使用。版权法遵循这一原则，坚持思想表达两分法，将思想排除在保护的范围之外。版权是一种绝对权、对世权、垄断权，具有强大的效力。另外，版权保护的对象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版权法将思想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考虑了版权的特殊属性和公共利益的维护。然而，除版权法之外的其他法律部门是否应对思想赋予一定程度的保护？在思想上建构不同于版权的普通财产权可行吗？在思想上确立不同于绝对权的相对权可以吗？

众所周知，思想一般而言，思想指的是思维活动的结果。此所谓“思想”，是“思想表达两分法”意义下的“思想”。按照《美国1976年版权法》第102条的经典表述，所谓“思想”，指的是思想、程序、工序、系统、操作方法、概念、原则或发现。

尤其是伟大思想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思想又同公共利益密切联系。思想是人类文化发展与进步的源泉，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动力。思想的公共利益性导致思想的法律保护受到不少质疑。然而，如果不把思想放在整个人类社会这样一个大环境中，不是把思想的保护都定位为对思想赋予绝对权和对世权；而是在思想提供者和思想接受者这样一个相对的关系中，从各种法律渊源出发探求思想的保护模式，答案将有所不同。

（一）思想的价值性是思想应受保护的重要基础

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只有有价值和稀缺的东西才可能成为商品，才有必要由法律介入。阳光和空气虽然具有价值，但不具有稀缺性，所以没有成为财产权的客体，对阳光和空气的利用也没有受到法律规制。思想具备了价值性和稀缺性这两方面的特征。首先，思想是有价值的。一些未被开发的思想，也具有独立于未来表达的价值。思想提供者曾被判决获得3000万美元的赔偿，WrenchLLCv.TacoBell.290F.Supp.2d821(W.D.Mich.2003).这是思想具备价值性最为直接的证据。另外，思想也具有稀缺性。正是因为思想具有价值性和稀缺性，要促进思想的产出，有必要对思想赋予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

（二）思想的法律保护有一定的现实需要

财产及财产权观念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信条之一，尤其在西方人那里已经成为一种信仰。财产权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私有权的确立，而人类建立私有权以及围绕私有权所建立的法律保证就成为西方社会基本的运作机理。西方思想史对此作出论述的人很多，格劳秀斯、洛克以及后来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皆属此列。在为何财产必须是私有的论述中，他们又可以分为格劳秀斯为代表的约定论、洛克为代表的劳动起源学说、黑格尔的工具主义论和庞德的社会学说以及波斯纳的经济说。川鉴于洛克的特殊性，本文仅就洛克关于财产的论说以及他的财产学说对西方社会的奠基性意义作出评判。

一、洛克财产权的起源

洛克对财产的论说集中于他的政治思想名著《政府论》。在该书中，他对政府的起源、性质和目的及其解体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而在该书下篇第五章，他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财产权特别是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财产不是由政府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但却是政府应当保护的自然权利，财产权的确立是政府建立的前提。财产权及其起源，实质上就是“在上帝给与人类为人类所共有的东西之中，人们如何能使其中的某些部分成为他们的财产，并且这还不必经过全体世人的明确协议”。因此，财产权的考察就必须首先从上帝赋予人类共有的东西开始。

深受基督教价值影响的洛克认为，上帝创造人类，并给予人类理性，就是为了使人类尽可能获得生活的最大便利以更好地生存和服务于上帝。“土地上所有自然生产的果实和它所养活的兽类，……，就都归人类所共有，而没有人……原来就具有排斥其余人类的私人所有权。但是人类要生存和生活，“就必须把……变为己有，即变为他的一部分，而别人不能再对它享有任何权利，才能对维持他的生命有任何好处”，在这里，洛克论述了私有权的一个必要条件，即人类只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把共有的东西变成私有的，也就是人类的生命权是私有权产生的逻辑前提。

洛克进一步论证了共有的东西如何变成私有，这其中劳动起了关键性作用。“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它的双手……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掺进了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就是说，人无可争议的排他的具有自己的人身权并且不可转让，而劳动又是人身的活动方式，因此劳动就是人身拥有者无可争议的所有物，劳动者将劳动掺进了自然物中就排斥了原先其他人享有的共同权利，劳动使得劳动者确立自己对自然物的私有权，这种权利为上帝的理性即自然法所适用。

但是，洛克认为劳动使得私有权的确立不是没有条件的，上帝给与我们的财产是有限度的，这里存在着两个条件，即“以供我们享有为度”和“还留有足够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它们都是由自然所规定好的，“财产的幅度是自然根据人类的劳动和生活所需要的范围而很好地规定的”。洛克进一步论证了私有权所确立的合理性，“劳动的财产权应该能够胜过土地的公有状态，……因为正是劳动使一切东西具有不同的价值”。由此可见，从劳动所带来的社会积累来看，私有财产的出现不仅不会减少人类的总财富，反而增加社会的财产总量。洛克认为，“一个基于他的劳动把土地划归私有，并不减少而是增加了人类的共同积累”。

财产权侵权责任在整个侵权责任法体系中历来占有重要位置，并广泛存在于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责任之中。鉴于所受侵害财产范围的开放性特征，《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范围也相对宽泛，从侵害财产权利到财产利益的损害均被其涵盖，其第2、15、19、21条等条文，共同构建了财产权侵权责任的赔偿规范体系。其中第19条又最为关键，直接影响财产权侵权中的财产损失计算，是整个财产权侵权责任制度的落脚点。但遗憾的是，《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过于简单，仅作了一般概括性规范，导致该条文在立法之中争议颇大，即便是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和实施后，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亦对该条文多有批评。同时，随着民事单行法的颁行，我国民法学研究已逐步从立法论走向解释论，一方面立法过程本身更应运用解释学探究其内涵逻辑和操作的妥适，使出台的法律条文不至于存有过多明显的遗漏；另一方面，借助法律解释学来梳理已有文本，补充和充实已有法条，进而影响新法。针对《侵权责任法》第19条，我们应坚持解释论，自财产权侵权赔偿的原则出发，借以厘清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和纯经济损失的理论争议，明晰以全面赔偿原则(填补损害原则)为最高宗旨的赔偿原则体系；以《侵权责任法》第2条为基点，界定财产权侵权责任的范围和类型，最终构建财产权侵权责任损失计算的理论框架和具体适用规则，为司法裁判提供指引。

一、财产权侵权赔偿原则的确定：以利益平衡为中心

(一)全面赔偿原则对间接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认知

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以填补为原则，以财产损失程度为基础，实现对财产损失的全面赔偿，是侵权赔偿之基本准则。全面赔偿(填补损害)不仅包括侵害他人财产所造成的直接损害损失，而且还包括可能产生的间接损失，即除了积极损害之外还应赔偿本应获得但因侵权损害导致而没有获得的财产利益。《民法通则》第117条已对间接损失的赔偿有所规定，只要在侵权行为实施时财产的取得具有可能性，即便损失的并非现实的利益，间接损失也应成立。

由于对间接损失损失程度的判断囿于个案情况难以准确作出，因此，学术界在认定间接损失方面存在分歧。相应的，对《民法通则》第117条中提及的“受到其他重大损失的”的理解也存在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只有属于重大损失的才给以赔偿，一般损失不予赔偿，不能因为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负担。这种认识的基础在于侵权责任法不仅是权利保护的裁判法，而且也是合理划定人们行为自由界限的法律，如果对侵权人要求过重，则会影响其行为自由，有违利益平衡的基调，因此对间接损失应当采取可预见性标准予以限制。正是鉴于损失赔偿所应遵循的填补损害原则，笔者认为，立足现实国情和《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环境，对于存在明显的可判断和可预见的可得利益之减损，一般间接损失也应赔偿。

在《侵权责任法》立法的过程中，不少学者还从建议稿或国外立法例方面提出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的建议，主张将其摄入全面赔偿原则之下。各国对纯粹经济损失的界定并不一致，一般是指不依赖物的损害而发生的损失，或者是不作为权利或受到保护的利益侵害结果存在的损失。笔者认为，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有一定限制标准的赔偿具有合理性，而对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限定条件和标准则由加害人的主观故意以及可得利益的预见性加以综合考量确定。为防止无限扩大赔偿范围而应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加以限定，即赔偿范围不得超过加害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应当预见的损失范围，《欧洲侵权法基本原则》第2：102(4)条即有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限定的明示。可见，无论是对《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则的理解还是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具体裁判的认知，给予纯经济损失全面赔偿，应该成为民事领域利益平衡的底线指导原则。

财产权侵权责任在整个侵权责任法体系中历来占有重要位置，并广泛存在于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责任之中。鉴于所受侵害财产范围的开放性特征，《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范围也相对宽泛，从侵害财产权利到财产利益的损害均被其涵盖，其第2、15、19、21条等条文，共同构建了财产权侵权责任的赔偿规范体系。其中第19条又最为关键，直接影响财产权侵权中的财产损失计算，是整个财产权侵权责任制度的落脚点。但遗憾的是，《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过于简单，仅作了一般概括性规范，导致该条文在立法之中争议颇大，即便是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和实施后，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亦对该条文多有批评。同时，随着民事单行法的颁行，我国民法学研究已逐步从立法论走向解释论，一方面立法过程本身更应运用解释学探究其内涵逻辑和操作的妥适，使出台的法律条文不至于存有过多明显的遗漏；另一方面，借助法律解释学来梳理已有文本，补充和充实已有法条，进而影响新法。[1]针对《侵权责任法》第19条，我们应坚持解释论，自财产权侵权赔偿的原则出发，借以厘清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和纯经济损失的理论争议，明晰以全面赔偿原则(填补损害原则)为最高宗旨的赔偿原则体系；以《侵权责任法》第2条为基点，界定财产权侵权责任的范围和类型，最终构建财产权侵权责任损失计算的理论框架和具体适用规则，为司法裁判提供指引。

一、财产权侵权赔偿原则的确定：以利益平衡为中心

(一)全面赔偿原则对间接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认知

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以填补为原则，以财产损失程度为基础，实现对财产损失的全面赔偿，是侵权赔偿之基本准则。[2]全面赔偿(填补损害)不仅包括侵害他人财产所造成的直接损害损失，而且还包括可能产生的间接损失，即除了积极损害之外还应赔偿本应获得但因侵权损害导致而没有获得的财产利益。《民法通则》第117条已对间接损失的赔偿有所规定，只要在侵权行为实施时财产的取得具有可能性，即便损失的并非现实的利益，间接损失也应成立。

由于对间接损失损失程度的判断囿于个案情况难以准确作出，因此，学术界在认定间接损失方面存在分歧。相应的，对《民法通则》第117条中提及的“受到其他重大损失的”的理解也存在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只有属于重大损失的才给以赔偿，一般损失不予赔偿，不能因为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负担。[3]这种认识的基础在于侵权责任法不仅是权利保护的裁判法，而且也是合理划定人们行为自由界限的法律，如果对侵权人要求过重，则会影响其行为自由，有违利益平衡的基调，因此对间接损失应当采取可预见性标准予以限制。正是鉴于损失赔偿所应遵循的填补损害原则，笔者认为，立足现实国情和《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环境，对于存在明显的可判断和可预见的可得利益之减损，一般间接损失也应赔偿。

在《侵权责任法》立法的过程中，不少学者还从建议稿或国外立法例方面提出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的建议，主张将其摄入全面赔偿原则之下。[4]各国对纯粹经济损失的界定并不一致，一般是指不依赖物的损害而发生的损失，或者是不作为权利或受到保护的利益侵害结果存在的损失。[5]笔者认为，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有一定限制标准的赔偿具有合理性，而对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限定条件和标准则由加害人的主观故意以及可得利益的预见性加以综合考量确定。为防止无限扩大赔偿范围而应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加以限定，即赔偿范围不得超过加害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应当预见的损失范围，《欧洲侵权法基本原则》第2：102(4)条即有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限定的明示。[6]可见，无论是对《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则的理解还是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具体裁判的认知，给予纯经济损失全面赔偿，应该成为民事领域利益平衡的底线指导原则。

摘要:在阐述国外宪法有关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基拙上，指出我国宪法因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过分强烈，私有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及人权属性等没有得到彰显，存在着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不足。通过比较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路:我国宪法应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并将其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明确确立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原则。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宪法国外宪法宪法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改过去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的结构形式，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财产关系也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如何从宪法的高度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完善私人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必然引发我们对完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有关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始于《共同纲领》，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真正确立是1954年宪法。五四宪法从第8条到第14条比较集中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及其限制作了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经济也逐步得到恢复。在此背景下，五届全国人大制定了八二宪法。我国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1988年通过的《宪法》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通过的《宪法》第7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由此可以看出，现行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不再局限或偏重于对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等生活资料的产权维护，而是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置于同等位置。另一个可见的变化为，现行宪法对财产的维护，不再像以往仅驻足于所有权，通过宣布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实际上实现了以内涵更丰富的“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从而扩大了宪法所保护的财产的范围。从文本上分析，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沿袭以往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不断强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将公民的私有财产纳人宪法的保护范围川。

私有财产权具有重要的人权价值，在人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宪法的私有财产权规定也是其他具体财产权的基本依据。本文认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首先要通过宪政来实现，我国虽已进行了4次宪法修正，并不断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与西方国家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相比，仍存在诸多不足。

一、国外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